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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研究服務范文1
在移動互聯網社會化分享平臺方面，通過微博分享將逐漸回歸理性、通過微信分享穩定增長，而通過QQ進行分享最具潛力。微博、微信用戶群體相對高端，這些用戶在分享時，對于分享內容，分享對象、分享內容有不同程度要求。QQ用戶覆蓋范圍最廣，幾乎涵蓋所有用戶群體，盡管目前通過QQ進行分享量較低，通過QQ進行分享的能量遠未發揮出來，但在未來具有較大的分享潛力增長空間。這一方面決定于其龐大的用戶規模與多樣的用戶層次，另一方面在于其能滿足多種策略的分享方式，可以滿足用戶點對點、點對群(組)、點對面的分享。
一、市場發展狀況
艾媒咨詢（iiMedia Research）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Q1，QQ月活躍賬戶達8.25億，同比增長9.8%，“QQ空間”的月活躍賬戶達6.03億，同比增長5.9%，騰訊微博月活躍賬戶數達到8，100萬。截止到2013年Q1，新浪微博的總注冊用戶達到5.36億，日活躍用戶達到4980萬，其中來自移動端的日活躍用戶占76.5%。在中國，社會化分享傳播平臺用戶規模增長穩定，且活躍用戶數巨大。
人是社會的人，存在分享的欲望，而且這種分享的欲望隨著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的發展得到了釋放，使得人們的分享變得更易實現。這些方面的因素促成了中國社會化分享服務市場的發展。
依托社會化分享傳播平臺用戶數的增長，社會化分享呈現強勁的需求。艾媒咨詢(iiMedia Research)結合國內主流第三方社會化分享集成平臺對不同網站流量以及分享量的統計，結果顯示平均每個用戶日均分享2.1次，黏性和內容質量比較高的網站，用戶日均分享可高達7.5次。
在中國移動聯網社會化分享發展基礎方面，隨著中國市場智能終端的普及與各類手機應用軟件的豐富，智能手機已經全面走進人們的生活，智能手機已成為人們接入互聯網的主要方式之一。艾媒咨詢(iiMediaResearch)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第二季度，我國手機網民規模已經突破5億。在中國，智能手機用戶已經突破4億，預計2013年年底，中國智能手機用戶數將突破5億。龐大的智能手機用戶是中國移動互聯網社會化分享發展的基石。
中國手機網民規模及年增長率
相關公開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底，超過60%的QQ信息來自手機QQ，約有65%的微博用戶使用手機終端訪問微博，約有70%的QQ空間用戶是用手機登陸。用戶行為的移動化，讓手機QQ、微信、微博成為移動互聯網時代最具發展潛力的產品之一。手機社交用戶規模增長迅猛，促進移動互聯網的社會化分享發展。
通過對手機通訊錄資源的利用，APP可以將現實中的社交關系遷移到移動互聯網，APP也可以通過手機的定位功能使得基于位置的社交關系成為可能。手機通訊錄、移動社交平臺與APP的結合為移動社交提供了基礎，而這進一步為移動互聯網的社會化分享的發展提供了支撐。
中國移動互聯網社會化分享市場發展現狀：當前，中國主流信息分享仍以PC為主，但隨著移動互聯網的發展，移動分享將逐漸占據主流。移動互聯網社會化分享總體處于起步階段，艾媒咨詢(iiMedia Research)在一項針對開發者的調查顯示，受訪的中國移動應用開發者中，有51.1%在開發和運營APP時使用社會化分享功能。
艾媒咨詢(iiMedia Research)數據顯示，APP在采用社會化分享功能后對于用戶的提升效果明顯，各類應用平均用戶自然增長率接近8%。
采用分享后不同類型APP自然用戶增長率
部分開發者在APP中集成了分享功能，取得了較好的傳播效果，但對于大部分開發者，仍未充分認識到分享的巨大價值。另外，開發者對于各分享傳播平臺缺乏深入的理解。
在分享量方面，通過電商服務類APP與娛樂類APP產生的分享占據分享主流。艾媒咨詢(iiMediaResearch)數據顯示，在中國移動互聯網各類別APP產生的分享量占比方面，電商購物類與生活服務類APP產生的分享量共占據55.1%。
2013中國移動互聯網各類別APP產生的分享量占比情況
在分享回流比方面，不同分享平臺之間存在較為明顯的差異，QQ好友的回流比達1.32，高于新浪微博回流比的1.17，微信朋友圈回流比的1.13。
各分享傳播平臺手機網民分享的回流比情況
艾媒咨詢(iiMediaResearch)分析認為，各分享平臺產生的分享回流比差異化，很大部分是由于各分享平臺的用戶群體的特點所決定的。相比之下，QQ用戶整體活躍度高，用戶關系鏈緊密，QQ擁有各種類型的QQ群、討論組，用戶基數大，是社交的剛性需求產品;新浪微博用戶總體相對高端，用戶社交屬性不強，對于個人行為的分享交流成果不明顯;微信在社交屬性方面，彌補了新浪微博的不足之處，尤其是在中高端用戶之間的分享效果相對比較好。
二、開發者分享服務使用狀況
艾媒咨詢(iiMedia Research)數據顯示，受訪的中國移動應用開發者中，有51.1%在開發和運營APP時使用社會化分享組件。目前，開發者設置APP社會化分享功能的比例較低，導致APP社會化分享普及程度不高。受訪者普遍表示沒有能力自己開發和管理該分享組件，部分開發者表示自己的應用不需要分享。總體而言，對于目前面世的大部分APP，使用社會化分享組件對于其應用具有正面幫助和促進。
中國開發者未提供社會化分享的原因：中國移動應用開發者在開發APP時，會權衡其應用是否有提供社會化分享服務的需要。艾媒咨詢(iiMedia Research)數據顯示，在未提供社會化分享服務的APP開發者中，32.2%的開發者不知道可以提供分享，有30.5%的開發者表示不需要提供分享，另有25.3%表示無相應的技術實力提供開發分享功能。
APP社會化分享傳播平臺分布情況調查
艾媒咨詢(iiMedia Research)數據顯示，在受訪的有添加社會化分享服務的中國移動應用開發者中，分別有88.5%和65.6%的開發者在分享功能中設置新浪微博和騰訊微博的社交平臺。艾媒咨詢分析認為，新浪微博、騰訊微博在自媒體浪潮中有不俗的表現，而隨著移動互聯網的迅速發展，用戶的社交行為迅速轉移至移動終端上，預計QQ、微信等平臺上的分享量將會快速遞增。
在分享組件功能滿意度方面，艾媒咨詢(iiMedia Research)數據顯示，受訪的有添加社會化分享組件的中國移動應用開發者中，只有9.1%的開發者對社會化分享組件形成的回流比非常滿意，有27.3%的開發者對社會化分享組件形成的回流比滿意，其總體滿意度只有3.32分。
艾媒咨詢分析認為，目前APP開發者對APP社會化分享組件產生的回流比總體滿意度不高，APP用戶的分享行為并不活躍。 APP開發者亟需解決社會化組件形成的低回流比的問題，尋找提高回流比的途徑：一方面做好APP本身的內容，另一方面充分考慮各分享平臺的用戶群體的特點，合理設置分享平臺。值得關注的是，由于通過QQ可實現精確、定向的分享，QQ分享平臺回流比達1.32，高于其他分享平臺。同時，通過QQ分享平臺還可以實現向QQ群、討論組的泛精準分享，通過QQ群(組)分享能針對群內的用戶實現精準分享，其分享特性兼具精準性、可擴展性與一定的規模度，開發者在添加社會化分享組件時，可重點考慮。
中國移動應用開發者添加社會化分享平臺預測：艾媒咨詢(iiMedia Research)數據顯示，新浪微博是移動應用開發者實現APP社會化分享功能的最主要的分享平臺，2012年設置比達78.3%，在未來三年APP開發者添加的社會分享平臺比例將呈現小幅穩步增加。微信分享平臺2012年設置比為15.8%。雖然目前微信設置比例不高，但其近幾年應用之火爆，預計在未來三年設置比例將大幅提升。
主流分享平臺在APP社會化分享的設置占比情況
此外，目前QQ分享平臺剛剛起步，2012年設置比只有6.9%，但由于QQ在分享過程中具有的私密性、精準性、QQ群組(組)分享的泛精準性與可擴展性，隨著APP開發者對QQ分享價值的進一步認可，以及憑借QQ賬戶體系方面的優勢，QQ分享平臺將在未來三年得到更為快速的普及。
相比之下，微博的設置比繼續保持低幅度上升的態勢，但不可否認的是，隨著微博熱潮逐步降溫，從長遠來看，其回流比將會趨于理性調整。
三、手機網民使用移動應用分享功能狀況
艾媒咨詢(iiMedia Research)數據顯示，有54.2%的手機網民使用過移動應用中的分享功能。由于通過手機進行分享的習慣尚未完全形成，目前手機網民中使用移動應用分享功能的用戶比例并不高。
在手機網民分享用戶中，分別有78.3%、60.1%的用戶使用了新浪微博、騰訊微博進行分享，兩者比例最高。雖然目前手機網民中通過QQ進行分享的用戶比例較低，僅為3.8%，而有超過一半的受訪者希望能向QQ進行分享，這一比例高達50.1%。艾媒咨詢分析認為，目前通過QQ進行分享用戶比例較低的主要原因在于大部分手機網民并不知道可以通過QQ進行分享，但隨著移動互聯網的發展，以及手機網民分享意識的提高，通過QQ分享向QQ分享具有較大的發展空間與增長潛力。
中國手機網民使用分享傳播平臺情況調查
艾媒咨詢(iiMedia Research)數據顯示，中國手機網民的分享對象主要是同學、同事、親朋好友，選擇分享的用戶中，90.1%會分享給自己的同學，85.7%會分享給自己的同事，71.4%會分享給自己的親友。艾媒咨詢分析認為，分享的本質是建立在強關系基礎上的基于信任的好事物的傳達，而同學、同事與親朋好友是典型強關系鏈的代表。
市場研究服務范文2
內容摘要：20世紀七八十年代，西方國家以公共服務市場化為主要內容的行政改革在有效改善了公共服務的同時，為世界各國政府的改革提供了新視角。本文分析西方國家公共服務市場化的實踐和成效，借鑒西方國家公共服務市場化改革的主要做法，對加快我國公共服務市場化改革，將公共職能與市場機制有機結合，以期為實現公共服務的最佳供給與公共資源的優化配置提供借鑒。
關鍵詞：公共服務市場化改革啟示
自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英國、美國、澳大利亞等西方國家為了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以及擺脫財政困境、提高國際競爭力和政府行政效率，相繼掀起了政府公共服務市場化改革的熱潮。誠然，西方各國因其國情不同，政府公共服務市場化改革的內容與進程也不盡相同。但是，隨著國際社會的發展變化，各國之間的信息和技術交流日益頻繁，西方各國面臨的共同問題越來越多，這就使得西方國家的公共服務市場化改革凸顯出一些共同的制度化取向。
公共服務市場化的內涵
所謂公共服務市場化，是指“政府籌集各種資源，通過民主的政治程序設定社會需要的優先目標；與此同時，又利用私營部門之所長,組織商品和勞務的生產”。具體而言，指政府通過政治過程作出決策，確定公共服務的數量和質量標準，然后以市場機制為杠桿，通過多種方式調動私營部門、非營利部門等組織的參與，在競爭中完成公共服務的供給。目的是在政府部門不放棄公共政策制定責任的前提下，通過引入市場機制，挖掘社會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來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從本質上來說，公共服務市場化反映了公共服務供給領域政府職能的退縮和市場價值的回歸。它只是手段而并非目的，是為了解決官僚腐敗及政府壟斷下的公共服務供給低效率等問題而引入市場的競爭機制，來提高供給效率及行政效率。
西方各國公共服務市場化的實踐
（一）私有化
把原有屬于國有的公司或公用事業通過產權轉移、拍賣、贈送、發行股票等形式轉給私營企業所有或經營。英國是西方國家中實行私有化改革起步最早最突出的國家。在撒切爾首相上臺后，開始了大刀闊斧的私有化改革。1998年撒切爾政府表示私有化無，把電力、供水、天然氣等國有企業實行了私有化改革。20世紀90年代梅杰執政以后，又把私有化領域繼續擴大，郵政、鐵路、運輸等部門的私有化成為舉世矚目的焦點?？梢哉f，英國的國有企業私有化改革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效果，這種示范性效應為各國私有化改革樹立了典范。受英國的影響，西方國家隨即掀起了一股聲勢浩大的私有化改革浪潮。
（二）合同出租
合同出租亦稱合同承包、競爭招標，是西方各國公共服務市場化改革中最重要的形式，其主要內容是政府將原先壟斷的公共產品的生產權與提供權向私營公司、非營利組織等機構進行轉讓。政府確定某種公共服務的數量和質量標準，然后對外向私營部門、非營利部門招標承包，中標的承包商與政府簽訂供給合同，承包商在合同許可的范圍內自由配置資源并按合同提供公共服務。政府在此過程中的主要責任就是確定公共服務的數量和質量標準，監督承包合同的執行。在合同訂立之前，公共服務的確定是一個政治過程，政治機制起主導作用。合同訂立之后，公共服務的提供就進入了經濟過程，市場機制在其中起主導作用。承包公共服務生產的組織在合同許可的范圍內自由配置資源，擺脫了原先傳統公共服務供給模式下的各種限制。政府對承包商的合同管理代替了原先對行政組織的等級控制。
（三）公私合作
即建立政府部門與私營部門的合作伙伴關系，是一種特殊形式的合同出租，與合同出租不同的是，政府不需要出資購買私營部門提供的服務，而是以政府特許或其他形式吸引中標的私營部門參與基礎設施建設或提供某項公共服務并允許承包商有投資收益權。公私合作可以發揮公私兩種部門在管理、技術、資金等方面的優勢，在各自目標中尋求共識，彼此合作，從而更好地滿足社會對公共服務的需求，達到既能借社會資源提高公共服務生產能力，又憑借價格機制顯示真實需求。
（四）用者付費制
通過付費，把價格機制引入公共服務中來，按“誰受益，誰付費”的原則，消費者在使用政府提供的服務時必須向政府支付賴以收回成本的費用。與合同出租模式下政府出資購買由第三方提供的公共服務所不同的是，在用者付費模式下，服務的生產者一般是政府，享受服務的消費者直接向政府購買服務。英、美等西方國家在公用事業、垃圾收集、廢水和污水處理、娛樂設施、公園、保健服務、特殊事項上的警察服務、樓房檢查、住宅區服務等領域，廣泛推行用者付費制。
（五）補貼制度
為了鼓勵可收費物品和個人物品的消費，政府實施補貼制度。它有兩種不同的方式。一種是補助，是政府給予生產者的補貼。補助降低了特定物品對符合資格要求的消費者的價格，他們可以向市場上那些接受補貼的生產者購買更多物品。在補助安排下，生產者是營利的或者是非營利的組織，政府和消費者是共同的安排者，政府選擇特定的生產者提供補助，消費者選擇特定的生產者購買物品，政府和消費者都向生產者支付費用政府對相關行業的補助，是因為這些行業的服務能使公眾普遍受益，適當的補助能減輕這些行業的運營成本，從而在某種程度上提高了公眾對這些物品的購買能力。另一種是憑單，就是政府部門給予有資格消費某種服務的個體發放優惠券，有資格接受憑單的個體在政府指定的公共服務供給組織中“消費”其手中的憑單，然后政府用現金兌換各組織接收的憑單。實行憑單制的公共服務供給與消費模式是公共服務生產組織為爭取消費者手中持有的資源而競爭，這種競爭是在市場過程中進行的政府對消費者個體做出反應，公共服務生產組織同樣對消費者個體做出反應，消費者個體的選擇引發了公共服務生產者之間的競爭，而這部分代替了政府對這些組織的監督，這正是市場化制度安排代替政治化制度安排的優勢所在。
西方公共服務市場化改革的成效
有利于資源的優化配置。公共服務的市場化改變了政府對公共服務“大包大攬”的局面，可從容配置行政資源，有利于政府緩解財政壓力。政府直接從社會提取資源的能力是有限的，而市場調動資源的能力相對比較強，公共服務市場化擴大了政府供給公共服務的資源及技術力量，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這樣一來政府既施展了“掌舵”作用，又充分利用了市場的資源配置優勢。
有利于改進行政管理和精簡政府機構。公共服務市場化使具體的“劃槳”交給市場，政府在于“掌舵”，有效調整和優化了政府職能,微觀的工作交給市場去做。如英國的“執行局”，美國的“法定機構”，政府可以撤銷從事這些業務的常設機構，精簡了政府機構規模，同時也提高了行政效率。
有利于擴大民主參與。公共服務的市場化能夠充分考慮消費者的需求，以公眾的需求為中心，公眾通過直接參與或者是通過協商、公決等形式影響公共決策，這樣不僅能推進民主化，而且能形成政府與民眾的良性互動。公共服務市場化后權力的適當下放，不僅減輕了政府的沉重負擔，也有利于社會自治進程的發展以及“有限政府”和“責任政府”的建立，促進政府和社會發展。
西方公共服務市場化的啟示
（一）市場化的制度設計
市場化方案的實施要求在宏觀上應把公共服務市場化作為政府行政改革的有機組成部分，做好市場化的制度設計?！吧鐣髁x市場經濟條件下，單一的政府供給模式已不能滿足由所有制形式多元化所產生的消費主體多元化和需求多元化的要求，這就必須實行公共服務市場化。”因此，要根據公共物品的性質，做好市場化的制度設計，對于純粹的公共服務，如國防、外交、政策、環境等直接由政府提供和生產，而對于混合的公共物品，如市政設施、后勤服務、供應系統等則可交由民營部門、非政府部門來承擔，同時探索多元市場化的形式，如市政服務領域采用合同出租，道路、橋梁建設實行公私合作方式，部分國企實行民營化，水、電、燃氣供應系統實施使用者付費制度等，從而有效改善公共服務。
（二）有限的市場化
市場化方案中政府在部分公共服務領域的退出，決不意味著政府可以脫離公共服務供給。在公共服務市場化過程中，“政府轉交的是服務項目的提供，而不是服務責任的移交”。市場化方案只適用于純公共物品與私人物品之間的混合公共物品的提供上，因此，公共服務市場化不是全盤私有化而是有限的市場化。對于關系國計民生的純公共物品，如國家安全、環境保護等都只能由政府來提供。如果所有的公共物品都可以市場化的話，那么公共服務的公共性就無從談起了。
（三）協調各方利益體
市場化改革應該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協調各方面利益是改革成功的關鍵。西方國家的實踐證明，推行公共服務的市場化能夠較好地體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我國公共服務的市場化雖己初露端倪，但遠遠不能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與發達國家也有相當一段距離。即便如此這一過程仍然應該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因為，政府管理從根本上說應該是“法治”而不是“人治”。制定和實施有效的法規，不僅可以對市場運行的過程和結果施加影響，以達到利于公眾的目的，而且可以防止壟斷權力的濫用，促使市場運行更加有效率。在這一漸進的過程中，協調各方面利益是改革成功的關鍵。
（四）促進政府的職能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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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區體育；體育場館；管理模式
為了大力推進社區體育的建設和發展，提高全民健康水平，需要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著力解決社區體育硬件建設的困難，而依托轄區內學校相對較為豐富的體育場館資源，充分開發利用學校中尚未充分發揮應有功能的體育場館設施，向社區居民開放，為公眾服務，提高其使用率，無疑是解決目前我國社區體育場地缺乏、全面促進社區體育發展的一條最佳途徑。并且還能解決高校體育場館的資金短缺、維護困難等難題。讓高校體育場館活起來，能夠自給自足將是一個雙贏的局面。
一、國內外體育場館設施開放利用情況的研究
1.國內外體育場館設施開放使用政策規定
有很多國家法規中專門提出要開放學校體育設施。《日本體育運動振興法》提出：“國家和地方公共團體，在不妨礙擁有設施的學校教育工作的情況下，應努力使該校的體育運動設施供一般體育活動之用”。日本《2001大眾體育白皮書》中記載，日本有99%的公立學校的體育場館對外開放，全部學校所擁有的體育場館對外開放率達到80%以上。英國政府1982年制定的“社區使用計劃”的首要目標是盡可能廣泛地開放教育機構的體育設施，要求在學生放假或放學回家后，必須向社區開放，最大限度地使用這些體育設施資源。
國內體育場館使用政策規定中，我國在高校體育場館可否開放這個問題上沒有明確的說明，因此，建立完善體育場館使用法規，大膽鼓勵開放體育場館，提高場館的使用效率，是政府部門值得研究的問題。
2.高校體育場館設施對社會開放的研究
在一些國家中，醫院、體育設施、超市、學校等是建立一個社區必須要有的基礎設施。學校不單獨設立體育設施，而是直接在社區體育場館中活動。這些國家中也沒有體育教師這個職業，只有體育輔導員，也就是俱樂部指導者。
在美國的社區中，一般都建有休閑公園，它是體育場、兒童游戲場與公園的結合體。這些公共場地設施一般都免費或低價向社區居民全天開放。俱樂部在使用體育場地前必須向地方體協上報計劃，由體協與政府休閑管理部門協商，統一安排各俱樂部的活動時間。
我國體育場館開放率很低。體育場地大多數屬于教育系統，占總量的65.6%，學校體育場地對外開放率較低，僅為29.2%，同時開放的體育場地中利用率也不高。
二、保定市普通高校體育場館資源的研究
1.保定市高校體育場館有償與無償開放情況
根據問卷的調查，本文所調查的5所高校，共擁有60余片體育場地，其中室內體育館7座，帶觀眾坐席的體育館3個，其中帶坐席的體育場5個，這些場館均屬高校所有，無一有償開放。
2.影響保定市高校體育場館資源有償開放的因素
不少高校領導對高校場地開放持消極態度。他們認為向社會開放學校體育場地，會給學校教學和校園安寧帶來干擾，會增加額外的工作量，會增加管理費用以及不穩定因素。擁有充足體育場所的學校未開展有償開放的主要原因就是領導和教師在觀念上沒有意識到開放的意義以及可行性。高校領導的思想意識對體育場館的開發利用有很大影響，“保證校園環境、秩序”和“讓體育場館服務于社會”是兩種觀念，其間的關系并不是無法解決，因此需要高校領導盡快改變觀念，合理安排，方能推動高校體育場館的有償開放活動。
再有學校建設之初很多體育場館都建設在學校內部，這些場館比較“深”，不便于開放及對外使用。
三、結論與建議
1.保定市高校體育場館規劃缺乏管理層面的具體計劃。建設之初的利用計劃僅停留在學生使用方面，對體育場館管理層面的規劃均不明確。
2.各級領導加強經濟意識，不要再認為體育場地是賠錢的投資。提高對體育場地的利用不要讓它“死”在學校里，讓它“活”起來。
3.高校體育場館應本著“綜合利用、服務學校、兼顧社會”的原則，在滿足日常教學同時，服務于學校師生，兼顧社區居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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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ourism Service Quality on Tourism Market
Shang Guangjuan， Zhang Jianing（China Aero-Polytechnology Establishment， Beijing 100028， Beijing， 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is based on China’s tourism development data combing the tourism service quality indicators.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2011 to 2014 of 31 provinces， the infl uence degree of tourism service quality on tourism market and mode are discussed from the level of regions. Establish the econometric model based on the number of 3A above the level of region star hotel， the number of 4A level above area， highway network density and the number of domestic tourists， domestic tourism income.
Key words： tourism service quality； tourism revenue； number of tourists； panel data
旅游業作為朝陽產業，目前已經超過石油、鋼鐵等產業，成為全球第一大產業。2016年，我國國內旅游突破44億人次，旅游收入達到3.9萬億元。中國國內旅游、出境旅游人次和國內旅游消費、境外旅游消費均位列世界第一。國家旅游數據中心測算數據顯示，我國旅游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10.2%。旅游產業發展已成為經濟熱點，研究旅游市場的影響因素，對主要影響因素加以監測和控制，對保持旅游產業持續健康發展、維護社會經濟穩定有著重要意義。本文研究旅游服務質量對旅游市場的影響程度及模式。
1.文獻研究與機制分析
1.1文獻研究
旅游產業不斷升溫，引發眾多國內學者建立各種計量經濟學模型，探究旅游市場的影響因素。李景初[1]利用1999―2011年的統計數據，重點研究河南省國內旅游市場影響因素之間的動態關系，并分析河南省國內旅游的未來發展趨勢。李瓊[2]以連續14年國內旅游數據為基礎，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從游客消費能力、旅游接待能力、旅游交通能力和旅游資源能力等方面量化分析貴州省國內旅游市場的影響因素。文獻研究顯示，旅游市場的影響因素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國民?濟水平，主要包括 GDP、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費等；二是旅游設施建設程度，主要包括星級飯店、旅行社等旅游企業的數量；三是交通便利程度，主要包括鐵路、公路、航空里程等。后兩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旅游產業硬件質量對旅游市場起到推動作用。
特別地，以旅游服務質量為切入點，開展旅游市場影響因素研究也取得了一些進展。何瓊峰[9]基于歷史統計資料和問卷調查數據，從游客感知的旅游服務質量角度，研究中國入境旅游服務質量演進特征和影響機制。研究發現，旅游服務質量仍滯后于游客不斷增長的需求，服務質量不高是制約旅游公共服務行業發展的主要因素。莊國棟[10]構建了旅游城市品牌競爭力影響因素評價指標體系，運用IPA方法分析，研究結果表明提高旅游從業人員服務質量對提升旅游城市品牌競爭力具有高重要性的影響。關新華[11]等從游客感知角度出發，開展旅游公共服務質量對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影響研究，研究證實旅游公共服務質量可對游客滿意感造成直接影響，并通過游客對政府的信任感，間接影響旅游目的地形象。此外，還有其他諸多學者對秦皇島、安徽等地區開展有關旅游產業的研究，均將提升旅游服務質量作為促進當地旅游產業發展的重要舉措。
綜上所述，在著力推進旅游供給側改革的大背景下，開展旅游服務質量對旅游市場影響機制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1.2數據來源
考慮數據的權威性與可獲取性，本研究參考國家旅游局的《中國旅游年鑒》（2012―2015年度）、《中國旅游景區發展報告》（2012―2015年度）和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交通運輸部公布的《中國交通運輸統計年鑒》（2011―2014年度）等資料獲取原始數據，涵蓋2011―2014年全國31個地區不同星級飯店數量、國內游客數量、國內旅游收入、A級景區數、公路網密度、高速公路網密度和鐵路網密度等數據。
1.3旅游服務質量對旅游市場的影響
旅游收入直接反映了旅游市場的水平。旅游收入的高低取決于兩方面因素：游客人次數和人均旅游消費水平，其作用機制如圖1所示。一方面，景區、飯店、旅行社等提供的軟硬件服務質量及社會相關配套設施的質量決定著出行游客的感知體驗，感知體驗影響著游客的消費水平，好的體驗可以引導游客增加旅游時間和游玩項目，進而增加旅游消費。另一方面，公開的旅游質量評價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潛在的消費群體。政府監管部門優質、劣質企業信息，第三方機構、中介統計并實時游客旅游評價信息，游客個人通過貼吧、論壇、微博、微信等渠道分享旅游體驗等，影響著潛在游客的旅游傾向，進而影響游客人數。
2.旅游服務質量和旅游市場的指標提取
研究旅游服務質量對旅游市場的影響機制，需提取旅游服務質量、旅游市場的表征指標。旅游市場表征指標較成熟，通常采用游客人數和旅游收入，根據客源地可分為國內游和入境游人數和收入。鑒于國內游份額遠高于入境游，本研究選取國內游人數和國內旅游收入作為衡量旅游市場的指標。
旅游服務質量方面，從住宿質量、景區質量、交通質量等三方面考量。來源固定且較權威的指標有：評價住宿業服務質量的星級飯店數，評價景區服務質量的A級景區數，評價交通便利程度的公路網密度、高速公路網密度和鐵路網密度。
2.1住宿質量與旅游市場
GB/T 14308規定了旅游飯店星級的劃分條件、服務質量和運營規范要求，星級飯店的數量可在一定程度上表征地區飯店服務業的服務質量水平。分析星級飯店數量與旅游市場的相關性，分析結果見表1。
星級飯店數與國內游客數的相關度從高到低排序為：3星>4星>5星>2星>1星。就目前旅游市場來看，國內游客對3星、4星飯店的接受程度最高。從整體上看，星級飯店數量與國內游客數的相關度逐年減弱，表明家庭賓館等新住宿模式的出現對星級飯店造成一定沖擊。
星級飯店數與國內旅游收入的相關度均高于國內游客數，4星飯店與國內旅游收入的相關度最高，5星與3星互有交錯，2星最弱，體現出不同星級飯店消費水平對國內旅游收入貢獻的差異。
2.2景區質量與旅游市場
GB/T 17775-2003規定了旅游景區質量等級劃分的依據、條件及評定的基本要求，涵?w旅游交通、旅游安全、旅游環境、旅游經營管理、景觀質量、游客滿意度等方面，采用A級景區數量表征地區景區服務質量的總體水平。分析A級景區數與旅游市場的相關性，分析結果見表2。
A級景區數與國內游客數的相關度從高到低排序為：4A>5A>3A>2A>1A，就目前旅游市場，4A、5A景區對國內游客的吸引力最大。從時間角度，A級景區與旅游市場相關度變化較小，基本穩定。
5A、4A級景區與國內旅游收入的相關度基本相當，明顯高于3A與2A。A級景區與國內旅游收入在時間跨度上的相關度也相對穩定。
2.3交通質量與旅游市場
交通便利程度決定著旅行時間的長短，直接影響到消費者的旅游計劃以及旅行途中的感受，是影響旅游市場的另一重要因素。交通包括航空、鐵路、公路和水路客運，由于各省航線或航班數據缺失，水路客運多用于沿海、沿湖、沿江地區，本研究主要考慮公路和鐵路運輸。采用高速公路網密度（每萬平方公里高速公路里程數）、公路網密度（每百平方公里公路里程數）和鐵路網密度（每萬平方公里鐵路里程數）衡量交通運輸水平。分析交通密度與旅游市場的相關性，分析結果見表3。
交通密度變量與國內游客數的相關度從高到低排序為：公路網密度>高速公路網密度>鐵路網密度。整體上，交通便利程度對旅游需求的影響在加劇。
公路網密度、高速公路網密度與國內旅游收入的相關程度基本相當，這與高速公路的消費高于普通公路有關。鐵路網密度與國內旅游收入的相關程度低于公路系統。時間維度上，交通便利程度與國內旅游收入的相關度相對穩定，變化不大。
3.基于面板數據模型的分析結果
為探究旅游服務質量對旅游市場的影響機制，本研究采集跨年度、多地區的二維數據構成面板數據，基于面板數據開展模型研究。
3.1地區旅游服務質量與國內游客人數
選取3A級以上星級飯店數、4A級以上景區數、公路網密度分別表征住宿質量、景區質量、交通質量，構建與國內游客人數的關系模型。對數據進行對數處理，使用Eviews7.0建立面板模型，F檢驗結果表明，符合個體固定效應模型，結果如表4所示。
結果顯示，3A級以上星級飯店數、4A級以上景區數、公路網密度對國內旅游人數均有顯著影響。鑒于經濟條件、文化和地理因素等多方面的影響，各地區吸引游客的能力存在一定差異性（常數項不同）。模型修正后的R 2達到0.901899，表明模型的擬合度很好。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按此模型預測，3A級以上星級飯店數每增加1%，可帶動國內游客人數增長0.28%；4A級以上景區數每增加1%，可帶動國內游客人數增長0.71%；公路網密度每增加1%，可帶動國內游客人數增長0.55%。
3.2地區旅游服務質量與國內旅游收入
選取3A級以上星級飯店數、4A級以上景區數、公路網密度構建與國內旅游收入的面板數據回歸模型，F檢驗結果顯示符合個體固定效應模型，結果如表5所示。
結果顯示，3A級以上星級飯店數、4A級以上景區數、公路網密度對國內游客人數均有顯著影響。模型修正后的R 2達到0.876271，表明模型的擬合度較好。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按此模型預測，3A級以上星級飯店數每增加1%，國內旅游收入增長0.54%；4A級以上景區數每增加1%，國內旅游收入增長0.45%；公路網密度每增加1%，國內旅游收入增長0.47%。
市場研究服務范文5
關鍵詞：非基本公共服務；市場化
中圖分類號：F062.6；F812.2；F224
目前，北京正處在轉型發展的關鍵時期，為建設中國特色世界城市，2013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把2000億“非基本公共服務”市場作為新增長點，鼓勵社會資本進入養老、醫療、健康、培訓等領域，加快市場化、產業化步伐。近年來，北京公共服務建設取得了較大成效，促進了北京城市經濟建設。但是在北京城市化高速發展階段，大量人口聚集，城市圈擴大，要求城市公共服務功能向周邊地區擴散，要求擴大供給能力。如何通過改善供給機制分步驟把可經營的非基本公共服務推向市場、做大北京非基本公共服務業，是北京面臨的艱巨任務。為加深我們對當前發展階段所面臨改革困境的認識，正確把握改革的方向和著力點，進而指導我們進行非基本公共服務市場化實踐，有必要在理論層面借鑒國內外研究成果，剖析制約非基本公共服務和民生改善的體制，有效改善非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效率，探索未來發展路徑。
一、西方公共服務市場化的理論基礎
公共服務市場化的產生，是多種理論綜合影響下的結果。主要有公共物品理論、公共選擇理論、新公共管理理論、公共治理理論等。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興起行政改革浪潮，公共服務市場化模式逐步取代政府壟斷供給模式，米爾頓·弗里德曼（Friedman）、彼得·F·德魯克（Drucker）、普爾（Poole）、斯潘（Spann）、羅思巴德（Rothbard）、菲斯克（Fisk）和薩瓦斯（E.S.Savas）等人的研究推動了公共服務市場化的研究與實踐。其主要發展趨勢是引入企業管理形式，導入競爭機制，推行社會協作。經過引入企業管理形式，改善政府行政績效，提高公共服務質量；經過競爭機制，優化公共產品的供應，降低行政成本；推行社會協作，采用合同外包，公私合營等市場化運作形式，放松政府壟斷和規制。
（一）公共物品理論
公共經濟學區分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認為私人物品可以通過市場機制來供給和獲得滿足；而公共物品領域只能通過公共部門特別是政府提供。公共物品領域存在市場失靈，由于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消費與使用者付費無關，容易產生“免費搭車”現象；同時，由于公共物品的邊際成本為零，市場主體缺乏生產的基本動力。公共物品理論認為，政府本質上是一個安排者或者提供者，政府提供并不意味著政府直接生產。提供是指通過某種制度安排，確定物品和服務的數量和質量，實現公共物品的供給；生產是指通過組合生產要素，將投入變成產出的技術化過程。對于公共物品，政府可以將一些生產環節委托給其他組織。
（二）公共選擇理論
根據“經濟人”假設，公共選擇理論提出了“政治人”假設，認為當個人由市場中的買者或者轉變為政治過程中的投票者、政治家、納稅人或官員時，不會發生變化。在布坎南等人看來，官僚不受公共利益的激勵，而受其自身利益的激勵，追求的是政府規模最大化而不是利潤最大化，他們使其個人福利最大化而不是公共利益最大化，從而導致“政府失靈”。由于公共資源在壟斷環境中運作，管理者缺乏激勵，使公共產品成本高昂，導致低效率和差質量，而且對于公眾的需求反應過于遲鈍，缺乏回應性。因此，公共服務應當給予公眾對公共服務進行選擇的機會，應打破公私界限，破除政府壟斷，在政府和社會之間，在公私之間形成競爭。
（三）新公共管理理論
新公共管理理論認為私營部門的成功經驗和方法也適用于公共部門，提倡構建“企業家政府”，希望通過在公共服務的生產與供應中引入市場競爭機制，來提高政府效能、降低成本、提高質量?？死锼雇蟹颉ず拢–hristopher Hood）歸納了新公共管理的七個特質，認為競爭是降低成本和達到更高標準的關鍵所在。奧斯本提出，政府的中心工作不是 “劃槳”，而是“掌舵”，政府做好決策工作，把具體的服務性工作承包給私營企業和非營利性機構去做；但奧斯本也反對完全的私有化，認為如果把治理的全過程都私有化，會導致喪失社會公平感和利他主義精神。
（四）治理理論
公共治理理論提倡政府與非營利機構、私營企業和公民進行合作，共同確定目標，來對公共事務進行管理，政府部門和非政府部門等眾多公共管理主體在相互依存的環境中分享公共權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務。治理的實質是建立在相互認同基礎上的合作，其權利構成是多元的，打破了政府對公共服務供給的壟斷觀念。公共服務市場化是介于政府壟斷和私有化之間的一種均衡，在計劃與市場中克服“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發揮市場“看不見的手”和政府“看得見的手”的雙重作用，達到社會最優解，認為只要設計控制得當，外包可以使公眾享受到更加低廉、高質、公平的公共服務。
二、國外非基本公共服務研究述評
非基本公共服務是指不完整具備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但具有較大的外部收益的公共服務；非基本公共服務業是指以養老托幼、專業培訓、健康醫療、家庭服務為代表的新興人文服務業。非基本公共服務市場化，是指通過政府與社會之間的合作，利用市場機制，調動社會資源參與政府非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過程。1912年法國學者萊昂·狄驥（Léon Duguit）提出公共服務概念，20世紀80年代西方開始推行公共服務市場化，其相關定義很多，目前尚未達成一致。其理論依據建立在公共選擇理論、新公共管理理論和治理理論的基礎之上。相關研究文獻很多，涉及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和法學等學科，研究問題廣泛，如市場化的動因分析、路徑選擇、后果影響、經驗教訓以及各國比較分析等。主要集中于如下幾方面：
（一）公共服務供給體系的組成研究
強調居民“用腳投票”，認為有多個分散的提供主體，能為多中心大都市地區提供更為高效的公共服務（Tiebout，Ostrom，1977）。認為大量的政府公共服務通過外包的方式，主要由私人機構和非政府組織提供，有利于節約政府人力，解決政府機構過于龐大的問題，實現政府“瘦身”的目標。同時，政府公共服務外包有助于減少財政資金浪費，減輕財政負擔。從各種數據來看，合同出租比政府直接供給降低成本約20%～30%。
（二）公共服務供給機制研究
民營化觀點（Ferris，Kolderie，Savas，R.Stein 1990），認為通過將政府公共服務外包，打破政府壟斷，引入市場競爭機制，不僅可以利用競爭的力量給無效率的生產者施以市場壓力，而且還可以克服政府某些服務專業性的缺失，充分發揮承包方的專業化優勢。但也有人質疑效率以及負面影響（Morgan，Sharp 1990），如政府在組織競標時常常面臨備選對象數量不足的困境；市場化后一部分公共服務的質量并未達到政府和公眾的要求；政府在某些項目上存在管制規則過多過濫的現象。此外，公共服務市場化進程中伴隨著腐敗。
（三）市民對公共服務的滿意度研究
由于監管不力或者政府把公共服務外包當作卸包袱、推責任的手段時，就可能造成監管失效，社會公眾可能反而承受質低價高的公共服務。私營部門在提供公共服務的過程中為了節約成本、獲取更多利潤，對于偏遠的鄉村地區、經濟欠發達地區、弱勢群體可能提供更少、更差的服務，這種選擇性地提供公共服務，可能會加劇公共服務的非均等化。政府公共服務外包從招標階段一直到履行完畢的整個過程中，都可能產生權力“尋租”問題，滋生腐敗，造成市民滿意度下降。研究過程中Lyons建立了EVLN逃離-控訴-忠誠-忽視模型，但也存在方法論上的爭論（Stipak 1979）。城市公共服務的分配形式和原因研究，觀點是“未成型的不平等”，很少有研究證明所有不同群體及區域的居民們都能獲得平等的待遇（Mladenka 1980）。
（四）影響政府選擇城市公共服務市場化的因素研究
認為合同外包節約成本（Ferris 1986）；影響因素主要有財政、政治、交易成本、社會關系、利益尋租以及偏好，規模經濟和技術成本等（Nelson，Dubin 1998，Miralles2003）。有效性競爭市場的缺乏，可能形成新的壟斷，然而由于優勝劣汰的過度競爭同樣也可能形成新的壟斷，無論哪一種情形的壟斷都難以保障所外包服務的效率、質量，甚至會出現比政府壟斷更糟的結果。
（五）公共企業和私人企業產出效率比較研究
肯定私人部門效率，期待更為自由平等的市場準入。認為公共企業在委托問題下的預算軟約束會影響其供給效率（Llya R. Segal，1998），利潤激勵和投入靈活性在私人部門更容易實現（Graddy，1994）。在混合寡頭壟斷模型下，以社會福利最大化為目標函數的公共企業，其效率、質量均弱于私人企業（Toshihiro，2010）。以盈利為目的的私有化以及政府間的合同供給模式是最普遍的選擇（Warner 2008）。
西方公共管理理論的演進為研究北京非基本公共服務市場化問題提供了理論依據和研究方法，相對而言，西方有關如何引入市場機制來改善由政府供給的公共服務水平的文獻較少，分類細述及操作規則的研究更少，大多數文獻是對某種公共服務引入某種機制的執行情況及效果的分析與評估。北京政府承擔著2000多萬人口的經濟和社會責任，不僅需要保證純公共產品的供給，還需要在社會建設各相關領域維護經濟穩定和保障人民福利，公共服務需求壓力巨大。所以，北京在全國將非基本公共服務率先市場化，引入競爭，期望在有限預算下提高供給效率。但是，在北京短期內較難實現完全競爭和壟斷競爭的市場環境，在公共服務供給的寡頭壟斷這一市場環境下，引入競爭后，公共企業市場容量如何確定，供給效率是否會提高，行業總產出和消費者福利會發生怎樣的變化，混合制企業的私有化程度對行業總產出和消費者福利有怎樣的影響，規制者應該如何進行市場結構調整以優化供給效率，需要進行系統化研究。
三、國內研究進展及述評
國內有關研究相對集中出現在90年代中后期，最初介紹國外情況及經驗教訓，隨后引入治理理論、新公共管理等理論。具體地說，國內主要是針對城市公共服務改革面臨的困境、市場化理論與實踐問題，以及供給主體多元化和開放公共服務領域等方面研究。
（一）市場化改革困境的研究
市場化所凸現的矛盾和問題日漸突出，在理論界引起一些非議和質疑。大致分為三類：一是從其他國家的教訓出發總結問題（孫曉莉、王俊豪、徐明春2007）；二是探討公用事業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劉戒驕、朱忠發、趙大鵬、李惠先2010）；三是探討特定行業或特定領域出現的問題，如對風險、水務領域、公用事業收費、定價和監管的分析（陳明，周林軍2009）。邱法宗（2008）歸納了學術界對公共服務市場化改革的爭議。
（二）市場化面臨的理論與實踐問題研究
理論問題：政府失效固然存在，但市場機制絕非完美；公民與消費者身份的兩難；市場化可能使公共利益受忽視（徐錦賢 2011）。實踐問題：腐敗和私人壟斷；對社會穩定構成威脅；質量問題。建議通過資產專用性、不確定性和交易頻率，判斷是否適合進行市場化，同時要改變環境或制度以降低交易成本（楚迤斐 2009）。
（三）公共服務供給機制和主體的多元化研究
對于開發公共領域，當前仍存在競爭不充分，有效競爭格局并未形成，市場化所應有的效率并未體現。認為政府要對全社會實施公共管理，建立非歧視性的政府公共政策體系，實行無差別的市場準入管理。形成公共服務供給的多元化與社會化格局，形成一種“多中心治理”的供給模式（李軍鵬2004）。對于主體多元化，反對的觀點認為市場化可能會導致經濟性、公平性、社會責任缺失、腐敗和壟斷、社會不穩定以及政府管理危機，受危害最大的是弱勢群體（余豐慧2006）。支持方則認為，政府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角色，很容易陷入“諾斯悖論”中（蔡放波2004）。
從國內研究文獻來看，對非基本公共服務市場化的研究缺乏分類細述，實證研究也很少，缺少可供選擇的可操作性方案的設計，未能從理論上對市場化供給機制進行深入的分析，還沒有構建符合含有首都大城市特征的供給模型，研究深度以及理論系統的完整性方面需要進一步系統化和定量化。基于國內的研究現狀和北京建設世界城市的需要，有必要對市場化供給機制與北京城市發展特征的結合進行研究，形成北京的市場化有效供給分析范式，探索北京公共服務市場化對策。
四、國內外公共服務市場化的重要實踐及述評
在西方國家，公共服務市場化的歷程較長，無論是在公共服務供給主體還是供給方式上都積累了較為豐富的實踐經驗；而國內市場化進程發展較為緩慢，還處于摸索階段。
（一）公共服務供給主體
越來越多的西方國家引入了政府、商業性機構外的第三方組織即非營利性組織，極大程度上促進了公共服務的市場化。以美國為例，美國是一個實行分權制的聯邦國家，生產力極其發達，在世界經濟舞臺上起著主導作用，但美國政府并沒有包攬一切社會事務管理，而是通過積極培育和推動非政府組織的發展，來承擔許多具體的社會服務和社會管理工作。美國的非營利性組織（NGO）在其公共服務的提供中扮演著非常重要而積極的角色。近年來，美國NGO主要發展為互助社、改良運動組織、社會服務組織、教育文化機構、慈善基金會等團體，全方位地介入了地方政府的治理與服務之中。在美國馬里蘭州哥倫比亞鎮，真正起管理作用的是一個完全民間性質的自治組織—— 哥倫比亞協會，該協會與縣政府之間通過合同來劃分彼此的職責。縣政府負責哥倫比亞鎮的公共安全、消防、基礎教育、垃圾處理、郵政、主要道路建設和維護、路燈、供水和排水、電力等公共服務項目和設施的建設維護，其余如步行橋梁建設和維護、各種慶?；顒拥鹊葎t由哥倫比亞協會來承擔。除美國外，英國、新加坡等國家也積極引入非營利性組織作為公共服務供給的主體之一。非營利性組織作為個人與國家之間不可缺少的中間環節而存在，有助于培育居民自治意識和社區參與意識。同時，隨著非營利性組織數量的不斷增長，政府在選擇合同對象方面有了更大的余地，這意味著政府在購買服務中處于更有力的討價還價地位。非營利性組織之間為爭取政府合同和公司及私人基金展開的激烈競爭，促使其不斷提高服務質量，推動本組織向更多的公共服務項目擴展，必然導致公共服務越來越便捷、有效、可承受。國外政府非常好的利用了NGO組織參與公共服務的提供，對我國公共服務供給體系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二）公共服務供給方式
在公共服務供給方式方面，合同外包已是大勢所趨。OECD國家越來越多地將外包的概念引入公共服務領域以提高公共部門的績效水平。合同外包作為公共服務私營化的手段之一，其使用范圍不僅限于政府，它還廣泛的應用于私營部門之間，并且被看作是充分利用規模經濟和競爭性來提高效率的有效方式。以英國為例，英國的公共服務外包最初僅限于藍領工作。1980年的地方政府規劃與土地法明確提出公共服務外包的要求，并提出了引進競爭性招標的范圍和工作領域。1985年負責地方政府事務的環境事務部提出了一份咨詢文件，要求在垃圾清理、街道清掃、建筑物清潔、車輛維護、飲食服務等公共服務領域實施競爭性外包，當年有38個地方政府簽訂了55項承包合同。1年多的實踐表明，以垃圾清理為例，私營承包后成本降低了22%；在通過競爭但最后仍由內部承包的情況下，成本降低17%。由此測算，如果1984/85財政年度全部引進競爭性外包，成本會降低8000萬。1998和1990年的地方政府法把競爭性外包的范圍擴大到會計、建筑設計、財務管理等“白領”專業服務領域。1990年英國的公共醫療與社區關懷法明確規定，中央撥付的特別款項的85%以上必須用于“非地方當局直接提供的服務”，這意味著地方衛生當局必須以競爭招標的形式向私營部門或非營利機構購買服務。除英國外，美國、法國、丹麥、澳大利亞、墨西哥等國家也將合同外包作為公共服務市場化的有效手段。公共服務外包改善了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效率，從而提高了政府職能的履行能力；也提高了社會經濟效率，使得社會資源更多的交由市場重新配置，使其生產和使用更有效率。此外，外包減輕了政府財政負擔，將公共部門從公共物品和服務的生產中解放出來，減少了相關工作人員的開支。外包使得傳統上由國家和公共部門壟斷的行業逐漸以外包的形式剝離出來，從而擴大了市場競爭的范圍。
（三）國內公共服務市場化發展緩慢
在國內，公共服務總體水平偏低，發展不平衡，效率低。造成這種局面的一個重要因素是我國公共服務改革比較落后，沒有完全調動包括商業性組織和非營利性組織等社會組織的積極性，使得公共服務供給主體比較單一。在公共服務供給方式方面，外包作為公共服務生產的重要形式，逐漸成為地方政府探索和實踐的重點。中國地方政府試水公共服務外包起始于1995年，首先是上海浦東新區，縱觀90年代，公共服務外包的發展比較緩慢。到了21世紀初，改革的前沿陣地廣州、深圳開始探索，近幾年則陸續有一些其他城市如北京、廈門、成都、武漢、寧波、南京等開始嘗試?？傮w來說，公共服務外包在中國的發展時間短、案例少，還在初步摸索過程中。
五、國內外研究對北京的啟示
根據國內外研究進展，需要在新公共管理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索如何結合現階段北京非基本公共服務市場化的復雜性和系統性，借鑒西方經驗，構建理論分析框架；從側重于供給機制整體性出發，如何從北京作為首都大城市的經濟社會體制層面來看待非基本公共服務市場化問題，系統考察內在影響及決定機制，探索一套適合北京的非基本公共服務市場化改善機制，探討如何在市場化條件下實現北京非基本公共服務最優配置和分配問題，從而使公共服務的綜合福利達到最大化。
北京可以嘗試圍繞非基本公共服務市場化目標，從供給機制建設的視角，在調查和各區縣統計分析基礎上，從北京市現實入手，分析市場化的配置機制，探討政府與市場作用機理，最終形成市場最大化供給的格局和分享式發展模式，為改革提供清晰的脈絡；為確保完成既定民生任務，致力于完善與首都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創新非基本公共服務方式。同時，在規范經濟分析與實證檢驗基礎之上，為非基本公共服務的研究探索應用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構建公共服務市場化績效綜合評價體系，通過測評公共服務市場化績效的方法，來最終獲取可量化公共服務綜合績效水平情況，為清楚認知北京各區縣公共服務市場化現狀做必要的嘗試。
具體說來，北京非基本公共服務市場化可以從兩個層面，一是關注政策層面，二是關注改革中的難點問題，以及從四個方面展開研究：
第一，圍繞非基本公共服務市場化目標，從供給機制建設的視角，探討非基本公共服務的多元化供給主體，并明確各主體的主要職能職責。政府必須以公共決策方式為主導展開其有效的公共服務，主要起到監管作用，負責制訂相關政策，規定相關標準，嚴格監督非基本公共服務市場化的執行過程。包括民營機構、私有企業等在內的商業機構也是非基本公共服務的一大提供者，它們通過承包合同等方式將非基本公共服務帶入市場，利用價格機制、約束機制、競爭機制、供求機制等最大化非基本公共服務的效用；此外，非營利性組織的加入也能夠很好的促進非基本公共服務的市場化，使得非基本公共服務產生一定的社會效益。
第二，從非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方式入手，結合北京市具體情況，研究不同領域非基本公共服務的選擇與匹配問題。非基本公共服務到底是不是由政府融資，通過向市場購買服務的方式，向需要的群體提供；還是僅僅培育和發展這個市場，然后由消費者根據自己的購買能力自由購買？如果是前者，就需要將其當作一個社會政策來設計，考慮其籌資、服務購買、評估與支付等。如果是后者，則更多地需要從產業政策的角度解決如何壯大、規范市場的問題。此外，還包括志愿服務、特許經營、合同承包等供給方式。在具體選擇時，需要考慮不同類型非基本公共服務的特點，根據對象、需求等綜合選擇。例如，在居民養老服務中，對高齡困難老人的養老需求，可通過政府購買方式提供；對行動方便的老人服務需求，可建立日托中心和老年組織，通過市場提供。
第三，在調查和各區縣統計分析基礎上，從北京市現實入手，分析市場化的配置機制，探討政府與市場作用機理，最終形成市場最大化供給的格局和分享式發展模式，為改革提供清晰的脈絡。這就需要明確北京市非基本公共服務的最優融資模式。融資過程不只是簡單的關于成本的決策和安排問題，而是相對于收益的成本配置，關鍵因素是融資的方式如何影響著市民在服務供給問題上的成本和收益預期。
第四，在規范經濟分析與實證檢驗基礎之上，為非基本公共服務的研究探索應用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構建公共服務市場化績效綜合評價體系，通過測評公共服務市場化績效的方法，來最終獲取可量化公共服務綜合績效水平情況，為清楚認知北京各區縣公共服務市場化現狀做必要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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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研究服務范文6
關鍵詞：腹腔鏡；直腸癌根治術；舒適護理
腹腔鏡直腸癌根治術是現階段常規治療直腸癌患者的一種術式，但是患者在手術期間可能會出現不適，且還會由于創傷和麻醉等原因發生多種并發癥，給患者帶來較大痛 苦[1]。舒適護理指的是具有創造性、個性化以及人性化的一種護理方法，可以讓患者在生理與心理上得到明顯改善。在腹腔鏡直腸癌根治術患者圍手術期實施舒適護理，可以讓患者在心理、生理以及社會上獲得滿足，盡可能緩解患者在手術中出現的不愉悅狀態[2]。為了探討腹腔鏡直腸癌根治術舒適護理服務的應用效果，本了相關研究，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選取2014年5月～2015年6月于我院接受腹腔鏡直腸癌根治術治療的直腸癌患者92例作為本次研究的對象，本次所選患者均通過病理檢查和纖維結腸鏡檢查確診。將全部患者隨機分成對照組與觀察組兩組，每組各有46例患者。對照組46例患者中，男性患者26例，女性患者20例；患者年齡40～76歲，平均年齡（56.8±4.7）歲；其中35例腺癌患者，9例黏液腺癌患者，2例未分化癌患者。觀察組46例患者中，男性患者27例，女性患者19例；患者年齡42～75歲，平均年齡（56.5±4.5）歲；其中33例腺癌患者，11例黏液腺癌患者，2例未分化癌患者。對比兩組患者基本資料不存在顯著性差異（P>0.05）；存在可比性。
1.2護理方法 對照組46例患者給予常規護理，觀察組46例患者在對照組基礎上給予舒適護理，具體舒適護理措施包括：
1.2.1術前訪視護理 護理人員需在患者手術前，耐心為患者講解手術方法、流程、麻醉方法以及注意事項等疾病知識，以此讓患者可以準確了解手術過程，同時還要為患者介紹術后可能發生的并發癥等。若患者存在害怕、焦慮以及煩躁等不良心理時，護理人員要加強和患者的交流，重視心理疏導，取得患者信任，以此加強患者對治療護理的配合度。
1.2.2環境舒適護理 護理人員要保證手術室的清潔與清靜，術前護理人員要仔細清理手術室，保證室內空氣清新；調節室內合適的溫濕度，溫度應當在23℃～26℃，濕度應當維持在60%～70%。手術期間，醫護人員要保證拿放器械輕柔，動作盡量柔和，防止出現嘈雜與吵鬧等噪音。醫護人員要禁止室內吵鬧與喧嘩，維持手術室的安靜。
1.2.3舒適護理 護理人員要輔助患者選擇舒適的手術，依據患者需求，把在符合手術麻醉標準與手術標準的基礎上擺放至最佳位置，移動患者身體時應保證動作柔和，盡可能遮蓋住患者的隱，以免患者尷尬。將肩托置于患者肩部，用海綿墊墊高患者臂部和臀部，將軟墊置于腳架下并用束縛帶穩固好。若患者出現口渴，護理人員可用棉簽沾水沾濕患者口唇。
1.2.4術后舒適護理 護理人員要在患者手術結束后，將患者身上的血漬與消毒液用溫水擦抹干凈，蓋好被子，做好保暖工作，整理好患者的衣物，送患者回病房時應保證動作輕柔，切忌大幅度地移動患者，以免患者疼痛加劇。密切注意患者手術切口與引流管的護理，同時要嚴格依據醫囑定期清理引流管。安慰并關心患者術后的疼痛感受，盡可能轉移患者注意力，緩解疼痛。告知并囑咐患者及家屬術后翻身方法及注意事項，詳細講解其他需注意的事項。
1.3評價指標 采用焦慮自評量表（SAS）與抑郁自評量表（SDS）[3]評估兩組患者的焦慮與抑郁情緒；對全部患者發放我院自制護理滿意度調查表調查患者對護理的滿意度以及舒適度，調查表內容主要有護理人員態度、護理服務流程、護理服務技術以及護理舒適度等，共發放92張問卷，回收率100%。
1.4統計學方法 采取統計學軟件包SPSS 20.0分析及處理此次研究全部數據，計數資料以及計量資料分別采取率（%）和平均值±標準差（x±s）顯示，分別采取χ2以及t檢驗；如果對比P
2 結果
2.1兩組患者的SAS評分與SDS評分對比 觀察組46例患者的SAS評分是（42.95±5.75）分，SDS評分是（38.65±4.66）分；對照組46例患者的SAS評分是（47.22±5.15）分，SDS評分是（42.76±4.41）分，觀察組患者的SAS評分與SDS評分要明顯低于對照組，具有統計學差異（P
2.2兩組患者的護理滿意度與舒適度滿意度對比 觀察組46例患者的護理態度滿意度是97.83%（45/46），舒適度滿意度是95.65%（44/46）；對照組46例患者的護理態度滿意度是86.96%（40/46），舒適度滿意度是82.61%（38/46），觀察組患者的護理態度滿意度與舒適度滿意度要明顯優于對照組，具有顯著性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3 討論
直腸癌指的是自齒狀線到直腸乙狀結腸交界部位間的一種消化道惡性腫瘤，于腹腔鏡直視下實施腸癌手術，雖然能夠實現較好的臨床療效，但是患者在圍手術期需承受較大痛苦[4]。怎樣緩解患者術中與術后疼痛，消除患者恐懼，是現階段臨床護理工作需要重點探討的問題[5]。由于現當代社會與醫療水平的逐漸發展，人們對護理服務的標準也明顯提高，常規護理無法再達到患者的標準[6]。舒適護理指的是在逐漸提升護理技術操作技能、加強臨床護理經驗的前提下，將患者作為護理中心，以提高患者護理舒適度為目標的一種人文護理[7]。本研究結果見前文詳述，表明對腹腔鏡直腸癌根治術患者實施舒適護理，不僅能舒緩患者不良情緒，讓患者享有更舒適的護理服務，還能夠有效提高患者的護理滿意度。
綜上所述，對采取腹腔鏡直腸癌根治術的直腸癌患者實施舒適護理，能夠明顯提高患者護理滿意度與舒適度，值得在臨床上大力推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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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賈晉莉.舒適護理在腹腔鏡直腸癌根治手術中的對比應用[J].長治醫學院學報，2014，24（4）：306-3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