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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碩博論文范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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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碩博論文范文2
一、研究樣本的確定
為呈現我國會計理論研究30年之全貌，我們收集了《會計研究》從1980~2009年共266期上所刊載的4225個信息點，并將其作為研究的原始信息庫①為保證研究樣本的相關性和代表性，我們依據以下四個原則對上述原始信息點進行篩選。
(一)剔除毫無關聯信息原則
由于信息公告、簡訊、新年獻詞、社論、書評以及編譯文稿等信息點與我國會計理論研究是毫無關聯的，故應將其刪除。由于會議紀要、會議綜述、讀者來信、論文摘編、人物介紹、會計詩歌以及回憶錄等信息點與我國會計理論研究關聯度不大，故應將其刪除。
(三)剔除代表性不強信息原則
鑒于對領導講話的非學術性，以及不足兩個版面的短論對專業問題論述的全面性和深入性等方面考慮，僅從會計理論研究的學術視角上看，它們的代表性不強，故應將這兩個方面的信息點刪除。
(四）剔除統計項目殘缺信息原則
由于一些論文未標明本研究所需的信息，致使我們的分類項目研究無法進行，故應將涉及所有統計項目有殘缺的信息點刪除。
經過上述篩選，共剔除不符合要求的信息點1438個，最終得到與我國會計理論研究高度相關的論文2787篇。
二、樣本總體的分析
為從宏觀上把握30年來我國會計理論研究的總體情況，分別從樣本總體各年數量分布情況和各分類項目結構情況等兩個方面，對《會計研究》的刊文進行總體性研究。
(一)各年數量分布的分析研究期間樣本總體各年數量分布情況詳見表1。
由表1可清楚看出，根據各年刊文數量的多少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80~1985年該階段年刊文數量均值為40篇;第二個階段是1986~1994年該階段年刊文數量均值為60篇;第三個階段是1995~2009年，該階段年刊文數量均值為134篇。
各年刊文數量為什么會如此分布呢？兩次改版是其主要原因。首次改版是1982年即《會計研究〉從1982年開始由季刊改為雙月刊。這次改版導致了第二階段刊文絕對數量均值的明顯上升。但我們同時也注意到，在1982~1985年間各年的刊文均值數量(為40篇）并沒有比改版前各年刊文均值(約為40篇)有明顯增加。1982~1985年《會計研究》改版后，信息點絕對數量增加不少，但其中增加的信息點很多又因未標明作者單位而被剔除，因此，1982~1985年間的刊文均值數量并沒有比改版前有明顯增加。但隨著刊文信息的逐漸完備，從1986年開始無作者單位信息的刊文明顯減少;第二次改版是1995年，即從1995年開始至今《會計研究》改為月刊，此次改版是出現上述第三階段特征的直接原因。
(二)分類項目總體的分析
為詳細研究期間樣本的特征，本文按研究領域、單位性質、聯合署名以及研究方法等四個不同標志分別對研究樣本進行分類，各分類項目的結構分布情況詳見表2@。
表2 研究期間研究項目總體分布情況表
由表2可知，在研究領域項目中“會計”占的比例最大，高達49%,“審計”占的比例最低，僅為5%?！柏敼堋本拥诙唬俺晒堋迸诺谌?。其主要原因有三：（1)會計領域研究的基礎性。由于會計領域的研究是在會計理論研究結構中處于基礎性地位，即成管、財管與審計等三個領域的研究往往都依賴于或相關于會計領域的研究。（2)會計領域研究的廣泛性。（3)審計領域研究成果發表的多渠道性。審計領域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有專門的、專業性更強的發表通道一《審計研究》，因此，其在《會計研究》上刊文的比例一直處于最低位;在單位性質項目中“高研”的比例最大，達80%?！罢钡谋壤秊?4%居第二位，“實務”占的比例最低，僅為6%。此結論表明，高等院校的教育工作者是我國會計理論研究的主力軍;在聯合署名項目中“獨撰”的比例最高，達58%?！皟扇恕钡谋壤拥诙?，“其它”的比例最低，僅為12%。此結論表明，我國從事會計理論研究的主體大多還是“單獨”作戰，“聯盟”氛圍還有待培養;在研究方法項目中“實證”的比例還遠低于“規范”的比例，它表明我國會計理論研究主要還是‘規范”研究，“實證”研究的應用空間還有待拓展。
三、分類項目變化趨勢的分析
為動態反映30年來我國會計理論研究特征的變化趨勢，下面分別從研究領域、作者單位性質、聯合署名以及研究方法等四個方面對《會計研究》30年來的刊文進行分類研究。
(一)研究領域變化的分析
為揭示我國會計理論研究在不同時期研究重心的變化，依據前述標準將其分為會計、財管、審計和成管等四個研究領域。為使不同年份不同領域刊文數據之間具有可比性，我們采用了項目比例辦法對絕對數據進行了轉化③研究期間各研究領域的刊文分布情況詳見表3。
由表3可清晰看出，研究期間“會計”和“成管”領域的研究總體呈逐漸下滑趨勢。而“財管”和“審if’領域的研究總體則呈逐漸上升趨勢。研究環境的變化是研究領域出現上述變化趨勢的主要原因。1990年以前，我國會計理論研究主要是要解決會計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論問題，以及如何有效控制并降低成本等問題。因此，在此期間，研究重點主要集中在“會計”和“成管”兩個領域，而“財管”和“審if’的研究則相對薄弱。但在1990年之后，隨著滬深交易所的掛牌成立，有關上市公司的各種商業數據庫的不斷推出，使得研究數據的獲得變得更為方便。20世紀90年代我國注冊會計師考試以及執業逐步制度化。這些基礎環境的深刻變化是導致從20世紀90年代起我國“財管”和“審計”研究呈上升趨勢的主要原因。
(二)單位性質變化的分析
為全面了解并摸清從事我國會計理論研究的主體情況，我們按作者單位性質將研究樣本分為高研、政府和實務三個類別。研究期間作者單位性質分布情況詳見表4。
由表4可清楚看出，研究期間“高研”部門的研究者在整個會計理論研究者中所占的比例呈逐漸上升趨勢，而“政府”和“實務”兩部門研究者的比例均呈不斷下降趨勢。此結論表明，“高研”中從事會計理論研究的隊伍不斷擴大，而‘政府”和“實務”兩部門則相反。在“高研”部門，其人員的主要任務是專業教學和理論研究。另外，職稱晉升也與其專業領域的研究成果，尤其是高水平的專業研究成果緊密掛鉤。而‘政府”和“實務”部門工作者的理論研究成果對其自身來說，并非是“非有不可”，主要是“錦上添花”。因此，工作性質和考評機制是出現上述趨勢的主要原因。
(三)署名情況變化的分析
隨著外部研究環境的變化，尤其是研究手段的“實證”化，往往就會使每位在知識結構方面難免存有一定局限性的研究單體，在從事大型綜合性研究方面顯得力不從心?。對于這種大型綜合性研究通常需要由研究團隊的合作來完成。為全面分析我國會計理論研究主體的合作情況，按照作者署名情況將研究樣本分為獨撰、兩人和其它三大類別。研究樣本的聯合署名情況分布詳見表5。
由表5可清楚看出，研究期間“獨撰”的比例呈逐漸下降趨勢，而“兩人“和”其它”兩類的比例則均呈逐漸上升趨勢。此結論表明，我國會計理論研究的“團隊”越來越多，“合作氛圍”也越來越好。不過，目前的合作大都還只限于師徒間的合作，尤其是在校學生(碩士、博士)和導師的合作，合作的范圍對象還比較狹窄。近些年來碩博招生規模的擴大、研究資助項目的增多以及博士生或碩士生參與導師研究項目的廣泛性，可能是合作成果比例逐漸增長的主要原因。另外，隨著經濟發展和報告表述的日益數字化，定量研究的基礎環境逐漸完善，而進行大量數據統計和處理的專業研究在客觀上就需要有多人合作才能有效完成，這也是導致近年來合作成果比例逐漸增長的又一重要原因。
(四)研究方法變化的分析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充分說明利“器”在善“事”過程中的重要性。由于其它學科理論、方法和研究成果在會計理論研究中不斷借鑒并被廣泛運用，使得會計理論的研究方法也在不斷變化，這一趨勢在國外尤為明顯。我國會計理論研究工作者是否做到與時俱進了呢？為全面了解我國會計理論研究方法的變化趨勢，根據研究方法的差異將樣本分為實證和規范兩大類。使用不同研究方法的研究樣本分布情況詳見表6。
由表6可清晰看出，研究期間“規范”的比例呈逐漸下降趨勢，而“實證”的比例則呈逐漸上升趨勢。此結論表明，我國會計理論研究者的研究方法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實證研究方法正在日益得到重視。研究方法發生如此深刻變化既有客觀原因，也有主觀原因，但主要還是客觀原因。客觀原因主要有二：（1)定量研究的基礎環境逐漸完善。如我國資本市場的建立并逐漸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日益全面和規范，以及各種商業數據庫開發和運作的迅速展開等。（2)實證研究的人才隊伍日益壯大。近些年來，隨著國內外學術交流的日益頻繁，國外研究方法對國內學者(尤其是中青年學者)影響的不斷擴大。另外，歸國留學人員也是從事實證研究的一支重要主力軍;主觀原因是，研究者正逐漸感悟到單純規范研究的困惑和乏力，并認識到“數據”說話的確鑿和有力，這些也直接促使了他們在研究方法選擇上的變化。
四、《會計研究》和AccountingReview刊文的比較與分析
為揭示國內外在會計理論研究特征上的差異，尤其是與美國會計理論研究特征上的近期差異，我們分別選取了2005~2009年連續5年《會計研究》和AccountingReview上的刊文并進行分類比較研究。經過篩選共得到AccountingReview的有效研究樣本246篇，《會計研究》上有效研究樣本727篇⑤為使研究項目在數據上具有可比性，我們仍對其采取了項目比例的辦法進行處理。兩者在研究領域以及研究方法等四個方面的情況詳見表7。
由表7可知，兩者在研究領域的內部構成排序和構成比例高度一致。“財管”位居第一，比例占40%左右?！皶嫛蔽痪拥诙壤?1%左右?！俺晒堋蔽痪拥谌壤?5%左右?！皩徲嫛蔽痪拥谒模壤?4%左右。另外，兩者在單位性質的內部構成排序上也高度一致?！案哐小蔽痪拥谝?，“政府’位居第二，“實務”位居第三。但兩者在單位性質的內部構成比例上有些差異。美國“高研”比例高達99%,“政府和實務”部門的研究者卻寥寥無幾。而我國“高研”的比例比美國要低，但也高達92%,
“政府”部門研究者的比例卻比美國高，另外，我國還有一些“實務”部門研究者。此結論表明，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財管”領域的研究已成為近5年來會計理論研究最重要的領域，從事會計理論研究的主體仍是高等院校的工作者。
同時，由表7還可以看出，兩者在聯合署名和研究方法項目上還存有不小差異。在聯合署名方面，美國“獨撰”和兩人合作的比例均低于我國，而在“其它”項目比例上卻明顯高于我國，高出近21%。在研究方法方面兩者的差異也非常明顯，美國“實證”研究的比例高達99%,“規范”研究微乎其微。而我國研究仍以“規范”研究為主，“實證”研究為輔。出現這些差異的主要原因是我國“實證”研究的環境還不像美國那么完善。反過來，“實證”研究為輔的地位又是導致我國“其它”項目比例明顯偏低的主要原因。
五、結論與啟示
根據前述對《會計研究》刊文樣本總體分析、分類項目分析以及與AccountingReview近5年(2005~2009年)刊文分項目的比較分析，得到以下幾點結論與啟示。
(一)單位性質高度集聚，研究主體需進一步分散化
無論是對國內研究主體單位性質的總體分析(見表2)和變化趨勢分析(見表4)還是對國外研究主體單位性質的總體分析(見表7)研究結論均表明，從事會計理論研究的主體高度集聚于高校及其設立的研究機構，相比國內，美國的集聚度更高（占99%)。鑒于高校及其研究機構工作人員的主要任務是搞好教學和專業理論研究工作，比較而言，他們更擅長于邏輯性較強的純理論性研究，而對會計學科來說，它不僅是一門理論性較強的學科，而且還是一門實踐性較強的學科。為此，要全面提高會計理論對會計實踐的指導作用，進一步促進會計理論研究的繁榮發展，研究主體隊伍中不僅要有專業理論研究工作者，而且還需要有從事會計實務活動的實踐工作者，故會計理論的研究主體仍需進一步分散化。
(二）團隊合作氛圍趨好，合作范圍有待進一步擴大
國內研究主體署名情況總體分析(見表2)以及變化趨勢分析(見表5)的研究結果表明，“單獨作戰”的情況還比較嚴重(占58%)，不過從長期變化趨勢上來看，“獨撰”的比例在不斷減小，“兩人和其它”的比例在不斷增大，即團隊合作的氛圍在不斷形成。與美國在這個項目上的同期比較研究(見表7)結果表明，美國的團隊合作意識更強。另外，國內的合作團隊多為“師徒團隊”，由于師徒在知識結構，甚至思維方式等方面難免會有很大的相似性，這種天然的局限性可能會對研究成果的創新性產生不利影響。因此，合作團隊的合作對象范圍可進一步擴大至其它專業和學科領域相信在不同學科交叉融合的大背景下，“大”合作必將會帶來創新性更強的“大”成果。
會計碩博論文范文3
隨著我國高等教育的分化，關于應用型本科的教學導向及理論研究出現了較大變化，從教學計劃及培養方案看，多數應用型本科院校開始日漸偏重于提升學生的動手能力，對于學生的理論性教學日益弱化；從理論研究看，大量的應用型本科會計教學研究集中于如何改進和提升模擬實訓的教學效果，關于應用型本科會計理論教學的思考日漸勢微。在相關研究中，針對應用型本科財會人才的培養，也傾向于提高學生的動手能力，強調學生對當前信息技術發展的應用和把握能力。根據中國知網的檢索，在應用型本科院校的財會類課程設置方面，關于實踐課程設置與設計的研究分析占據了40%以上的比重。這一趨勢反映在《基礎會計》的教學安排上，導致提升學生動手能力的實訓課時和教學內容比重不斷增加。對應實訓要求，無論是授課重心還是時間安排，《基礎會計》中方法性內容的教學不斷突出，理論性內容被淡化處理。
作為各高校財會類專業必修的專業基礎課，同時也是多數財經院校非財會專業廣泛開設的必修課，《基礎會計》課程的教學效果直接影響到財會類專業的后續專業學習。從學生的知識結構及發展潛力看，如不能將《基礎會計》中深刻的理論意義傳授于學生，則極易導致學生對于會計的理解過于狹隘，偏重于學習和掌握會計核算，而無法有效體會和把握會計的監督、管理職能，從而也無法有效學習和掌握將在高年級開設的，如《內部控制》等相對綜合和理論化的課程，不利于日后職業發展空間的拓展。從教學過程看，筆者對所教授的大學三、四年級的財會專業學生進行了相應的理論知識探測，結果很不樂觀。而經過相應的問卷調查也發現，學生對于會計理論在實務中的指導作用以及個人職業發展的支持作用缺乏清醒的認識；從就業情況看，用人單位也存在著矛盾，既希望學生具有相應的實踐經驗，又希望學生具有充分的發展潛力，表現為對學生的綜合素質寄予厚望。從近幾年社會就業需求看，用人單位在以985、211等院校為代表的重點大學和應用型本科之間，存在著一定的歧視性政策，原因之一就是應用型本科院校學生專業理論的廣度和深度不足，在未來的職業發展中潛力有限，盡管其具有較好的動手能力。
就財會專業而言，《基礎會計》的學習是起點和基礎，具有啟蒙的性質，《基礎會計》的學習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對會計理論的認知和把握。由于課程結構的特殊性，對于《基礎會計》的教學安排，在一定程度上體現著院校對于會計理論的教學思考。筆者在解構《基礎會計》課程結構的基礎上，對財會專業理論性教學進行分析，以完善應用型本科院校會計課程的教學，改進應用型本科畢業生知識結構與社會人才需求之間存在的不足。
二、《基礎會計》內容結構
為直觀描述當前國內應用型本科會計理論性內容教學的情況，筆者以《基礎會計》課程為例，選取了五冊面向本科的相關教材，并就其中的內容編排進行統計，結果如表1所示。從這份簡易統計表中可以看出，當前國內關于普通本科《基礎會計》的教學內容主要包括如下三部分：
（一）理論基礎 這部分內容可以說是《基礎會計》的核心所在，同時也是對編寫人員會計理論功底的考究，既要系統、合理的安排這些會計的理論精髓，又要使初學者易于理解和接受，還要便于教學人員的課堂講授，同時篇幅又不能過分展開，難度非常之大。從構成上看，眾多教材主編人員的認知都非常統一，基本都會容納會計史、會計職能、會計目標、會計信息質量、會計假設、會計程序、會計對象、會計要素、會計等式、科目與賬戶及復式記賬等內容，差別在于各自的詳略不同。
在這些理論構成中，當前比較統一的看法是將會計職能和目標作為會計理論研究的中心點，逐漸延伸出了會計信息質量要求等后續的理論；會計對象、要素等理論則是整個會計工作實務的基礎；而通過會計史的學習，可以將會計的發展投影于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從宏觀的角度體會和把握會計與社會、經濟發展的互動，而不會在學習中僅僅將會計作為一種技能和知識學習；科目與賬戶和復式記賬兩部分應屬于理論基礎與實務的銜接部分，是會計理論知識具體化為會計實務操作的基礎，也是整個基礎會計的重點和難點，前述的其他理論內容對于學生而言可能會因其遙遠而淡漠，但這兩部分如不能掌握則整個會計的學習將無從談起，后面的實務學習更成為空中樓閣。
從學校在校期間的整體學習角度看，該部分理論構成是對會計理論知識的高度精煉，是學生日后展開相關會計課程學習的基礎，需要在會計后續相關課程、乃至實務工作中反復消化、吸收。通過對這些會計理論的反復學習，才能夠使學生認識和把握會計理論的真實內涵與架構，并將之融入日后的企業經營管理中，在具體工作中真正發揮會計的管理職能，提供真實、公允的會計信息。授課教師理應在學生接觸會計伊始，就給予高屋建瓴般的教育和引導，為其會計學習的整體規劃描繪一幅深遠的藍圖，特別是關于會計目標和會計信息質量方面的知識，是學生日后關于會計深層次內容學習的基礎，因而此部分內容的教學安排往往突出體現了研究型大學和應用型本科的差異。更有學者在教材編寫方面完全從理論角度展開思想實驗，著重于會計的監督管理職能，以俯瞰的視角把會計知識的學習融入企業經營管理，而略去會計核算的細枝末節。
（二）實務工作基礎 各教材在此部分內容方面也比較統一，基本由證賬表、業務循環核算及會計核算組織三方面構成。證賬表的內容主要涉及憑證和賬簿的相關結構和作用，對于剛剛接觸會計知識的學生而言，因為有大量的實例可供參閱，知識點相對具體，且與實務工作高度契合，所以容易接受，在會計知識方面也往往會有較明顯的收獲感。對于應用型本科學生而言，此部分內容的學習和把握可以直接幫助其較快通過“會計實習”，進入工作狀態，在學習態度上也更為投入。但從本質上而言，憑證與賬簿只是會計信息的處理手段和載體，過于強調憑證與賬簿的實務處理而不深入剖析其背后所蘊含的管理與控制意義，則會使學生對會計的學習流于表面，使會計變成一種機械的技能操作練習，限制了學生對會計的縱深思考。
報表作為會計工作的最終成果，包括報表與會計要素的關系、報表結構、報表編制與報表數據分析等內容，是整個會計核算的核心所在。因為在后續的相關課程中有更詳細的報表編制與報表分析，所以在基礎會計中強調的是報表要素與報表結構。大量的西方會計教材會以報表為會計學習的起點，先在學生的頭腦中勾勒出會計信息的結構，然后由此展開會計的細節和生成過程，再延伸出會計目標、信息質量等知識點和復式記賬等內容，從教學結構的合理性看，與國內的傳統思路相比較，筆者認為西方會計教材的編排更利于提高學生對會計核心知識點的理解。
業務循環核算是結合前面的科目及復式記賬相關內容，以工業企業為模板，用簡易的業務案例組合幫助學生理解和把握會計基本處理，同時初步體會企業的資金循環構成。對于初學者而言，從日常的單式思維過渡到會計學習的復式處理有一定難度，而且對于會計科目的運用也非一夕之功，這些障礙使得此部分內容成為基礎會計學習的難點，但業務循環對于后續的中級財務會計至為重要，也是基礎會計教學中比較難于把握比重的部分。在應用型本科的教學安排中，往往會結合模擬訓練進行大量的練習，也從一定角度體現了應用型本科在教學方面所提出的提高學生動手能力的宗旨。
會計核算組織是針對手工核算模式下證、賬、表各項工作的銜接安排，即傳統意義上的非匯總與匯總記賬模式的區分與應用。雖然這部分內容是業務循環核算的延續，也是手工會計核算條件下學生必須要掌握的內容，對深入理解匯總記賬憑證及科目匯總表有顯著意義，但從所選教材的內容編排看，均未涉及信息化條件下對這些模式的調整和改進，與當前會計實務中的信息技術應用有所脫節。
（三）知識拓展 該部分內容是教材編者根據自己的理解，在結合前述理論、實務知識的基礎上，對會計相關的補充和延伸，或者是為其他非財會專業使用者提供的后續學習指導，因而在內容組織上比前兩部分要顯得分散。從整體構成上看，多集中于會計實務的相關知識，如會計工作組織、會計規范、財產清查等，信息化則應歸為對當前信息技術條件下對會計工作的影響的介紹，而期末賬項、資產計價和成本計算則屬于會計知識的中、高級要求。由于多數院校在后期會安排中級財務會計、成本會計與會計信息系統等課程，這些內容往往簡化處理，只是給學生一個大致介紹，并不過多深入，也可以使授課教師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根據任課狀況自行調整和發揮。
三、應用型本科院校教學現狀
國內《基礎會計》對于會計理論的體現較為全面，在理論與實務的銜接方面基本能夠滿足本科的教學需要。所以在實際教學過程中出現理論內容不足的原因主要在于教學安排，而這些不足又分別從課時、師資及理論拓展等方面體現出來。
（一）課時安排 目前多數院校在《基礎會計》這門課程方面會安排54學時左右（每周3學時）的授課量，這樣的時間安排如果能夠完全用于課程講授沒有問題，所要注意的是如何協調理論基礎與實務知識的關系，筆者認為理論部分的課時應不低于三分之一，而且應當在整個課程的講授過程中在不同的內容中反復強調，如在核算部分印證會計對象、要素，在報表部分強調與會計信息質量、會計要素的對應。通過理論與實務的多次互動，加深學生對會計理論的深入理解，強化其對會計理論重要性的認知，為后續的學習建立堅實的理論基礎。
在實際教學過程中，因為實務內容的演練以及業務核算的要求相對瑣碎、細致，任課教師通常會在這些內容方面占有較大比例的授課時間，教材前面的基本理論通?？焖偻ㄟ^，留給學生的是若干概念、定義以及似懂非懂的原則、意義等。在后面的業務核算內容的學習中，往往會著重于會計分錄的技術性處理，把學習重點局限于單純的業務分錄編制，各個業務內容也被孤立分散開來，難于把握資金運動的整體性。在后續的中級財務會計課程中，通常的思路也是按照資產負債表的項目次序展開學習，其內容也多體現為對準則的案例式解讀，由此形成應用型本科院校財會專業學生在開始的會計學習中，雖然接觸了相當的會計理論，但更多的是流于背誦和記憶，事后缺少將理論與實務進行融合的意識和能力，這也恰恰是應用型院校與研究型院校在本科教育方面的巨大差距。
（二）師資安排 由于《基礎會計》在課程講授難易度方面有很大的延展性，導致在師資安排方面往往有很大的波動，而應用型本科院校會計教師往往整體缺乏實踐知識，特別是在有新進教師時，通常會安排其從本課程入手，這既與當前的財會專業師資構成有關，也與課程本身的特點密不可分。從師資構成看，當前各院校在新進師資方面條件迅速上漲，本科院校的專業師資已過渡到以博士學位為主，大量新畢業入職的教師在專業學習方面功底扎實深厚，但往往是本碩博連續攻讀，缺少必要的實務與課堂歷練，從學生到教師的角色轉換尚未適應，對于課程重心的把握有所欠缺。這些新教師在進行課程教學時，基本的思路是隨教材進行，對理論的講授流于書面化，與后續的內容以及專業的學習前景結合不足，造成學生在理論基礎與實務結合方面產生脫節，加上就業與學校整體營造的應用型氛圍影響，學生會更加注重于易于操作、容易看到學習成效的模擬訓練。從課程特點看，一則本課程在操作練習方面有較大的彈性，如教師出現課堂講授方面的困難，可以通過操作練習加以彌補，能夠給予新教師較大的緩沖余地；二則本課程內容相對通俗，新進師資經過多年的學習，在課程知識構成方面通常不會有疏漏，不會產生教學內容方面的障礙。
作為向學生提供財會專業起點的課程，《基礎會計》無論在內容還是課程駕馭方面都對任課教師有著很高的要求，既要在課堂上深入淺出的闡明會計與社會、企業及個人的影響，又要將會計的各項具體工作中蘊含的理論意義予以解讀，讓學生在明白會計具體工作細節要求、具備基本動手能力的同時，還能夠理解這些工作安排背后的緣由，即通常所說的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而這些課堂講授中的深層次要求，任課教師不經過一定時間的積累和實踐是無法達到的。單純的課本解讀，往往會導致學生對理論性內容重要性的認知不足，由此在進入后續課程學習時，所能理解和把握的通常就是若干孤立業務的會計處理，而無法把握這些處理背后的動因，從而將自己局限于會計的操作性學習。所以，對新進教師的成長可通過以老帶新，或從模擬訓練等內容入手為宜。
（三）理論拓展學習安排 財會專業的理論拓展教學包括橫向的多學科拓展，如管理學、金融學以及哲學等，因各院校在專業培養模式、思路方面的差異，會有一定的差異，但基本都會設置相關的課程，區別只在于課程要求的難易和構成，過多的理論性內容會脫離應用型本科的本質，而相關理論的跨度也正是研究型與應用型的重要分水嶺。會計理論教學還包括在專業內的縱向拓展，許家林（2008）曾撰文就大學財會專業本、碩、博各層次在理論層面學習時應予以關注的內容，以及相關理論性教材及論著進行了總結，提出本科層次的會計理論教學應“充分考慮會計理論的點（專業）——線（發展線索）——面（知識）……重點應當是以豐富學生會計理論的知識點為基礎來了解會計理論的基本結構，以拓展其會計理論方面的知識面及應用會計理論解釋、評價和指導會計實務的能力?！惫P者認為，這里的點，即指應該使學生對會計理論的內容及架構有一個初步的認識，對于理論與業務處理的關系，理論對實務的指導有所體會，這樣的要求應該不分研究型和應用型，對于所有的財會專業學習都適用。特別是隨著我國會計準則對會計制度的逐步取代，未來的企業會計工作越來越強調會計人員的職業判斷和專業綜合能力，而此種能力一個重要的構成因素就是會計人員的理論水平，這也正是企業對重點院校畢業生青睞的原因之一。
雖然應用型本科財會專業教學不必完全以理論為主，但對于必要的理論啟發和拓展還是應當貫穿于學生的專業學習。而這種學習在應用型本科院校來說，由于理論性課程的不足，任課教師的指導和啟發尤其顯得重要，諸如相關課程進行中，圍繞相關內容對會計理論的適當延伸和提示，相關基礎性理論讀物的推介等。
四、結論
從財會專業的課程體系看，《基礎會計》是集會計理論、會計方法和會計技術于一體的完整體系，而且應當理論為先，方法、技術居次。在教學過程中應加強對會計理論知識的闡釋，不能過于偏重對會計方法和會計技術的講解與演練，應當使學習者在對會計方法等實務性內容的學習掌握過程中，時刻感受會計理論對會計實務的巨大影響力及其無可替代的指導作用。而通過前述分析可以看到，當前應用型本科院校在以《基礎會計》為起點的會計理論教育方面矯枉過正，在強調實務操作性教學的同時，在課時安排、課程設置及師資等方面，對理論性教學有著過度抑制的傾向。特別是在中后期的會計學習中，應用型本科院校的后續課程除中級財務會計、成本會計等共同主干課程外，會安排大量的實務性會計課程，如筆者所在院校在大學三、四年級會安排金融類行業會計的課堂教學與實驗。如此雖然間接為用人單位節省了相應的職員培訓成本，短期內獲得用人單位的青睞，但此種社會效果是以學生的長期發展為代價，學生在后續的職業發展中難以贏取更大的發展空間，而且還會導致應用型本科學生在人才市場上處于競爭劣勢，也不利于學校的長期發展。
在專業課程設置上，財會專業通常會設置由“基礎會計”、“中級財務會計”、“成本會計”、“高級財務會計”等專業主干課程，構成了“理論-實務-理論”循序漸進的學習循環，形成在理論認知上的螺旋式上升，再加上“管理會計”、“財務管理”、“審計學”等專業方向課程，構成了學生在校學習期間完整的理論架構。而在當前應用型辦學指導下，對理論的削弱導致各門課程相對獨立，知識掌握分散，貫穿于課程中的理論線條脫節，無法在學生的專業學習中形成對財務會計的整體理解，既降低了學習效率，也束縛了學生在工作中基于財會專業的縱深發展。雖然在高年級通常會開設“會計理論”、“內部控制”等理論性課程，但因為前期理論儲備不足，加上畢業求職、實習等事項干擾，學生在最后階段的學習上無法有效深入，失去了最后的理論提升機會。
所以，應用型本科院校的理論教學不應該呈現弱化狀態，需要進一步的精心安排，包括在現有課程中進行必要的理論引導和延伸。首先在課程設計及課時安排方面，應當從基礎會計開始，就向學生灌輸會計基本理論架構，給學生以明確的會計理論意識。在課堂講授方面，任課教師應當有意識的進行理論提升，引導學生嘗試理解具體會計處理背后的理論意義，特別是在相關實驗課程中，既要通過實驗知其然，更能夠思考其所以然；其次，在師資安排方面，對于基礎會計等理論性要求較高的課程，盡量安排具有教學經驗、能夠準確把握課程內涵、寓教于理的老師，從學習伊始就給予學生較好的理論起點；最后，作為教師的職責，應當多向學生推薦必要的會計讀物，既包括課程相關的參考書籍，也包括會計理論及文化方面的熏陶，畢竟開放性是大學學習的重要特點，更有效的學習在課堂之外，學生對專業知識的自我獲取能力比單純的課程學習更為重要。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還可以結合課程情況引導學生接觸學術論文，培養學生的理論視野，也可以為最后的畢業論文打好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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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碩博論文范文4
[關鍵詞] 研究生教育； 香港； 改革； 模式
[中圖分類號] G64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 - 0194（2013）07- 0112- 02
我國高校研究生教育在長期的發展歷程中已初步建立起比較系統的教育體系，招生規模越來越大，在構建創新型社會和創新型人才教育體系的過程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當前，省屬高校面臨部屬高校和境外院校的競爭，研究生優秀生源萎縮，競爭進一步加劇。隨著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研究生教育還面臨著大變革、大融合以及諸多困境與挑戰，如生源競爭，管理模式滯后，教學質量和方法亟待改進等重要問題，特別是省屬高校面臨激烈的競爭，分層次與淘汰的趨勢日益明顯，改革與發展的壓力日益增大。如何立足長遠，突破研究生教育的發展瓶頸，完善“學術型教育與專業型教育”、“國內教育與國外教育” 的研究生教育體系，為學生提供多層次、多門類的選擇，有關這方面的議題已成為近年討論的熱點[1-4]。
自1998年起，香港高校進入大陸招生，2003年經教育部批準后，香港高校由每年招收不到200名內地生，到2012年9年間增長到近1 600人的規模，超過1.2萬名內地生向香港高校提交了申請[5]。如今，包括、新疆在內的31個省份都被納入香港高校的人才戰略版圖。自1998年至今的14年里，香港高校不僅引入競爭，推動大陸國際化人才的培養，更帶來其先進教育體制與理念。作為華人地區教育的典范，香港的大學研究生教育模式或許能給我們一些啟迪。
1 入學和學位
香港的大學研究生入學條件顯得既不降低要求也比較靈活，希望讀香港的大學研究生課程，申請人只要持香港認可的相關學科大學本科學位或具有同等學歷的證明，有兩封推薦信，向大學提供符合要求的TOEFL或IELTS或內地六級英語考試等英語能力測試成績單和本科成績單，經研究生院同意，就可獲得面試入學。對英語能力的要求視不同的學科來定，一般來說學文科的（特別是金融、會計和傳媒）對語言的要求比理工科高。香港的大學研究生院提供兩種類型課程，即修課式課程和研究式課程，分別頒授Master of Science （MSc） degree 和 Master of Philosophy （MPhil） degree兩種學位文憑。其中“研究式”對學術要求較高，研究生畢業時要撰寫學位論文， 但“研究式”課程的研究生培養主要是面向有意向繼續讀博士學位的學生，優秀的本科生如有意向碩博連讀也可以報讀；“授課式”研究生培養主要以課程教育為主，與英國的研究生教育比較類似，適合大部分有提高學歷層次的需求但想畢業后工作的學生，其學制較短（正常情況全日制一年，兼讀制兩年），但這并不意味著對畢業的水平要求降低，學生須于畢業前通過課程考試并達到一定的要求，如香港浸會大學要求課程考試達到GPA 2.5以上才能畢業授學位，學分在GPA 2.4～2.5之間，學生可修暑期課程重復參加考試；考試有不及格者或學分在GPA 2.4以下，將不準予畢業，可再跟下年度修讀課程重考，有時一個專業（課程）100個學生只有1/3達到GPA 2.5以上按期畢業的要求。
2 教學方法
在研究生專業課的考試方面，不同于內地很多高校研究生專業課的考試是開卷考試（特別是選修課），香港的高校既重視開卷考試，又重視閉卷考試。如香港浸會大學計算機學院的研究生專業課考試（包括必修和選修），有一個專業甚至10門課有9門要求閉卷考試，這對保證教學質量大有幫助。研究生院經常定期或不定期舉辦各種類型的不同層次的專家講座和學術研討會等，邀請本專業其他大學、著名研究機構和公司的校友、教授、研究人員、訪問學者等。如香港浸會大學計算機學院的教師在教 IT Project Management這門課程時，邀請美國著名研究機構的項目主任回港授課并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讓學生了解最新的學術信息和行業狀況。
香港的大學研究生院能夠針對學生特點和課程內容，采用不同教學形式，注意教學模式設計，運用適當的教學手段與方法進行教學，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注重培養學生的自信心、獨立思考能力、創新能力，激發學生學習潛能；他們既重視理論教學，又重視實踐能力的培養。在許多研究生課程的作業中，都要求學生結合課堂教學，分小組或獨立承擔一個小型研究項目（由教師提供幾個可供選擇的題目）。小組內的學生通過分工合作，完成研究項目（包括查閱文獻、收集資料、分析研究、撰寫課程論文等全過程），將學到的理論知識和實際問題緊密結合。最后學生還要在課堂上介紹自己的研究結果（Presentation），并留有時間供大家提問和回答，這種方法能很好地訓練學生用英文對專業內容的表達能力。
3 教學手段
充分運用計算機和網絡手段進行現代化、規范化管理和教學。香港的大學學生可以在校園內任何地方免費上網，這為學校開展網絡輔助教學提供了便利的條件，以互聯網為核心的大型服務平臺，將海量學習資源經標準接口規范后，按學習者的個性化需求加以“碎片化”組裝，為所有學習者構成了信息空間與物理空間的有機融合以及無處不在、無所不有的個性化智能學習環境，共享資源，促使研究生教育的學習信息來源多樣化、學習方式個性化，學習時間靈活化，能充分應用計算機技術、多媒體技術、網絡技術制作教學課件，為學生學習信息來源多樣化、學習方式個性化提供了手段。建立電子教材，開通網絡遞交和批改作業、答疑輔導等教學活動，使其在教學中發揮主導作用，改變完全由教師口授、面授的教學方式，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4 教材
許多教材的內容都來自當今全球各地學科發展的最新信息，充分體現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領域的最新成果。教材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理論體系。全港沒有統編研究生教材，教師根據自己的教學需要列舉書目，提供給學生們作為參考。有時同一個系的兩位教師在不同學期講授同一門課程時可能推薦不同的參考書和教材[6]。許多教師積極進行網上課程的開發和制作，將教材、教學輔助材料放在自己課程的網頁上，學生自行下載打印學習。香港大學是以英語為教學語言，因此無論專業教材還是課外閱讀材料，基本上都是英文版本的。大量使用反映最新科學研究成果和前沿進展的補充教材是其特色，教師為配合教學需要，經常發給學生補充教材，包括PPT講義、某些學術期刊上相關文章的復印件等補充資料。教師非常重視信息技術在教育和教學中的應用，補充講義等也在課前印發給學生，教師不需要在黑板上大量地抄寫教學筆記，可節省時間，講解更多的教學內容，有些教師將講課內容制成電子講義、多媒體課件，存放在因特網上，可以隨時通過因特網調用網上的教育資源。學生可以通過因特網進入課程主頁，瀏覽教學安排、教學內容（包括上課的PPT講義和課程要求等）和教師放在網上提供給學生的補充資料等。
5 建 議
（1） 研究生的招生考試應該重視實際能力，最好是由院校自行招生。內地高校通常是通過全國統一筆試，有限的幾門課程的一次性筆試成績決定研究生錄取與否的制度不利于優秀人才的選拔，可能因為一次考試扼殺了一些優秀學生的求學機會，而研究生考試更不應該如此，研究生階段的培養和本科生有很大差別，主要應側重于實際科研工作能力的培養，因此學生是否有培養前途，也應加強對其全面知識與科研工作能力的多方考察。香港的大學研究生院以語言能力和本科成績為基本要求，綜合考察學生的語言能力、社會實踐經驗、專家推薦書、發表學術論文等諸多方面。香港部分院校還考察學生的團隊合作能力，面試時還根據當前國內外熱點話題進行分組討論。加強對學術水平和實際工作能力的考察應是內地研究生教育制度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
（2） 研究生英語學習的考核應該注重應用效果。不能只看學生是否通過英語的四、六級考試，有的學生即使通過了四、六級考試，用英語進行專業交流和寫論文的人卻很少，也沒有這方面的考核。香港的大學堪稱華人地區英語教育的典范，英語無處不在，平時在課堂上或者考試中都會充分運用英文進行交流和書寫。不僅教材、試卷、作業、研究生畢業論文和發表的文章全采用英文，連教學管理人員的各類通知和E-mail都是用英文，真正做到學以致用，這樣，大學走向國際化是順理成章的事。
（3） 研究生的培養應該重視創新性和應用性。研究生培養重點應放在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思維能力和獨立科研工作能力。培養環節更應該加強與實際結合的專題研究內容，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把學生的實踐能力和取得的成果作為衡量教學質量的重要指標，讓學生有機會接觸與參加實際課題研究。如香港浸會大學在教 Social Innovation 這門課程時，讓學生分析美國互聯網企業Facebook和蘋果公司等著名企業的經營方式和盈利模式，在整個專題研究工作中用最新的成功實例啟發學生思考，使學生掌握最新的研究方法，培養學生的綜合分析能力，以適應將來的實際工作。另外，要擴大社會服務功能，體現“寬口徑，厚基礎，強能力“的人才培養及教學要求，增強學生的擇業、就業和創業能力，滿足社會轉型時期社會對多種層次人才的需要，為發展地方經濟提供服務。
研究生教育要取得更大的發展，必須辦出質量、辦出特色，實現轉型。香港的大學研究生教育模式是一個有特色的參考模式，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只有創新教育模式，主動滿足社會和個體的高等教育需求，才能構建高質量、有特色、國際化的研究生教育教學體系。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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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碩博論文范文5
【摘要】如何構建會計基本理論的結構體系是貫穿會計發展史全部過程的重要問題之一。本文以自然科學完成理論構建所使用的公理化方法的起源觀念為基礎,結合會計學作為社會科學的自身特點,探討了公理化方法在會計應用中的可能貢獻并提出了用公理化方法重構會計基本理論結構的理論框架與具體思路;在此基礎上,以穩健主義在構建公理化的會計基本理論中的特殊作用為例,具體說明了會計基本理論公理化過程的實現途徑。
會計基本理論的結構問題貫穿于會計發展史的各個階段。理論方面,對于會計基本理論整體結構的宏觀認識有助于從總體上把握會計學學科的發展方向,深化對學科相關知識的理解。實踐方面,會計規則的質量不高是國內外眾多會計信息失真現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即存在會計信息的規則性失真(吳聯生,2002),而會計基本理論中的諸多內容都直接影響著會計準則的制定方向。從會計理論中穩定的核心觀念出發,建立一個具有開放性的會計基本理論結構,使理論在發展完善過程中不斷與外部進行信息交換,將有助于解決會計信息規則性失真的問題。本文擬以自然科學完成理論構建所使用的公理化方法的起源觀念為基礎,結合會計學作為社會科學的自身特點,提出用公理化方法重構會計基本理論結構的理論框架與具體思路;在此基礎上,以穩健主義在構建公理化的會計基本理論中的特殊作用為例,具體說明會計基本理論公理化過程的實現途徑。
一、公理化方法的核心思想及其在會計研究領域應用的可能貢獻
公理化方法被廣泛地應用于自然科學獨立學科知識系統化的過程之中,是一種關于整理科學理論知識結構的方法論。古希臘數學家歐幾里得(Euclid)在他的《幾何原本》中,從已有的相對分散的幾何學定理中選擇少量原始概念和不需證明的幾何命題作為定義、公理、公設,使之成為全部幾何學的出發點和邏輯依據,然后運用邏輯推理演繹得到其余所有幾何命題;歐幾里得由此創立的演繹體系稱為實質公理系統,而他用來對幾何學知識體系進行重構的方法就是公理化方法(張家龍,1983)。希爾伯特(David·Hilbert)后來進一步提出了形式公理系統,與實質公理系統相比,涉及的概念是未加定義而由公理加以刻畫的初始概念,對初始概念進行不同的解釋,一個形式公理系統可以有不同的論域②。從這個意義上講,它為公理化方法在社會科學中的應用奠定了基礎。
公理化方法的應用之一是利用形式邏輯建立學科理論知識的關系。關于形式邏輯在會計基本理論發展中的作用,利奧·A·施密特教授曾做過有益的探索。他提出,演繹邏輯是“通過顯示討論中的某一現象是一種公認判斷的特定例證或應用,從而形成結論的過程。公認判斷在專業上稱為大前提,特征事實的表述則稱為小前提?！倍?他還嘗試著列舉了三個會計方法中的大前提以及如何運用三段論式的演繹方法表述存貨計價的方法。他在研究中將演繹的方法引入會計學,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但其中仍存在一些不足:他僅僅看到在會計師的日常工作中的確存在著一些觀念性的公認的前提,而他們所做出的判斷又往往是基于某種前提的暗示,但是對于這種暗示的實質并沒有加以揭示。而且,他沒有具體解釋這些前提在會計基本理論結構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理論本身發展所可能遵循的途徑。他的觀點還停留在對會計活動的直觀感受上,而尚未將其與公理學以及數理邏輯的研究成果相結合,上升為一種系統化的理性認識,因此也沒能指出會計學演繹方法的本質。
本文之所以要借助公理化方法的起源思想重構會計基本理論,主要基于兩點理由。原因之一在于公理化方法自身的一些優點:首先,公理化方法保證了定理的邏輯層次性。定理都是從公理出發通過嚴密的推導而得到的,每一個次級定理又都是從上一級定理演繹而來,從而有效避免了理論表述中可能存在的循環定義問題。其次,公理化方法保證了定理的正確性。人們只需驗證少數幾條公理就可保證定理的正確性,彌補了人類經驗的不足,為理論發展提供了一種有效的形式。通過形式系統構建的理論能夠揭示出各學科對象領域中豐富的邏輯聯系,使研究者在現有的知識框架和體系范圍內對理論做進一步的探索和完善,發展知識,對該領域中的事物和現象做出合乎邏輯的預言和猜測(郭澤深、周肆根,1995)。再次,公理化方法有助于學科結構的簡單化。簡單程度是理論自身完善的一個主要標志,“科學的實際進展是受著經濟和簡單這一準則支配?！薄靶吕碚撘遣痪哂幸欢ǔ潭鹊暮唵涡院兔烙^,也決不會被接受?！?菲利普·弗蘭克,1985)恩斯特·馬赫則提出思維經濟原則作為科學事業的調節原理。他指出,“科學本身……可以看作是一個盡可能用最少的思維最全面的描述事實的極小值問題?！?約翰·洛西,1982)如果對其思想加以批判地繼承,顯然,公理化方法在這方面顯示了突出的優越性。
原因之二,也是需要特別強調的,本文之所以提出借用公理化方法的起源觀念對會計基本理論進行重構,而非直接照搬自然科學公理化的現成方法,是考慮到會計學目前還不能夠用規范和嚴格的形式化語言來描述(這是公理化方法應用于科學知識重構的重要條件),但是從公理化方法的起源探尋其核心思想,可以看到其在會計基本理論結構的構建中仍具有應用的可行性和很好的啟示意義。公理化方法根源于古希臘人的一種認識,即自然界是有秩序的,并且始終按照一定的規律運行,人們不僅可以探求自然界的底蘊,還可以預測它的未來(朱家生、姚林,1999)。在社會科學領域中,同樣存在著一種秩序,它并不以某種社會現象的形式出現,而是表現為人們對某一現象所持有的可以達成共識的觀念或態度。這就是博蘭尼(M.Polanyi)所謂的自生自發形成的”多元中心秩序”(polycentricorder)。他指出,“當社會的秩序是通過允許人們根據他們自發的意圖進行互動的方式———僅受制于平等一致適用于人人的法律———而實現的時候,我們便擁有了一種自生自發的社會秩序的系統。我們據此可以說,這些個人的努力是通過他們發揮其個人的主動性而加以協調的,而且這種自發的協調又通過其對公益的助益性證明了這種自由的正當性?！?哈耶克,1997)具體就會計學而言,這種自生自發的秩序就表現為會計基本理論中穩定的核心觀念。
二、會計基本理論公理化的理論框架與具體思路
本文研究的問題不是會計基本理論的內容應該做如何的修改和補充以及怎樣實現這些任務,而是側重于會計基本理論的結構問題,寄希望于描述一種具有可行性的知識增長方式。對于會計領域的知識而言,其發展進程大致遵循如下路徑:最初,由那些經常處理會計業務的早期會計師們積累了對于會計學的直覺了解,而后,人們從中概括出一些規律性的知識總結并按照某種方法或依循某種途徑將這些分散的知識系統化,使之組成具有比較嚴密的邏輯結構的會計理論體系。在對知識進行系統化的過程中,公理化方法是進行知識重構的重要方法之一。我們所要做的就是弄清會計學中的公理是什么,具體應該如何進行推理。
用演繹的公理化方法對現有的會計基本理論進行解構和重構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
首先要完成對現有會計基本理論的篩選和排序的工作。公理系統中初始概念和初始公理來源于對已有的某一知識領域所有規律的篩選和比較,從中找出更為基本和原始的規律作為其他規律的出發點。這樣,就要求一門學科公理化前應當完成相當程度的知識儲備,即已經總結出了大量的規律可供選擇以構建邏輯系統?；仡檿媽W發展史,會計基本理論與會計應用理論都得到了比較充分的發展,財務會計概念框架的建立和一些會計基本理論問題的討論為公理化做好了準備。需要注意的是,“初始”的含義具有相對性,一些在經濟學中需要定義的概念可以作為會計學中的初始概念出現,這并不會影響到會計公理系統的邏輯性。比如“經濟資源”,在經濟學中,我們將其定義為用于生產經濟物品的具有稀缺性的資源。而在會計學中,我們將會用這一概念定義資產和負債,但顯然經濟資源本身并不需要精確的定義。尋找會計學的初始概念和公理,近似于研究會計基本理論的邏輯起點問題。對于會計基本理論研究的邏輯起點問題目前有如下七種觀點:會計假設起點論、會計本質起點論、會計動因起點論、會計環境起點論、會計對象起點論、會計職能起點論和會計目標起點論(吳聯生,1998)。從公理化方法的角度分析,會計基本理論的邏輯起點應該具有公理的性質。筆者認為,會計慣例可以成為會計公理的組成部分。利特爾頓(1989)認為“慣例”是一種習慣性的規則、法規或要求,它們或多或少地通過共同的贊成或默認來確定。在此要特別說明的是,這里的會計慣例指那些抽象的偏好而非具體的會計實務中的慣用方法。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用“會計偏好”來取代會計慣例可能更容易避免誤解。只有在會計基本理論的實質及其內在聯系成為人們思維方式的一部分而不再被當作僅僅是一種文字表述時,它才可能較好的指導實踐。無疑,會計慣例(會計偏好)在這方面具有明顯的優勢。公理系統的一大特點是在后面出現的定義和命題總可以由前面的定義和命題推導出來,因而概念和命題的出現順序顯得尤為重要。具體而言,要重視會計概念結構的層次性及其內在的邏輯性,相對更加根本的會計定理應該排在靠前的位置予以闡明。這一點,就像我們在定義無形資產之前應當明確資產的概念一樣。
其次,盡可能將會計語言變成能夠量化的語言,只有在會計基本理論中出現函數形式,其公理化進程才能取得較為深入的發展,這對于會計國際化問題也不無裨益。會計和數學的產生都是源于滿足人們生產、生活中對經濟活動記錄、計量的需要,在古代會計產生的最初的幾百年里,簿記與數學并沒有如今天這樣明顯的區別。而后來,數學更加傾向于抽象的邏輯推理和證明,而會計則專注于對具體經濟業務的記錄。但是,不可否認,會計中的很多概念都具有函數的性質,即代入有關的變量可以得到唯一確定的值來反映某一特定情況下的函數值。我們所要做的僅僅是確定函數的表達式。后文中筆者將嘗試用模糊數學的一些方法來處理關于穩健主義是否遇到事實反駁的度量問題,希望可以對以后的研究有所啟發。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由會計基本理論與會計環境的相互影響決定,用公理化方法處理會計基本理論問題應當通過事實反駁建立開放的演繹體系。在自然科學中,事實一般是指客觀的自然現象,事實反駁通常表現為按照理論推導的結果與實際觀測的結果不一致;而在社會科學中,我們將秩序定義為人們自生自發的選擇,當我們按照某種既定的方式行動而遭到廣泛的反對或者得出的結果與我們預期的結果不一致時,這種秩序的存在才真正為人們所意識到,于是我們說出現了事實反駁。李未(2000)認為:事實反駁的概念反映了這樣一種觀點,即假說是否成立取決于從假說中推出的每一結論是否與人們的觀察與實驗一致,而這些都來自形式系統外部,與邏輯推理無關,這正是建立開放的邏輯演繹體系的原因。開放的演繹體系意味著系統內部與外部之間存在交互作用并且這種交互作用的影響可以精確地描述。這樣一種與環境相調適的秩序,顯然不可能通過集中指揮的方式得到建構,因為關于這種環境的知識乃是由眾多的個人分散掌握的。這種秩序只能產生于作為社會要素的個人間的相互調適以及他們對那些直接作用于他們的事件的回應的過程之中。
三、會計基本理論公理化的具體嘗試
會計基本理論中的“秩序”在會計中可以表現為人類一種本能的需要。一個有趣的例子是在很多會計準則中都或多或少地體現出穩健主義的傾向。斯托布斯(Staubus)在調查了財務呈報準則后得出結論:穩健主義大約是1/3的會計準則的主要構成。在自愿性慣例中,也存在穩健主義,如選擇后進先出法(LIFO)計價存貨或采用比經濟折舊更快的折舊方法(威廉·H·比弗,1999)。穩健主義的理論來自于中世紀早期被審計的莊園管家的自保對策(邁克·查特菲德,1989)。穩健主義被眾多會計信息披露者所采納,并不是因為其被列為會計規則中會計信息披露的一個重要原則,而是因為它的確是出于人的本能的一種需要。因而,在這個意義上,穩健主義可以成為會計基本理論公理化系統中的一條公理,因為它的存在是不可解釋和不言自明的,換言之,它具有公理的初始性。其次,這種秩序也可能近似地表現為利益相關人公共選擇的結果,作為整體性社會秩序的“公理”不僅是由行動者之間的互動達成的,而且更是由行動者于表現為一般性抽象結構的社會行為規則之間的互動而形成的(哈耶克,2001)。由于與這種秩序有關的知識被每一個社會成員分散的掌握,而且有一部分知識并不能為語言所表達出來,即存在哈耶克所說的“默會知識”,公共選擇的效度和信度成為某個會計學命題能否作為公理的約束條件。
經濟學中,詹森不等式常用來描述風險規避的決策者,其基本意思是風險規避的決策者總是感知到某個無風險貨幣量比等額的有風險貨幣量帶來的效用大,其芬紐曼-摩根斯坦效用函數是一條上凸的曲線。而曲線的曲率,即阿羅-普拉特絕對風險規避系數越大,表明該風險規避者越趨向穩健。行為主體對于穩健主義的偏好程度可以用絕對風險規避系數代入隸屬度函數求得,結果是一個小數。A·卡夫曼在其著作《模糊子集引論》(1975年版)中列舉了14種隸屬函數,我們可以根據每種隸屬度函數的性質和公理的特點選擇使用。
對于已知的若干公理x1,x2,x3……(穩健主義只是其中之一),公認的秩序偏好用A表示,每個決策者都會有一組自己的偏好B,n代表該決策者對相應的公理的偏好程度,即代入隸屬度函數求得的結果,這樣,就構成了兩個模糊集之后,我們可以用閔可夫斯基距離或者貼近度(閔珊華、賀伯雄,1985)來衡量該決策者的決策與秩序偏好的模糊度,即在多大程度上該決策者的決策與整個秩序的偏好是一致的,從而判定是否出現了事實反駁。因為根據對穩健主義偏好程度的不同,我們會有一些已經積累的與之分別對應的備選方案,例如會計計量和會計確認中的各種可能手段,當出現了事實反駁時,有必要考慮對現有的會計基本理論和會計應用理論進行修正。實際上,會計基本理論的初始的公理系統就是長期會計實踐中形成的一套會計偏好,隨著會計環境的發展,通過新假設和事實反駁,處于自我完善中的會計基本理論構成了一個漸進的知識序列。可以預見的是,這個序列的極限將收斂于會計學的“真理”。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從社會秩序的角度所論述的將公理化方法應用于會計基本理論的解構與重構的理論基礎和可能的實現途徑,僅僅是公理化方法在會計學領域中應用的冰山一角,目前只是一個大膽的設想,還有很多問題有待解決;同時,本文也僅僅是提供了一個認識問題的角度,在演繹方法之外,還有歸納、試驗、比較等許多研究方法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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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碩博論文范文6
【關鍵詞】 競爭力 公司治理 企業可持續發展
對于公司治理與企業競爭力的正向關系，香港學者Chi-Kun Ho（2005）曾經用實證方法進行過測試。他以跨國公司為例，選擇了包括董事會結構、過程、戰略領導作用、資本積聚、資本市場關系和履行社會責任等5個方面來描述公司治理;同時又選擇了競爭潛力、競爭過程和競爭業績3個變量來評估企業的競爭力。Chi-Kun Ho的分析研究結果表明，符合公司治理原則的總分越高，企業競爭力就越強。良好的公司治理與企業競爭潛力、競爭過程以及1997―1999年凈資產收益率之間存在著非常明顯的正相關系數。換言之，跨國公司的公司治理結構與企業競爭力之間具有正的線性關系。雖然Chi-Kun Ho在實證上給出跨國公司治理與企業競爭力之間存在著正相關關系的結論，但是他并沒有在理論上對公司治理的內部結構如何提升企業競爭力做進一步的詳細分析。為此，下文在二者的邏輯關系上進行初步分析。
一、企業競爭力與資本結構關系
璣代公司在資本結構上，概括講有二：一是股權結構，二是債權結構，它們都將影響企業競爭力。
1、競爭力與股權結構關系
作為企業事前融資雙方博弈的結果，股權結構將對一個企業的基本制度（如合伙制、公司制等）產生影響，它決定著公司治理模式和治理機制，繼而也是影響公司競爭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1）競爭力與股權性質關系分析。以中國資本市場為例，以往的股權分置造成了不同的股東在控制權實施上不同程度的困難。對于非流通股股東來說，股權的非流通性使得其持股主體難以借助市場來行使自己的控制權，他既不能在股票升值時通過轉讓股票而獲利，也不能在股票貶值時通過轉讓股票而減少損失，這樣一方面使得國有資產流失，另一方面也難以使資產優化組合、順利重組;對于流通股股東來說，由于其持股主體大多是小股東，而很多公司召開股東大會時，對與到會股東有最小持股數量的限制，使得大多數持流通股的股東無權參加股東大會，直接行使自己的控制權。所以，股權分置歷來被認為是中國資本市場被垢病的根源之一，它的存在給中國上市公司競爭力的提高設置了障礙。
（2）競爭力與股權集中度的關系。股權的集中有利于激勵股東參與公司的經營管理，由于股價上漲帶來的財富使控股股東和中小股東的利益趨于一致，控股股東具有足夠的激勵去收集信息并有效監督管理層，從而避免了股權高度分散情況下的“搭便車”問題。
（3）競爭力與股權制衡關系。2000年9月11日，在一家名為“伊煤”的上市公司所舉行的股東會議上，出席的股東就只有一人，創下中國股市（恐怕也是世界股市）股東會議人數的最低紀錄。雖然股東只有一個，代表的股權卻不少，原來出席者就是公司國有股股東伊煤集團，代表股東20000萬股，占總股本的54.64%，因此會議“總表決票數”超過了出席會議股份總數的1/2，“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合法有效”。
伊煤自1997年8月上市以來，出席股東會議的股東及股東人從來就沒有超過10人，盡管據1999年年報披露股東人數也有4000多人。如1998年股東年會，出席股東5人，1999年股東年會出席股東3人，2000年只有1人，事實上，公司1997年上市時，當年凈利潤還有1.13億元;上市后的第二年，便迅速滑落到2112萬元，下降81%;第三年，再降61%，滑落至650萬元;第四年，即2000年中期，又同比下降58%;每股收益從上市那年的0.31元，如自由落體般的跌至0.01元。公眾股東除了出資之外，壓根沒有任何權利。
由上可知，大股東持股比例過高，易導致大股東侵占中小股東利益，容易導致欺詐、關聯交易、占用上市資金、惡性套現等不利于公司發展和侵害中小股東利益等問題的出現，不利于公司競爭力的提高。
2、競爭力與債權結構關系
相對分散的股東而言，債權人的債務更有集中度，債權的集中度不僅決定了債權人參與公司治理機制的有效性和效率，而且決定了債權人參與公司治理的具體形式和結果。
在重大決策和經營問題上，債務人作為外部人有權參與發言，從而減少內部人的不對稱信息和成本。當債務人無力償債或需要再融資以償還到期債務時，債務人還會根據債務合同對企業的財務狀況進行調整。債務支出削弱了低效投資的選擇空間，從而抑制了經理的過度投資行為。債務會迫使經理將企業的現金收入及時分給投資者而不是自己享受，同時迫使經理們出售不良資產、進行能夠增加其權力的投資，將有助于減少經理人員的成本。
破產風險帶來的權的喪失有助于提高經營者的經營效率，經營者不得不恪盡職守去改善企業的經營狀況，提高企業的經營效益，保住企業飯碗免于破產。作為向市場傳遞企業經營業績的信號機制，債務使得經營者更加重視其社會地位以及聲譽等而更加努力工作，經營者的道德風險行為可以得到有效抑制。
由以上分析可知，資本結構并不僅僅是其形式所表明的債務權益之比，而在本質上是企業穩定運營的質的規定。企業通過對資本結構的變動可以調整其經營決策和機制，而理論上通過對企業資本結構的分析能夠發現企業的優勢和弊端，并為企業的治理機制制定提供指導。
二、企業競爭力與組織結構關系
公司治理組織包括三個層次方面的內容：一董事會，二是監事會，三是經理層。這三個方面無不與企業競爭力相關。
1、競爭力與董事會的關系
稱職的董事會是傳遞公司具有強有力的競爭優勢的信號。它們可以確保公司領導權的連續性，確保實施能使公司獲得成功的戰略，通過支持一個強有力的經理團隊來實現股東財富最大化，因而成為公司內部控制系統的中樞。
理論和組織行為學理論認為，就一定規模的公司來講，過大的董事會不能發揮最優的功效。董事會的規模過大會導致問題的加劇，使董事會成為一種象征而非治理程序的一部分。即使董事會的監控能力會隨著董事會規模的增大而增加，但是由此帶來的成本，如緩慢的決策制定速度、更少的關于經理層績效的公正性的討論和對分享風險的偏離，也將超過上述利益（Lipton和Lorsch，1992）。相對于規模較小的董事會而言，規模相對更大的董事會通常更多樣化、更容易發生爭論、更沒有凝聚力。在這種情況下，CEO們可以通過一些策略在與董事會成員的交往中獲取權力優勢，比如結盟、提供有選擇性的信息渠道、分化和“征服”（Alexander等，1993）。大規模董事會還會因為董事之間的相互仇視和報復削弱董事會對CEO監督和評價（Jensen，1993）。
資源依賴理論也認為，通過增加董事會的規模和多樣性，組織與關鍵資源以及外部環境之間的聯系將得到強化（Pearce和Zahra，1991，Goodstein，1994），從而有利于企業競爭力的提高。對外部關鍵資源，如外部預算數額、外部基金等的需求越大，董事會的規模就應該越大，同時大董事會還可以避免逆境給公司帶來的危害（Preffer，1972）。而對于前文所述Alexander等（1993）所提出的觀點，Ocasio（1994）明確地提出了反對的意見，他指出，“當董事會的規模較大時，在CEO之下的治理聯合的平穩性和內聚性能得到很好的競爭。規模相對較大的董事會更可能產生可選擇的挑戰CEO和對公司施加控制的政治聯盟。一個規模相對較大的董事會也限制了CEO施加社會影響以維系其權力的可能性”。
一方面，董事會規模小，更容易應對飛速變化的競爭環境，可以對上市公司發展的重要問題做詳盡的討論，對每一種觀點做全方位的思考，以較少的會議成本取得一致性意見，同時可以有效的對經理人員進行激勵和監督。比如規模較小的董事會更有可能在公司績效不佳時撤換經理人員，因而，相對于規模大的董事會而言，規模小的董事會更有效率。不過董事會規模過小時，董事會在戰略決策和監督經理層的能力和作用上將受到限制，著名的互聯網零售商亞馬遜公司2001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經營危機，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該公司的董事會規模過小，而且缺少獨立處理重大事件的能力。作為一家雇員達數千名、市值高達40億美元的大公司，其董事會成員只有5人，這使得董事會無法有效吸納新鮮意見和建議，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危機的產生。
另一方面，董事會規模大，使得董事會內部人員結構較為完整，不同的專業知識、管理知識和實踐經驗能夠達到有效的互補，有利于不同的觀點的討論，減少上市公司經營風險和決策失誤，較大規模的董事會還能讓各方利益代表參與，有利于協調各方利益，穩定公司發展局面。
總而言之，董事會規模過小，無法全面了解公司狀況和搜集各方觀點，容易出現決策失誤，而董事會規模過大，又會使董事會會議流于形式，有些董事在規模大的董事會中會存在“搭便車”行為，各董事之間溝通和協調方面容易產生分歧而難于協調，在瞬息萬變的市場中，容易貽誤商機。董事會規模應該控制在何種程度，一直沒有定論。一般認為，為減少信息成本，一般應該控制在較低水平。我國《公司法》規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會控制的規模為5―19 人，并且沒有規定奇偶，這樣在表決僵持不下時難以處理。
2、公司競爭力與監事會的關系
根據組織理論，一個組織功能的發揮必須有一定的規模。監事會的職能是監督公司的經營管理活動，防止損害公司和股東利益的行為發生，所以監事會的規模代表著其監督的力量和能力。一方面要求監事會規模不能太小，容易被董事會操控，另一方面又要有一定比例的職工監事，能夠保護職工權益。我國2006年（頒布的）新《公司法》規定，股份有限公司設立監事會，其成員不得少于三人，其中職工監事不得少于三分之一?？梢?，監事會規模對監事會功能的發揮有一定的影響作用，較大規模的監事會，能夠有更為廣泛的力量和信息來源，能有更為專業的知識，代表更多出資人的利益甚至是職工利益，在維護公司整體利益方面做得的更好，對董事會以及經理人員的監督更加客觀、科學、全面，從而更有利與創造企業競爭力。一般說來，監事會規模越大，監督作用越強，企業競爭力越強。
3、公司競爭力與經理層的關系
根據委托理論，作為董事會的人和公司的經營者，經理層和董事會之間是委托―關系，當委托人與人之間發生沖突時，管理者容易在企業利益的托詞下，暗中尋求個人利益，這種行為稱之為管理機會主義。因此，在追求個人利益行為時，經理層的個人素質對于其可能做出的有損公司的行為有一定的影響作用。高素質的經理層，其行為將會受其道德約束和人格影響，在權力尋租上自覺性更強。另一方面，經理層的知識和能力、管理水平以及人格魅力，在提升決策和行為的科學性、提升企業競爭力方面有重要作用。經理層的個人素質，一定程度上決定著經營管理的成效。而與經理層個人素質直接相關的就是其受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較高時，其個人修養、知識能力、管理水平等都可能較高，一定程度上可以體現企業家才能，而這一變量又是企業競爭力的指標之一。一般來說，經理層的素質也即其受教育程度和個人素質對企業競爭力有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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