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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遺文化的類別范文1
關鍵詞：區域非遺；皖西非物質文化遺產；高職學生；校園文化
中圖分類號：G717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8-4428（2017）02-109 -03
自2005年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以來，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有序開展，社會各界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關注度不斷上升，越來越多的高校師生積極投身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宣傳和保護工作。區域非物質文化遺產帶有濃郁的地方特征，是當地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高職院校以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為辦學基礎，在培養技術性人才之外，理應擔負起傳承地方文化、以文化育人的職能。
六安地處安徽西部，現保存973項“非遺”項目，涵蓋15個“非遺”資源類別，其中廬劇、六安瓜片制作技藝、大別山民歌、抬閣肘w、舒席制作技藝、柳編制作技藝和八公山豆腐制作技藝7個項目已列入國家“非遺”名錄。借助地域優勢，將非物質文化遺產融入地方高職院校，既有利于建設校園特色文化，又有助于喚醒大學生文化自覺意識和責任意識，培養大學生的民族精神，提高愛國熱情。鑒于此，筆者以六安市某高職院校學生為調查對象，采用問卷調查法為主要研究方法，并輔以訪談調查法，就高職生對皖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認知狀況進行了調查。
本次調查采取隨機抽樣的調查方式，共發放問卷350份，回收問卷338份，其中有效問卷325份，回收率為96.15%。參與問卷調查者女生人數為182名，男生人數為143名。其中本地人群305人，在城市生活33名，在縣城生活42名，在鄉鎮生活109名，在農村生活121名，樣本選擇及比例基本符合現實，確保所得數據真實有效。
一、高職學生對皖西非物質文化遺產認知情況
（一）高職學生對皖西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知曉程度與了解渠道
表1顯示了14個入選國家、安徽省及六安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非遺項目，其中六安瓜片制作技藝和霍山石斛炮制技藝選擇最多，分別占全部選擇的18.4%和17.76%，民間競技“顯楊沖叉”和民俗“邀大嶺”選擇較少，分別只占到1.42%和2.96%，可見地方特征鮮明且與社會生活聯系緊密的項目最被人熟知。
表2展現了受訪者了解皖西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信息的主要渠道，結果呈現多元化。通過電視了解皖西非物質文化遺產成為主要渠道，利用互聯網進行信息獲取也占據了一定比例，可見受訪者大多通過間接方式來了解皖西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親身參與皖西非遺活動比例較低。
（二）高職學生對皖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態度
結合表3、4、5數據來看，87%的受訪者對皖西非物質文化遺產有好感，超過半數受訪者認為了解皖西非物質文化遺產對個人的學習、工作、生活有用。49%受訪者認為了解皖西非物質文化遺產能夠“豐富知識、開闊視野”，30%受訪者認為了解皖西非遺能夠幫助自己“融入地方文化，認同感加強”，14%受訪者認為了解皖西非遺可以“增強地方自豪感”。可見，絕大多數高職學生對皖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態度是喜愛的，雖然對皖西非遺總體認知度不高，但對大部分學生對其價值是認同的。
（三）高職學生對皖西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保護的認知
統計顯示，93%的受訪者認為皖西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比較重要，86%的受訪者愿意參加皖西非遺文化保護活動?？梢姼呗殞W生對當前皖西非遺傳文化承狀況比較關注，參與愿望較強。
表6顯示，高職學生對親身體驗皖西非物質文化遺產有著濃厚的興趣，愿意通過直接方式了解非遺。觀看宣傳片、聽講座、主動向他人宣傳也占據了一定的比例，說明高職學生有主動了解皖西非遺的愿望，對參與非遺保護的積極性較高。
表7顯示了高職生對當前皖西非遺保護面臨阻力的看法。受訪者群體認為當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意識不強是普遍現象，在宣傳上政府主導作用缺失，沒有很好帶動公民保護意識?！澳贻p人不喜歡老舊的事物”“外來文化沖擊”“傳承人少”三個觀點的選擇表明當地非物質文化遺產內容與表現形式缺乏生命活力，覆蓋范圍小，影響力弱，不符合當下年輕人的成長需求。
受訪者群體普遍認為在學校設立非遺課程與政府宣傳同等重要；21%的受訪者認為須加強政策立法保護，嚴懲破壞行為；16.6%的受訪者認為開展公益活動、增強校園參與度也是非遺保護工作改進的需要；15.2%的受訪者認為須充實校園科研，培養傳承人。
二、高職學生對皖西非物質文化遺產認知特點
第一，普遍關注皖西當地非物質文化遺產，參與及保護意識強。高職學生對皖西當地非物質文化遺產持肯定態度，認同非遺價值，愿意親身參與宣傳保護，積極關注地方非遺文化保護及傳承狀況，重視非遺文化傳播中學校和政府的教育宣傳作用，展現出主動參加非遺文化傳承與保護的良好愿望。
第二，缺乏對當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深度認識。如在最熟悉的皖西非遺項目調查中，雖然有36.16%的受訪者選擇了六安瓜片制作技藝和霍山石斛炮制技藝，但在訪談中發現，部分受訪者只知曉商品化的六安瓜片和霍山石斛，對其背后的列入遺產名錄的制作技藝知之甚少。受訪者大部分只聽說過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名稱，對其具體內容、表現形式、文化特色缺乏細致了解，理解流于表面。受傳播力度和本身知識結構限制，高職生對當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理解限于感性認知，缺乏深層次的知識理解和學習。
第三，地方文化認同感較高，彰顯文化自覺精神。從高職生回答問題的態度來看，均對皖西非物質文化遺產持贊賞態度，體現出對當地文化的熱愛與認同。主動參與保護地方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文化自覺精神覺醒的一種體現，只有充分發揮主體性意識，非物質文化遺產方能煥發生命力。
三、皖西非遺融入地方高職校園文化路徑分析
校園文化是大學的核心與靈魂，建設具有地方特色的校園文化，是打造高職品牌、提升學校知名度和社會影響力的重要途徑。把區域非物質文化遺產融入到當地高職校園文化建設中，既能建構特色校園文化，豐富校園文化的內容與形式，又有利于擴大區域非遺文化影響，加強保護與傳承。
（一）開發課程，構建非遺教育課程體系
利用高校人才優勢，組織專家學者開發皖西非物質文化遺產課程，把傳統文化、地方特色文化引入課堂，建立具有地方民間文化特色的課程體系，并根據專業特色設置非遺課程。如皖西文化類課程可納入旅游管理課程體系，六安瓜片、霍山石斛的種植與炮制可與農學類專業掛鉤，翁墩剪紙、長集皮影戲可與美術動漫類專業共同開發課程，皖西非遺嵌入高職課程教學，不僅有助于拉近學生與傳統文化的距離，提高學生人文素質，還有利于其本身的傳承創新，擴大影響力。
（二）發揮社團功能，培養文化自覺
社團活動是校園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提升大學生綜合素質的途徑之一。通過參觀非遺傳承基地、舉辦學術講座、民間藝術家作品展、非遺知識講座、民間藝術家授藝傳藝、家鄉非遺文化展示與民俗文藝表演等活動，讓學生近距離感悟傳統文化，培育民族文化認同意識，激發對家鄉文化傳統的深層情感。
（三）善用互聯網，增強非遺傳播力
互聯網已經成為當下年輕人獲取信息的首要來源，與傳統信息傳播渠道相比，互聯網傳播的即時性、互動性與個性化優勢更受年輕人推崇，用互聯網渠道傳播非遺效果更佳。但從網絡傳播的實際情況看，點擊率高的信息更易引起關注，因此增加非遺信息重復率是增強非遺吸引力的有效途徑。在校園文化建設中，可利用圖片、文字、視頻、聲音等形式，全方位、多層次、有重點地宣傳非遺文化，增強信息重復率，培育文化氛圍，在潛移默化中深入人心。在傳播工具的選擇上，可借助官方網站、校園BBS、微博、微信、微視頻等大學生常用的媒介進行宣傳，善于使用大學生樂于接受的網絡傳播方式來吸引學生關注、激發參與熱情。
（四）創新載體，提升非遺吸引力
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濃郁的地方特色，是傳統文化的重要顯性表現。由于非遺文化傳承以人為本的特性，大多數非遺項目以家庭式、作坊式形態顯現，傳承人年齡偏大、內容和表現形式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征，缺乏當今社會生產、生活基礎，難以被年輕人所接受。因此把非遺引入校園，既要保留原始內容，也要在形式上進行適當地加工，把古老的文化在現實中變得鮮活起來，讓其符合青年人的思維特點，更富有時代感，從而提升對年輕人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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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遺文化的類別范文2
“沒吃陳麻花，到磁器口錢白花”。重慶磁器口古鎮，很多店鋪經營著同一種產品――麻花。好幾家都打著“陳麻花”招牌，包裝和口味大同小異。但生意最好的一家始終是“陳昌銀麻花”，每天都排滿長隊。
為什么？陳麻花制作傳統技藝先后被列為區級和重慶市級非遺項目，老板陳昌銀更是公認的第四代傳人，因此全國慕名而來的游客覺得它最“正宗”。據說，陳昌銀的麻花生意每年利潤上百萬元。
事實上，國內幾乎每一個旅游景點都有非遺元素的紀念品出售，甚至連路邊擺攤的小販都說賣的是非遺產品，自己是非遺傳承人。在眾多文化生意形態中，“非物質文化遺產”顯然是一塊金字招牌，因為“遺產”二字彰顯的是稀缺性。
什么是非遺？根據《非物質文化遺產法》規定：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傳并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傳統文化表現形式，以及與傳統文化表現形式相關的實物和場所。
2006年，國務院公布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在此后的十年時間里，各地爭相申遺，掀起了一股“非遺熱”。截至2016年9月，已經評定的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1 372項，國家級非遺傳承人1 986人，省、市、縣級非遺項目更是不計其數。
“非遺熱”的背后，一方面是政府對文化遺產采取的搶救保護措施，以達到傳承和發揚的目的。另一方面是民間試圖通過“生產性保護”的方式，借助商業力量，對傳統技藝進行合理開發和利用。
大風吹皺了一池春水，越來越多的非遺項目正在走出博物館，借助生產和銷售手段，從展覽品變成消費品；越來越多的非遺傳承人告別手工作坊的“自娛自樂”，朝著產業化、品牌化的模式過渡，想要把非遺做成一門大生意；各種以非遺為主題的博覽會、表演、旅游體驗、文創市集、手工藝場紛至沓來。據保守估計，非遺拉動的是一個千億級市場。
那些在現代生活中瀕臨消失的傳統，如今正以“非遺”之名，成為各路企業和資本眼中的金礦，并試圖用商業手段進行一場救贖。
商業化這味藥引
根據全國性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結果來看，我國有近90萬項非遺資源。但如此龐大、豐富的非遺資源，并非都具備商業開發價值。
馬斌是湖南一家演藝公司的老板，經常策劃、組織一些地方民俗類節目進行商業化演出。在一次考察中，馬斌發現一種源于土家族祭祀儀式的舞蹈，是當地的非遺項目，于是便把會跳這種舞蹈的村民組織到城里參加商演。
跳到一半，觀眾大呼“難看”。尷尬的馬斌付完演出費之后，連夜把村民送回老家，從此再也不提這個舞蹈。
曾經還有人想把非專業性的民間傳說故事、諺語童謠包裝成商業節目，引進到劇場。同樣遭遇觀眾不買賬。
馬斌們的失敗在于，這類用于祭祀和迎神賽會的民間舞蹈類非遺，如侗歌、苗舞等，歷史上并無商業傳統，又因社會發展失去了生存土壤。如果只是簡單粗暴地將其從原生態的土壤環境中抽離，強行包裝成商演項目，很難符合現代觀賞要求。
不是所有非遺項目都適合商業化這味藥引。相比之下，大量美術、手工藝、中醫中藥、戲劇、曲藝、音樂類的非遺項目更具優勢。他們都是在千百年的生產、加工、銷售、治療、表演中，借助商業的力量才流傳至今。
那么，具備商業價值的非遺項目有哪些特征？
首先，具備市場基礎。比如，傳統戲劇、評書、相聲等，歷史上本來就是通過商演的方式“走市場”的。在現代消費環境下，找到新的流量入口相對容易。
由白先勇操刀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從2004年起，已經上演近300場，并且場場爆滿。白先勇團隊主要動了關鍵的兩刀，頗符合現在流行的“顏值”經濟傾向，一是用現代舞臺技術呈現傳統戲劇；二是用年輕演員去吸引年輕觀眾，堅持高校巡演，培養未來的觀演群體。
其次，本身就是商品。比如大量通過傳統手工藝生產的器具、食品和藥品。這類項目則需要從原來“高冷”的定位、單一類別中跳出，向大眾消費品方向轉型。
作為國家級非遺項目和中藥傳統生產工藝的代表，東阿阿膠的快消品策略以桃花姬阿膠糕最為典型。阿膠糕的定位本是滋補品，桃花姬則定位為女性白領的養顏零食。其體量與普通糖果一樣大小，方便攜帶和食用，外包裝帶著濃郁的中國風，顏值頗佳。在營銷方面，桃花姬在《甄執》《女醫明妃傳》等熱播影視劇中以宮廷滋補美容佳品的形象“出鏡”，成功俘獲一干愛美女性。
另一個類似的例子是馬應龍。當年互聯網上流傳著“馬應龍痔瘡膏對黑眼圈有療效”的偏方。馬應龍借勢在自己“八寶古方”基礎上，研發出眼部護理品牌“瞳話”，并且借網絡惡搞風潮好好地刷了一把存在感，甚至一度成為年度營銷案例被研究。
活化路徑2.0
對于已經被論證了具備商業開發條件的非遺，如何在當下出一條市場接受度高的金光大道？
開發新的場景和用途，是很多非遺項目拓展市場的突破口。
海南椰雕是國家級非遺項目，長期作為高檔工藝品銷售。由于缺乏創新，樣式老舊，椰雕也面臨著市場瓶頸。
椰雕非遺傳承人吳名駒嘗試把傳統手工藝嫁接現代科技產品，設計出可以通過藍牙、Wi-Fi連接移動設備的椰雕音箱。現在，吳名駒團隊主打以椰雕為核心的創意商品生產，比如椰雕蠟燭、椰雕茶葉罐等，讓原本只供欣賞的傳統椰雕與現實生活產生了更多鏈接。
北京前門大街，是老字號的聚集地，內聯升布鞋總店就位于其中。內聯升千層底布鞋制作技藝是國家級非遺項目，具有160年的歷史。但在年輕消費者唱主角的今天，內聯升卻利用生產IP衍生品布鞋，實現了品牌向年輕化的過渡。
比如，內聯升與迪士尼合作，取得其授權，推出了迪士尼公主和米奇系列時尚布鞋，打中了年輕女性和兒童的“萌點”。一直以來，內聯升布鞋以成年男性消費者居多，拿到了迪士尼的IP授權后，“老門臉”秒變小蘿莉。今年，內聯升還與動畫電影《大魚海棠》合作，推出中國風濃郁的“大魚海棠”主題布鞋，迅速成為網紅，線上開售不到一天，就全部售罄。
不只是內聯升，大量非遺老字號都面臨著品牌老化的困境。因此，找到適合自己的姿勢和方式，向年輕化、時尚化轉型，才是這類非遺品牌正確的玩法。
“非遺+旅游”是另一條活化路徑。相較帶有生產屬性的手工技藝項目，民間音樂、舞蹈、傳說、民俗等一些非生產性項目想走向市場，需要與一定的場景相結合，而旅游顯然是一個不錯的場景。
近年來，在政府的主導下，打造了許多與旅游相結合的非遺小鎮、非遺體驗館、非遺傳習基地等，但實際效果卻差強人意。究其原因，很多項目并沒有深度挖掘非遺特點，呈現形式雷同單一。這種“場景化”過于簡單，自然留不住游客。
由張藝謀、王潮歌、樊躍等人打造的“印象系列”山水實景演出，就將非遺元素成功融入旅游場景，獲得了巨大的商業價值。
以根據國家級非遺項目劉三姐歌謠改編的《印象劉三姐》為例，十余年間常演不衰，觀眾超過1 200萬人次，獲得了可觀的經濟收益。究其原因，第一，《印象劉三姐》沖出了實體劇院模式，把漓江山水打造成實景舞臺；第二，演出把劉三姐的經典山歌、壯族民間風俗、生產生活方式等非遺元素組合創新，借助現代科技手段增強舞臺效果，帶給觀眾視聽沖擊；第三，聘請當地村民作演員，把他們的日常生活進行藝術加工后搬上舞臺，保留了原生態。
之后，印象團隊又把這套模式復制到《印象武隆》中，起用川江號子傳承人，在山水間重現了川江號子這一國家級非遺項目。
“印象系列”的成功，引爆了國內旅游演藝的熱情。各地紛紛打開自己的非遺“寶庫”進行挖掘，邀請名導和演藝公司，打造了一系列實景演出。在近年來“井噴”的旅游市場中，這些實景演出大多取得了不錯的商業回報。
事實上，與物質和自然遺產相比，非遺的特點在于它是活態，只有通過不斷的生產和展現，其文化基因才能被傳承，才能在人們的社會生活中產生商業價值。
非遺生意新維度
長期以來，分布在中國各地的手工藝非遺資源，大多數處于個體、零散、封閉的生產狀態。加上很多手藝人經營渠道狹窄，導致產品銷路不佳，規?；a出困難。對線上與線下、產出端與銷售端、傳統手藝與現代商業的整合，就顯得尤為重要。
2016年1月，永新華韻文化產業集團旗下的非遺主題垂直電商平臺“e飛蟻”上線，專門為非遺傳承人和非遺企業提供推廣平臺，主打電商+營銷+線下園區模式，幫助他們對接市場，聯合銷售手工藝產品。
目前，“e飛蟻”已簽約了300余名非遺傳承人和上千名專業匠人。除了線上展示和主題宣傳，“e飛蟻”還在線下布局了多個非遺文化產業園。園區分為一街（中國非遺大街）、兩核（非遺博覽館、非遺大戲院）、三區（非遺博覽區、非遺體驗區、非遺創意區）的布局建設，具備交易、展演、體驗、美食、傳習等功能。
另一種整合者模式的代表是重慶百工傳藝，其模式為手工品電商平臺漫淘網+線下手藝工場+在線教育平臺手藝網。這相當于搭建一個非遺文化和技能的知識平臺，將非遺傳承人、手工藝愛好者和手工產品進行了有效連接。
本身就擁有平臺優勢和整合能力的阿里巴巴也切入了非遺市場。
2016年“阿里年貨節”期間，淘寶眾籌聯合故宮淘寶在線上發起“非遺眾籌”。眾籌產品全部由故宮淘寶提供設計方案，高密剪紙、朱仙鎮木版年畫、內聯升老布鞋等非遺傳承人進行手工制作。
Q版宮廷帝后像的木版年畫、故宮氣質的齊天大福剪紙、“探花”主題布鞋等萌版非遺作品上線后，很快就被搶購一空。數據顯示，項目上線僅半天，高密剪紙眾籌項目籌款超過13萬元，項目達成率1 300%，很快滿額?；I；山東花餑餑和朱仙鎮木版年畫眾籌項目達成率也超過150%。
“讓天下手藝人沒有難做的生意”，這是非遺資源整合者企業一個共同的目標。但互聯網只是為非遺產品提供了一個新的銷售平臺和玩法，能否在更高的層面打開新的維度，才是推動整個非遺產業發展的關鍵。
資本的風正在吹來。2016年6月30日，深圳文化產權交易所宣布“文化四板―非遺專板”上線，打造非遺產業產股權交易專業市場和資源整合平臺。按照計劃，非遺專板將為非遺項目提供包裝、宣傳、商業模式梳理、國際銷售渠道建設以及國際文化交流提供服務。
一個月后，由武漢非遺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發行的“中國非遺基金”正式啟動。該基金將面向全球募集，借鑒成熟資本市場“產業投資基金”運作模式，采取專業項目投資運作方式解決非遺保護瓶頸問題，讓非遺產品在市場、政策、金融方面得到支持。
非遺文化的類別范文3
摘要:
少數民族曲藝是中華文化藝術寶庫中的一大瑰寶，不僅具有獨特的藝術價值，而且具有彌足珍貴的歷史價值，其保護和傳承對于維護中華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具有重要作用。2006～2015年間，我國對少數民族曲藝的保護做出了一些努力，建立了四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保護體系，出版了大量的學術研究成果，舉辦了多屆全國少數民族曲藝展演活動。然而，也存在著一些問題和不足之處，如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少數民族類曲藝項目偏少且集中于部分少數民族、傳承人面臨年齡老化后繼無人且男女比例差別大、演藝團體匱乏、觀眾群體少等。在今后少數民族曲藝的發展中，應該進一步加強對曲藝項目的挖掘、申報與管理，出臺措施提高傳承人的文化自覺，合理利用生產性保護及數字化保護，促進少數民族曲藝非遺文化的傳承和發展。
關鍵詞:
少數民族曲藝;非遺名錄;傳承人
曲藝是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類別之一。曲藝是中華民族民間說唱藝術的總稱，是一種以“說唱”為表現形式來敘述故事的表演藝術形式。我國是擁有56個民族的大家庭，55個少數民族同樣也創造了屬于其民族的獨特曲藝藝術形式。保護和傳承少數民族曲藝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對于豐富和完善我國的曲藝藝術寶庫具有重要意義。
一、保護和傳承少數民族曲藝的重要價值和意義
少數民族曲藝承載了少數民族的獨特藝術魅力，是中華傳統文化的藝術瑰寶，不僅豐富了我國的曲藝藝術素材，而且記載了我國少數民族的歷史文化，具有重要的藝術文化價值和歷史文化價值。因此，保護和傳承少數民族曲藝藝術，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及現實意義。
(一)少數民族曲藝具有獨特的藝術文化價值
曲藝，又稱“說唱”藝術，是我國眾多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一大瑰寶。曲藝主要依靠“說唱”這種形式來敘述故事，簡練而生動，為人們喜聞樂見。少數民族曲藝最大的特點就在于它的民族性，最鮮明的藝術特征也在于它的民族性。少數民族曲藝主要流布于少數民族地區并且采用民族語言(方言)或多種語言(方言)來“說唱”故事，這也是與漢族曲藝藝術最主要的區別。有些少數民族曲藝曲目在語言上體現了鮮明的交融性，即在說唱表演中融匯了漢語及民族語或方言。比如以滿族為主創造的“子弟書”便有采用滿語、漢語交叉表演的歷史?，F今，在漢蒙雜居地區仍有“烏力格爾”蒙古族藝人可以同時夾雜漢語進行表演。在塑造說唱故事的主人公上，對于同樣一個英雄人物在不同民族都打上了各個民族的鮮明文化烙印，體現了各民族曲藝文化的相互貫通與交流。比如武松這一人物形象是漢族曲種中的鮮明形象，然而這一人物形象不僅在藏族的《格薩爾王傳》說唱故事中有所反映，而且在蒙古族的“烏力格爾”說唱故事中也有體現。
(二)少數民族曲藝具有重要的歷史文化價值
少數民族曲藝的另一重要文化價值在于它的歷史研究價值。曲藝主要依靠藝人的口頭說唱來傳承，少數民族曲藝同樣也是依靠口頭說唱這種形式來傳承。少數民族曲藝的這種傳承方式使其保留了較多的曲藝藝術的原始形態，也為少數民族曲藝的歷史演變提供了可資觀照的范本，因此少數民族曲藝也被稱作研究少數民族歷史文化的“活化石”，具有較高的歷史研究價值。比如被稱為少數民族三大英雄史詩的《格薩爾王傳》、《江格爾》、《瑪納斯》，即通過藏族(“嶺仲”)、蒙古族(“陶力”)及柯爾克孜族(“柯爾克孜達斯坦”)這三個少數民族曲藝藝人的不同說唱形式傳承下來，成為記載少數民族歷史的重要形式。各少數民族的歷史記憶通過少數民族曲藝藝人的加工創造得以長久地保留下來，填補了沒有文獻記載時期的歷史空白，成為研究少數民族曲藝史及少數民族發展史的重要歷史參照范本。
二、少數民族曲藝類非遺名錄保護與傳承人傳承現狀
(一)少數民族曲藝類非遺名錄保護現狀
2006～2015年間，國務院分別于2006年、2008年、2011年、2014年公布了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本課題組認定少數民族曲藝項目主要依據:一是以少數民族名稱命名的曲藝項目，如達斡爾族烏欽、傣族章哈等;二是曲藝項目中未提及民族而所屬民族明確的曲藝項目，如烏力格爾、好來寶等;三是為漢族及多個少數民族共有的綜合性曲藝項目，如新疆曲子，為漢、回、錫伯等民族所共有，也視為少數民族曲藝項目。根據本課題的認定方法，四批國家級非遺名錄中少數民族曲藝項目共計21項，其中正式名錄中17項，擴展名錄中1項。
1．國家級曲藝類非遺項目數量整體呈下降趨勢
從已公布的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及擴展名錄中可以看出，我國少數民族曲藝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數量整體呈下降趨勢。
2．各少數民族非遺項目數量分配相對均勻
在已公布的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及擴展名錄中，少數民族曲藝類非遺項目在各主要少數民族中分布相對均勻。
3．非遺項目分布省份集中在民族地區
在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及擴展名錄中，少數民族曲藝類非遺項目所在省份多為民族地區。
(二)少數民族曲藝傳承人傳承現狀
傳承人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傳承者，而少數民族曲藝傳承人則是少數民族曲藝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傳習者和承載者。2006～2015年間，目前共有24位少數民族曲藝類非遺傳承人。
1．少數民族曲藝類非遺傳承人數量及所占比重呈下降趨勢
根據文化部已公示的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名單統計結果顯示，少數民族曲藝類傳承人在經歷了從無到有后，呈現出明顯的下降趨勢。(見表2)同時，少數民族曲藝類非遺傳承人所占當前批次曲藝類非遺傳承人的比重也呈現出先升后降的趨勢。
2．少數民族曲藝類非遺傳承人老齡化且性別差距較大
根據統計數據顯示，目前少數民族曲藝類非遺傳承人大部分年齡偏大?？傮w來看，在四批國家級非遺傳承人中，少數民族曲藝類非遺傳承人1920后共計2人，1930后共計7人，1940后共計7人，1950后共計4人，1960后共計4人。且在這四批國家級非遺傳承人中，第二批少數民族曲藝非遺傳承人中，男性占絕大多數，而在第三批和第四批中，女性占多數，并且呈現上升趨勢。
3．少數民族傳承人傳承的并非都是少數民族非遺項目
一般來說，漢族傳承人傳承漢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少數民族傳承人傳承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然而，這種情況也并非絕對。在數據統計中顯示，有4位少數民族傳承人對應的傳承項目為相聲、北京評書、四川揚琴，而這三個非遺項目為漢族曲藝項目，這樣就出現了傳承人所屬民族與少數民族曲藝項目不對應的特殊情況。
三、少數民族曲藝在傳承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2006年至2015年以來，我國少數民族曲藝在傳承中不斷地繁榮發展，取得了諸多成就。如四級曲藝類非遺名錄體系建立、各類曲藝類學術研究成果豐富、全國少數民族曲藝展演活動開展、曲藝院校及專業逐漸建立，這些曲藝保護及傳承工作都促進了少數民族曲藝的繁榮發展等。少數民族曲藝的保護及傳承工作盡管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傳承與發展中仍然面臨著一些困境和問題亟需解決，而探尋出合理傳承與保護少數民族曲藝文化發展的路徑成了本課題研究的關鍵點。
1．名錄中少數民族曲藝項目少、分布民族不均
目前看來，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評選及認定是對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一種重要方式。據統計，在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及擴展名錄中，少數民族曲藝項目僅占21項。綜合看來，少數民族曲藝項目在十大項目分類中所占的整體比重較小，在當批次曲藝項目中所占的比例也比較小。而且，每批次的項目數量呈現整體下降的趨勢，擴展項目只有第一批擴展名錄中有曲藝項目。在民族的分布上，全國55個少數民族只有蒙古族、達斡爾族、赫哲族、鄂倫春族、傣族、哈薩克族、布依族、土家族、苗族、朝鮮族等12個少數民族有國家級曲藝類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造成問題的原因值得我們深入探究:一是其他少數民族根本就沒有更多的曲藝項目;二是其他少數民族也存在著不少比較有特色的曲藝項目，但當地人缺乏保護及開發意識而未申報;三是當地政府及人們重視項目的申報，而沒有重視項目申報的方式方法最終導致申報失敗。這三種原因中，第一種原因存在的可能性較小，另外兩種原因存在的可能性較大。
2．傳承人老齡化嚴重、男女比例差別大
根據項目組統計的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名單(表2)結果顯示，在這24位少數民族曲藝傳承人中，1920年、1930年以后出生的老年人占多數，中年人只有7人，青年人則沒有。顯然，少數民族曲藝非遺項目傳承人正面臨老齡化嚴重、后繼乏人的困境，嚴重制約了少數民族曲藝項目的傳承和發揚。就傳承人性別來看，每一批次中男女性別比差別都比較大。這種結果可能受到了跟某些地區或民族“傳男不傳女、傳女不外嫁”的傳統觀念的約束。
3．演藝團體匱乏制約曲藝的創新傳承
目前，國內曲藝演藝團體并不少，如合肥演藝公司曲藝團、無錫市演藝集團有限公司曲藝團、自貢市歌舞曲藝演藝有限責任公司、重慶演藝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曲藝分公司、濟南明湖居演藝有限公司等等，然而專門的少數民族曲藝演藝團體卻很少。內蒙古民族曲藝團是少數民族曲藝團的重要代表，主要表演蒙古族特色曲藝項目，為邊疆地區、國內其他地區乃至國際上演繹了淳樸的民族風情，然而像這樣的團體目前還比較少。少數民族曲藝項目屬于表演性非常強的項目，而演藝團(公司)的匱乏嚴重制約著少數民族曲藝在本地區乃至全國的創新傳承。
4．觀眾群體少制約曲藝演出市場的擴展
當代社會，娛樂方式多種多樣、豐富多彩，觀眾大多選擇去看電視、看電影、看演唱會、玩游戲、K歌等方式來緩解壓力，而很少有觀眾能靜下心來去演藝場館觀看曲藝節目演出。就是在民族地區，人們更多的選擇是接觸現代化的一些娛樂方式而不是去觀看少數民族曲藝的表演。快餐式的娛樂方式比起傳統曲藝表演對當代人們有著更多的吸引力。再者，少數民族曲藝多數是使用民族語言或方言來演唱，城市中的年輕人更是難以理解，這也影響了少數民族曲藝的演出市場。
四、促進少數民族曲藝繁榮發展的主要路徑
1．各地區及民族應加強對非遺項目的申報與管理
如前所述，少數民族曲藝項目數量在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所占的比重較小，曲藝項目在55個少數民族中分布不均。因此，少數民族聚居的各地區、各民族應該對本民族曲藝類非遺項目的申報引起高度的重視。首先，增強對優秀少數民族曲藝類非遺項目的保護意識。其次，積極向縣、市、省、國家申報本民族本地區的優秀曲藝項目。在申報名錄項目的同時，不管是單個項目申報還是多項目“捆綁”申報，都要注意保存少數民族曲藝項目的文化生態完整性，不能出現為求申報而破壞其完整性的情況。最后，加強對入選非遺名錄項目的管理。對于那些已經入圍非遺名錄的曲藝項目，相關主管部門應加強對曲藝項目保護、傳承的監督與管理，切實保障曲藝項目的可持續發展。
2．提高傳承人的文化自覺并積極培養傳習生
以前少數民族曲藝的傳承方式大多為家傳或師傳，學得一技之長作為謀生的手段。而現代社會經濟快速發展，謀生之路多樣，很多得到家傳或師傳的傳習人不愿意繼續從事曲藝表演而另尋出路，更不愿意繼續往下一代傳授。為了能使優秀的少數民族曲藝項目繼續發揚光大，相關部門或單位應該做好傳承者的思想工作，使之意識到曲藝傳承的重要性，提高他們的文化自覺。其一，各級政府部門定期組織少數民族曲藝傳承人的研修培訓。在培訓過程中，不僅要講授少數民族曲藝文化的重要性，提高他們的文化自覺，而且還應傳授現代教育思想，打破傳承人的男女性別偏見。其二，各相關院校積極與傳承人配合，積極培養傳習生。目前，已有部分高等院校開設了曲藝專業，也有一些中小學將曲藝引進了課堂，這樣能更好地培養新一代的傳習生，使年青一代更好的將少數民族曲藝傳承下去。
3．加強對少數民族曲藝的生產性保護
所謂少數民族曲藝生產性保護，即在保持少數民族曲藝非遺的整體性、原生性、傳承性的前提下，通過借助生產、銷售等手段從而將曲藝文化資源轉化為曲藝文化產品的一種保護方式。文化部部長也提倡“深化生產性保護”，認為生產性保護符合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規律①①。曲藝本身是一種“說唱”藝術，表演性很強，加之少數民族曲藝帶有的民族風情、民族特色，少數民族曲藝走向演藝市場對于少數民族曲藝文化的傳承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但是，少數民族曲藝文化資源在轉化為文化產品，走向演藝市場的同時，一定要注重保持少數民族曲藝本身的原真性與整體性，注重傳統曲藝文化與現代文化的有機結合，不能一味地為了追求市場效益而使之“變味”。
4．合理數字化保護擴大演藝市場的觀眾面
非遺文化的類別范文4
關鍵詞：城市文化景觀遺產；城市學高層論壇；歷史遺產；文化景觀；管理；發展
Abstract：In order to put forward the urban cultural landscape & heritage protection’s innovative development，1st annual high-level forum for urbanology especially set up the sub-forum for this academic field．Specialists and scholars attending the forum discussed several topics about urban cultural landscape & heritage in depth，for example, the prot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 Westlake after it’s joining in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List and some issues on the protection of urban cultural landscape & heritage，i.e．concepts and characteristics，achievement and methods，research foundation，innovative development. Depending on common view of specialists，the forum passed Hangzhou Declara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Urban Cultural Landscape & Heritage, attempted to realize the harmonious agreement of contemporary cultural landscapes and historical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development．
Key words：urban cultural landscape & heritage；high-level forum for urbanology；historical heritage；cultural landscape；administration；development
中圖分類號：C912.81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144（2011）-11-12（4）
2011年6月25日，在巴黎召開的第35屆世界遺產大會將“杭州西湖文化景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杭州西湖自此成為中國第41處“世界遺產”。以西湖申遺成功為契機，為了更好地探討和總結城市文化景觀遺產保護經驗。9月24日至25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國家文物局的指導下，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心、人民日報《人民論壇》雜志社、求是《小康》雜志社和杭州城市學研究理事會共同主辦的“首屆城市學高層論壇”在杭州召開，其中，城市文化景觀遺產保護分論壇聚焦西湖文化景觀，就城市文化景觀遺產保護的有關問題進行深入研討，審議并通過了《城市文化景觀遺產保護杭州宣言》，向全世界各城市發出加強城市文化景觀遺產研究與保護的倡議。
1對于杭州西湖成功登錄《世界文化景觀遺產名錄》，與會專家給予了高度評價
城市文化景觀遺產是“自然與人類的共同作品”，是靜態歷史與活態文化的復合體，具有極高的文化、美學和社會價值。保護城市文化景觀遺產意義重大、影響深遠。城市發展要避免“千城一面”，就要有自己的名片，西湖就是杭州最為靚麗的一張名片。西湖文化景觀已經成為杭州城市文化景觀保護最重要的環節。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心（WHC）代表、文化部項目專家龍凡歐（Ron Van Oers）博士認為，西湖的文化景觀不僅僅是文化遺產，更是一種價值觀的體現。杭州在文化遺產保護方面做得很好，能夠讓國內外游客來到這里的時候把西湖當做一個活生生的實體。
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韓鋒教授認為，杭州西湖能夠順利登錄世界文化景觀不是一個簡單的登錄，這是中國第一個自己提名文化景觀遺產并且順利登錄，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這是中國在文化景觀領域首次主動為世界遺產作出的貢獻，也說明了中國在世界遺產文化景觀領域跟國際上的認知有了共識，同時中國的文化景觀價值被國際的價值體系、世界遺產價值體系所認可。
馬耳他歷史城鎮科學委員會主席雷蒙德?邦丁（RaymondBondin）認為，西湖文化景觀非常美麗，采用了一種獨特的綜合方式來規劃人文和自然兩種景觀，將人造景觀和自然景觀絕佳地結合起來，展示了人們如何能夠從人造景觀和自然景觀的結合中受益。
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副院長、北京大學世界遺產研究中心副主任陳耀華教授認為，對西湖作為文化景觀遺產的特點要有充分的認識。西湖是文化景觀里面的集大成者，文化底蘊非常深厚，是經典中的經典。
北京公園管理處高大偉副主任認為，西湖申遺成功在于它的文化內涵，西湖已經成為中國文人的精神家園，與西湖有關的詩詞、楹聯都是這種文化的表征。通過西湖文化景觀的展示，能夠讀懂中國傳統山水文化的主流意識。
中國城市規劃設計院高級工程師趙中樞認為，西湖的靈魂是文化，作為中國第41個世界遺產地，是《世界遺產名錄》中第一個由中國人自己提出的以文化景觀申報成功的世界文化遺產。西湖申遺的成功向世界展示了中國人的山水觀和美學觀，其對亞洲乃至世界都有宣傳東方文化的普遍意義。
2專家們對“城市文化景觀遺產”的提法表示認可，并對其概念和特征進行了探討
城市文化景觀遺產作為新型的世界遺產類別，突破了以往文化遺產的范疇,以更具生機的要素融合、更為復雜的文化內涵，在更大尺度的自然地理環境背景中拓展和延伸。相對其他文化遺產，其保護范圍更廣、涉及領域更多、保護難度更大，各級政府和全社會應給予高度重視和深切關注。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龍凡歐認為，應該在更大的歷史區域內考慮城市文化景觀，城市文化景觀可以是一個博物館或紀念碑，但更多的是從更廣泛的意義上去看到其與周圍環境之間的互動。城市文化景觀保護不僅在于遺址本身，還在于遺址周圍的環境及遺址的文化價值觀。
北京大學陳耀華認為，文化景觀有別于一般的自然遺產和文化遺產，其他文化遺產更多的關注遺產本身以及所處環境，但文化景觀更多會關注文化和資源之間相互以及動態的關系。城市文化景觀有點狀景觀和面狀景觀的區分，世界上很多地區都是面狀景觀，面積范圍很大，城市在里面，而西湖只是城市里面一個點。作為“點景觀”的西湖跟世界上其他文化相比，西湖的價值非常濃縮、非常經典，城市是面，共生共榮。
同濟大學韓鋒認為，城市文化景觀的新提法是聯合國城市景觀建議的組成部分。城市景觀研究已經打破了原來歷史街區、歷史名城的空間限定，探討以文化景觀的方法破解城市中自然和文化的基因編碼，在新的城市化進程中保護歷史遺產，并且用于我們的新城發展，使我們的城市基因能夠得到全面地延伸和拓展。這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建議的最新宗旨。
馬耳他雷蒙德?邦丁認為，我們應該重視整體的文化景觀，不能只關注一個地點或者一個博物館，而無視景觀周圍的環境。我們應該合理看待城市遺產，不能簡單地認為我們保護的僅僅是歷史部分，或者重新建造另外一個全新的部分。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趙中樞認為，城市文化景觀與其他遺產在定義上的區別在于文化景觀更多關注自然與人文的相互關系及其發展過程，更加注重動態性與和諧性。
3城市文化景觀遺產保護必須要提升遺產保護意識，注重遺產整體保護
文化景觀是人類生活與自然山水高度融合的產物，具有整體性。我們必須堅持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統籌城鄉文化景觀保護，確立“保護第一、應保盡?！钡睦砟睿瑢ξ幕坝^遺產進行整體性保護，以有效維護文化景觀的歷史真實性、風貌的完整性、文化的可識別性。
浙江省文物局原副局長陳文錦認為，西湖申遺成功之后，我們首先要將保護理念貫徹到底。從文化景觀的角度來考慮，這次申遺文本把西湖歸納為六大景觀要素，西湖文化遺產保護必須從六大景觀要素整體上來考慮問題，建立一些總的控制原則，比如整個60平方公里應該計算出最高的容積率、最高的建筑面積等。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肯?泰勒（Ken Taylor）教授認為，文化遺產保護需要專業遺產保護人士和其他不同領域的人都能夠參與其中，讓市民、專家、政府等各個利益相關方都能貢獻他們自己的力量。因此，最終需要有價值觀的引領，確保實現文化的多元化。杭州的城市文化景觀融合了公眾的文化，需要大家作出共同的努力，才能保護這種遺產。對西湖來說，首先是要維護西湖的特征，同時要讓游客和本地居民參與其中。
浙江大學原黨委副書記、浙江大學亞太休閑研究中心主任龐學銓教授認為，要根據文化景觀的特性來確定西湖景觀的保護原則。對于西湖文化景觀的保護，一方面要遵守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原則，保護整個景觀的空間環境和歷史規模的真實性、完整性，保持景觀的歷史性空間和審美特征以及它的精神價值。另一方面要突出人和景觀的互動，在不斷挖掘景觀所蘊含的歷史文化內容的同時注入活的文化內容。
北京公園管理處高大偉認為，保護城市文化景觀主要應保護城市獨特的地理特質和生物學特性。城市的地質地貌決定了城市的文化走向，以園林和風景區這樣的保護形態把這些地質地貌保護下來，對于一個城市文化景觀的維護非常重要。很多城市的市樹和市花就是這個城市文化景觀生物學特征的一個反映。
開封市文物局梁志超局長以開封市近年來的文化遺產保護為案例，指出目前開封市已經將開封老城區作為一個完整的大景區來規劃和保護，相繼啟動了六個大型保護工程，形成了宋代文化旅游長廊，展現了北宋都城的水城特色。
杭州市政協文史委原副主任王其煌認為，要確立全民保護的理念，加強對文化景觀意義的宣傳。西湖申遺成功以后，媒體做了很多宣傳，但是主要著重于西湖的景觀，對西湖的文化價值宣傳不夠。要認識到保護西湖文化景觀不僅僅是西湖名勝區的事情，而是全社會的事情，不能把擔子都壓給西湖風景名勝區管委會。
4城市文化景觀遺產保護強調活態遺產保護，構建可持續的遺產規劃體系
文化景觀既是靜態的歷史物證，又是活態的歷史延續。人的生活是城市文化景觀遺產的“靈魂”，只有注入人的生活，文化景觀才是鮮活的、富有生命力的。文化景觀遺產的保護與發展，需要編制專項規劃、實施科學保護。要把城市文化景觀遺產的控制、整治、保護、利用、管理有機結合起來，總體規劃、分步實施，系統綜合、有序推進，建立城市文化景觀遺產的核心保護區、緩沖區和控制區，形成多層次、全方位的規劃保護體系。
北京大學陳耀華認為，要用系統論的觀點來看待和建設杭州文化景觀遺產系統。這個系統論包括空間、時間和要素的系統性。研究杭州文化景觀遺產，我們不僅僅要想到西湖，還要在空間上向大杭州拓展，構筑一個由大杭州到杭州市區再到下面各個點構成的整個杭州文化景觀遺產系統。在這個基礎上有助于我們建立區域遺產保護的資源觀、保護觀和利用觀，從而更好地保護文化景觀遺產。西湖文化景觀在體現濃縮和經典的同時，也增加了保護的困難性，可以考慮建立杭州的城市綠道①系統。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龍凡歐認為，在城市文化景觀遺產保護方面，我們需要首先確定能夠子孫后代留下什么，明確哪些是重要的遺產及其面臨的威脅，并且結合城市的發展規劃，將遺產保護與城市規劃結合起來，這樣才能在發展的同時實現保護。
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趙中樞認為，城市不是博物館，不能按照博物館的方式保護城市，保護歷史不是回到歷史。要用文化景觀的概念方法破解自然遺產、文化遺產與城市發展之間的矛盾與難題。文物古跡保護與社會生活協調一致，未來的發展不能改變有形遺產的無形價值。
王其煌提出，西湖文化景觀保護要健全組織管理。申請世界遺產有兩個前提，一是完整性、真實性，二是要有保護的組織、資金和法規。建議在組織管理上能夠建立直接對市政府負責的管理機構、檢測機構、監督機構。要進一步完善城市規劃。西湖文化景觀要素里有一個“三面云山一面城”的城湖格局，杭州的城市規劃今后一定要把城湖格局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
5推動城市文化景觀遺產保護要加強相關領域的研究和交流
文化景觀遺產保護是一項嶄新的文化遺產保護事業。要建立專業研究培訓機構，開展多學科的綜合研究，加強專業教育、職業培訓，建立國內外文化景觀遺產保護研究機構、管理機構的交流機制，共同提高文化景觀遺產保護的水平。
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趙中樞認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的保護歷史城市景觀的建議十分重要，文化和遺產被認為是經濟增長和可持續發展的引擎，建議涉及諸多方面，包括定義、本體認知、價值評估、影響研究、行動計劃很多方面值得各方長期關注。
同濟大學韓鋒認為，城市文化景觀保護與傳統文化景觀遺產相比是一個新的領域，需要繼續深入研究，相關機構可以考慮設立一些基本的研究基金、研究項目，來推動文化景觀領域的示范性研究。杭州國際城市學研究中心在城市文化景觀研究領域已經起步，如果給予持續的關注，相信今后可以做得更好。
北京公園管理處高大偉認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對比的方法對于城市文化景觀保護十分重要。杭州可以考慮結合南京和巴黎的案例，對城市的大樹和行道樹進行有效的規劃，制定十年乃至百年的養護管理計劃。
6重視城市文化景觀遺產的內在價值，探索傳統文化創新發展模式
城市文化景觀保護必須處理好遺產資源保護與開發之間的關系，在老城區地域空間有限的情況下，利用老建筑、老廠房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建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成為一種具有現實意義的發展模式。城市文化景觀遺產不僅能夠為相關創意活動提供必要的場所，而且其所蘊含的內在價值、歷史文化還可以為文化創意產業提供基本的創意素材。
馬耳他雷蒙德?邦丁認為，我們應該平衡保護與發展的關系，將城市文化景觀遺產視為一種金融性資源，而不是財政的負擔。要深入挖掘城市景觀的文化內涵，并對它們進行投資。比如在發展旅游業時，由相關人士以及所有的利益方參與編制現實可行的管理計劃，以此推動城市與文化景觀遺產的和諧相處。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龍凡歐認為，世界遺產委員會非常關注城市發展與城市化問題，世界遺產中心正在制定新的指導方針，來平衡遺產保護與城市發展之間的關系。在城市發展進程中，越來越多的文化遺產被視為重要的資源，我們既要重視文化遺產的重要性，也要提高文化遺產的靈活性和創造性。以文化產業為例，這是一個具有高附加值的服務行業，已經吸引了許多城市大量的投資。
最后，在審閱并討論《城市文化景觀遺產保護杭州宣言》的基礎上，各位專家著重就杭州西湖文化景觀保護提出了誠懇的建議，并達成了多項共識：第一，將“還湖于民、保護第一”的理念貫徹到底，對申遺文本中提出的西湖自然山水、城湖空間特征、兩堤三島景觀格局、“西湖十景”題名景觀、西湖文化史跡、特色植物景觀等六大景觀要整體保護，并且用制度確保保障措施落實到位。第二，突出文化保護特色，強調活態景觀保護，維護西湖的傳統文化特質，尤其是其獨具中國特色的山水文化景觀。第三，完善公眾參與機制，實現人與景觀的互動，讓游客與本地居民都參與到遺產保護的活動之中。第四，綜合研究、合理利用西湖文化景觀資源，建立區域性的遺產資源觀，通過構建城市綠道系統，實現城市景觀發展從沿西湖到橫跨錢塘江的跨越。第五，加強研究和交流，在學習借鑒國內外城市經驗的基礎上，繼續做好西湖文化景觀的研究工作。第六，推動傳統文化模式創新發展，通過城市規劃、管理對歷史與文化景觀遺產必要的干預，構建當代文化景觀與歷史文化遺產的和諧統一。
綜上所述，首屆城市學高層論壇城市文化景觀遺產保護分論壇在國內率先提出“城市文化景觀遺產保護”的新理念，引發了與會專家的高度關注和熱烈討論。2005年5月，“世界遺產與當代建筑――管理歷史性城市景觀”的國際會議提出《保護歷史性城市景觀宣言》②。2005年10月，第15屆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COMOS）大會通過《關于歷史建筑、古遺址和歷史地區周邊環境保護的西安宣言》，將文化遺產保護的范圍擴大到遺產周邊環境以及環境所包含的一切歷史的、社會的、精神的、習俗的、經濟的和文化的活動③。2011年9月25日，《城市文化景觀遺產保護杭州宣言》是對上述兩個國際文件的繼承和發展，宣言提出提升遺產保護意識、注重遺產整體保護、強調活態遺產保護、構建遺產規劃體系、加強研究和交流、完善公眾參與機制等6個方面的倡議，認為對城市歷史與文化遺產的保護已經從過去的自然環境、歷史古跡保護轉變為“城市文化景觀遺產保護”的新階段。
注釋：
①綠道是一種線形綠色開敞空間，通常沿著河浜、溪谷、山脊 、風景道路等自然和人工廊道建立，用于連接主要的公園、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等景觀區域。
非遺文化的類別范文5
關鍵詞:漢代;墓葬;區域性;考古學研究
Abstract:A number of Han tombs have been discovered in China, while we can do regional research because of their widely distributed. To study the regional Han tombs comprehensively needs both basic and the related social investigation,so we must adhere to correct theories and methods in the process of research. The regional research could advance the comprehensive study of Han tombs, and then we can do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f tombs for the ultimate aim.
Key words:Han Dynasty; tombs; regional;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墓葬是盛放尸體或其部位的場所和置放方式的統稱,墓是場所,葬是方式方法及與其相關的內容。古人對喪葬極為重視,融入了較多物質和精神的因素,包含內容十分廣泛,所以墓葬一直是考古界關注和研究的重點。漢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的初步發展時期,政治穩定,經濟發展,思想文化趨于統一,上至帝王,下至平民的墓葬都在這一背景下獲得較大的發展,墓葬所蘊含的內容也越來越為廣泛和多樣。隨著近代考古學的傳入和當代考古學的發展,我國境內已有相當數量的漢墓被發現、發掘,相關報告和簡報層出不窮,為我們進行漢墓的考古學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墓葬是古人留給我們的一筆財富,同時又是一個信息載體,它既充分體現出墓葬自身的諸多內涵,又能夠從多方面反映古代社會的精神文化和物質文化,從某種角度講,它可以被看作當時社會的一個縮影,因此對于墓葬的研究需要從多學科、多角度去研究和探索。筆者試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以徐州地區的漢代墓葬為例,淺顯討論一下區域性漢墓的考古學研究,不正之處,以求指正。
一、 區域性漢墓研究的必要和條件
由于我國疆域大,漢墓分布面積廣,加之漢代之前春秋――戰國時期分裂局面下形成的地域性差異的影響,使得漢代墓葬具有較強的區域性特征。經兩漢四百余年的發展,至東漢晚期,漢代墓葬表現出較大的趨同性,但區域性特征仍較明顯。關于漢代墓葬,我們有必要去作相關綜合性研究,并以此作為我們進行其他研究的指導和參考。但我們必須認識到,兩漢統治時間較長,疆域較大,歷史上形成的地域性差異仍然十分明顯,這些都為綜合性研究帶來很多困難和挑戰。在這種情況下,筆者認為,進行漢墓的區域性研究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它是我們全面認識漢代墓葬的一個方便途徑,是進行綜合性研究的基礎。目前關于漢代墓葬的區域性研究雖有相當數量,但多為考古類型學的基礎性研究,深入性研究較少。因此,我們有進行漢代墓葬區域性研究的必要,而相關的條件也基本具備。
研究的成型,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即在具有一定條件的基礎上,我們才可能進行深入細致和較為全面的研究,漢墓的區域性研究亦是如此。以徐州地區為例,該處作為漢高祖劉邦的故鄉,同時又是兩漢楚國和東漢彭城國、下邳國的封國所在地,諸侯王、列侯墓葬發現較多,中小型墓葬更是不勝枚舉。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06年,徐州地區已發現、發掘漢墓將近兩千座(1),這正是開展區域性研究的基礎。從徐州地區已發現、發掘的漢代墓葬看,分布范圍廣并有一定規律,且種類較為齊全,諸侯王、貴族、官吏及中下層平民等的墓葬一應俱全。墓葬形制方面,有橫穴崖洞墓、石(土)坑豎穴墓、石坑豎穴洞室墓、石槨墓、磚室墓、石室墓、磚石混筑墓等,另外還有瓦棺葬,如邳州劉林M68(2)等。陪葬品的數量大,質地雜,品種多,有相應的組合。相關墓葬的時代較為明確。西漢墓中,已發現的小龜山楚王墓(3)、宛朐侯劉墓(4)等內均出土有墓主印章,墓主史書有載,下葬時代清晰,為其他墓葬的斷代提供了標尺。另外多數墓葬內出土有錢幣、銅鏡等物。而早、中、晚期的墓葬結構、陪葬器物等有明顯的前后發展關系,說明徐州西漢墓的時代序列較為明確;東漢墓中,墓葬結構與陪葬品亦有前后發展順序,加之諸多紀年畫像石墓的發現和發掘,為東漢墓葬的分期斷代提供了參考標準。不同墓葬形制和陪葬品組成了多類型的漢代墓葬,對研究徐州漢墓本身及當時的社會等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另外,徐州漢墓與周邊地區的漢墓也有著較為密切的關系,蘇皖北部、魯南、豫東地區特別是皖北和魯南部分地區發現的漢墓與徐州漢墓存在著許多相似之處,這對進行徐州漢墓的相關研究有很大幫助。
眾多漢代墓葬的發現、發掘為徐州漢墓自身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同時墓葬在很大程度上又是某個時期喪葬思想的寫照和社會現實的反映。綜合研究徐州漢代墓葬可以對其所反映的漢代社會內容進行分析和探討,而這也正是我們進行墓葬研究的目的所在。然而,我們必須注意到,每一地區在一定歷史時期的歷史背景和地理環境以及漢代墓葬的發現情況都存在不同,區域性研究的條件也存在差別,而這種差別恰恰對我們進行多地區漢墓的區域性研究有著較為有益的幫助和參考。
進行墓葬研究,往往會碰到一些相同或相近的不利條件。如較早發表的報告過于簡單,有的僅是介紹,沒有墓葬和器物描述及相關照片、線圖等等;因墓葬內、外的環境較差,加之被盜和破壞,相關信息無法保存,使得研究受到一定的限制等。而有的由于墓葬規模小,發現數量少,被盜或破壞嚴重,墓葬資料未能公布,處于相對封存狀態,這對于墓葬研究來講無疑是個缺憾。區域性研究在某種程度上可盡量降低這種缺失,這與區域性研究資料收集的針對性強有關,而漢墓的區域性研究多由從事地方考古工作的人員來完成,這在很大程度上可充分補充和完善這些資料。
二、 區域性漢墓研究的內容和方法
漢墓的區域性研究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我們不僅要吸收前人的成果,還要學習和借鑒他們在研究方法上給我們的示范及有益的提示。漢代墓葬考古屬于戰國秦漢考古的一個部分,而戰國秦漢考古又隸屬于歷史時期的考古學,因此考古學、史學的理論與方法等對我們的研究非常重要。大致看來,區域性漢墓研究主要包括基礎研究和社會研究兩個主要內容,而社會研究的內涵又是多種多樣的。
(一)區域性漢墓的基礎研究
區域性漢墓的基礎研究和其他墓葬的基礎研究一樣,主要包括墓葬形制、葬式、葬具、典型或重要陪葬品等的相關研究;進行分期及年代推斷,探討發展演變,確立發展序列,構建時代順序;與周邊進行比較研究等等。
“歷史時期的年代框架主要是通過墓葬材料搭建起來的,以若干有明確紀年的墓葬材料為標桿,再根據墓室形制及陪葬品的特點,將其它沒有紀年的墓葬單位串聯起來,構成一個年代序列。進而把這個序列和其他類別的考古資料的分期編年相互參正,從而獲得涵蓋內容更為廣泛的年代體系”(5)。如《洛陽燒溝漢墓》一書,系統整理了洛陽燒溝地區發掘的255座漢墓,通過墓葬形制的演變、出土遺物形制及組合形式變化的研究,分析和探討了燒溝漢墓的墓室結構和形制及各時期的變化,并結合銅鏡、錢幣等的研究基本確定了它們的相對年代及分期(6)。類型學和地層學是考古學研究的兩個基本方法論,是研究遺跡和遺物相對年代及變化規律的有效手段,是進行墓葬研究的立足點。在漢墓研究中,立足于這兩大考古學理論與方法,才能保證資料的可靠性和科學性。如在發掘、整理和研究漢墓時,我們必須要弄清楚疊壓在墓葬上的地層,墓葬的開口層位,特別是多座墓葬之間的打破、疊壓或共時關系等,只有這樣,才能提高我們研究的科學性。對于漢墓出土遺物研究,我們還應借鑒其他研究領域的科學方法。如在青銅器分期斷代方面,郭沫若先生創立的“標準器斷代法”和郭寶均先生創立的“分界群分法”等,這些方法對我們進行漢墓出土器物的分型、分式和斷代等方面很重要。如一些帶有文字,甚至有紀年的遺物,如封泥、印章和碑刻等,這些時代特征較為明確的考古資料對于我們進行漢墓研究十分難得,也極為可貴,利用它們我們可以推斷墓葬及出土物的年代,并用來說明其他一些問題。
20世紀初,王國維先生提出二重證據法,主張在利用文獻資料的基礎上應更多地利用新出土的甲骨材料,即“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很多學者又提出加強利用考古資料、簡牘材料等輔資料來進行深層次的研究,在當今的史學研究中,大多數學者已形成了多重證據法的共識?？梢哉f,考古學與文獻學的基本關系是互補關系,因此未來考古學將在文獻史學不斷加深整合中得到發展(7)。漢代的文獻資料相當豐富,且多為當時或稍晚人撰寫,可信度很大,是漢墓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參考資料。漢墓本身是當時人們有意識的行為結果,是社會意識的反映,因此墓葬形制、出土遺物的形制及組合變化等有著其所在歷史時期的烙印,我們只有結合文獻記載,才能通過研究考古資料達到更深層次的認識。文獻是我們進行研究必須參考的資料,正如宋治民先生所言,“在文獻記載資料十分豐富的可靠的情況下,這一基本的原則是必須堅持、必須遵循的(8)?！?/p>
受地理環境和文化傳統等因素影響,墓葬的發展會表現出一定的地域性,反映在漢代墓葬上,就是漢墓的地域性特征,而其也體現出相應的地域文化。因此,除上述方法和原則外,在進行漢墓區域性基礎研究的過程中我們還要利用文化因素分析法,它是對考古學文化構成因素進行科學分析的方法論,通過這種方法可以揭示相關考古學文化的文化源流、發展譜系以及文化性質等問題?？疾鞚h代之前徐州一帶的文化,是在本土東夷文化的基礎上,吸收秦文化、楚文化、宋文化、齊魯文化、吳越文化等綜合形成的,而戰國楚文化對其影響尤深,這與戰國晚期徐州一帶屬楚國管轄有較大關系,墓葬因此呈現出較多楚文化的元素,墓葬形制、器物類型和紋飾等均有反映,而西漢晚期的一些墓葬如銅山縣鳳凰山M2(9)等還保留有較強的楚墓特點。結合兩漢時期的歷史特征,中原文化、周文化以及日漸成型的漢文化等對徐州漢墓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這也是我們在研究中所必須注意的。
(二)區域性漢墓的社會研究
墓葬作為古人遺留下的特殊的實物資料,是社會存在的一部分,其所反映社會的方式是多層面的,體現的社會內容十分廣泛,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物質生活面貌等等無一不包。目前,學術界通過史學研究漢代社會的成果較多,如孫筱先生的《兩漢經學與社會》(10)、劉厚琴先生的《儒學與漢代社會》(11)等等。但通過考古資料特別是墓葬研究漢代社會的成果較少,其中如韓國河先生的《秦漢魏晉喪葬制度研究》一書通過大量考古資料及歷史文獻對秦漢魏晉時期的社會,特別是喪葬制度進行了精辟論述(12);李如森先生通過兩漢墓葬對其所反映的社會面貌進行了論述(13);另外如李振宏先生的《居延漢簡與漢代社會》(14)、吳榮曾先生的《和林格爾漢墓壁畫中反映的東漢社會生活》(15)等則是通過與墓葬相關的遺跡、遺物來探討漢代社會的。在一些研究性文章及發掘簡報和報告中也常有一些通過墓葬對社會相關問題如紡織、冶鐵、農作物等的論述,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舉?？梢哉f,上述研究均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中庸》云:“事死如生,事之如存?！辈煌乖岱从吵霾煌瑫r代,不同地區的社會內容和特征,在基礎研究的基礎上,我們可對區域性漢墓所體現的社會內容進行分析和探討。就徐州漢墓而言,其所反映的社會內容較為廣泛。徐州奎山M1(16)、東甸子M1(17)等墓內出土的大量水稻,說明徐州一帶在西漢早期可能已有水稻種植;墓葬中較為常見的倉、灶、井、磨、豬圈等模型明器組合,表明當時人們喪葬觀的同時也向我們展現了當時的部分社會生活面貌,體現出對農業的重視和依賴等等。因此,進行區域性漢墓的社會研究可以相對全面地復原漢代某一地區的社會生活,展現社會面貌。相比較而言,漢墓的綜合性研究涉及面廣,但得出的結論多為概括或總結性的,而區域性研究則較為詳細,結論也較為全面和細致,若綜合多處區域性研究結果,升華至綜合性成果,其內容當較一般的綜合性研究豐富許多,結論也就更具科學性。
王仲殊先生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曾指出,“發掘古代墓葬的目標主要有三個方面:研究種族的體質特征,了解古代埋葬的風俗與墓葬形制,了解古代的工藝制作及社會經濟生活的情形”(18)。韓國河先生在《有關墓葬考古學研究的思考――以兩漢墓葬為例》一文中對兩漢墓葬進行考古學研究的內容作了全面歸納。文章指出:墓葬較之城址、手工業遺址等,其包含的信息較為豐富,除了涉及當時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生活之外,還全面地反映了人的精神、宗教思想以及上層建筑等方方面面,為我們展示一個立體而全面的古代社會面貌,而這也正是考古學研究最終想要達到的目的。該文還指出,從墓葬建筑模式到陪葬物品,大致可分為天神系統、人間系統和陰界系統等三個系統,而對于墓葬的考古學研究,除了對其形制、葬式的考古類型學研究外,還包括對墓葬及其包含物所反映的社會關系、社會意識等的研究(19)。韓建業先生亦指出,“墓葬研究中,對社會組織、意識形態的研究和對歷史的復原,解釋是核心,其最終目的還是要探索歷史發展規律?！薄巴ㄟ^墓葬研究社會組織和階層化等問題正得到學者們的普遍關注”(20)。兩漢墓葬不斷第宅化,陪葬品盡量做到應有盡有,幾乎包括了生人所用的各個方面的器物,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漢代墓葬對現實社會的反映較為全面,是大大超越前代,多層次、多方面的反映,因此具備了這方面研究的條件。但墓葬只是繁雜喪葬活動中葬的一部分,是葬儀終結的標志,并未承載喪葬活動的全部信息(21)。所謂墓葬反映社會可能遭遇的最大挑戰還是來自考古資料本身(22)。所以我們要注意到墓葬與社會潮流之間既有同時性又有滯后性,只有準確地區分各種文化因素,才能通過墓葬的研究更為清晰地看到社會發展的每一個步驟(23)。
通過對徐州漢代墓葬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出其所體現的相關社會內容。政治上,具有較強的封國特色,同時又體現出中央集權不斷加強,諸侯王權力下降,地主勢力增強的政治特點;儒家思想、原始道教和早期佛教思想等多有體現,而最為突出和全面的為喪葬思想;徐州地區漢代經濟的發展呈現出多樣化的繁榮,農業、手工業、商業等均有較大發展;衣、食、住、行等是漢代物質生活面貌的集中體現,徐州地區漢代的物質生活面貌有著其自身的特點,即不同等級差別較大,莊園經濟特色明顯,雖然地方特色較濃,但卻不脫離整個社會發展的大環境。另外,墓葬的修建說明人們對于死后世界的重視;畫像石墓的不同發展階段反映出喪葬思想的轉變及對墓葬的影響;夫妻合葬墓、陪葬墓(坑)和車馬、陶俑陪葬等則體現出政治、經濟的發展、社會思想的變化等,如墓地的買賣、諸侯王權的衰落、墓主身份地位的差異、家庭倫理的展現、期望升仙的渴求及相關科學技術等等,而墓主身份地位差異方面,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相對較低尤為突出,體現出男尊女卑的社會現實。以上是徐州漢墓所體現的相關社會內容,而就這些內容來講,也為我們進行區域性漢墓社會研究提供了一些方法,即根據不同墓葬的不同內容,在科學理論的指導下,分門別類地有序探討,得出相對科學的結論,再通過這些結論來復原當時的社會內容和面貌。在社會研究的基礎上,我們還可進一步對漢代這一區域的地域文化作相關分析,探討其在統一漢文化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漢代墓葬區域性研究的幾點想法
正如上文所講,我國各地區發現的漢代墓葬數量眾多,相關資料也有較多公布,從墓葬類型、出土遺物等多方面來看,一些已具備了進行本地區漢墓綜合性研究,即對墓葬本身及所反映的社會內容等諸多方面進行研究的條件。筆者認為,對任何一個地區的漢墓進行考古學研究,我們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堅持上述理論和方法,以它們為指導,并根據本地區漢墓的實際特點,合理利用。其次要大量收集相關資料,在時間上不能僅限于兩漢,還要兼顧漢前和漢后;在地域上,不能囿于現屬地區,周邊及全國甚至國外的一些相關資料亦不可或缺。對原來公布內容相對簡單的資料要盡量補充,對一些塵封或未能公布的資料要盡量收集和核實,對新的考古動態加強關注,盡可能多地收集已公布的資料,盡量做到相關研究與最新考古資料的統一。第三,對收集資料進行仔細梳理,對墓葬(群)、器物進行分析、分類比較,并對相關結論進行總結。在此過程中既要重視典型墓葬、器物對研究的重要性,又要做到不能過分依賴某個墓葬或器物,更不能簡單地就某些墓葬或器物作出武斷的結論,做到“實事求是”。第四,嚴格認真地進行基礎研究,建立相關序列,確定相應的標準。在此基礎上緊緊結合文獻資料,以考古資料為基礎,以歷史文獻為輔助,對區域性漢墓及相關問題作進一步的深入研究。第五,考古發現的墓葬多是孤立的遺跡,只是全部喪葬活動系統的一個片斷,是被過濾后的結果,對墓葬的研究應該對資料的局限性有足夠的估計(24)。因此要結合其他學科,多層面地進行研究,避免單一性研究。同時要做到從一些表面現象看到內在的涵義,從靜態的觀察看到動態的相互作用。第六,要大量參考前人的研究成果,做到既不過分依賴,也不全盤否定,而是根據實際情況采用或摒棄。第七,各地區間尤其是臨近地區的研究成果相互溝通,這樣既能在研究方法和理論上達成共識,又能減少相應的工作量,起到事倍功半的作用。
三、 進行漢墓區域性研究的作用和意義
進行漢墓區域性研究有著其自身的作用和意義,大體表現在以下幾點。
(一)可為本地區的漢代墓葬提供相應的標尺和參考,對以后考古發掘及墓葬研究有相應的幫助。同時,相關研究成果也可為其他地區借鑒和使用。
(二)區域性漢墓的系統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發揮著補充和印證歷史,糾正某些歷史文獻記載錯誤的作用。我們知道,史書中關于某一地區的記載并不多,而且有的還存在訛誤之處,對考古資料,尤其是墓葬資料的深入研究會在很多方面起到補充、印證和糾正歷史文獻的作用。
(三)區域性漢墓的研究是整個漢代墓葬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可以補充綜合研究在某些方面的不足,提供更多可以參考的資料,使得綜合性研究內容更為豐富。另外它還可減少綜合性研究的工作量,避免了重復工作。
總的看來,隨著考古工作的不斷深入開展,有越來越多的漢代墓葬被發現、發掘,這為我們進行相關研究尤其是區域性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參考資料。筆者僅就漢代墓葬的區域性研究提一些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希望對此能有些許幫助。由于水平有限,認識淺薄,文中還有很多不成熟和欠缺之處,望多多批評指導。
注釋:
(1) 李銀德:《徐州楚漢文化遺存及其特點》,第二屆海峽兩岸楚漢文化研討會論文選編委會選編:《楚漢文化論壇――第二屆海峽兩岸楚漢文化研討會論文選》,第423~431頁,作家出版社,2006年。
(2) 南京博物院:《江蘇邳縣劉林遺址的漢墓》,《考古》1965年第11期。
(3) a.南京博物院、銅山縣文化館:《銅山龜山二號西漢崖洞墓》,《考古學報》1985年第1期;b.尤振堯:《〈銅山龜山二號西漢崖洞墓〉一文的重要補充》,《考古學報》,1985年第3期;c.徐州博物館:《江蘇銅山龜山二號西漢崖洞墓材料的再補充》,《考古》1997年第2期。
(4) 徐州博物館:《西漢宛侯劉墓發掘簡報》,《文物》1997年第2期。
(5)、(7)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考古學與中國歷史的重構――為紀念北京大學考古專業成立五十周年而作》,《文物》2006年第6期。
(6) 洛陽地區考古發掘隊編:《洛陽燒溝漢墓》,科學出版社,1959年。
(8) 宋治民:《戰國秦漢考古研究的思考》,《四川大學考古專業創建三十五周年紀念文集》,第246~255頁,四川大學出版社,1998年。
(9) 徐州博物館:《江蘇銅山縣鳳凰山西漢墓》,《考古》2004年第5期。
(10) 孫筱:《兩漢經學與社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
(11) 劉厚琴:《儒學與漢代社會》,齊魯書社,2002年。
(12) 韓國河:《秦漢魏晉南北朝喪葬制度研究》,陜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13) a.李如森:《西漢墓葬及其反映的社會面貌》,《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5年第6期;b.《東漢墓葬及其反映的社會面貌》,《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6年第3期。
(14) 李振宏:《居延漢簡與漢代社會》,中華書局,2003年。
(15) 吳榮曾:《和林格爾漢墓壁畫中反映的東漢社會生活》,《文物》1974年第1期。
(16) 徐州博物館:《江蘇徐州奎山漢墓》,《考古》1974年第2期。
(17) 徐州博物館:《徐州東甸子西漢墓》,《文物》1999年第12期。
(18) 王仲殊:《墓葬略說》,《考古通訊》1955年第1期。
(19)、(23) 韓國河、柴怡:《有關墓葬考古學研究的思考――以兩漢墓葬為例》,西北大學考古學系、西北大學文化遺產與考古研究中心編:《西部考古》(第一輯),第331~340頁,三秦出版社,2006年。
(20) 韓建業:《墓葬的考古學研究》,《東南文化》1992年第3、4期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