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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觀經濟調控范文1
關鍵詞：手術室凈化空調系統 工作模式 系統維護
中圖分類號：R1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791（2014）03（c）-0244-02
1 凈化空調系統的基本工作模式
1.1 系統的分類及組成
醫院手術室層流凈化空調系統按照設備設置情況可以分為三類，分別是集中式、半集中式和分散式系統，在現階段大多數醫院使用的都是集中式空調系統。集中式空調系統由冷站系統和凈化系統組成，冷站系統為凈化系統提供熱源或冷源，通過熱水或冷水經過表冷器對空調機組的空氣進行加熱或降溫；凈化系統由空調機組和送回風管道系統組成[1]。
醫院手術室凈化空調系統的主要設備有空氣過濾器、循環風機、表冷器、加熱加濕裝置、溫度/濕度傳感器、壓力變送器、風量調節閥和監控設備等?？諝膺^濾器在系統中分為粗效、中效和高效三級過濾，實現凈化處理空氣的目的；表冷器和加熱加濕裝置主要用來調節空氣溫度和濕度，溫度/濕度傳感器用來進行監測，并將所測到數據顯示在監控設備上；循環風機的作用是為系統提供流動空氣，風量調節閥控制流動空氣產生風量的大小。
1.2 系統的設計原則
通常來說，醫院是結合利用通風系統和凈化空調系統共同工作，來實現手術室內的良好空氣質量與室內環境。醫院手術室內的空氣調節與我們日常生活工作中的室內空氣調節不同，手術室內空氣調節更注重凈化作用，對空氣中的無菌、氣流流向、風速和適應手術室的溫度濕度等方面都有嚴格的標準要求，而層流凈化空調系統既能夠對醫院所有手術室進行統一集體控制，又能夠對單個手術室進行特殊單獨調節控制管理，可以適用于醫院手術環境的標準要求[2]。
手術室層流凈化空調系統的設計原則一般情況下要滿足以下三點需求。
（1）手術室的凈化空調系統應與其輔助用房的空調系統分開設置。
（2）對于I級潔凈手術室和II級潔凈手術室要分別采用獨立的凈化空調系統對室內空氣進行調節控制處理。
（3）III級潔凈手術室和IV級潔凈手術室可以多間手術室共用一個凈化空調系統，但系統的新風應該滿足既可以采用集中處理方式，也可以采用各個分系統單獨處理模式，形成各個手術室完全獨立的凈化空調系統。
潔凈手術室通常都是采用多機集中式空調系統，系統包括新風機組、多臺循環空調機組、排風機組等并將所有的機組集中安裝在空調機房中，最后由安裝在送風管末端手術室頂部的高效過濾器過濾后送入手術室內。
1.3 凈化空調系統各功能段簡介
醫院手術室凈化空調系統由空調機組和送風管道組成。空調機組根據項目需求安裝在空調機房中，設備存放于專門定制的機柜里，機組各個功能段的排序結構符合國家相關規定，送風管道由生產廠家負責安裝[3]?？照{機組分為新風機組和循環機組，兩部分結構大致相同，其中各獨立的功能段作用如下。
（1）新風過濾段。新風機組和循環機組中都存在新風過濾段，其一般位于機組的最前端，主要作用是過濾掉空氣中較大顆粒的塵埃，主要由風閥、粗效過濾器、壓差傳感器和風閥控制器組成。
（2）預加熱段。預加熱段只存在于新風機組中，它的作用是在冬季將抽取到的室外空氣先進行預加熱，再送入新風機組其他功能段進行處理。
（3）新風回風混合段。只存在于循環機組中，在這里經新風機組預處理的新風和手術室回風充分混合后再經過循環機組的處理才能送入手術室內。
（4）風機段。風機段是由變頻風機、壓差傳感器、變頻器等設備組成。
（5）均流段。通常位于風機段后面，主要是起到均衡氣流的作用，另一方面還便于機組內設備的檢修與更換。
（6）冷卻、加熱段。一般指表冷段和加熱段。表冷器接通冷源時實現對凈化空調系統的新風、回風進行降溫冷卻處理；加熱段是當接通熱源時，實現對空氣加熱處理。
（7）加濕段。一般位于中效過濾段之后，主要作用是防止中效過濾器濕度太大而滋生細菌。
（8）中效過濾段。一般位于循環機組的末端，采用的是中效過濾器，主要作用是過濾掉空氣中直徑在10 pm以上的灰塵，還對末端的高效過濾器起保護作用。
（9）臭氧消毒段。一般位于循環風機中的風機段后面，作用是對風機中空氣進行消毒處理。
2 凈化空調系統的管理與維護
下面結合在層流手術室日常管理維護中遇到的具體問題對空調系統的管理與維護進行探討。
（1）遇到問題：手術室內溫、濕度在調節過程中波動范圍較大，無法滿足規定要求。
分析主要原因：①在溫度和濕度進行調節控制過程中，調節次序混亂；②控制手段落后，例如在夏季沒有進行充分除濕就開始降溫，導致室內溫度降低過快，實際溫度數值超標；③沒有對新風系統帶來的流動空氣進行有效地溫、濕度處理。
解決方法：首先對新風系統加裝溫、濕度控制調節裝置，增加定風量閥，然后對員工進行充分培訓，先調節濕度，再調節溫度，最后增加傳感器、變頻器等元件對手術室內狀況進行實時監測，根據得到的第一手資料及時控制層流凈化調節空調系統。
（2）遇到問題：手術室內風壓偏離，不同區域內的氣流流向和壓力分布不合理，產生的正壓不夠穩定。
分析主要原因：層流凈化空調送風系統閥門控制出現問題。
解決方案：檢查各個定風量閥門是否使用正常，包括系統的新風支管、排風支路上的各個自動調節閥和手動調節閥；在中效過濾器使用滿一年、高效過濾器使用滿三年時分別進行更換維修，并調整正壓。若發現調節回風及排風量，壓差變化不夠明顯，則將回風量至于最大，調整新風支管的定風量閥門，實現壓差變化允許范圍內的平順調節。
（3）遇到問題：手術室內在夏季濕度偏高。
分析主要原因：由于夏季外界空氣濕度偏高，所以在使用空調系統送風時，要首先將新風的濕度除去，才可以使得手術室內空氣濕度保持在40%～60%。
解決方案：首先需要增設氟表制冷設備，對新風進行降溫除濕，將溫度降到18 ℃左右，與回風混合后進行二次降溫除濕，當濕度保持在允許范圍區間后，將空氣加熱至手術室要求溫度區間。根據經驗，控制冷凍水溫度在7 ℃以下時，空調機組具備較強的降溫能力，手術室內的溫度和濕度都基本能夠控制在規定范圍之內[4]。
在日常工作中，還需要注意層流凈化空調系統的維護項目[5]。
（1）新風進口粗效過濾器，需要半個月清洗一次。
（2）由于手術室內存在類似被單、面紗等游離絮狀物，所以一個月要對回風口進行清潔維護一次。
（3）定期對手術室四壁、吊塔及儀器表面進行清潔，對于空調系統也有著一定的幫助。
（4）定期對水系統進行水質檢驗。
（5）對水過濾器進行定期拆洗，尤其是在冬季供熱停止后，要對使用熱媒水的管道進行沖刷。
（6）對空調水系統的壓力表定期檢查，如出現偏差較大情況，及時進行維修更換。
3 結語
醫院手術室內需要利用層流凈化空調系統排除有害氣體，引入新鮮清潔空氣，控制室內溫度和濕度，滿足人體衛生及手術的清潔環境，整個系統的每一個環節都需要及其細致，設立專業人員進行定期維護，是維持系統正常運行的有效方法。
建筑需要大量新鮮、潔凈的空氣來稀釋有害氣體，滿足人體衛生需求并補償室內的排風。
參考文獻
[1] 李秀玲.綜合醫院手術部潔凈空調系統設計思路探討[J].醫藥工程設計，2009（3）.
[2] 齊研.某潔凈手術部凈化空調自控系統設計[J].硅谷，2010（9）.
[3] 傅夢.潔凈手術部建設項目質量管理[D].天津大學，2006.
微觀經濟調控范文2
［關鍵詞］理性預期貨幣政策
一、理性預期理論概述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西方各國陷入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失業率快速增加和經濟發展停滯的困境，流行多年的凱恩斯主義的經濟理論和政策發生了危機，現代貨幣主義學派的經濟理論在停滯膨脹的經濟狀況下，并沒有得到期望的經濟效果。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理性預期學派產生發展起來，該學派以理性預期的概念改造宏觀經濟學，以預期問題為突破口，全盤否定了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被稱為宏觀經濟學中的理性預期革命。而該學派理論上邏輯嚴謹，運用現代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分析經濟問題，因而理論影響迅速擴大，為西方經濟學界普遍接受。該學派理論上的邏輯嚴謹，又運用現代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分析經濟問題，理論影響迅速擴大，從而為西方經濟學界普遍接受。理性預期理論的典型代表理論是貨幣周期論，以及在該理論上建立的實際貨幣周期論、財政政策分析和政府決策行為分析等新的理論。
二、理性預期理論的基本假設
理論預期理論認為宏觀經濟現象不過是許多個人經濟活動的總和，而宏觀經濟學中一切涉及人的行為的假定應該有微觀基礎。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確定的微觀經濟行為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相矛盾，理性預期理論的宗旨是建立與微觀經濟學一致的宏觀經濟學。為此，理性預期理論的主要代表人提出了三個分析的基本假設：理性預期假設；徹底的貨幣中性假設；自然率假設。
1.理性預期假設。理性預期是在長期動態分析下，經濟活動的當事人以完全的、相同的信息為基礎，他們能對未來作出準確的預期，做出合乎理性的經濟決策，即他們能對未來做出理性預期。
2.徹底的貨幣中性假設。貨幣中性假說是指經濟總產量和就業的實際水平和自然水平，與包括相應地對商業周期發展作出反映的貨幣和財政活動無關。
3.自然率假設。自然率假說的要點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有其內在的動態平衡，外界力量能暫時打破這種平衡，但不能根本改變它，政府應該順應這種動態平衡。
三、理性預期理論的政策建議
首先是政府應制定長期不變的政策規定，消除政策規則的任意變動性。理性預期學派堅持古典經濟學的信條，認為過多的政府干預只能引起經濟的混亂，為保持經濟繁榮，唯一有效的辦法就是盡量減少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充分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因為“市場比任何模型都聰明”，它始終是使各種生產資源得以合理配置和充分就業的有效機制。理性預期學派堅持認為，政府的作用只是為私人經濟活動提供一個穩定的可以使人們充分了解的良好環境。因此如盧卡斯所說，“我們需要的是穩定的政策，而不是積極行動主義政策?！闭深A越少，經濟效率也就越高。
二是政府政策目標必須注意長期性和穩定性，并且著力解決通貨膨脹問題，政府的決策不能對一國經濟的產量、就業和其他實際變量產生影響，但可以對一般物價水平等名義變量產生具有規則性的效果。因此，政府應該把最理想的一般物價水平作為唯一的政策目標。
四、理性預期理論及對我國經濟政策的啟示
1.應充分考慮并正確引導微觀主體的理性預期。 目前我國微觀經濟活動主體的理性預期能力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正日益增強。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應充分考慮公眾的理性預期，考慮微觀經濟主體的理性選擇，在一些方面減少了行政干預。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公眾的理性預期又是不斷提高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效應的一個前提條件。中央銀行要提高貨幣政策調控的有效性，就要準確地公布通貨膨脹指標和失業率，利用信息優勢，通過輿論導向，準確披露決策相關信息，加大宣傳力度，及時引導經濟主體的預期，正確引導公眾預期，讓公眾及時了解這種政策目標的變化，增強其信心。
2.應充分認識到貨幣政策對宏觀經濟調控的局限性。 在理性預期條件下，貨幣政策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作用是有限的。當前我國經濟運行所面臨的是諸如結構調整、制度轉軌等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單純的貨幣政策在短期很難起到明顯的改善作用，因為具有理性預期的公眾對此是很清楚的，所以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難以得到公眾的響應。可以說，貨幣政策不是調控經濟的萬能手段，不僅僅因為貨幣政策傳導過程本身需要宏觀經濟運行環境的支持，更因為貨幣政策本身在經濟活動中具有局限性。
3.政府的政策應具有長期的穩定性，以期提供一個穩定的經濟環境。 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原則是為了使微觀經濟個體順利地從事經濟活動，充分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從而穩定經濟，促進經濟增長。所以，政府的政策要想得到各種經濟成員的積極配合，使各項經濟政策取得預期的效果，還必須取信于民，避免朝令夕改。因此政府的政策應具有長期的穩定性和符合經濟活動當事者的預期規律，可以使經濟活動的當事人從根本上擺脫由于政策的頻繁變動對其造成不良后果的擔憂，從而無需尋求應變之策，而盡力去尋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經濟行為的最優化。
微觀經濟行為主體的理性預期對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果有著重大影響，政府在采取宏觀經濟調整政策時，必須充分考慮微觀經濟行為主體的理性預期并引導這種預期朝著政策目標的方向發展。我國發展市場經濟離不開經濟政策調控，這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點之一。然而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我國微觀經濟活動主體的理性預期能力日益增強，政府部門必須轉換思路，注意把握宏觀經濟調控與微觀層面理性預期的結合點，謀求經濟政策、經濟主體的預期與行為及經濟運行三者的和諧與穩定，才能保證我國經濟平穩、快速而有高質量的增長。
參考文獻：
微觀經濟調控范文3
經濟分為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兩個層面，對經濟的調整通常從這兩個層面進行，一方面是國家、政府在國家經濟政策、產業、地區經濟等方面的宏觀調控，另一方面是企業微觀層面的各類經濟活動。中央政府制定和調整全國性的經濟政策，地方政府制定和調整本地區的經濟政策，各企業制定各自的經營規劃，并服從宏觀調控。與經濟活動的這種宏觀微觀結構相對應，筆者認為，在環境保護制度的制定和實施以及環境保護執法，也應當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來進行。這也是《環保法》第4條所要求的“使環境保護工作同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相協調”的實質性含義，以及在現實工作中的根本要求，也是我國提倡可持續發展的根本要求。
一、宏觀方面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講，自然資源包括環境資源，通常被視為國家財富及其增長的決定性因素。早期的經濟學家如亞當斯密提出來的“看不見的手”理論，認為社會資源及經濟結構和發展應當完全由市場及價格因素來決定。到后來，凱恩斯提出宏觀經濟調控理論，認為，市場經濟應當由政府進行宏觀調控才能充分發揮優勢，實現資源更優化配置，減少社會由于“看不見的手”的滯后作用或者失靈而帶來的社會財富浪費。在前人的基礎上，大部分當今的經濟理論都趨向于采用雙重機制來配置資源，“看不見的手”主要體現于微觀企業的資源獲取和利用機制上，而宏觀經濟調控理論則主要有政府經濟政策來實施。
也就是說，政府和市場是社會資源配置的兩大力量。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市場主體以追求最大利潤為目標，價格反映資源的稀缺性和利益的大小，進而影響市場主體的生產營銷活動，價格和競爭機制推動著資源配置的最優化。然而，市場機制也有其自身的缺點和消極方面，存在滯后性和某些“失靈”的領域。當這些滯后和“失靈”出現時或出現前，需要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通過經濟法規等發揮作用，主要表現為調整產業政策、制止壟斷、維護公平的競爭秩序，實施稅收，調節收入以及保護環境資源等，是得整個國民經濟高效、優化和可持續發展。
早在1994年3月，國務院通過了體現中國“可持續發展”之路的《中國21世紀議程》，內容涵蓋了中國人口、經濟、社會、資源、環境保護等相結合的“可持續發展”戰略、政策和行動框架。
然而，盡管國家上層建筑一方面重視環境問題、加強環境立法，提倡可持續發展，但這種傳統及經濟發展根源上的問題卻從另一方面繼續甚至更加加劇了環境問題的惡化。這種情況的出現或者不改善，要么表明我國的宏觀調控對于環境保護的不重視，要么反映了宏觀調控政策有提倡環境保護，卻無法起到良好作用。從現實狀況來看，后者應當是主要問題。
第一，中央與地方對經濟的調控目的不同，權限不同；中央的經濟政策往往是一些全國范圍或者經濟總量方面的調控，中央的決策也往往只會直接針對一些具有全國影響的大項目。而地方則是當地經濟發展的直接參與者、決策者和過濾器，尤其一些地方政府對大部分企業投資有著自主審批權。而地方政府的經濟決策通常具有短期性和局部性，缺乏長期觀和大局觀，如果地方與中央在經濟決策和調控方面的價值取向不同，就可能削弱中央關于環境方面宏觀政策的真正落實，甚至還會影響《環保法》在當地的有效執行。
第二，經濟發展決策與環境保護要求的差異。從我國有關法律如《土地法》、《環保法》的規定，我國現有的自然和環境資源的所有者為國家，而這一規定有其明顯的局限性和模糊性。“國家”這一概念在地方通常由各地政府來體現，直接后果就是，地方政府代表“國家”來利用這些資源，大部分甚至是無償利用。鑒于地方政府的經濟發展具有一定的功利性，對于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方面的工作，往往變成次于經濟發展指標的“二線”工作，甚至作為了經濟發展的犧牲品。另一方面，由于能夠代表環境的資格主體往往只能是當地政府，這就事實上使得《環保法》的執法形同虛設，因為地方政府不可能將自己列為被告來處理這些由于自己經濟決策失誤而造成的環境問題。
第三，中國過去的經濟發展考核制度對環境保護的忽視。在十一五規劃前，國家通常將環保和資源利用指標作為參考指標，不作為各地經濟發展的強制性指標。但可喜的是，從今年的十一五開始，環境和能源已被列為經濟發展的強制性指標。
因此，對于環保政策的有力實施，《環保法》的實質性執行，從宏觀層面來講，政府既要作為主體來切實貫徹有關政策和執行有關法律，堅持可持續發展的方針；同時政府由要作用有關政策和法律的實施對象或客體，來接受政策和法規的約束。著重要做好以下工作：
1.信息供給和教育。政府應當建立起一套既針對政府也針對企業的環境信息公告系統，可以定期有關各地環境問題的信息，或者公布企業的有關排放的情況，甚至可以要求企業對其環境和排放方面的數據進行公布，以給予各級政府和企業明確的壓力和監督，形成一種良好的環保監督和教育體系。
2.經濟發展一方面要全面規劃、合理布局，另一方面要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在布局方面，既包括對整個國家生產力的合理分布與組合，也包括某一特定區域的功能區、企業、事業單位和交通路線的合理配置。全面規劃，主要是指制定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國土規劃、區域規劃、流域規劃等，應當對工業、農業、城市、鄉村、生產、生活、生態等方面進行科學預測、統籌兼顧、綜合規劃。既要考慮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又要考慮環境效益，以便獲得最佳的綜合效益。大力發展循環經濟，減少資源消耗和浪費，這也是我國政府提出建設“節約型社會”的要求。
3.法律體系的完善，主要是環境問題訴權的明確歸置，以及政府、國有企業作為環境保護法律實施主體和對象，接受多種環境主體的監督和約束。
4.地區和地區的政策協調?，F代經濟是復雜的相互聯系的系統，產業與產業之間形成復雜的產業生態鏈，地區與地區也是相互影響的關聯方形成整個國家的環保整體。為達到地區的協調一致，需要統一有效的宏觀政策與監督。
二、微觀方面
微觀經濟主要指的是經濟整體重各個個體，主要是經濟單位的經濟學。單個企業在社會中攝入資源，銷毀能源，產出產品，其投入產出決定了自身的經濟性。大量的企業利用資源影響環境就構成了整個國家和社會的資源消耗和環境問題。而政府的經濟引導，法律的執行很大程度上也作用于這些微觀經濟主體。
通常來說，企業間的資源調配是一種微觀經濟主體活動，最有效的方式是“看不見的手”，即通過市場價格、競爭機制來完成。但是，由于環境問題的“公共性”，使得市場微觀主體在決定自身的生產、投資、消費等活動時，往往只從自己的角度考慮所面臨的各種選擇的成本和收益，而對經濟活動中所需的環境要素（如空氣、水、環境的納污能力等）的投入和產出，特別是由此產生的廣泛的社會后果，不能或沒有完全折合成與該市場主體有關的成本和收益，因而不能很好地影響其決策。而且，在競爭的壓力下，市場主體即使意識到了其活動給社會造成的環境成本代價，只要其行為不受社會的嚴厲懲罰，也往往置之不理，而是將該環境成本轉嫁給他人和未來。為什么有些行業、企業對《環保法》的要求視而不見，對許多造成環境問題的運作行為屢禁不止，尤其微觀經濟方面的根本原因，因為企業的經營目的永遠都是利潤最大化。因此，在環境資源的利用和保護方面，不能完全利用市場價格機制來自發約制，在對環境和資源進行經濟定量交易的同時，還必需依賴法律和各項環保制度的有效實施來對企業的行為進行規制和引導。
對微觀主體的環保要求和執法，主要應當著重于兩方面：
一、各種環保制度的切實有效推行于微觀經濟主體，如環評、許可證制度、各項收費、治理制度。從縱向上來講，應當使這些制度切實實施到位，不能流于形式，橫向上在實施這些制度時，應當力求公平，對所有的微觀經濟主體一視同仁，不論企業性質是國企、民企還是外企，也不論該經濟主體規模大??；無論被動還是主動，只有當每個經濟主體都將環境資源作為其經營范疇里的一項有成本的必須投入時，而且這些必須投入直接關乎經濟主體的利益甚至生存問題時，經濟主體才會真正關注環境，真正以一種主動投入的態度來參加國家所提倡的“可持續發展”。
二、嚴肅和加強環境保護法律法規的執法，樹立環境法律的權威。從而樹立起微觀經濟主體的守法觀念。環境執法是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或其它依法行使環境監管權的部門貫徹實施環境法的國家執法活動。然而，由于體制方面的原因，我國的環境執法過程中有相當多的弊病?！坝蟹ú灰馈?、“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現象使不少人喪失了對環境法的信心。環境法律缺乏權威信，這也是造成微觀經濟主體對于環境保護漠視的重要原因之一。這里一方面有我國環境執法體制方面的原因，環境執法主體與地方政府相重合的體制使得環境執法容易受到地方政府和某些領導的干預，充滿了利益沖突色彩；另一方面也有環境執法人員素質原因，由于傳統原因，環保機構一度被視為二線執法機構，人員編制、人事安排方面問題多多，執法能力和技術令人堪憂。
微觀經濟調控范文4
相當一部分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的國有企業效率狀況是一個“悖論”，即從微觀財務角度來看國有企業不斷惡化，是非效率的，但全要素生產率（TFP）卻一直處于正增長狀態，是有效率的；從微觀競爭和經濟比重的變化來看是沒有效率的，但從宏觀經濟影響來看卻是有效率的；從生存競爭指標來看是非效率的，但從宏觀社會經濟資源配置來看卻是有效率的。中國國有企業的這種效率狀況被世界銀行稱為“效率悖論”。許多學者對這種效率狀況做出了不同的解釋。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一是世界銀行的早期解釋，認為是中國市場競爭的加強促使國有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出現正增長，而產權的殘缺和相應的委托關系導致了國有企業財務效率的惡化；二是李培林等人的解釋，認為是國有企業過高的社會成本導致了這種效率狀況；三是《中國工業發展報告（1999）》、諾頓、江小涓、盧獲和陳鴻文、張軍對國有企業的“效率悖論”進行的解釋，認為是規模經濟導致了全要素生產率提高，而宏觀經濟環境的惡化導致了國有企業財務狀況的惡化（盧獲，2000）；四是Yoshio Wada的解釋，認為“管理成本和融資成本的過高侵蝕了國有企業的贏利能力，從而導致了國有企業的生產效率與財務效率的背離”（Yoshio Wada，1998）。
上述四種解釋都存在著問題。第一種解釋是自相矛盾的，因為競爭既然可以通過壓力改變市場主體的行為，使國有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出現正增長，但是，競爭的效率為什么沒有反映在財務狀況的改善上呢？產權的殘缺使資源配置無法達到最優，但為什么產權殘缺的資源配置效應只體現在財務績效的惡化上，而沒有體現在全要素生產率的負增長上呢？全要素生產率的改善與財務效率的改善為什么沒有直接的關系呢？第二種解釋可以利用社會成本過高來解釋國有企業財務惡化的原因，卻無法解釋國有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出現正增長的原因。因為社會成本過高并不能構成國有企業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原因。第三種解釋有它的新穎之處，但是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是否能夠完全歸結于國有企業的規模經濟？宏觀經濟的惡化是否是國有企業財務惡化的直接原因？都是值得商榷的問題。因為宏觀經濟的惡化很可能就是國有企業效率惡化的結果。同時，企業的規模經濟為什么沒有反映在財務效率的好轉上？企業規模經濟的形成與財務指標的惡化有何聯系？這些問題都是該種解釋無法回答的。第四種解釋在本質上只給出了國有企業財務績效惡化的部分原因，它與前幾種解釋一樣沒有給出國有企業生產效率提高的原因，以及“效率體論”產生的深層次原因。因此，國有企業“效率悻論”依然是一個沒有得到真正解決的問題。
二、 理論解釋框架
上述四種解釋之所以無法正確地說明中國國有企業“效率浮論”的形成原因，其關鍵在于它們所依據的理論基礎存在著問題：①在“次代世界”中不能簡單地以新古典效率標準為準，不能只從微觀的角度來處理效率問題。因為“次代世界”中的各種外部性不但決定了帕累托效率標準的失效，而且也決定了微觀效率與宏觀效率的不一致。而上述解釋中的“競爭論”和“產權觀”從本質上都是以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為基礎，所采取的財務指標和全要素生產率指標也都只是微觀指標，并隱含了帕累托效率判斷標準。②國有企業的制度性質決定了我們在處理國有企業效率時不能把它放在一般的市場環境中進行分析，必須從中國的特殊環境出發，充分考慮國有企業的戰略定位和效率定位，才能對其效率狀況做出全面的理解。因此，充分考慮中國轉型期、過渡期和后趕超期國有企業的性質和定位才是解釋中國國有企業“效率悻論”的關鍵所在。
我國國有企業不能簡單地等同于在理想經濟狀態下的國家所有制企業，必須把國有企業放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背景下進行分析。而這意味著：①必須將國有企業與在生產力落后國家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實施趕超戰略相聯系；②必須把國家所有制當作一種全面的社會經濟制度安排，而不是西方社會派在先進生產力水平下推行簡單社會競選和社會福利政策的工具之一；③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保持不變，而經濟制度發生根本變化的過渡時期，必須把國有企業與現代生產力發展模式的變革以及經濟與政治的相互作用聯系起來。
1． 后趕超戰略時代國有企業的定位
喬安·羅賓遜夫人對現實社會主義的性質做出過精辟的概括。這就是，社會主義不是“超越資本主義的一個階段——（而是）一種沒有進行產業革命的國家可以用來效仿產業革命的技術成就的手段，一種在一套不同的游戲規則中進行快速積累的手段”（Joan Robinson，1960）。一套不同的游戲規則主要是指國家控制下的計劃體系，它肩負著實施“技術效仿”、“技術擴散”和“技術趕超”的戰略任務。但是，當這些國家初步建立工業化體系，進入知識經濟時代進行以信息技術為主導的現代高新技術的模仿、移植和趕超時，社會主義計劃體系已經不能勝任這種“后趕超”任務了。因為落后國家在知識經濟時代的“技術效仿”、“技術擴散”和“技術趕超”不再像傳統的技術趕超那樣，其方向和發展都具有嚴格的確定性，國家只需要集中各種資源，通過計劃控制以克服“技術移植”中的市場失靈問題，就可以快速建立工業化體系。知識經濟時代的高新技術模仿、移植以及趕超在某種程度上本身就是一種創新，具有較高的不確定性。它需要良好的激勵機制、信息傳導機制和風險分散機制以克服國家計劃體系在激勵、信息傳遞和風險分散方面的缺陷。但是，政府主導下的技術趕超體系的失靈并非就意味著單純地利用一般的市場體系就可以解決上述問題。因為趕超中的技術移植、模仿雖具有不確定性，但它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創新有著本質的差別，有相當部分的技術發展依然具有確定性，依然帶有強烈的公共品屬性。如果依賴一般市場機制又會產生大量的市場失靈問題，具有確定性的技術就會因為其公共品或半公共品的性質而不會得到有效的供給。如何解決“市場失靈”與“政府計劃失靈”在知識經濟時代實施后趕超戰略所面臨的兩難問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一個最好的制度適應性創新，而其核心就在于國有企業制度安排。利用國有企業作為“技術移植、技術模仿、技術趕超和技術擴散”的主體，有利于克服“國家失靈”和“市場失靈”，并利用國家與市場的各自優勢實施后趕超戰略。一方面可以利用國有企業與政府間的關系，把技術投資和技術發展作為“半公共品”提供給社會，以克服一般市場的提供公共品不足的缺陷，推行國家的產業政策，促進結構的調整；另一方面則可以利用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體，引入競爭和激勵約束機制，克服單純政府控制公共品和分散風險方面的缺陷。
2.國有企業宏觀經濟效率的定位
W·布魯斯曾經論述過應當將社會主義所有制從整體層面來進行把握的思想。他談到，“在馬克思看來，在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制的基礎上，把互相分離的經濟活動單位一體化為一個社會整體在這里起著首要的作用。奧斯卡·蘭格一直特別注意社會主義的這種屬性，認為它會提高從個體到社會規模，或者換句話說，從微觀水平到宏觀水平的合理行為的標準。這種聯合的意義不僅僅在于‘外部性的內化’，即不僅僅在于有可能把微觀單位活動之外的成本和收益計算在內，而且在于可以消除由于追逐只是從微觀經濟的角度看才合理的目標而引起的宏觀范圍無效率”?！巴ㄟ^把合理行為的標準從微觀經濟水平提高到宏觀經濟的水平，社會主義被假定應當顯示出較之資本主義更高的效率”（Bruce，1998）。因此，社會主義國有企業定位的立足點按照經典理論的解釋就不僅僅在于微觀的資源配置，社會主義制度的設計更重要的是要克服微觀經濟組織配置資源的非效率問題，從整體上達到社會資源配置的最優。
雖然現在的資源配置以市場為基本手段，但是社會主義的性質同樣決定了它宏觀經濟效率的定位。而實施這種宏觀效率定位的途徑就從傳統的計劃資源配置方式讓位于國有企業這種介乎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制度安排。國有企業制度安排依然是國家對整體宏觀資源配置效率實施控制的根本手段之一。在過渡時期和轉型時期這種宏觀效率的定位就體現得更為明顯，因為市場的不完全和經濟結構的轉換決定了以較為完善的市場制度為實施前提的宏觀經濟政策工具缺乏實施的基礎和傳導機制。所以，國有企業的效率定位不僅僅是單個組織的微觀效率，更重要的是社會經濟宏觀效率。其具體體現是，國家利用與國有企業的特殊關系把它作為宏觀經濟調控和產業政策的直接傳導工具。
微觀經濟調控范文5
【關鍵詞】經濟法經濟性HHI指數技術規范
自上世紀80年代我國開展經濟法研究以來，經濟法學者對經濟法的特征作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審視當前經濟法學界，大部分的經濟法學者僅僅運用傳統的法學分析方法，通過經濟法與傳統法律部門的比較，試圖揭示經濟法的特征。然而，畢竟經濟法是一門與傳統法律部門差異極大的法律部門，這樣的研究方法有它固有的局限性，唯有將經濟法置于整個市場經濟，并將其與經濟學的經典理論緊密結合，才能更加深刻地揭示經濟法的特征。
分析經濟法規群的共同特點，筆者認為經濟性是而且應該成為經濟法的本質特征。本文將從三個方面對經濟法的經濟性進行論述，這也是筆者的一點思考。
一、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經濟性
分析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我們可以將其歸納為市場主體調控關系，市場秩序調控關系，宏觀經濟調控關系以及社會分配關系。
從市場主體調控關系來看，國家為了維護市場的有效運行和整體利益，通過市場準入制度等制度，對市場主體進行經濟調控。以《商業銀行法》為例，商業銀行在金融市場上主要經營負債業務、資產業務和中間業務，由于金融業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安全至關重要，為了保障商業銀行的安全性，國家對商業銀行的設立規定了極為嚴格的準入條件。《商業銀行法》第13條以嚴格的準入制度對金融業做出了調整。商業銀行在設立后仍要受到持續調控，由于商業銀行主要是經營負債業務，負債率就是一個極為關鍵的問題。針對這一問題，新《巴塞爾協議》做出明確規定，要求各成員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應高于8%。我國也根據這一協議做出了相應的要求。這些規定無不顯示出經濟法對現代經濟關系的積極調控，也可以說，正是由于這些經濟關系的重要性，才引發了國家通過經濟法進行有效的調控。
此外，國家為實現一定的產業布局調整以及社會公平目標，也經常通過產業政策、再分配政策、財政政策等對經濟發生作用。這在日本等發達國家集中表現為《產業政策法》《結構不景氣法》等法規。無論是經濟法調整對象的哪一方面，源于經濟法的產生正是客觀經濟關系出現而傳統的民法、行政法都無力調控，它們天生就具有強烈的經濟性，這也內在地決定了經濟法具有經濟性，并且經濟性理應成為經濟法的本質特征。
二、經濟法調整工具的經濟性
經濟法的發展與干預主義的出現密切相關。干預主義的經濟學基礎是凱恩斯主義。但干預主義并沒有提出可供操作的干預經濟的調控工具。隨著西方市場經濟以及經濟學理論的發展，西方國家逐漸提出了操作性極強的調控工具。
以國家對壟斷的干預為例，由競爭引起的壟斷，反過來又必然妨礙、限制甚至消滅競爭，最終使市場機制遭到破壞。為維護市場機制的健康運行，通過經濟法限制壟斷成為必然的選擇，但何時該由國家介入呢？在微觀經濟學理論中，市場結構區分為完全競爭市場、壟斷競爭市場、寡頭市場和壟斷市場。當競爭使得市場集中到一定程度后，就會出現壟斷。衡量市場集中度有幾種經典的指標，譬如四企業集中度（CR4）、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HHI指數）以及熵指數（entropindex,EI）。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采取了HHI指數作為判斷企業收購行為是否構成了壟斷威脅，國家是否應當進行干預。根據微觀經濟學理論：
聯邦貿易委員會要求意圖實施兼并的企業必須提供該企業以及其競爭企業的市場占有率，接著由該委員會計算兼并前與兼并后的HHI指數值的差值，倘若這個差值達到兼并法則規定的數值，聯邦貿易委員會隨即根據反壟斷法作出允許或者不允許企業兼并的決定。運用HHI指數進行壟斷的認定有一個相當典型的案例，即可口可樂與百事可樂的兼并較量。倘若允許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實施兼并，將使兼并后的HHI值嚴重超過法則規定。
在美國反壟斷法的實施過程中，經濟學的工具被運用于判定壟斷與否的標準，而反壟斷法被稱為“經濟憲法”，是經濟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濟法的調控工具具有濃厚的經濟性，其數據完全來自真實的市場經濟運行過程，而諸如HHI指數之類的調控指數最先純粹是經濟性的指標，而后才引入了經濟法的領域，故而經濟性成為經濟法的特征自然而然，并且應該成為經濟法的本質特征。
三、專業技術規范的引入
經濟法的重要表現，是經濟法往往把經濟制度、經濟活動的內容和要求直接規定為法律。直接賦予經濟規則以法律效力，也意味著經濟法具有專業性。在我國經濟法的法律框架之中，存在相當多的專業性技術規范。在經濟法的各個領域內，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找出此類規范。譬如房地產法中的《建設工程勘察設計管理條例》、會計法中的《企業會計準則》。這類規范產生的目的帶有極強的經濟目的性，來源于對市場交易關系、結算關系進行規制的需要，顯然這些社會關系具有強烈的經濟性。故而從經濟法對專業技術規范的引入也反映出經濟法的經濟性特征。
以上從經濟法的調整對象、經濟法的調控工具以及專業技術規范的引入三個方面進行分析，并適當運用了經濟學的分析工具，對經濟法的經濟性著重論述，深化了對經濟性這一特征的理性認識。當然，經濟法仍具有諸如政策性、綜合性、回應性、指導性、后現代性等特征，但與經濟性相較而言，其他對其特征的表述均是第二位的，或可稱為經濟法的區別特征，但畢竟不是本質特征。因此，經濟性是經濟法的本質特征。
參考文獻：
黃達.金融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微觀經濟調控范文6
[關鍵詞]西方宏觀經濟學；中國化改造；發展；理論建構
[DOI]10.13939/j.cnki.zgsc.2020.20.112
1前言
對于現代西方經濟學而言，根據不同的研究視角和領域，通常被分為兩個分支學科，分別為研究經濟資源最佳配置的微觀經濟學以及研究經濟資源最佳利用的宏觀經濟學。在宏觀經濟學中，其將整個國民經濟活動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并將國民的收入作為核心決定理論。因為宏觀經濟學的視角為整體化的經濟運行，所以，其具體的研究領域主要包括就業問題、長期經濟穩定與增長相關問題、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經濟來往以及匯率問題和國際收支問題等。同時，因為宏觀經濟學主要考察與國民的生產總值、總投資和收入、國民收入以及物價水平等在國民經濟中的變動法則相關的內容，故也將其稱作為總量分析，其主要解決資源有效利用方面的問題。所以，為了能夠更好地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應該對西方宏觀經濟學理論的運行規則、理論構成以及其影響進行分析，確保其可以在中國化改造中得到正確的借鑒，期望能夠為中國當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宏觀經濟理論的完善與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2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含義
對于經濟學來說，其產生的目的就是為更好地解決與研究人們自身的無限性需求與資源稀缺性之間的矛盾和沖突而形成的一種理論學說。在經濟學中，其主要面臨兩個方面的問題，人類無上限的需求和資源的稀缺。對于人們的無上限需求而言，及時不斷地更替和變化，需求和欲望也分輕重緩急，稀缺資源也具有被選擇的特點。在經濟學的研究中，主要的研究內容不是資源稀缺的原因，而是針對因資源稀缺所引發的對資源選擇、利用與合理配置的相關問題[1]，換句話說，就是正確選擇、配置與利用有限的經濟資源，從而更好地滿足人類社會發展的需求。因此，所謂經濟學，其主要是從資源稀缺性的視角進行研究，如何對稀缺資源進行更加有效、合理的利用，在這種情況下，也就將經濟學分為資源利用與資源配置兩個獨立的學科，分別為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指的就是資源的充分利用，而微觀經濟學指的則是資源的合理配置。
3西方宏觀經濟學下的中國化改造
如今，西方宏觀經濟學已經被充分的引入到中國的經濟市場中，在此過程中，其也經歷了否定、批判、部分吸收以及有選擇借鑒的曲折歷程。對產生這種情況的原因進行深入分析后不難看出：首先，因為中國國內的經濟學均以政治經濟學作為基本理論和指導思想，而西方宏觀經濟學作為“后來者”，其若想得到整個經濟學界的接受，則必須要經歷一個漫長的過程。其次，在中國，長時間以來實行的都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計劃經濟體制，這與西方的私有制市場經濟體制之間存在很大的區別。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雖然已經實行了經濟體制的改革與轉型發展，但是這種經濟體制的成熟運行還需要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最后，西方經濟學自身具有雙重性質，也就是對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性進行宣揚，又對市場經濟運行規律進行客觀性總結?？傮w來說，其本質就是對私有制的維護。另外，因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中具有比較大的相同點，根據西方經濟學對市場經濟運行的規律性進行客觀總結，也反映出了經濟社會中所客觀存在的事實，這也是值得我國借鑒與吸收的地方。因此，對西方宏觀經濟學的態度應該是在吸納的基礎上，嚴格把握分寸，不能照搬照抄，應消化與學習其有用的部分，實現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適當、合理的將西方宏觀經濟學引入到中國化改造中。
對于政府行為，其往往表現為經濟管理和宏觀調控，市場功能往往表現為供求、價格自發調節和自由競爭，兩者緊密關聯、相互交織、缺一不可。因為政府行為不可能完美無缺，市場功能也不可能完全有效，兩者都有弱點，都存在局限性，需要協調互補。這就需要以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關系問題為核心，圍繞更加尊重市場規律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統籌推進經濟體制改革。要鞏固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健全現代市場體系，完善宏觀調控體系，加快改革財稅體制、金融體制，使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和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能夠揚長避短、有機結合，都得到有效發揮，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
立足于市場經濟運行的性質進行分析，無論是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還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下的宏觀經濟調控理論，都是對現代市場經濟運行規律的一種總結，兩者的目的都是通過采用有效、合理的宏觀調控政策、宏觀調控方法和措施確保整個國民經濟的總量能夠保持平衡，從而優化經濟結構，使國民經濟可以得到平衡、持續、健康、快速以及穩定的發展，進一步推動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也正是因為如此，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趨勢下，中國經濟與國際經濟接軌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無論是中國的宏觀經濟學或者是西方的宏觀經濟學，其手段和措施也越來越趨向于一致化。那么有效的借鑒與引入西方宏觀經濟學中的成功經驗，可以促進我國市場經濟健康、穩定發展。
就宏觀經濟學的理論與實踐的相關研究而言，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對其進行建設與完善是首要任務。所以，應該在宏觀經濟政策的基礎上，將市場與政府之間的辯證關系進行正確的處理。對于中國的市場經濟來說，其需要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的相關經濟制度進行有機融合，確保國家干預力度的一種現代化市場經濟。一方面，政府應該在一些特殊領域內避免對市場經濟的運行進行過多干擾；另一方面，政府應正確的調控市場的自由度，避免市場經濟發展失控。為了實現這一局面，必須將政府宏觀調控手段與市場手段進行融合，體現其優越性，只有確保政府宏觀調控政策的順利落實，才可以確保我國市場經濟得到健康、均衡、可持續的發展。
總之，我國在經歷了多年的實踐與探索后，宏觀經濟調控和管理已經基本上實現了四個轉變：一是由國家對企業進行直接調控和直接的資源配置轉向為調控市場，從而直接調控對市場產生影響的主體，實現宏觀調控的基本目標；二是在總需求和總供給平衡方面，從原先的供給調節，轉變成為需求調節；三是在調節需求的方法和措施方面，從直接對市場需求進行調控轉變成為利用經濟杠桿對市場需求的規模進行調節；四是從原本借助國家計劃進行調控轉變成為國家計劃、財政政策以及金融政策三者相互配合和協調的新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