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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業內部將宏觀經濟管理看作是市場經濟體系的重要管理與支持體系，是市場經濟獲得長期發展和持續成長的基礎。在業界宏觀經濟管理被理解為政府和經濟主管部門利用宏觀的調控措施（銀行利率、行業補貼、就業政策、法律規范等各種形式），以宏觀的層面對市場進行運行方式和管理手段的調節，進而實現市場的經濟總量、產業結構、經濟制度、經濟政策、經濟法律適應市場發展需要的工作。宏觀經濟管理既是以經濟為中心的管理工作，同時也是以社會平衡發展為中心的控制工作，對于從宏觀上約束、規范、促進市場經濟建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2宏觀經濟管理的演進歷程
宏觀經濟管理發源于西方市場經濟國家，在二戰后世界進入了以和平與發展為核心的建設時期，在經濟領域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開始了西方市場經濟國家對宏觀經濟調控和管理的分析，這是對戰爭的反省，同時也是對金融體系世界層面上的重要反思。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的談判過程中，西方國家看到了宏觀經濟調控和管理的價值，開始告別傳統的微觀經濟學說，最終形成了對宏觀經濟管理的廣泛認同，進而促進了戰后世界經濟體系的建立。經過60多年的發展，國際市場經濟體系在宏觀經濟管理的條件下，得到了迅速發展，避免了多次經濟領域的世界性災難，這使得宏觀經濟管理得到全面地認可，進而確定了宏觀經濟管理的價值和功能。在美國金融風暴的影響下，世界看到了加強宏觀經濟管理的重要價值，在主體經濟領域人們對宏觀經濟管理已經取得了共識，認為在市場經濟體系下，要想獲得高效、穩定的經濟發展，必須依靠全面的宏觀經濟管理，通過宏觀經濟管理的全面開展和運行來實現對市場經濟的促進與發展作用。
3宏觀經濟管理中更好地體現對市場經濟發展價值的措施與方法
中國市場經濟發展需要宏觀經濟管理，市場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市場無法自發消除壟斷，市場不能夠完全體現公正的收入分配，市場不能有效地處理外部經濟的問題，市場調節有一定的盲目性和滯后性，等等。我國的企業為了創造出更大、更多的經濟利潤，于是紛紛引進國外的最新技術、最新設備，并且加大產量和發展的步伐，以便在競爭中獲得有利地位，占領市場，盲目生產，這樣就造成了供大于求的結果，而這些都需要政府的宏觀調控加以解決。當前，我國面臨的國內外經濟形勢非常嚴峻，西方發達國家實行貿易壁壘，因此，應該對宏觀經濟管理的手段和方式進行完善和提高，才能滿足我國市場經濟發展。
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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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經濟發展；解決措施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6. 23. 019
[中圖分類號] F239.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 - 0194（2016）23- 0035- 02
0 前 言
宏觀經濟、國家發展和人民生活緊密相連、息息相關，了解并掌握我國宏觀經濟最新趨勢很有必要。在20世紀90年代后我國的市場經濟開始進入迅速發展階段，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不僅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經濟發展步伐，也提升了人們生活質量。宏觀經濟統計分析作為其中重要指導方，其運用領域不斷擴大，但受到計算機技術等多方面的影響，仍然存在部分急需解決的問題。如何克服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并進行合理判斷分析，從中找到方法和策略將有可能出現的問題進行調控和解決，是促進市場經濟健康發展所必須思考的問題。
1 關于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的具體概述
宏觀經濟統計分析是經過兩種知識體系發展而來，即統計學知識體系以及經濟學知識體系。這兩個知識體系的相互融合，并遵循宏觀經濟理論，分析經濟發展規律的過程，能夠根據相關數據資料，得出科學的國民經濟運行，并對發展過程的持續性和穩定性進行驗證。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發展至今主要經歷了三個非常大的發展階段：第一大階段主要將其重心歸納為國民經濟，并將統計指標劃為關鍵點，以當時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現實情況為依據，對經濟進行分析探討；第二階段為國家經濟審核體系完善期，核心經濟指標確定，宏觀經濟分析中的科學統計得到優化；第三階段為宏觀統計與微觀統計相輔相成階段，形成新局面。上述內容在宏觀經濟統計分析中分別占有地位，其職能依次為分析過程的關鍵內容與重要基礎、對研究問題做出定性認識以及統計局在年初做好上一年度的經濟統計分析。以上三個工作內容能夠解釋宏觀經濟發展過程中主要矛盾，并科學預測經濟發展態勢，針對經濟制度或者運行過程存在的問題，提出針對性管理建立。
2 宏觀經濟統計分析在發展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隨著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宏觀經濟統計分析方法逐漸增多，在促進經濟預測準確性的同時，也帶來了一定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四方面。
2.1 工作人員綜合素質因素導致缺乏創新思維
受到工作人員素質等因素的影響，在分析過程中，其缺乏統計過程的創新思維，統計分析方式較落后，在分析時不能很好的遵循統計原則，使得統計分析結果存在誤差。與此同時大數據時代的到來給統計分析賦予了新的時代要求，但實際運行時，工作人員綜合素質的局限性無法準確把握大數據時代特征，導致構建出的經濟統計分析模型無法準確預測經濟趨勢。
2.2 市場機制被弱化
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已經步入到了高收入的階段，實行投資補息、國債技改等政策，擴大了投資規模。但與此同時投資需求的增長速度沒有上升的跡象，經濟增長速度呈現一種下滑的趨勢，使得市場機制本身的推動力被弱化。
2.3 出口難以為經濟增長起到大的作用
自從2012年以后，凈出口已經沒有為我國經濟增長帶來實際貢獻率，相關文獻顯示凈出口不僅沒有帶來增長甚至還出現負貢獻率得現象。分析其原因發現是由于出口量以及進口量減弱，且都出現衰退跡象。在這種條件形式下，經濟增長更多的是靠內需，只是從當前來看，投資消費的增長速度跟以往的年份比起來明顯放慢了步伐，影響著出口、跨過企業的積極性。
2.4 消費需求低迷且國民收入分配懸殊較大
很多居民收入主要是用來消費可增長平緩，主要原因還是在于國民收入懸殊較大、資源分配非常不合理，其收入增長跟政府收入增長比較起來要慢，所以消費與經濟發展之間并不是很協調，因此供需矛盾突出。
3 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發展的建議
3.1 深化中小型企業生產模式改革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小型企業存在一定的劣勢，其主要劣勢為融資困難，在貸款項目上存在較大阻礙，不利于經濟的發展。政府應加大對中小型企業的政策支持，加強政府對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經過簡化銀行貸款手續流程及降低銀行貸款門檻，為中小型企業的融資提供充分的信息支持與資金支持。同時也可以借鑒國外的立法制度體系為中小型企業出臺科學的發展優惠政策。幫助中小型企業制定適合其發展的方案，不斷推進其發展，引導其朝著健康、科學的方向發展。
深化中小型企業生產模式改革不僅助于企業的發展還是為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的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3.2 融合多種統計方式提升工作效率
基于大數據的時代背景，傳統的統計方式已經無法準確把握大數據的特征的發展趨勢，因此相關部門和工作人員必須順應時展潮流，對經濟信息進行多方面的分析。通過融合多種統計方式，進一步加深政府部門對宏觀經濟的掌握和了解程度，提升統計分析結果的準確性以便更加及時地預測經濟發展態勢。
4 結 語
在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發展過程中仍存在很多問題，政府和相關單位應不遺余力的加強對宏觀統計分析的支持力度，制度相關政策，及時地預測經濟發展態勢，從而讓我國經濟能夠更加穩定也更加良好。
主要參考文獻
[1]王惠. 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發展的基本問題探討[J]. 財經界：學術版，2015（8）：18.
[2]李偉. 探索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發展的基本問題[J]. 現代營銷，20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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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國季度宏觀經濟模型(CQMM);宏觀經濟;政策模擬
中圖分類號:F0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8-0460(2012)03-0017-09
為抑制2011年上半年不斷加劇的通脹壓力,以數量控制為主、旨在吸收流動性的貨幣政策,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央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領域投資;但地方政府投資、民間自主性投資的擴張,卻支持了較高的經濟增長。2011年全年,中國經濟(GDP)增長9.2%,同比下降1.2個百分點;居民消費價格(CPI)上漲5.4%,同比提高2.1個百分點。盡管通貨膨脹未能實現年初預定的控制目標,但物價漲幅正逐步得到控制。相比較而言,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與國民經濟結構的調整則相對緩慢;政府、企業、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關系以及居民內部不同階層的收入差距亟待調整;國內關于深化改革,推進社會經濟體制轉軌以適應未來經濟發展需要的呼聲則越來越高。“中國季度宏觀經濟模型(CQMM)”課題組基于2012年1月底最新的中國宏觀經濟季度數據,對2012年和2013年中國宏觀經濟運行預測,并模擬了將50%的社會保險費返還給居民對中國經濟可能產生的影響。依據模型的預測及模擬結果,課題組對宏觀經濟政策進行評價與展望,并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一、2012-2013年中國宏觀經濟預測
(一)模型外生變量的假設
1.美國及歐元區的經濟增長率假定
外部市場的不確定性依然是2012年中國經濟面臨的主要風險。雖然2011年歐元區經濟增長了1.5%,但是第四季度卻明顯減速,同比下降了0.3%,加上對希臘清償債務能力的擔憂,2012年歐元區的經濟依然前景黯淡。IMF預測,2012年歐元區經濟將收縮0.5%,其中,上半年經濟減速將尤為明顯,計算季節性調整后的環比折年率,第一季度歐元區經濟可能收縮1.59%,第二季度收縮0.8%;下半年,歐元區經濟增長將有所恢復。另一方面,美國經濟伴隨著失業率的緩慢下降,其增長逐步復蘇,但房地產市場的低迷將減緩美國經濟復蘇的步伐,預計2012年美國經濟可能增長1.8%。2013年,全球經濟將繼續好轉,歐元區經濟將增長0.8%,美國經濟將增長2.2%。
2.主要匯率水平變化假定
根據上述對歐元區經濟前景的預測,預計2012年上半年歐元區的經濟減速將削弱歐元幣值,至第二季度末,歐元對美元的匯率可能跌至1:1.26的水平;下半年隨著經濟走勢趨于平穩,全年歐元對美元的匯率可維持在1:1.29的水平。進入2013年,歐元對美元的匯率可能恢復至1:1.32的水平。在人民幣匯率方面,人民幣升值趨勢仍難以根本改變,但受全球經濟前景不確定的影響,中國出口增速將放緩,貿易順差繼續收窄,資本流入減緩。這些因素都將減緩人民幣升值的速度。預計至2012年末美元對人民幣匯率為1:6.23,2013年末可能達到1:6.09。
3.廣義貨幣供應量(M2)的變化假定
通過一系列數量控制的緊縮性政策,2011年M2增速降低至13.6%。然而,2012年,特別是上半年,歐元區經濟減速的風險非常高,課題組認為,我國貨幣政策可能會作出相應調整。前三季度,M2增速將從一季度的14%提高至18%;下半年歐元區經濟走穩之后,M2增速會再度下降至16%。預計2012年和2013年全年M2增速都將保持16%的水平。
4.一年期貸款利率變化假定
假定央行將在2012年第二、三季度連續降息二次,每次下降25個基點,從而使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從現有的6.56%降至6.06%;2013年維持該利率水平不變。
(三)2011-2012年中國宏觀經濟主要指標預測
1.GDP增長率預測
在上述外生變量假定下,CQMM模型預測顯示:2012年歐元區經濟減速可能導致中國GDP增速下滑至8.59%。2013年,GDP增長率將回升至9.03%。從季度同比增長率看,2012年一季度GDP將僅增長8.42%,二季度可能進一步下降至8.35%;之后逐步回升(見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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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報告背景：金融危機與全球經濟不確定性
今年的《全球競爭力報告》是在世界經濟深陷金融危機漩渦背景下推出的，排名結果引發了廣泛議論。美國次貸危機及由此引發的信貸緊縮，加上世界范圍的通貨膨脹和發達經濟體需求的下滑，使得世界經濟面臨諸多短期不確定性，全球經濟增速已呈現明顯放緩跡象。
始于2007年美國次貸市場的金融危機，具有史無前例的影響：它不僅導致了市場恐慌和金融機構倒閉，而且侵蝕了工業化國家的公眾對金融部門的信任。與此同時，高企的能源和商品價格也給世界帶來了雙重影響：一方面，推動了資源稟賦豐富國家的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帶來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壓力，提升了老百姓的生活成本，使得近一、二十年的減貧成果幾乎毀于一旦。
金融危機的影響已經超出了大家最初預期，正在快速地向工業化國家蔓延，對新興市場經濟體究竟會產生多大影響，目前還很難估計。各國（地區）正在努力采取多種措施消除本國經濟面臨的不利沖擊，使得本國（地區）經濟能夠在變幻莫測的全球經濟版圖中占據有利位置。美國的金融危機從反面也說明，依賴于虛擬資本膨脹和虛擬經濟擴張來推動經濟增長的模式，早晚會走到盡頭，一個經濟體若想取得長期發展，必須夯實基礎，竭力改善有利于本國競爭力提升的各項支撐條件，從而在激烈國際競爭中占據有利位勢。
《全球競爭力報告》的關注點恰恰是對各國經濟增長的潛力做出客觀評估，增進我們對決定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的理解，解釋為什么一些經濟體比別的經濟體在提高收入水平方面更成功，從而為政策制定者和商業精英們改進經濟政策和推進制度改革提供參考。今年的《全球競爭力報告》的區域覆蓋面進一步提高，已擴展至134個國家，所包含的指標達到100多個。
二、GCI排名：美國仍居第一
傳統發達經濟體和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仍然占據全球競爭力指數（GCI）排名榜的第一集團（前30名）。名列前四名的經濟體沒有發生變化，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其次分別為瑞士、丹麥和瑞典，亞洲的新加坡排名繼續上升，與德國的排名互換，列第5位（詳細排名參見附表1）。
美國保持排名第一主要得益于效率因素的提升和創新因素的優勢。其中，市場規模、勞動力市場效率、創新能力名列前茅。美國的突出劣勢表現在一些基本條件方面，特別是宏觀經濟穩定性（66位）、醫療與初等教育體系的問題（34位）
很多人對金融危機陰影籠罩下的美國仍列第一這樣的結果表示了懷疑，我們對此的解讀主要基于以下幾個因素：
第一，理論因素：競爭力是一個經濟體營造良好環境的能力的綜合評價，美國在這方面的確具有公認的總體優勢。盡管發生了金融危機，以人均GDP（PPP）衡量，美國仍保持著很高的生產率。
第二，模型因素：競爭力評價模型的設定基礎是自然和社會條件平穩變化，面對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這一突發事件，在反映和預測競爭力變化方面可能存在一些不完善之處。
第三，數據因素：該模型所采用的“硬數據”是基于2007年及以前的統計，存在數據滯后問題；調查數據是基于今年1―5月份的問卷調查，而在當時“次貸危機”尚未演變成全面金融危機，人們的悲觀情緒還沒有大范圍蔓延，從而影響了問卷調查評價結果。
在今年的報告中，WEF還著重介紹了英國的競爭力狀況。盡管在過去的10年，借助全球化浪潮，英國保持了較高增長率，人均GDP增速快于多數歐盟和七國集團（G7）國家，但是，英國的競爭力排名卻從2006年GCI指數推出之時的第2、2007年的第9，一直下滑至今年的第12，已經跌出了前10位置。
英國的突出優勢在于其高效的勞動力市場（第8），這與其他歐盟國家勞動力市場僵化的特征形成了強烈反差。英國的金融市場仍是世界上最富效率的市場之一，但排名從去年的第2下滑至今年的第5，原因是在金融危機影響下，實體經濟部門對銀行的穩健性和通過各種方式獲得資本的便捷性存在擔憂。此外，在利用最新技術提升生產效率方面，英國也有不錯表現，技術環境排在了第8。在競爭劣勢方面，英國的突出問題在于較為脆弱的宏觀經濟環境，僅列第58，低儲蓄率、公共部門日益攀升的赤字以及由此導致的高負債，都是英國必須解決的棘手問題。除此之外，英國的制度排名也從去年的第12下滑至今年的第25，2005年恐怖襲擊以來安全形勢日益嚴峻、企業界對政府機構和政治家信任程度的下降等，都是排名下滑的重要因素。
在亞洲地區，日本排名從去年的第8下降至今年的第9，日本競爭力的突出問題仍然是宏觀經濟穩定性，高額預算赤字和政府負債使得該國的宏觀經濟排名僅列第98。韓國排名下滑兩位，從去年的第11下滑至今年的第13，金融市場效率和勞動力市場效率（分列第41和37）都是韓國應關注的重點領域。中國香港排名則進步了一位，取代韓國列第11，高效的金融市場、商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分列第1、第2和第4）、穩健的宏觀經濟（第3）、完善的基礎設施（第5）及健全的制度體系（第9），都是香港的突出優勢，但在衛生、教育和培訓等領域，香港還存在諸多缺陷。中國臺灣排名則從去年的第14下滑到今年的第17，臺灣在創新（第7）、商業成熟度（第12）和高等教育和培訓（第13）等領域存在一些競爭優勢，但在金融市場和公共制度領域，臺灣存在一些缺陷：在金融市場方面，銀行體系的健康性（第117）和嚴格的資本流動限制（第78）是兩個突出問題；在公共制度方面，公眾對政客的信任度較低，司法獨立性不足，人們抱怨監管負擔過重。
在其它區域排名方面，智利仍是拉美及加勒比地區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第28）；以色列在中東及北非地區排名最靠前（第23），其中，在油價飆升的背景下，波斯灣國家的競爭力呈現強勁上升勢頭，排名靠前的是卡塔爾（第26）和沙特（第27）；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排名最靠前的是南非（第45）。
三、中國（大陸）繼續領跑“金磚四國”
中國（大陸）的排名上升4位，位列第30，繼續領軍金磚四國，在發展中國家也是競爭力最強的經濟體之一。
中國排名上升的首要原因是其巨大的市場規模，僅次于美國排在第2位，基于龐大人口規模的國內市場是中國經濟保持長期穩定增長的基礎優勢之一。此外，宏觀經濟的穩定性是中國經濟的另一優勢，今年排在第11位。宏觀經濟穩定的主要原因是高國民儲蓄率（52.2%），排名第5，比去年下滑了4位。下滑的主要原因是通貨膨脹加劇（排名從去年的第七下降到今年的第62）。中國競爭力最突出的劣勢是金融市場成熟度，僅列第109位，其他還有技術環境（第77）、高等教育和培訓（第64）以及制度（第56）。（詳見課題組對中國的專題分析）
印度排名下滑了2位，名列第50，龐大市場規模（第5）、成熟的商業環境（第27）和較強的創新能力（第32）是印度的主要優勢，在“科學家和工程師的可得性”指標上，印度甚至排在了第3位。但是，糟糕的宏觀經濟環境（第109）、低水平的衛生與初等教育（第100）、低效的勞動力市場（第89）以及匱乏的基礎設施（第72）等都是印度面臨的主要問題。
俄羅斯排名前進7位，列第51，市場規模（第8）、勞動力市場效率（第27）、宏觀經濟穩定性（第29）等都是俄羅斯的突出優勢，但在金融市場成熟度（第112）、制度（第110）、商業成熟度（第91）等方面，俄羅斯都存在明顯不足。
巴西排在64位，排名上升8位，這主要得益于基本條件和效率因素的穩步改善。巴西的競爭優勢主要體現在市場規模大（第10）、商業成熟度較高（第35）、較強的自主創新能力（第43），突出劣勢是宏觀經濟穩定性很差（第126）、商品和勞動力市場效率較低（分列第101、91），制度缺陷明顯（第91）（參見表1）。
四、新的全球競爭力指數（GCI）即將推出
WEF的《全球競爭力報告》推出以來，就一直在探索將最有價值的方法和最新的理論引入評價指數之中，曾經多次調整或改革指數評價體系。2000年，杰弗里?薩克斯教授在經濟增長理論的基礎上，設計了成長競爭力指數（同樣簡稱GCI），這成為《全球競爭力報告》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事件。同年，邁克爾?波特教授又引入了商業競爭力指數（簡稱BCI），旨在探索經濟繁榮的微觀經濟驅動因素。
2004年，在新增長理論方面建樹頗豐的夏維爾?薩拉―易―馬丁教授將微觀與宏觀經濟因素綜合到一起，創立了現在的全球競爭力指數（簡稱GCI），與BCI一起沿用至今。
今年開始，WEF與邁克爾?波特教授的團隊合作，正在設計新的全球競爭力指數（以下簡稱“新GCI”），以在2009年的報告中取代前些年并用的GCI和BCI。新指數充分吸收了最新的學術研究成果，并致力于為決策者提供更實用的真知灼見。新GCI關注的焦點仍然是一個經濟體提高生產率水平（進而實現繁榮）的決定因素，同樣采用公開的統計數據資源和WEF的企業家調查系統（EOS）。與原GCI相比，新GCI的概念架構更為堅實，利用了更為嚴格的統計方法體系。
新GCI由兩大部分組成，即微觀經濟競爭力（MICRO）和宏觀經濟競爭力（MACRO）（詳見下圖1）。
MICRO包括公司運營與戰略（COS）和國家商業環境（NBE）兩部分。COS又細分為戰略與運用實效、組織實踐和企業國際化。NBE則根據波特教授著名的“鉆石模型”構建，包括要素（投入）條件、戰略與競爭環境、支持性和相關性產業與集群和需求條件。其中，要素條件又包括物流、通訊、行政管理、資本市場和創新這五類廣義的“基礎設施”。
MACRO則包括兩部分，即社會基礎設施、政治制度（SIPI）和宏觀經濟政策（MP）。SIPI包括三類子指數，即基礎人力條件、政治制度和法治。MP則包括傳統上討論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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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上證指數；時變參數；狀態空間； 動態影響
[DOI]10.13939/ki.zgsc.2016.16.068
1 引 言
2015年是中國股票市場引人注目的一年，A股市場開戶數量在這一年達到了歷史峰值，2015年也是中國股市不平凡的一年，投資者既經歷了千股漲停，也見證了千股跌停。那么，在我國當前新的經濟環境下，宏觀經濟因素對上漲指數的影響發生了怎樣的變化無疑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F有的研究主要是利用多元回歸的方法來對影響上證指數的宏觀經濟因素進行分析，這種從靜態角度進行研究的方法，一方面只能體現某一特定時間段內宏觀經濟因素對于上證指數的平均影響程度，不能夠體現出這些影響因素在不同時期內對上證指數影響程度的變化；另一方面隨著國內外經濟環境的變化，原有的固定參數模型可能已經不能充分解釋新的市場環境下宏觀經濟因素對上證指數的影響。因此，本文建立時變系數狀態空間模型，研究主要宏觀經濟因素對上證指數的動態影響過程。
2 文獻綜述
國內外學者近年來對股票市場與宏觀經濟因素之間的關系做過大量的研究。從變量選取方面，主要以CPI、失業率、利率、匯率、工業生產指數、石油價格等作為宏觀變量，研究這些變量對上證指數的影響。其中，Girardin和Joyeux（2013）關注CPI，Bhargava（2014）關注失業率和利率，Altinbas和Biskin（2015）則關注利率、匯率、工業生產指數、石油價格、黃金價格等較為廣泛的領域。國內文獻相繼則關注GDP、各類價格指數（CPI、PPI）、宏觀經濟景氣指數、消費者信心指數、工業增加值、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進出口總額、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匯率、人民幣存款基準利率、存款準備金率、銀行間7天內同業拆借加權平均利率、貨幣供應量M0、M1、M2、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上海證券交易所市價總值等19個指標。這些宏觀經濟變量與股價指數的關系，曾志堅和江洲（2007）的結論是股票價格指數的短期波動受到利率和儲蓄的短期變化影響；但是工業增加值和貨幣供應量對上證指數的影響較小。孫洪慶和鄧瑛（2009）認為股票價格指數與貨幣供應量之間有強協整關系和格蘭杰因果關系；而和GDP、投資之間完全沒有協整關系。朱英姿和吳美等（2012）得到的結論是一些宏觀經濟因素對上證指數有較強的預測力，例如經濟先行指數和商品房銷售面積。從計量方法來說，Garch-Midas、不對稱PARCH模型、協整檢驗、多元回歸模型來檢驗上證A股指數受到多種宏觀經濟變量的影響。
3 宏觀因素選擇
可能影響上證指數的宏觀因素有許多，本文按照數據的可得性和國內外因素統籌兼顧的原則結合現有的研究成果對宏觀因素進行選取。選取的國內影響因素有反映整個宏觀經濟流動性的貨幣供給量M2、宏觀經濟景氣指數、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以及人民幣匯率、反映美國經濟狀況的道瓊斯指數5個指標。
4 變系數狀態空間模型
影響上證指數的宏觀因素有多個，這些因素對上證指數的影響是不可測的，并且是隨時間變化的狀態變量?，F有文獻中的固定參數模型是假設在選取的樣本期間內各變量之間的關系不變的條件下得到的，描述的是宏觀因素對上證指數的平均影響關系。本文利用Harvey（1999）和Hamil-ton（1994）提出的狀態空間模型構造出變參數模型來分析不同宏觀因素對上證指數的動態影響。
變系數狀態空間模型可以表示為：
5 實證研究
5.1 樣本選取及數據選擇
如上文所述，本文選取的上證指數影響因素有貨幣供應量M2、宏觀經濟景氣指數、消費者物價指數以及人民幣兌美元即期匯率、美國道瓊斯工業指數。樣本選取的數據為2008―2015年的月度數據，研究各因素對上證指數的動態影響。其中，對于上證指數和道瓊斯工業指數，選取的是每月最后一個交易日的收盤價數據，
為了方便研究，本文對上述變量重新定義，各變量的定義如表1所示。
5.2 平穩性與協整關系檢驗
為了保證時間序列的平穩性，首先需要對各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在進行單位根檢驗之前，先對數據進行初步的處理。對上證指數、貨幣供應量和道瓊斯工業指數先進行對數運算（下文中的上證指數和道瓊斯工業指數均指的是對實際值求對數后的結果），然后對經過對數處理后的數據進行一階差分，得到的數據分別用dLsz、dLX1、dLX5表示。對于宏觀經濟指數，消費者物價指數和匯率進行一階差分處理，得到的數據分別用dX2、dX3、dX4表示。
對處理后的數據運用Eviews進行ADF檢驗，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
由表3可以看出，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跡檢驗和最大特征根檢驗都表明拒絕接受“至多存在5個協整關系”的原假設，兩種統計量檢驗結果都表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這六個變量之間存在6個協整關系。通過協整分析可以知道，貨幣供應量M2、宏觀經濟景氣指數、消費者物價指數、匯率、道瓊斯工業指數和上證指數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
5.3 模型的建立與估計
運用本文上述內容中介紹的時變參數狀態空間模型來具體研究貨幣供應量M2、宏觀經濟景氣指數、消費者物價指數、匯率、道瓊斯工業指數對上證指數的影響，模型建立如下：
量測方程：
5.4 結果分析
為了直觀的表現各因素對上證指數的時變影響，本文利用Eviews產生狀態序列，并選擇濾波狀態變量均值，得到變參數的上證指數影響因素的動態變化過程。由于在用卡爾曼濾波法求解狀態向量的過程中，狀態空間初始值的選取問題會對求解的早期時變系數造成影響，所以我們從2011年開始討論。如下面各圖所示。
由圖1可知，2011年年初到2011年6月，貨幣供應量對上證指數的影響為負，并逐漸增加至-0.4。自2011年第三季度開始一直到2013年年末，M2對上證指數一直保持負向影響并趨于減弱。2014年前半年M2對上證指數影響稍微增強并產生正向影響，但是從2014年下半年開始到2015年年末M2對上證指數開始由正向影響減弱并轉為負向影響，并持續增大，在樣本區間內的2015年第三季度M2對上證指數的負向影響達到最大。
圖1 貨幣供應量M2對上證指數的動態影響
圖2顯示，宏觀經濟景氣指數在2011―2014年第三季度對上證指數的正向影響基本平穩，保持在0.03左右。自2014年第三季度開始一直到2015年6月，宏觀經濟景氣指數對上證的正向影響逐漸減小，在2015年3月變為負向影響，并且負向影響逐漸增大，并且在6月達到負向最大值，隨后負向影響稍微減少。
圖2 宏觀經濟景氣指數對上證指數的動態影響
從圖3可以看出，從2011年開始消費者物價指數一直保持著對上證指數的正向影響，并且影響逐漸增大，特別是進入2015年之后，消費者物價指數對上證指數的影響快速增大，并且在2015年6月左右達到最大的正向影響。
圖3 消費者物價指數對上證指數的動態影響
圖4顯示，在2011―2014年第三季度，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對上證指數的正向影響趨于平穩，維持在稍大于0.4的水平，說明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匯率增長1個單位，則上證指數對數值增長0.4個單位。從2014年第四季度開始匯率對上證指數的正向影響逐漸增大，到2015年6月達到最大正向影響，約為1.2，隨后正向影響稍微減少。
圖4 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對上證指數的動態影響
從圖5中可以看出，在2011―2014年第二季度，道瓊斯指數對上證指數的影響雖然保持正值，但是逐漸減小。從2014年后半年開始到2015年，道瓊斯指數對上證指數的正向影響又快速增大，在2015年10月左右達到最大值，約為1.7。
圖5 道瓊斯工業指數對上證指數的動態影響
6 結 論
觀察這五項影響因素在樣本區間內對上證指數的動態影響，可以看出各因素對上證指數的影響程度都是變化的，但是變化的程度不同。運用傳統的固定參數模型來分析各影響因素對上證指數的平均影響，顯然無法真實反映各因素對上證指數的影響程度，特別是無法反映2014年第四季度到2015年各變量對上證指數的影響程度發生的變化。此外，對比現有文獻中的研究結果，可以發現采用最新的數據來研究各因素對上證指數的影響得到的結論與以往采用較早數據進行研究得到的結果存在較大差異。
研究結果表明，整體上看，2011―2014年第三季度這段時間內，本文選擇的宏觀經濟變量除貨幣供應量外，其他四項影響因素對上證指數影響的極性保持不變。其中，宏觀經濟景氣指數對上證指數保持穩定的正相關關系，即宏觀經濟景氣指數越高，上證指數也越高；反之，宏觀經濟景氣指數越低，上證指數也越低。說明這段時間內，上證指數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宏觀經濟狀況。消費者物價指數對上證指數保持正向影響，消費者物價水映的是通貨膨脹水平，說明通貨膨脹水平增加，上證指數也上漲。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對上證指數保持穩定的正相關關系，并且影響程度大于消費者物價水平和宏觀經濟景氣指數對上證指數的正向影響，即人民幣升值階段（直接標價法下匯率下跌），上證指數也在下跌。道瓊斯指數對上證指數一直保持正向影響，但是在2011―2014年第二季度末，正向影響逐漸減弱，但是影響程度是這些影響因素里面對上證指數影響程度最大的因素。貨幣供應量M2在此期間對上證指數的負向影響逐漸減小，最終在2014年第二季度達到最大的正向影響，說明我國的股票市場上貨幣供應量M2對上證指數的影響有一定的不確定性，與現有的研究結果相符。
2014年第三季度到2015年第二季度末，觀察各影響因素在此期間對上證的影響可以發現，各影響因素對上證指數的影響都發生了較大變化，可能是在此期間，上證指數出現了暴漲和暴跌的原因。其中，宏觀經濟景氣指數對上證指數的影響在此時期為負值，并且負向影響逐漸增大，即宏觀經濟景氣指數越差，上證指數反而越上漲，這與經濟學原理不相符，一定程度上說明此階段的上證指數與實際宏觀經濟情況相背離，并且背離程度隨著上證指數的上漲而逐漸增大，換句話說此階段內的股指上漲并不是宏觀經濟改善的結果。消費者物價指數對上證指數的正向影響在此階段也增強，說明物價水平的上漲對上證指數影響程度增大，可能是隨著物價水平和上證指數的上漲，投資者借助股市上漲來抵御物價水平上漲的意愿增強造成的。匯率在此期間對上證指數影響程度增加較大，達到前幾年的3倍左右，遠大于貨幣供應量、宏觀經濟景氣指數、消費者物價指數對上證指數的影響，說明現階段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是影響上證指數的重要因素之一。道瓊斯工業指數對上證指數的正向影響也在此期間大幅增加，說明我國股市與美國股市的聯動性越來越大，可以猜測，A股市場在此階段的漲跌一定程度上可能受國際股票市場整體環境聯動影響的結果。
從以上結論可以看出，新形勢下宏觀經濟因素對上證指數的影響程度正在逐漸增強，尤其是對上證指數影響最大的匯率和道瓊斯工業指數。投資者應更加關注宏觀經濟因素，特別是人民幣匯率的變動和美國股市的變動情況。此外，這些宏觀經濟因素對上證指數影響程度增強的趨勢能否保持，是值得我們繼續關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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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宏觀經濟范文6
“目前，著眼點已不局限于2011年，而要為2012年提前做好政策布局?！币晃唤咏鼑野l改委的人士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表示。
這源于年內宏觀經濟形勢的日漸明朗。決策層與市場正趨于達成共識：上半年通脹上行加劇、經濟下行加劇的格局，將在未來數月得到一定程度的逆轉――進入通脹可控、經濟增長平穩的時期。
國務院總理近期在《求是》上撰文指出，穩定物價總水平仍是當前宏觀經濟政策的首要任務，并指出要盡可能使物價漲幅在下半年降得多一些，以為2012年穩定物價打好基礎。
“業界與主管部門主流的聲音仍然認為，雖然當前物價趨穩，但是明年面臨著更為復雜的國際與國內經濟環境，中國的宏調政策仍應以防控通脹為主要目標?！鄙鲜鋈耸勘硎尽?/p>
同時，長期在保增長、控通脹“兩難”選擇間徘徊的宏觀調控政策，也會暫時從糾結中舒一口氣，迎來經濟結構調整的窗口期，并需要為明年確定新的政策重點。
物價增勢趨緩
進入2011年以來一直飽受通貨膨脹困擾的中國宏觀經濟，暫時步入物價水平的下行階段。
9月初，國家統計局8月份宏觀經濟數據顯示，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增速從7月份6.5%的高位回落至6.2%，環比降幅0.3個百分點。
市場對2011年下半段的經濟形勢已經形成基本共識。《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采訪發現，市場與經濟學界主流聲音對第三、四季度的通貨膨脹走勢持較為樂觀的態度。在實施將近一年之久的緊縮貨幣政策之后，年內物價水平的持續回落已不難實現。
這一趨勢從8月物價數據中便可見一斑。造成過去近一年時間通貨膨脹高企的主要因素――食品價格漲幅，已經開始出現回落態勢。8月，食品價格環比上漲0.6%，比7月份1.4%下降0.8個百分點。但食品價格上漲對其他商品價格的波及作用仍未消除，非食品價格的增幅在8月份仍在上升，環比提高0.1%。
摩根大通中國區市場業務主席李晶表示，PPI（工業品價格指數）的增幅在8月份同比上漲7.3%，雖然保持了較高增速，但延續了7月的環比下行態勢，環比回落0.1%。這意味著，未來一段時間，通過出廠工業品向下游終端消費品市場傳遞的漲價因素，很有可能得到進一步緩解。
《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采訪發現，相對于8月份的CPI數據，業界對2011年底CPI的預計均回落至較低水平，較為樂觀的預期認為年底CPI將降至4%左右，較高水平的預期則為4.5%。同時，業界普遍認為，9~10月份將成為物價漲幅明顯掉頭的時間點，具體時間則視秋糧產量、糧食價格的波動而定。
“按季度數據來看，第三季度將出現全年物價增幅的峰值。”中國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對本刊記者表示。由于時近年底，翹尾因素將越來越弱，糧食價格等波動因素趨緩，因此第四季度的物價水平增幅將明顯下降。
記者發現，雖然CPI已開始下行，但市場普遍預計宏觀調控政策不會立刻放松。6.2%的同比增幅說明通貨膨脹仍處高位，因此貨幣政策不會在近期出現轉向。
目前，貨幣政策保持了既有的力度，并試圖通過新的措施替代存款準備金上調，達到回收流動性的效果。摩根大通報告指出，央行近期將準備金要求的適用范圍擴大至銀行儲備基礎中的各類保證金存款。新規定將于未來3到6個月分階段推出，可有效回籠資金9000億元，相當于按每次50點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兩至三次。
值得關注的是，最新信貸數據顯示，8月份國內新增信貸達到5485億元人民幣，比7月份增加近100億元，超出市場普遍預期。有消息顯示，央行于近日對數家國有商業銀行定向發行近200億低息央票，主因是質疑這些機構有在月底沖貸款的行為，通過這種方式收回一定程度的流動性。
控通脹不放松
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師范劍平指出，雖然通貨膨脹的最高峰應該已經過去，但鑒于國內外復雜的經濟形勢，仍然不可在政策上隨便放松?！斑@一輪的通貨膨脹，是國內成本推動、需求拉動以及國外輸入性因素綜合產生的。”
這些因素并沒有從根本上消失，甚至將在不遠的將來還可能有所加劇。
美國最新的非農就業數據顯示，其8月份新增就業崗位為零，否定了奧巴馬政府前期一系列經濟挽救措施的效果。為刺激美國經濟復蘇，并為其即將在2012年的總統大選中爭取連任，奧巴馬于9月12日向國會遞交新一輪的就業刺激計劃，額度高達4470億美元。
美國可能的后續政策將通過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人民幣匯率升值預期增強、國際跨境資本沖擊等方式，加劇明年中國通貨膨脹重新沖高的風險。
同時，國內勞動力價格不斷上升、銀行存款負利率等因素仍將在較長時間持續。“從中長期的視角看，中國政府防控通脹的任務仍然較為艱巨。因此宏調仍應以控物價為主要目標，以為應對2012年的各種沖擊做好準備。”連平說。
硬幣的另一面，來自于地方政府即將為明年展開的投資布局。
8月份，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同比大幅萎縮，增幅僅為13.6%。安邦咨詢首席經濟學家賀軍對本刊記者表示，由于過去兩年的項目仍在建，因此商品房銷售低迷對開發商的商品房投資造成的打擊，在2011年還未完全顯現，很可能在2012年爆發出來。
“因此2012年開發商的商品房投資這一塊，會有更為顯著的下降，從而可能刺激地方政府在今年最后幾個月提前尋找更多的投資出路?！辟R軍說。
從現有跡象來看，中央銀行仍然力求從總量上收緊流動性。9月中旬，央行新聞發言人針對M2(廣義貨幣)增速逐漸從高位回落的現狀表態，指出雖然這一指標增速放緩，貨幣條件適應了當前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趨勢，但相對于完整的社會融資總量，目前M2的統計范疇也許并沒能反映市場流動性的真實情況，存在低估的可能。
對此，央行表示正在研究覆蓋范圍更廣的貨幣統計口徑M2＋，以求更加充分地反映金融市場的最新發展。
中國銀行戰略發展部高級經濟師周景彤對本刊記者表示，央行此舉主要是為了應對各家商業銀行通過表外業務釋放流動性的行為。
由于存款準備金的不斷提高，以及隨著巴塞爾協議推進而帶來的愈發嚴格的存貸比要求，不少商業銀行在2011年大行表外業務之道，通過各種理財產品、信托業務吸收存款規模，拓寬貸款渠道。
在這樣的背景下，國際評級機構惠譽公司預計，2011年中國實際社會融資總量將高達18萬億元人民幣。
中金公司指出，M2+未來這一新概念或將在過去M2的統計基礎上，加入財政存款、部分同業存款、非金融機構的保證金存款、外匯存款以及銀行的理財產品存量等。市場普遍認為，央行這一表態，實際上是婉轉回應了此前人們對貨幣政策或將逐漸放松的猜測，暗示當前政策以及市場流動性在實際層面仍偏寬松。
但有分析人士指出，央行此舉，顯出一些無奈。在中國經濟運行的邏輯中，財政政策往往更具決定力量，貨幣政策則缺乏獨立性。即使在貨幣政策有意收緊的階段，政府投資仍然可以成為流動性釋放的引擎。
中國社科院中國經濟評價中心主任劉煜輝對記者談到，主管部門應認識到，通脹下行期是中國經濟結構調整重要的窗口期。政府主導的投資放緩，將有助于通脹放緩；而低效率的投資造成資源錯配，正是中國通脹的一項根本原因。
中國經濟增長長期依靠投資拉動，迫使貨幣政策不得不向現實“低頭”。國家行政學院決策咨詢部研究員王小廣對本刊記者表示，貨幣政策在實際層面仍偏寬松，改變的根本辦法是結束負利率。
“但這將提高投資尤其是房地產等行業以及大型企業的投資成本，從而威脅到經濟增速?！蓖跣V說，“因此，不改變地方政府對投資的依賴，貨幣政策實際偏寬松的情況難以扭轉?！?/p>
劉煜輝指出，宏觀決策當局目前應該盡快控制公共投資，同時改善私人部門的資金供給，配以加息和逐步降低存款準備金率的貨幣政策。只有這樣，中國經濟才可期保住防控通脹的果實。
不會硬著陸
PMI（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等一系列先行指標則顯示，三、四季度宏觀經濟增長將保持穩定態勢，年底由于多重因素疊加可能形成的地方政府投資膨脹，更給2011年GDP增幅上了一道保險。
從上半年起，國內的主流經濟學界一直持續對中國實體經濟是否下滑展開爭論，持續緊縮的貨幣政策也因此毀譽參半。
進入第三季度末，回顧1~8月的宏觀經濟，可以發現其實際走勢“兼顧”了唱多者和唱空者的判斷。最新的8月數據顯示，對國內經濟增速影響較大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下降，從7月份的25.4%降為25%。
固定資產投資細分數據顯示，其步入下行區間的重要刺激因素，來自于從2011年2月份開始大幅收縮的交通業投資，其同比增速從2月的30.7%下降到7月11.6%，構成這一降幅的主要因素來自于鐵路部門的“超經濟”原因。
而集中反映地方政府基礎設施建設的建筑業投資增長強勁，同比增幅從2月的26.8%一路升至7月的40.1%；同時受到保障房項目支撐，房地產投資在2~8月基本保持平穩，同比增幅在31%到33.6%之間波動。
這些數據說明，雖然與快速增長的年份相比，目前的經濟增速吃緊一些，但是投資這個驅動力并未明顯減弱。目前，大多數機構與經濟學家對2011年全年GDP同比增幅的預測保持在9%左右。
范劍平對記者表示，經濟增長減速本就是宏觀調控的目標之一，目前部分反映經濟增長的數據雖然處于下行中，但是并未出現此前部分市場人士擔心的嚴重下滑，抑或“硬著陸”?！耙驗檎叱{造成的下滑，從未出現過?！狈秳ζ奖硎荆皬倪@個角度看，全年的平穩增長，有其自身的必然性。”
在政策博弈期，對經濟形勢的判斷，其意義遠不止于單純的給出預期，更在于影響、引導政策。“擔心中國經濟增速將降落到難以承受的程度，其背后的目的是給相關部門施壓，希望政策放松，甚至重新刺激經濟增長。”王小廣說。
他認為，在全球需求疲軟和普通居民可支配收入不足、社會保障體系尚不完善的背景下，出口與消費增速將在未來幾年繼續處于下行周期。
目前，國內消費品零售總額在剔除物價因素后的同比增速僅為10.8%，比2010年下降4個百分點，比2009年下降逾6個百分點。同時，投資的高速增長將不斷提高資本收益率，進一步擴大資金所有者與其他生產要素提供者的財富差距，造成GDP增長短期可保，長期則難尋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