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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增長新動能范文1
關鍵詞：高新技術開發區；聚類分析；因子分析
中圖分類號：F120.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4161(2009)02-0019-06
1.引言
從1991年國務院批準第一批國家高新技術開發區（以下簡稱高新區）建立到現在近十八年間，國家高新區經歷了從無到有的初始建設與快速發展兩個時期。1991~2000年的十年間屬于國家高新區的初始建設時期，在此期間高新區的發展主要依靠國家與地方政府的綜合配套政策及地方財力的支持，各國家高新區基本上采取了“土地開發與招商引資”的方式。在高新區發展的初期，依靠土地與園區內政策的優惠等措施，高新區形成了我國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重要基地，成為聚集創新資源、發展先進生產力的有效載體，為推進產業結構調整、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積蓄了力量，為我國建立比較完整的高新技術產業體系打下了基礎。初始建設時期，在梯度推移理論的指導下，東部地區的高新區搶先一步得到發展，1992年國家在全國興建高新區時，中、西部地區才有了同樣的發展機會。高新區發展初期，國家級高新區呈梯度發展，東部地區優于中、西部地區，大城市優于中小城市，經濟特區得到優先發展［1］。
從2000年開始，國家高新區進入了快速發展時期，土地與政策的優惠對投資者與技術擁有者已缺乏了吸引力，更多的高新區越來越重視園區內軟硬環境的建設，特別是服務環境與創新環境的建設，以吸引世界500強等知名企業入區。這一階段高新區發展的核心是對孵化器的建設，以促進科技成果轉化與中小科技企業的培育；技術改造與技術引進已成為企業科技創新活動的輔助形式，強調自主創新能力在高新區發展中的作用，園區內的企業更注重自主創新能力的培養；注重對尖端人才的引進。構建起以企業為主體的高新技術產業技術創新體系，為新時期國家和區域創新體系建設提供了有力支撐。2000年進入快速發展時期以后，國家級高新區的經濟發展是否仍舊沿襲了初始建設時期的規律，是否有新的發展態勢，以及下一階段的發展趨勢如何？這些問題的回答需要將國家級高新區進入快速發展時期以后的發展歷程作一個整體性的、跨度較大的研究。本文針對我國53個國家級高新區，采用聚類分析對我國高新區的增長模式進行分類，在分析各類高新區個體特征的基礎上得到高新區發展的動態演化情況。通過分解指標并用因子分析法，對53個國家級高新區的發展能力進行了詳細的定量分析。通過以上分析，揭示我國高新區的發展規律、階段性特征及其發展能力與潛力。
2.研究方法及模型
對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能力進行研究可選擇的方法很多，既有定性分析，又有定量分析。定向分析直觀，而定量分析可靠、科學。本文將定性與定量相結合進行分析。首先利用各高新區增長的實證結果，用聚類方法對其進行客觀分類，然后進一步討論各類高新區的發展規律和階段性特征。
2.1研究方法
聚類方法選用Ward’s法，即最小方差法，分類后，使每類方差最小，對應的測算距離的方法選用歐比米德距離，即:
EUCLID(x,y)=∑xi=1(xi-yi)2
由于參與聚類的變量存在數量級上的差異，所以采用Zscores來消除不同變量的數量級差異，標準化后的變量值平均值為0，標準差為1。
在聚類分析的基礎上，采用因子分析法對各項詳細指標因素的動態演變進行了分析。在因子分析之前，通過計算相關系數矩陣及進行KMO的檢驗，測試了各項指標是否適合于做因子分析。通過KMO檢驗后，在因子旋轉方法中選擇了斜交旋轉法，并且用回歸法計算出因子得分系數。
2.2指標體系的構建
本文分析的樣本是53個國家級高新技術開發區。根據國家火炬計劃（2000~2004年）以及科技部網站（2005~2007年）公布的數據，建立了53個國家級高新區經濟發展能力區劃及評估的指標數據庫①。該數據庫由8個表構成，每個表是一個53*12的矩陣，橫行表示53個高新區，縱列表示每個指標變量?？v列除高新區的名稱外包括11個指標，順序依次為企業數、工業總產值、營業總收入、出口創匯、凈利潤、上繳稅額、企業平均出口額、企業平均利稅額、勞動生產率、市場占有率和出口產值率。
3.聚類分析
3.1聚類分析過程
首先進行系統聚類分析，采用層次聚類法進行聚類，聚類的指標選取企業數、工業總產值、營業總收入、出口創匯、凈利潤和上繳稅額等6個指標。以上6個指標基本反映了高新區的經濟增長情況。由于類間距離的測定是聚類中的關鍵要解決的問題，所以先采用Ward’s法進行層次集群分析，將相似的高新區歸為一群，并且觀察各個群合并時凝聚系數的變化率，如果凝聚系數增量變化率劇增，顯示組內誤差突增，應停止凝聚程序。由圖1、圖2可以看出，隨著類的不斷凝聚，類數目的不斷減少，類間距離在逐漸增大。在聚成10類之前，類間距離增大的幅度較小，形成極為“陡峭的山峰”，但到5類之后，類間距離迅速增大，形成極為“平坦的碎石路”。根據類間距離小形成類的相似性大，類間距離大形成類的相似性小的原則［2］，可以找到“山腳”下的“拐點”碎石，即以4類作為確定分類數目的參考②。每類高新區分布如（表3）所示。
3.2聚類分析的結果
根據表1，可以得到2000~2007年中53個國家高新區如下的動態演化情況及特征：
3.2.1四類高新區的比較分析。第一類和第二類高新區主要是那些發展較成熟、發展速度較快、環境改善效應已不再明顯的高新區。這些高新區基本位于我國經濟發達地區，其自身的發展已經度過初期積累的階段，靠粗放增長的潛力已不大，因而需要轉變增長力式，例如依靠改進投入增長的環境，推動技術創新帶動增長，從而提高增長的質量。第三類高新區屬于我國高新區的中等水平。這些高新區應該主要是那些發展一般、發展速度稍高、還主要依靠外部投入增加而增長的高新區。第三類高新區增長主要依賴于當期的投入增長。與第一類和第二類高新區相比，該類具有更明顯的粗放型增長特征。第四類高新區數量最多，說明我國高新區的發展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3.2.2龍頭位置優勢明顯且穩定。2000~2007年共8年中有6年第一、二類高新區集中在北京，南京，無錫，蘇州，上海，深圳等6個城市。其余兩年的入選對象也集中在這6個城市，只是數目發生了變化。以上分析說明，上述6個城市的高新區與第三類高新區有著較大差距。第三類高新區短期內還不能夠加入或取代以上6個高新區的“龍頭”位置。
3.2.3長三角地區的高新區發展穩定。
從地域分布來看，第一、二類高新區共6個城市中，長三角地區的高新區占據4個（南京，無錫，蘇州，上海）。這說明了隨著上海浦東的開發開放，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確立，長三角整體呼應上海市取得了較好的發展，外資的有效引入，給這一地區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尤其蘇州和無錫兩市成為跨國公司本土化生產的生產制造基地，發展特別迅速。由于高新區的帶動，美國新聞周刊將蘇州市列為全球“信息時代重要角色”的新興技術城市行列，在全球城市發展體系中占據了一席之地［3］。
3.2.4第三、四類高新區動態變化背后隱藏著規律。從上面動態演化（表3）可以看出，第三類高新區無論從數目還是對象上看各年的情況處于動態變化中，與第四類高新區進行著交換。但是，動態變化的背后也有穩定的個體。長春、成都、大連、天津、武漢、西安、廣州、杭州等8個城市的高新區在2000~2007年共8年中有7年以上始終在第三類中，可見這8個城市的高新區發展比較穩定，實力相對較強。另外，惠州、青島、廈門、中山、珠海等沿海城市的高新區長期處于第三類中，但是在2007年卻滑向了第四類。這是因為2006年春季開始的美國“次貸危機”于2007年開始沖擊美國、歐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市場，我國沿海地區經濟的對外依存度較高，因此危機爆發嚴重影響了該地區的出口企業，進而影響了該地區高新區的績效指標。
4.因子分析法對高新區發展能力進行評估
在對2000~2007年的全國高新區進行聚類分析后，為了從經濟效益、發展潛力、創新能力、企業效率等方面更詳細、全面地分析高新區的發展能力，有代表性的選擇2004年及2007年的數據進行因子分析。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能力除了與聚類分析中采用的主要指標密切相關外，還與高新區的經濟效益、效率及發展程度都有關聯，所以在因子分析中選取了更完備的指標體系，包括前述數據庫中全部11個指標。
4.1因子評估過程
4.1.1首先對高新區評估體系原始數據求出相關矩陣，并對相關系數矩陣計算特征值、貢獻比例值和累計貢獻比例值，如下（表2）所示。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準則，前面三個因子解釋了原有11個變量總方差的96%，另外根據（圖3）中，橫坐標為因子數目，縱坐標為特征根，根據碎石圖可以看出，第一個因子的特征根值很高，對解釋原有變量的貢獻最大；第三個以后的因子特征根值都很小，對解釋原有變量的貢獻很小，可以忽略，所以提取三個因子是合適的。
4.1.2由于原始數據之間的有些變量的相關系數較大，因此，進行了斜交旋轉，得到了因子載荷矩陣、因子圖形矩陣和結構矩陣，如（表3）所示：
從上面的因子載荷矩陣表中可以看出，第一主因子在工業總產值、營業總收入、勞動生產率等變量上具有較大的載荷和解釋能力，主要反應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能力在產業規模與經濟實力方面的主要指標。第二主因子企業平均利稅額及勞動生產率上具有較大的載荷和解釋能力，反映了企業的經濟效益。第三主因子則在高新技術產業產品的出口總額及出口產值率上有較大的載荷和解釋能力。
4.1.3計算因子得分
根據（圖4）可寫出以下因子得分函數：
F1=0.175企業數+0.151工業總產值+0.178營業總收入+0.048出口創匯+0.181凈利潤+0.190上繳稅額-0.041企業平均出口額+0.024企業平均利稅額-0.032勞動生產率+0.178市場占有率-0.039出口產值率
F2=-0.176企業數+0.043工業總產值-0.025營業總收入-0.054出口創匯+0.052凈利潤+0.109上繳稅額+0.177企業平均出口額+0.491企業平均利稅額-0.392勞動生產率-0.025市場占有率-0.120出口產值率
F3=0.047企業數-0.075工業總產值-0.031營業總收入-0.336出口創匯+0.037凈利潤+0.138上繳稅額-0.276企業平均出口額+0.149企業平均利稅額-0.043勞動生產率-0.031市場占有率-0.476出口產值率
利用上述計算方法對各個高新區的發展能力進行綜合評價。這里采用因子加權總分的方法。三個因子的權重分別為0.35，0.33，0.32，于是計算公式為：F=0.35F1+0.33F2+0.32F4.2高新區發展能力評估結果分析
因此，根據因子得分及綜合得分得到了高新區發展能力評估的結果，如表4、表5所示：
4.2.1關于三類因子得分的解釋。根據2004年的數據統計結果，并且結合三類因子的解釋，對這些高新區進行了分析，由于第一主因子表示在工業總產值、營業總收入、勞動生產率等變量上具有較大的載荷和解釋能力，主要反應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能力在產業規模與經濟實力的主要指標，那么由表5可知，北京、上海、南京、長春、深圳在這些指標上均有較高的貢獻，其中北京是上海的1.75倍，是南京的4.95倍。第二主因子企業平均利稅額及勞動生產率上具有較大的載荷和解釋能力，反映了企業經濟效益，上海、深圳、南京、青島、佛山、廈門、惠州等在該指標上具有較高的貢獻。第三個因子則在高新技術產業產品的出口總額及出口產值率上有較大的載荷和解釋能力。在這些指標上較高的高新區有蘇州、無錫、上海、深圳、青島、廈門、惠州、中山、威海、珠海、天津等。其中，上海、深圳、蘇州、無錫、威海、珠海、廈門、青島、天津、中山是國家科技部、外貿部共同認定的我國第一批16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基地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
圖52007年中國53個高新區發展能力因子評估綜合得分排序
圖62004年中國53個高新區發展能力因子評估綜合得分排序4.2.22004年到2007年數據的綜合比較
從圖5、圖6可以看出按照發展能力因子評估綜合得分從高到低的排序53個國家級高新區出現了“聚類現象”。即盡管53個國家級高新區因子評估綜合得分相差懸殊，但是53個國家級高新區大致可以分為幾類，同類中高新區差距不大。例如，2007年中國53個高新區發展能力因子評估綜合得分排序中，昆明、鄭州、太原、大慶、廈門和佛山等6個城市的高新區得分都在0分附近，得分差距微小。
從圖5、圖6可以看出，排序靠前的高新區2007年下降的趨勢比2004年下降的趨勢緩和，說明排序靠前的高新區通過幾年的發展差距不斷縮小。2004年，排序靠后的高新區差距不大，但是到了2007年差距突然增大。從圖5可以看出，2007年排序靠后的高新區為大連、廣州、杭州、中山、惠州、珠海和蘇州等。這些高新區幾乎全部處于東部沿海地區，且2004年排名比較靠前。之所以2007排名靠后是由于“因子3”的得分相對其他高新區太低。“因子3”的得分反映的是高新區的出口增值能力，由于受到“次貸危機”的沖擊，原本排序靠前的外向型高新區名次跌落。
5.關于高新區未來發展的對策建議
從以上聚類分析和因子分析的結論可以看出，國家高新區2000年進入快速發展時期后，早期經濟實力較強的高新區仍舊保持了較好的經濟增長態勢，但是與其他高新區的差距越來越??；從地域分布來看，北京和長三角地區高新區經濟實力優勢明顯，珠三角地區高新區由于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經濟實力下滑，其他地區形成了幾個核心的、經濟實力較強的高新區為主的結構特征。如西部地區高新區主要是以西安、成都和綿陽這三個高新區為主；東北地區高新區以沈陽、大連、吉林和哈爾濱四個高新區為主。
通過總結進入快速發展時期以來國家高新區的發展規律，可以更有效地指導高新區的下一步的發展戰略。首先，在因子分析中看到同類高新區差距不大，趨同性明顯。因此，高新區需積極發展特色產業、支柱產業，形成合理的生態鏈條結構和布局。我國高新區在產業建設上，出現了高度重復的現象，高新區內的產業布局不合理，各高新區在產業布局上基本趨同，總體體現出以電子信息為主，新材料、生物醫藥為輔的布局。幾乎所有的高新區都把電子裝備與信息產業、生物技術項目等列為重點發展和支持的產業。高新技術園區要結合自身特點形成鮮明的產業特色，擴大集聚效應和擴散效應，才能不斷提升自身的競爭實力。
其次，通過對2007年國家高新區的數據進行分析發現東部沿海地區外向型高新區受到國際金融危機沖擊較大。其根本原因在于區內企業絕大多數是外部植入的，而很少是內部自行繁育而成的。只有具有內部繁育能力的高新技術企業群才能有效地形成企業間專業化分工與協作，使每個企業都處于生長和創新的“最佳生態位”。這樣的高新技術企業群才有較高的穩定性，才能更好地抵御外部沖擊。因此，面對國際金融危機高新區要調整優化產業結構，實現園區企業類型的多元化，加強企業間的分工與合作，充分利用國內市場。
最后，通過聚類分析將經濟發展規律相似的高新區分成了四類。因此高新區在制定未來發展戰略時，就可以先判斷自身的位置，以及借鑒其他類型高新區的發展經驗，以制定合理的發展戰略。長期處于第一集團即第一、二類國家高新區應實現由主要依靠政策驅動逐步轉入功能驅動。政策過去、現在、將來仍然是推動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技術產業發展的重要力量。但是，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建設不能完全依靠優惠政策，而必須要靠自己探索形成的靈活有效的融資機制、市場體制、管理體制、創新機制，以及高起點、高標準的城市功能配套系統以獲得長遠的發展。長期處于第二集團即第三類高新區基礎設施等硬環境已比較完善，重點應注重軟硬投資環境的綜合創建，由注重招商引資、基本建設向注重創新質量和優化配置科技資源轉移，由擴大建設項目向優化創業、創新環境轉移。長期處于第四類的高新區，制度環境和非制度環境均較差，經濟環境只需取得較小的改善就能產生更大的增長效果。例如從2007年各地區高新區的發展情況看，營業總收入增長率增長幅度最大的是綿陽高新區，達到66.8%；工業總產值增長率增幅最大的也是綿陽高新區，為70.7%［4］?？梢姡祟惛咝聟^雖然現階段經濟實力較為落后，但是有很強的后發優勢。通過借鑒其他規模較大的高新區的發展經驗，積極改善制度環境和非制度環境，此類高新區將會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
注釋：
①寧波高新區2007年1月經國務院批準升級為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國家級高新區變為54個。但是為了數據保持前后一致，2007年的研究數據并沒有包含寧波高新區。
②2000~2007年中，其余年份的聚類分析碎石圖也表現出相同類型的特征，文中就不再顯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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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薛薇.統計分析與SPSS的應用（第二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340.
［3］李燦.蘇州的探索――楊衛澤市長訪談［J］.決策與信息,2004，(12)：18.
［4］科學技術部發展計劃司.2007年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經濟發展情況［EB/OL］(2008年7月15日).most.省略/kjtj/tjbg/200811/t20081104_64782.htm.
［作者簡介］魏政（1983―），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政府政策與公共管理系博士生，研究方向是宏觀經濟、民營經濟、產業經濟。
經濟增長新動能范文2
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增長：現狀與挑戰
2011至2013年，中國經濟增速均值為8.23%，工業用電量、鐵路貨運量持續走弱；煤炭、鋼鐵等傳統高能耗產業和光伏、風電等新興產業相繼出現產能過剩；世界經濟萎靡帶來進出口總額不斷下降，宏觀經濟面臨下行壓力。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也意味著中國經濟進入了經濟增速的換擋調速期、經濟結構的調整陣痛期和對前期刺激政策的吸收消化期，“三期疊加”推動著傳統經濟動能的轉型調整，也迫切需要培育新的增長動力。
面對這樣的現實情況，著力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及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成為“十三五”期間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任務。所謂全要素生產率，是指剔除勞動、資本等生產要素的增長率之后，由技術進步和規模效益等因素所帶來的產出增長率。通常，我們將全要素生產率作為衡量國家或區域經濟增長質量、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改善的重要經濟指標。根據此前很多研究的測算，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在2000年到2012年期間呈現下降的趨勢，其中，人力資本結構改善緩慢、就業增長顯著降低、投資率過高且投資結構失衡以及產能過剩帶來資源配置率降低等因素，是造成全要素生產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如果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受益于勞動力和資本的大規模投入，那么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增長將必須依靠結構優化和效率改善。因此，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是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根本途徑，也是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抓手。
中國經濟增長動力的轉換：一個實證探索
供給側改革的核心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其內在邏輯體現在通過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從而實現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為了更加清晰地分析新常態前后中國經濟增長動力的變動情況，探尋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增長動力，人民智庫課題組選取2000―2012年中國省級（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面板數據進行了定量分析。首先利用DEA-Malmquist指數分解法（數據包絡分析-馬奎斯特指數），從技術效率改善和技術進步兩個角度測度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動情況；隨后，課題組在構建經濟增長模型，經過F檢驗、Hausman檢驗（豪斯曼檢驗）等對模型具體形式與回歸方法進行確定基礎上，通過回歸分析進一步實證探索了人力資本、交通基礎設施、城鎮化水平、政府規模、政府干預程度、投資結構以及產業結構等因素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程度，并分別測度了2000―2007年以及2008―2012年兩個階段上述因素對全要素生產率變動的影響情況?？紤]到數據統計口徑、變量數值測算等存在一定差異性，課題組更著重于分析各變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機制以及影響程度的變動情況，在此基礎上找出“新動能”，并探討如何更好發揮“新動能”對新常態下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
以回歸模型為遵循，課題組選取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產出變量，將資本存量（K）、勞動力投入（L）作為投入變量，以2000年作為基期調整相應指標數據，對2000―2012年中國全要素生產率（TFP）的變動情況進行DEA-Malmquist指數測算與分解，其中，資本存量的測算采用了永續盤存法。同時，選取適齡勞動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測量人力資本投入（HUM）；以公路、鐵路、水路建設密度測量交通基礎設施水平（TR）；以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衡量城鎮化水平（UR）；以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例體現政府規模（GOV）；以固定資產投資中國有經濟占比體現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程度（SOE）；以固定資產投資中建筑安裝投資占比情況考察投資結構（CON）；以國內生產總值中第三產業產值的比重衡量產業結構（TER），相關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相關經濟指標均調整為按可比價格計算。樣本數據統計性描述見表1，主要回歸結果見表2、表3。
新常態下中國的經濟增長動力
以創新為驅動，是新常態下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經濟增長動力轉換的核心是實現經濟增長由要素驅動、投入驅動向創新驅動的轉型。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要從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改善兩個路徑同時發力，通過對2000―2012年我國全要素生產率進行DEA-Malmquist指數分解，可以看出，在考察期間之初，技術進步推動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而技術效率損失也阻礙了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發揮更大的作用；隨著經濟增速放緩，技術效率的提升并沒有帶動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的提高。同時，技術效率和技術進步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在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的影響程度也有所差異。測算結果顯示，東部地區對于技術進步的吸收要優于其他地區，而技術效率改善在中部和西部地區的影響更為顯著，同時技術效率偏低和技術進步不足也是東北地區全要素生產率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
優化投資結構，是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的重要途徑。投資驅動帶來了經濟規模的快速增長，而投資結構的優化將成為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的關鍵。一直以來，“三駕馬車”帶動著中國經濟實現了快速增長，尤其是2008年之后，4萬億投資為危機后中國經濟軟著陸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保障。但是測算結果表明，投資率過高和投資結構不合理恰恰是造成中國全要素生產率水平增速緩慢甚至下降的重要原因。尤其是2008―2012年期間，建筑安裝投資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顯著為負。其實，這一結果并不難理解，在現行的財稅體制和政府績效考核體制下，地方政府在擴大投資規模帶動GDP增長的激勵機制下，盲目招商引資，盲目上項目，缺乏深入的市場預測和評估監管，進而造成當前投資率偏高而投資結構不合理的狀況，在當前仍舊大量存在。投資結構的不合理必然帶來投資效率的降低，而投資效率的降低又勢必影響經濟增長質量。
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深入推進供給側改革的重要抓手。根據測算，第三產業尤其是生產業發展不足，是制約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重要因素。新常態下，中國經濟面臨穩增長、調結構的重要任務，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經濟結構調整的重中之重。一方面，傳統行業產能過剩進一步惡化，部分行業尤其是新興產業的產能過剩呈現典型的結構性過剩，這需要依靠技術創新來調整結構繼而實現增長；另一方面，當前經濟增長中出現很多新的業態模式和新的市場需求，比如根據《人民論壇》關于“當前中國發展動力及其構成”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互聯網+”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得到了公眾的廣泛認可。
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是新常態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近年來，我國城鎮化水平有了顯著提高。2014年，我國排名前48位的大城市創造了56%的國內生產總值，也貢獻了74%的新增就業崗位。雖然我們在實證研究中選擇了常住人口的城鎮化率來代表城鎮化水平，但測算結果仍然驗證了城鎮化建設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從內在機制來看，城鎮化推動經濟增長，不僅體現在城市規模擴大帶來的規模經濟和集聚經濟效益，還體現在產業分工深化以及在不同部門、不同區域之間，勞動力和人力資本通過再配置而提高了經濟增長績效。此外，能夠推定，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的推進，還將吸引更為大量的投資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發展城市公共事業以及現代服務業，從而通過優化投資結構更好帶動經濟發展，催生經濟增長新動能。
以全要素生產率引領新常態的對策建議
事實上，從經濟增長速度和周期上來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中國經濟發展已經逐步呈現出新的歷史特點。而通過對2008―2012年中國全要素生產率進行測算及分解，我們可以對當前經濟新常態有更加清晰的認識。根據實證研究結果，在未來的經濟發展過程中，重點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并進一步發揮全要素生產率在提升經濟增長質量方面的積極作用。
鼓勵自主創新，構建產學研用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落實創新驅動戰略，發揮企業作為創新主體的積極性，促進企業、科研機構及產業園區之間在科技成果轉化方面實現高效率、高層次的協同合作，構建更為完善的科技成果轉化體系，從而提高創新驅動向現實生產力的高效轉化。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落實創新驅動并不是空泛的口號，也不是蜻蜓點水的小打小鬧，而是要在發揮市場機制的前提下，通過技術創新為市場提供更高端、更環保、更具價值的創新成果，為經濟增長培育核心動力。
完善市場機制，促進投資主體和投資渠道多元化。經濟增長由投資驅動、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化，并非要否定投資的重要性，投資并不是“洪水猛獸”。事實上，從當前的改革需要來看，創新能力的提高、新興產業的發展以及新型城鎮化的推進，都需要投資支持，需要更加合理的投資結構。新常態下，進一步調整投資結構，要建立健全市場機制，疏通產能過剩行業的退出渠道；完善投資監管相關政策法規，降低新興行業準入門檻，提高投資靈活性；通過多元化發展實現投資主體、投資結構、投資方式等的優化。
化解產能過剩，推動新興產業健康發展。智能制造、節能環保、信息技術等新興產業的快速發展將會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新亮點。在其快速發展的過程中，要重視核心技術的應用，創新能力和實力的提高，從而提升產業的競爭力。同時，要高度重視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在城市經濟逐漸轉型的過程中，現代服務業尤其是高端生產型服務業的健康穩定發展至關重要，也是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和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重要一環。此外，在推動產業結構調整的過程中，要關注經濟發展中新業態、新模式的變動，提高相關政策的靈活性和有效性。
改善人力資本結構，釋放更多的人才紅利。人力資本結構不合理，不能滿足當前經濟多元化發展需求，是限制人力資本發揮更大作用的制約因素，這為此前的很多實證研究所證實。當前城市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些新行業和新領域，都可能成為經濟增長的新亮點，提供滿足經濟發展需要的人才要成為教育改革的目標之一。因此，通過改善人力資本結構，提高人力資本供給與市場需求之間的匹配度，將成為提升人力資本對全要素生產率貢獻的重要途徑。從當前來看，完善職業教育體系，培養更多的專業技術性人才，是優化人力資本結構切實可行的重要途徑。
推動戶籍制度改革，更好發揮城鄉經濟對經濟增長的驅動。人口流動是“用腳投票”的過程，城鎮化建設既不能走傳統土地城鎮化道路，也不能簡單地走人口城鎮化的道路，而是應該走尊重人們意愿、響應人們訴求的城鎮化道路。對于城鎮化的理解，也不能簡單局限于城鎮地區，而是應該從城鄉一體化發展的視域來加以審視。進一步推動戶籍制度改革，提高相關政策在基層辦事機構的可執行性和可操作性，才能為人口在城鄉間的雙向自由流動提供現實條件，從而實現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建設，并充分發揮城鎮經濟尤其是小城鎮經濟（包括美麗鄉村經濟）在新常態下驅動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
（執筆：人民智庫研究員 于曉萍（見習）；統稿：人民智庫高級研究員 欒大鵬）
經濟增長新動能范文3
【關鍵詞】再工業化，傳導機制，產業升級
2008 年金融危機之后美國政府出臺的重大經濟政策，總體上包括以債務擴大為支撐的財政政策，以出口倍增為目標的貿易政策，以限制金融體系盲目創新的監管政策，以量化寬松為核心的貨幣政策以及以再工業化為核心的產業政策。這幾大政策各有側重，相互補充和支撐，共同促使美國經濟增長。然而，與再工業化政策相比，其他政策更側重于應對金融危機，著眼于短期效果，且引發的爭議也比較多。再工業化鎖定了美國經濟發展中的深層結構問題，因此不僅僅是一種經濟刺激增長的政策，也是推動美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維系美國經濟長期平衡的根本之道，因此該政策是美國經濟增長戰略的核心。
那么，對以制造業為核心動力的河南工業而言，美國重振制造業將帶來何種影響？ 該如何應對？緊密跟蹤美國“再工業化”發展動向，深入剖析其帶來的重大影響并采取積極應對措施，對處在產業轉型關鍵階段的河南經濟無疑極為重要。
1美國再工業化影響河南工業的傳導機制分析
美國出臺了一系列再工業化戰略，本文在梳理美國再工業化政策的基礎上，結合該政策的實施，提出影響河南工業的傳導機制，即產業重構和市場競爭，以應對次貸危機，獲得貿易優勢和提升制造業。如圖1所示。
綜上，美國再工業化實際上是對制造業產業鏈的重構，重點打造高附加值環節，著重發展高端制造業，其影響河南工業的傳導機制包括：
（1）通過產業重構的傳導機制：加速新技術產業化；產業逆轉移；產業轉移趨向低端化、代工制造業轉向東南亞。
（2）通過市場競爭的傳導機制：出口倍增計劃（擴大出口，限制進口）；貿易保護政策（反傾銷，反補貼，337調查，特別保障措施）。
2對策
新一代工業革命已經開始并且正在全球擴展開來，傳統性工業已經到了歷史性的十字路口：要么轉型升級走向新型工業的發展道路，要么繼續沿著傳統工業老路走向傳統工業的終點?！皞鹘y工業走向終點”之說并不是危言聳聽，我們已經能夠越來越清楚地看到傳統工業的終點就在眼前?？v觀大洋彼岸，轉型升級的鋼鐵城匹斯堡轉向新型工業之路走向科技城，而沒有轉型升級的汽車城底特律沿著傳統工業老路走向破產。
2.1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產業結構升級
在“固本”的基礎上“育新”。要加快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逐步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以生物、電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產業為重點，選擇潛在市場大、帶動能力強、吸納就業多、經濟效益好的領域，強化技術支撐，突出市場培育，加大產業鏈前端產品研發和后端推廣應用支持力度，爭取在節能環保、新型電池、創新藥物、非金屬功能材料等產業化上實現突破。
2.2推動產業集群發展，加快產業形態升級
根據省政府辦公廳印發的《“百千萬”億級優勢產業集群培育工程行動計劃》，河南將圍繞建設先進制造業大省，以提質轉型、智慧綠色、集聚創新為主線整合資源、優化布局，培育區域特色主導產業。到2017年，計劃在省轄市培育千億級主導產業集群20個左右，在縣域形成百億級特色產業集群100個左右，帶動裝備制造、食品產業規模以上主營業務收入均突破1.2萬億元，電子信息主營業務收入達到5000億元，汽車及零部件、現代家居、服裝服飾產業主營業務收入分別達到4000億元左右，基本形成產業布局合理、區域特色突出、結構明顯優化的產業發展新格局。
2.3推進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加快產業技術升級
河南工業的產業升級有兩大任務：培育發展新型產業，改造升級傳統產業。大力提高河南工業企業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將會推動河南的傳統產業向新型產業升級。采用信息化、智能化技術和裝置可以把傳統成套裝備改造升級成智能化成套裝備，嵌入智能模塊可以把傳統產品改造升級成智能化產品。
運用新一代寬帶技術、大數據、云計算現代信息技術，可以以企業生產決策、民眾生活實用信息服務為突破口，加速信息服務業由閱讀娛樂為主向應用決策為主轉變，提高人民科技生活、機構科學生產和決策的水平。
2.4推動制造業向生產業延伸，加快產業業態升級
信息化、智能化技術可以幫助工業企業打破產業邊界，大力發展跨越二、三產業邊界的服務型制造企業，加快產業業態升級，構建面向未來的現代產業體系。例如，信息化、智能化技術及產品可以幫助單純的裝備制造企業，從制造領域延伸到服務領域，由裝備制造商向裝備技術服務商轉型。
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移動互聯網催生的電子商務、物流金融、互聯網金融等一批新業態，正在帶動農業、提升工業、革新第三產業，覆蓋經濟與社會發展全局，成為新一輪創新發展的“發動機”。催生出很多新的業態、新的商業模式和新的經濟成分，蘊藏著推動河南經濟向中高端邁進的強大動能。這就要求我們在轉型升級的過程中，推動傳統產業向中高端邁進，培育新業態，打造經濟增長新引擎。
經濟增長新動能范文4
在中國直銷行業中，中脈健康產業集團董事局主席周希儉、天獅集團董事長李金元、天津和治友德制藥有限公司董事長韓金明、天士力控股集團董事局主席閆希軍等企業家代表均受邀出席此次盛會，并根據此次論壇主題，結合企業自身發展情況，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和心聲。
創新與轉型
從10年前初來中國，夏季達沃斯論壇始終關注著創新與技術革命對經濟增長的巨大貢獻。2013年的“創新：勢在必行”、2014年的“推動創新創造價值”、2015年的“描繪增長新藍圖”，達沃斯緊緊圍繞增長這一主線，并始終眼觀未來，關注創新。本次論壇的主題“第四次工業革命――轉型的力量”更是如此。
6月27日上午，國務院總理在天津梅江會展中心出席2016年夏季達沃斯論壇開幕式并發表特別致辭。
指出，中國經濟正處于新舊動能轉換和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我們將堅持發展第一要務，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理念，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堅定不移推進結構性改革尤其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抓好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使發展從過度依賴自然資源轉向更多依靠人力人才資源，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邁向中高端水平。
第一，以創新引領經濟轉型升級。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建設創新型國家，發展新經濟，培育新動能，著力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推進“互聯網+”行動，集眾智、匯眾力，發展共享經濟和眾創經濟，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第二，以全面深化改革推動經濟轉型升級。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等改革。運用市場化和法治化手段，淘汰嚴重過剩產能，努力解決富余員工分流安置問題。協同推進財稅、金融、國企、市場準入等重點領域改革，釋放經濟發展的更大活力。
第三，以開放助推經濟轉型升級。進一步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擴大服務業和一般制造業開放，營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預期的投資環境。只要是在中國注冊的企業，無論是中資還是外資，獨資還是合資，中國政府都一視同仁予以對待。
而在開幕致辭中提振世界對中國經濟的信心后，6月28日上午，進一步向來自全球的企業家們深入解讀中國的“吸引力”。
表示，中國轉型過程中市場需求巨大，政府會進一步放寬外資準入條件，營造更加公平的市場環境。“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潛力最大的投資市場，是最具吸引力的投資熱土?！?/p>
同時，強調，中國會盡最大努力維護金融和資本市場的穩定，“就像中國經濟一樣，中國的資本市場在某些領域發生短期波動有時也是難以避免的，但是我們不會允許出現‘井噴式’或‘斷崖式’變化。與此同時，我們還會按照市場規則、國際慣例，包括對個別的違約行為依法進行處理，讓資本市場逐步發展起來、發達起來。這將對中國經濟起到重要的支撐作用?！?/p>
直銷行業的聲音
中脈 推進供給側結構改革
中脈健康產業集團董事局主席周希儉是第二次參加達沃斯論壇，他表示，本次論壇的主題是――第四次工業革命：轉型的力量。力量來自哪里，我認為繼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關鍵。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終極動力在于企業，最終取決于企業自身的動力強弱。中脈作為一家具有20多年歷史的大健康企業，一直致力于生態健康事業的發展，以改善家庭微生態，共建和諧美好家為目的，創新性地提出了中脈生態家的構想。中脈生態家作為中脈轉型升級的強勁新動力，我們有信心也有能力，通過打造中脈生態家平臺，實現企業和產品的轉型升級，為更多的人帶去健康和快樂。
天獅 深化全球戰略
天獅集團董事長李金元在受訪時表示，創新是企業發展的原動力，對于企業的未來發展尤為重要。天獅響應國家“一帶一路”的政策號召，轉變新觀念，迎來新機遇和新發展，整合全球資源，充分挖掘大數據的價值，通過天樂電商平臺置換全球的土特名優產品，同時也向海外推薦更多更優質的中國特色產品，提升中國品牌在國際上的影響力。
此外，天獅將通過泰濟生打造“精準檢測、精準預防、精準治療、精準康復、精準服務”的現代健康管理養生平臺，面向全球高端客戶提供健康管理與健康服務；通過國際化大學的建設與打造，整合全球智慧資源，形成“政用產學研”教育發展平臺，培養國際化、復合型實用創業人才。
達沃斯是全球經濟的舞臺，天獅擁有全球化的事業平臺，將加大全球供應鏈的戰略布局，加強與國際優秀企業和機構的合作，真正做到“保就業、保創業、保健康、保安全、保發展”，樹立中國企業的國際良好形象與影響力。
和治友德 建立創新創業平臺
天津和治友德制藥有限公司董事長韓金明是第四次參加達沃斯論壇，他表示，總理的講話也愈加強調中國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國際大環境。其中，總理特別強調“立己達人”，幫助世界經濟發展就是幫助我們自己。
韓金明談道：“在總理講話中，還有一點讓我感受頗深。面對持續較大的經濟下行壓力，中國用創新宏觀調控方式，激發每個人的潛能進行創新?！逼髽I內部將多措并舉鼓勵員工創新創業，同時和合作伙伴、經銷商制定公平合理的分配方案，采用創業的方式開展合作，建立創業的平臺。
天士力 推進現代中藥國際化轉型
連續8年參加達沃斯的創始會員天士力，在此次會議上表示，在全球化大潮下，有著幾千年傳承的中藥行業，正努力進行著國際化轉型。
天士力控股集團董事局主席閆希軍表示，自1994年成立以來，天士力依托產業升級、技術創新和國際化三大驅動引擎迅速壯大。天士力確定了中藥國際化“三步走”戰略――“走出去：走出國門；走上去：高端；走進去：走進世界”，同時，天士力也正在全力打造處方藥、植物藥、食品補充劑保健品三類市場聯動的國際化格局。
經濟增長新動能范文5
通俗地講，創新就是要跟過去不一樣，想前人所未想，創前人所未創。創新，意味著對傳統的突破、對慣例的改變、對條條框框的打破，否則就不是創新。從這個意義上講，創新是要冒風險的，而有風險，就可能面臨失敗，甚至是很多的失敗。古今中外已有無數事例證明，科學發現、發明、發展的規律，是失敗多于成功；失敗，是創新道路上不可少的臺階。
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在論述科學發展規律時說：“正確的結果，是從大量錯誤中得出來的，沒有大量錯誤做臺階，就登不上最后正確結果的高峰。”錢老的話深刻揭示了一個道理：創新需要有包容的制度、文化和環境作保障。創新，需要寬容失敗。
很多身處創新一線的人都深深體會到“對創新失敗的寬容”遠比“對創新成功的獎勵”更重要。因為只要創新就有失敗的風險，但是，即使失敗了也能從中學到經驗，況且創新失敗的成本是可以控制的，而創新成功后的收益卻是不可估量的。因此，面對創新失敗要多寬容。“寬容失敗”也不僅僅是領導者要有寬容失敗的意識，而是每一位員工都需要有寬容失敗的意識，對每一位參與創新人員的失敗給予理解、支持、幫助、鼓勵，而不能問責、打擊、恥笑、扯皮，讓每一位創新者得到尊重，無論是成功還是失敗。
經濟增長新動能范文6
從我國經濟發展新階段特征出發，對經濟發展提出了很多新判斷、新理念、新戰略?？偫硪苍诮衲暾ぷ鲌蟾嬷刑岢觯骸爱斍拔覈l展正處于這樣一個關鍵時期，必須培育壯大新動能，加快發展新經濟。”
“新經濟”一詞備受關注和期待。在傳統“三駕馬車”中的投資、出口效用有所阻滯之際，以“互聯網+”、智能制造、新能源、生物醫藥、現代服務業等為代表的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正成為“新經濟”時代的發展新引擎。
“新經濟是新發展理念的體現，是對接新需求、釋放新需求、挖掘新需求、培育新需求的新供給，是吸收勞動力的大容器，更是推動中國經濟邁向新臺階的主力軍、生力軍?！?國務院參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仲文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說。 新經濟具有共享、創新、大眾、指數等多重特性。
多重特性
“新經濟”一詞最早出現于美國《商業周刊》1996年12月30日發表的一組文章中，用于描述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由信息技術革命帶動的、以高新科技產業為龍頭的經濟，包括移動互聯網、先進制造業、新能源等內容。
不同時空背景下，立足當前結構調整、產業升級的現實需求，我國提出的“新經濟”有著全新的內涵和特征。
在接受《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采訪的多位專家看來，新經濟是技術、產業結構和經濟活動組織形態三方面同時發生的綜合性變化。凡符合未來趨勢并能夠支撐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經濟新形態，都可視之為“新經濟”，例如網絡經濟、智能經濟、分享經濟、全球經濟、綠色經濟、跨界經濟、新型服務經濟，等等。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從發展邏輯上對新經濟進行了闡釋：新經濟的本質是新的數據、信息、網絡、創新、創意、市場、文化等要素加入生產函數中，這已經超越了傳統的勞動、資本、技術三大要素，從而引發生產函數的連續性變化，不僅是數量的增長，還是結構的變化，更是質量的提升。
具體分析，新經濟是多重新特性混合的經濟，但這些特性并不完全是并列的。
分享經濟是新經濟的核心特征。分享深化的基礎是互聯。“互聯不僅是連接，更多的是運用云計算、大數據技術，達到智慧的互聯，增強經濟主體之間的協同性和協同能力?！敝傥谋硎?，新經濟的諸多其他特性也是由互聯引出的。
創新經濟是新經濟的內生動力。在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下，智能制造、大數據、高端裝備與材料、精準醫療、數字創意等出現在“十三五”規劃綱要中的新業態，都將成為一個個新的經濟增長點，推動我國邁向追求更高效率、更低成本和可持續發展的“新經濟”時代。
新經濟的發展主要靠市場推動，發揮好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至關重要。政府的首要職責是創造良好的生態，營造公平競爭的環境、建立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機制，給創新者最大的激勵。 新經濟離不開新技術新應用、新模式。
新經濟是智能經濟。利用信息技術，企業研發、生產、管理和服務的智能化水平將大大提高。
新經濟是大眾經濟。一方面，從生產端來說，新經濟時代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特別是創意工作的門檻大大降低，不少企業都是輕資產運行，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理念逐漸深入人心。另一方面，由于全球范圍內互聯、信息透明，生產者要聚集一定規模的認同者相對容易，創意成功的概率更大。所以新經濟又是全球經濟、分享經濟。
新經濟是指數經濟。信息的透明、溝通成本的降低，使得交易的頻率和效率大大提高，即交易拉動創意。仲文認為，新經濟時代的產業、產品均呈現出一種爆炸式成長。新經濟不是線性增長型的，而是指數型的。
在2015年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p>
新經濟正是解決供需矛盾的良方。“互聯的新經濟時代，通訊文化解決了信息不透明不對等的問題，市場主體間的溝通速度很快、頻率很高?！敝傥谋硎荆陆洕鷷r代，供給和需求將更匹配，與此同時，創新創意融入產業，整個價值鏈和產品附加值都會大大提升。
新經濟還是跨界經濟。產品、產業之間沒有明顯的界限，也很難給出明確的標準，所以新經濟又被稱為融合經濟、非常態經濟、非標經濟、虛實一體經濟。
新經濟時代，管理去中心化、服務去中介化、無企業創業、無單位就業以及無主發明等趨勢將越來越明顯。
此外，與傳統經濟相比，新經濟有著鮮明的風險特性。一是技術更新換代速度快，領先者可能很快變為落伍者，存在所謂“先行者的詛咒”;二是技術發展趨勢難以準確判斷;三是政策風險，企業不容易把握政策底線，容易面臨“監管死”的困境;四是盈利難以預期，能否盈利且可持續，大多取決于用戶足夠的黏性與忠誠度。
總體而言，新經濟是對舊經濟系統性的切換，全面改變了技術線、產業結構、組織形態，并推動供應鏈、產業鏈、價值鏈和空間的再造。
四大驅動
十以來，從新常態到供給側改革，再到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新時期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與路徑日漸清晰。
新的發展理念下，一系列結構性變化正悄然出現，新經濟發展蹄疾步穩：
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斷提升，突出表現在高新技術產業快速發展，2015年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0.2%，高出規模以上工業4.1個百分點。
第三產業開始撐起GDP“半壁江山”，2015年增加值占比首次突破50%。經濟由工業主導向服務業主導加快轉變。
消費保持兩位數增長。2015年最終消費支出對GDP貢獻率為66.4%，比上年提高15.4個百分點，新業態、新模式表現搶眼。
在上海、深圳等地，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醫藥、智能制造等戰略新興產業迅猛崛起。深圳涌現出華大基因、大疆、光啟、柔宇、矽遞等一大批優秀的本土創造型企業。
概括而言，新經濟的驅動力包括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和新商業模式。這四方面內容，不僅將在下一步國內經濟結構調整、產業升級中發揮骨干作用，并將助力我國在與發達國家新一輪競爭中形成后發優勢。
首先，新技術是新經濟發展壯大的基石。
相比世紀之初，信息技術和互聯網發展水平已不可同日而語，正成為率先滲透到經濟社會生活各領域的先導技術。
同時，大數據、云計算、新材料、機器人、生物技術、交通運輸和新能源等技術領域取得突破。2015年，第三代核電技術取得重大進展，國產C9型客機總裝下線，量子通信、中微子振蕩、高溫鐵基超導等基礎研究取得一批原創性成果，載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探測等項目達到世界先進水平。
現代科技迅速發展，衍生出無限的商業開發價值。例如，2000年我國互聯網用戶和移動電話用戶分別只有2250萬和8453萬，到2015年底，已分別達到6.88億和13.06億，增長30.6倍和15.4倍。
“這意味著，人均擁有信息量、知識量以及應用能力急劇提高，強化了更大范圍的互聯互通，分享、共享信息資源，為創造新經濟、發展新經濟、分享新經濟提供了巨大的信息平臺?！焙颁摳嬖V《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第二，新技術催生新產業。當前的新產業以電子商務、信息技術、新材料、新能源、生物醫藥等為代表，是新經濟最為關鍵的增長點。
例如，電子商務產業，2015年全國網絡零售額為38773億元，同比增長33.3%，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10.8%。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阿里巴巴，僅在2015年的“雙十一”，全球銷售額超過912億元，產生交易的國家和地區達到232個。
第三，新業態包括“智能制造”、“從制造到制造+服務”、“從服務到服務”等新形態。新業態的出現，一方面孕育新的增長點，另一方面也為傳統產業注入生機。
作為制造業大國，如何通過智能化轉型搭上新一輪工業革命的快車，是中國制造向中國“智”造邁進的關鍵。
在《中國制造2025》中，智能制造被定位為中國制造的主攻方向。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促進制造業升級，深入推進“中國制造+互聯網”?！啊吨袊圃?025》對智能制造要求很高，比如，整個生產過程的管理要完全實現自動化、智能化和數字化?！眹鴦赵喊l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部部長趙昌文接受《財經國家周刊》采訪時表示，智能制造實際上是從大規模、標準化生產向柔性化、個性化、定制化的變革。
利用工業機器人、物聯網等信息技術改造傳統生產方式，成為越來越多制造企業的選擇。在傳統家電行業，“智能制造+互聯網”結合已經成為風潮。格力、海爾、美的、海信等企業，都在積極推進生產自動化與信息化的融合。此外，智能機器人、新型顯示、3D打印等發展迅速。
“從制造到制造+服務”是制造業服務業相融合的新業態，也稱制造業的服務化。 設計、制造、營銷一條龍，例如，衛星導航、車聯網、智慧醫療等業態就是典型的制造業服務化。
“從服務到服務”的跨界融合服務新形態則包括互聯網金融、云計算、移動醫療、在線教育、大宗商品交易平臺等。
第四，商業模式推陳出新。
如管理學大師彼得?德魯克所言，當今企業間的競爭，不是產品之間的競爭，而是商業模式的競爭?；ヂ摼W精神（平等、開放、協作、分享）和大數據技術正在顛覆和重構整個商業價值鏈，貫穿于各種業態和產業鏈中，延伸出不同的產品形態、不同的收益模式，例如O2O、C2B、跨界經營、虛擬經營等。
“下一步的新經濟，更多的要圍繞著人工智能環境下，移動互聯網、萬物互聯來尋找各種新的商業模式。新的應用創新，帶動全新的消費，更多的商業模式可以被創新。”科大訊飛董事長劉慶峰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說。
增長新引擎
新經濟的提出與發展和新舊動能轉換的需要密切相關。
隨著新常態到來，基建、房地產投資減速，鋼鐵、水泥、煤炭、建材等傳統行業的供需矛盾日趨嚴重，利潤率逐漸降低，產能過剩、有效供給不足問題凸顯。此外，全球需求疲弱、新興市場動蕩，對出口形成掣肘。
三十多年的超高速增長已成為歷史，亟需引擎迭代，結構調整。
“新經濟是新動能的源泉，新經濟閃亮登場，新動能才會澎湃前行，新舊動能才能順利交接?！敝袊鴩H經濟交流中心特邀研究員范必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去年以來，“互聯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中國制造2025”等不斷落實推進，高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等悄然崛起，成為對沖下行壓力、護盤兜底的重要力量，更帶動我國邁向一個追求更高效率、更低成本和可持續發展的“新經濟”時代。
新經濟的引擎作用已經得到數據支持。2013～2015年，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年均增長11.4%，增速高于全部規模以上工業3.4個百分點;主營業務收入和利潤總額年均分別增長9.9%和14.4%，增速分別高出全部規模以上工業3.6和10.2個百分點。
各大新興產業、業態發展迅猛。例如，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公布的產銷數據顯示，2015年新能源汽車產量達37.9萬輛，同比大幅增長4倍，市場熱度不斷提升;根據賽迪顧問數據，國內智能電視2015年銷售量達3400萬臺，銷售額達1250億元，銷售量同比增長30.7%，銷售額同比增長31.5%;2015年，全年網絡消費增速31.6%，比整體消費快20.9個百分點;全年完成快遞業務量206.7億件，增長48%。
這一態勢正在延續。根據莫尼塔和BBD公司聯合的《中國新經濟指數（試行版）》顯示，今年2月，中國的新經濟占整個經濟比重為31.8%，相較上個月上升4.8個百分點，增長源主要來自資本和科技的投入。
由此可見，經濟增長過程中新舊動能的力量對比正在發生變化。智能制造、大數據、高端裝備與材料、精準醫療、數字創意等出現在“十三五”規劃綱要中的新經濟概念，都將成為一個個新的經濟增長點。未來幾年，新經濟將顯著改變中國經濟的總體增長構成。
但需注意的是，當下國內的結構性改革不僅是尋找和培育新的增長點，也包括提高傳統產業的競爭力。胡鞍鋼認為，新經濟與舊經濟并不是對立的，而是一個經濟體的兩個方面。既有新經濟的爆發性增長，也有舊經濟向新經濟的躍遷;既有以新經濟促進舊經濟升級，也有舊經濟促進新經濟擴散。無論是新經濟還是舊經濟，都要不斷地引入創新要素、技術要素、知識要素。
仲文表示，關閉“僵尸企業”，應該將機器設備、資金、人員換一種用法，提高效率，在解決產能過剩問題的同時形成新動能。仲文舉例，像鋼鐵、煤炭行業中需要被清理的僵尸企業，可以通過為下崗的拉貨工人提供平臺，形成諸如“滴滴貨運”這種新業態。
加快培育和發展新經濟，需要兼顧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實現二者耦合發展。不少地區正在結合當地原有的優勢產業基礎布局打造新經濟。例如，遼寧的機器人、新能源汽車和智能汽車，安徽的量子通信，湖北的新材料、智能穿戴、移動互聯網，貴州的物聯網，重慶的基因檢測、智能汽車，等等。
科技創新引領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2015年秋的一項報告稱，創新是中國未來十年能否保持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2025年前，服務業和制造業創新活動對中國經濟每年的貢獻預計可達1～2.2萬億美元。
沒有創新，新經濟是無源之水?！皠撔隆背蔀楦哳l熱詞，深入各地執政理念。《財經國家周刊》記者統計，在有關省市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廣東出現了88次“創新”，江蘇、上海均出現了70次“創新”，少者如黑龍江、海南，也出現了20多次。
首先，科技創新被放在核心位置。
數據顯示，我國2015年R&D經費占GDP比重為2.1%，并未實現“十二五”期間達到2.2%的目標。按照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到2020年，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強度要達到2.5%?？萍歼M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要達到60%。據了解，創新型國家科技進步的貢獻率普遍高達70%以上，美國和德國甚至高達80%。
不少地方政府明確了這兩大具體指標。廣西提出，到2020年全社會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提高到2%;山東這一目標為2.6%，江蘇、浙江、廣東的目標為2.8%。上海的目標是保持在3.5%以上，北京保持6%左右。福建則表示，“十三五”時期研發經費投入年均增長15%以上。
在科技進步貢獻率方面，甘肅、寧夏提出，到2020年，科技進步貢獻率達到55%;廣東提出，技術自給率和科技進步貢獻率分別達到75%和60%;江蘇提出，“十三五”時期的科技進步貢獻率提高到65%以上。
第二，為發揮人力、人才在科技創新中的主導作用，各地大力倡導和扶持“雙創”。江蘇今年將扶持大學生創業1.6萬人，扶持農民創業3萬人，落實高校畢業生就業促進計劃和創業引領計劃，支持農民工返鄉創業。安徽將開展1000家高新技術企業培育行動，扶持30個國內外一流創新創業團隊。
第三，各地產業結構布局也正在發生變化。多地提及新興產業布局，包括智能制造、云技術、大數據、電子商務、互聯網+等，并提出對傳統產業進行改造。
例如，江蘇提出，以跨界融合為著力點，提高互聯網經濟發展水平，推進“智慧江蘇”建設，打造一批互聯網產業園和眾創園、云計算和大數據中心。浙江則提出，到2020年布局在役工業機器人超過10萬臺，“浙江制造”標準達到500個以上，建成一批高質量的產業云服務和產業大數據平臺。
預先布局很重要，但關鍵在于落實。在創新驅動發展上，尤其要解決科技創新和產業化之間“最后一公里”的問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在接受《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采訪時曾表示，最根本的還是要推動更多企業構建研發和創新平臺，實現全覆蓋，并依托創新平臺整合資源，參與國際競爭。只有讓企業建立一流的研發平臺，創新型領軍企業才會涌現。
打造新生態
目前國內新經濟發展勢頭迅猛，有極強的要素集聚能力，但尚處于萌芽階段，在整個經濟結構中不占主導地位。新經濟的培育和成長，離不開打造創新生態。
受訪專家普遍認為，新經濟的發展主要靠市場，要發揮好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
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前提是市場體系比較完善、機制健全。而政府的首要職責是創造良好的生態，營造公平競爭的環境、建立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機制，給創新者最大的激勵。在具體產業和產品發展創新上，要靠企業通過獨特的市場嗅覺，將企業的創新活力與市場競爭結合起來。
具體來說，政府作為公共服務的提供者和市場監管者，應做好“放、管、服”。
首先，要多“放”。大幅度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的直接干預，給予相關企業相對比較寬松的環境，允許其先行先試，多探索多創新。
“放”主要包括三方面的改革：國企改革、價格改革和簡政放權。
要推進國企股權多元化改革，開展落實企業董事會職權、市場化選聘經營者、職業經理人制度、混合所有制、員工持股等試點。大力放寬電力、電信、交通、石油、天然氣、市政公用等領域市場準入，消除各種隱性壁壘，鼓勵民營企業擴大投資、參與國有企業改革。
價格改革的目標是真正由市場價格來引導生產要素和資源的流動和配置。國家發改委近日表態，2016年加快推進電力、天然氣、醫療服務等重點領域價格改革，清理規范不合理收費，健全成本價格監管制度。
三是通過簡政放權、減少管制，更好發揮政府作用。2015年，已取消和下放311項行政審批事項，取消123項職業資格許可和認定事項，徹底終結了非行政許可審批。工商登記前置審批精簡85%，全面實施三證合一、一照一碼。改革的推進讓更多主體投入到新經濟的創造中，去年全國每天誕生企業1.2萬戶。
對于新模式、新業態帶來的經濟風險或市場失靈，需要政府在建立完善的誠信機制、開放、彈性的監管體系上下功夫。例如，互聯網金融行業在加速發展的同時存在浮躁和追求短期利益的情況，甚至有不少公司打著互聯網和P2P的幌子非法集資。在要求行業自律的同時，從監管層面來說，應盡快出臺監管細則并明確監管主體，并完善互聯網金融監管執法體系等，多角度“加碼”監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