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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價值理論范文1
眾所周知，馬克思的價值理論與西方價值理論存在著重大的差別。馬克思認為，生產過程中所投入的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決定因素，資本等非勞動要素只能創造“財富”或使用價值，而不可能成為“價值”的源泉，并構成商品價值的實體。馬克思的活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理論被理論界概括為“價值源泉一元論”；且這種價值理論是徹底的“客觀價值論”，即馬克思認為，價值的決定因素是實實在在的，它完全取決于生產過程中的實際勞動投入量大小或有無，而與人們的主觀感覺或好惡沒有任何關系。
但西方學者則不同意馬克思的上述觀點，在馬歇爾均衡價值理論產生之前，他們或主張多元價值論，或主張主觀價值論。價值源泉多元論的產生最遠可以追溯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威廉．配第，他的“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的名言，為后來的西方學者們所普遍接受，并發展為勞動和土地等要素共同創造價值的多元價值論。（需要說明一點的是，馬克思雖然也認同配第的“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的名言，但是由于馬克思認為財富與價值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范疇，所以，盡管勞動和土地共同創造了財富，但是創造價值的就只能是勞動一個因素。至于西方學者則顯然是假定“財富”與“價值”這兩個范疇是可以等同使用的范疇。）依價值多元論的解釋，價值的源泉不僅包括勞動要素，還應包括資本等非勞動要素。也就是說，構成產品成本范疇的各個因素都是商品價值的源泉，因為在他們看來，從產品使用價值的創造或產品的供給離不開所有要素的共同配合。這種從供給角度或成本方面分析價值源泉的理論就是所謂的“生產費用價值論”。應該承認一點的是，盡管生產費用價值論從具體的價值決定因素來說是屬于多元價值論范疇，但是如果從主客觀價值論的劃分來說，生產費用價值論則無疑可以歸入客觀價值理論范疇，因為成本投入對生產商品的企業來說是實實在在的和客觀的。
至于西方經濟學中的主觀價值論，雖然早于18世紀中葉就已出現，但完整理論體系的形成則是在19世紀70年代由奧地利學派門格爾、英國的杰文斯和洛桑學派的瓦爾拉斯等人完成的。他們在“邊際效用”概念基礎上指出，決定商品價值的因素并非供給方面的生產費用大小，而是消費者需求方面的主觀因素，即商品給消費者所帶來的邊際效用大小才是決定商品價值的唯一因素，這即所謂的“邊際效用價值論”。據西方學者認為，邊際效用價值論的出現“徹底地解決了”斯密在《國富論》中所提出的“水與金鋼石的價值悖論”難題。
邊際效用價值理論的出現，標志著西方經濟學中的主觀價值論產生。那么，“價值”究竟是一個主觀范疇還是客觀范疇？19世紀末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學家馬歇爾通過均衡價值理論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調和。在他認為，價值既取決于供給因素，又取決于需求因素，從供給方面來看，生產費用是決定產品價值的因素；從需求方面來看，效用或邊際效用是決定產品價值大小或有無的因素。商品的最終價值決定在于供求雙方的共同作用，這一價值理論就是所謂的均衡價值論或均衡價格論。由于供給方面的“費用”因素屬于客觀范疇、需求方面的“效用”因素屬于主觀范疇，因此，價值這一概念在馬歇爾認為便既帶有主觀性，又帶有客觀性。
二、對私有經濟的不同認識：價值源泉之爭的實質
經濟學家與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之間發生的價值理論之爭，從形式上看是經濟學理論本身或學術觀點之爭，然而，隱藏在理論背后的則是一個重大的階級利益沖突問題，或者更具體地說體現了雙方對發展私有制經濟的態度問題。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所最終得出來的基本觀點或結論是：在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制條件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利益沖突或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而生產費用價值論、邊際效用價值論以及均衡價值論則無視資本主義社會中兩大階級之間的矛盾、對立與沖突，認為二者是和諧的關系。
熟悉政治經濟學的人都知道，馬克思在勞動價值理論基礎上以鐵一般的邏輯推導，建立了他的剩余價值理論（即資本家剝削雇用勞動者剩余勞動的理論）并進而得出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歷史唯物主義結論。對于剩余價值理論的分析，馬克思是通過對一個具體的生產過程的剖析來進行的，確切地說是通過對商品價值構成及形成的分析來進行的。馬克思認為，生產過程中所投入的人力成本（工人的活勞動）和物力成本（機器設備、原料、燃料等生產資料）在形成為商品后或者說形成為使用價值后，其價值構成包括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和投入的物質資本相對應的不變資本價值：依據勞動是價值唯一源泉的理論，機器、廠房、原料等物質資料是不可能創造價值的，它們在生產過程中只轉移其自身價值，資本家投資于物質資料上的資本因此被稱為不變資本；第二部分是和人力資本相對應的工資部分：依據勞動價值理論，這一部分是可以通過工人勞動在生產過程中再生產出來，它構成商品生產過程中的新創造價值的一部分，在馬克思資本理論中，它被稱為可變資本；第三部分是超過生產之初所投入的資本量的價值量：這一部分就是剩余價值。根據活勞動創造價值而物化勞動只轉移價值卻不創造價值的理論，剩余價值部分顯然只能來自于工人的活勞動本身，而與資本家所投入的物質資本是沒有關系的，物質資本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僅限于創造使用價值。由些馬克思得出結論，資本家憑借他們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即生產資料私人所有的制度）而無償占有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也就徹底地體現了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剝削的程度或剝削率則可以通過剩余價值在可變資本或工資中的比率來衡量。進一步地，對于資本家這種無償占有工人剩余價值的剝削行為，無產階級顯然應該聯合起來進行抗爭，確切地說是應該聯合起來共同這種人對人實施剝削的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制度，建立一種勞動者聯合體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公有制社會?？梢?，“消滅剝削”、“消滅私有制”、“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是勞動價值理論最終的必然結論。
然而就西方經濟學家來說，對現存社會制度（即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制）的永恒性和合理性的判斷與認識，使得他們自然要堅決抵制并否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否則他們將無法抵擋馬克思的鐵一般的邏輯推論。的確，依據西方學者的價值源泉多元論，是無法得出消滅私有制的結論的。因為根據生產費用價值論，不僅生產過程中的活勞動投入創造了價值，而且物化勞動（即資本等非勞動生產要素）也創造了價值，這樣自然地，資本參與剩余價值的分配便天經地義；順理成章，西方經濟學家也就認為，資本對雇用勞動的剝削無從談起，消滅私有制便沒有必要或依據，資本主義社會成為一種永恒不變的理想社會。生產費用價值論被均衡價值論取代后，西方學者進一步地認為，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永恒不變的假定前提下，再象古典政治經濟學家那樣繼續關注價值理論的討論已沒有什么實際意義了，因此，他們也就將研究的重點更多地投放在價格理論上，而非價值理論上，在馬歇爾看來，討論價格問題的意義已超過價值問題的討論，這一觀點幾乎為現代西方所有經濟學家所接受。
三、“價值”定義的差異：價值理論存在分歧的直接原因
價值理論之所以存在分歧或爭論，根源雖然在于爭論雙方對“私有制經濟”合理性以及“消滅私有制”的認識迥然不同上；但直接的原因則在于論戰的雙方所給予的價值范疇的定義是不同的。換言之，馬克思價值理論中的“價值”范疇和西方經濟學中的“價值”范疇存在著定義上差別。由于大家是在不同的含義上理解“價值”這一范疇，因此可以得出結論：馬克思理論中所討論的“價值”并不是西方經濟學所要研究的“價值”；而西方經濟學中所說的“價值”含義也絕對不是馬克思意義上的“價值”。這樣，在不同的“價值”定義基礎上討論價值的源泉，顯然不可能形成一個統一的價值理論。其實，什么是“價值”與什么是“價值的源泉”（或價值的決定）是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問題，前者是對“價值”這一概念本身下定義，后者則是探討決定“價值”量的具體因素或者說探討價值的實體是什么這一問題。
眾所周知，經濟學家的重要任務或使命之一是研究如何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然而現在我們發現，在價值理論的討論中，我們這些以講究效率而著稱的學者們卻陷入了一個永遠不可能得出一個確切結論的無謂爭論之中，也就是說，在不統一“價值”范疇定義的前提下爭論價值的源泉只能是浪費時間與精力。我們認為，如果理論界需要將價值源泉問題討論清楚，那么，首先應該討論的是價值的概念本身，即我們所習以為常的“價值”范疇，到底該如何定義？
概括說來，理論界對于價值范疇本身的（經濟學）定義或理解，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是斯密對價值的定義。斯密接受了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帶有表面化或現象化的看法，他認為，“價值”一詞通常有兩種意思，一方面是指“使用價值”，另一方面是指“交換價值”。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斯密說：“價值一詞有二個不同的意義。它有時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時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對他種貨物的購買力。前者可叫做使用價值，后者可叫做交換價值?！保?）
二是馬歇爾對價值概念的理解。針對斯密將價值解釋為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觀點，馬歇爾說：“經驗已經表明，把價值這個字用作前一種意義是不妥當的。一個東西的價值，也就是它的交換價值，在任何地點和時間用另一物來表現的，就是在那時那地能夠得到的、并能與第一樣東西交換的第二樣東西的數量。因此，價值這個名詞是相對的表示在某一地點和時間的兩樣東西之間的關系?！保?）簡言之，在馬歇爾認為，所謂價值，主要就是指物品的交換價值或價格。正是在將價值定義為價格的基礎上，馬歇爾才得出了價值（價格）取決于供給價格與需求價格的共同作用的均衡價值（價格）理論，其中，決定供給價格的因素是生產費用的高低；決定需求價格的因素是邊際效用的大小。撇開這種將價值直接定義為價格的做法是否合理問題不談，我們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價格由供求關系決定基本上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三是馬克思對價值概念的解釋。馬克思是通過對交換價值的分析著手進而從更本質的方面或更深層次引出價值范疇的。馬克思說：“同一種商品的各種有效的交換價值表示一個共同的東西?！薄叭?夸特小麥=A擔鐵，這個等式說明……在兩種不同的物里面，……有一種等量的共同的東西。因而這二者都等于第三種東西，后者本身既不是第一種物，也不是第二種物。這樣，二者中的每一個只要是交換價值，就必定能化為這第三種東西?！边@里所說的“第三種東西”或“共同的東西”是指什么？通過分析，馬克思首先排除了使用價值，因為“作為交換價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別，因而不包含任何一個使用價值的原子。如果把商品體的使用價值撇開，商品體就剩下一個屬性，即勞動產品這個屬性?！彼€說：“如果真正把產品的使用價值抽去，就得到……它們的價值。因此，在商品的交換關系或交換價值中表現出來的共同東西，也就是商品的價值。”“作為價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勞動時間”。（3）根據馬克思的上述一系列論述，我國理論界對價值范疇下了一個明確的定義，這個定義就是學過《政治經濟學》的人都知道的那一句話——“所謂價值，就是指凝結在商品中的一般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庇捎趦r值這一概念在我國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被直接定義為“抽象的人類勞動”，因此顯而易見，任何對勞動創造價值理論的指責甚至所表現出來的絲毫懷疑都是徒勞無益的。
綜合馬克思的論述不難發現，在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中，價值的內含更多的是從本質上來加以概括的，這就是說，價值作為不同使用價值相交換時所體現出來的“共同東西”，它是商品經濟社會所特有的歷史范疇，它代表了或體現著一種社會關系，即商品生產者之間互換勞動的關系。
四、勞動價值論：一個建立在嚴格定義與嚴密前提下的宏大理論體系
如上所述，馬克思是從交換價值的分析中引出價值范疇的，緊接著他便給價值下了一個非常本質化的定義，這個定義奠定了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基礎，理解價值源泉一元論和價值源泉多元論的區別，關鍵之一就是應該把握雙方在價值范疇定義上的差別。價值源泉多元論接受了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現象化看法，把價值視為“所能交換到的其它商品量或貨幣量”即交換價值或價格；而馬克思的價值源泉一元論則在嚴格區分“價值”與“價格”概念的基礎上，賦予價值一個新的或本質上的解釋，即“在商品的交換關系或交換價值中表現出來的共同東西，也就是商品的價值?！保?）
至于商品交換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共同東西”究竟是什么，馬克思通過分析發現，它不可能是商品的使用價值，因為使用價值不同的商品是不好進行比較的，這樣只能從“交換雙方都是勞動產品”這一共同點出發尋找不同商品相交換的共同基礎。但價值源泉多元論者則不同意這一說法，他們堅持從“使用價值或物的有用性”方面探討商品交換時所體現出來的“共同基礎”，并認為不同商品盡管使用價值不同，但在滿足人類需要和欲望方面卻有“共同性”，這即商品對交換者而言是有效用的，無效用的物品是無價值可言的。（5）最終西方經濟學中便逐漸形成了“邊際效用價值理論”。這里需要指出一點的是，馬克思雖然不同意將使用價值視為價值的源泉；但是他卻沒有完全否定“有用性”或“使用價值”在價值實際形成中的巨大決定作用。例如馬克思曾指出：“沒有一個物可以是價值而不是使用物品，如果物沒有用，那么其包含的勞動也就沒有用，不能算作勞動，因此不形成價值?！庇纱宋覀兛梢缘贸鼋Y論，我國現行教科書簡單地將價值定義為“抽象的人類勞動”是不太嚴謹的，至少應在勞動一詞前加上“有用”或“有效”等限定詞。否則勞動一詞前面若沒有“有用、有效”之類的限定詞，那么就會陷入兩個因素（勞動與有用性）交叉或輪流決定價值的實際形成的困境，這就是說當商品有使用價值時，“抽象的人類勞動”是決定商品價值的因素；但是當商品沒有使用價值或者說勞動無效時，“使用價值”在價值形成中就會起“一票否決權”的作用，成為價值的決定性因素。換言之，馬克思認為勞動有兩個含義，一種勞動是創造使用價值的勞動；另一種勞動是不創造使用價值的勞動。其中，前一種勞動可以稱得上是真正的勞動或有用的勞動，它創造價值；后一種勞動則“不能算作勞動”，是一種虛假的、不創造價值的勞動?！皠趧觿撛靸r值”理論中的“勞動”顯然是指那些能創造使用價值的有用勞動，而不包括“不創造使用價值的勞動”在內。
接下來還有一個“勞動的個別性與社會性”問題。由于馬克思發現了個別勞動時間決定價值量大小存在悖論，因此馬克思認為：“只有社會必要勞動量或生產使用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才）決定該使用價值的價值量?！边@意味著，馬克思也發現了“社會需求”是價值決定中的潛在力量。由于商品的價值只能相對地表現出來，即通過另一個商品表現出來，因此我們“實際上只能從商品的交換價值或交換關系出發，才能探索到隱藏在其中的商品價值?！倍粨Q本身即意味著供給者和需求者必然同時出現，并且互為前提、相互作用?？梢姟皟r值”概念本身必然蘊含著供給與需求的共同作用，簡單地認為馬克思否定需求參與了價值的形成與決定是不正確的。馬克思其實已經清楚地認識到了需求對商品價值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決定作用，即需求方對供給方所付勞動量的認可程度決定著該商品的實際價值量或市場價值量，這樣勞動付出小，并不一定意味著商品的價值量就小，如果社會或消費者認同，少量的勞動也可表現出大量的價值，（按低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提品的生產者即如此。）反之，勞動付出量大也不必然體現較大的價值，在社會不接受的情況下，大量的勞動付出也可能不形成或只形成一部分價值，（按高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提品的生產者即面臨此命運。）必須承認，馬克思的分析是符合商品價值的實際決定過程的。
既然勞動價值論并沒有否定需求在價值形成中的作用，那么也許有人要問：勞動價值論和馬歇爾的供求價值論還有區別嗎？回答是肯定的。這即馬克思認為，當供求平衡時，商品價值量的大小也就是商品價格的高低，唯一地取決于商品生產過程中的勞動投入狀況。而西方經濟學則認為，即使商品供求平衡，從供給方面分析，決定商品價值量大小的因素也不可能只有勞動投入一個，還應該包括資本、土地等非勞動要素在內。因為資本、土地等非勞動要素參與了商品的使用價值或財富的創造過程，它們對社會總價值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由于馬克思雖然贊同配第的“勞動與土地共同創造財富”的名言，但卻否定土地創造價值之說，因此可見，馬克思實際上將“價值”與“財富”又視為含義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馬克思對“價值”內涵的嚴格界定再次成為理解勞動價值論的關鍵。）實際上，只有對“財富”與“價值”賦予不同的內含，勞動價值一元論才能成立，我們才可以說“勞動、土地、資本等全部生產要素參與了財富的創造過程，但只是其中的部份生產要素即勞動創造了價值?！?/p>
綜上所述，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一個建立在嚴格的定義和一系列嚴密的假定前提基礎上的宏大理論體系，在任何一個環節放棄或忽視了其中應有的假設前提，都將會導致勞動價值論難以貫徹到底。歸納說來，這些必要的前提或基本觀點包括：第一，“價值”與“交換價值或價格”是內含迥異的兩個概念；第二，商品的使用價值或物的有用性不具備可比性，因而不能成為交換中所體現出來的“共同的東西”；第三，勞動有“有用勞動”和“無用勞動”之分，“勞動價值源泉一元論”中的勞動是特指有用的人類勞動，不包括無用勞動在內；第四，“價值”與“財富”因而“價值創造”與“財富創造”是有本質區別的兩類范疇等。
必須認識到的是，只要堅持了上述理論前提或基本觀點，按照馬克思的邏輯思路去思考價值決定問題，結論必然是勞動創造價值，資本和自然資源等要素不創造價值。我們認為，堅持勞動價值論不能簡單地堅持 “勞動是價值唯一源泉” 這一個結論，同時更應該堅持上述各假定前提，因為任何忽視或放棄上述分析所得出的理論前提或基本觀點的做法，都將會導致價值源泉一元論難以貫徹到底。
注 釋：
（1）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72．25頁。
（2）馬歇爾．經濟學原理，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81頁。
（3）馬克思．資本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9-51頁。
經濟學價值理論范文2
關鍵詞：低碳經濟 理論基礎 經濟學價值 探討
中圖分類號：F06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882（2014）08--02
低碳經濟是指在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之下，通過新能源開發、產業轉型、制度創新、技術創新等多種形式和手段，盡可能的減少石油、煤炭等高碳能源消耗，以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最后達到生態環境保護和經濟社會發展雙贏的一種新型的經濟發展形態。它能在一定程度上改變當前環境污染越來越嚴重的現狀，減緩全球氣候逐漸變暖的趨勢，既能提高經濟的發展又能保護環境，減少資源的浪費，一舉數得，是值得大力推廣的。
一、低碳經濟的理論基礎
1、低碳經濟的經濟學基礎
低碳經濟蘊含在很多的經濟學思想之中，比如說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低碳經濟思想，在魁奈的《重農主義或最有利于人類的支配力量》一書中就早有涉及。在世界主義的經濟學研究范疇中，經濟學絕對不止是研究一個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也就是通常所簡稱的GDP增加，而是要研究人類的發展和社會經濟的發展。我們知道，世界主義的經濟學，它所主要的研究目的就是為了人類社會的發展，更大程度的為人類造福，這就與低碳經濟的根本思想不謀而合。所以說，低碳經濟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思想是符合世界經濟學理論的。
2、低碳經濟的相關學科比較
低碳經濟主要包括了四個方面的主要經濟體系，分別是低碳經濟、綠色經濟、循環經濟、和生態經濟。這四個主要的經濟體系，分別對應著相應的學科。比如說綠色經濟，就是對人的人體健康和生存環境起著有效指導的平衡經濟發展模式，它最早是在《綠色經濟藍皮書》一書中提出，它的作者是二十世紀英國學家皮爾斯。再比如說循環經濟，就是將自然生態系統中的能量流動和物質循環進行有效的組合，進而構成的循環經濟系統。這幾種經濟模式，都是高效率、低排放、低消耗、低投入的節約經濟，都是良好的經濟發展模式。
3、低碳經濟的氣候經濟學基礎
其實氣候與經濟之間有著某種密切的關系，只是這是很多人所不知道的，有一本書叫《氣候經濟學》，就闡明了這樣一種關系。并且，隨著環境污染的嚴重，溫室效應現象的日益加重，全球經濟的發展也就越來越受到氣候的變化影響。所以，重視氣候的影響，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減少自然資源的消耗，對于促進經濟發展至關重要。
4、低碳經濟的資源環境經濟學基礎
所謂資源環境經濟學就是指研究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協調雙方的發展，使世界經濟發展的同時也能促進環境的保護。除此之外，環境經濟學還能夠有效的促進污染物氣體的排放，更好的促進經濟的發展。
二、低碳經濟的經濟學價值
1、豐富了經濟學的研究內容
低碳經濟的發展是一個長期又緩慢的過程，它在發展的過程中創造了很多新興的詞匯，這些新的名詞都是值得經濟學家認真探討和交流的。比如說我們經常在報紙或者雜志期刊，甚至是在人們的日常交談中所聽到的“低碳城市”、“碳關稅”、“低碳技術”、“碳期貨與期權”、“低碳發展”、“碳貿易”、“低碳生活”、“碳貨幣”、“碳足跡”等等，這些所有的詞匯，雖然有一些的具體概念尚不明確，還需要后來不斷補充和完善，但是，這些詞匯的出現本身就給經濟學或者是金融學增加了一些新的概念，新的研究內容。
2、完善了經濟國際學體系
國際經濟學的目標就是為了建立起能夠促進各個國家經濟持續健康快速發展的金融體系和貿易體系，實現國家的收支平衡，國際經濟學主要是在國際經濟學相關理論的基礎之上進行研究和評判的，不能脫離國際經濟學的基本理論概況。低碳經濟其實也是國際經濟學的一部分，如果把低碳經濟的相關理論融入到國際經濟學的相關概念之中，我們就能更好的從整體上對國家經濟學進行把握，促進國際經濟更好的往健康方向發展，也更能推動各國之間的合作。
3、促進了人們消費方式的改變
我國當前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是“三駕馬車”形式，所謂“三駕馬車”就是指的投資、消費和外需，但是，要想促進國家根本性的發展，最主要的還是要靠需求消費來帶動經濟的發展。當然，這種消費和低碳經濟之間存在著矛盾，但是，這些問題卻是可以通過相關的低碳經濟理論來化解的。人們現在越來越追求高質量的生活消費，更加注重對是生活質量，這也就提醒著人們，他們已經將原來主要的物質消費轉向高檔的生活質量消費，所以，相應的消費模式也應該發生改變，更加注重低碳經濟的發展，同時，也是在要求著人們轉變原來的消費方式和生活方式。
4、拓寬了環境問題的解決途徑
以前人們解決環境問題，往往是通過事后的環境治理，采取一些相應的措施來盡量減少排放出來的二氧化碳以及其他物質，但卻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過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低碳經濟的提出，就很好的處理了環境問題。通過使用環保、低碳的能源減少有害物質的排放，更好的保證環境的安全。
三、結束語
本文通過對低碳經濟的理論基礎和經濟學家價值進行分析，探討了在以后的經濟社會發展中低碳經濟的重要性，它勢必會成為未來經濟領域的重點項目。在我國環境破壞和污染日益嚴重的情況下，堅持發展低碳經濟是為了以后長久發展的一條必經之路，是不可避免的。我們要堅持發展低碳經濟，更要不斷嘗試、不斷創新，從而創建出屬于我們自己的低碳經濟發展模式。
參考文獻：
[1] 鄭少露，吳仁海，阮文剛.基于低碳循環經濟的規劃環評指標體系的探討[J]. 環境科學與技術. 2010，12（06）：32-33
[2] 史云娣，王軍，岳思羽.青島市發展循環經濟與低碳經濟的對策研究[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0，15（06）：26-27
經濟學價值理論范文3
關鍵詞：制度企業家精神 制度理論 制度經濟學
引言
Eisenstadt（1980）引入“制度企業家（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作為動員資源變革、建立制度以有利于利益人而擴展了制度理論的研究領域。制度經濟學家也引入了各種術語，例如“制度企業家（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和“產權企業家（property rights entrepreneur）”（Anderson and Hill，2002），以概念化追求自我利益發起制度變革獲取經濟利益的人。制度企業家精神的研究自此演進為兩個并行的流派：制度理論的制度企業家精神理論，制度經濟學的制度企業家精神理論。
制度理論在歷史上集中研究組織的同質和同構行為的制度化（DiMaggio and Powell，1983），但在近些年來的文獻中開始研究制度環境的內生變遷。由此引發了大量的關于制度企業家精神理論文獻的出現，這些文獻集中研究追求自我利益的人利用資源來改變或建立制度結構（Battilana et al.，2009）。
制度經濟學家也考慮在驅動制度變遷中追求自我利益的人的作用（Coase，1974）。在近些年的文獻中，Anderson and Hill（2004）使用“制度企業家”術語描述那些致力于建立和重組產權及其他制度結構以利用經濟機會者。他們認為，傳統的企業家是那些通過采用新方法生產新產品的人，而制度企業家要設計新的制度安排，影響制度變遷以獲取經濟價值。
雖然把理性和自我利益引入制度企業家精神的社會學的研究，使得制度理論更接近于制度經濟學，將文化的和社會的觀點引入制度企業家精神的經濟學的研究，使得制度經濟學更接近于制度理論。然而二者對于制度企業家精神的研究方法仍然保持分離的狀態。
制度理論和制度經濟學關于制度企業家精神的研究比較
制度理論和制度經濟學流派的學者都研究了制度企業家精神，認為個人在尋求自我利益時會能動地推動制度變遷。兩個流派研究制度企業家精神的視角都背離了其學科關于個人和制度關系的主流假定。制度理論的研究較大地偏離了其傳統的同構性和制度特征的中心點，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產生于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不滿，并且它能夠解釋人的行為。這兩個視角都強調了把人的行為和能動作用應置于經濟學和社會制度研究的中心。
制度理論認為制度是在社會方面構建的規則體系或行為規范，以產生例行常規的行為（Jepersson，1991）。近年來，制度理論學家也提倡在形成和破壞制度方面要強調能動的、有目標的行為的作用。這個方法假定個人在追求自我利益的行為中，改變制度環境使其與他們的個人目標相一致。他們使用“制度企業家”作為人，“制度企業家”利用資源改變或建立制度結構（DiMaggio，1988）。
制度經濟學的研究集中于經濟和市場運行的、經濟的、政治的和社會制度的效應。制度是“人類設計的約束，約束形成人們之間的相互作用”（North，1990）。制度經濟學家認為，制度被追求自我利益者的行為推動處于持續演化和變遷的狀態（Anderson and Hill，2004）。
制度理論和制度經濟學關于制度企業家精神的研究方法有著明顯的分歧。制度理論采用了更加社會學的方法，集中于組織學的領域及行動者怎樣合法地從事企業家精神的活動。制度經濟學更集中于通過建立法律和政策以實施產權，這些學者常常認為制度變遷是成本和收益的權衡。
本文總結了基于制度理論和制度經濟學的視角研究制度企業家精神的文獻，比較了兩個流派在解釋制度企業家的性質、制度類型、制度企業家精神的決定因素、制度變遷的機制以及經驗研究的集中點等方面的異同（見表1）。
（一）制度企業家的性質
1.制度理論。在制度理論的視角下，制度企業家認識到了制度的過時，設計新的制度安排，并從事各種策略（例如，貯藏資源，動員投票人等）進行制度變遷（DiMaggio，1988）。因此，制度企業家反映了制度狀況并且能夠挑戰現存的規則和實踐；制度化他們擁護的規則和實踐。
制度理論關于制度企業家精神研究視角的特征是：企業家是一個制度的創新者或者制度變遷的人，是由廣泛的動機所驅使（Dacin Goodstein and Scott，2002），并且在不同的環境中起作用。這些企業家被職能或經濟壓力所激勵、政治的或社會的力量所激勵，在實現他們的目標中，制度企業家會發現在其組織中或更宏觀的背景下制度重構的機會。
2.制度經濟學。在制度經濟學領域中，企業家被認為是驅動制度變遷的一個重要角色。實際上，對于制度企業家的認識至少可以追溯到North and Thomas（1970），他們把商人和企業家看作是追求自我利益的制度創新的推動者。當明確地表述企業家時，制度經濟學家使用了很多術語：制度企業家（Anderson and Hill，2004），產權企業家（Anderson and Hill，2004），公眾的企業家精神（Schneider Teske and Mintrom，1995），內生的制度變遷（Escobal Agreda and Reardon，2000），政治企業家（Ruttan，2006），制度創新（North and Thomas，1970）和制度設計（Ruttan，2006）以刻畫企業家的特征。
3.二者的比較。制度理論和制度經濟學的觀點都概念化了制度企業家作為制度創新者或者制度變遷的人，促進了新的制度安排。然而，由于制度理論不追求經濟方面的自我利益，從而具有更寬泛的視角，其文獻中制度企業家被充分地概念化為制度的創新者。由于制度經濟學的研究限定了企業家在尋求制度變遷中是帶有經濟目的、追求自我利益的行為者，因此，它對制度企業家的描繪較狹窄。
（二）制度類型
1.制度理論。制度理論文獻中的制度企業家精神的研究描述了很多種制度。例如：私人的協議和習俗（Leblebici et al.，1991），職業化實踐的變化（Greenwood Suddaby and Hinings，2002），共同技術標準的發起（Garud Jain and Kumaraswamy，2001）。絕大多數的制度類型可分為：
實踐。學者們研究了標準實踐的變化怎樣導致會計學（Greenwood and Suddaby，2006）、共同基金（Lounsbury and Crumley，2007）和公司的社會責任（Dejean Gond and Leca，2004）等領域的變化。
標準。標準代表了把實踐組織成自愿的規則集合，能夠引導行業的演進。Rao（1994）認為，在高技術行業，標準的建立和使用已經影響了行業的發展。標準也被行業層面的貿易協議或者外部的利益共享者的行為所影響。
政策。制度理論近來的研究集中于法人企業或者貿易協會層面的制度企業家，他們試圖影響國家層面的政策。Ingram and Rao（2004）詳細描述了連鎖店主努力影響法律環境并且合法化連鎖店模式。在這些分散的個人的努力下，制度企業家精神已成為國家層面（Child Lu and Tsai，2007）和全球環境政策的基本影響因素（Wijen and Ansari，2007）。
2.制度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家認為制度有正式的書面規則（例如憲法、法律、產權）和非正式的約束（例如習俗和行為模式）。Williamson（2000）對制度從最高層面的潛在的規范、傳統、慣例到最低層面的組織管理結構進行了分類：
社會嵌入。在最高層面上，社會嵌入由非正式的制度組成，例如規范、文化因素、習慣、行為模式和傳統。這些制度具有高度惰性，經過較長時間才能改變（DiMaggio and Powell，1983；Williamson，2000）。制度經濟學的學者更多地研究了制度的作用，例如思想意識、文化、合作以及群體規范的出現（Tan，2005；Ogilvie，2007）。
制度環境。在中間層面上，制度環境由正式的規則組成，例如產權和政府職能，包括政策（Williamson，2000）。制度環境是制度經濟學歷來研究的中心點，特別是對于制度企業家精神的研究中。學者們首先研究了正式產權的作用，它界定了關于一項資產的優先權、責任和個人的義務（Libecap，1989）。20世紀70年代，在制度經濟學的文獻中開始出現評估產權的內生形成的研究，這些研究論述了個人采用新制度的動因（Guinnance and Miller，1996）、管理機制和各種產權設計的經濟后果（Alston Libecap and Schneider，1996）。除產權之外，在此層面上學者們論述了政府政策的出現，其研究主要集中于決定因素、變化的過程和來自于政府立法的結果（Binswanger and Deininger，1997；Schnellenbach，2007）。
管制。最低層面上是制度如何被組織并被實施（Williamson，2000）。前兩個層面是指非正式的和正式的游戲規則，而管制是指游戲怎樣進行（Williamson，2000）。這個領域研究的中心點是制度企業家設計、執行某種制度并形成激勵的機制和合約。
盡管以上三個層面的制度常常被孤立地研究，但在很多文獻中也研究了不同層面或類型的制度之間的相互依賴和共同演化。
3.二者的比較。關于制度類型的研究，制度理論的研究集中于非正式的和社會嵌入的制度。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正式的和宏觀層面的制度，如政府政策和產權安排。兩個流派盡管在制度的最高層面的研究存在分歧，但在更低層面上是一致的，特別是研究制度的管制層面。兩個流派都研究了秩序和組織是內生地被設計以解決協作問題。所不同的是，制度理論主要強調私人協議和慣例的作用，制度經濟學更多地集中于訂立合約和自我管制方面的問題的研究（Anderson and Hill，2002；Casari，2007）。
（三）制度企業家精神的決定因素
1.制度理論。制度理論的研究認為各種動機和條件在導致制度企業家精神的發端中具有重要性。綜合各類文獻，將其分類為：
外部壓力（Oliver，1992）。制度企業家會對來自職能、政治、社會壓力做出反應以挑戰現存的制度結構（Oliver，1992）。職能壓力與環境變化有關，例如競爭和需求。政治壓力來自于權利和利益的變化，促使個人質疑制度的合法性，這種情況下制度變遷源自于政治。社會壓力（社會壓力出現于社會規范的變化和期望以及社會沖突中）也能導致制度變遷。
權利和合法性（Beckert，1999；Garud Jain and Kumaraswamy，2002）。組織合法性的概念解釋為組織對于社會中恰當的或令人合意的實踐的遵守（Suchman，1995）。合法性被描述為組織從環境中獲得并用來實現目標的資源。當制度企業家使選舉人相信他們提出的新的組織形式是必要的、正確的和有用的，則這個組織形式趨于合法（Snow and Benford，1992）。權利對于合法化是一個穩定的因素，也是制度變遷的驅動力量，因為有權利的行動者能夠形成依賴于他們利益方向的制度環境（Lawrence，1999）。
組織結構。在組織中制度變遷的程度依賴于組織結構和企業家在組織中的地位（Maguire et al.，2004）。成熟的組織具有相對穩定的組織結構及行為模式。新興組織缺少合作結構并處于不確定的環境中，容易受到制度變遷的影響（Maguire et al.，2004）。
制度企業家的特征（Kraatz and Moore，2002）。制度理論的研究表明，背景、經驗、個人的社會資本影響制度企業家精神的活動（Dorado，2005；Seo and Creed，2002）。例如，來自于執行了特殊實踐的組織中的企業家將更可能在他們的新組織中執行這個實踐。
2.制度經濟學。制度經濟學主要集中于研究制度企業家精神背后的經濟動機。追求利益的行為成為制度變遷的動力（Lacroix and Roumasset，1990）。當企業家從新制度的執行中獲得的收益超過執行成本時（Alston Libecap and Mueller，1999），就產生了新制度。制度經濟學的研究集中于對制度發展的成本和收益之間權衡的因素，包括外生的沖擊例如需求、供給、技術和文化的變化（Alston er al.，1999；Ogilvie，2007；Ruttan，2006）。此外也討論了交易成本減少作為制度變遷基本動機的潛力（North and Thomas，1970）。
需求與供給的變化。需求與供給的變化對企業家產生激勵以促使其變遷制度（Bromley，1989；Ruttan，2006）。例如當需求上升資源變得稀缺時，這對于個人對有限的資源推行產權具有更強的激勵性（Alston et al.，1999；Alston et al.，1996）。
技術變化。技術變化驅使企業家建立新的制度體制。例如，Ruttan（2006）認為20世紀50年代高產出的稻谷品種技術在菲律賓導致了制度的重新設置：用次租賃協議以分享原先的租賃合同、轉租的承租權制度均衡了市場條件。
文化方面。制度經濟學文獻近來更多關注思想意識和文化成為制度變遷的驅動因素（Tan，2005；Ogilvie，2007）。尤其當一定的文化資源可得時，制度企業家精神的行為更容易發生（Ruttan，2006）。
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對激勵企業家進行制度變遷具有重要作用（North，1990）。交易成本是與轉移、獲取和保護產權有關的成本，是一個經濟制度的函數。因此制度經濟學家認為，減少交易成本是制度變遷中一個重要的激勵因素（Coase，1974；North and Thomas，1970）。
3.二者的比較。在研究制度企業家精神的決定因素時，制度經濟學文獻主要集中于經濟激勵；制度理論文獻則采取更寬泛的職能和社會的驅動力以設計新的制度安排，更多地注重思想意識和文化在驅動制度變遷中的作用（例如，Finbow，1993；Tan，2005）。然而在有些文獻中，制度理論也承認經濟因素和市場條件在影響制度企業家精神的作用中的重要性。這些研究的進展也使得制度理論和制度經濟學的觀點更加接近。
（四）制度企業家精神機制
1.制度理論。制度理論的文獻討論了企業家設計并實現制度變遷的各種機制，包括如下方面：
合作和集體行動。制度理論的研究注意到了在構建新的制度結構中合作和集體行動的作用（Fligstein，1997；King and Soule，2007）。實際上，制度企業家被變通性地定義為“具有社會技能的行動者”，制度企業家對于維持其集體身份并把不同群體的利益整合在一起負有責任（Fligstein，1997）。他們的利益趨同集體行動，從而影響宏觀層面的制度（Zucker，1988）。
政治策略。政治策略例如建立聯盟和激勵行為，這也是制度理論經驗研究的焦點。Levy and Scully（2007）把制度企業家精神的特征描述為戰略行動。制度企業家精神被解釋為集體行動的人，而不是社會運動的領導者。
構造制度框架。在制度企業家的政治活動中，他們構造制度框架，并描述他們傾向的制度設計以吸引最廣泛的受眾。Rao（1998）發現構造框架在消費者協會的建立中有一個強有力的合法化效應。
理論化和職業化。理論化，對抽象的連鎖因果關系進行分類，一般被看作是對制度企業家非常有用的（Greenwood Hinings and Suddaby，2002），Greenwood發現理論化的用途在加拿大的會計業公司的職業化中發揮支配作用。
2.制度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家一般集中于研究制度變遷的決定因素和結果，而不大強調機制的引領作用。近年來這個流派重視制度企業家精神的機制（Anderson and Hill，2004），其研究可分為兩個分支：
集體行動和利益集團的作用。制度經濟學文獻中闡述了利益集團在影響制度變遷方向上的重要性，制度一般會朝向利益集團支持的方向變遷，因為利益集團的聲明使人們相信他們在正式制度的發展中傾向于積極的行動。
制度變遷選擇的資源和策略。盡管資源和權利的關系曾經被制度經濟學家所忽略，但是研究者已經認識到資源在決定制度變遷中的重要性。Goldberg（1974）研究了公司在改變規則時資源稟賦的重要性，主要評判了資源的邊際貢獻。在研究制度企業家采取的策略方面，制度經濟學文獻主要集中于個人怎樣組織各種管理機制（例如，契約的形式）以從事經濟活動（Acheson，1987；Anderson and Hill，2004）。
3.二者的比較。在制度理論和制度經濟學文獻中，制度變遷的機制被描述為政治過程。事實上，兩者都認識到利益集團的重要性和制度變遷方向的沖突。在解釋變遷的機制中，制度理論的方法更關心共同參與和集體行動的作用。經濟學家也認識到集體行動的重要性，他們更多的焦點放在導致集體參與的特征上（集團的規模，資源的貢獻，不存在免費搭車問題），而非集團發展新的制度安排的策略（Casari，2007；Ostrom，1990）。
（五）經驗研究的集中點
1.制度理論?；谥贫壤碚摰闹贫绕髽I家精神的經驗研究集中于描述制度變遷的前因和機制（Maguire et al.，2004）。這個方法的性質強調了定性研究，并集中在組織學的領域。
2.制度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傾向于用長期的視野分析給定的社會或集團中的制度變遷。正如North and Thomas（1970）所說，經濟制度特別是產權，一般被經濟學家當作參數，但它們對長期經濟增長的研究是清晰的變量，歷史地受到根本性變化的影響。因此，制度經濟學關于制度企業家精神經驗研究的觀點，主要由一個相對長時期制度演化的歷史性的描述主導。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一個特定的環境中或在不同情況下對制度變遷的比較（Grantham，1980）。
3.二者的比較。這兩個流派更傾向于定性的、歷史的描述。近些年在制度理論領域，試圖利用大量的數據庫和統計分析檢驗關于制度企業家精神的理論。因為制度企業家精神研究傳統上論述了個人的行動以促使制度變遷，這通常度量了一個較長的時期，制度理論的研究更多地基于案例的研究。
未來可能的研究整合
（一）將制度經濟學整合進制度理論視角的研究機會
基于制度理論的制度企業家精神的研究主要指派了組織學的領域作為分析的層面。在未來的研究中，制度理論流派可能主要得益于從制度經濟學引入若干方面進行整合：一是擴展典型研究制度的類型；對制度企業家精神研究的制度理論視角能夠得益于檢驗由制度經濟學家研究的制度類型。二是評估制度的演化。三是在整合制度經濟學的方法上，基于制度理論的制度企業家精神能進一步發展市場和制度設計之間的關系（例如，Bromley，1989；North，1996）。四是進一步研究制度變遷的后果和結果也是有益的。在采用制度經濟學的觀點上，制度理論研究能夠促進研究制度設計的非計劃的后果和社會上有害的不利效應。
（二）將制度理論整合進制度經濟學視角的研究機會
制度經濟學家目標在于預測實現或禁止市場和經濟發展的制度條件。未來的研究繼續進行這個層面的這個中心點的分析時，在研究制度企業家精神中制度理論能夠告訴制度經濟學很多信息。這樣的機會是特別成熟的在理解經濟發展怎樣被影響：一是在整合制度理論的觀點時，制度經濟學的研究能夠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對于權力—和它與產權的關系—怎樣決定了制度變遷的方向。二是進一步的研究能夠明晰制度企業家精神本身怎樣被社會制度促進或禁止，以及社會制度影響內生制度變遷的可能性。三是制度經濟學的研究能夠擴展他們對于制度變遷發生的機制的評估。進一步的研究能夠檢驗集體的動員和利益集團的資源配置怎樣影響制度的演化。四是制度經濟學的制度企業家精神研究也能得益于檢驗宏觀層面的認識的框架和邏輯學，對于制度企業家精神的可能性和性質的認識的作用。
參考文獻：
1.Eisenstadt， S.N..Cultural Orientations，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 and Social Chang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Civilization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0，85（4）
2.Anderson， T. L. and Hill， P. J.. Cowboys and contracts.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2002，31（2）
3.DiMaggio， P. J. and Powell， W. W.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3，48（2）
4.Battilana， J.， Leca， B. and Boxenbaum， E.. How Actors Change Institutions： Towards a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2009（3）
5.Coase， R. H.. The lighthouse in economics.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4，17（2）
6. Anderson， T. L. and Hill， P. J. .The not so wild wild west： Property rights on the frontie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7.Jepersson， R.L..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Effects， and Institutionalism. In Walter W. Powell and Paul J. DiMaggio （Ed.），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143-16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
8.Dimaggio， P.. Interest and agency in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L. Zucker （Eds.）， Institutional patterns and organizations： 3-22. Cambridge， MA： Ballinger，1988
9.North， D..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10.Dacin， M. T.， Goodstein， J. and Scott， W. R.. 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research forum.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2，45（1）
11.North， D. C. and Thomas， R. P.. An economic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western world.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70，23（1）
12.Schneider， M.， Teske， P. and Mintrom， M.. Public entrepreneurs： Agents for change in American govern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
13.Escobal， J.， Agreda， V. and Reardon， T. .Endogenous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agroindustrialization on the Peruvian coast.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0，23（3）
14.Ruttan， V. .WSocial science knowled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stitutional design perspective. The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2006，2（3）
15.Leblebici， H.， Salancik， G. R.， Copay， A. and King， T..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organizational fields： An organizational history of the U.S. Radio broadcasting industry.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1，36（3）
經濟學價值理論范文4
【關鍵詞】標準化 經濟學 公共物品 體制機制
近100 多年來，時生巨大變化，科技進步以及市場化、全球化、信息化極大改變了經濟社會形態，同樣深刻影響著近代標準化的發展。但是，與時代的快速進步相比，標準化理論和方法創新步伐較慢，出現諸如標準制定周期長、速度慢、修訂不及時、標準老化、跟不上科技發展步伐、滿足不了個性化需求等一系列問題，理論和實踐面臨新挑戰?，F有標準化理論的總體架構主要以傳統工業標準化為基礎，對標準化對象、目的、手段、方法的認識，特別是對標準化管理體制機制模式的研究也主要以工業標準化為邏輯起點，亟需創新。
近年來我國標準化體制研究，主要以標準化技術和管理特性為主線，借鑒發達國家管理模式，未充分考慮我國國情，理論科學性和實踐指導性都存在不足，以致目前對標準化體制改革仍未形成普遍共識，對政府規制與市場競爭、強制性與自愿性、國家標準與行業標準、標準與法規等重大問題，仍存在較大分歧。
標準作為經濟社會活動的技術依據，涉及經濟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除技術屬性外，還有明顯的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屬性特別是制度屬性，對其管理體制研究，必須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在承認標準化理論自身特性的基礎上，打破學科邊界，綜合運用相關學科特別是經濟學的知識體系，重點從“標準作為制度”的新視角進行研究。
本文的研究框架嘗試運用經濟學理論，從新的視角思考標準化管理體制機制問題。
一、內容及目標
本文研究對象僅限于國家、行業、地方標準這三類標準（不含國際標準、企業標準、團體標準等其他類標準）。運用經濟學有關基本原理，研究標準的屬性、作用和標準化的基本原理，界定標準化管理中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厘清強制性與自愿性標準、標準與法規的關系，明確各級標準及標準化各類各級管理機構的定位，優化標準化管理運行機制?；谘芯砍晒?，為標準化管理體制改革提供理論支撐和政策建議。
二、方法及路徑
1.基本假設
標準屬于公共物品，標準化管理屬于公共管理范疇。即使將標準作為準公共物品看待，亦主要考慮其公共性，兼顧其私人性。
2.研究方法
一是理論分析。運用外部性原理、成本收益分析法、新制度經濟學的交易成本理論、制度變遷理論等，建立對標準及標準化的理論分析框架，分析演繹標準的屬性，推導與之相適應的管理體制機制。二是對比分析。結合國外標準化管理體制模式和中國國情進行對比分析和歷史比較。三是實證分析。結合中國市場經濟改革和行政體制改革的制度變遷規律，對標準及標準化管理的典型案例進行實證分析，如進行成本收益分析等。
3.研究路徑
收集、整理、評估以往國內外標準化體制研究成果；運用經濟學理論，圍繞標準的起源、定義、屬性、作用，政府與市場、強制性與自愿性、國家標準與行業標準、標準與法規的關系進行理論分析；結合理論分析，進行國內外橫向比較分析、歷史縱向比較分析和實證分析；提出標準化管理體制改革的幾種供選擇的總體設計，并運用制度變遷理論分析評估其可行性，提出體制改革的政策建議和操作路徑、步驟、方法等。
三、初步分析框架
1.標準屬于公共物品
標準的使用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即一個人對一個標準的使用并不減少它對其他人的供應，這符合經濟學公共物品的經典定義。從成本收益分析看，一個標準的制定成本有限，制定后在一定周期內維護成本也有限，而標準被廣泛采用，其內含的經驗、知識、技術成果得以廣泛傳播、復制、共享，使用者支付的成本很低，幾乎近于零，相比其制訂和維護成本而言，帶來的收益雖無法精確計量，但理論上可以無窮大，并且增加一個人對它的使用，其邊際成本接近于零?；谶@些特點，對標準的制定者而言，除了對出版的標準收取一定且少量的版稅外，無法對使用者的收益進行精確計量并收費，而且使用標準產生的收益歸于使用者，不歸于制定者，產生外部性（主要是正外部性），導致市場機制失靈。
以上這些表明標準的公共性而非市場競爭性的特征十分突出。
2.新的視角看標準及標準化的起源、發展、作用及內涵
結合標準及標準化的現在定義，標準是技術和管理的綜合體，是一種制度形式，標準化是一種規制。把標準當作制度，從經濟學特別是新制度經濟學的視角看標準及標準化的內涵。
（1）標準的起源及發展。用新制度經濟學對制度起源的分析框架，結合最早的人類標準形式及其演進，同樣可以分析標準的起源及發展。標準的產生源于人類早期的生產和交換，通過貨幣、生產工具等的標準化，降低生產費用和交易成本（包括信息搜尋成本、達成和執行契約的成本）。隨著專業化生產和分工的發展，如手工業發展以至工業革命，市場規模擴大，交易日益復雜，信息不完全或不對稱加劇，交易不確定性增加，交易成本大幅度上升。在這一進程中，標準化一方面通過廣泛共享與應用人類科學技術成果和實踐經驗而降低生產費用，另一方面通過合作促進協調一致而大幅度地降低交易成本。由于經濟上的合理性，標準及標準化得以產生和發展。
（2）標準及標準化的作用。從新制度經濟學角度看，對標準及標準化作用有以下新認識：傳播、共享科技成果、知識、經驗，降低知識搜尋消耗、重新學習的成本，節省稀缺的智力資源，從而降低決策成本和生產成本；降低信息搜尋成本、信息不完全不對稱狀況，從而降低交易成本；促進可預見性、預期一致性和信任，防止混亂和任意行為，降低風險和客觀不確定性的約束。
（3）標準的含義。標準是為了在一定范圍內獲得最佳秩序和共同效益，由公認機構批準的共同遵守和重復使用的一種規范性文件，是一種低成本學習、共享、應用科學技術成果和實踐經驗等人類綜合文明成果，并通過事先協商一致從而大幅降低交易成本的有效率的規制方式。
（4）標準化的含義。標準化是制定、實施標準，以低成本方式在一定范圍內獲得最佳秩序和共同效益的過程。
基于上述理論分析，標準屬公共物品，標準化活動屬公共事務，標準化管理屬公共管理，應由政府為核心來提供；標準具有外部性，市場機制失靈，必須更多地依靠政府等公共組織發揮作用；標準供給具有一定成本，而標準實施收益又不歸于供給方，成本收益歸屬不統一，因此在標準供給上缺乏內在的激勵機制，不能通過市場競爭來實現，只能由公共組織來承擔。因此，標準化應強化政府為核心的公共組織作用，而不應將標準化活動片面地作為市場競爭行為，弱化甚至取消政府宏觀管理，而將標準及標準化推向市場，走所謂市場化的道路。
3.標準化公共管理制度構建
標準的公共物品屬性解決了標準定位問題。在具體的標準化活動中，由于利益主體的多元性、利益問題的復雜性和利益沖突的客觀性及不可調和性，標準化管理需要借助法律的制度安排，把各方利益納入法治原則下加以制約和激勵，以實現各方權利義務和利益關系的平衡。這也是標準公共物品屬性能夠得以實現，各主體作用有效發揮的制度保障。
4.涉及體制的幾個重要問題分析
（1）強制性標準。強制性標準作為標準的一種特殊重要形式，應更加突出其公共性，作為純公共物品看待，強調公共利益、公共權力和公共責任，強化政府主導作用；從經濟學角度分析，強制性標準是為實現安全、環保、健康等社會基本公共利益的一種低成本方式，它在這些重要領域比推薦性標準具有經濟上的合理性，可進行實證分析。
（2）行業標準。行業標準是我國歷史形成的較為特殊的一類標準形式。一方面，從經濟學角度，可進行行業標準與國家標準的成本收益比較分析，評估其是否存在經濟上的合理性，進而指出改革方向。從現實看，多出行業標準一個層級，增加了標準體系的復雜性，容易造成標準的交叉重復矛盾，增加了全社會的交易成本，不具經濟上的合理性，長遠看應予取消。
（3）標準版權。標準作為一種公共物品，尤其在由政府主導標準化的國家，理論上應不存在版權及收費的問題，但是否收費關鍵要看標準使用及受益方的范圍、公共財政的可承受性等因素。目前，強制性標準已明確其法規屬性，沒有版權保護，免費提供；推薦性標準有專有出版權，標準文本有償獲取。這可以解釋為，在公共財力有限的情況下，公共服務可以適當收取費用，否則只能增加稅收，而標準的使用和受益方并非全體社會成員，增加稅收不公平，向受益方收費既公平又可行。
四、改革方案設計
根據理論、實證、比較分析等，明確標準屬性、標準分類分級設置、各方主體職責定位及相互關系等，設計我國標準化管理體制改革的方案，包括目標、內容、路徑、步驟和方法等。特別重要的是，要運用制度變遷理論，對體制改革進行理性分析和把握，進行成本收益分析，按照帕累托改進原則，減少改革成本，增加改革收益，盡量不損害既得利益，堅持漸進性改革，誘致性和強制性變遷相結合，推動制度變遷進入良性循環軌道。
參考文獻：
[1]李春田.標準化概論（第四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2]上海市標準化研究院等編.標準化實用教程.中國質檢出版社（中國標準出版社），2011.
[3][美]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德豪斯.經濟學（第18版），人民郵電出版社，2008.
經濟學價值理論范文5
關鍵詞：古典政治經濟學；經濟學；價值理論
西方經濟學和經濟學一直以來被人們認為是經濟學的兩大理論體系。經濟學是無產階級的經濟學，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的，也就是為大多數人的利益服務的。因此，有人把他的鴻篇巨著《資本論》稱為工人階級的“圣經”。而西方經濟學實際上是指資產階級經濟學，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也就是為少數人的利益服務的經濟理論。這個本質上的立場區別，使得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在許多理論問題上有著或大或小的差別。當然，經濟學也是在借鑒西方經濟學特別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上，建立并不斷發展起來的。而提到古典政治經濟學，就不得不說到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一位是古典經濟學集大成者，一位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完成者；前者的《國富論》，后者的《政治經濟學和賦稅原理》，都成為了經典中的經典。以下本文將分析比較古典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關于價值理論的異同。關于古典學派和馬克思之間的聯系，列寧曾經是這樣概括的：“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研究經濟制度的時候奠定了勞動價值論的基礎。馬克思繼續了他們的事業。他嚴密地論證了并且透徹地發展了這個理論?！?/p>
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派是近代勞動價值學說的開拓者。從十七世紀中葉到十九世紀初，古典政治經濟學派通過辛勤的理論研究，從日常實踐中發現和發展了勞動時間為形成價值得到唯一因素的原理，為此后科學的價值理論的提出奠定了基礎。可以說，勞動價值學說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理論貢獻。作為英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創始人，威廉?配第在他的《賦稅論》中比較系統地闡發了勞動價值論的思想。他在勞動價值論上主要有兩點突出的貢獻：第一，他將價格分為“自然價格”和“市場價值”，并且認為市場價格的漲落以自然價格為中心，自然價格就是價值，價值的源泉就是勞動。第二，他根據勞動決定價值的原理，得出價值的大小以勞動生產率為轉移的結論。他不了解價值的社會性質，也就沒能區分價值和交換價值、價格，并且還將價值和使用價值混為一談。
如果說配第奠定的勞動價值論是經濟學中發現的“新大陸”，那么，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則是這塊新大陸的開拓者。斯密的價值學說主要在他的《國富論》中系統地闡述，他第一個宣稱了任何一個生產部門的勞動都是國民財富的源泉。他的研究以商品為出發點，而在一開始，他就把商品生產和勞動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他鮮明地站在產業資本利益的立場上，一方面批判了站在商業資本利益上的重商主義者主張的只有對外貿易才是財富來源的錯誤觀點，另一方面又糾正了重農主義者所持的只有農業勞動才創造財富的觀點。在勞動價值論方面，斯密繼承了配第的一些觀點，正確地說明了勞動是價值的源泉。他說：“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價值的真實尺度。任何一個物品的真實價格，即要取得這物品實際上所付出的代價，乃是獲得它的辛苦和麻煩。”在提出商品價值問題時，他第一次區分了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他說：“價值一詞有兩個不同的意義。它有時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時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對于他種貨物的購買力。前者可以叫做使用價值，后者可叫做交換價值?！笔褂脙r值和交換價值這兩個概念的區分，推進了前人的認識，而指出任何生產部門的勞動都創造價值也是古典經濟學的一個進步。但是，斯密的價值理論也有缺陷，他時而認為生產商品時付出的勞動決定該商品的價值，時而又認為商品的價值是由交換來的商品中包含的勞動量決定的。由于他沒有從理論上把一種商品在生產中耗費的勞動與交換來的商品中所包含的勞動區分開來，沒有把價值如何決定與價值如何表現的問題分辨清楚，因而把價值和交換價值相混淆了。斯密還提出了“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和“商品的真實價格”兩個概念。在《國富論》中，他曾實際上賦予了二者以不同的含義。他說：“一個人占有某物，但不愿自己消費，而愿用以交換他物，對他來說，這貨物的價值，等于使他能購買或能支配的勞動量。因此，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痹谶@里，勞動指的“是購買或能支配的勞動”。而“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也就意味著“購買或能支配的勞動?！苯又终f：“任何一個物品的真實價格，即要取得這物品實際上所付出的代價，乃是獲得它的辛苦和麻煩……勞動是第一價格，是用以購買一切貨物的代價?！痹谶@里，勞動指的是“辛苦和麻煩”即生產時所耗費的必要勞動?！吧唐返恼鎸崈r格”意味著耗費的勞動。這樣“交換價格的真實尺度”和“商品的真實價格”顯然具有截然不同的含義。但在敘述的過程中，斯密將二者等同起來。他先寫到：“以貨幣或貨物購買物品，就是用勞動購買”“它們含有一定勞動量的價值，我們用以交換其他當時被認為有同等勞動價值的物品?！倍龀龅慕Y論卻是：“所以，對于占有財富并愿用以交換一些新產品的人來說，它的價值，恰恰等于它使他們能夠購買或支付的勞動量。”綜上所述，可以看到斯密雖然對于價值問題做了一個系統的論述，卻沒有建立一個前后一貫的、科學的勞動價值理論。
在斯密之后，大衛?李嘉圖不僅成功地繼承和發展了配第和斯密建立的價值理論，而且成為了古典經濟學的完成者，但同時他也終結了古典經濟學勞動價值理論的發展。他的價值理論的主要成就在于他堅持了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價值的原理，排除了斯密在商品價值規定性上的二元論。在價值的決定上，他否定了斯密關于價值取決于所購買的勞動量的說法，并且批評了斯密關于三要素決定價值的錯誤，始終堅持認為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產商品的勞動決定的。特別地，他還肯定了商品的價值量取決于生產商品所消耗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并正確的指出了商品的交換價值與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量成正比，與勞動的生產率成反比。這些觀點都把勞動價值論推進到了資產階級經濟學范圍內所能達到的最高點。但是，李嘉圖的勞動價值理論有一個根本的缺陷。這個缺陷就是對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其他各經濟范圍的超歷史觀念。他從來沒有認識到在什么條件下產品會表現為商品，創造商品的勞動會表現為價值。他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看為自然的、永恒的。于是產品成為商品，勞動創造價值，表現為價值也成為自然的、永恒的。尤其是他不認識在商品經濟最發達的階段，即資本主義階段，勞動力已成為商品；從而不認識在資本主義階段，商品所有者的勞動已經轉化為雇傭勞動者的勞動，商品不只是當作商品來交換而是當作資本產品來交換。李嘉圖的這個根本缺陷為他的理論的進一步發展設置了不可逾越的界限；使他的價值學說在涉及利潤問題時，遇到了兩個不可克服的困難，一個是資本與勞動的交換如何同價值規律相符合的問題，另一個是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與價值規律的矛盾問題。但在當時，英國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歷史條件下，站在資產階級立場的李嘉圖不可能真正解決這兩個矛盾，因此他也未能提出一個真正科學的勞動價值論。
真正提出科學的勞動價值論的是馬克思，他在批判地繼承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上，徹底的改造了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學說，建成了科學和完整的勞動價值學說，并為其剩余價值理論奠定了理論基礎。他在《倫敦筆記》中關于價值理論的研究是他實現勞動價值論科學革命的重要前提。他肯定了李嘉圖的價值理論，特別是肯定了李嘉圖對商品的效用即使用價值與物品具有購買其他商品的能力即交換價值的區分，肯定了李嘉圖關于生產商品的勞動量決定價值的觀點，即他在論證商品相對價值量同資本的不同部分的比較關系時，說明資本采用勞動生產率高的機器進行生產，可以降低產品的成本和價值，可以在銷售中處于有利地位。這實際上是對李嘉圖的勞動時間決定價值的觀點的深化。古典的經濟學家都混同了價值和交換價值，始終沒有把價值從交換價值中抽象出來。而馬克思運用了唯物辯證法，揭示了商品是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矛盾統一體，提出了商品的二重性。其中，作為商品的使用價值，即商品的有用性或效用，是它的物質的自然屬性；作為商品的價值，它是商品的社會屬性。交換價值是價值的形式，價值是交換價值的內容。在提出了商品二重性后，馬克思又提出了勞動具有二重性的概念，他認為，一切勞動，一方面可以看作是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作為相同的人類勞動即抽象勞動；另一方面可以看成是人類勞動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費即具體勞動。他進一步指出，抽象勞動創造價值，具體勞動創造使用價值。勞動二重性決定商品二重性，因而商品的價值量由抽象勞動的量來確定，也就是由平均的簡單勞動的量來決定。在隨后的分析中，馬克思又進一步提出了勞動時間的二重含義，揭示了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本質的規定性。勞動時間的二重性，表現在一是商品生產各自特殊的勞動時間，二是決定交換價值的一般勞動時間，顯然決定交換價值的是后者。此處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與李嘉圖所說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不同的。前者指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時間；后者指在最不利條件下生產產品所必須耗費的勞動時間。對于李嘉圖價值理論中的兩個不可克服的困難，均由馬克思進行了解決，而且是科學地解決。首先，馬克思區分了勞動和勞動力。工人出賣的是勞動力而非勞動。這一區分，一方面避開了“勞動的價值由勞動創造”這一荒謬，另一方面也為建立剩余價值學說提供了一塊基石。他指出，勞動力是一種特殊的商品，不同于一般商品之處是他的使用即是勞動，而勞動能創造價值。這就解決了勞動與資本相交換是與價值規律相符合的。然后，馬克思又區分了價值和生產價格，之所以發生價格向生產價值轉化，是各部門相互競爭使得利潤平均化的結果。而利潤平均化是因為各資本家追求最大化利潤，否則就要轉移資本，而資本和勞動的自由轉移是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的條件所允許的。從而馬克思解決了導致李嘉圖理論解體的兩個根本矛盾。
從上面對于古典政治經濟學派和馬克思關于價值理論的比較分析，可以看出，由于資產階級的局限性，古典經濟學的價值學說存在著許多重要的缺點和錯誤。他不能說明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價值的實質和范疇的歷史性；不能辨別價值和交換價值的關系，不能從后者抽象出前者，不能分析價值如何轉化為生產價格和二者相背離對于價值規律作用的意義；更不能認識到等價交換的價值規律如何轉化為資本主義占有規律，從而說明資本主義的剝削關系。雖然說馬克思的價值理論是科學的價值理論，但是仍然需要進一步完善和改進。尤其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正處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時期，就需要從客觀實際出發，從我國具體的國情出發，正確的把握勞動價值論。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本質上說不同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但在運行的規則上卻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有著相似之處。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體制，也是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一樣，是制度性和體制性相統一的經濟形式。我國現階段的社會主義，不可能選擇如馬克思和斯密所設想的沒有商品貨幣關系的，實行單一全民所有制的經濟形式。由于有社會分工，存在不同經濟實體之間的物質利益差別，并且生產力整體水平相對落后且發展不平衡，使市場經濟成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必然采取的一種經濟體制。因此，要在我國具體國情下發展和完善價值理論。從亞當斯密到李嘉圖，再到馬克思，前人已經為創造出了一套比較系統的價值理論，而目前的任務就是要將前人的理論成果更好的運用到現實中，來解決現實生活中的經濟問題，踏著前人的足跡，繼續探索。
參考文獻：
1、國民財富性質和原因研究(上卷)[M].商務印書館,1972.
2、彼羅.斯拉法.李嘉圖著作和通信集[M].商務印書館,1999.
經濟學價值理論范文6
關鍵詞：主觀價值論 政治經濟根源 勞動價值論
一、主觀價值理論的發展歷程
(一)主觀價值理論的理論淵源
主觀價值觀念，即效用價值的思想早已有之，在近代大致與勞動價值思想同時出現。邊沁的功利原理和自利原理，是主觀價值論的哲學基礎。17世紀英國的巴爾本就認為商品價值是由效用決定。18世紀中葉，瑞士數學家伯努里提出邊際效用和邊際效用遞減的思想。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加里安尼于1750年在《商業與管理》中，從物品的稀缺性論述效用，他認為效用隨物品的稀缺性而變化，稀缺的物品往往具有最大的效用，為邊際分析開了先河。西尼爾則從供求關系的角度來考察效用，把效用歸結為人的主觀感受，效用的大小取決于商品供求關系，效用隨供給的增加而減少。意大利經濟學家孔迪亞克在1778年出版的《談商業與政府關系》一書中，就提出了效用價值觀，他認為價值是經濟學的中心問題，而效用則是價值的源泉。孔迪亞克所謂的效用是消費者基于商品消費所得的滿足感而賦予商品的主觀屬性?？梢哉f孔迪亞克是主觀效用價值論的開山鼻祖，孔迪亞克的這種經濟思想迅速地傳播到法、德、英等國，并得以深入和發展。重農學派的杜爾哥和法國經濟學家薩伊都在不同程度上把價值看成人們對產品效用的主觀評價。
不過，從18世紀中葉到19世紀30年代，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的古典經濟學占支配地位，效用價值論僅緩慢發展。19世紀30年代以后，古典經濟學的衰落為邊際效用價值論的發展提供了機會和刺激。英國的勞埃德被認為是明確以邊際效用來說明價值決定的第一人。愛爾蘭的朗菲爾德提出了邊際成本和邊際需求的概念。法國的古諾較多使用了邊際分析方法。并且是數理經濟學的鼻祖。德國的屠能也使用了邊際分析法，并對馬歇爾產生重大影響。戈森被視為邊際學派的直接先驅者。他1854年發表的《人類關系法則及人類行為規范》中提出了“戈森定律”，即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和效用最大化規律(邊際效用相等規律)，為邊際效用學派的產生奠定了基礎。
(二)主觀價值理論體系的創立與發展
主觀價值理論體系產生于19世紀70年代。英國的杰文斯、奧地利的門格爾、法國的瓦爾拉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幾乎同時并獨立地提出了具有深遠影響的效用價值論，該理論首先從價值理論開始。然后推進到生產理論和分配理論，進而引發了幾乎整個西方經濟理論的變革。他們認為價值具有主觀性，從而把經濟財貨的價值歸結為主觀價值，并提出用主觀價值(即對人類福利的重要性)和客觀交換價值(即購買力)來替換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認為主觀價值決定客觀交換價值。奧地利學派在考察價值尺度或主觀價值量的測定時，引申出了邊際效用量決定財貨價值的規律。邊際效用學派認為，價值不取決于生產商品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量，而是取決于物品的效用和稀缺性，取決于消費者主觀心理上感覺到的邊際效用。效用價值論包括基數效用論和序數效用論兩套原理和方法。在帕累托之前。整個邊際效用學派都是在基數概念的基礎上建立效用理論。帕累托第一次清楚地區分了基數效用和序數效用這兩個概念，并系統地提出了序數意義上的效用理論，即假設商品效用能用第一、第二、第三這樣的序數來計量，從而使邊際效用理論“擺脫”了“主觀感覺不可計量的批評”。而美國經濟學家克拉克提出的邊際生產力分配論，則標志著邊際主義學說的完成。20世紀初邊際學派已從異端和支流成為西方經濟學的正宗和主流。
均衡價格論的創立可看作是主觀價值理論體系的發展。馬歇爾在其供求論基礎上對各種相關的價值論進行了綜合：他將效用價值論當作需求的基礎，通過需求價格的引進將邊際效用遞減規律轉化為邊際需求價格遞減規律。推導出需求曲線；將生產費用當作供給的基礎，把實際生產費用看作是勞動的“反效用”和資本的“等待”的總和，通過貨幣生產費用的引入，在邊際生產成本遞減的基礎上推導出供給曲線；然后，由供給和需求所決定的市場均衡價格來解釋價值決定問題。后來，?？怂估眯驍敌в谜撏茖С鲂枨笄€并擴展了瓦爾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論。而最終的集大成者是薩繆爾森。
二、主觀價值論的政治經濟根源
(一)主觀價值論的政治根源
反對古典學派的勞動價值論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主觀價值理論(邊際效用價值)產生的政治根源。19世紀70年代，在政治上，當時的資本主義社會由自由競爭向壟斷階段過渡，以李嘉圖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由于未能合理地解決利潤與價值規律的關系和平均利潤與價值規律的關系兩大難胚。已遠遠落后于政治、經濟發展的現實，并且最終全面崩潰，經濟學內部發生了深刻的危機。而薩伊的客觀效用價值論也已經不能滿足大資本家的需求。另一方面。19世紀末，由于的廣泛傳播，各國工人運動風起云涌。在這樣一種背景下，資產階級急需一種和勞動完全脫鉤的價值理論來作為自己的理論武器，邊際效用價值論應運而生，西方經濟學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邊際革命。以邊際效用學派為代表，在理論內容上把人對商品效用的主觀評價作為商品的價值實體，而人的主觀評價是由人的趨利避害心理決定的，所以價值是由人的心理規律決定的。他們借助于當時的心理學的發展成果，將心理分析引人經濟學研究領域，認為商品價值的實體是商品的邊際效用。所謂邊際效用。按照邊際主義經濟學家的觀念是：消費者在消費某種商品的最后一個單位(或每增加消費一個單位商品或勞務時)所獲得的滿足程度。是一種主觀心理上的東西，商品的價值就是消費者以邊際效用為依據賦予商品的一種主觀的評價，從而形成一種主觀效用價值理論――邊際效用價值論。
邊際效用價值論是“邊際革命”時期西方經濟學乃至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基礎。這一時期邊際主義經濟學家們繼承了其辯護性的固有傳統，表現在更加敵視和反對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他們將經濟學意義上的價值觀定位在邊際效用價值論上。這樣一來，商品的價值就和勞動徹底脫鉤，不會留下任何口實說社會的財富都是工人創造的，資產者得到的部分是對工人的掠奪和欺詐。邊際效用價值論被西方經濟學家奉為經濟學全部理論的基礎而沿用至今的原因正在于此。
(二)主觀價值論的經濟根源
經濟建設的需要是主觀價值論的經濟根源。19世紀末，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由自由競爭向壟斷階段過渡，古典經濟理論已經不能很好解釋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理論與現實問題。與此同時，勞動價值論的產生與發展，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和改變著資本主義的經濟關系。對當時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來
說，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已經完全站穩了腳跟，資本主義已經向世人充分地證明了其相對于封建主義的種種優越性?，F在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在現有的技術和資源條件下來增加社會財富，提高公眾的生活水平，把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發揚光大。即如何搞好經濟建設問題。歸結為一點，，就是如何以最小的投入獲得最大的產出(對消費者來說就是如何以最小的支出獲得最大的滿足)。這一問題實際上又是微觀經濟管理問題，即社會對既定的資源量，企業(個人)對既定的資源量如何進行管理。要實現這一點，從微觀的角度來說，就是要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以往的各種經濟理論都無法圓滿地解決這一問題，而邊際效用價值論可為這種分析提供理論基礎。于是以理性經濟人和資源稀缺性的假設為前提。研究在現有生產條件下的資源配置問題，始終追求效用最大化是其目標的邊際效用價值論應運而生。它從需求和效用角度，以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為原則，研究為達到效用最大化的資源和產品在生產與配置中的最優數量和途徑問題：從微觀層次，通過對個人消費者、單個廠商的行為分析，尋求單個產品市場的均衡問題。
總之，邊際效用價值論作為一種資產階級價值理論，從其發展、演變的軌跡看具有明顯的資產階級的功利目的，以效用取代勞動，以效用解釋價值。邊際效用價值論旗幟鮮明地表現出西方庸俗經濟學為資產階級政治、經濟發展服務和辯護的特征。
三、對主觀價值論的評價
(一)主觀效用價值論的錯誤與缺陷
邊際效用價值論的根本謬誤在于，把價值歸結為一種沒有社會歷史內容的主觀的永恒范疇，一筆抹殺了價值范疇的社會規定性和客觀性，從而掩蓋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對抗性和剝削性。不僅被用來反對古典學派的勞動價值論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而且具有強烈的為資本主義辯護的色彩。
主觀效用價值論的缺陷深植于其理論體系中。邊際效用價值論認為商品的價值是人對物品的效用(滿足人的欲望的能力)的主觀評價。價值來源于效用，又以稀缺性為前提，其尺度是邊際效用。不能滿足人的欲望的生產資料價值由其生產最終消費品的邊際效用決定。物品的市場價格是供求雙方物品主觀評價達到均衡的結果。效用價值論研究的重點是商品的主觀的使用價值，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從財富的效用到邊際效用。從基數效用到序數效用等。其缺陷主要有下列幾點：(1)效用不能計量。效用價值論的根本錯誤在于違反了確定交換比例的原則。因為，效用價值論所說的效用，是消費者對物品滿足自己需要的一種心理感受和主觀評價。不同的人對同一種商品的偏好和評價是千差萬別的，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間對同一種商品的偏好和評價也是千差萬別的。不論是生產者還是消費者，通常沒有也不可能用基數或序數來計量商品的效用。商品的效用是無法計量的。(2)效用不能說明新價值的創造和舊價值的轉移，因而不能解決價值的補償問題。生產中耗費的價值應在交換中得到補償，這是商品生產發展的內在要求。但是，按照效用價值論的觀點，效用是消費者對商品帶來的滿足程度的評價，消費者在評價某件商品的效用時，是絕不會考慮生產該商品所耗費的生產資料的效用是多少，勞動耗費是多少。因此，效用根本不可能轉移。按照效用價值論的觀點，產品的效用決定生產它的生產要素的效用，相應地，產品的價值決定要素的價值，這在現實中顯然是不成立的。(3)效用不能在交換中決定。價值理論的任務是要解釋商品交換的比例和價格的確定?，F實情況表明，凡是參與交換的商品，都必須有明確的價格。不存在沒有交換比例或價格的交換活動。但效用價值論所說的效用卻不能在交換中確定，只有在消費者實際開始消費商品后才能做出評價。至于邊際效用，更要等到消費足夠數量的商品之后才有結果。但事實是，消費者在消費他通過交換而得到的商品之前，已經支付了商品的價值或價格，
邊際效用價值論將邊際效用混同于商品價值的基礎和實體，并以此錯誤的理論基礎來證明其系統理論的先進性、科學性。這就使整個理論推理過程充滿矛盾、混亂，使得“邊際革命”以后，西方庸俗經濟學走人了死胡同。
(二)主觀效用價值論的借鑒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