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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轉移分析范文1
一、安徽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基本情況
安徽近幾年的勞動力轉移在1995年以后大致呈現穩定增長趨勢。2004年轉移勞動力1121.4萬人，比上年增加140多萬人，增長1.9％，轉移速度達到0.38456。制造業、建筑業和服務業是農村勞動力“三大”轉移的行業，跨省的地域性轉移進一步上升，東部地區仍然是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主要地區，轉移勞動力年輕化、知識化和技能化趨勢進一步加強。
二、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經濟效應
農業勞動力轉移到非農產業就業不僅是安徽農業發展的核心問題，也是中國21世紀完成工業化、城鎮化的主題。安徽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勞動力過剩的二元結構省份，研究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對經濟總量的影響有著直接的現實意義。
（一）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民收入的影響。農民收入問題是“三農”問題的核心，解決“三農”問題，其落腳點是農民收入問題。目前我國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已成為解決農民收入問題的一條途徑。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市轉移，是實現充分就業的根本途徑，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趨勢，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重大舉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體制的不斷深入，農村剩余勞動力在產業間、城鄉間、地區間不斷轉移，使中國農村居民的收入分配擺脫了單一形式，出現了多樣化的新局面。
本文對八十年代以來的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行為與其追求的經濟目標――經濟收入之間的發展變化關系做一分析。（如表）
從圖中可看出，農民人均純收入與轉移勞動力數量關系較為顯著，可以說勞動力轉移對提高農民收入起了很大的作用。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行為主要是從兩個方面提高農民收入的，一個方面是改善收入來源結構，提高非農產業收入在農民家庭總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另一個方面是提高勞動生產率，通過生產率的提高來增加單位農民產量，進而增加其收入；通過生產率的提高還可以降低農產品的成本而提高其利潤，從而增加農民收入。另外，農民收入提高了，他們的消費水平也會跟著提高。
（二）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芍涫杖肽軌蜉^為客觀和全面地反映城鄉居民實際收入和差別程度的指數。本文用可支配收入作為描述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基本參數。在中國現行統計調查方案中，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被定義為農村居民家庭總收入中扣除從事生產和非生產經營費用支出、繳納稅款和上繳集體任務后，可直接用于生產性、非生產性建設投資、生活消費和積蓄的那一部分收入。可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基本內容與可支配收入一致，因此可以直接作為人均可支配收入使用。在新的統計年鑒中，可以找到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這一項。根據測算，就可以確定城鄉居民相對收入差別，也就是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
盡管城鄉收入差距原因復雜，但可以肯定一點，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能夠提高農民收入，而且也是目前提高農民收入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渠道，它能夠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這里的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并不是指這一差距的絕對縮小。這里所謂的收入差距縮小是指對農民收入的提高具有重要貢獻的收入來源對城鄉收入差距的現狀起到了一個相對縮小和抑制的作用，而勞動力轉移獲得的非農產業收入就是這樣的來源之一。所以，要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改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作好農村勞動力轉移工作也是不容忽視的。
（三）勞動力轉移對實現農村小康的影響。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是通過提高農民收入和消費水平來影響農村小康的實現的。根據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設計的農村全面小康建設指標體系，對安徽農村全面小康建設進行綜合評價。安徽農村全面小康建設綜合監測結果如下：2003年安徽全省農村全面小康建設的綜合實現程度是10.6％，比2000年提高4.79分，但是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還是低了6.3個百分點。六個子系統方面的實現程度分別是：經濟發展的實現程度為－9.6％。社會發展的實現程度為12.5％，人口素質的實現程度為26.9％，生活質量的實現程度為9.6％，民主法制的實現程度為68.3％，資源環境的實現程度為7.8％。
作為農村居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改善與提高的基礎和保證的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在農村全面小康建設指標體系中的比重是最大的為20％，卻還未達到總體小康標準，致使安徽農村經濟發展水平與全國平均水平和發達地區相比仍有較大差距。安徽農民收入的基尼系數為28％，這說明安徽農村居民收入分配相對均等，但仍屬于低收入水平狀態。
隨著安徽農村社會生活環境的改善，2003年安徽人口平均預期壽命達到71.4歲，超過農村總體小康的水平，實現全面小康的34.5％。農民人口素質總指標的綜合實現程度為26.93％。安徽2003年農村居民年人均文化娛樂支出約為47元，占農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的比重為2.9％，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農民信息化程度為35.4％，實現程度為23.13％。安徽農村基層民主法制建設綜合實現程度為68.33％，是安徽在這六個子系統中實現程度最高的一項。
勞動力轉移分析范文2
最早是由仿生學家提出的。仿生學家經過大量細致的觀察研究發現，螞蟻個體之間是通過一種稱之為外激素（pheromone）的物質進行信息傳遞的。螞蟻在運動過程中，能夠在它所經過的路徑上留下該種物質，而且螞蟻在運動過程中能夠感知這種物質，并以此指導自己的運動方向。因此，由大量螞蟻組成的蟻群的集體行為便表現出一種信息正反饋現象：某一路徑上走過的螞蟻越多，則后來者選擇該路徑的概率就越大。螞蟻個體之間就是通過這種信息的交流達到搜索食物的目的（李永捷，2007）。意大利學者Dorigo，Maniezzo，Colorni等人通過模擬螞蟻尋路的群體行為，最先提出了蟻群算法，并用于求解復雜的組合優化等問題，獲得了較好的效果。將其應用于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國內相當文獻還很鮮見，只有李永捷等在2007年做出過初步研究。本文假設在由各種形態的勞動力組成的勞動力市場中存在著一個復雜的動態信息網絡，這個信息網絡是由勞動力之間的就業信息流構成的信息集合，在這其中他們根據這些信息流來選擇他們的就業路徑。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單個勞動力的信息收集是有限的而且是不對稱的，搜尋過程呈現出一種模糊、無序的特點，而且會受到來自很多歧途（干擾）因素的影響。在這個過程中就業服務管理機構通過對勞動力之間搜尋信息流的控制和糾正來調整勞動力市場就業搜尋之間的無序性、模糊性，減少勞動力的無序搜尋和歧途（干擾）搜尋，通過對信息流的過濾和整理，引導勞動力市場中的信息收集呈現出一種有序、真實的特點，保證這個勞動力市場的就業質量。勞動力在就業市場的狀態劃分為3類：潛在態勞動力（A）、準備態勞動力（B）、就業態勞動力（C）、而就業態勞動力又可以細分為穩定就業態勞動力和動蕩就業態勞動力。整個勞動力市場的信息網絡就由這3種狀態的勞動力所產生的信息交流構成，因為這三類勞動力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間以及他們為整個勞動力市場所提供的信息之間的不同（如圖1所示），所以他們對勞動力市場中的信息網絡所發揮的作用也不盡相同。圖1中的潛在態勞動力（A），在本文是指農村中已具備勞動能力但尚未有出外打工想法的勞動力，他們會關注整個勞動力市場中信息網絡的情況，并且這些信息網絡中的信息會對其以后的就業選擇產生一定的影響；準備態勞動力（B），是指具備勞動能力，并準備馬上進入勞動力市場的農村中準備外出打工人員，他們已經開始通過信息網絡中各種搜尋途徑來搜尋有就業可能性的信息，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和整個信息網絡產生信息交流量呈不斷增加的趨勢；就業態勞動力（C），在本方是指正在外務工和有外出務工經驗的農村勞動力，他們通過先前的經驗儲存大量的就業信息，同時也對周圍的勞動力提供大量的就業信息，在整個網絡中他們貢獻和獲得信息的能力都比較強。如圖2所示，在這3種狀態的勞動力中信息網絡呈現一種不斷增加的趨勢。由A、B、C三類勞動力組成了一個復雜的、動態的信息交流網絡（如圖2所示）：圖2勞動力市場信息網絡在這個網絡中他們依靠勞動就業信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網絡中的勞動就業信息呈現出一種動態變化的趨勢，同時勞動力也是自由流動的，所以整個網絡是多變的、動態的。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須通過采取一定的作用手段來調整信息網絡，從而減少歧途搜索的干擾，以規范勞動力市場，使勞動力能通過真實的信息網絡，經過最短的時間，通過最短的搜尋路徑，支付最低的搜尋成本找到適合自己的就業崗位，使整個勞動力市場出現最優均衡。
二、蟻群理論的啟示及對貴州省就業服務機構的分析
（一）基本蟻群理論的就業服務機構作用
那么，蟻群理論在勞動力轉移中能起到什么借鑒意義呢？我們知道，蟻群是借助信息素來進行協作覓食的，信息素就是螞蟻在尋找食物過程中分泌的一種化學物質，可指導后面的螞蟻行進的方向。在這個過程中，螞蟻釋放的信息素濃度跟路徑的長度有關，路徑越長信息素濃度越低；相反，路徑越短信息素濃度越高，螞蟻趨向于濃度高的信息素方向移動。同樣，勞動力根據信息網絡中的信息的強度來選擇自己的就業搜尋路徑，支付一定的搜尋成本。勞動力就業搜尋和螞蟻覓食搜尋一樣在開始階段充滿了不確定性，但隨著搜尋過程的推演，最后根據信息素的集中而形成一條搜尋最短路徑。但是，勞動力就業搜尋與蟻群覓食搜尋也存在一定的差異：蟻群的搜尋是自然動作的結果，它們所要經過的障礙是在信息素以外的外生網絡；而勞動力就業搜尋中的障礙主要是來自信息網絡以內的歧途（干擾）信息的影響，這些因素的交織作用使整個勞動力搜尋存在多條路徑，而且有的歧途路徑比正確路徑更短，支付的成本更低，且勞動力在知識、信息、判斷等處于一個相對弱勢的地位，因而造成勞動力選擇歧途路徑的局面出現。比如婦女農民工外出就業現象。當同村某位女性勞動力外出務工，很快就衣錦還鄉，其實是在外從事不正當的行業，如“”等，不明就里的其他女青年就會受其歧途信息素的影響，受騙上當，或就此走上不正確的外出務工道路。在民族地區，由于少數民族特有的民族習俗，人們在民族內部之間的信任與紐帶更為緊密，我們通過典型調查，以貴州民族地區為例，80%以上農村勞動力的轉移來自于同族的親戚、朋友、老鄉的推薦，在這樣一個非正式社會網絡是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主要渠道的人情社會，更容易受到歧途信息的影響，導致農村勞動力整體轉移的惡性循環。比如非正規就業典型“撿垃圾村”、和電視報道的“假貨村”、“小偷幫”等等。為避免農村勞動力在轉移過程中受到誤導，保證其轉移的數量和質量，就業服務機構在其中可以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就業服務機構在整個就業搜尋過程中要盡力排除那些歧途（干擾）信息，引導勞動力選擇正確的就業搜尋路徑。在整個就業搜尋過程中就業服務機構所發揮的作用，首先表現在規范勞動力市場的構成，為歧途（干擾）因素進入信息網絡設置障礙；其次是鼓勵勞動力市場中的信息自由流動，但要通過一定作用降低歧途（干擾）因素的影響；同時，通過對信息的控制，減少構成歧途搜尋的信息素數量，并減少勞動力為獲得正確信息的支付成本，縮短正確搜尋路徑的長度。歸納起來就是在勞動力交流形成的信息網絡中，就業服務機構要加入一定的作用力來加強正確信息的留存，減少歧途（干擾）因素的停留，在最優選擇路徑上形成正反饋機制，加強對最優路徑的選擇。同時，如何縮短勞動力的就業選擇路徑，提高勞動力就業搜尋的成功率是就業服務機構的重要工作。
（二）貴州就業服務機構的現狀及問題
根據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可知，在貴州省全年常住人口中，漢族人口為22198485人，占63.89%；各少數民族人口為12547983人，占36.11%。在這樣一個少數民族人口占到1/3的省份中，具體研究民族地區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具有現實意義。貴州省各級公共就業服務機構主要依托于各市、州、地的勞動和社會保障局，深入到農村各鄉鎮的稱為社保所，但其職能主要在社會保障方面，對于引導最基層農村勞動力的轉移，鄉鎮乃至縣城就業局的力量很微弱，導致貴州省農村外出勞動力組織化程度仍然較低，大多是自發的轉移。主要依靠社會關系、血緣關系尋求就業機會，如依靠親戚朋友介紹外出打工。通過中介機構的有償介紹、職業技術學校的培訓轉移和政府勞務輸出辦公室組織的集體性成規模的勞務輸出所占比例較小，有組織的輸出只占1/8左右。例如，貴州省在廣東就業的農民工中，除少量是通過政府部門有序輸出和定點勞務扶貧外，多數是通過以老帶新等方式輸出的，致使農村勞動力轉移組織化程度低、風險大、成本高，大多處于自發、無序、零散的轉移狀態。根據蟻群理論，我們知道就業中介組織在勞動力轉移中應該取到積極的引導作用，尤其是政府的就業服務機構，更應該行使這樣一個公共的職能，避免農村勞動力自發無序轉移中的干擾歧途信息的產生，而是由政府中介就業部門傳播正確的、最為經濟合理的信息素讓準備外出的農村勞動力去跟隨。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是一個系統工程，從掌握勞動力資源、就業培訓、提供就業信息到維護合法權益，都需要政府部門提供完善的管理和服務。但是，政府的這種職能非常缺乏，還不能完全地掌握農村勞動力資源及轉移就業的基本情況，包括文化程度、年齡結構、技能特長、地域分布及轉移就業的方向等。政府沒有建立完善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市場服務體系，導致農民工就業信息不暢，有組織外出的比例比較低。目前的中介服務機構從規模和管理上仍不能很好地滿足貴州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需要。一方面，縣、鄉、村三級具有管理和指導農村發展職能的組織和機構基本沒有承擔起為農村勞動力轉移提供充分而準確的就業信息的義務，也沒有發展起專門的商業性職業中介組織；另一方面，城市作為容納農村轉移勞動力的主要地區，也缺乏指導農村勞動力在城市就業的機構和組織。在當前的行政管理框架下，城市政府只對城市勞動力的就業負責，而不對農村流動勞動力的城市就業負責。所以，盡管進入到城市的農村勞動力中有相當一部分存在搜尋就業機會的困難，但大多數城市都沒有建立起專門為農村流動勞動力就業提供信息服務的部門。不僅如此，在城市勞動力就業出現壓力時，城市政府管理部門一般要對農村流動勞動力采取排斥的做法。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尋求一個合理的解決辦法。
三、基于蟻群轉移的典型案例分析
案例一：民族地區非正規就業的典型———關嶺縣頂云鄉上發卡村關嶺是個布依族苗族自治縣，地處貴州西南部，屬于安順市管轄，黃果樹大瀑布周圍的不少景點都在關嶺縣境內。頂云鄉距關嶺縣城六公里，因其1978年率先以秘密形式實行“定產到組，超產獎勵”的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做法而聞名，也象征著中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正式啟動，頂云鄉也被稱為“中國農村改革第一鄉”。頂云鄉面積81.6平方公里；人口2.1萬，其中布依、苗、黎等民族占76.2%；轄16村委會。雖然改革開發以來頂云的經濟取得了巨大的變化，但因為自然條件的限制，目前仍有9個國家一級貧困村，2個二級貧困村。筆者在對頂云鄉的實地調研中，無意發現了一個體現民族貧困地區農村勞動力非正規就業的典型例子。頂云鄉有一個國家一級貧困村，叫上法卡村，這是一個自然寨，4個組，360人，幾乎都是白苗族。由于這個村地處海拔較高的山頭，自然資源較為貧乏，生活條件惡劣。村民以玉米為主糧，交流都是使用的苗語。地理位置的相對封閉和少數民族意識的濃厚，使上發卡的村民與外界交流不多，且文化教育程度低。因為孩子不多，村里的小學教育也只辦到一年級，教他們說點漢語。若要繼續上學，就得走幾公里山路去另外的村上，造成普遍教育程度不高。絕大部分上發卡村民依靠有限和貧瘠的土地，滿足不了生活的需要，所以每年農忙結束，他們的主要勞動力就外出務工，甚至是舉家外出。但由于沒有文化沒有技能，他們能做的，就是最低級的體力活，如在建筑工地上挖土方，當“背兜”，撿垃圾等。他們的民族意識很濃，對本村本族的信任程度表現得很明顯，也就是這樣，社會資本在他們轉移的過程中的作用就顯得非常的大。其表現就是，他們遷移的目的地、居住和工作地幾乎都是在同一個地方----貴州市郊，他們在貴州市大營坡郊外，就地找個山坡就搭起了棚子，四處分布，都是一個帶一個出來的上發卡村民，相當于他們把上發卡村“搬”到了貴陽。到農忙時或有什么任務時，村干部帶上一幫勞動力就回到頂云，沒事了又全部跟著外出。雖然在外一天也只能掙到30-50元工錢，但也比在家的收入高，且他們也沒有其他的信息渠道、技術手藝，他們相信和依靠的，就是本村熟識的親戚和朋友，所以，一旦有新的勞動力想外出務工，也無一例外的到了同一個地方，從事同一種低級的體力活，并造成惡性循環，形成了“漂浮在城市中的村莊”。這也是民族貧困地區非正規就業的一個典型案例。案例二：貧困地區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成功經驗———關嶺縣花江鎮提到花江鎮，也許很多不熟悉貴州的人都知道，它以“花江狗肉”而聞名于全國。作為農民勤勞致富的典型，花江鎮農民在同樣艱苦的自然條件和經濟環境下，卻創造了貴州“猶太人”的神話?；ń偽挥谫F州省關嶺布依族苗族自治縣城西南的214國道上，距縣城約25公里，總面積158.2平方公里，耕地面積2.9萬畝，花江鎮全鎮轄25個行政村、2個社區共252個村民小組，總人口45290人，其中布依、苗、黎等民族占29.7%。初中以上文化程度19860人，目前從業人員28765人，其中外出從業人員14100人。外出務工人員主要以餐飲、中草藥營銷和制造業工人為主?；ń琴F陽到貴州黔西南州和廣西的交通要道，正好處于中點位置，所以一般來往車輛都要停在花江進餐或住宿，造就了其飲食業的發達，花江鎮的街道其實就是一條綿長的街道，沿街的上百家的門面幾乎全是餐館，而每家幾乎都經營著花江狗肉，憑其秘制香濃口味而聞名。可是隨著貴黃高速、關興高速路的建成，幾乎所有的客車、貨車都不經過花江鎮而直接上高速路了，花江鎮的前途怎么辦，農民剛富裕的日子怎么辦，是不是又會陷入貧困，曾是讓很多人擔憂的問題?？杀敬握{查的事實的確讓人吃驚，花江經濟不僅沒有受到沖擊，而且還化壓力為動力，本鎮上的生意不好做了，就走出去，反而還打下了全國的市場，讓“花江狗肉”的名氣越來越大，也讓更多的花江人走了出去，共同增收。據花江鎮政府介紹，不完全統計的情況下，花江人在全國各地開的“花江狗肉館”2300余戶，從業人員約9600人，按戶均純收入3萬元保守估算，年總經營純收入6900萬元。經營地遍及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直轄市，但主要集中在中部省市，如長沙一地，就有200至300家的規模。事實上，大部分經營戶一年就可以賺到二十萬元以上，花江鎮資產上百萬的農戶至少有三四百戶。這在貴州農村而言，是非常難得的?；ń瓌趧恿Φ霓D移模式，便是蟻群理論的一個現實寫照。因花江狗肉秘制配方，也由于怕外鄉人掌握到其獨特的制作過程與方法，所以才會出現剛才所述的一幫又一幫人結伙外出。如果一個農戶到外開餐館，他不是就地招工，而一定會在花江本地帶上服務人員一同前往。而尋找伙計的途徑，也一定是先找親戚，然后是利用朋友、熟人的資源，最后是找老鄉。開得較大的店，一天經營收入達20多萬元，服務人員就有80多個，最小的店也有5個左右的服務人員，一般都是開一家店帶10—20個本地農民工外出。而這些跟著外出務工的服務人員，稍有些頭腦意識的，在幫工兩三年，學得技術和經驗后，也會自己開館子，然后再帶一幫人出去。這就形成了“滾雪球”式的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的良性循環。在共同形成的習俗、信任及規范下，花江鎮的農村勞動力轉移也是借用這樣一個產業優勢，以少帶多，以點帶面，親鄰相傳的發展起來，為貧困地區勞動力的轉移和增收致富提供了一個成功的案例。
四、基于蟻群理論的相關政策建議
（一）充分利用網絡資源，大力發展鄉鎮信息化水平
雖然現在已經是網絡化信息化時代，但在貴州這樣的民族貧困地區，經濟和文化仍相對滯后，我們看到一些鄉鎮政府的信息化水平都很低，更談不上普及到普通農民。筆者建議每個村都設立一個專門的信息員，他們要懂得基本的電腦知識，能利用網絡資源為農民提供各種信息需求服務。比如，可以成立動態管理網絡或勞動力供需信息系統，將國家及地方各級政府、各部門出臺的有關農村勞動力供求方面的法律政策及規定、全國各地勞務市場及人才市場的運行和供求狀況提供給農民，充分運用其信息導向作用，增強少數民族貧困地區農民工“信息導向、按需流動”的就業意識，引導農民工合理、有序流動，讓農民也享受到社會化網絡時代的豐富資源。（本文來自于《經濟研究導刊》雜志?！督洕芯繉Э冯s志簡介詳見.）
（二）加強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
農村基礎設施是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和農民生產生活改善的重要物質基礎，它在很大程度上帶有公共產品的性質，政府應是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主要投入者。在發展農村經濟的過程中基礎設施因其經濟效應而受到重視，但在此處我們強調的是其對農民積累社會資本的意義。完善的道路、電力、信息通訊等基礎設施，必然會給農民出行、與外界聯系帶來便利，促進農民在更廣的面上進行社會交往，幫助農民維護社會關系網絡，從而積累社會資本。借助現代化的社會交往媒介，農民可以突破個體在地點、身份、職業上的差異，將人際關系網絡擴展到城市和非農產業領域，這必然會給農民尋求非農就業、提高工資收入帶來幫助。政府應進一步推動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努力把公共服務延伸到農村去，改變農村的閉塞局面，為農民交流信息、參與社會活動創造物質條件，從而使農民可以通過多種方式積累社會資本。另外，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是一項長期而繁重的任務，在建設時應注意科學規劃，優先解決農民最急需的生產生活設施。
（三）建立和完善農民工專門的職業介紹中介機構
政府應專門設立并大力發展專門的農民工職業介紹中介服務機構，擴大其覆蓋面，增強其服務功能，使之在有組織地轉移農民工方面發揮主渠道作用。農村地處“邊緣地帶”，信息缺乏是他們擇業的一大障礙。他們獲得信息的主要途徑就是勞動力市場。在目前貴州省乃至全國農村勞動力市場發育程度較低且不夠規范、工作效率低的情況下，更需要加快培育和完善勞動力市場，利用蟻群理論的啟示，減少農村勞動力求職就業過程的歧途信息素的干擾，可采取樹立外出務工成功案例典型的方式大力宣傳，或一個村、一個鎮集體先組織一小部分精干的勞動力到較發達、較好的產業就職，然后利用這些良好的信息素帶動更多的本地勞動力沿著這個路徑轉移，從而形成自己有序良性循環。另外，對民間資本的中介機構，政府也應實行有效的監管體系和機制。
（四）提高農民工的人力資本，發展職業培訓機構
教育、培訓和健康是人力資本投資的主要方面，政府和農民個人都應從這幾個方面入手，努力提升農民的人力資本水平。教育是人力資本最基本的投資方式，政府要堅定不移地發展國民教育事業，提高國家財政用于發展教育的比例，平衡城鄉之間教育資源的分配，促進整個社會的教育平等。目前的當務之急是保障還在學齡階段的農村未來勞動力的受教育權利，保證他們享受和城市學校同樣的教育資源；減輕農村家庭的教育負擔；盡快取消農民工子女入學的戶籍限制和擇校費。對于已經離開學校的農村勞動力來說，職業技能培訓是增加他們人力資本的主要途徑。從農民工市民化這一長期過程出發，長期系統的就業培訓是他們在城市持續發展和沉淀的必要條件之一。但是，目前大多數培訓是短暫且是一次性的，農民工的需求和現實的就業培訓制度供給之間存在較大的差距。雖然少數企業為了提高工作效率對農民工進行了崗位培訓，但是他們的出發點是企業盈利。真正從農民工發展的角度考慮就業培訓的問題應該是政府的公共政策之一。國家應建立和發展一套規范的農村勞動力技能培訓體系；根據崗位的技能要求有目的的開展培訓，以使農民能夠勝任復雜勞動的崗位，并可以對農民工進行基本法律知識、維權意識、基本技術等培訓。提倡企業開展農村勞動力職業培訓并錄用。由于健康的重要性，政府需要改善農村的公共衛生狀況，增加農村的醫療資源，進一步發展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建立健全農村的社會保障體系，減輕農民看病負擔，保障農民病有所醫。
（五）健全農民對社會活動的參與機制
勞動力轉移分析范文3
關鍵詞:城市化;農村人口;農村剩余勞動力;勞動力轉移
中圖分類號:F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0)12-0158-01
近年來,由于人口大量遷往城市,我們將面臨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已經受到國家跟政府的高度重視,它對城鄉結構調整,農村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社會安定等多方面都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我們應該加大制度和法律上的管理,使其合理,順利,有序的發展,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型,改變他們的生活現狀,使我們的社會更加安定團結。
1 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現狀
受傳統體制、傳統觀念和土地、戶籍等政策的影響,農村人口轉變為城鎮人口的渠道狹窄,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制約了經濟社會發展,影響了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另外,農村人口向城市的大量轉移和城區的不斷擴大,使城市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低素質的廉價勞動力所占據。
濟南某區為例,從人才結構看,中專以下學歷占了53%,本科以上學歷僅占17%,特別是院士、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專家、各類拔尖人才等高層次人才極少。許多學者提出自己的觀點改變現狀,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順利轉移,有人提出應加強農民外出就業的指導和服務,做強做大勞務經濟,增加農民勞務收入。加強對農村勞動力流動的監測,完善農民就業綜合服務體系,清理和取消各種針對農民工流動和就業的歧視性規定和不合理限制,保障農民工合法權益。積極推動城鄉勞動力平等就業制度試點,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就業制度?！笆晃濉逼陂g,農民外出務工每年新增500萬人左右。
根據統計部門的統計,農村有勞動就業能力的人口估計達到6億人左右,根據一些國家的勞動力與土地的最高配比,中國的農業最多也只需1億左右勞動力,這就導致中國農村5億的勞動力富余,如將這些富余勞動力轉向其他行業,則中國農業勞動力人均將提高5倍以上。許多學者認為可以通過人口從農業向工業轉移來減少農業人口。也有人提出通過將人口從農村向城市轉移來減少農村人口,因此在1983年到1990年間,幾乎每個村都辦起鄉鎮企業。1990年以后,一億農民進城打工,這種通過工業化和城鎮化來解決三農問題的做法并沒使情況好轉。
2 當今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政策研究
2006年全國平均的農民工生活質量指數為0.532,表明農民工生活質量的全國總體水平僅相當于城鎮居民平均水平的53.2%,其他指標也顯示為城鎮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
可見,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發展,農村勞動力大量轉移后依然面臨很多問題,為了提高農民工生活質量,學者提出了很多建議,最主要的是深化戶籍制度,農村與城鎮最大的區別就是待遇不同,而不同的住房,醫療等待遇又是戶籍制度影響的,所以要加大戶籍制度改革,提高農民工轉移到城鎮后的待遇。另外,我們還要切實提高農民工的人力資本,加大對農村地區的教育投資;為農民工提供更多的職業技能培訓機會,重視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此外,我們應該建立覆蓋農民工的社會保障體系,針對農民工收入低且不穩定的特點,應當專門研究確定與農民工低收入相適應的費率,使其能夠參加到社會保障體系之中。最后我們應該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著力研究解決農民工的住房問題;進一步加強農民工的權益保護等等。
3 農村剩余勞動力解決的方案
3.1 打破現有二元經濟體制
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實質是農民處于失業或半失業狀態。因此我們首先要區分農業剩余勞動力與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概念。
農業剩余勞動力是在目前生產力水平下,超過農業生產需求量的那部分勞動力。由于農村人口基數大,就業空間有限,兼職現象普遍存在,還有一大批農民“過度擁擠”在農村并不發達的有限的非農產業中。這部分農民從農村中轉移出去,不僅不會影響所在非農產業的發展,而且有可能有利于提高其勞動生產率。
而農村剩余勞動力則指超過農村產業需要的那部分勞動力,它包括農業剩余勞動力。存在農村剩余勞動力并不是中國特有的問題,而是各國普遍存在的現象,在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或由二元經濟結構向一元經濟結構轉變的過程中,常常出現農村勞動力總供給大于總需求,這是由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導致農業所需勞動力減少和人口過快增長導致勞動力超量供給的共同作用引起。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是,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不僅存在,而且超量存在,基礎是農村人口的超量存在和農村人口比例過大。盡管改革開放以來鄉鎮企業、新興城鎮、城鄉第三產業為主體的渠道已吸收了1.5億農村剩余勞動力,但目前仍有1.7億左右農村剩余勞動力等待轉移。
改變長期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做法,因為長期優先發展重工業,大大減少了就業崗位,重工業的就業創造能力明顯低于輕工業和第三產業,重工業每億元投資所能創造的就業崗位只及輕工業的三分之一。
3.2 政府發揮其經濟職能、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
要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就業制度。建立城鄉平等的就業準入機制;加強對農村勞動力的培訓;加快建立進城務工農民的社會保障制度;逐步形成惠及農民工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務制度等。
目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工作帶有很大的事后被動性,事前積極引導少,事后消極疏導多。因此我們要以積極熱情的態度來推進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工作,主動爭取提前預計到剩余勞動力的可能去處,并根據其需要提前主動做好有關準備工作,全面做好總體規劃、產業政策制動、戶籍制度改革、不同層次城市接受農民進城政策的制定、新城新體制設計、面向農民的就業政策制定、農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城市福利保障制度改革、勞動力市場發育、勞動密集型技術鼓勵政策制定和有關法律制度制定等方面。
我國畸形經濟社會結構的糾正有賴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得不到轉移會產生很多不利影響,龐大的人口擁擠在有限的耕地上,對耕地和其他資源進行掠奪性開發,農民生存狀況將惡化,貧困加劇。要從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高度,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進行全面的、多層次的規劃。組織有關部門和各種力量對此問題進行系統研討,并作出決議。
3.3 進行農村勞動力的合理分流
形成合理的分流,分為國內分流與國外分流。
國外分流指勞務輸出,但由于國際勞務輸出所面臨的外交障礙及我國農村勞動力素質較低的限制,國外分流不可能成為主渠道,因此我們只能將希望寄托在國內分流上。
在國內分流基礎上又分為農村就地分流與異地分流,所謂就地分流指讓農村剩余勞動力在農村內部就地消化,包括社區內鄉鎮企業、農村第三產業、農業的深度和廣度開發、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異地分流就是將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國內農村以外的地區去,一般是原有大中城市、新興城鎮。
另外要形成合里的產業分流,即農業內部分流和非農產業分流上,以非農產業分流為主。提高勞動力素質,增加對農村教育的投資,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等;有針對性的制定農民就業培訓政策,開展各種就業培訓和教育;建議在一些大中城市成立農民大學、民工職業大學、民工夜校等。發育勞動力市場,改革城鄉人口管理制度、改革城市的勞動用工制度、改革勞保制度、大力發展多種形式的職業介紹機構、逐步推進勞動力市場信息網絡建設、加快勞動力市場規則的建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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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轉移分析范文4
關鍵詞：農民工 勞動力轉移 青年勞動力
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所取得的經濟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廉價的勞動力資本所提供的巨大成本優勢。張家口地區是北京的北大門，由于其特殊的軍事地位開放較晚，經濟發展相對落后，所以大量的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外特別是京津地區轉移。隨著80、90后的勞動力逐漸成為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主要力量，他們的現狀、條件、要求、見識都與其父輩有了很大的不同。近年來，我國改革開放中的龍頭經濟城市出現了用工荒的現象，這說明當今農村青年勞動力轉移已經有了新的變化。了解農村青年的訴求、研究他們的工作狀態、分析農村青年勞動力轉移的方式，對于解決三農問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促進全民族“中國夢”的實現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農村勞動力轉移理論綜述
1.人口學理論。人口增長的過程呈S型曲線，經歷了從“多生多死”到“多生少死”直至“少生少死”的發展過程。
2.社會學理論。英國文化人類學家拉德克里夫.布朗曾經指出，社會制度的結構決定了個人行為。處于工業發展期的中國正在從原有的靜態平衡通過劇烈的轉型期達到新的靜態平衡。這意味著社會制度的結構正處于被打破未重建的階段，農村的社會結構經歷著比城市更加劇烈的沖擊，農村勞動力的轉移體現了農民個人行為對社會制度變革的適應。
3.經濟學理論。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很好的解釋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動機。農村經濟的破產迫使農民走出農村，低效率工業化的發展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又促使農民走向城市。耐人尋味的是，中國經濟的增長是有目共睹的，然而農業生產率的水平卻遠遠落后于工業，從某種程度上講，農業產量的提高并非技術發展的結果而是勞動力投入的加大，中國農業的生產率并沒有明顯的改變。
二、張家口地區農村青年勞動力轉移狀況分析
1.就業的流向及分布。問卷調查采用配額抽樣的方法，選擇了張家口地區13個縣年齡在18周歲至40周歲的260個青年作為問卷調查的對象。調查結果顯示，調查者的就業地點為京津地區的占33%，本市的占30%，除本市外本省其他城市的占21%，其它地區的占16%。
2.就業環境。就業方式中，從事建筑裝修的占22%，家政服務的占8%，加工制造業的占16%，餐飲服務的占20%，售貨員的占15%，個體經營的占8%，公司職員的占4%，其它的占7%（例如地鐵安檢員、保安人員等）。這些工作被認為是又臟又累且缺乏技術含量的。
3.就業歧視。78%的被調查者認為，自己在外出務工的過程中受到過一定程度的歧視，包括語言上的侮辱，態度上的輕蔑，行為上的隔離等。甚至農民工的生存狀態幾乎成為了社會的參照系，如果不努力生活進入社會的中上游階層，就會淪為和農民工一樣的悲慘境遇。很多城里人認為農民工所從事的工作掙錢少又得不到尊重，他們寧可待業在家也不愿意丟面子從事那些工作。
三、張家口地區農村青年勞動力有效轉移的制約因素
1.自身素質。調查結果顯示，外出務工人員中初中及以下學歷的占82%?，F在中國的大學生就業形勢已然很嚴峻，外出務工人員幾乎沒有可能從事高薪、高職的工作。大量的外出務工人員從事建筑業、服務行業、加工制造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這些行業對于外語、計算機、寫作等能力幾乎沒有什么要求。而其它一些相對高薪、高職、低體力勞動的工作對個人的素質要求較高，需要基本的計算機、外語或寫作能力。這些方面能力的欠缺極大的限制了農村外出務工人員的就業水平。
2.產業結構。在中國產業化的進程中，農民非農化的過程最好的方式是就地轉移。然而，曾經活躍一時的鄉鎮企業終究由于其落后的理念，非科學化的管理方式，較低的抗風險能力而逐步暗淡。除此之外，隨著產業結構的升級，勞動密集型產業必須向知識密集型產業轉移才能獲得生存空進，這就進一步惡化了農民工的選擇權。
3.戶籍制度。調查結果顯示，張家口地區外出務工人員基本上采取離鄉不離土的工作生活方式，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對他們來說，城市只是一個工作的地方，最多不過一個美好的夢想，很難成為他們的家園，無論是生活上還是精神上，只有農村才是他們最終的依賴。不同于西方國家的農民非農化過程，中國的農民是個體遷移為主，而西方農民是家庭遷移為主。
四、促進張家口地區農村青年勞動力有效轉移的對策建議
1.離農不離鄉的就地轉移方式。隨著張家口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在本著環保、高效的理念引導下，許多大型國企甚至是外企落地建立生產基地。這是當地富余勞動力轉移的一個重要機遇。
2.有效的職業教育。為使農村外出務工人員能獲得真正等同于工人的工作，尤其是適應大中型企業的生產，必須對他們開展有效的職業教育，進行職業生涯規劃。這種教育類似于高職高專的精華版，需要政府投入，強制執行，最終以執業資格的獲得為其工作準入的門檻。
3.構建適合農民工的社會保障體系。以我市的實際情況來看，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水平不可能達到很高的水平，但應當做到老有所養、病有所醫、保障其因家庭變故而擁有不低于當地平均生活水平的程度。
五、以實現農村青年“中國夢”為理想
新時期的農村青年更有知識、文化、理想，他們的就業是實現自身“中國夢”的最主要途徑。實現他們的“中國夢”，就是關注中國的未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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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勞動就業與反貧困問題研究》夏慶杰著 中國經濟出版社 2010
勞動力轉移分析范文5
關鍵詞：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 教育 成本收益
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現狀
農村剩余勞動力，是指超過農村產業需求的勞動力，其實質是一部分農民正處于失業或半失業的狀態。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目前我國農村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64%，農業勞動力占全國總勞動力的50%，有4.4億農村農業勞動力，其中剩余勞動力約占1/2，大約2億多，每年還新增勞動力600萬人。今后20年，我國至少要推動2億農村勞動力實現轉移。在農村經濟發展過程中，如何推動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是中心任務之一。從經濟學理論上說，農村的農戶經濟是一種低水平的均衡狀態。要打破這種低水平均衡，實現高層次的新均衡，舒爾茨教授認為，應該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導入新的生產要素，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入，即市場和科技要素是解決農村問題的關鍵，人力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具有重要的地位，教育尤其是職業教育，如何能更好地發揮作用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任務。
為了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環境創設，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教育的制度安排，國家的宏觀政策層面已經做出了明確的規定，各級政府和教育機構對農村轉移勞動力的教育和培訓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績，但遠不能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對勞動者素質的要求，不能滿足農村轉移勞動力就業增長的需要。問題的根源在于認識不到位，多數政府主管部門還沒有樹立“知識是第一生產力，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根本源泉”的觀念，他們只看到了沉重的人口負擔，而沒有看到豐富的人力資源和經教育投資可能轉化而來的潛在人力資本收益。
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教育投資的必要性
一個國家的經濟由貧窮到富裕的發展過程中，一般都經歷著由落后的農業經濟部門向先進的工業生產部門轉移剩余勞動力的過程。這是因為先進的工業部門生產效率高，提供的收入高，必然吸引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工業部門轉移，同時這種轉移過程也會增加工業部門的積累和發展，從而有能力吸引更多的農業剩余勞動力，形成一種良性互動的關系，這是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所闡述的中心思想。但是，這種思想有一個隱含前提就是這種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是無摩擦的。事實上，由于先進的工業部門所要求的技術水平是相當高的，從農村轉移的剩余勞動力必須掌握相應的技術才能順利地實現這種轉移。因此，要想使這種轉移過程沒有多大的摩擦，就必須讓農業剩余勞動力掌握相應的技術，而這就需要教育。美國經濟學家米凱•吉瑟的研究證明，在鄉村地區，教育水平提高10%，將多誘導6%―7%的農民遷出農業。
根據2002年國家統計局農調總隊對全國30個?。▍^、市）6萬多農戶、18萬多農村勞動力進行的抽樣調查顯示，樣本農戶既有人力資本的存量為：初中及以下程度勞動力的比重高達87.8％，其中文盲或半文盲勞動力占勞動力總數的7.4％。小學程度的為31.1％，初中程度的為49.3％；初中以上程度勞動力僅占12．2％，其中高中程度的為9.7％，中專程度的為2.0％，大專及以上程度的比重為0.5％。在農村勞動力中，近80％的勞動力沒有特別技能，14％的勞動力掌握了工業、建筑業和服務業的技能，2.8％掌握駕駛技術，3.2％掌握農業技術。通過上述數據可以看出，農村勞動力的文化和專業技能水平較低是一個不爭事實。人力資本存量少、水平低既是農村經濟發展不快、后勁不足的主要原因，也成為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層次和效果的“瓶頸”，為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增加了摩擦，阻礙了二元經濟的良性發展。加大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教育投資的力度已經成為專家學者的共識。
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教育的成本與收益之間的關系
人力資本理論認為，人力資本是存在于人的身體內的，后天獲得的具有經濟價值的知識、技術、能力及健康的質量因素之和。人力資本可能表現為潛在勞動生產力，也可能表現為現實的勞動生產力。為獲得后天的生產能力必須支付一定的成本，即一定時期投資主體直接或間接用于整個教育的全部費用，包括直接的教育培訓支出、因接受教育和訓練而放棄的收入和為尋找、轉移到較好的環境中所花費的各種費用。這些成本與提高人的生產能力有關，所以被叫做人力投資。人力投資越多，人力資本存量就越大。人力資本理論，十分注重對人力投資進行成本－收益分析，認為投資的收益是預期的。這些結論對于我們認識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教育的成本與收益之間的關系有重要作用：
第一，發展中國家人力投資收益率很高，不僅高于發達國家，而且比物質資本投資收益率高。因此，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教育成本帶來的收益是多于物質資本的。在不發達農村地區，不管是個人還是政府，投資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教育都是合算的，即其收益是超過成本的。
第二，教育落后的地區，初等教育的投資收益率比中等教育投資收益率要高得多，中等教育投資收益率又比高等教育投資收益率高；而在發達國家，教育投資收益率的高低順序是大學、中學和小學。因此，在不發達農村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教育投資重點應當是普及初級教育和職業技能教育。
第三，在發達國家，私人人力投資收益率都大于社會人力投資收益率，而在發展中國家，前者比后者要高得多。因此，在不發達農村地區，要鼓勵私人資本參與教育投資，要調動農民個人和家庭對勞動力資本投資的積極性。
第四，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教育投資與收入存在著明顯的相關效應。舒爾茨和貝克爾認為教育是人力資本形成的重要途徑。勞動力的收入首先取決于個人的以教育為主的人力資本投資。一般而言，勞動力的收入水平與他所受的教育程度呈正相關。流動勞動力文化層次越高、勞動技能越強，發展潛力越大，工資報酬也越高。這促使一部分進城民工為了進一步適應競爭而對提高自身素質進行勞動力教育投資。
第五，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教育投資可以從整體上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使大量剩余勞動力“脫農而出”，為農業勞動力的進一步轉移提供可能，從而實現最終的轉移。
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教育投資的效應
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教育投資所帶來的效益還體現在它能對自身的轉移效應起到一種促進作用。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預期收入效應。預期收入效應促使農村文化和職業技能水平高的剩余勞動力向城市遷移，如舒爾茨曾指出，勞動遷移發生與否，取決于勞動力對遷移成本與收益的比較，遷移收益很大程度上則取決于遷移預期收入。就總體而言，我國農村勞動力的預期收入相對較高是十分明顯的。這是因為，城市的市場化程度較農村高，收益反映人力資本差異的敏感程度也獲得提高，即人力資本水平高的勞動力在城市能得到更為“公正”的待遇，較高的預期收入使這部分剩余勞動力較早投入流動。所以，當農村經濟結構變動、轉移就業的新機會來臨的時候，在文化和技能上“過?！钡?、文化和職業技能水平高的農村勞動力最先活躍起來進入轉移行列。
信息獲取效應。轉移能否成功取決于多種因素，其中信息因素不可低估。更高的文化水平或人生經歷使勞動者更能有效地對勞動力市場的信息進行收集、加工和判斷，從而作出更為準確的勞動供給決策。這些勞動者較一般的農村轉移到城市的民工擁有更為廣泛的信息獲取渠道，把握信息以及對其作出合理判斷的直接效果是降低市場風險和不確定性，這也解釋了為什么文化程度高或經歷豐富的農村勞動者更能克服距離障礙而傾向于跨地區向大城市轉移。
心理適應效應。更高的文化水平意味著勞動者更容易摒棄傳統農村勞動力中的封閉性和保守性，樹立現代性人格。其典型表現即對城市生活的認可與向往以及對市場交易活動有很強的適應性和應付能力，這使他們較之一般的農民工，轉移的欲望更強烈，融入城市生活的速度也更快，因此，轉移也更為徹底。
勞動力轉移分析范文6
關鍵詞：甘肅；剩余勞動力轉移；農村
一、 甘肅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現狀
從1985-1992的七年中,.甘肅共有7.4萬余農村剩余勞動力轉化為非農勞動者,勞動力轉移的年平均增長速度為0.71%。改革開放后,森嚴的城鄉壁壘慢慢被沖破,城鎮工業的發展也吸收了相當一部分農村剩余勞動力.。然而從總體來看，甘肅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速度和規模均不及全國平均水平，甘肅農業產業所占份額依然偏高。
2008年甘肅省總人口為2628.12萬人，其中城鎮人口844.94萬人，占甘肅省總人口的32.15%;農村人口為1783.18萬人，占甘肅省總人口的67.85%。據統計，農村勞動力資源總規模為1213.87萬人，占農村總人口的59.06%。從地域分布來看，農村經濟相對欠發達的天水、定西、隴南、慶陽市，其農村勞動力達518.71萬人，分別占甘肅農村勞動力總數的14.62%,12.61%,11.91%和10.26%，共占甘肅農村勞動力的約50%。而農村經濟相對發達的酒泉、張掖、武威、金昌、嘉峪關市的農村勞動力為184.08萬人，分別占甘肅農村勞動力總數的2.78%?,5.39%,7.81%,1.28%和0.26%，總共不足20%。由此可見，甘肅省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應以貧困地區作為重點。
二、阻礙甘肅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因素
1.農民自身的因素
第一，勞動力的專業素質普遍低下，受教育程度不高。由于進城務工者缺乏一定的職業技能，其對具有一定技術含量的工作崗位缺乏競爭力，只能從事苦、累、臟的體力勞動，以維持生計。有數據顯示，2007年甘肅省轉移的勞動力中接受過專業培訓的共占20%左右，有將近80%的進城務工者未接受過任何專業培訓，這使得他們在選擇從事的行業時，主要以建筑業、餐飲服務業等低端行業為主。
第二，由于農民工受教育程度不高，進而導致了他們的法律意識淡薄，對自己應得的利益和如何維權的途徑不甚明了。他們對國家或地方的勞動法、勞動保障法等相關的法律知識了解不足，較少簽訂勞動合同，而且對在勞動過程中所遇到的各種經濟糾紛缺乏維權的意識和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他們轉移就業的熱情。
2.社會因素
第一，社會的普遍歧視。農民工在融入城鎮建設過程中的低位，長期以來得不到正確的定位。農民工這個名詞一度成為人們嗤之以鼻的對象，成為新的弱勢群體。社會對農民工的普遍認知造成了農民工長期得不到公正的待遇，打擊他們就業的自信心。
第二，政府制度性因素一度落后于農民工擇業、就業的腳步。例如戶籍制度的缺陷，雖然戶籍制度在深化改革后在限制城鄉人口遷移方面的功能日益減弱，但在中國現行戶籍制度的約束下，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仍無法有效轉移?，F行戶籍制度依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附著在戶口上面的不合理規定和功能加劇了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限制。這些大量遷徙人城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不得不在體制外生存，成為“漂泊不定”的人口。同時，他們在社會保障、教育、就業、醫療、人事關系等方面面臨著重重障礙。
第三，城市及鄉鎮企業有效需求不足。由于經濟結構調整和體制轉軌，城市中出現了大量下崗職工，城市下崗人員的增加會進一步擠壓農村勞動力的就業空間，使得進城務工人員處于更加劣勢的地位。有數據顯示，甘肅省城鎮登記失業人員已從2000年的7.35萬人增加到2007年的9.51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也從2000年的2.?70%增加到2007年的3.34%。同時，隨著市場經濟競爭的日益加劇，原先吸收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鄉鎮企業享有的優惠政策被逐步取消，其機制優勢正在慢慢消失。為了穩固在市場競爭中的地位，它們開始摒棄“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轉型，致使吸納勞動力的能力大幅度下降。
?三、拓寬甘肅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路徑的建議
1.必要的科普宣傳，科學的農業發展指導，必須深入農村，以規避由于生產的經驗化、種植面積過于廣大等等原因造成的風險。由于沒有科學的種植指導，農民可能會跟風種植前一季暢銷的作物，由此造成供應量遠超過需求量，進而帶給農民不必要的損失。這樣的例子近年來數見不鮮，所以科學的種植指導必不可少。還有就是科普知識的普及，要讓農民深深的意識到，經驗化的農業是不可取的，必須依靠科學來解決農業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我們應該不斷的強化科學的重大作用，為農業的健康發展打好堅實的基礎。
2.組織上政府應該積極有效組織和優質快捷的服務。首先充分發揮各級政府和勞動部門駐外機構的作用，構建各類信息服務網絡及時傳遞、溝通信息，準確掌握用工信息，以便輸出地政府有的放矢的實施有效組織。其次要建立區域性的勞務市場和勞務中介機構，供求雙方見面，尋求勞動力資源的最佳配置，大力推進勞務市場一體化進程。再次是政府各有關部門要提供優質快捷的服務，包括用工信息、證件辦理、勞動糾紛仲裁、法律援助，甚至政府建立勞務輸出基金，為那些貧困人群外出務工提供“零出行”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