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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觀經濟學所考察的問題范文1
[論文摘 要]西方經濟學作為大學經濟學及相關專業的主要必修課程之一，始終博得人們的廣泛關注。但隨著人口數量膨脹與資源稀缺之間地矛盾銳化，其所蘊含的傳統經濟學理念無法跟上時展，更無法對現在盛行的循環經濟體系給出合理解釋，呈現出一種與生態文明漸行漸遠的趨勢。而環境教育的多學科滲透特性可以彌補傳統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弊端。因此，在大學西方經濟學課堂中滲透環境教育是十分必要。本文在闡述目前大學西方經濟學概況的基礎上，指出在大學西方經濟學課堂中滲透環境教育的必要性，并給出幾點建議。
一、西方經濟學概述
西方經濟學被西方國家譽為“社會科學的皇后”，其受重視程度可見一斑。我國各高校的經濟學專業一直將此課程設置為專業必修課，管理類專業也紛紛將其視為專業基礎課。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無論從實踐還是理論研究的角度，此門課程受重視程度都逐步提高，有越來越多的專業開設了本門課程。
對于西方經濟學的介紹，國內出版過多種圖書。在大講意識形態的年代里，介紹西方經濟學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批判，因此在介紹時，一般是為樹立批判的靶子，甚至斷章取義，改革開放之初，雖然我們開始強調有批判地借鑒西方經濟學，但由于從主導思想上否定市場經濟，所以對可供借鑒部分的分析很不充分。80年代中后期，隨著對外開放步伐的加快，忽視國情、盲目照搬西方經濟學的傾向又有所抬頭，一些在西方國家也存在很大爭論的理論和主張，諸如凱恩斯主義的用高消費和高投資及溫和的通貨膨脹刺激經濟發展的主張等，被不加具體分析地應用到中國經濟的研究和實踐之中，造成了認識上的混亂，并給實際的經濟運行帶來許多消極影響。
我國大學現行的西方經濟學課程使用的課本極其多樣化，但均由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兩大部分組成。目前我國大學廣泛使用的西方經濟學課程經過以古希臘思想家色諾芬為代表的“家計管理學”以及早期重商主義者安·德·蒙克來田、亞當·斯密主張的“政治經濟學”逐步演變而成。西方經濟學的誕生是以19世紀微觀經濟學從經濟學的陣營中獨立出來為標志，并由薩繆爾森在《經濟學》一書中綜合宏觀和微觀經濟學，最初形成西方經濟學的完整體系。此后西方經濟學學術成果輩出，并對整個世界經濟格局起到不可忽視的影響。
二、在西方經濟學課程中滲透環境教育的必要性
在環境問題日益惡化的今天，如不符合自然發展規律，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就會日陷淺灘。為此，在大學西方經濟學課程中滲透環境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具體表現在：
（一）彌補課程自身缺陷
西方經濟學課程的自身缺陷，總的來說就是傳統經濟學理念的缺陷。從經濟理論來看，西方主流經濟學認為，只有進入市場體系的資源才是真正的經濟資源，才具有經濟分析意義。那些市場上難以計量的東西，如環境服務、自然資源、生態功能等即使很重要，但由于無法通過價格機制進行配置，就無法進行經濟分析，也就當然被排除在經濟理論考察范圍之外了。這種觀念從斯密、李嘉圖開始一直延續到現代經濟增長理論之中。在研究現代經濟增長的許多有影響的經濟學家的觀點中，他們無不忽視資源與環境的地位和作用。他們只是根據報酬遞減現象進行表面化的經濟分析，只注重對資源與環境可以納入市場核算的經濟價值部分分析，從未深究報酬遞減的原因是什么。事實上，對土地等自然資源要素的過度使用超過環境承載力，導致邊際報酬遞減現象。[1]而自然力服務并非是通過狹隘的經濟核算就可以完全計量的。很顯然，在西方經濟學狹隘地崇尚市場機制的視野內是無法看到自然資源與環境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的。為此西方學者埃爾斯曾經形象地比喻道：“看不見的手，沒有綠拇指”。[2]因此在西方經濟學課程中滲透環境教育，能有效促進新時期課程發展。
（二）促進可持續發展
可持續發展是“指既要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要不損害后代人滿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的發展。[3]如果人們的過度生產、消費超出環境承載力，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遭到破壞，就會威脅人類的可持續發展，造成“不經濟”。為此，西方經濟學的覆蓋范圍應從原有的人與人擴大到人與自然之間的利益平衡，也就是偏重于循環經濟、穩態經濟研究。循環經濟是指物質、資源的循環利用，以達到節約資源成本目的。穩態經濟是循環經濟發展的完美境界，指物質、能量能夠得到無浪費的充分再利用。 轉貼于
在21世紀，這個提倡生態文明、發展循環經濟的時代背景下，應將環境教育融入到西方經濟學課堂中，使學生懂得人類如果過度破壞、利用環境，就會造成人類發展的不可持續。
三、在西方經濟學中滲透環境教育的建議
西方經濟學課程分為微觀、宏觀兩大部分，其中微觀經濟學中主要講授關于供給與需求、消費者行為、生產、成本、生產要素定價等理論問題。宏觀經濟學則主要介紹國民收入核算、國內生產總值、宏觀經濟政策、經濟增長等理論問題。那么如何在這些復雜的經濟問題中滲透環境教育，使新型的西方經濟學可以彌補對于解釋循環經濟、自然環境與資源稀缺性等方面的缺陷？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從微觀經濟學層面滲透
微觀經濟學主要研究單獨個體之間的經濟關系，研究內容主要分為兩個層面：
1．企業層面，西方經濟學主要介紹供給需求、生產、成本等內容。教育者可以以一個企業為例，將循環經濟的清潔生產觀介紹給學生。比如丹麥的瓦倫堡工業園區的建設：這個工業園區的主體企業是電廠、煉油廠、制藥廠和石膏板廠，以這四個企業為核心，通過貿易方式利用對方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廢棄物和副產品，作為自己生產中的原料，不僅減少了廢物產生量和處理的費用，還產生了很好的經濟效益，形成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良好循環。通過對瓦倫堡工業園區的建設以及一系列具體數據的換算，學生可以輕易的得出哪種生產模式更節省成本、更環保。從而讓他們受到很好的環境教育。
2．個人消費層面，傳統的西方經濟學所介紹的消費者行為強調“拼命生產、拼命消費”的理念。而通過滲透環境教育，我們則要求學生理解適度消費、層次消費理念。從而使學生建立起一種新的消費觀念，這種消費觀念應該是符合生態文明要求的綠色消費觀。
（二）從宏觀經濟學層面滲透
宏觀經濟學研究整體經濟學現象，主要包括GDP、經濟政策兩方面內容。
1．關于對待國內生產總值（GDP）的了解應更上一個層次。不能憑借傳統的思路，一味的追求GDP的盲目增長。在傳授與其相關的經濟學理論的同時，引用綠色國內生產總值GGDP概念，使學生在接受傳統經濟理念教育的同時可以認識到它的非決定性。
2．關于宏觀政策方面，可以聯系下新制度經濟學的內容，讓學生們在了解傳統的經濟政策同時，也能了解些關于政府改善生態環境，堅持循環經濟的決心與方針政策。
參考文獻
[1][2]閆敏，循環經濟國際比較研究[M]，新華出版社，2006(7)，17-18
[3]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我們共同的未來，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2，52
微觀經濟學所考察的問題范文2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西方主流經濟學；市場觀
中圖分類號：f093 文獻標識：a 文章編號：1007-2101（2011）01-0031-06
摘要：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市場是一種制度，是作為社會所采取的用于解決稀缺資源使用沖突的一種方式而產生的，市場之所以能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存在是因為其能夠比戰爭等其他方式更有助于促進社會經濟效率。界定明晰而穩定的個人產權是使市場有效運行的前提條件，市場不是一種以普遍和諧為基礎的制度。新制度經濟學這種市場觀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觀點有著深刻的差異。它揭示并彌補了后者的許多不足或局限性，有助于人們對市場形成更為完整深入科學的認識。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西方主流經濟學；市場觀
中圖分類號：f093 文獻標識：a 文章編號：1007-2101（2011）01-0031-06
新制度經濟學市場觀，是指新制度經濟學家對諸如市場是什么、是如何產生的、為什么會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存在、其有效的運行需要什么樣產權制度前提、有什么經濟社會代價等有關市場的一些基本問題的思考和觀點。新制度經濟學家對這些問題的觀點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觀點有著深刻的分歧。他們的思想揭示并彌補了主流經濟學市場觀許多重要的局限性或不足，有助于人們對市場獲得更為完整、深入、科學的認識。
一、市場是一種制度
“市場并不像它表面上所顯示的那樣，是一目了然的”。①西方不同流派的經濟學者對“市場究竟是什么”的問題看法并不一致。根據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觀點，市場是買賣雙方自由進行商品和勞務交換的地方，是價格存在并受供求關系影響的地方。如馬歇爾認為，“經濟學家所說的市場，并不是指任何一個特定的貨物交易場所，而是指地區的全部，在這個地區中，買主和賣主彼此之間的往來是如此自由，以至相同的商品的價格有迅速相等的趨勢”。②斯蒂格勒也認為，“市場是一個區域，在其中一種商品的價格是趨于一致”。③普瑞爾指出，市場是“（1）買者和賣者碰面議定商品和勞務交換的過程，（2）價格存在的地方，（3）價格受到供求力影響的地方?！敝档米⒁獾氖牵^的“地區”、“區域”或“地方”，既包括有形確定的空間，也包括無形不確定的空間。④在邏輯上，價格的存在是由供求關系決定，是買賣雙方在自由進行商品或勞務交易時必然伴生的現象。所以，對西方主流經濟學來說，買賣雙方對商品或勞務進行自由交易的行為是“市場”的根本。只要存在著關于某種物品的自由交易，就意味著關于該物品的市場的存在。
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對市場的看法與主流經濟學有明顯的不同。他們認為，主流經濟學所說的自由交易只是在一個社會選擇了市場這種制度時才會普遍存在和有效地進行的現象?？扑怪赋?，“大多數經濟學家似乎沒有意識到經濟體系與法律體系之間的這種關系”，“實際上存在著私人法律，如果沒有這樣的法則和規定，交易就不可能迅速達成”。⑤布倫南和布坎南認為市場意味著一系列運作規則，“個人行為恰好是在這些規則之下在市場中產生的”。⑥所以，在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看來，自由交易行為并不是市場的最為本質的東西，市場的最為本質的東西是使此種行為能夠有效進行的具有特定的“法則和規定”的“法律體系”。正是從這種角度出發，他們把“市場”看作是一種“社會安排”或一種“制度”。如阿爾欽和德姆塞茨指出，可以“把一個社會體系視為依靠技術、法規或習慣對稀缺資源使用導致的沖突的解決方案”，市場只是人類所曾采取的許多“解決方案”或“安排”中的一種⑦。張五常說，“市場本身是一種制度”，“像任何其他制度一樣，市場被創造出來在其他約束條件下降低成本”。⑧富魯博頓和瑞切特說，“市場最好理解成便于多方進行反復交易（與個體之間的零星交易相對應）的社會安排，‘市場’這個組織由一系列的制度規則（一種制度）和人構成，人們創造了這些規則并將它運用到特定的商品交易中去”。⑨這些制度“決定了每個潛在交易者的產權分配并對這些產權如何使用或轉讓作出了規定”，其目標是使“絕大多數潛在交易方有機會參與競爭”，⑩并“有效地組織交易”。[11]
總之，在新制度經濟學看來，市場是一種制度，是價格機制的存在和作用或人們所看到的買賣雙方自由地確定交換物品的價格和數量的過程或行為，只是在社會選擇了“市場”這種“制度”、“社會安排”或“法則和規定”的條件下才能成為普遍性存在的現象，不是“市場”本身，而是“市場”所力圖促進的東西。
二、市場是一個社會所采取的用于解決稀缺資源使用沖突的一種方式
由于主流經濟學把市場歸結為人們自由自愿的交換行為，所以，對他們來說，自由交換行為的發生，即意味著市場的產生。在主流經濟學看來，導致交換行為發生的原因主要有三個：一是作為人類的“本然的性能的”“要求互相交換這個傾向”；[12]二是分工[13]；三是“人類從事經濟活動”所遵循的“盡可能完全滿足其欲望的原則”。[14]在西方經濟學家的觀念中，無論是斯密說的交換傾向，還是門格爾所說的人類經濟行為所遵循的“盡可能完全滿足其欲望的原則”，還是“分工”，都不是由人們可識辨的外在于個人的人為的有形強制行為的結果，而是自然或基于個人理性而自發生成的。把交易行為的發生或市場的產生歸因于這些自發性或自然生成的有關人性或經濟的事實表明，在主流經濟學里，市場被看作是基于個人理性自發生成的。
而在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看來，市場制度產生的根源在于經濟資源稀缺性所必然導致的社會成員之間的利益沖突，它是作為一個社會所采取的用于解決這種利益沖突問題的一種方式而產生存在的。阿爾欽指出，經濟資源的稀缺性“阻礙了每個個人達到完全心滿意足的程度”，這也就不可避免地使得“一些人實現的一定程度的心滿意足是以另一些人更低下的生活狀況為代價的”，因此社會成員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利益沖突”?！懊總€社會都必須解決它的社會成員之間的利益沖突問題。解決（而不是消除）這一沖突的方式通稱為競爭。因為，按照定義，既然沒有辦法消除競爭，那么剩下的問題就在于：為了解決利益沖突，應當采取什么樣的競爭形式?！盵15]阿爾欽和德姆塞茨認為，人類為解決這種“利益沖突”而“作的安排包攬了人類經驗的全部范圍，包括戰爭、罷工、選舉、宗教權威、法律仲裁、交換和投機。每一個社會都采用過這些方法。社會組織之間的差別主要體現在它們所強調的解決與資源稀缺相聯系的問題而采用的特定方法上”。[16]這里的“交換”是作為一種社會的“安排”，因此顯然不是主要指行為，而是指人們必須通過“交換”才能取得各自所需的但為他人擁有的財物的制度，即其所說的市場制度。
轉貼于中國
由于在歷史上或在現實中，人類還常用許多非市場手段如戰爭、行政安排或法律仲裁等來解決經濟利益沖突問題，所以他們強調，人們選擇市場作為解決因資源稀缺問題所導致的利益沖突的一種社會制度或手段，并不是如主流經濟學家所認為的那樣是“理所當然”的。在他們看來，只有資本主義社會才主要依靠市場來解決稀缺資源使用上的沖突。[17]自由交換要成為一種現實的普遍的行為，“需要法庭或政府的權力來加以補充”，[18]需要得到“以國家暴力或懲罰為后盾的行使法律的支持”，[19]因此，“沒有政府的協助是不行的”。[20]中國
把市場看作是一個社會所采取用于解決其所面臨的公共經濟問題即由于稀缺資源使用而發生的利益沖突的“安排”、“方式”或“方案”，并強調它需要公共權力的“補充”表明，在新制度經濟學派看來，市場不是基于個人理性自發生成的，而是一個社會的公共選擇或集體選擇的結果，因此是基于集體理性人為建構的，具有強制的性質。這一點在新制度主義所提出的對市場的普遍存在性的解釋中有著更為明顯的體現。
三、市場是確保稀缺資源配置效率的最實用的方法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對于主流經濟學家來說，要對為什么市場會成為人類社會的一種普遍存在的問題進行解釋，就需要對他們賴于解釋的市場之所以產生的原因進行普遍存在性的證明。對于人類是否具有“要求相互交換這個傾向”，斯密本人和后來的經濟學家都沒有予以解釋或證明，也是難以證明的[21]。分工的程度與市場范圍是相互依賴的[22]，所以人們根本就不可能獨立于市場對其進行普遍存在性的證明。人類經濟行為遵循“盡可能完全滿足其欲望的原則”，只是經濟人假設的另一種說法而已。西方經濟學家至今都沒能對該假設的普遍存在性進行嚴格的邏輯證明。所以，總的來說，在西方傳統主流經濟學里，還沒有對市場的普遍存在性給予合理的理論解釋。
由于把市場看作是一個社會所選擇的用于解決經濟問題的制度安排的一種，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就從制度成本或交易成本比較的角度對市場的普遍存在性提出了經濟學的解釋。他們認為，之所以是市場而不是“戰爭”等其他手段成了人類社會的用于“解決稀缺資源使用上的沖突”的“主要依靠”，主要是因為總的來說，市場制度的運行成本較低，能確保較高的社會經濟效率。
德姆塞茨認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產權制度其實就是一組界定行為的原則，它規定了哪些競爭方式是允許的、受鼓勵的，哪些則不受鼓勵、不被允許”。而具體規定“哪些競爭方式是允許的、受鼓勵的，哪些則不受鼓勵、不被允許”與其各自的“效率”“具有很強的關聯性”。他說，“依靠暴力進行競爭一般不受稱道，部分原因在于，如果容許使用暴力，就看不清這種競爭的前提，即無法估計其凈收益了”。而在市場上“通過‘自愿’談判進行的競爭”之所以是“允許的、受鼓勵的”，就是因為它“提供了權衡收益和成本的更合理的技術手段，同樣還提供了排除造成凈損失的手段”，[23]即“把人們愿意支付的貨幣作為計量手段，并且把造成可用貨幣計量的凈損失的那種環境篩除出去”，這就使得它“要比通過暴力的‘非自愿’方式的競爭，更能為社會增加實際財富”。[24]德姆塞茨還認為，如果不經過市場協調就使用民主政治體制的集體決策或法庭裁定來決定資源的配置和使用，就無法得到通過自由市場交易所揭示的為確保經濟的高效運行所需要的信息，這樣“不管它們采用哪一種效率標準，都可能只是‘隔靴搔癢’，還很容易錯判”，導致比市場更低的效率?？傊?，在他看來，“恰恰是由于要掌握這些關于效率的先決性條件過于困難，才使得通過自由市場交易以形成最佳定位的所有權及資源使用方式成為一種很實用的方法”。[25]
張五常指出，市場上的競爭“匯集了所有潛在所有者的知識——即可供選擇的合約安排知識和資源使用的知識”，而“合約當事人之間的競爭”又“降低了執行合約的成本”，這樣就“降低了尋找和追求最有價值的選擇來簽定合約把一種資源用于生產的成本”。[26]他還認為，市場價格是“唯一已知的幾乎不導致或完全不導致租金消散的標準”，[27]所以在他看來，“一般來說，管理決策是不可能優于通過價格機制作出的決策。當價格信息引導從事的每一種活動時，發生錯誤的可能性必然減少”。[28]因此張五常認為，正是由于實施自由市場制度社會的交易成本一般低于取消自由市場制度的社會的交易成本，具有更高的經濟生產力，才使得市場能廣泛地拓展到原來排斥市場的國家。[29]
很明顯，德姆塞茨和張五常對市場的普遍存在性的解釋角度有所不同。前者直接從市場更能促進經濟效率或生產力的角度來解釋，而后者則是從市場更能節省交易成本的角度來解釋。但對于新制度經濟學來說，所有的經濟制度安排“都需要一定的成本”，[30]“經濟制度的生產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交易成本的高低”[31]。這表明，他們二者的解釋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都是以市場能比其他制度或手段更能有效促進整個社會的經濟效率為根據來解釋市場的普遍存在性。這種解釋也進一步地表明了，新制度經濟學強調市場的集體理性和集體選擇的基礎。轉貼于中國
四、界定明晰而穩定的個人產權是使市場有效運行的一個前提條件
市場運行是買賣雙方的自由交易過程，也是物品價格的形成和決定的過程。價格形成和決定的理論就是西方主流經濟學關于市場運行的理論。從該理論中我們可以看到，主流經濟學家把任何經濟物品或勞務的價格描繪成了只是由那些與其產權制度安排無關的諸如偏好、生產技術和社會經濟資源結構等客觀因素決定的函數，因此，完全忽略了產權安排市場運行效率的影響。另外，在該理論里，“交易成本被假定為不存在”。[32]科斯定理表明，在交易成本為零時，產權界定不會影響經濟資源的配置效率，因此不會影響市場運行的效率。這表明，主流經濟學蘊涵著產權與市場運行效率是不相關的市場觀。中國
對于新制度主義經濟學來說，交易成本大于零是最基本的假設之一，科斯第二定理是該經濟理論的最為核心的命題。它認為，在該假設條件下，產權界定會通過影響市場交易成本而影響資源配置效率。所以，產權制度與市場運行效率的關系是該學派經濟學家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
根據經濟人假設，他們認為，“一切私人所有者都有強烈的動力以最有價值的方式使用其產權”，[33]而個人產權即個人對自己所有的物品的排他性的占有使用權、收益權和自由的轉讓權等的任何弱化，如產權界定不明晰、受限制或無法獲得有效的保護，都會導致交易成本的提高[34]和市場價格信息質量的下降，[35]從而使得以市場出清價格的交換不能實現，影響資源配置效率。[36]所以，新制度主義經濟學認為，“產權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前提”[37]。要確保市場的有效運行，“產權界定必須首先高度穩定”，[38]“要求不存在對合約條件的法律管制，而且要求不存在對合約選擇的限制”，以確保每一個人即“可以自己將物品或資源用于他認為是最有價值的用途，也可以與其他人進行合約安排達到這種用途”。[39]由于在現代文明社會里，產權的界定和保護要靠國家，對它的侵犯或弱化也主要是來自國家。所以，新制度主義經濟學認為，政府對尊重私有產權給以可信的承諾是市場經濟有效運行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40]嚴格限制政府剝奪財富的能力的可靠政治基礎是繁榮的市場所必備的。[41]
五、市場不是一種以普遍和諧為基礎的制度
為給市場經濟提供意識形態上的支持，從亞當•斯密開始，西方主流經濟學家除了宣揚社會利益會因為個人的自由的自私自利行為得到有效促進的“無形之手”原理之外，他們還不斷地提出各種不同的學說或定理來證明，在市場經濟里，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系是普遍和諧。如薩伊定律宣揚人與人之間的利害是休戚與共的；[42]巴師夏的經濟和諧論則更是把市場經濟描繪成一個能讓每一個人“憑自愿對它作出貢獻，而獲得的則超過他的貢獻，并且總是增加著他的滿足”的“高尚”、“平等”、“自由”、“公平”和“同個人獨立完全協調”的“美麗組織”；[43]克拉克的邊際生產力分配論把自由市場經濟描述成為沒有剝削的正義的世界。[44]在目前，許多主流經濟學家都把介紹阿羅和德布魯等所證明的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作為微觀經濟學教材的一個重要內容，以此來宣揚任何一個人的福利都不可能因競爭性市場的存在而變得更差的觀點。[45]
新制度經濟學家明確反對主流經濟學所宣揚的這種和諧論。在他們看來，市場并不是一種以普遍和諧為基礎的制度。這不僅是因為在他們看來，利益沖突是市場產生和存在的根源，而且還在于他們認為：
1. 市場并不能消除經濟中普遍存在的不可消除的利益沖突，任何交換都必然包含著沖突或競爭的方面。阿爾欽說，由于資源“稀缺”這一“約束的存在”，“每個人”都不可能“達到完全心滿意足的程度”，[46]而且，由于“同一資源不能同時用來滿足競爭性的需求”，[47]“一些人實現的一定程度的心滿意足是以另一些人更低的生活狀況為代價的”，因此，在每個社會中，“社會成員之間的利益沖突”都“必然地”是“沒有辦法消除”的。“市場”是“解決而不是消除這一沖突的方式”。在市場制度下，“交換行為是一種手段，借助于這種手段，買者就能夠為了從賣者那里獲得商品而同別的買者展開競爭”。[48]因此，市場交換固然可能因為它是每個買者和賣者借以達到更理想境況的手段而具有協作行為的性質，但它具有競爭行為的性質也是顯然的。所以，阿爾欽認為，經濟學家不應該只把交換當作協作行為來考察，忽視它的“競爭方面”。[49]
2. 市場并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并不是每個人都能從市場行為中受惠。德姆塞茨指出，“既然我們講使用資源就會發生沖突，有關成本就是不可避免的……說‘自由市場總會使每個參加者受惠，也能使社會效用實現最大化’就不正確了”。因為“市場在權衡比較得益和受損時，是把人們愿意支付的貨幣作為計量尺度，并且把造成可用貨幣計量的凈損失的那種環境篩除出去。自由市場并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他舉例說，“當新產品進入市場時，自由市場在運作中承載的那些有害效果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不管一種新產品能給其消費者帶來多大的益處，人們購買了這種產品，則被它取代的、原有產品的生產者就受到損害?！彼?，他強調指出，認為“自由市場制度總會使每個參加者受惠”或認為 “每個人都能從市場行為中受惠的觀念”，是出于“對市場功能和運營”的“完全錯誤”的“解釋”，是“不正確”的，“必須摒棄”[50]。
轉貼于中國
3. 不能防止有害的效果，是市場具有強大力量的原因之一。德姆塞茨認為，“既然我們講使用資源就常會發生沖突，有關成本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哪種制度真能防止有害后果，就像以普遍和諧為基礎的那樣，那么也會因其無法容忍的非實用性（即沒有效率），而很快就讓位于其他制度安排?！弊杂墒袌觥安荒苤浦褂泻Φ男Ч?，“正是該制度具有強大力量的原因之一”。[51]阿爾欽認為，“一切制度”都“不是完美無缺的”，“沒有哪個完美無缺的標準是有效的”?！笆袌觥钡倪@種“不完美”或“缺陷”是人們要獲得它的“更大優點”所必須承受的“代價”。[52]中國
從其反對市場和諧論的最后一個理由中可以看出，新制度經濟學反對市場和諧論，揭示市場的不和諧性，特別是揭示它不能制止有害效果的特點，其目的不是為了反對自由市場制度，而是為了反對那些一看到市場有缺陷就認為應該用政府來取代市場的干預主義。從這一角度講，它的目的其實和主流經濟學所宣揚的和諧論一樣，都是為自由市場經濟制度辯護的。
六、結語
從以上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新制度主義市場觀與主流經濟學的市場觀有深刻的差異。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來說，新制度主義市場觀是一種新的市場觀。在筆者看來，無論從推進人們對市場的認識來說，還是從現在還沒有建立起能夠確保經濟持續有效運行的穩定均衡制度的社會來說，這種新市場觀都有著重要的意義。綜合起來，它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的意義：其一，它強調市場存在的制度基礎，有助于人們認識到，自由交易并不像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所暗示的那樣是僅僅依賴個人理性就可以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存在的行為，它需要某種特定經濟制度的支持，好的市場（sound market）在任何時候都不是完全自發的秩序，它包含并體現著某種人為的秩序，它需要建構理性主義的努力。其二，它指出市場作為一個社會所采取的用于解決稀缺資源使用沖突的一種方式這一性質，有助于人們認識到，一個社會選擇市場，首先并不是由于市場擁有主流經濟學所宣揚的那些美好的性質，而是因為該社會存在著需靠它來解決的由于資源稀缺所導致的無法消除的使用沖突。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以自由交易的方式來獲得自己所需要——但為他人所擁有的物品的市場行為，首先并不是如正統主流經濟學所宣揚的是一種個人自發的行為，而是一種社會強制的行為。其三，它較為深刻地闡明了市場在確保經濟的普遍效率方面所具有的為其他任何社會制度或手段所不可替代的優勢之所在，彌補了主流經濟學的不足，有助于人們更為充分地認識到在現實社會經濟條件下選擇市場經濟制度的經濟合理性和必然性。其四，它對產權制度與市場運行效率所具有的影響的揭示，有助于政府認識到明晰而穩定的個人產權制度對確保市場運行效率的重要性，意識到濫用國家權力——這是在現代社會條件下的唯一能夠合法地對個人產權進行侵犯的權力——對經濟的可能的危害性。其五，它較為客觀地揭示了那些不可能在市場經濟中消除的社會沖突以及由這些沖突所導致的為有效率的市場所不能加以制止的有害后果的普遍存在性，有助于人們較為充分地意識到，主流經濟學所宣揚的市場和諧論是不現實的，市場效率不是免費的午餐，只有以理性的態度和科學的方式來應對市場經濟的不和諧甚至危機，才可能實現市場經濟社會的可持續和諧。
注釋：
①【美】e•曼斯菲爾德：《微觀經濟學：理論與運用》，鄭琳華譯，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26頁。
②【英】馬歇爾：《經濟學原理》（下），朱志泰譯，商務印書館，1964年10月版，第18頁。
③【美】j•斯蒂格勒：《價格理論》，施仁譯，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83頁。
④【美】f•l•普瑞爾：《東西方經濟體制比較：研究指南》，錢偉譯，中國經濟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171-172頁。
⑤r. h. coase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2， no. 4 （sep.， 1992）， pp. 713-719，p718。
⑥brennan，g.，and j.m.buchanan，1985，the reasons of rules.cambrie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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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武玲玲中國
責任校對：馬 斌
conception of the market in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chen meiyan
abstract: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holds that market is an institution, which emerges as a method adopted by the society to resolve the conflicts in using scarce resources and has become a universal being because it can boost the social economy more efficiently than other ways, such as war. it also holds that the specifically delimited and stable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is a prerequisite for the efficient operation of the market, which is not an institution based on a universal harmony. these conceptions are profound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western orthodox mainstream economics. they reveal and remedy many defects or limitations in the latter and could help people to achieve a more complete, deeper and more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market.
微觀經濟學所考察的問題范文3
在市場經濟中，由于壟斷、公共物品、外部性和信息不對稱等原因會導致市場機制無法正常運行(即出現市場失靈現象)，這為政府干預微觀經濟運行提供了理由。按照現代經濟學的觀點。所謂的政府規制或政府管制(GovemmentRegulation)，是指政府相關部門按照相關法律的規定，對企業的商品質量、價格及其他經濟行為進行監督、管理，并最終實現某種經濟目標或社會目標。在我國的政府部門，政府規制或政府管制一般被稱為政府監管，本文使用的表述方法為后者。
經濟學中有關商品質量監管的理論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表象到本質的認識深化過程，總結這些理論的演進歷程有助于我們開闊思路，完善商品質量監管制度。
一、信息完全假定下的商品質量與市場機制
在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中，商品質量并不是理論關注的重點。因為信息完全是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假定，按此假定，無論是哪一類型的市場，買方都擁有商品質量的所有信息，包括功用、風險因素等，買賣雙方之間不存在信息不對稱問題。由于信息是完全透明的，商品生產經營者無法通過機會主義行為來掩飾商品質量上的瑕疵，消費者的購買決策不會因為信息不完全而被誤導，自然也就不會有使用中或使用后的傷害問題。
由于信息完全的假定消除了企業可能擁有的信息優勢，所以傳統經濟學更加關注在不同的市場類型中，如何通過市場競爭和價格確定來揭示有關商品質量的信息。在新古典經濟學所推崇的完全競爭市場中，商品是均質的，不存在質量上的任何差異，市場均衡水平所確定的價格就是刻畫商品質量高低的唯一信號。而在現實經濟社會更常見的壟斷競爭市場中，新古典經濟學認為，企業為獲得更大的市場會通過廣告主動傳播商品質量差異的信息，同一行業內部商品之間的相似性讓企業之間的競爭非常充分，企業無法隱藏對自己不利的信息，消費者根據自己的偏好和收入約束在某個價格水平上與生產經營者實現均衡，而不同的均衡價格水平將對應不同質量的商品。在純粹寡頭市場和完全壟斷市場中，企業行為有明顯的市場支配力，價格可能會被企業操縱，產生扭曲。然而，處于市場劣勢的消費者清楚地知道，高價格下商品的質量到底如何，但由于別無選擇，他們只能接受生產經營者制定的高價格。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在信息完全的假定下，商品質量更像是一個技術術語，因此被主流經濟學所忽略。從新古典經濟學分析的框架看，該學派實際上是通過價格信號來研究商品質量的。20世紀初微觀經濟學領域出現的不完全競爭理論，也沒有突破新古典經濟學信息完全的假定，因此，它對不完全競爭格局下商品質量的研究，主要關注的是價格信號與市場支配力兩個因素的經濟含義。
二、質量信息不對稱與市場失靈
1970年，在《舊貨市場：質量不確定性與市場機制》一文中，美國經濟學家阿克洛夫以二手車為例，首次用信息不對稱解釋了二手商品市場中的質量問題，從而開創了信息經濟學的一個全新領域。他認為，在舊貨市場的交易過程中。買賣雙方擁有的質量信息是不同的，賣方顯然知道更多的質量信息，而買方則知道的較少。信息不對稱的存在。讓信息劣勢的一方——買方只能按照一個折中價格來購買并不清楚質量好壞的二手商品，但折中價格將會讓實際質量超出折中價格水平的商品無利可圖，從而“擠出”這部分質量相對較好的商品。這樣，買方實際面對的必然是質量相對較差的商品，“劣幣驅逐良幣”現象將在舊貨市場上演。隨著買方意識到市場商品平均質量在下降并調低報價，市場中的另一部分質量較高的商品將會退出交易。在信息經濟學的范疇中，這種現象被稱為逆向選擇。以上情況循環往復，會導致舊貨市場無法交易，出現市場失靈。
西方學者根據購買者對質量信息的可獲得性把商品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購買時通過觀察就可以知道商品質量的搜尋品(searchgoods)，第二類是只有使用以后才能獲悉商品質量的體驗品(experiencegoods)，最后一類是使用后也可能無法知道商品質量全部信息，因此購買之處主要是相信其質量的信任品(credencegoods)。顯然，消費者在購買后兩類商品時會面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問題。
按照信息經濟學的邏輯，為減少信息不對稱將導致的市場交易效率損失?？梢栽O計一些能部分修正市場失靈的機制。例如。賣方提供一份由獨立的第三方專業機構出具的商品質量鑒定證明，主動揭示商品的質量信息；賣方提供質量承諾，對一定期限內可能出現的商品質量問題負責，如退貨、更換合格商品、保修等，減小信息不對稱可能給買方造成的傷害；在法律健全的國家。由第三方仲裁者介入的私法調節來實現對不完全信息的矯正，恢復市場機制的作用。由政府監管部門介入信息不對稱市場的運行，通過強制性法律來保護消費者和用戶的權益，也是矯正以上問題的一個可行選擇，這就是本文關注的商品質量政府監管問題。
三、商品質量的政府監管
信息經濟學所揭示的因信息不對稱所導致的市場失靈現象，是政府介入市場商品質量監管的必要條件。按照規制經濟學的理論，這種監管屬于社會性規制，即政府基于安全、健康、環境等目的對某些產品、服務的生產和消費進行監督、管理。
1保護消費者的利益是質量監管的立足點
在西方經濟理論中，無論是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還是非主流的奧地利經濟學，消費者權益至上或者說消費者利益最大化均為考量商品市場是否具有經濟效率的主要標準。按照這一邏輯。保護消費者的利益不被那些質量不可靠的商品所損害將是政府部門進行質量監管的立足點。
傳統經濟學考察消費者利益的主要依據是消費者剩余的大小，即用商品的實際成交價格與消費者的意愿支付價格的差來計算消費者從交易中獲得的好處。正如前文所言，消費者剩余概念之所以沒有涉及商品質量問題，是因為商品不存在質量問題是經濟學的一個潛在假設。在信息完全的經濟世界中，理性的消費者必然會抵制可能對自己的身體健康或財產等帶來危害的不合格商品，因此，市場機制會自動將影響消費安全的問題商品排除在外，實際交易的商品必然是沒有質量問題的。在此情形下，價格自然會成為消費者關注的唯一指標。由此而來的消費者福利問題也就成了價格水平的比較了。
現代經濟學把信息不完全引入理論分析后，福利最大化標準依然是評價市場運行效率的主要指標。但與傳統理論有所不同的是，消費者的福利水平不僅包含消費者剩余的計算，還考察他所購買的商品質量是不是合格的、安全的，會不會對其身體健康和財產造成傷害或有潛在風險。
從某種程度上講，在信息不對稱的市場中，質量的重要性甚至要超過經濟利益的重要性。因此。實現消費者福利最大化的目標，要求對商品質量進行有效監管。盡管質量監管的社會效益很難用明確的公式進行計算，但這種社會性規制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2法律法規是質量監管的主要制度保障
經濟學領域中所講的制度是一種規則，這種規則可以確保生產、交易、分配、消費等經濟行為按照一定秩序進行，能有效防范可能給當事人帶來危害的機會主義行為。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作為制度的規則既有市場自發形成的商業慣例、信任等非正式制度，也有法律法規等正式制度。此二者剛柔相濟，是市場經濟得以正常運轉的基本保障。
對于存在信息不對稱的商品市場來說，通過法律法規這種正式的制度形式來保護處于弱勢地位的消費者的正當權益，是緩解市場失靈問題的必然選擇。有關商品質量、消費者權益等方面的法律法規要求商品的生產經營者對所售商品質量負責，對因商品缺陷和瑕疵給消費者所帶來的危害承擔法定責任。這些強制性的法律制度，既是對商品生產經營者事前不負責行為的警示，也是對因質量問題造成危害后對其實施嚴厲制裁的制度依據，也是相關政府部門進行商品質量監管的基礎。
法律制度所具有的權威性和強制執行特征，加大了對問題商品責任人進行懲罰的可信度和力度，提高了違法成本，有助于抑制商品生產經營者的機會主義行為，確保商品質量的安全性。但是，法律并不會強加給生產經營者無限的質量責任。按照著名的漢德法則，只有在預防成本小于預防行為所帶來的收益(包括消費者的福利和企業的收益)，而生產經營者卻未對商品采取必要的質量控制措施，并對消費者帶來危害時。他才將承擔由此產生的法律責任。
研究中我們發現，各國政府都是依法對商品質量實施監管的。例如，1975年，美國頒布針對商品質量的《馬格努森一莫斯保證法》(Magnuson-MossWarrantyAct)，對生產經營者的保證責任做了明確規定，要求生產經營者對有缺陷產品承擔修復及更換的責任。這一法律與《統一產品責任示范法》(1979)、《產品責任法》(1982)等一起成為美國監管者保護消費者權益的法律基石。
3最低質量標準是商品質量監管的基本形式
按照市場經濟的一般理念，政府不應過度介入經濟運行，即使是出現了市場失靈。政府干預成為必要時也是如此。因為政府干預有其角色定位。并非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
從商品的企業生產、市場交易和最終使用或消費流程看，質量監管的重點在企業生產市場與交易的界面。換言之，在商品質量問題上，政府監管切入點不應該是商品生產者的內部質量監控，因為從監管資源的數量看，政府的力量無法覆蓋所有企業的每一個生產環節；從政府和市場的角色分工看，與商品質量相關的經濟決策和技術決策都屬于企業組織的內部事務，政府不能越俎代庖。所以，政府質量監管的切入點應該是對進入市場的商品實行最低質量標準(MinimumQualityStan—dards)監管。即在商品進入市場銷售時，監管者必須確保商品質量符合最低的質量要求，將不合格產品拒之門外。不合格產品因不能上市交易而產生的損失由生產經營者自行承擔，這是市場約束的一個基本規則。
從商品的類別看，體驗品和信任品應該是質量監管的重點。因為搜尋品的質量是外在的，容易觀察到，消費者購買時不存在信息不對稱問題。而對于體驗品和信任品來說，如果沒有最低質量標準監管，不合格商品將進入市場，給消費者造成福利水平的降低。在體驗品和信任品中，那些與消費者的健康乃至生命安全關系密切的商品(如食品、藥品、特種設備等)一旦出現質量問題，它所造成的危害就不僅僅是經濟意義上的，可能有很嚴重的社會后果，包括危及使用者的健康甚至是生命。因此，事前的風險防控遠遠比傷害成為事實后的經濟補償更為重要。從這一意義上講，最低質量標準具有巨大的社會價值。從福利經濟學的角度看，最低質量標準將不合格的產品阻擋在市場的大門之外，有助于提高市場現有商品的平均質量，提高消費者的福利水平：而消費者愿意為高質量的商品支付高價，因此，提供優質商品的生產者也可以獲得更高的回報。這樣，最低質量監管可以使買賣雙方的福利狀況都得到改善，是標準的帕累托改進。
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些提供專業服務的領域。如醫療、法律、會計等，也存在對服務質量的監管問題。與有形商品市場不同的是，由于專業服務依托從業人員而存在，所以，監管者對服務質量的主要監管之一是對從業人員的資格進行認定。通過嚴格的培訓和考核，獲得執照或從業資格是進入這些專業領域的一個前提條件，而從理論上講，具有從業資格或拿到執照許可的人士所提供的專業服務是符合基本專業水準或質量要求的?？梢钥闯?，專業服務市場的執照或從業資格監管與商品市場的最低質量標準監管可謂殊途同歸。
4市場約束是商品質量監管的基礎和有效補充
雖然對于體驗性商品和信任性商品來說，政府的質量監管工作非常必要，但這并不意味著監管者可以包辦一切。借助市場經濟的規則，靠企業的內在機制來保障商品的質量可能是更為重要的方面，是構建長效監管機制的基礎。
首先，市場經濟的利益機制有助于企業把質量控制內化為一種自覺的行為。因為建立有效的質量控制體系，符合企業實現持續經濟利益的內在目標。正如前文所言，在最低質量標準下，不合格商品不能進入市場，由此產生的經濟損失是由企業自身承擔的。利益獨享和風險自擔是企業進行質量控制時面臨的同一個約束機制，它是驅使企業強化質量意識的最重要力量。
其次，對于追求長期繁榮的企業來說，質量是企業的生命。聲譽機制是規范企業質量行為，確保質量安全的另一個重要約束。因質量引起的經濟糾紛甚至安全事故。都會造成企業的聲譽損失，損害企業長期培育的市場。而可靠商品質量給企業帶來的社會美譽，不僅有利于企業獲得富有吸引力的價格。也有利于現有客戶忠誠度的提高和吸引更多的優質客戶。為企業帶來更持久的業績增長。
另外，在商品質量存在差異的市場中，企業之間的競爭不僅有助于提升市場上銷售商品的平均質量，廣告、產品演示、試用等營銷手段還可以讓購買方獲知更多的質量信息，緩解信息不對稱問題。
四、知識經濟學下的商品質量監管：一個理論延伸
在有關質量監管的經濟理論中，信息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以及規制經濟學都把監管的必要性建立在信息不對稱問題上，而知識經濟學卻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為質量監管提供更為有力的理論支持。
在知識經濟學中，經濟主體在生產、交易、消費時經常會面臨相關知識匱乏的問題，因為該理論相信，人類認識世界的能力是有限的。在此背景下，人類的經濟決策有可能犯系統性錯誤。一個不合適甚至是錯誤的經濟行為可能重復發生，直至某一天人類通過學習發現了能夠理解、糾正這種不當行為新知識為止。按照這種觀點，即使是最負責任、技術水平最高的企業在商品質量問題上也會犯錯誤。例如，在現有技術和裝備下，無法解決那些可能給使用者帶來危害的質量問題，但消費者維持生命存續的強烈需求和企業對經濟效益的追逐有可能讓這些商品提前進入市場；在現有質量檢測體系下，無法在銷售前甄別產品的某些質量瑕疵，盡管這些瑕疵不一定都變成事實上的危害；按照現有理論。可能誤把一些有潛在風險的技術或因素看做是改善某些品質，或提高產量，獲得更高經濟效益的法寶，等等。從近些年來發生的眾多質量安全事故中可以看出，以上問題的嚴重性一點也不亞于信息不對稱問題。
源自生產者知識不足引起的質量風險，是商品質量監管中非常棘手的一個問題，因為其中有太多的質量不確定性，同樣也面臨知識有限的監管者很難找到一個萬全之策。對于這一點，擔當市場商品質量監督重任的監管者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在監管實踐中，應秉承審慎、預防的原則，設計相應的制度預案。例如。對于那些在現有技術和裝備下暫時無法解決的質量隱患，監管者必須果斷出手，將問題商品隔離在市場以外，絕不可因小失大；對于企業事后發現的質量瑕疵，監管者應迅速啟動召回制度，最大程度地減小問題商品可能給使用者及社會帶來的危害：而對于那些目前無法對是否有質量風險做出肯定判斷的高新技術。監管者切不可高估自己的質量風險監控能力，即使它能大幅改善商品的某些品質，或有助于短期經濟效益的提高。質量監管工作也應該摒棄短視策略，把消費安全始終放在第一位，不讓那些可能有風險隱患的商品進入市場，為消費者的健康和生命埋下隱患。
知識經濟學中的知識有限性假定超越了信息不對稱假定在質量監管中的地位。盡管前者的理論分析和實踐操作難度比后者更大，但是，這種理論上的巨大飛躍無疑會推進監管理念的創新，提升監管效率。
結束語
微觀經濟學所考察的問題范文4
關鍵詞 醫藥類高校 保險學專業 保險經濟學 教學改革
中圖分類號：G42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400/ki.kjdks.2016.08.052
Abstract Insurance Economics is a subject of Applied Economics. In the course of teaching，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teachers' knowledge structure is not complete， the gap between the teaching effect and the course goal， the teaching method is relatively simple， the theory teaching and the social practice are out of line. It is suggested to be improved from those aspects such as the innovation of teaching content， the innov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ase teaching method， and the enhance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surance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practice of insurance economy.
Key words medical colleges； insurance specialty； insurance economics； teaching reform
保險經濟學（Insurance Economics）是應用經濟學的分支，是將一般的經濟學理論與方法運用到保險領域進而對有關問題進行研究和分析的一門學科，其核心內容是研究保險市場上各個理性參與主體如何依據其自身資源稟賦而做出有關保險的選擇?！氨ｋU經濟學”課程對于保險學專業學生的培養有重要意義，我們須加強這門課程的教學改革研究。
1 “保險經濟學”課程的內容及性質
保險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保險這個專門領域內客觀地存在著的各種經濟關系，具體的研究范圍主要涵蓋有保險經濟活動中所蘊含著的數量關系和分配關系以及利益關系和效益關系，因而保險經濟學科的任務就是要深刻地闡釋這些保險經濟關系其發生和發展以及其動態運動所呈現出來的規律性。保險經濟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期望效用、風險與風險態度、保險需求、保險與資源配置、道德風險、逆向選擇、市場結構與組織形式、保險定價和保險監管等方面的經濟分析。
從學科的定位來看，“保險經濟學”屬于較為年輕的應用經濟學科。國家教育部《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和專業介紹（2012年）》中將“保險經濟學”規定為保險學專業的核心課程和必修課程，一般在大學本科三年級或四年級開設。在我國醫藥類高校保險學專業的實際教學過程中，各高校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有的也開設有“保險經濟學”課程，但總體上看來，一般教學效果不甚理想，而其教學特色也并不突出。
但從經濟發展的實際看來，隨著我國保險產業的迅速發展，加強“保險經濟學”的教學改革與創新，將極大地促進我國保險產業后備理論和實踐人才的培養。
2 當前“保險經濟學”課程教學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當前，我國醫藥類高校保險學專業在“保險經濟學”課程的教學過程中存在許多問題，主要表現為：
2.1 課程知識的交叉性很強，教師知識結構不完備
“保險經濟學”課程的內容，不僅僅涉及到保險學專業領域內的保險學原理和保險精算學中的理論問題，還要涉及到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財政學、產業經濟學、國際經濟學、概率論與數理統計、博弈論等眾多學科的知識，因此對教師的知識結構要求非常高?？墒?，當前醫藥類高校進行“保險經濟學”課程教學的教師，要么出身于經濟學專業背景，對保險學專業的知識結構有欠缺；要么出身于保險學或金融學專業，對產業經濟學和國際經濟學等知識結構有欠缺。教師知識結構的欠缺決定著其在教學過程中難以做到深刻分析和深入淺出，因而嚴重影響教育教學質量。
2.2 課程實際教學效果與課程培養目標有差距
保險經濟學在本質上是歸屬于應用經濟學科，所以這門課程的培養目標也就著重于系統地學習和掌握保險經濟學所專有的經濟理論及其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并最終將其運用于闡釋和分析現實生活中的保險經濟關系。然而，這門課程實際的教學效果卻不盡如人意，很多高校的這么課程最后都是流于普通的經濟理論的學習和思維的訓練，但在運用方面就“欠火候”，沒有到位，使得這門課程距離其設想的培養目標尚有不小的差距。
2.3 教學方法陳舊單調，難以激發學生學習的主動性
當前，保險經濟學課程教學中所采用的教學方法，大多數還停留在傳統、陳舊、單調而沉悶的“填鴨式”教學方法，也就是所謂的“以教師為主體、以講課為中心”的教學方法，學生從始至終處于客體和被動的地位，主要強調教師的“教”而不是學生的“學”，甚至是從上課到下課所有時間的“滿堂灌”，大大打擊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難以真正地激發和發揮學生自身學習的主動性。
2.4 理論教學與社會實際相脫節
保險經濟學課程的教學過程中，有部分內容偏向于比較抽象的經濟理論，使得教學經常容易流于理論本身的邏輯推導，而疏于對現實保險經濟關系的深刻對照，從而造成理論與現實的脫節。
主要原因可能有這幾個方面：（1）師資的問題。有很多任課教師雖然長于理論的邏輯推理，但缺乏保險活動實踐經驗和切身感受，因此在聯系社會實際方面底氣不足；（2）教材問題。我國目前的保險經濟學教材編寫體例及內容主要借鑒美國等發達國家，而對于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所實際面臨的保險經濟問題及案例的研究卻比較缺乏，從而給保險經濟學課程教學帶來挑戰；（3）教學課時分配問題。很多高校只給保險經濟學分配32～48個教學課時，無法將保險經濟學的核心內容完整講授完畢，更遑論實驗和實踐教學。
3 醫藥類高校保險專業“保險經濟學”課程教學改革與創新路徑選擇
在我國醫藥類高校中，要使“保險經濟學”課程的教學效果較好，教學特色突出，則必須進行教學改革與創新探索，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3.1 教學內容方面的改革創新
想要獲得較理想的教學效果與教學質量，教學內容方面的改革與創新非常關鍵。國內常見的保險經濟學教材有魏華林、朱銘來、田玲主編的《保險經濟學》、王國軍編著的《保險經濟學》、張洪濤編著的《保險經濟學》等。在實際教學中，各高校在“保險經濟學”課程教學內容的安排上，根據課程性質的不同和課時安排的差異，可以由任課教師根據學生實際情況予以適當調整和選擇。醫藥類高校的保險學專業，一般都具有醫藥類的特色，即跟醫療保險或健康保險聯系比較緊密，比如廣州中醫藥大學的保險學專業，就主要是健康保險方向。為此，在保險經濟學課程內容的安排方面，就可以更多地考慮醫療保險或健康保險的內容。
比如，在講述保險經濟活動中的道德風險時，就可以結合中國醫療保險制度中的道德風險與費用控制的實例來進行具體的分析，一方面既講授保險經濟學的一般理論，同時又加深對我國醫療保險制度的理解，教學效果會比較好。
3.2 將案例教學引入“保險經濟學”課堂
案例教學法就是根據教學的目的和教學的內容，選用或者設計一定的場景，引導學生分析該場景所提供的信息及其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從而做出判斷或者相應的決策，并最終據此訓練和提高學生的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將案例教學引入保險經濟學的課堂教學中，可以培養學生從保險經濟學的角度出發去思考和分析身邊各種保險經濟現象的能力，使學生具備一定的保險經濟學素養和洞察力，從而將課本上的保險經濟學理論與我國保險產業實踐有機結合起來，并做到舉一反三。
比如，在講授保險市場的市場結構與組織形式有關內容時，在介紹產業組織理論中SCP范式（市場結構―市場行為―市場績效）的基本理論后，可用我國保險產業發展作為案例來進行深度的探討和研究。首先，在市場結構分析中，除分析保險產業的市場集中度、產業壁壘外，還要考慮我國保險產業的發展歷程；其次，在市場行為分析中，應著重分析在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形勢下，保險產業價格變化規律、保險企業組織調整行為，從而深刻揭示我國保險企業市場行為；最后，在市場績效分析中，除用定量指標考察我國保險產業的經濟效益外，還應考察保險產業對社會福利的改進水平，從而加深學生對我國保險產業發展的整體思考。
3.3 教學方法方面的改革創新
教學方法方面的改革創新是保險經濟學教學改革中的重要內容。當前國際教育界比較流行的教學方法中有一種是所謂的問題導向型的素質教育型教學方法PBL（Problem-Based Learning）。這種教學方法一反傳統的以教師講課為主的模式，而變成以問題（Problem）為中心，圍繞著教師事先設定的某個專題，讓學生成為學習的主體，去討論，去研究，去質疑，去領悟，從而調動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并最終提高學生各方面的綜合素質。
比如，在講述風險態度與保險需求之間關系的內容時，保險人從投保人那里收取的保險費一定不會超過損失的期望值和風險保費之和。由于人們對風險的態度存在差異，效用曲線的凹度就不同，所以風險保費就不同，損失的期望值和風險保費之和也就存在差異，這就是為什么面臨同樣風險的人，有的人會買保險，有的人不買保險的理論根源。這樣，問題清晰了，決定保險需求的主要因素是風險態度，那么風險態度又是怎樣來衡量或測度呢？帶著這樣的思考，采用PBL教學方法，發揮學生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將會有比較理想的教學效果。
3.4 加強保險經濟理論與保險經濟實踐的聯系
保險經濟學本身就屬于應用經濟學科，應用性和實踐性是這門學科的特色和生命。為此，教師進行理論的分析和教學時，要從鮮活的保險經濟實踐和實際中吸取充分的營養，使保險經濟理論能扎根于保險經濟實踐的土壤當中，做到既能在保險經濟理論的學習和推理上“頂天”，又能在保險實踐的對照和分析運用上“立地”，進而培養學生熟練地運用相關理論分析和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
比如，從中國保險產業發展實際看，突出的如保險需求與供給問題、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問題、保險市場的壟斷結構與壟斷行為問題、保險業監管的內容與邊界問題等，這些問題在經濟理論上都有深刻而復雜的研究及其相應的（下轉第184頁）（上接第111頁）結論和建議，關鍵是要結合中國的保險發展實際，在現實的環境下去檢驗和檢討理論推理的結論及其適用性，這樣既能讓學生反思理論的適用性和局限性，又能使學生對現實保險經濟活動有更深刻的認識，提升學習的效果。
4 結語
“保險經濟學”課程是集理論性與應用性于一體的歷史不長的新學科，因此，醫藥類高?！氨ｋU經濟學”課程要采用新思維去進行教學方面的改革與創新，在教學內容方面要實現與保險產業實踐的緊密銜接，在教學方法方面則要更多地采用探究式和啟發式的方法，將課堂教學與發展實踐有機地結合，培養學生養成善于觀察問題的習慣和科學鉆研的精神，促進學生的創新精神、創新能力和創造性人格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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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觀經濟學所考察的問題范文5
在古典經濟學中，對企業邊界的認識基本圍繞在專業化和分工所產生的企業規模擴大的水平上，此時企業邊界也是一個非常粗略的規模概念。亞當•斯密1776年在其《國富論》中非常重視專業化和分工所帶來的規模報酬遞增現象。雖然斯密的理論沒有直接給出企業形成和擴張的原因，但是認為分工與企業的形成及擴張之間的關系是十分密切的。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企業內部就可能采用更加不可分的技術，這種技術使勞動分工進一步深化，引起規模報酬遞增，企業規模自然也在進一步擴大。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對企業邊界的分析
馬克思也十分重視分工對生產率提高的作用，他指出，協作在歷史上和邏輯上都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起點,認為企業規模主要取決于企業生產的技術手段。當企業把它的主要任務放在努力生產勞動產品而滿足社會對產品需要的時候，企業與市場的作用方式就顯得單一起來，在這種情況下得出的企業邊界也是非常清晰的。這是因為市場的需求量過大進而使企業與市場聯系的媒介僅僅只有企業的勞動產品，或者叫商品。這樣，企業的真正形象也被市場上的商品的用途和數量所取代，使它成為被掩蓋在商品背后的“黑箱”。對于這樣的“黑箱”，它的存在與否以及它邊界的形式及形狀與使用商品的消費者來說是毫無關系或者說是關系不大的，而且對于生產勞動產品的企業本身來說也覺得企業形象對它們生產和銷售的關系不大。這就使得企業邊界曾經一度被管理學家，進而被經濟學家忽視或者不予理睬的重要原因。
新古典經濟學對企業邊界的分析
在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理論中，經濟體系運轉的中心問題是一個經濟體如何在給定的技術和偏好條件下來配置資源。由于新古典微觀經濟學利用最優決策理論進行了經濟分析，它的假設是完全理性和利潤最大化，在這種假設下，企業內部的運行被視為一個“黑箱”，企業唯一的功能是根據邊際替代原則對生產要素進行最優組合，從而實現最大的產量或最低的生產成本。企業為了實現最大利潤，必須按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的原則進行單一產品的產量和價格決策。
在這個理論框架下，企業是按個別消費者的形象所設計出來的經濟單位，根據最大化的行為規則來運行。將企業的目標定義為利潤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新古典模型設定企業面臨著給定的并可以意識到的各種選擇和約束。很顯然，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是價格理論，并把價格機制看作是經濟活動惟一有效的協調機制。為了論證“看不見的手”的原理，新古典經濟學僅僅把企業抽象為完全相同的最優化生產者。
新制度經濟學對企業邊界的分析
從前面古典經濟學、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中可以發現一個共同的特征，即均從企業的生產性角度對企業的性質和企業的邊界進行分析。尤其是新古典經濟學僅把企業看作是完全同質的最優化生產者，從根本上排除了企業對資源配置的影響，企業只是市場價格協調機制下的一個基本生產單位，企業的規模邊界在給定技術條件的最優化決策下是清晰而簡單的。
然而現實世界的情況卻告訴我們事實并非如此。1937年，科斯《企業的性質》發表，其標志著經濟學界對企業性質和企業邊界等企業理論的核心問題開始了新一輪的分析和探索。以科斯和威廉姆森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所討論的中心仍然是資源配置問題，但和新古典經濟學不同，新制度經濟學把企業和市場看作是可以相互替代的資源配置機制。在企業之外，價格變動決定生產，這是通過一系列市場交易來協調的。在企業之內，市場交易被取消，伴隨著交易的復雜的市場結構被企業家所替代，企業家指揮生產。過去，經濟理論一直因未能清楚地說明其假設而備受困擾。在建立一種理論時，經濟學家常常忽略對其賴以成立的基礎的考察。
因而，科斯認為，解決問題的關鍵不是另起爐灶，而是在堅持原有分析框架的基礎上，重新解釋或修正其假設前提。為了解釋企業存在的合理性或“企業在一個專業化交換經濟中出現的根本原因”，科斯提出，傳統經濟理論的一個重要缺陷在于假設市場交易成本為零，而事實上，“利用價格機制是有成本的”。交易成本主要包括相對價格的搜尋成本和每一筆市場交易的談判和簽約費用。企業存在或企業替代市場的根源在于能夠實現交易成本的節約。因而，企業的本質是一種和市場相區別的、交易活動的契約形式，即“價格機制的替代物”。
在界定了企業本質的基礎上，科斯考察了企業的行為特征，認為企業的縱向邊界決定于企業和市場在組織交易活動時的交易成本邊際比較，在組織交易活動的過程中企業是最優化行為者。企業將傾向于擴張直到在企業內部組織一筆額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過在公開市場上完成同一筆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個企業中組織同樣交易的成本為止。此時，企業處于最優規模邊界。
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5，1985）從資產專用型、不確定性和交易效率三個維度定義交易費用，在此基礎上分析了企業邊界確定原則，同時還從企業核心技術角度提出企業“有效邊界”的概念。在這些理論中，由于企業的存在只能歸因于市場失敗，所以仍然沒有企業的主動地位，企業的邊界也是市場失靈的被動接受結果。
新制度經濟學之后的企業邊界理論發展
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在探索企業邊界理論上主要有兩方面的貢獻：使人們認識到交易費用的存在，以及交易費用對分工效率的重要影響；使人們認識到企業是不同于市場的另一種配置資源的手段，因而有利于人們在配置資源時根據效率需要自覺地選擇和利用不同的方式。但是，其也存在如下幾個方面的不足：
不能很好地整合傳統廠商理論，正如有批評者所說的，在人們注意到企業內交易費用存在的同時，又使人們忘記了企業的生產屬性，而生產是企業的主要功能；企業邊界的模糊性。按照科斯的觀點，企業的邊界應該是明晰的，但實際上企業的邊界常常是模糊不清的；無法合理解釋企業規模與市場規模同步擴大的歷史現象。因為根據科斯的理論，企業的規模取決于企業管理費用與市場交易費用的比較，企業規模的擴大就意味著市場規模的縮小，企業規模與市場規模是此消彼長的關系；把企業與市場相對立，從而使人們借此支持政府管制和計劃經濟的優越性。
為彌補這些缺陷，在科斯以后涌現了許多經濟學流派，這些流派的經濟學家對企業邊界問題進行了更深層次的研究。
（一）后凱恩斯主義的企業邊界理論
后凱恩斯主義者認為企業目標為增長最大化，其價格理論也不是關注如何通過價格機制來確定企業產品的稀缺性，而是關注通過價格來保證企業的增長潛力。后凱恩斯主義在企業增長率最大化的目標假設下，構建了一個把企業產量決策、投融資決策和定價決策融為一體的企業成長模型。企業依據成本加成定價產生的現金流量來滿足企業所希望從事的投資支出需要，因此企業的定價決策與投融資決策聯系在一起，價格運動取決于企業內源融資的需要和正常生產成本的運動，企業邊界由相應的投資支出水平決定。
（二）制度變遷的企業邊界理論
對企業制度變遷理論的探討，錢德勒（1977，1992）是從歷史和宏觀角度進行的。錢德勒認為從組織制度上可以把企業分為古典企業和現代企業，企業成長中由古典企業向現代企業的這種制度變遷不僅對企業本身意義重大，而且對社會經濟體制的轉變也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企業成長的重要方面就是企業內部組織結構的變革。傳統企業中沒有中間管理層，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內部管理工作增加并日益復雜化，相應地內部組織分工向兩個方向發展：水平方向的不同職能部門的產生；垂直方向管理層級的產生。企業管理制度與企業經營規模交互作用，共同決定了企業的邊界，也促進著企業邊界的不斷擴張。
（三）潘羅斯的企業邊界理論
美國女經濟學家潘羅斯發表于1959年的《企業增長理論》，是一部繼承了熊彼特傳統，從經濟學角度通過研究企業內部動態活動來分析企業行為的重要著作。潘羅斯始終以單個企業為研究對象，以“不折不扣的理論”來分析企業成長這一過程，探究了決定企業成長的因素和企業成長的機制，建立了一個企業資源-企業能力-企業成長的分析框架。
潘羅斯否認新古典經濟理論認定的對企業規模的三個限制因素：即管理能力、產品或要素市場、不確定性和風險。她認為既然企業的增長主要受制于管理力量，那么管理力量的增長也必然會推動企業的增長。企業能力的關鍵是管理能力，它是限制企業成長率的基本因素，現在通常把管理對企業成長的關鍵性約束作用稱為“潘羅斯效應”。管理資源不可能通過市場交易而獲得，它是管理團隊的專業化經驗和能力。管理活動就是試圖最有效地利用企業擁有的資源，管理經驗和管理能力決定了企業所有其它資源所能提供的生產的數量和質量，最終制約企業成長的速度和企業邊界。企業能力特別是管理能力狀況與企業多元化成長以及企業的最終邊界高度正相關。
（四）伯利和米恩斯的企業邊界理論
伯利和米恩斯在提出現代企業所有權和控制權分離這一命題之后，在對經理式企業目標行為進行探討的過程中形成了管理者理論。其主要觀點是，隨著現代企業所有者和經營管理者身份的分離，以及相應的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分離，企業的經營管理者掌握了企業的實際控制權，因此，這些企業的目標已經不是追求企業所有者的利潤最大化，而是追求管理者階層自身的效用最大化。
結論
從上述的分析過程中可以看到，從亞當•斯密古典經濟學、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馬歇爾新古典經濟學到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對企業邊界的認識無非是從生產分工角度擴展到交易成本角度，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基本局限于邊際分析和替代分析。從新制度經濟學以后，經濟學各流派對企業邊界的分析思路寬廣了很多，分析方法也不斷出新，但大都是從某一個不同的側面對企業邊界問題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仍沒有形成統一明確的認識。從這些種種的努力中可以認識到，企業本身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概念，因而企業邊界的確定也絕非易事。但通過本文分析，應該有以下清晰的認識：
（一）企業是異質的且生產和交易性是企業的基本屬性
新古典經濟學，其核心是價格理論。通過企業的同質性假設，新古典經濟學把企業看作是完全同質的最優化生產者，從而從根本上排除了企業對資源配置的影響。作為社會經濟活動惟一的協調機制，價格機制的有效協調使整個經濟活動處于穩定而和諧的“靜態循環流轉”狀態。但是，持續變遷才是現實經濟活動的本質特征，它不僅表現為產品需求和要素供給條件的變化，更根本地表現為企業自身的創新性活動及其競爭行為的多樣性。事實上，作為歷史發展的有機體和長期內部知識和能力積累的結果，現實的企業是異質的。在不確定性條件下，企業競爭行為的內生性和多樣性是現實經濟持續變遷的根源。企業的異質性假設是考察企業本質和競爭行為的基本前提。
另外，企業所有的交易功能和生產功能都是為了企業能夠實現最大的增值，在企業內交易的目的是為了節約交易費用，節約交易費用的結果就體現在最后的利潤增加上，利潤的實現只有生產功能得到充分的發揮以后才能夠完成，因此，不能夠單獨地強調企業中生產和交易哪一個更重要，兩者是并重的。
（二）企業邊界是由企業的外部因素與企業目標函數共同決定的
企業的外部因素包括生產技術條件、交通通訊環境、資本數量、信用制度、市場結構、產業結構、政府政策、法律法規等，這些因素影響到企業的成本與收益狀況，從而會影響到企業的利潤可實現程度。但是企業的目標函數不一定是利潤最大化，有可能是市場份額最大化、社會福利最大化等，這都是企業內部各要素所有者的目標函數在制度約束下綜合反映的結果。這樣，企業邊界的決定因素不僅是多元的，而且對不同的企業還會產生不同的影響，同一個因素可能在縮小利潤最大化企業邊界的同時，擴大了市場份額最大化企業邊界。企業邊界的決定過程是這樣的：外部因素先決定企業目標可實現程度，企業再依據目標可實現程度來決定企業邊界的大小。
（三）對企業邊界的理解前提是必須正確認識企業與市場的關系
對于既定的交易量而言，企業和市場有各自不同的配置資源優勢，從而會配置不同的交易活動，在這一點上，企業和市場是互相替代的。但是，市場是由企業組成的，企業規模的擴大，必然會帶來更大的市場，也相應地會使兩者配置的交易量都增加，從而企業與市場又是互補的，由于這是動態變化的結果，所以這個結論更容易從長期的考察中得到證實。錢德勒（Chandler）做了這一工作，他發現技術、市場和交通通訊在降低了交易費用的同時，企業和市場同時擴大了，“現代工商企業首先是在這樣一些部門和工業中出現、成長并繼續繁榮，這些部門和工業具有新的先進技術，而且有不斷擴大的市場。反之，在那些技術并不能創成產出的急劇增加、市場依然是小而專的部門和工業中，管理的協調并不比市場協調更為有利。因而在那些領域里，現代工商企業出現較晚，而且發展較慢”。
（四）企業邊界概念的多重標準和相對模糊性
現實世界的企業一般存在著兩重清晰的邊界，一是法定邊界，二是契約邊界，契約邊界的相互交叉是一種經濟常態。隨著“經理革命”的出現，公司制企業又出現了經營邊界和治理邊界。
舉例來說明單一標準概念的模糊性。例如契約邊界，科斯在論述企業性質時，實際上是從合約的角度來把握問題的。他認為企業合約與市場合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合約，但他并沒有對這兩種合約加以精確地界定。理查德森(1972)對市場合約做了較為精確的規定：在買方和賣方不接受其未來行為上的任何義務—無論這種義務是多么松散和含糊—的情況中，合作就不會發生，因而稱此為純市場交易。根據理查德森的市場合約定義，市場合約在現實中是鮮見的。張五常對企業合約做了較為明確的界定。他認為企業合約是要素使用權轉讓合約，而且“要素使用權沒有得到明確界定”。這一點非常關鍵，如果要素使用權轉讓得到明確界定，那么這種合約就與市場合約沒有很大的區別了。
盡管張五常對企業合約做出了界定，但他也許沒有進一步地認識到，企業合約與市場合約并不是互斥的對立關系，而是可以相互兼容的。事實上，理查德森與張五常所說的市場合約與企業合約，是兩種極端的合約形式，企業合約使用的是管理協調機制，而市場合約使用的是價格協調機制。而現實中的合約往往是他們所說的企業合約與市場合約的組合。譬如張五常所說的“件工合約”、“特許經營權合約”以及“外包合約”，甚至于企業之間的“卡特爾”等，這些形式的合約既不是完全的科斯和張五常意義上的企業合約，也不是科斯和張五常意義上的市場合約，而是既含有企業合約，又含有市場合約。
獲得了這一認識，便很容易解釋科斯與張五常所不能解釋或解釋不好的“企業邊界的模糊性”問題。譬如跨國集團的海外子公司、連鎖公司、股份子公司等，他們既具有一定的市場獨立性，又受到總公司、母公司等一定程度的制約。這些企業現象如果根據科斯的企業理論則難以做出恰當的回答。本文的解釋是，現實中的企業，往往不是由完全的企業合約所組成的，而是企業合約與市場合約的比例組合，因此企業的邊界可能被外延，企業的規模被放大，因而企業的邊界呈現出模糊性。
（五）企業邊界理論的研究方法變化
企業邊界理論的研究，其發展軌跡正由靜態研究（即認為組織的邊界是明確、清晰與固定的）趨向動態研究（即認為企業的邊界是隨著環境條件的變化而變化的）、由被動研究（企業是市場失靈后的替代）趨向主動研究（重視企業自身創新能力和內部因素變化對企業邊界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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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觀經濟學所考察的問題范文6
關鍵詞：供應鏈；公司財務；營運資金管理
中圖分類號：F27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892（2013）05-0109-06
大約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一個全新的概念——“供應鏈”被引入公司營運資金管理、投融資管理及利潤分配等財務管理領域。迄今為止，學術界和實務界尚未認識到的是，這一變化正挑戰主流財務學理論的建構模式，并沖擊業已成熟的實務規則。
一、供應鏈：從外生變量到內生變量
在主流財務學的邏輯和范式框架內，供應鏈概念是被作為外生性變量設置的。所以如此，主要是緣于主流財務學理論的分析與建構模式：新古典。說到新古典，人們自然會想到形式主義、個體主義、經濟人、理性、均衡、邊際分析等術語。按照新古典的分析范式，每個企業和個人都是具有獨立行為能力、獨立利益驅動的個體，每個個體的利益都是自身效用的最大化，為了個體效用最大化，每個個體只從自身利益出發選擇和設計行為，完全不需要考慮和兼顧他人的利益，這就是所謂的“經濟人假設”的內核。依照新古典和經濟人的邏輯，即使現實中存在供應鏈并且供應鏈的上下游成員企業間是彼此兼顧和協調的，主流財務學也應當視而不見，假設它們是不存在的。新古典和經濟人所關心的只是“自己”而不是“供應鏈”，所關注的只是“利己”而不是“利他”、是公司“個體”而不是供應鏈“群體”，因此，在主流財務學框架中，體現利他性的供應鏈只能被設定為“外生性變量”，只能被排除在主流財務學體系之外。這也說明，任何在主流財務學的邏輯框架內試圖想嵌入供應鏈概念的做法，都是不懂財務學的表現。
然而，現實并不像主流財務學所主觀設定的那樣純粹，供應鏈不僅現實地存在著，而且對公司運營的價值越來越大，在公司風險控制與價值創造中的作用越來越顯著，尤其是在金融經濟危機時期。從2007年開始并延續至今的這次國際性金融經濟危機期間所出現的狀況來看，資金鏈斷裂是企業破產倒閉的最大殺手，而導致資金鏈斷裂的最致命的原因正是供應鏈崩潰。鑒于這種現狀，忽視或輕視供應鏈的財務學注定是有重大缺陷、遠離現實的財務學。
令人欣慰的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財務學界開始了新的覺醒，默默地挑戰起供應鏈外生型的財務學理論及其所指導下的財務實務規則，陸續把供應鏈概念嵌入到整個財務學體系中，包括主流財務學公認的財務學的四大模塊：營運資金管理、投資管理、融資管理和利潤分配。
二、基于供應鏈的營運資金管理
隨著供應鏈管理模式的推廣應用，公司財務的營運資金管理領域首先得到響應，實踐中紛紛構造基于供應鏈的營運資金管理模式，學者們也陸續突破主流財務學的界限，倡導將供應鏈關系作為營運資金管理的重點。美國學者Juan Colina（2002）提出，全面的營運資金管理計劃應包括收入管理、供應鏈管理和資本支出管理，從而將供應鏈嵌入營運資金管理體系。學術界和實務界的新變化，標志著一種新的營運資金管理理論和模式的出現。
供應鏈概念首先在營運資金管理理論和實務中得到應用，主要的原因和背景是：（1）營運資金是公司財務管理和運營管理的重中之重。公司的首要目標是生存，而生存的底線或紅線是營運資金。公司的兩個基本目標是生存和發展，利潤決定發展，資金流決定生存。國內外眾多企業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資金流或現金流斷流，金融經濟危機期間頻發的營運資金危機是企業最致命的殺手，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刻啟示也是現金為王、資金至尊。（2）營運資金流轉或周轉依托公司的供應鏈關系。營運資金顧名思義是依托“營運”或“運營”的資金，實際上也就是依托業務經營上下游或“供應鏈”的資金。按照通常的解釋，營運資金是公司的短期資金，與報表上的流動資產和流動負債相關聯，因此營運資金的短缺或斷流，主要原因應該是短期資金“沉淀”過度（以應收賬款和存貨形態沉淀）和短期資金使用過度（主要用于償還短期負債和投資），對大多數單純從事商品經營而不涉足資本經營的公司來說，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其實就是供應鏈的上下游資金流動不暢形成過多的應收賬款掛賬和存貨積壓，即使是短期負債過多，也大多與這兩項資金占用過多有關。
把供應鏈概念納入營運資金管理框架，一個重大的理論突破是：營運資金管理的重心開始從“財務”到“業務”、從“資金”向“營運”轉移。在國內外的傳統公司財務管理教科書中，財務與業務是分離的、資金與運營是脫節的，處于“兩張皮”狀態?！皟蓮埰ぁ钡男纬?，與主流財務學對公司財務的本質定性及功能定位有關。按照傳統財務管理教科書的表述，公司財務的對象是“資金運動”（國內教科書的解釋）或“金融市場與公司經營之間的現金流轉”（西方教科書的解釋），基本問題是解決投融資問題（具體包括投資決策、融資決策和股利決策“三類決策”）。這樣的功能定位，使財務與“資金”建立了血緣關系。體現在運營資金管理上，重心自然就放在“資金”（也就是短期的資金籌措與運用）而不是“營運”（業務運營）上。觀察國內外財務管理教科書不難發現，涉及到營運資金的管理，從頭到尾很難看到“營運”或“經營”的影子，很難發現真正的業務“營運”，營運資金管理成為脫離業務或經營的封閉的資金循環，由此導致“資金”與“營運”、“財務”與“業務”的斷裂或脫節，這也許是主流營運資金管理理論最致命的缺陷之一。然而事實上，財務與業務的關系相當于“一枚硬幣的兩面”，既相異又相關聯，既不相容又相容。其次，就營運資金而言，始終是依附于“業務運營”的資金，并且直接由“業務運營”所決定，而“業務運營”又是在“供應鏈”關系中展開的。在營運資金概念中“營運”與“資金”的關系應該是：“營運”是因，“資金”是果。盡管現實中常常是結果導向，但決定營運資金管理效果的仍是業務的“營運”。供應鏈斷裂是經營中斷和營運資金周轉受挫的致命原因。國內外許多企業破產倒閉的事實顯然能夠支持這樣的觀點。營運資金管理的重心，顯然應該是業務的“營運”而不是財務的“資金”。因此，把供應鏈納入營運資金管理體系，并借此實現財務與業務、資金與運營的整合，實際上是恢復營運資金管理的本來面目。
構造基于供應鏈的營運資金管理框架或體系，需要我們認真研究和總結新型模式的結構和運作規則?？梢钥隙ǖ卣f，傳統教科書是沒有這些規則的?？偨Y那些因營運資金鏈斷裂引發的企業危機的案例，可以發現基于供應鏈的營運資金管理模式的最重要的規則應該是：核心企業與從屬企業資金協同、從屬企業依附與獨立并舉，以此來避免供應鏈斷裂及由此而出現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對核心企業來說，選擇“兩頭沾”的運營資金管理模式（即對上游供應商“先貨后款”、對下游客戶“先款后貨”），一旦遭遇財務困境，結果會加速“霸主”企業的死亡，并產生強大的供應鏈資金危機沖擊波，形成顯著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其次，處于從屬地位的中小企業也應避免借助供應鏈關系“傍大款”帶來的風險。對實踐的觀察不難發現，許多中小企業在設計營運資金管理策略時選擇供應鏈式戰略聯盟，形成所謂的“寄生性”公司，但是過度依賴的“寄生性”公司，效果有時也會適得其反。俗話說“背靠大樹好乘涼”，但實際的情況是這恰恰是資金變臉的重要成因之一。
三、嵌入供應鏈的投融資管理
財務學的核心問題是投融資決策問題。主流的投融資理論是借助“經濟人模型”建立起來的，因此是排斥供應鏈的。
供應鏈外生的投融資理論有三大主要特征：（1）以單個組織作為財務主體。經濟人的特點是“鶴立獨行”，不需要合作與聯盟，因而也就不需要考慮公司企業間的聯盟及企業集團，這也是主流財務學立足個體主義方法論來建構理論和方法體系的重要原因。主流財務學始終是從單個公司企業的自身追求來設計投融資理論模型和實務規則的。（2）以個體價值作為決策標準。經濟人的核心特征是“利己主義”，反映在投融資決策標準的設定上就是單個個體的價值最大化，并且對個體的關注只是體現“效率”的“價值最大化”，不考慮甚至排斥與效率具有密切聯系的“公平”問題，而“公平”概念是在考察供應鏈問題時無法回避的概念。（3）以非合作博弈作為基本分析模型。經濟人的另一特征是不合作性。經濟人假設人都是精明、自私、利己、機會主義的“壞人”，即使不能對抗，也不能合作，只能采取措施防范與控制風險。經濟人具有互不相容的特性，在利益相互影響的格局中始終堅持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決策策略。詹森和麥克林的成本模型是典型的非合作主義模型，該模型的前提是：追求自身利益的經濟人在做出理時，知悉所有其他訂約關系人的動機，并能采取措施，防止其他關系人對契約的可能違背，以維護自身利益。按照威廉·L.麥金森（2002）的觀點，“這一模型為投資者如何分配資本、公司經理如何做出決策提供了客觀科學的模式”。
引入供應鏈概念將會使財務學的理論模型和實務規則更加復雜化。一方面，供應鏈并沒有徹底改變人的“經濟人”屬性。在現實中，供應鏈的形成，成員企業應該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并且供應鏈運作中頻繁出現的核心企業在定價和資金上的“兩頭沾”模式、核心企業的“中轉庫”物流模式、成員企業間的“惡意拖欠”、母公司對子公司的利益“侵占”、處于終端的大型零售商的“亂收費”、日趨惡化的“零供關系”、一方財務出現困難時他方紛紛“堵門討債”等等現象或做法，正是“經濟人”本性的充分展現。進入2012年，光伏業界紛紛揚揚的“江西賽維LDK破產”案例，就是典型的經濟人本性作怪導致供應鏈斷裂而引發的資金鏈斷裂及“蝴蝶效應”的案例。在這里，經濟人依然“健在”并發揮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嵌入供應鏈的財務學體系不應該拋棄主流的“經濟人模型”。
但是，另一方面，供應鏈又“修正”了單一的經濟人屬性。供應鏈的產生和存續，顯然是成員企業具有合作、協同、聯盟等意識的表現。在供應鏈關系中，任何一個成員企業不管它的地位如何，都不可能是純粹的“經濟人”。供應鏈的存在，本身就意味著利己與利他、競爭與合作的并存。從這個意義上說，純粹的經濟人模型又難以完整解釋供應鏈關系，需要對經濟人模型進行一定的修正。
從供應鏈角度來修正經濟人模型，有三點需要充分考慮：（1）個體與集體的兼容。經典的經濟人模型是個體主義的產物，而供應鏈是在認同個體獨立性的基礎上的一種企業聯盟，內含集體行動的邏輯，這就需要將集體行動嵌入財務決策分析模型之中。不過，模型的構造應考慮供應鏈結構或模式的差別，聯盟式和集團式供應鏈關系的分析模型也許會有差別。聯盟式供應鏈純粹是一種帶有短期性的商業契約關系，而集團式的供應鏈通過產權關系凝結成一個長期穩固的命運共同體，二者的松緊度及個體獨立性程度還是有所差別的。（2）個體價值與整體價值共生。嵌入供應鏈之后，財務學所設定的決策標準也不應該只是單個成員企業的價值最大化，而應該是“合作剩余”或“合作盈余”及“整體價值”的最大化基礎上的個體價值最大化。供應鏈的“合作盈余”得益于降低交易成本和協同效應。普遍認為，供應鏈是一種能夠減少企業間交易成本的新的組織模式，對成本的減少取決于信息交流、相互信任與良好的合作關系，這些因素能夠降低供應鏈企業間的總成本（機會成本、交易成本與制造成本之和）。其次，供應鏈還能產生“1+1>2”的效果，從而增加合作價值創造能力。億博物流咨詢數據庫提供的資料顯示，實行供應鏈管理后，總供應鏈管理成本（占收入的百分比）降低超過10%，中型企業的準時交貨率提高15%，訂單滿足提前期縮短25%-35%，中型企業的增值生產率提高超過10%，績優企業資產運營業績提高15%-20%，中型企業的庫存降低3%，績優企業的庫存降低15%，績優企業在現金流周轉周期上比一般企業保持40天-65天的優勢。鑒于此，供應鏈的投資決策應以供應鏈整體價值為決策選擇標準，供應鏈的融資決策應統籌考慮供應鏈節點企業的資本結構的合理性和風險控制，避免出現供應鏈斷裂風險。（3）沖突與合作并存。在分析方法和模型構造上，非合作博弈與合作博弈兩種模型并存。非合作博弈強調互不相容和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合作博弈注重合作盈余及其在分配中的效率、公平和公正。非合作博弈追求個體理性，而合作博弈強調團體或集體理性。供應鏈關系不管是采取聯盟式還是采取集團式，都是一種合作或妥協的關系，都符合合作博弈的基本條件或要求。
引入供應鏈的投融資理論還需要解決一個共同的決策和治理機制問題。對成員企業來說，供應鏈就是一個命運共同體，這個命運共同體的維持和合作盈余的增進，需要有協同化和一致性的決策和行動，這就需要有一個共同的決策和治理機制，這個共同治理機制能夠解決成員企業間的投融資戰略協同、相關信息共享、投融資決策同向等問題，共同的投融資決策機制還需要有一個共同決策治理機構：供應鏈決策委員會，并且力爭使這個委員會的決議能夠對供應鏈成員企業有約束力。供應鏈決策委員會由獨立人士構成也許會有更好的效果。
四、填補分配理論在公司財務學中的空缺
按照經濟人模型建構的主流財務學理論是關于效率的理論，通常把財務目標函數設定為“價值最大化”，就是說明財務學所關心的是“做蛋糕”而不是“分蛋糕”的問題。財務學家們試圖將社會責任納入財務目標函數結構，但稍加觀察不難發現，結果仍是徒勞無益的。一方面，沒有哪一類財務決策的標準中融入社會責任，因而有“掛羊頭賣狗肉”之嫌；另一方面，無奈的添加所出現的“兩張皮”現象，反倒引起財務學教科書前后邏輯上的矛盾。
其實，在主流的財務學體系中，分配理論是缺位的，股利理論不是分配理論。在主流財務學的框架中，基本的問題通常被歸納為投資決策、融資決策和股利決策“三類決策”。其中：投資決策解決公司發展所需要的項目選擇問題，融資決策解決項目所需要的資本如何籌措的問題，股利決策解決項目運行所產生的凈現金流或凈利潤如何分配的問題。股利決策是針對股東這一類經濟主體的利潤分配，不是通常意義的“分配”范疇，以致在很多傳統的教科書中，股利決策被納入“融資決策”體系，被作為融資問題來看待的。
實際上，主流理論是容納不下“分配”范疇的，與分配概念具有互斥性或不相容性。分配概念在主流財務學框架中找不到位置的原因是：（1）財務學被認定為從屬于經濟學的科學，而按流行的解釋，經濟學是研究稀缺資源如何有效配置的科學，側重點是效率問題而非公平問題。財務學是研究稀缺的資本資源如何有效配置和使用的科學。（2）主流財務學的分析范式是經濟人模型，而經濟人就是講究效率的人，追求的唯一目標就是效率。對經濟人來說，分配的公平問題不在視野之內。（3）是由財務學研究對象決定的。關于公司財務的對象，美式財務帶有普遍性的觀點是“公司與金融市場相關的資金流轉”，內含公司個體、股東和債權人，不包括政府和員工等非金融市場主體，財務學的體系自然也就不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之類的問題。分配理論缺失的直接后果是造成公司財務學理論體系的不完整以及分配實踐的無序性。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公司企業內部的初次分配嚴重失調和無序，“兩種侵蝕”（稅收侵蝕工資、利潤侵蝕薪酬）現象嚴重，其原因之一就是缺乏科學的初次分配理論指導。
供應鏈概念的引入給我們填補分配理論的空缺提供了一個契機。在對供應鏈的研究中，學術界既關注了供應鏈在價值創造（特別是合作盈余）中的積極貢獻，又重視了利潤在供應鏈節點企業間的合理分配問題，也就是既關注了“做蛋糕”又兼顧了“分蛋糕”。學術界對供應鏈“利潤分配”的關注，形成了比較系統的供應鏈利潤分配理論，從而為填補財務學的分配理論空缺奠定了基礎。供應鏈既然能夠產生“合作盈余”，就存在一個內部的分配問題，科學合理的分配制度是維持供應鏈關系、優化供應鏈資源配置的重要條件。從理論上說，供應鏈利潤分配的對象是“合作盈余”，但在實務中，從總體盈余中單獨測算出“合作盈余”是很困難的，于是學術界的關注點就轉向“總體利潤”（供應鏈上所有各點所獲得的利潤總和）或“利潤庫”（ProfitPools）的分配問題。針對供應鏈的利潤分配，學術界提出了多種模型，比如Shapley值模型、Nash協商模型、分配因子模型、討價還價模型、相同利潤增長率模型、資源及貢獻率模型、供應鏈契約模型等等，這些模型是建構基于供應鏈的財務分配理論的重要內容。
值得注意的是，供應鏈關系畢竟還是市場化的契約關系，即使借助產權關系將供應鏈固化為集團關系，供應鏈的利潤分配也必須遵循市場的規則。其次，不管學術界設計出何種分配模型，這些模型的運行都必須以“交易價格”為基礎。實際上，供應鏈結構中的成員企業在“利潤庫”中的分配和占有份額，是通過定價機制來實現的，價格的高低直接決定各個成員企業在“利潤庫”中的份額。這也許會引起歧義，認為這是定價問題而不是分配問題。而事實上，經濟學中論述的分配問題，也是通過生產要素的價格決定機制來實現的。在微觀經濟學中，分配理論不過是價格理論的應用而已。
值得說明的是，供應鏈利潤分配理論只是財務學分配理論的組成部分，完整的財務學分配理論的內容要更加寬泛，并且其核心內容仍是公司企業個體內部的新創造價值（V+M）在各種要素資源提供者之間的分配問題，這些資源提供者至少包括財務資源提供者（股東和債權人）、人力資源提供者（經理和員工）和公共資源提供者（政府和社區）等?；谝刭Y源提供者的“初次分配”理論，再加上基于供應鏈的“利潤庫”分配理論，共同構成了財務學中完整意義上的財務分配理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