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彈性經濟學概念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彈性經濟學概念范文1
關鍵詞：奢侈品；效用；效用函數
中圖分類號：F7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9-00-01
一、奢侈品的概念及特殊性介紹
奢侈品一般被定義為一種超出人們生存與發展需要范圍的，具有獨特、稀缺、珍惜等特點的消費品。以尼爾.菲斯克為代表的觀點認為，奢侈品指的是這樣的一些產品或服務，它們比同類商品中的其他產品或服務質量更好，品位更高，也更讓消費者們心馳神往，這些商品價格不菲，但是還不至于昂貴得讓人們可望而不可及。奢侈品具有以下特征：高價格和高品質特征、稀有性特征、炫耀性特征、地域性特征、文化特征。消費者購買奢侈品包括炫耀性動機、領先動機、從眾動機、社交動機、追求品質精致動機、自我享樂動機、自我贈禮動機、表現內在動機。正是由于奢侈品的種種特征，造就了各種消費動機，同時使得奢侈品的價格遠遠大于其實際生產價格，使得奢侈品成為經濟市場中一種特殊商品。
二、奢侈品的特點
綜觀奢侈品消費行為及消費心理，可以看出，奢侈品消費具有以下兩個特點：一是具有較強的需求收入彈性。與日常生活所需必需品不同，奢侈品的需求收入彈性大于1，即其需求增長速度大于收入增長速度。EX=（dX/dL）*（L/X）>1，EX為奢侈品的需求收入彈性；X表示奢侈品；L表示收入。二是特殊的效用函數。對于購買奢侈品的消費者而言，其效用函數不僅與購買數量有關，同時受到奢侈品價格影響。用U=UX（Y，PX）（其中X、Y指兩種奢侈品，P是奢侈品X的價格）表示奢侈品的效用函數。本文將以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對奢侈品進行分析。
三、相關經濟概念
在消費者理論中首當其沖的問題是消費者面臨市場如何選擇商品，為此引入了消費者偏好和效用的概念。簡單地說，消費者偏好是指消費者對商品或勞務的喜好程度。效用是衡量消費者對某種商品或勞務的偏好程度，是消費者的一種主觀感受，消費者認為某商品的效用高即該商品能夠給消費者帶來高程度的滿足感。效用函數，為定義在n維商品空間上的實函數，U=U（x），其中U（x）表示消費者對商品x的效用值。
四、奢侈品與普通商品
經濟學中講求效用最大化原理。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就有人們都是理性經濟人追求效用或收益最大化的假設。理性人對商品的選擇是在能夠擁有的信息條件下對成本和收益的比較。但是奢侈品市場中，消費者在同樣的實用價值的情況下會選擇比普通商品價格高出幾十倍的奢侈品，這在表面上看來是不符合理性經濟人的假設的。但是在實際生活別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奢侈品市場日益繁榮，究其原因是消費者通過奢侈品消費可以獲得消費普通產品無法獲得的效用。
運用數學的分析方法可以得到加入奢侈品，消費者效用最大化公式變為MaxU（X1，X2）；s.t.P1X1+P2X2
五、奢侈品的精神利益
效用是一個與消費者的內心主觀感受相聯系的概念，可以說內在心理機制是效用形成的根本原因，由此我們可以建立一個與消費者心理相聯系的，重點分析偏好的效用模型，將商品產生的效用分解為物質層面的效用和精神層面的效用。由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的相關理論和人格構成存在差異的理論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商品物質層面的效用與精神層面的效用所占效用比重大小是不同的，同時不同的消費者精神層面的效用也是存在較大差異的。為了描述商品對消費者精神層面的效用差異，定義消費者對某一商品精神利益的心理敏感程度為精神指數，用θ表示。以此為基礎，我們來分析，關于奢侈品的消費選擇模型。
為了簡化問題，同時使問題的分析更具有針對性，我們作出如下假設：一是假設消費者的收入、產品價格以及產品滿足消費者的物質利益點為外生變量。二是假設理性經濟人追求物質利益與精神利益總和的最大化。
根據以上假設與分析，構建基于精神偏好的消費選擇模型。
物質層面的效用受到商品數量q的影響，且效用隨著商品數量的增加而增加，物質效用函數為：u1=u（q）且du1/dp≥0
精神利益通過精神指數的強度來影響消費者效用的大小，且精神指數與精神效用是單調增函數關系，強度為零時，精神效用為零，精神效用函數為：
u2=u（θ）且du2/dθ≥0，u2（0）=0
現有兩種同類商品i和j，消費者偏好取決于i、j的精神利益和物質利益和的效用的大小。所以i和j的總效用差為：
ΔU=[u1（qi）+u2（θi）]-[u1（qj）+u2（θj）]
其中，ΔU為商品i與j的總效用差，qi、qj分別為i、j商品的數量，θiθj分別為i、j商品的精神指數。
假設u1（qi）=u1（qj），則：ΔU=u1（θi）-u1（θj）
由上式可知，消費者偏好取決于精神指數的大小。根據消費者對商品i和j的精神利益敏感度的不同，對消費者行為的分析可得出下列三個結論：
第一，兩種商品僅滿足消費者物質利益的需求，消費者對i、j的精神利益均不敏感或者完全感受不到，精神指數為零。
第二，商品i滿足消費者精神利益需求且消費者對精神利益敏感，消費者對商品j的精神利益完全不敏感，即θi0，θj=0，則有ΔU=u2（θi）。偏好完全取決于商品i的精神指數。
第三，當商品i和j的精神指數均不為零時，即θi≠0，θj≠0，消費者選擇取決于二者精神指數的大小。
六、結束語
奢侈品是社會經濟高度發達的產物，運用經濟學的相關理論和數學的相關方法我們能夠對奢侈品市場進行深度的剖析，分存在的問題，提出相應的對策。
參考文獻：
[1]高敏.自我損耗對品牌標識炫耀性選擇的影響研究.上海交通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
[2]劉松柏，于力.消費者精神偏好視角下消費選擇的經濟學分析.北京市經濟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2，9.
彈性經濟學概念范文2
關鍵詞：風險變動；保險需求；隨機占優
中圖分類號：F8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07)06―0060―05
一、引言
盡管保險是金融業中非常古老的行業，但是在新古典經濟學的范疇內，保險常常被看作為或有商品，有時又被當作與賭博有關的概念來討論。自從1947年Neumann和Morgensten發展了期望效用之后，對不確定性經濟行為的研究提供了分析工具，保險活動才納入了主流經濟分析的框架，Arrow，Borch和Mossin在20世紀60年表的幾篇重要論文，既可以看作是對保險進行現代經濟分析的開端，也是保險經濟的經典之作，此后大量的研究是圍繞它們展開的。Arrow認為極少有風險能在市場上被完全轉移，道德風險、逆向選擇和交易成本是風險轉移受到限制的三個主要因素，并指出，在不考慮道德風險因素的條件下，如果保險費包含了固定比例附加費用，則有絕對免賠額的足額保險是最優的。Borch論證了風險帕累托最優交換的充要條件，提出了風險厭惡是如何影響參與者的最優保險金額。Mossin提出了風險厭惡決策者保險需求的一個簡單模型，從該模型中得出了兩個結論：一是當保險費為精算公平保險費時，被保險人購買足額保險，否則購買部分保險；二是當被保險人為遞減的絕對風險厭惡時，保險對他來說是劣質品。
從微觀經濟學的視角來看，阿羅、博爾奇和莫森討論保險經濟問題的主題是價格和產品需求(保險費率和保險金額)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但是對于保險需求而言，與一般商品的最大區別在于，保險需求的產生以風險的存在為前提，因此風險的變動是保險變化的主要影響因素之一，而風險的變化從期望效用的角度來說，表現為效用概率分布的變化，因此很難得到一個明確的數學解析表達式來說明其經濟學上的意義。
Markowitz發展了另外一種分析工具，他把不確定情形下個人的決策歸結為對不確定性的均值和均方差兩個變量的選擇，這種方法由于簡單明了，被廣泛應用于投資等金融活動的決策分析之中。但是這種把完整的概率分布信息僅僅歸納為兩個特征數字，很可能丟失某些有用的信息，得
彈性經濟學概念范文3
關鍵詞：區域市場；貿易流動；貿易創造；貿易轉移
中圖分類號：F2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656(2009)08―0062―06
一、問題的提出
新古典經濟學對區域市場整合的分析和研究基于以下假設：市場的完全競爭、不變的規模收益以及決策行為的“理性經紀人”范式；這些分析和研究的重心在強調非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損益及由此引發的對政府干預的福利分析。關稅同盟理論作為新古典經濟學視野下的區域市場整合理論的核心，曾被公認是隨Viner的開拓性研究而逐漸成型的。繼之，Shoup、Meade、Lipsey、Tinbergen、Cooper ＆ Massell、Johnson、Balassa以及Corden等學者使這一理論體系最終成型。概括而論，關稅同盟理論認為同一關稅可以將區域內的資源合理配置，從而產生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貿易擴張和貿易條款、成本遞減和貿易抑制等效應。
主流經濟學家Balassa；Curson；彼得?林德特和查爾斯?金德爾伯格，對區域市場整合問題的研究卻是另一番景象。他們注重對相鄰國家的某種特定空間緯度中的關稅同盟問題展開研究，將區域市場整合理解成標準的國際經濟學問題。國內學者對這一相關問題也有研究，趙偉等(2006)解析了中國區域經濟的多層次性特征，指出“區域”尤其是“區域市場”在中國是個極其寬泛的概念，作為地域面積與人口規模均名副其實的大國，中國內部多層次的區域經濟，至少可分為四個層次：國民經濟層次、大區域經濟層次、省、市際經濟層次和“大中國”經濟區層次或“一國兩制”層次。在筆者看來，港澳與大陸的區域市場整合的最大特點在于成員體之間是不同制度、不同關稅區、不同貨幣下的屬于同一的經濟區域，我們可以將關稅同盟經典理論與實證研究的某些分析范式用于這一層次的區域市場整合的研究。
作為對問題研究的一種學術探討，當我們將港澳與大陸看成是存在著一種準關稅同盟的研究對象時，Viner關于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之效應的學說，無疑給我們研究這一層次的區域市場整合提供了某些幫助。本文擬通過對港澳與大陸區域市場整合背景的描述，在借助Viner理論和Balassa模型的基礎上，對港澳與大陸這一層次區域市場整合的貿易流動效應展開理論分析和檢驗。
二、港澳與大陸區域市場整合的演進背景分析
香港和澳門均屬于自由港，各自為獨立關稅區，是兩個對外高度開放的海島型城市經濟體系。香港和澳門與中國大陸經貿關系的發展過程，實際上是港澳地區同大陸在區域市場上從分離到重新整合的過程。撇開香港和澳門在政治上與大陸分離的諸多原因，僅就經濟層面而言，港澳地區與大陸的脫離既與外部原因有關，也與內部的經濟體制原因相關。如果說香港和澳門的政治回歸分別是在1997年和1999年開始的，那么香港和澳門的經濟回歸則可以從大陸經濟的改革開放開始。從這個意義上來理解，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開啟了港澳地區與大陸的區域市場整合(Economic Integration)。
區域市場整合可分為兩種形態：功能性整合和制度性整合，即丁伯根(Tinbeergen)理論中的消極一體化(Negative Integration)和積極一體化(Positive Integration)。功能性整合是指取消各種阻礙經貿活動的規章制度，即消除對有關經濟體的物質、資金和人員流動的障礙，它主要是自發的市場力量推動和引導的結果，反映區域內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具有不穩定性。制度性整合是通過建立新的規章制度去糾正自由市場的錯誤信號，并由特定的一體化組織管理機構加以指導和按照明確的制度安排的一體化過程，它反映了功能性整合的要求，并將其制度化和法制化，使功能性整合的成果得到鞏固并不斷提高。盡管香港和澳門與中國內地的經貿合作不同于國際間的經濟一體化，但經濟一體化的理論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和思考港澳和中國大陸之間經濟關系的演變和發展。根據中國大陸市場開放程度的差異，可以將后的港澳和大陸的經濟關系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時期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末，是基于功能性整合的貨物貿易的階段。后特殊的國際政治和經濟背景，使中國大陸與國際市場處于隔離狀態，加上西方國家的經濟封鎖，中國基本上只是同前蘇聯為首的以計劃經濟為特征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進行有限的以貨易貨的貿易。這一時期的中國大陸市場基本是封閉的，有限的貨物貿易是港澳與大陸經貿關系的主要紐帶，香港幾乎是大陸與國際市場聯系的唯一通道。香港憑借自由港的地位、國際性的商貿網絡及其同大陸的特殊聯系，扮演了大陸與國際市場之間有限貿易轉口港的角色。資料顯示，盡管香港與大陸的貿易額占香港貿易總額的比重由1950年的27.2％不斷下降到1970年的8.8％，但這一比例在1980年以后明顯開始上升。值得指出的是，1950至1970年代，大陸一直在香港貿易總額中保持前4名的地位，大多數年份位于前3名，并且在進口方面保持前1―2名的位置。
第二時期改革開放到加入WTO，是基于功能性整合向制度性整合轉變的直接投資和貨物貿易并進的階段。20世紀70年代末，隨著改革開放這一基本國策的制定，大陸選擇了符合自身國情的漸進式、局部開放的戰略決策。首先，在沿海城市和地區建立了四個經濟特區，其中三個放在廣東，兩個位于珠三角，緊鄰港澳地區；繼之，是有選擇地開放了直接投資市場，在大力引進海外直接投資的同時，對一些技術含量較低、勞動密集產業的產品內銷市場實現了比較嚴格的限制，從而在粵港與大陸之間形成了一種以“前店后廠”為產業分工特征的投資與貿易的制度安排?！扒暗旰髲S”的產業分工模式實際上是一種投入和產出“兩頭在外”的、“大進大出”的直接投資和貿易模式。在這一模式中，投資和貿易是互動的，正是投資和貿易相互補充和相互促進導致了粵港之間貿易量的高速增長，香港自由港的制度優勢得到了發揮，從而成為一個國際性的貿易、金融、物流和商貿服務中心?！扒暗旰髲S”的合作模式，是以香港體制、資金及其擁有的國際市場和內地勞動力、土地等資源優勢為基礎的，是香港與大陸市場局部相結合的產物?？陀^地說，這一時期香港成為大陸改革開放和經濟增長的一個發動機。據統計，2002年中國大陸與香港的貿易額占香港貿易總額的42％，香港轉口貿易的90％與大陸有關；截至2003年底，港資在
大陸的實際利用外資中的比重高達44.4％，遠遠高于其他國家和地區；2004年香港是中國大陸第四大貿易伙伴，僅名列在歐盟、美國和日本之后；同時，該時期大陸在香港的外來直接投資和香港對外直接投資中均名列首位。
第三時期以CEPA簽署為標志，是基于制度性整合的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階段。CEPA(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作為一種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以提供有效的服務和降低交易費用的方式，加強著港澳與大陸的經濟互動，它是“一國兩制”和WTO框架下的國家內部的獨立關稅區之間的自由貿易協議，這種制度安排是為了解決或逐步消除“回歸”后的港澳與大陸在經濟整合中因不同社會運作機制和歷史因素所造成的貿易障礙。由于港澳有著不同于大陸其他省份的特殊地位而產生了制度，貨物貿易自由化、服務貿易自由化和投資便利化等便構成CEPA的基本內容。CEPA這一制度安排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區域內商品和生產要素流動的障礙，使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商品和要素逐漸地自由和雙向地流動，因而這項制度創新的績效得以逐漸顯現。應當承認，CEPA的制度績效遠大于其內容本身，它對珠江三角洲乃至大陸的長期制度創新具有示范作用。
三、港澳與大陸區域市場整合的貿易流動效應
Viner的“貿易創造”(Trade Creation)和“貿易轉移”(Trade Divereion)理論的基本結論是：在關稅同盟成立前，對未來成員體的高關稅會增加貿易創造的可能性；而在關稅同盟建立后，這些未來成員體則有可能取得福利收益。另一方面，對非成員體的低關稅將會減少貿易轉移的機會。顯然，當我們將港澳與大陸看成是存在著一種準關稅同盟的研究對象時，則Viner關于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之效應的學說，給我們研究這一層次的區域市場整合提供了某些啟示；同時，我們可以借助Balassa(1961)模型對港澳與大陸間有可能出現的區域市場整合展開模擬檢驗。
Balassa模型是以區域貿易合作前的進口需求收入彈性固定不變，區域貿易合作必然會引起進口需求收入彈性的變化為基本假設前提，該模型通過區域貿易合作前后的進口需求收入彈性的變化來說明區域貿易合作的貿易創造效應和貿易轉移效應。當區域內貿易進口需求收入彈性增大時，則意味著總貿易創造，當區域外貿易進口需求收入彈性減小時，則表明總貿易轉移。解析Balassa模型的主要公式：
M=aYbu (1)
M為進口值，Y為國內生產總值，a為一常數，u為模型誤差，b為進口需求收入彈性。將方程兩邊同時取對數得：LnM=a+bLnY+u (2)
可將(2)進一步轉化為3個方程：
總進口方程：LnMT=at+btLnY+ut (3)
區域內進口方程：LnMI=ai+biLnY+ui (4)
區域外進口方程：LnME=ae+beLnY+ue (5)
MT、MI、ME分別代表總進口值、區域內貿易進口值和區域外貿易進口值。如果我們主要考察進口需求收入彈性值b，則我們在不考慮以上各方程中的a和u的情況下，仍然可以對區域市場整合的貿易流動效益展開解說。剔除a和u，用以解釋區域市場整合的貿易流動效應的簡化方程表現為以下形式：
LnMT=btLnY；LnMI=biLnY；LnME=beLnY (6)
一般來講，當區域貿易合作后的和都大于合作前的水平，則存在著Viner理論中的凈貿易創造，即在區域內部實行自由貿易后，成員體A內成本高的產品為成員體B內成本低的產品所代替(假定成員體內存在A，B兩大類別)。也就是說，原來由成員體A生產的，現在可從成員體B進口，于是新的貿易得到“創造”。同時，由于從成員體B進口成本低的產品代替原來成本高的產品后，成員體A就可以把原來的生產成本高的資源轉向生產成本低的產品，從而獲得貿易創造效應。
當區域貿易合作后的bi大于合作前的水平而be小于合作前的水平時，則存在著Viner理論中的凈貿易轉移，即由于區域內經濟體對外實行統一關稅率時，對第三方的歧視會導致外部進口減少和轉變為從成員體進口的局面，即產生貿易轉移。這種貿易轉移的機理在于：從原來第三方進口成本較低的產品改為從成員體進口成本較高的產品。當然，這種情況可能會造成一定的損失，但它對區域市場整合之貿易流動說產生的效應是不可忽視的。
現在，我們依據Viner的理論對大陸與港澳的區域市場整合的貿易流動效應進行檢驗?；贑EPA實施時間不長，可計算進口需求收入彈性的數據時段較短，我們只能依據港澳與大陸這兩個經濟體間貿易的較少樣本數據來進行相關檢驗。根據Balassa模型所計算的進口需求收入彈性對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效應的解釋，港澳和大陸之間貿易往來明顯包含著區域市場整合的貿易流動問題。以2003年9月內地與香港CEPA的附屬文件的簽訂為分界線，現依據2002-2004年、2005-2007年的大陸與港澳的進口需求收入彈性進行檢驗。以下分析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亞洲開發銀行、香港貿易發展局網站和澳門特區統計暨普查局網站。
將上述數據分別代入公式6予以測度，可計算得到港澳與大陸區域市場的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效應。其計算結果如下表所示
比較兩個時間段的數據，大陸和港澳的區域內貿易合作后的總進口需求彈性都大于合作前的水平；大陸區內的進口需求彈性和區外進口需求彈性在2002―2004年的統計年度略微下降，港澳區內的進口需求彈性和區外進口需求彈性都呈現增大趨勢?？梢姡袊箨懪c港澳區域間的貿易影響并不相同。為此，我們有以下討論。
首先就港澳而言，CEPA實施后，區內進口需求收入彈性bi(0.9872>0.9754)同總進口需求收入彈性bi(1.0483>1.0352)、區外進口需求收入彈性bε(0.9982>0.9865)一起增大，這說明港澳與大陸間的貿易往來不但存在著總貿易創造效應，而且獲得凈貿易創造，并且沒有形成凈貿易轉移。具體地講，CEPA實施所帶來的港澳臺與大陸間貿易的擴大，不僅來自從大陸進口替代港澳的自行生產，還來自從大陸進口替代對其他國家或地區的進口，后一種替代的進口產品在大陸的生產成本并不高于其他國家或地區，即CEPA的實施創造出港澳臺對內地產品的更多需求。這些需求既有原先自行生產的，也有主要通過從其他國家或地區進口來滿足的。其次對大陸來說，總進口需求收入彈性bt明顯增大(0.8904>0.8870)，區內進口需求收入彈性bi(0.4753
上述結論驗證了Viner的觀點：成員體的生產結構越是競爭性的(非互補性)，構建關稅同盟增加福利的可能就越大。當然，關稅同盟的福利效應還取決于運輸成本，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成員體間的運輸成本越低，他們的區域市場整合的收益就越大。因此，分析結論是：隨著關稅同盟中的鄰近成員體的不斷加入，跨國境的貿易創造的可能性也就較大，這種情況較之于產生貿易轉移的遙遠的成員體的加入，會在區域市場整合的貿易流動及其效應上對中國更為有利。
彈性經濟學概念范文4
相關熱搜: 廣告學 廣告學教學 廣告學專業
2011年，發展廣告學在大陸悄然興起。一群學者以學術沙龍的方式，多次聚集作專題研討。參與討論的學者，已涉及大陸的近10所高校。從已發表的相關研究論文來看，意見尚見仁見智。發展廣告學的學科內涵究竟是什么？應建構起何種科學的研究框架與分析框架？應采取何種科學的研究路徑？概言之，發展廣告學的研究目標是什么？又應如何努力達成這一目標？因此，發展廣告學是發展視野下的廣告研究，其現實背景是世界廣告發展的不平衡，其核心問題是后發達國家的廣告產業如何實現對先發達國家廣告產業的趕超。資源與制度是發展廣告學的基本研究框架與分析框架建立的兩大基點，國家案例研究、中國案例研究，是中國發展廣告學研究應遵循的基本研究路徑。
一、發展廣告學的學科內涵與研究目標
在既往關于發展廣告學的討論中，學者多以為發展廣告學是建立在“發展”概念的基礎之上的，重點是研究廣告與廣告學發展的問題。而筆者常為此疑惑。“發展”是一個包容性極廣的概念，如此理解發展廣告學似乎過于抽象。廣告與廣告學發展問題的研究，本就是廣告學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又何以再提出發展廣告學這一問題。因此，關于發展廣告學的學科內涵與研究目標的確定顯得十分重要。
(一）發展經濟學及其他“發展學”的學科內涵與研究目標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全球大部分地區迎來了久違的和平。這時，諸多新興的獨立國家和落后國家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如何快速實現國家經濟發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因此，“發展”這一詞進入了學者們的視野。
在諸種“發展X X學”中，發展經濟學創立在先。20世紀40年代，羅森斯坦羅丹發表的論文《東南歐工業化問題》和曼德爾鮑姆的著作《落后地區的工業化》使發展經濟學登上歷史舞臺。發展經濟學是“西方經濟學體系中一門綜合性、邊緣性的分支學科”。它是在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的背景下誕生的，“是一門研究經濟落后國家或農業國家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實現經濟起飛和經濟發展的學問”。發展經濟學的創立，旨在研究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并尋求解決之道。因此經濟落后的發展中國家自然成為它的主要研究對象。
隨后，“發展”理論范式和更多的具體學科發生了結合，于上世紀50年代起，先后在不同學科領域內部形成如發展社會學、發展傳播學，發展新聞學等學科，都是借鑒了發展經濟學“發展”這一學術概念而嘗試建立的。如：發展社會學就是在總結和借鑒發達國家現代化過程中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給發展中國家在其現代化道路上予以指引；發展傳媒學關注了傳媒對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主要研究發展中國家如何利用傳媒手段，有效地幫助改變貧窮落后的現狀，從而促進社會發展的問題；發展新聞學則關注于新聞傳播與國家發展間的問題。
它們的問題我們可以置而勿論。但就發展廣告學而言，毫無疑問，所借鑒的依然是發展經濟學“發展”這一特定學術術語。
(二）關于發展廣告學的學科內涵與研究目標的思考
發展經濟學里的“發展”不是抽象的、無邊界的，更不是泛化的，而是針對發達國家和后發達國家所共同面臨的現實問題的一種關照?。我們有必要明確，當某一概念作為學術概念來使用，并上升為學術術語時，必然有其特定學術范疇與學術內涵的規范。
當我們使用發展經濟學“發展”這一特定學術術語，在當今世界廣告發展不平衡的大背景下，來討論發展廣告學問題時，我們是否可以指認：發展廣告學的特定學術內涵，就是討論世界廣告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所力圖解決的也是世界廣告發展不平衡的問題。
二、發展廣告學的研究框架與分析框架
對發展廣告學及其研究與分析框架的思考，我們依然可以回到發展經濟學的問題上來。
(一）發展經濟學的研究框架與分析框架
從20世紀40年代起至今，發展經濟學主要經歷了兩個大的發展階段：
1.關注資源與資源配置問題
在發展經濟學初始階段，經濟學家們將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更多歸于資源問題。資源占用的不平衡，造成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是這一時期發展經濟學的基本研究假設和基本研究結論。資金、基礎設備、人力資源等資源的占用不足，被認為是經濟欠發達的重要原因。研究強調了經濟發展中物質資本、人力資本投人的驅動與經濟增長間的關系問題，認為只要占有充分的資源，經濟就會快速發展。
但隨著發展中國家經濟的成長，經濟學家發現資源的占有并沒有帶來經濟的快速、可持續增長。在取得資源的占有后，資源配置問題進入了學者們的研究視角。通過研究，經濟學家普遍認為發展中國家經濟最致命的要害是沒有效率，因此，如何提高經濟效率水平，成為發展經濟學家廣泛注意的問題。
針對這一問題，新古典經濟發展理論認為，只要發展中國家的市場機制能充分發揮作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就能穩定均衡發展。新古典經濟發展理論假設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特征是理性經濟行為，其資源要素是流動的，供給曲線富有彈性，而制度的影響是有限的。它將資源沒有優化配置的原因，歸結為競爭的不充分，以及政府對市場干預過多；而結構主義經濟發展理論認為，由于發展中國家經濟存在“多結構”性，因此政府有必要通過計劃去干預經濟，應加大制定發展計劃，提倡由政府進行社會資源配置，以避免市場失效。他們認為經濟起飛最重要的前提是政治方面，而市場機制的均衡力量不會自動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政府應在經濟發展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值得一提的是，結構主義所強調的，是政府制定的“計劃”，政府通過行政手段干預市場，制度層面的問題還未受到學者注意。
但隨著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進人20世紀80年代，發展經濟學家們認識到，在發展中國家存在“信息不完全、高交易成本、市場不完善、外部經濟的不確定性、規模報酬遞增、多重均衡和路徑依賴等現象”，市場失靈的范圍超出了之前認為市場可自動調節或通過政府干預的程度。因此，這一基本研究結論并不能完全解釋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狀。于是，發展經濟學進而關注制度問題，力圖從制度層面來解讀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
2.關注制度問題
對制度問題的關注，是發展經濟學發展的第二階段，也是目前正經歷著的一個階段。經濟增長的實踐和發展中國家的經驗、教訓表明，發展中國家存在許多結構性矛盾和制度上的缺陷。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市場機制、政治體制、土地制度、金融機制等存在不完善的問題。
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發展經濟學家一直認為發展中國家只要按照工業化、城市化等模式推進，就能實現充分的市場化，從而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以及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但由于“制度性”的缺陷和不足的存在，它們成為了制約發展中國家發展的關鍵問題。
制度經濟學的興起讓發展經濟學從中得到借鑒。在這一階段，發展經濟學家以制度要素、知識要素為核心，借用各種技術性分析工具對發展中國家的問題進行了更深入的分析。雖然資本積累、技術引進和創新、產業結構變化、人力資本投資等資源因素仍應得到關注，但研究發現，同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的制度要素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這些制度要素包括：“政府的組織與運營能力、社會的政治適應性、公平分配與再分配制度、規范與非規范的交換協議、激勵機制的設計等等”?。經濟上成功的國家往往擁有一個有效的、穩定連貫的制度，因此發展中國家更需要制度創新、設計來滿足它們相當大的制度需求彈性。
資源與制度，是發展經濟學研究框架與分析框架的兩個核心基點。
(二）關于發展廣告學的研究框架與分析框架的思考
發展經濟學的研究與分析框架可成為發展廣告學研究框架建立的重要借鑒。
1.資源問題的分析
同為資源問題，但經濟發展資源與廣告發展資源的資源要素卻是不同的。發展經濟學關注的資源問題，重在傳統經濟學重點關注的土地、人力、資本等重要的生產資源要素。然而就廣告發展而言，最基本的資源要素卻是經濟資源和市場資源，即經濟總量與經濟潛量，市場總量與市場潛量。其他還有企業資源、媒介資源和人力資源等。正是上述各重要資源要素占有的差異，造成世界各國各地區廣告業發展的不平衡。
其實，世界范圍的廣告研究，早已開始關注類似的問題，諸如各國各地區廣告業發展核心競爭力問題的研究，所涉及的就是諸多資源占有的問題，以及在此基礎上所形成的競爭優勢與比較優勢。資源問題的分析，毫無疑問應成為發展廣告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維度。
2.制度問題的分析
正如發展經濟學研究所經歷的一樣，一個國家和地區的資源占有優勢，并不必然形成發展優勢與競爭優勢，這里有一個資源創新與資源優勢轉化的問題，這就涉及到制度。廣告發展同樣如此。西方發達國家，除美、德、法等國外，以英國為代表的廣告業的發展，日、韓包括臺灣廣告業的發展，印度、巴西、俄羅斯廣告業的發展，都值得我們從制度層面去思考。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的廣告制度造成了不同的廣告產業發展現狀。制度經濟學以為，制度也是一種重要的生產要素，制度安排的好壞，同樣直接影響生產效率。制度問題的分析，同樣應成為發展廣告學研究的又一重要維度。
資源與制度，同樣是發展廣告學研究框架與分析框架建立的兩大基點。發展廣告學諸多問題的討論，都應置于此研究框架與分析框架之中。
三、發展廣告學的國家案例研究
在梳理發展經濟學的研究歷程時我們發現，國家或地區案例研究是發展經濟學研究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的最基本的研究路徑。
(一）發展經濟學的國家案例研究
發展是一個錯綜復雜的過程，當我們在解讀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時，涉及到了國家與國家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的發展差異，以及對這種差異的解釋。由于各國的自然資源稟賦、歷史文化傳統、社會經濟結構以及外部環境條件都有所區別，因此很難把全部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納人到一個統一的理論框架和模型結構中討論。在上世紀80年代后期，發展經濟學家就開始注重所謂“類型學”分析，即：“對不同的發展中國家進行分門別類的研究，根據它們的具體情況，尋求不同的發展道路”。發展經濟學家試圖在國家或地區案例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綜合比較分析、歸納整理和理論抽象，以此來修正過去研究存在的缺陷。
這樣的研究就是要求經濟理論更加密切地與實踐相結合，實證的案例研究，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市場功能、市場與政府失靈和發展的政策效果研究將成為今后發展經濟學研究的主流。這種描述性與闡釋性的研究，都是宏觀層面的。需要指出的是，當經濟學從微觀走向中觀、宏觀時，經濟學依然遵循和謹守其實證研究的傳統。發展經濟學中的國家案例研究，在實踐和理論兩方面實現著傳統經濟學實證研究傳統在發展經濟學中的延續。
(二）發展廣告學的國家案例研究思考
如前文所提，發展廣告學重點研究的是世界廣告發展不平靜的問題。假如這一前提成立，世界廣告發展中的國家或地區的案例研究，似乎也應成為發展廣告學研究的基本方法與研究路徑。唯其如此，方能有效規避如此宏觀問題的研究過于空疏化，方能有效實現宏觀問題研究中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的互動，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的對接，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的對話。
在中國內地發展廣告學問題正式提出之前，諸多內地學者就已開始著手于世界廣告發展的國家或地區案例研究，譬如：美國廣告業發展路徑與發展模式研究，日、韓廣告業發展路徑與發展模式研究，港、臺廣告業發展路徑與發展模式研究，等?。這些典型國家或地區的案例研究，將成為今后發展廣告學研究繼續深人、拓展的基礎。當然，這些問題的研究，在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上都還存在諸多缺陷和不足，但內地學者在此方面的努力，卻是值得高度關注和重視的。
四、發展廣告學的中國問題研究
中國問題研究，自然是發展廣告學的題中應有之義，但并非像有學者所主張的只應注重中國問題的研究。一個學科的建立，自應有世界普適意義。如果發展廣告學只專注于本國問題研究，那就失卻其本應具有的更廣泛的學術價值。
發展廣告學的中國問題研究，是發展廣告學典型的國家案例研究。只有各國學者都重視本國經驗的研究，才可能為發展廣告學的研究提供更為豐富的實證資源與實證經驗。遺憾的是，迄今為止的世界廣告研究，較少有學者展開本國廣告業的發展研究，在這一領域，中國大陸學者可以說是走在了世界前列。
歐美的廣告研究，引領著世界廣告研究，但在研究內容上，僅局限于“廣告本體”，對廣告進行“產業”層面的研究，至今闕如。中國學者近年的廣告研究，從“廣告本體”推進到“廣告產業”，并在全球視域下，在國家經濟發展戰略框架下，著重中國廣告產業的發展模式與發展路徑的研究，此應視為中國廣告學者對世界廣告研究的一大貢獻。中國廣告產業研究起步于2004年，通過對廣告產業相關研究論文整理后發現，至2011年底，中國廣告學者就此問題在廣告學、傳播學的重要期刊上達413篇。武漢大學、北京大學、上海大學、西北大學、中國傳媒大學等研究機構的廣告學者對此關注最盛。學者的關注視角主要集中在廣告產業發展升級、產業結構、產業制度、產業競爭力以及廣告市場研究這幾方面?。廣告產業的研究既回應著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需求，也極大地拓展了世界廣告研究的范疇，豐富了世界廣告研究的內容。
1979年，大陸廣告市場重開，30多年來持續高速增長，至2010年，大陸廣告市場巳居世界廣告市場第三位。2012年，中國廣告市場營業額同比增K了30%以上，突破4000億元?。然而大陸廣告產業卻存在低集中度和外資化傾向等嚴重問題。大陸廣告產業的現狀是：高度分散、高度弱小的本土廣告公司面對著強勢的外資廣告公司的競爭。經計算，大陸2010年廣告業行業集中度CR4-15%,CR8=22.41%,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HHI=113,這些數值都表明大陸廣告市場是低集中度的競爭型市場。
這樣的產業現狀為學者們多從制度安排的層面來檢討問題，并著力探求大陸如何發揮自身的后發優勢，選擇合理的發展模式與發展路徑，以期實現對發達國家的超越提供了研究背景。廣告產業的研究既回應著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需求，也極大地拓展了世界廣告研究的范疇，豐富了世界廣告研究的內容。大陸學者此一領域的研究努力及其成果，堪稱世界廣告研究的一大重要貢獻。
五、結語
彈性經濟學概念范文5
[關鍵詞]中國經濟學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 現代主流經濟學 范式 儒家文化
[中圖分類號]F0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326（2015）04-0062-10
一、引論：問題意識與中國經濟學
一個好的社會科學理論必須來自經驗事實又高于經驗事實，能夠透過紛繁蕪雜的現象揭示其本質，這就是馮友蘭所謂的“極高明而道中庸”。為此，經濟理論研究必須具有強烈的問題意識，這包括現實問題意識和理論問題意識兩大方面。其中，前者對現實經濟問題的挖掘，注重理論的解釋力；后者是對經濟理論問題的反省，涉及理論的邏輯性。顯然，問題意識要求研究者具有廣博的知識結構和高超的知性力，同時又具有包容性的學術態度和多元化的學術思維，從而能夠跳出常規范式的桎梏，從熟視無睹的現象中反思既有理論。不幸的是，現代主流經濟學的研究卻具有強烈的方法導向特性，主要是在凱恩斯一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下作細枝末節的數理建模和計量實證，并形成了提出問題、文獻綜述、建立模型、理論推導或經驗檢驗的八股格式。同時，方法導向式研究所提出的問題往往不是源于理論本身的邏輯或者見微知著的現實，而主要來自其他文獻，這種基于單一思維體系所自我繁衍出來的問題往往只是個偽問題。正因如此，盡管經濟學在當前中國學術界貌似取得了空前的繁榮，但對中國經濟的實質幫助卻微乎其微，大量的現實問題都無法根據現代主流經濟學理論和思維加以解決。
林毅夫指出，“發生在中國的現象，表面上看起來和西方一樣，可是背后的原因可能不一樣?！币虼?，要真正解釋中國社會的具體經濟現象以及解決具體的現實問題，就不能簡單地模仿“西方化”的現代主流經濟學，必須突破西方主流理論的分析框架和觀念，必須契合中國人的心理意識和行為特征，并由此構建本土化的中國經濟學范式。當然，這種本土化研究范式在短期內往往很難被主流雜志所接受.這就需要敢坐冷板凳的學術精神。林毅夫強調，“經濟學家最重要職責不在于在主流雜志上發表文章，最重要的是提出的理論能否解釋我們關注的現象，能否對經濟學科的理論發展做出貢獻。只要理論能解釋現象，慢慢就會被接受。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外國經濟學界對中國的問題越來越關注，他們發現現有的理論在解釋中國問題上處處顯得蒼白無力，就會更多地接受根據中國現象提出的理論解釋，通過潛移默化的方式來改變現狀。機會總是和困難并存的，中國經濟現象是一個金礦，要挖金礦必須有心理準備付出比挖煤礦更大的代價。所以，關鍵的問題還不是提出新理論、新概念時能否被國內、國外學術界接受，而在于我們能否擺脫現有理論和概念話語霸權的束縛，根據中國的現象提出新的理論、新的概念。本文就構建中國經濟學范式的邏輯基礎和基本思路作一剖析。
二、經濟學的基本特性與本土化要求
一般地，以增進社會福利為根本目的的經濟學包含兩方面內容：一是面對物時如何行為、如何最大化地使用自然物；二是面對人或社會時如何行為、如何充分運用理性以實現社會需求的最大化。同時，經濟學必須關注內在于經濟現象中“人”這一因素，其原因在于：（1）任何人類行動都具有一定的社會性，都必然涉及后一方面內容；（2）隨著社會性資源在生產中日益重要，后一方面內容的研究日益重要。事實上，就本體論而言，經濟學研究的本身就是人類行為及由此衍生出的社會經濟現象。顯然，這一研究對象具有這樣兩大基本特點：（1）濃郁的人文性，人類行為內含了文化的、心理的意識，對經濟現象的改造也往往內涵了人的主觀認知和社會理想；（2）強烈的本土性，不同社會環境和文化背景下的人類行為動機和行為機理是不同的，從而不同時空下產生了千姿百態的社會現象。這意味著，經濟學科本身就具有濃郁的人文性和強烈的本土性，其理論構建必須嵌入于特定時空下的社會關系和行為機理之中，理論發展也必須與社會現實同步演化；不同社會關系和文化心理下的經濟學理論是有差異的，經濟學理論根本無法實現自然科學那樣的科學化、客觀化和通用化。
現代主流經濟學往往將逐利視為人類的本能，是不言而喻的，并依此來解釋人類行為以及分析所衍生的社會經濟現象。但實際上，人類的偏好以及偏好實現的方式都具有強烈的社會性，都受社會心理和文化道德等因素的影響。韋伯就寫道：“利益（物質的和理念的），而不是理念，直接控制著人的行動。但是，‘理念’創造的‘世界觀’常常以扳道工的身份規定著軌道，在這些軌道上，利益的動力驅動著行動。”相應地，作為一門研究具體社會經濟問題的社會科學，構成經濟學理論的前提條件和行為機理就應該體現出某種本土特性。經濟學學說史就表明，經濟學的本土化一直是經濟學發展過程中非常突出的現象：英國和法國就因文化傳統的差異而形成了不同的經濟學風格，德國也因歷史、文化的獨特性而產生了影響深遠的官房學派、歷史學派和社會市場主義，更不要說更具特色的奧地利學派、瑞典學派等。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這些基于不同本土特質所形成的經濟學流派，相互競爭和相互補充，共同推動了經濟學科的發展和成熟。即使在形成了統一新古典分析范式的現代經濟學界，隨著研究領域不斷拓寬.制度、文化、心理等社會性因素也重新被引入其中，從而導致了行為經濟學、女性主義經濟學等新學科的勃興，并再次引發了對經濟學本土化的重新探討。_
當然，盡管各種經濟學流派的存在表明了西方各國在文化和語言上所存在的差異，但它們的文明特質大體上卻是相通的，其思維意識和行為機理也大致相似。究其原因，西方社會作為一個整體文明而言，它發源于希臘理性和希伯來信仰，并經歷了基督教文明和自然主義思維的長期洗煉。事實上，正是由于有相通的社會認知和思維方式，英、法兩大經濟學傳統才可以統一于現代主流經濟學下，德國學派的很多思想才會不斷地被吸收進主流經濟學中，從而最終為現代西方經濟學夯實了文化心理這一微觀基礎。從這個角度上講，現代經濟學尤其是現代主流經濟學是“西方”的，不僅是因為它發源于西方社會，而且，迄今還植根于西方社會的文化和心理，其理論假設和分析框架都是基于西方自然主義思維?，F代主流經濟學所基于的文化心理和認知思維與儒家社會之間存在很大差別：盡管當今中國社會因受到西方文明的沖擊而在很多領域的面貌都已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文化和心理結構卻很難短期內被更換，儒家的傳統文化和思維至今仍然深深地根植于中國土壤中。
然而，迄今為止，經濟學的本土化發展在中國還沒有真正起步。事實上，中國經濟學界存在的兩大分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它們無論在分析框架、研究思維、行為機理乃是研究內容上都體現了“西方”特征，從而都存在明顯的缺陷。就研究思維而言，它們都繼承李嘉圖的抽象分析而拓展了西方的自然主義思維，從而都在不同程度上難以剖析真實世界中人們的互動行為。正是基于這種傾向，由此所構建出的也只能是“西方”經濟學，而不會是真正的中國經濟學；同時，由于兩者都將研究對象局限在物質領域而忽視了人類福利的變化，這已滯后于當今社會，而無法對當今實踐起到真正的理論指導作用。這也意味著，無論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還是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都面臨著一個中國化的過程，需要與中國的現實國情和文化思維結合起來。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現代經濟學本質上僅僅是“西方”經濟學，因而其理論的創新和發展基本上也都是由西方學者或者完全西方化的學者所推動，而中國經濟學人在現代主流經濟學領域則很難做出實質性貢獻。林毅夫曾指出：“社會科學理論貢獻的大小決定于被解釋現象的重要性。進入近現代社會以后，各國的經濟關聯十分密切，發生在大國的經濟活動不僅影響大國本身，而且會對世界上許多其他國家發生重大影響。因此，研究世界上最大、最強國家的經濟現象，并將之總結成理論的經濟學家，他們也就容易被認為是世界級經濟學家。”這也意味著，中國經濟學人對經濟學的貢獻并不在于對源于西方社會的“純理論”的闡釋和發展，而是在于是否能夠將國內日常生活中的經濟現象上升到理論層面.從而提高人們的認知能力。正因為儒家人性觀、社會觀等至今仍深刻地影響著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政府決策，因此，如果不搞清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經濟結構、文化結構、制度結構，就解決不了當前中國的社會、經濟問題，也形成不了真正根植于中國社會的經濟學理論和思維。
三、西方經濟理論與中國現實的脫節
當前，大部分經濟學人熱衷于用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基本思維和標準理論來分析中國社會的經濟現象，解決具體的社會現實問題，但總體上，他們所推出的經濟政策并無建樹。究其原因，當前中西方社會所面臨的現實國情和文化思維存在明顯差異，而這些經濟學人所接受的思維和理論往往注重普遍性而拒絕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這些特殊性產生了不同的社會經濟現象，并規定了不同的政策需求。為說明這一點，這里以公共交通的定價原則為例作一比較分析。
第一，就現實國情而言。當前中西方社會對公共交通的投資方式是不同的，從而產生不同的定價機制。一般地，在西方社會，公共交通基本上都是由私人投資的，其定價以公司效益為原則，從而往往根據消費者的個人效用而作差別定價，早半個月或者10天前訂票所付價格往往只有臨時買票的幾分之一甚至是1/10。相反，在中國社會，公共交通基本上都是政府投資的，其定價是以社會福利為原則，從而往往根據生產者的投資成本而作統一定價，無論是半個月或者10天前訂票還是臨時買票上車所付的價格幾乎都是相同的。
第二，就文化思維而言。即使都是私人投資，文化上的差異也會產生不同的定價原則，并表現為不同的促銷形態。由于西方社會的定價基礎主要是基于社會需求和個人效用，因此，定票日期越早，能夠獲得的價格往往也就越低。究其原因，提前訂票的消費者往往有更多的選擇，從而價格需求彈性高。相反，由于中國社會的定價基礎主要是基于成本分擔和總收益，因此，最后時刻臨時買票的消費者往往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低價優惠。究其原因，供給者考慮的是如何盡可能地使已經投入的沉淀成本發揮最大效益，而在票價高于可變成本的情況下新增一個顧客都是有利的。
上述差異的表現和認知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不同社會經濟現象，還可以從不同巴士路線的票價差異來獲得更進一步理解。一般地，在中國社會，乘客稀少的那些路線往往票價較高，這是因為分攤到單人的運輸成本較高；而在西方社會，乘客有固定需求的那些路線往往票價較高，這是因為此類乘客的選擇機會較少。相應地，在西方社會，人越多、車越擁擠，票價相應地往往也會越高。這符合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彈性定價原則，也與二級定價的價格歧視原則相一致。然而，為西方社會廣泛接受甚至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定價機制，在儒家思維里卻并不必然是合理的。究其原因，在繁忙路線上，公司所付出的成本并沒有增加，甚至分攤的人均成本反而更少了。因此，此時需要做的應該是增加班車的數量而不是漲價。事實上，中國各城市開往機場的單位里程價與其他長途巴士乃至城市公交的價格大致都差不多，很多城市都開設有機場的城市公交路線。而且，中國政府每每在節日要求加開車輛并堅持查處漲價行為，在“十一”長假還實施所有的高速公路對7人以下轎車免費通行的政策。
正是由于中國社會的思維和認知與西方社會存在巨大差異，從而也就與根植于西方文化的現代主流經濟學邏輯不符合，與最大化個人效用這一基本原則相背。為此，我們就需要進一步回答這樣兩大問題。
正是通過基于上述兩個維度的梳理和剖析，我們可以得出如下一些基本結論。（1）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首先具有規范性，需對事物本質進行探究，并把本質視為改革方向的理想狀態，這是以馬克思經濟學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的根本思維；相反，現代主流經濟學蛻化為解釋性學說，其所設立的假設主要是作為解釋的參照系。（2）古典經濟學關注公共領域的建設，關注財富的創造和制度變革，而新古典經濟學側重于私人領域，關注財富的配置和個體行為，因而古典經濟學更適用于當前中國社會。（3）經濟學必須把基于實證的“是什么”和基于規范的“應該是什么”結合起來，并由此形成從本質到現象的研究路線，從而有助于對現實的改造。顯然，古典經濟學不僅把應得權利和財富增長結合起來研究社會發展，并且努力把社會公平和市場經濟學結合起來，這更值得為中國經濟學所借鑒。（4）經濟學具有極強的人文性和本土性，根基于西方的自然主義思維的主流經濟學范式難以解釋中國的社會行為及經濟現象，因此，中國經濟學必須關注傳統文化倫理，經濟理論要以中國人的行為機理為基礎。（5）基于中國社會的“為己利他”行為機理不僅可以把馬克思經濟學中的“道德人”假定和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經濟人”假定結合起來，而且可以把經驗的人與超驗的人類理想結合起來。這種行為機理可以為中國經濟學的范式構建奠定堅實的微觀行為基礎，使中國經濟學具有“極高明而道中庸”的特點，并與以建設和諧社會為訴求的當今社會理念相一致。
可見，基于上述兩大基本維度來探索中國經濟學范式，我們不僅將古典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基本理論與新古典經濟學的表達工具和檢驗手段結合起來，夯實了中國經濟學范式的內在邏輯一致性，而且將現代西方經濟學基于工具理性的一般分析框架和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心理學、法學等基于價值理性的具體分析思維結合起來，夯實中國經濟學范式的理論與現實一致性。其實，盡管現代主流經濟學借鑒數學工具在表達上越來越精確了，但也因拋棄了倫理學內容而越來越與現實相脫節。因此，部分經濟學家已經開始強調通過借鑒心理學、倫理學、社會學以及政治學等方面的知識來充實經濟學。事實上，迄今為止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相互排斥的二元結構在我國經濟學界還依舊存在，而數理經濟學的大肆深入又使得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分支之間日益相分離。特別是，將現代經濟理論嵌入中國人行為機理中的研究迄今還非常之少，西方經濟理論與中國人思維及行為方式之間也存在嚴重脫節。
六、構建中國經濟學范式的重要意義
肖特曾指出，社會科學家的工作具有兩類實用性需求：（1）對現實世界的直接理論化，他的工作可以直接應用于富有意義的經驗性問題，這是外行人通常認為的“實用性”社會科學研究；（2）對描述現實世界的現有理論的理論化，他的工作不是致力于直接改變現實世界，而是通過改變學者中主流的理論范式來改變我們看待現實世界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那些熱衷于計量實證和政策應用的絕大多數經濟學人都在從事第一類的實用性工作，那些現代主流經濟學也呈現明顯的“工具性”。加爾布雷斯寫道：“經濟學的特征之一，就是它每年都會通過學者和輿論之口，將實用性的經濟理念灌輸給千百萬學生。盡管這種灌輸過程效率低下，然而，它仍然可以把一整套似然具有嚴重缺點卻便于應用的理念灌輸到許多人的頭腦中。絕大多數人很容易受到這些觀念的影響。他們會不知不覺地接受那些他們原本應當予以批判的思想：那種對于經濟生活可能采取的質疑和挑戰的態度，會被一種更加緩和的、不溫不火的立場所取代。對于那些本應就經濟問題發表意見或提供指導的人來說，這種灌輸立刻就會對他們產生顯著的影響。雖然這種被普遍接受的關于經濟社會的意象并不是真正的現實，卻成為人們可以信手拈來而且津津樂道的權威性結論?！眴栴}是，經濟學的工具作用并不總是一成不變的，正是由于環境和問題的變化，“那種曾被稱為經濟學而如今被認為是新古典經濟學的事物及其相關術語，總是帶有強烈的過時的意味?！?/p>
與流行的做法不同，本文更接近于后一類理論性工作，它通過對經濟學研究對象之特性的剖析來對主流理論范式進行反思，并由此尋找與當前中國問題相適應的研究思維。在很大程度上，這類工作更為重要.也更為緊迫。加爾布雷斯就寫道，“在許多人看來，我目前所做的工作可能缺少實用性。但是，需要強調的是，它遠離了經濟學的‘工具的作用’，回歸到更古老、更傳統、更科學、旨在探索和詮釋經濟現象的本源這一崇高的目標之上?！笔聦嵣?，經濟學本身是有關“人”的學科，人類行為具有強烈的意向性和目的性。例如，斯密就強調，人類行為不能像棋子一樣任人擺布。正因為人類行為與自然事件之間存在根本性的差異，因而兩者的研究方法也應該有很大差異。相應地，如何剖析人類社會中真實行為以及衍生社會經濟現象的基本特性，并由此形成一套有效的研究思維和分析框架，也就具有重要意義，也是社會科學研究者的重要工作。不幸的是，當前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尤其是中國經濟學人都熱衷于照搬主流范式、倉促地使用復雜的數學工具來“醫治”那些具體的“病癥”，而很少愿意花時間和精力來仔細梳理和辨析經濟邏輯的基本特征，往往還把那種對基本概念和基礎理論的思辨和澄清視為無關于具體應用。
事實上，自新古典經濟學將其研究對象集中在市場和政府領域的經濟活動并打造成一門有關自然資源之配置的學說以來.主流經濟學就日益撇開了影響個體具體行為的心理和文化等因素。同時，在“客觀主義”和“科學至上主義”的旗幟感召下，現代主流經濟學努力打造一種沒有“人為因素”的客觀而抽象的理論體系。正是由于深受自然主義思維的影響，現代主流經濟學熱衷于模仿自然科學的研究思維和分析工具，日益偏重于形式化、技術化和數學化的分析。布羅姆利曾指出，“經濟學作為一個學科存在的時間相對較短，然而在它獲得年輕的科學稱號之后的短短幾十年間，它已經顯露出一種與它的認識方法所不相稱的、無法支持的過分信心和自我肯定性。經濟學之所以變得如此自信，部分原因是它把自己局限在有趣的經濟問題中的一小部分――在這一部分中它似乎有提供答案的工具。而對那些它沒有清晰意見的經濟問題，主流經濟學的標準回答是：他們是‘非經濟學的’?！痹诤艽蟪潭壬?，正是隨著這種自信心的膨脹，經濟學開始認為自己擁有比其他社會科學更為優越的研究方法，從而導致20世紀70年代以后經濟學研究范圍的急速擴張，并由此產生了經濟學帝國主義的發展困境：經濟學的理論分析與現實越來越相脫節，越來越難以解決現實問題。
以企業組織的治理為例，現代主流經濟學發展出的委托一理論把人視為具有不同偏好且理性地追求這些偏好的最大化個體，由此衍生的機制設計理論就強調，委托人應該預測人的這種理性反應并設計出一套機理使得人采取符合其自身利益的行為也符合委托人利益。在這種思維下，管理就被等同于通過正確的獎懲制度來對下屬進行規制，管理者的目標也就等同于一臺組織“機器”，其作川僅在于制定恰當的激勵制度，而不需要發揮“領導”作用，因為下屬們會發現正確地行事恰好符合自身的利益。問題是，正如米勒指出的，“下屬和上級的自利行為的內在邏輯不可能使科層像一部運行平穩、有效率的機器那樣持久……人們不可能涉及一種機理――控制體系同時規約上級與下屬的自利。對于具有其他良好特征的各種激勵制度而言，總有一些人有‘卸責’的機理――追求更狹隘的利益，從而導致在組織中每個人看來都覺得是無效率的那種均衡結果”，因此，“狹隘的、新古典的組織經濟學的觀點是不能自我成立的”。實際上，20世紀初巴納德在《經理人員的職能》中就強調，管理者的主要職責在于領導，體現為激發大家合作、冒險、創新的愿望，從而超越那種狹隘的、利己主義的激勵分析所導向的努力水平。
彈性經濟學概念范文6
（棲霞市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 山東 棲霞265300）
[摘要]自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便逐步走上正軌，區域內主動經濟合作與政府主導推動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都在促成了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這對于我國經濟增長產生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學術界已有大量研究證實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作用，本文希望對區域經濟一體化概念進行總結，論證區域經濟一體化對經濟增長的實際影響，并從根本上探析區域經濟一體化對經濟增長的實際作用機制。
[
關鍵詞 ]區域經濟一體化；經濟增長；效應；組織選擇
1區域經濟一體化概念簡析
筆者對國內外區域經濟體一體化研究總結發現，其概念并沒有統一的認識，國外研究領域也稱其為世界區域一體化、國際區域一體化等等。目前現有的學術研究大多缺乏對區域經濟一體化概念的統一描述，但隨著理論研究的深入發展，其概念和內涵在實際應用與實踐中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和完善，學術界較為統一的認識如下：以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成員國之間的商品貿易合作實現區域內的貿易自由化，由基本的國際貿易部分要素合作為基礎，實現國際生產、國際貿易的核心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進而實現、構成區域經濟聯盟，在組織內部商討、制定有利于所有成員經濟發展、社會發展的經濟政策。其核心要素主要有兩個方面，其一是區域內部成員國之間的聯合，其二是基于所有成員國的相關制度進行平衡的、協調式的經濟政策安排。
為便于本次研究分析，筆者對經濟一體化的內涵進行了重新梳理和總結，如下：首先，區域經濟一體化需要界定其為國際組織形式，參與者至少應有兩個國家（一般數量上會超過兩個國家），同時組織成員共之間存在潛在、共同方向性的利益訴求；其次，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要通過討論、協商來消除內部成員共之間實現經濟交往與合作過程中已經出現或可能出現的各類制度差異、政策障礙以及歧視性與非公平性政策，通過內部協商來對成員國之間的國際貿易、財政合作、金融領域合作等進行統一的協調，在條件允許的條件下執行統一的經濟政策，甚至可以在協商通過的前提下成立組織內的、超越國家級別的機構，將成員國部分領域的國家主權讓渡給該機構，形成一種統一性的國際性制度；最后，區域經濟一體化在本質上屬于一種國際合作條件下的制度模式，是國際性經濟合作的狀態，同時也是組織內成員國之間經濟運行的標準過程。
2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經濟增長效應
區域經濟一體化所實現的經濟增長效應主要體現為兩個方面，其一是貿易均衡性，其二是投資推動性。
在貿易均衡性效應方面。西方經濟學家普遍認為區域經濟一體化所形成的（不完全）國內范圍內的貿易自由化條件使得區域內部的經濟福利得到均衡，進而實現凈增加，其通過對稀缺資源的合理、高效配置，利用關稅同盟、自由貿區等形式完全或部分消除組織內的貿易限制，能夠實現區域內各國經濟福利的有效增加。從關稅同盟的層面來看，這一條件下的貿易轉移效應雖然可能降低國際福利水平，但其存在生產替代性的可能性有所提升，如果同盟前后的價格比率差異相對較小，那么福利削弱效應也就相對較低，由于出口供給彈性增加、進口彈性減小會為國家帶來更高獲益，因此綜合來看一般不會因關稅同盟的成立而顯著影響獲益說平。從自由貿易區的層面來看，組成自由貿易區的成員國之間如果不存在產品生產（類型數量）的差異性方面的優勢，各個國家就能夠從區域經濟體花中獲益，從而實現多方共贏的局面。
在投資推動型方面。國外學術研究普遍認為區域經濟一體化能夠創造投資條件，引導投資轉移，大部分研究斗爭史了國家貿易規模、國家實力的過大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外國直接投資，主要表現為外國直接投資的方向分散和總量提升。在區域經濟一體化背景下，參與國家能夠從區域內部更為泛化的市場中獲得相對而言更加有力的準入條件，從而從中獲益，在利益追求和推動下，外埠企業對內直接投資的可能性和欲求都在增加。由于投資限制在經濟一體化組織內部的削弱和消除，直接降低了外資在本國的市場開發成本，從而提升了本國對區域內其他成員國企業的吸引力，于此同時也不會擠占其他成員國外資吸引的空間，反而能夠創造雙方共贏、互為補充的投資效應。
正是由于區域經濟一體化所構建的共贏框架和條件，提供了投資推動力，因而會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內部所有成員共經濟的共同增長與發展。
3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經濟增長作用機制
區域經濟一體化對于組織內成員國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經濟增長渠道，為成員國間國際貿易的增長提供了推動力，同時讓成員國市場規模呈現海外部分大增的優良環境，貿易創造和貿易福利作用在組織內部形成合體增效，并讓國民收入的擴張形成了一定的傳導作用。
在要素供給來源擴充方面。經濟一體化組織內部市場不存在國家間障礙，生產要素市場形成了相對穩定的國際化供給渠道。對于單個國家而言，世界上并沒有哪個國家可以實現生產要素、資源的百分百自給自足，這就產生了國際性的生產要素需求供給，區域經濟一體化條件的出現使得這種需求供給更容易實現，因此會擴充生產要素的供給來源。
在國際貿易總量發展推動方面。區域經濟一體化能夠實現規模經濟效應，對于一個企業來說，其規模擴大到一定程度后，單位產品的生產成本會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在經濟一體化背景下，成員國內部生產企業可以獲得重大的內部與外部經濟利益，例如對外貿易的增加促成的生產規模擴大，國民經濟發展的增加帶來的內需擴大均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生產成本的下降。這種規模經濟效應最終會反哺市場，進一步推動國際貿易的總量增加，形成國際貿易發展與企業發展的良性互為促進與循環效應。
在市場規模擴大方面。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通過消除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形成區域性統一市場，加強了區域內商品、勞務、技術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為內部資源的合理利用和配置提供了可能，為內部廠商實現規模經濟創造了條件，增加了市場容量，擴大了成員國之間的貿易規模，推動了成員國內部貿易的發展。從本質上來說，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實施有助于一體化組織在國際上貿易地位的提升，同時也對區外國家潛在加強了貿易壁壘，這使得組織內部個別國家原本存在的經濟力量薄弱、國際影響力較低的問題得到顯著改善，通過加入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能夠實現快速的經濟地位提升，從而改善國家在國際范圍內的貿易地位和條件，進而擴大國家經濟市場規模。
在貿易創造與貿易轉移福利合體增效方面。前文在分析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經濟增長效應中提到，區域經濟一體化能夠形成貿易均衡性效應，這一效應在表面上是通過消除組織內部貿易障礙，以實現貿易均衡轉移，而這種轉移同時也彌補的需求差異問題、消除了成員國間的貿易成本，最終回味所有成員共帶來貿易創造的總體提升。
在國民收入擴張與傳導方面。經濟一體化首先實現了經濟市場擴大，帶動成員國自發性出口，提升成員國進口需求增加，貿易成熟作用使得出口國國民的收入成本增加，而這一增量在組織內部呈現為普遍現象，即出口國國民收入增加會誘發貿易國的出口增加，進而帶動貿易國國民收入的增加。這就是國民收入的擴張與傳導效應，將這一效應拆解到行業層面來看，組織內各個成員國優勢出口行業有所差異，而在消除進出口障礙和過量成本問題后，出口增加使得優勢出口行業帶動國民收入增加，一方面推動弱勢出口行業出口增加，同時也帶動貿易國出口增加，最終形成良性循環效應，在組織內部形成持續的國民收入傳導效應。
參考文獻：
[1]張宗慶，張寅.產業集聚、知識溢出與區域增長——基于長三角區域的實證研究[J].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