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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糾紛的訴訟管轄范文1
一、堅持“先刑后民”是嚴肅執法的需要，既有司法解釋的明確規定，又是司法實踐中的一貫要求和做法
在我國現行立法中，對違法行為根據其不同性質、情節、危害程度可分別進行民事、行政、刑事處罰。刑罰作為最嚴厲的強制手段，不僅可以剝奪犯罪人的財產權利，而且可以剝奪其政治權利、人身自由權利乃至生命。因此，它只是國家專門對付犯罪的特殊手段，只能對犯罪人適用。與民事強制手段、行政強制手段以及其他各種強制手段相比，它也只能是最終極的選擇。在實施刑事處罰過程中，不論從其使用的手段、方法，還是產生的后果看，與此同民事、行政等處罰有著本質的區別。在刑事犯罪與民事責任交織的案件中涉及到一個共同的問題是對經濟損失的追償和民事責任的評判。在民事糾紛案件的審理中，我們可以依法作出判決，也可以組織雙方當事人進行調解、和解，在責任的劃分和對損失的追償問題上當事人充分的自主權。在刑事犯罪案件的審理中對贓款贓物的追繳和非法所得的沒收是不附帶任何條件的，不管是善意取得，還是惡意取得（在民事法律中有不同的規定，如票據法中就有對善意取得的規定），不需要征求案件當事人的意見，這樣更利于挽回損失，維護國家、集體、個人和其他經濟組織的合法權益，維持法律的尊嚴。如果在審理民事糾紛案件中發現有刑事犯罪嫌疑而不移送偵查機關，將產生以下后果：一是可能放縱犯罪；二是刑事犯罪一旦成立，將對贓款贓物的追繳和非法所得的沒收以及對被告人處以財產刑難以執行；三是民事判決所確認的民事責任將會有重大變更，無法執行；四是可能要通過審判監督程序撤銷民事判決，影響了執法的嚴肅性，增加了訴訟成本和當事人的訴訟負擔。
針對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經濟犯罪不能得到及時查處的問題，早在1985年8月19日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公安部就下發了法（研）發（1985）17號《關于及時查處在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的經濟犯罪的通知》，該通知明確規定對查處的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的經濟犯罪的有關材料應分別移送給有管轄權的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偵查、起訴。同年12月9日最高法院下發了法（研）發（1985）27號《關于審理經濟糾紛案件發現違法犯罪必須嚴肅執法的通知》，該通知重申了人民法院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經濟犯罪，必須追究刑事責任，不能只當作經濟糾紛案件來處理，放縱犯罪分子。1987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又聯合下發了法（研）發（1987）7號《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經濟犯罪，必須及時移送的通知》，該通知再次強調了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經濟犯罪的應及時移送。從上述幾個通知精神中不難看出，最高司法機關對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經濟犯罪的，應及時移送偵查、起訴、審判的意見是明確一致的。一旦移送，經濟糾紛部分的審理工作就必然要中止。因此，刑事優先的精神是顯而易見的。由于在司法實踐中，對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的經濟犯罪，在什么情況下必須全案移送，什么情況下對涉及的經濟犯罪與經濟糾紛可分開審理，存在認識上的分歧，加之受利益驅動的影響，真正能及時移送的不多。針對這種情況，最高法院于1998年4月21日了《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自1998年4月29日起施行）的司法解釋。該解釋第1條、第10條規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經濟組織因不同的法律事實，分別涉及經濟糾紛和經濟犯罪嫌疑的，經濟糾紛案件和經濟犯罪嫌疑案件應當分開審理。人民法院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與本案有牽連，但與本案不是同一法律關系的經濟犯罪嫌疑線索材料，應將犯罪嫌疑線索材料移送有關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查處，對經濟糾紛案件繼續審理。這兩條規定表明，只有在因不同法律事實或法律關系分別涉及經濟糾紛和經濟犯罪嫌疑時才分開審理。如果是基于同一法律事實或法律關系而涉及的經濟糾紛和經濟犯罪嫌疑的，則應當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的規定移送偵查、起訴。此外，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78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99條的規定，同樣確定了“刑事優先”的原則。
二、在司法實踐中，如何正確理解和執行“刑事優先”原則
筆者認為，首先是樹立大局觀念，公、檢、法三機關應統一認識，統一協調，不要各自為政，打擊犯罪，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是我們共同的任務，要克服利益驅動和地方保護主義思想，嚴格依法辦事。在司法實踐中可根據不同情況采取不同方法來處理基于同一法律事實或法律關系而涉及的刑民交織的案件。
（一）關于立案問題。對于當事人以民事（經濟）糾紛向人民法院起訴的，人民法院應按照民事訴訟法規定的起訴條件予以審理。經審查認為符合起訴條件的應當立案。如果人民法院認為符合立案條件而立案受理了，而公安、檢察機關也作了經濟犯罪進行了立案偵查，人民法院應根據“刑事優先”的原則主動與公安、檢察協商，達成共識，協商不成的可提請政法委協調，以保障執法的統一和嚴肅。對于不符合起訴條件的，應不予立案受理。當事人堅持起訴的，可裁定不予受理。已經立案審理后，發現不符合起訴條件的，應裁定駁回起訴，并應將全案移送公安或檢察機關偵查、起訴。公安、檢察機關應嚴格執行兩院一部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經濟犯罪必須及時稱送的通知，不得相互推諉|、扯皮。
（二）關于已進入實體審理階段的民事案件，發現有刑事犯罪事實的處理問題。在這個階段由于涉及到兩個審級、兩種情況（兩個審級是一審和二審，兩種情況是全案事實涉及犯罪和部分涉及犯罪），如何處理在實踐中意見不一。有的認為在一審階段不需要作出中止審理的裁定，只要將材料移送偵查機關，并書面通知當事人即可；有的認為在二審階段為避免當事人訟累，不應中止審理，可終審裁決后，再將材料移送偵查機關。筆者認為，不論是在一審還是二審階段發現刑事犯罪事實，也不論是全案事實涉及犯罪，還是部分事實涉及犯罪，人民法院對正在審理的民事糾紛案件都應裁定中止審理，將案件材料移送有管轄權的偵查機關偵查，如果偵查機關立案偵查，那么對民事部分的審理必須在刑事判決確定之后再恢復審理。人民法院不能在偵查階段繼續審理民事部分，因為刑事判決的結果直接影響民事責任的劃分。如果偵查機關認為不需要追究刑事責任而不予立案或經立案偵查后認為不構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在收到偵查機關的書面答復后，可繼續按民事案件審理。
（三）關于人民法院已按民事案件審結，但有關部門又認為是刑事案件，并且有立案管轄權的司法機關正開始立案偵查的問題。對此類案件，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后，經人民法院終審判決確定被告人的行為不構成犯罪的，則已審結的民事案件不變。如果經人民法院終審判決確定被告人的行為構成犯罪的可分兩種情況處理：一是因被告人的犯罪行為給被害人所造成的損失與與事判決確定的損失基本一致的，原民事判決不變，但在刑事裁判文書中應進行表述。二是因被告人的犯罪行為給被害人所造成的損失有變化，而導致原民事判決在認定事實、適用法律、處理結果方面錯誤的，則適用審判監督程序，撤銷原民事裁判，依法再審。在刑事判決未確定前一般不要撤銷已作出的民事判決，因為一旦作出無罪判決將造成工作被動，即使作出有罪判決，由于先撤銷民事裁判，勢必造成民事責任空檔，以及兩種不同訴訟程序與審級不同的沖突等問題。
經濟糾紛的訴訟管轄范文2
我國經濟訴訟的現狀分析
由于經濟法的學科體系受不同時期經濟政策的變化影響，再加上制度上實證法律規范的缺失、訴訟機制以及司法實踐的諸多障礙，因而導致了經濟立法上的遲滯，隨之也就影響了經濟訴訟管轄案件范圍的確定，與這種不確定性相伴生的則是沒有建立獨立的經濟訴訟制度。目前，對經濟糾紛的處理是借助于現存三大訴訟制度來實現的。而現有三大訴訟制度的實現模式，能否適應經濟法的特殊性，體現其價值，發揮其特殊功能，已日益受到挑戰。法具有可訴性的前提在于一套健全的訴訟程序能保證其實現。經濟法在理念和制度體系上已形成基本共識，能夠成為一門法律學科。然而，“經濟法為滿足經濟性———協調性的要求，不僅采用公法的規制，同時也采用私法方面的規制。從這種意義上說，經濟法正是跨于公法、私法兩個領域，并也產生著這兩者相互牽連以至相互交錯的現象”［1］(P33)，正是由于經濟法是界乎公、私法之間和跨部門的綜合性的法律，導致了“經濟法與傳統部門法一個重要的不同點在于不可訴的規范較多。［2］(P49)近年來，我國經濟法律糾紛數量急劇增加，在市場規制法領域，假如某政府對不正當競爭行為制止不力時，則無法對其提訟。類似于這些缺陷的大量存在，一方面迫切需要建立一些彌補缺陷的訴訟制度來息訴;另一方面引發了學術界關于是否建立獨立經濟訴訟制度之爭。
當前學術界對我國經濟訴訟實現方式的觀點及評析
(一)學術界對當前我國經濟訴訟實現方式的觀點
現有訴訟模式的局限性以及所謂的“現代型訴訟”帶給訴訟法的沖擊，學術界早已是爭得沸沸揚揚，并紛紛提出了自己的觀點，筆者將這些觀點大體概括為以下三類:一是肯定說。以“獨立經濟訴訟說”和“綜合經濟訴訟說”為代表。這兩種學說致力于建立區別于傳統的三大訴訟制度的經濟訴訟制度。例如，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有學者就以專著的形式探討了經濟訴訟問題，認為隨著實踐經驗的積累和理論研究的深入“具有中國特色的獨立的經濟訴訟制度將會應運而生”。［3］(P2)這些學者的理由是:一是經濟法作為實體法客觀上存在著需要之相配套的獨立的經濟訴訟法;二是實踐中大量現存訴訟制度所無法解決的糾紛客觀上要求建立獨立的經濟訴訟制度。二是否定說。以“大民事”訴訟說和完全依附說為代表。他們的主張大致概括為現存的訴訟制度基本上是可以處理經濟訴訟糾紛，“我國應建立‘民眾訴政府’的民訴制度和‘政府訴民眾’的公訴制度，通過正當且及時合法有效的途徑，來處理包含有行政及公共因素的經濟糾紛?！保?］(P53)這一學說的理論前提是認為經濟法僅為民事法律制度或行政法律制度的一個分支。三是折中說。以經濟公益訴訟說和特別訴訟制度說為代表。這兩種學說又有較大差異。前者認為“經濟法是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法，違反經濟法，侵害的是社會公共利益。因此，要通過法院追究違反經濟法、侵害社會公益行為的法律責任，就必須在我國建立公益訴訟制度，進行訴訟制度上的變革。［5］(P85)后者認為“在現有的訴訟制度的基礎之上構建一套與經濟法相適應的訴訟制度，通過創設若干特別訴訟制度明確規定相關的訴訟程序把經濟訴訟案件交由普通法院審理”［6］(P365)。前者的理由是:在經濟法領域內，出現了大量與民事糾紛、行政糾紛差異明顯且與社會公益相關的案件而現有的三大訴訟制度卻無法解決，進而產生了對傳統的三大訴訟制度進行改革的需要。后者的理由如下:①特別訴訟制度并不影響經濟法這一獨立部門法的地位;②現有的訴訟制度經過改良可以基本滿足實現經濟法可訴性的要求;③可以充分利用既有的訴訟制度資源，有利于提高訴訟效率。［7］(P85)這兩種學說的共同點是在現有三大訴訟制度上的改革和創新。
(二)對學術界關于當前我國經濟訴訟實現方式觀點的評析
筆者認為，“獨立經濟訴訟說”這種激進式的做法很難協調好與三大訴訟制度的關系，如果建立，很可能在實踐中產生的混亂?！按竺袷隆痹V訟說對法的性質及其社會關系的調整作“一刀切式”的劃分，主張凡“刑”之外的法都是屬于“民”，而不局限于“私”的關系或“私事”，這是英美法系國家的模式。我國的許多制度是建立在我國現有的法律部門的劃分的基礎之上的，采用“大民事”制度與我國國情不符?！熬C合經濟訴訟說”因欠缺對經濟訴訟的特有屬性及與其他訴訟的區別研究，因此，對經濟法的訴訟問題沒有做出實質性的貢獻。完全依附說與經濟法學界所認同的經濟法是區別于民法、行政法的一個獨立部門法的觀念存在實質性分歧，難以被學術界所接受?！敖洕嬖V訟說”的合理性在于指明了經濟法與其他部門法的特殊之處。經濟公益訴訟的重要特征是與案件無直接利害關系的單位、組織或者個人因不特定的多數人的公益受到侵犯時，可以作為經濟公益訴訟的原告，代表國家經濟違法行為的侵權主體。該學說設定了較低的原告資格，設立了獎勵制度等相關制度，從而體現經濟法理念，適應經濟法糾紛的特殊性，這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從實質上來說，只能是一種補充性的，無法與三大訴訟制度并列的訴訟形式。其弊端主要表現在經濟公益訴訟極易發生“濫訴”現象，避免“濫訴”現象的發生又必須對條件從嚴管制，那么其適用面將會變得非常窄。特別訴訟制度說是現行制度下的一種改良，這種模式既能滿足經濟法糾紛的特殊性對其訴訟機制的特殊要求，又可以很好地與三大訴訟制度銜接，具有較大的可行性，最大可能地利用既有司法資源。它有以下優點:(1)恰當地將特別訴訟制度與現有的三大訴訟制度銜接，避免制度上的重疊，既有利于提高訴訟效率，又有利于降低制度成本。(2)巧妙地繞開糾紛類型性質的識別和訴訟程序選擇這一難題，有利于實施。這一模式明顯要比移植或重新建構一套訴訟制度在實踐上更為可行。
關于當前我國經濟訴訟模式選擇的探討
(一)經濟訴權理論的發展仍不成熟
大多數經濟法律、法規對經濟權利和經濟義務規定的比較詳細，但對權利救濟的相關規定則極為稀少;使訴權的實現陷入困境。在適用法律過程中，行政機關經常參與司法事務，司法權受制于行政權的現象比比皆是，導致行政與司法混同，這妨礙了經濟法可訴性的實現。我國《行政訴訟法》規定，行政相對人只能對具體行政行為提訟，而對于抽象行政行為則不能提訟。尤其是在宏觀調控領域中，行為的對象具有不特定性，因此，對于在宏觀調控過程中發生的糾紛往往無法通過行政訴訟的方式解決。實體法的發展總是要引起程序法的發展，經濟訴訟所解決的經濟糾紛應當是違反經濟法的行為以及強制性規范所導致的沖突;而民事訴訟所解決則應是違反民事法律規范所導致的沖突。此外，經濟法在調整方法上的特殊性也嚴重影響了經濟法的可訴性。經濟法在調整方法上有大量的強行性規范與任意性規范并存的特點，尤其是偏好采用提倡性規范。由此導致的后果就是在國家經濟調節行為的指導性、提倡性的作用下經濟糾紛產生的可行性減少，運用訴訟手段解決糾紛的需求并不急切，這對經濟法的可訴性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響。
(二)制度成本的增加
制度作為一種行為規則，并不為某一人的利益服務，它總是為一個群體所擁有。任何制度的興替都是需要付出成本的，西方國家和地區的司法實踐是對本國現行的訴訟制度進行改良和修補從而解決當前經濟糾紛，我國若打破現有的訴訟制度進行重構，必定增加制度成本，此外，訴訟法學界亦未形成通識也影響了獨立的經濟訴訟制度的建立。那么，當前我國應該尋求哪一種最佳的經濟訴訟模式呢?筆者認為，對于經濟糾紛的解決不應該采取上述諸種模式中的一種，搞“一刀切”。畢竟，經濟法在我國現在的歷史背景下的發展以及經濟法自身的特殊性導致了現在對經濟訴訟模式探求應該是“博采眾家之長”，所以，筆者建議:應該以特別訴訟制度為基礎，把經濟公益訴訟制度明文列入在民事訴訟法或者行政訴訟法之中，以私益的形式提起經濟公益訴訟。具體來說，當前經濟訴訟模式的構建應該包含以下幾個層次(見圖1):首先，作為解決經濟糾紛重要救濟渠道之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中應明確規定國家經濟調節主體之間、國家經濟調節主體與被調節主體之間、被調節主體之間簽訂仲裁協議或在發生經濟糾紛之后可以選擇仲裁。其次，經濟糾紛中的案件能由既存的三大訴訟法來調整的，則不將其歸入經濟訴訟的范疇。再次，值訴訟法修改之際，筆者建議，應將經濟公益訴訟制度明文列入在民事訴訟法或者行政訴訟法之中，以私益的形式提起經濟公益訴訟。也許有學者會認為，既然股東派生訴訟適用民事訴訟程序是有違實體公正價值的，將經濟公益訴訟制度列入民事訴訟法之中與前述分析豈不矛盾?值得說明的是，筆者認為，股東派生訴訟的性質是屬于經濟公益訴訟，但目前經濟公益訴訟與既有的三大訴訟制度不能相協調，此建議是從歸類角度出發，把經濟公益訴訟劃歸到某一程序法的考慮。法律的核心理念是權利?！盁o救濟就無權利”。因此建立一種完善的權利救濟制度，使缺損的權利得到及時的救濟，意義特別重大。［8］(P445)經濟分析法學認為，決定法的內容和發展的因素不僅確實存在，而且不能在法的內部而必須在法之外去尋找。因而它主張去分析和研究現行的實在法中所內含和體現的經濟效益問題。它認為，經濟效益是法賴以建立的基礎，也是法為之服務的目標，法的作用就是幫助人們做出有效益的選擇。法律的目的就是使行為的社會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從而實現社會最佳效益。對于權利救濟而言，一種合理的救濟制度可以有效地配置各種救濟資源，使其效用達到最大化，既可以滿足社會對權利救濟的潛在需求，又可以防止盲目尋求救濟，從而節約救濟資源。所以筆者認為，在經濟訴訟還沒有建立的情況下，只有通過這種方式才既能保證股東權利得以救濟，又能節約制度成本。當然，在民事訴訟或行政訴訟中設立經濟公益訴訟，只是適應當前需要，隨著市場經濟進一步發展，這種制度配置不能給經濟糾紛提供充分的救濟時，獨立經濟訴訟制度的建立是有可能的。維護私人的權益始終是訴訟最根本的動力源泉。經濟公益訴訟制度的受案范圍包括以下9個方面:(1)環境污染;(2)消費者權益保護;(3)侵犯國有資產;(4)政府;(5)政府不作為;(6)侵犯社會福利;(7)侵犯平等權;(8)破壞社會公益事業(主要包括文教醫衛等);(9)侵害其他經濟公益等。在這里需要說明的是，有些學者提出任何公眾、社會團體、人民檢察院都可以提起公益訴訟。②筆者則認為應當由公民個人向法院提訟，法院經審查后通過一定期限公告的方式通知不特定的直接或間接利害關系人，判決不服公告期限屆滿，由這些利害關系人推選一定數額的代表參加訴訟，不服一審判決的還可以提起上訴，終審判決以公告的方式公布，以避免以后他人針對同類糾紛再次提訟，另外，如果原告一方勝訴還應給予一定數額的獎勵。這種方式的優點有四點:(1)既節約了制度成本又有效地防止了“濫訴”;(2)有利于防止單個公民因勢單力孤難以與公益損害主體相抗衡，承擔敗訴的后果;(3)有利于防止公民在向人民檢察院申請提訟時，因檢察院怠于行使或不予受理，導致公民申請救濟途徑無門;(4)以公告的方式通知不特定的直接或間接利害關系人可以使法院了解公眾對此類公益損害案件的關注程度，還可以形成一種輿論壓力，避免公益侵權的發生。最后，對于現行的三大訴訟法和經濟公益訴訟制度仍不能解決經濟糾紛的案件，人民法院內部可根據實際需要設立若干專門法庭如反壟斷庭、反不正當競爭庭等來審理此類案件。
經濟糾紛的訴訟管轄范文3
關鍵詞：刑民交叉；經濟犯罪案件；先刑后民
中圖分類號：D9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09-0230-02
一、刑民交叉案件的概念及分類
所謂刑民交叉案件，又稱刑民交織、刑民互涉案件，是指案件性質既涉及刑事法律關系，又涉及民事法律關系，相互間存在交叉、牽連、影響的案件，或根據同一法律事實所涉及的法律關系，一時難以確定是刑事法律關系還是民事法律關系的案件[1]。
1.廣義的刑民交叉案件。廣義上的刑民交叉案件，有“質”的交叉，如某一行為是合同糾紛還是合同詐騙罪，是股權糾紛還是職務侵占罪，是技術糾紛還是侵犯商業秘密罪；也有“量”的交叉，如2000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2條第1款第（3）項規定，因交通肇事造成公共財產或者他人財產直接損失，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無能力賠償數額在30萬元以上的，將被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該規定表明，在交通肇事僅造成財產損失而又無力賠償時，數額多少將成為罪與非罪的界限，無力賠償的“量”在30萬元以下時，不構成刑事犯罪，僅作民事處理；在30萬元以上時，則構成刑事犯罪，將定罪處罰，但在造成的損失“量”或行為人的賠償能力尚未確定時，該行為是民事行為還是刑事行為處于不確定狀態，這也是一種刑民交叉。同時，隨著時代變遷、社會發展，刑民關系還存在轉化的可能，如過去將騙取貸款用于生產未歸還而產生的爭議界定為民事爭議，但在《刑法修正案（六）》新增的“騙用貸款罪”，則將該種不具有非法占有故意的貸款欺詐行為規定為犯罪行為[2]，即民事糾紛向刑事犯罪轉化。又如經濟領域的投機倒把行為，過去大多作為犯罪處理，現在基本上作為民事爭議處理，即刑事犯罪又向民事糾紛轉化。此外，在刑法規定的追繳與退賠中，也存在刑民交叉問題。因為，在某種程度上講，追繳與退賠都是通過刑事訴訟，對遭受財產損害的被害人合法權益進行恢復，是由司法機關主動采取的一種損害賠償措施，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刑民交叉問題[3]。
2.狹義的刑民交叉案件。狹義上的刑民交叉案件，主要包括以下兩種：一是因不同的法律事實分別涉及刑事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但法律事實之間具有一定的牽連關系而造成的刑民交叉，具體表現為同一主體實施的兩個獨立的法律行為，分別侵犯了刑事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導致法律事實的牽連而成立刑民交叉[3]。二是因同一法律事實同時涉及刑事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而成立的刑民交叉。
二、處理刑民交叉案件面臨的困難和障礙
1.傳統觀念的影響。在中國，受傳統法律文化的影響，一切從國家本位出發，倡導國家利益至上，個人利益、集體利益服從國家利益。二者發生沖突時，個人利益應讓位于國家利益，體現在刑民交叉案件中，就是刑事第一，民事第二，以刑事案件為主導，民事案件服從于刑事案件，這種“重刑輕民”、“刑主民從”的思想，在司法實踐中產生的直接后果就是，各司法機關常以刑事優先于民事，民事部分的審理應服從于刑事部分的審理為由而對民事部分不予受理或裁定駁回。如銀行審查不嚴導致存款被犯罪分子冒領；停車場疏于管理致使停放的汽車被盜竊；雇員為雇主服務期間交通肇事逃逸等等。該種“先刑后民”的處理方式過于強調公共利益的維護，忽視了社會利益的多元性和矛盾性，忽視了被害人獨特的利益要求[4]；同時阻斷了對被害人民事權利進行司法救濟的正當渠道，也阻礙或延后了民事訴訟的正常進行。民事部分的不受理或中止審理，必然導致案件的久拖不決，使被害人的民事權益長期處于擱置狀態。由于合法權益得不到及時保護，容易造成被害人的第二次傷害，使被害人滋生強烈的情緒，甚至由被害人角色向犯罪人角色轉換。因此，對刑民交叉案件，不能一味以“刑優于民”、“先刑后民”的單一模式處理，而應當根據個案情況區別對待。
2.法律方面的障礙。為保證刑事實體法的正確實施，刑事訴訟法第一條開宗明義，明確規定刑事訴訟的目的在于打擊犯罪，保護人民，即將“打擊”放在第一位，“保護”放在第二位。因此，在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面前，被害人的個人權益應作出讓步和犧牲，其無須在刑事訴訟中提出民事權利要求，國家對犯罪的追訴，即是對其民事權益的最好保護。刑事訴訟法第77條第1款規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可以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該條是刑事訴訟法從立法角度，對通過刑事訴訟處理刑民交叉案件的確認和肯定，但僅適用于被害人因被告人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案件，適用范圍狹窄，遠未反映刑民交叉案件的整體范圍和法律特征[5]。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及時查處在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的經濟犯罪的通知》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經濟糾紛案件發現違法犯罪必須嚴肅執法的通知》均規定，為打擊經濟犯罪，人民法院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經濟犯罪時，民事案件應絕對服從刑事案件的需要，即在實體上要求“重刑輕民”，在程序上強調“先刑后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經濟犯罪必須及時移送的通知》針對經濟犯罪領域的刑民交叉案件，在固守“先刑后民”的同時，也作出了可以“分案審理”的例外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以司法解釋形式，針對經濟領域內的刑民交叉案件處理方式作了較為全面而具體的規定，使司法機關對經濟領域刑民交叉案件的處理有章可循，具有較強的操作性，但其適用范圍仍然有限，即只適用于經濟領域內的刑民交叉案件，而對大量的其他領域的刑民交叉案件如何處理，仍然存在空白。
三、刑民交叉案件的判斷標準
《民事訴訟法》第136條第1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訴訟……（五）本案必須以另一案的審理結果為依據，而另一案尚未審結的”。該條規定了當民事案件的處理須以刑事案件（當然也包括其他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的審理結果為依據時，該民事訴訟案件應當中止審理，即“先刑后民”。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51條第1款規定，“在訴訟過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訴訟……（六）案件的審判須以相關民事、刑事或者其他行政案件的審理結果為依據，而相關案件尚未審結的”。該條規定了當行政案件的處理須以刑事案件（當然也包括民事案件和其他行政案件）的審理結果為依據時，該行政訴訟案件應當中止審理，即“先刑后行”。刑事訴訟法第181條第1款規定，“在審判過程中，自訴人或被告人患精神病或其他嚴重疾病以及案件到人民法院后被告人逃脫，致使案件在較長時間內無法繼續審理的，人民法院應當裁定中止審理”。該款規定了在刑事訴訟中，只有自訴人、被告人患精神病或其他嚴重疾病以及后被告人脫逃的，才應當中止審理，而對是否須以相關民事案件的審理結果為依據未予明確，但從第2款“由于其他不能抗拒的原因，使案件無法繼續審理的，可以裁定中止審理”的規定中可以得出，如該刑事訴訟案件的審判須以相關民事案件的審理結果為依據時，“相關民事案件的審理結果”應當視為“由于其他不能抗拒的原因”之一。此種情形下，刑事訴訟案件應當中止審理，即“先民后刑”。如某甲、某乙就生產某一產品的商業秘密產生權屬爭議。某乙以某甲侵犯其商業秘密的行為已構成犯罪為由，向公安機關報案。公安機關立案偵查后，發現某甲、某乙正就該商業秘密的權屬爭議，在另一法院進行民事訴訟。由于權屬的確認對某甲是否構成犯罪影響重大，此種情形下，等待人民法院作出確權裁判后，公安機關再決定是否繼續偵查，更為妥當。
綜上，三大訴訟法均規定了當刑事案件與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出現相互交叉情形時，在處理方式上，是“先刑后民（行）”，還是“先民（行）后刑”，抑或“刑民分離”、“刑民合一”，其判斷的唯一標準只能看刑事訴訟案件（或民事訴訟案件）的順利運行是否以另一民事訴訟案件（或另一刑事訴訟案件）的審理結果為依據，如刑事須以民事結果為依據，則“先民后刑”；如民事須以刑事結果為依據，則“先刑后民”；如刑事結果與民事結果互不為依據，則可“刑民分離”或“刑民合一”。因此，“先刑后民”只是在刑事訴訟中處理刑民交叉案件的方式之一，而非唯一模式，只有在民事訴訟案件的審理必須以刑事案件的審理結果為依據的情形下，民事訴訟案件才應中止審理[6]。在理論上，固然可以說犯罪行為就是嚴重的侵權行為，但司法實踐中，定性的不同必然也帶來管轄與處理機制的不同，刑事公訴案件應由公權偵查機關先行偵查，刑事自訴案件應向刑事審判部門提起，民商事糾紛則應由民事審判部門受理，各部門發現案件不屬于自己管轄時，應主動建議當事人變更救濟渠道[1]。因此，簡單以“先刑后民”方式處理，不僅在法理上講不通，而且也會在司法實踐中造成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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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糾紛的訴訟管轄范文4
本文作者：、王長軍 查字典原創投稿
淺談民商事關于經濟糾紛的審理及舉證
王長君
在訴訟中，當事人可能因存在某種障礙而不能及時向法院提供證據，且這種障礙是否會消除以及在何時消除均無法確定。如證人出國一時無法與之聯系，持有重要書證的人下落不明等。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七十六條規定：“人民法院對當事人一時不能提交證據的，應根據具體情況，指定其在合理期限內提交。當事人在指定期限內提交確有困難的，應在指定期限屆滿前，向人民法院申請延期。延長的期限由人民法院決定”。究竟延長多長時間為好，可由審判人員根據具體情況進行自由裁量，但應以不過分延遲案件的審結為準。一般情況下，當事人不得再次提出延期申請。
后，自國家立法以來，已走過半個世紀的蒼桑立法歷程，至今沒有一部專門關于證據的法律。我國司法實踐中，不論刑事訴訟還是改革開放后的民事訴訟，以及如今的民商、行政訴訟、勞動爭議仲裁訴訟中的問題，證據問題占了較大比例。證據問題不但是訴訟當事人、訴訟參與人都較為頭痛的問題，也是法官們感到非常棘手的問題。20xx年，經過無數法律工作者的努力，最高人民法院終于以立法的形式通過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法釋[20xx]33號，20xx年4月1日起施行）（以下簡稱《若干規定》）。自《若干規定》起施行以來，總的來說適應中國國情的發展，訴訟中當事人基本上能及時舉證、質證，符合現行法院審判工作的需要。但在適用該規定的過程中，除仍存在一些問題外，還出現了許多新問題，這些都需要進行實際、全面與深入的探討。
在民商事審判過程中對于發現的經濟犯罪的嫌疑和線索如何進行處理，長期以來一直是困擾人民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的一個難題。對于犯罪行為的偵察、起訴與審判，涉及到公安、檢察、法院三個部門，而民商事審判又由人民法院的民事審判庭進行。由于涉及的部門多，認識不一，加之案件自身疑難復雜，給這類案件的審理工作帶來了一定的難度。近年來，這類案件有逐年增多之勢，且矛盾更加突出，引起了當事人和社會各屆的極大關注。為了公正、及時地處理好此類案件，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有關通知要求，省法院民二庭在全省范圍內就有關問題進行了專題的座談和調研，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資料，總結了經驗，找出了問題，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思路和建議?，F將有關情況總結如下。
1998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的法釋（1998）7號《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若干規定〉）》，基本區分了民商事糾紛與經濟犯罪的界限，對于正確處理民商事糾紛與經濟犯罪的交叉問題，依法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民事權益，提高民商事審判工作水平，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幾年來，我省各級法院均處理了一批涉及經濟犯罪嫌疑的民商事糾紛案件。由于統計上的原因，有些民商事糾紛案件，雖然涉及經濟犯罪，犯罪線索已經移送或發出了相關的司法建議，但由于未影響到案件的審理，故在案件統計上未能顯示。有些案件，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曾要求全案移送，但其意見未被合議庭采納，在民商事案件統計上也未能顯示。幾年來，我省各級法院審理的涉及經濟犯罪嫌疑的民商事糾紛案件的類型主要有：存單糾紛案件、借款擔保糾紛案件、票據糾紛案件、涉及農村“三會一部”的案件，涉及非法集資的案件、買賣合同糾紛案件等。其中，在河南省內有重大影響的此類案件如：涉及鄭州市城市合作銀行的存單、借款擔保案、涉及滎陽中行的存款及存單糾紛案、涉及百花集團、三星集團非法集資案、涉及農村“三會一部”的存貸款案件，涉及信托投資公司、期貨經紀公司、證券公司及其他金融機構的案件等。這些案件，既涉及到對當事人合法民事權益的保護，又涉及到與公安、檢察機關及法院內部刑事審判庭的協調與配合，程序復雜，認識上往往并不一致，給案件的審理工作帶來了一定的難度。由于在案件處理上存在中止或移送等情況，致使一些案件審理周期長，直接影響到當事人合法民事權利的及時實現，誘發了一些新的矛盾，當事人反映強烈。《若干規定》對于舉證時限一般規定為：第三十三條人民法院應當在送達案件受理通知書和應訴通知書的同時向當事人送達舉證通知書。舉證通知書應當載明舉證責任的分配原則與要求、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調查取證的情形、人民法院根據案件情況指定的舉證期限以及逾期提供證據的法律后果。舉證期限可以由當事人協商一致，并經人民法院認可。由人民法院指定舉證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自當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書和應訴通知書的次日起計算。最高人民法院印發《〈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文書樣式(試行)》的通知（法發(20xx)2號）中規定了《舉證通知書》的格式與內容。在民商訴訟中，訴訟當事人都能按照案件管轄人民法院的規定提交證據。但在司 法實踐中，法院認為簡易案件應當快審，一般未通知訴訟當事人協商確定舉證期限，而是人民法院確定。此時法院一般希望答辯期屆滿就開庭，不少案件法院確定的開庭日為答辯期限屆滿的次日。而答辯期法定只有15日，因此就不顧及《若干規定》第三十三條第三款“由人民法院指定舉證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的規定，舉證期限一般規定為答辯期相同，或開庭日的前一天。這種“簡易”作法顯然是不符合《若干規定》，如果說，人民法院堅持司法解釋屬于我國法律范疇，那么這種作法就是法院違法的。對于這類情形，上級法院或一審法院一般不予理會，而是放任程序法官的作法。在司法解釋的適用上，法官們往往采取自由實用主義態度，符合法官意志的我就用，不符合的我就不適用。這種情形在各地法院的具體個案中，表現非常普遍與突出。這也是我國不立法，而通過司法解釋造法的嚴重弊端之一。司法解釋應對此作限制規定，以程序法來體現公正、公平，來保護訴訟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真正做到保障審判的合法性與正確裁決。
關于現行的舉證時限的規定，筆者認為以下幾點予以明確規定或配套實施細則，以更好地完善我國的相關的證據規則：
經濟糾紛的訴訟管轄范文5
關鍵詞:協議管轄;跨國破產;管轄權沖突
中圖分類號:D916.3文獻標識碼:A
協議管轄,又稱合意管轄。它是指涉外民事訴訟的當事人在爭議發生之前或之后,用協議的方式來確定他們之間的爭議交由何國法院來管轄。協議管轄,是解決國際民商事管轄權沖突的一種有效方法。它對于管轄沖突解決的高效性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首先,協議管轄由當事人選定管轄法院,將原本隱含的管轄權沖突危險事先化解,提前預防了管轄權沖突的產生。其次,協議管轄可以避免因各國紛繁的國際民事管轄權的規定而導致無從選擇法院或者被迫去某地法院應訴的情況產生。第三,協議管轄,表面上選擇了管轄法院,實際在一定程度上選擇了解決爭議的準據法。因為準據法的確定往往依靠法院地國的沖突規范來指引,因此當事人可以大致得出糾紛解決的直接結果。
正是由于上述優勢的存在,協議管轄被當今世界大多數國家立法或者實踐所認可。但是國家在保障這種體現私法自治契約自由的管轄原則的同時,也施加了一定的限制,基本上要滿足以下幾方面的要求,當事人之間的協議管轄才能夠被承認。(1)協議選擇的法院只限于第一審法院。(2)協議管轄只限于財產權的請求,排除人的身份、能力事項。(3)所選擇的法院應與案件有實際聯系。(4)協議管轄的案件非一國專屬管轄范疇。(5)當事人選擇法院不得違反內國公共秩序。筆者認為,跨國破產案件很大程度上是關涉“涉外財產權益”,因此此類糾紛應當屬于涉外財產權益糾紛的范圍,那么就不應該排除當事人之間的協議管轄。雖然在我國法院的司法實踐中,并沒有遇到當事人選擇法院處理破產糾紛的情況,但是這不能說明協議管轄原則不能適用于跨國破產案件。
對于跨國破產案件管轄權的確定是否可以適用當事人之間的協議,美國的司法實踐給予我們啟示。以Commodore案為例,原告Commodore按照巴哈馬破產法的規定屬于無擔保債權人,他在美國紐約破產法院提訟,要求被告巴哈馬債務人返還欺詐性轉移的財產。被告要求駁回原告Commodore的訴訟請求,理由是借款合同中約定由巴哈馬法院管轄,因而紐約破產法院對該案沒有管轄權。紐約破產法院認為,同紐約破產法院比,巴哈馬最高法院為更合適的管轄法院,因為債務人是在巴哈馬注冊,且沒有證據顯示被告在美國有商業經營活動,且在合同中也沒有任何同美國有關的因素。但對于被告的觀點,即紐約法院應受借款合同中關于法院選擇條款的約束的觀點,紐約破產法院認為,應尊重國際合同中自由協商的法院選擇條款的效力。但一個有關撤銷權、返還財產的訴訟是基于財產被欺詐性或優先地轉讓的事實而引起,這些問題涉及破產法院核心的管轄問題。如果訴訟涉及破產的一些核心程序問題,債務人和破產受托人都不受合同中法院選擇條款的約束。我們可以從此案中看出,在跨國破產領域,法院對于當事人之間協議確定管轄法院的作法,還是有一定保留的。在此案中,紐約法院放棄其管轄的理由首先在于債務人的利益中心沒有在美國,案件與美國法院沒有實際聯系。其次才考慮到當事人之間訂立的管轄協議。同時也表明了美國法院對于管轄協議約束范圍的態度,即不是所有的破產事項都由協議法院管轄,一國法院有權區分“核心問題”和“非核心問題”,對于“非核心問題”,允許協議管轄;對于“核心問題”,協議管轄條款無效,也就是不允許協議管轄。雖然協議管轄原則在跨國破產問題上作用的局限性,但是它的積極性也是有目共睹的:
首先,在管轄權沖突尤為激烈的跨國破產領域,如果雙方事先就管轄權問題達成協議,那么在債務人破產實際發生時,雙方當事人不再會在管轄權問題上糾纏不清,大大節約各方的訴訟成本和提高法院審判效率。雙方可以直接切入到糾紛的核心問題中,有利于糾紛的快速解決。
其次,雙方當事人提前選擇好管轄法院,可以避免當事人在破產時出現挑選法院的現象?？鐕飘a的主體一般是大型的跨國公司,資產遍布世界各國,一旦發生破產,很多國家的法院都會具有行使管轄的資格,當事人也就會選擇有利于自身的法院提起破產訴訟。而雙方當事人的利益通常情況下是相背離的,因此重復訴訟或者對抗訴訟的可能性將會增大。
再次,在破產問題上協議管轄不僅確定了受理破產申請的管轄法院,而且還間接地預示了將會適用的準據法,這有利于當事人判斷自己的訴訟結果,增加權利義務的確定性。在管轄權問題上達成協議,說明當事人均認可該法院在解決糾紛問題上的公正性和對當事人雙方利益保護的平等性,那么法院判決后雙方的異議度也會大大降低。
最后,協議管轄將有利于破產判決在其他國家法院的承認與執行。各國在承認與執行外國法院的判決時,首先考量的因素就包括作出判決的法院是否具備合適的管轄權。而協議管轄以雙方當事人的合意來為這種管轄的正當性做了強有力的支撐,因此,得到承認與執行絕非難事。
鑒于以上的分析,筆者建議在今后我國關于跨國破產管轄權制度的構建中中引入協議管轄原則,并在司法實踐中承認當事人協議選擇的管轄法院。當然,這種承認不是無條件的,而是應該借鑒其他國家現有的規定和做法加以一定限制。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限制本身還是應該有一定的度,不能簡單以法院地國法官的自由裁量來隨意否決管轄協議的有效性,使此項原則形同虛設。李雙元先生曾說:“是否承認協議管轄和在多大的范圍內承認協議管轄是衡量一個國家國際民事管轄權是否開明和便利訴訟的標準之一?！惫P者認為協議管轄在跨國破產管轄權確定的可行性還是值得積極探討的。
參考文獻:
經濟糾紛的訴訟管轄范文6
[關鍵詞]國際石油;合同;解決方式
[DOI]10.13939/ki.zgsc.2015.12.160
傳統意義上的國際商事爭議主要有4個類型：國際買賣關系、國際運輸關系、國際保險關系、國際支付關系。近年來隨著國際工程承包項目的迅速擴大，工程承包項目的爭議也越來越突顯，石油工程服務合同作為工程合同的一種類型在石油勘探開發中也越來越多。工程服務承包方的設備歸屬，關系，合同本身的問題及工程服務中的質量、工期、成本都成為糾紛的主要內容。如何妥善處理這些爭議和糾紛是石油工程服務方在簽約及后續可能的爭議中必須要考慮的問題。本文結合近年來從事國際石油工程服務合同管理的實踐從以下幾個方面對該問題作一粗淺分析和探討。
1國際石油工程合同爭議概念
國際石油工程合同，是指注冊地分屬不同國家的石油公司和承包商為完成特定的石油工程相關工作（如設計、鉆、測、錄井等）所簽訂的明確雙方權利義務的服務合同。相應地，國際石油工程合同爭議，是指國際石油工程合同訂立、履行、變更、解除以及合同權利的行使過程中，合同當事人對于自己與他人之間的權利行使、義務履行與利益分配有不同的觀點、意見及請求的法律事實。國際石油工程合同具有工程規模大，設備材料消耗量大，法律風險高的特點，一旦發生糾紛，可爭議隱患處理不當，不僅會帶來承包方巨大的現實損失，也可能為日后的聲譽和利益帶來不利的影響。
2石油工程服務合同糾紛解決方式的現實意義
在國際石油工程合同中最常見的爭議解決方式條款的引用是：“凡因本協議引起的或與本協議有關的任何爭議，由雙方友好協商解決”，“協商不成時，雙方均有權向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提訟”，或“協商不成時，雙方均同意提交××仲裁委員會仲裁”。
看似簡單而明確的合同條款，還是在操作中經常出現問題。2005―2010年間，印尼石油工程服務市場中三個不同的國際石油工程合服務合同先后出現糾紛，由于服務方（承包方）在當地無公司，鉆機設備出口到資源所在國后，掛靠在服務的東道國公司名下，最終引起了歸屬權糾紛。看似相同的案件得卻得到了不同的結果，甲石油企業兩臺鉆機打得查無下落，乙企業的兩臺鉆機經過3年的訴訟，以對方公司人員承擔刑事責任收回鉆機而告終，丙企業最終以將服務的設備賣給對方作為處置方式。又有在波斯灣地區提供石油工程服務的公司，由于權問題與兩外方發生爭議，引用了爭議解決條款，卻因敘之不明使仲裁條款出現瑕疵，影響爭議的順利解決。因此，在石油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項目及合同發生爭議或糾紛后，妥善解決的前提之一就是選擇適當的爭議解決方式。
3國際石油工程合同爭議解決途徑及訴訟方式的排除
合同爭議的解決方式不外四種：和解、調解、仲裁和訴訟。
和解合同是糾紛當事人在自愿友好的基礎上，互相溝通、互相諒解，從而解決糾紛的一種方式。調解是指合同當事人對合同爭議，不能達成和解協議時，在第三方的主持下，自愿達成協議，以求解決糾紛的方法。這兩種解決方式不具有法律拘束力。
仲裁，是當事人雙方在爭議發生前或爭議發生后達成協議，自愿將爭議交給有權的仲裁機構裁決，并負有自動履行義務的一種解決爭議的方式。訴訟，是指當事人將發生的爭議交由有權的法院，由法院通過行使審判權，審理雙方爭議，作出有約束力的判決從而解決爭議的方式。
啟動法律程序解決爭議的方式不外是訴訟和仲裁兩種途徑。在越來越多的國際商事合同中，選擇仲裁作為最后的救濟方式是大多數當事各方的首選。筆者認為，仲裁也應成為國際石油工程項目中解決爭議方式的首要選擇。
國際民商事，尤其是商事活動中選擇仲裁排除訴訟有很多因素。除了法院作為國家司法機關其本身的主要職能是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引導社會公正外，對純商事活動中的經濟糾紛主要由以民間形式為主的仲裁機構處理，法院通過對仲裁機構的監督行使其司法公正的職能。此外，不同國家的司法制度，如二審終局（我國在二審以外對錯誤案件還可以有再審）;不同國家的不同訴訟程序，如訴訟管轄權，外國人的民事法律地位（國民待遇及外國人、無國籍人、外國企業和組織的訴訟權利義務不同），國際司法協助;不同國家對外國法院的判決的承認和執行不同;訴訟擔保制度;訴訟制度（律師或領事）;甚至于外國國家的民事訴訟地位（豁免或限制豁免）都不盡相同或相差甚遠。這種基于國家為主的法院審理方式，與純商事經濟糾紛仲裁裁決的審理方式，使當事人各方省去了若干大量的法律問題的識別。促使當事人選擇解決糾紛的民間機構為源頭的仲裁方式，而放棄選擇訴訟途徑。當然，不排除當事人以自愿原則選擇訴訟解決糾紛的方式。
石油工程服務商事活動過程中的現實需要，仲裁是一種更有利的選擇。
首先，國際石油工程服務合同也是一種國際商事行為，采取意思自治適合解決糾紛?？鐕洜I中發生糾紛，通過訴訟解決意味著必然通過某特定國的法院審理，法院是具有很強的性國家司法審判機關，不同國家訴訟規范相差很大，一方面程序問題復雜，實體問題需要甄別。同時商事行為的國際性可以選擇不隸屬于國家強制機關的仲裁機構，這種民間方式可以體現當事方意思自治，只要是雙方契約行為，仲裁結果就可以得到法院執行。這種不受制于特定國家，但結果又有拘束力的仲裁方式符合國際石油工程合同的國際性和意思高度自治的要求。
其次，國際石油工程服務特點，仲裁解決爭議是有利于各方的選擇。保持友好關系，繼續合作的可能。國際石油工程服務合同是國際商事活動，同時又有別于一般商事活動的特殊性，國際石油工程合同的履行地為石油資源國，即世界石油資源國或服務對象的有限性、特定性。一般地，這種工程服務都是在國際石油工程（服務）公司為國際化大石油公司或某國家石油公司提供服務，各方透明性很強，石油工程服務方本著保有乙方的資信、聲譽的要求為甲方服務，在爭議發生后，也不希望就此終結與甲方的關系。
再次，仲裁方式不同于訴訟的特點有利于石油工程爭議方最終目的的實現。仲裁糾紛多以經濟利益為爭議點，仲裁不以政治及其他意圖為目的，因此一般以不公開的方式進行。同時，當事方通常選擇有石油工程技術背景的專業技術人員或法律專家參與仲裁，這使得裁決有相當的可靠性和權威性。這種既能保證裁決的公正公平又有利于保守當事人的商業秘密，也有利于維護當事人的商業信譽的爭議解決方式，更有利于在解決當事方糾紛的基礎上，實現保護合作各方的合作關系目的的需要。
4國際石油工程合同選擇仲裁方式的注意事項
4.1國際石油工程合同仲裁的風險
工程合同的仲裁，和其他國際商事仲裁相似，締約方可以依自愿原則選擇仲裁機構、仲裁員、仲裁地點和選擇仲裁程序，也可以選擇解決糾紛適用的法律。無論選擇哪個國家或地區的仲裁機構，都會有不同國籍的仲裁員通過審理形成有拘束力的仲裁裁決，并可依據1958年達成的《紐約公約》在100多個締約國得到承認和執行。但凡事有其利必有其弊。根據國際慣例，法院對仲裁裁決的司法復審范圍僅限于對程序性問題的復審，即審查仲裁協議是否有效、仲裁的范圍是否屬于當事人的授權范圍、仲裁庭的組成、仲裁的運行程序等。至于實體性審查的問題，由于給予了當事人充分的自，法院沒有被授權對仲裁裁決進行實體性司法審查，并且仲裁庭的業務是一裁終局，本身是建立在其專業素養、社會聲望之上的，而一旦一個案件的錯誤導致不可逆轉。不論裁定的結果是否于當事方有利，都必須執行，不能申請再裁定或法院審判。而法院的監督也僅限于程序上的監管，也就是說，仲裁形式上和程序上沒有錯誤，法院就不能撤銷，盡管錯誤，當事方也不再有其他救濟途徑。
4.2仲裁契約是合同選擇仲裁方式的要件
同國際上其他商事合同仲裁選擇相同，國際石油工程合同選擇仲裁解決糾紛的要件也是有效的仲裁約定，也以書面契約的方式來表現的。仲裁契約是一種明示的雙方合意表示。即當事各方以書面形式明確地表示該糾紛將由仲裁機構進行裁決。這種契約的載體可以是協議書，也可以是仲裁條款，以至于往來函電都可以。各方在該要式約定中明確地表明將即將發生或已經發生的與石油工程服務合同有關的爭議事項交由特定的仲裁機構進行審理。這就是仲裁的嚴格的要件。此外，仲裁條款還有很強的獨立性，即使合同的無效、解除、終止不影響仲裁條款的效力。
可見有效的仲裁約定應當符合以下四個方面：第一，書面性;第二，明確的意思表示;第三，特定的仲裁事項;第四，指定的仲裁機構。
在有些情形下，仲裁契約的瑕疵會影響其效力。比如，同時約定兩個仲裁機構管轄，或沒有約定仲裁機構，再比如既約定了法院管轄權條款，又有仲裁條款，或沒有仲裁事項。這些情形都會導致仲裁約定的無效。只有在重新簽訂新的仲裁約定或對不足之處進行補足明確后，瑕疵約定得到修復才具有法律效力。
有法律效力的仲裁協議和石油工程合同糾紛的當事人，推薦的仲裁契約表述應當包括：與由合同引起的或與之相關的爭議將由××仲裁機構依其仲裁規則進行仲裁，仲裁裁決對爭議雙方有拘束力。值得注意的是，約定中還應當協議仲裁員的構成方式。實務中，常常由于未約定仲裁員的組成方式而必須重新引用仲裁規則由當事人選定仲裁員，耗時很長。
4.3仲裁程序及裁決執行中注意事項
爭議經過仲裁庭或獨任仲裁員的審理，做出書面裁決。合同爭議仲裁審理中需要注意的是：該審理過程是否嚴格依據仲裁規則進行，是否是不公開審理，有沒有經過質證。當然，這個過程中，爭議雙方可以積極配合仲裁員（庭）進行有效的調解，以期達到解決分歧爭議的目的。仲裁裁決應當寫明裁決依據的理由。
法院對仲裁的司法審查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對仲裁協議效力的認定，如果認定仲裁協議無效，法院行使管轄權;二是仲裁審理中的支持措施：應仲裁一方的要求對實施財產保全和證據保全;三是對裁決的撤銷權或不予執行：撤銷只適用國內裁決，程序不足的法院裁定不予執行。由于中國法院有權撤銷本國的仲裁裁決，并且申請撤銷仲裁裁決是勝訴方和敗訴方都可以行使的權利，因此會造成一些人的錯誤認識，即各國法院都有撤銷仲裁裁決權。對于裁決的審查，1958年《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下稱《紐約公約》）提供了兩種不同層次的裁判權：第一層次為“首要裁判權”，據此權力，裁決地所在國或裁決所依據法律之國家的主管機關有權審查裁決書的效力，裁決可以被“不予執行或撤銷”;第二個層次是“次要裁判權或執行裁判權”，據此權力，享有首要裁判權的國家之外的其他所有公約締約國的適格法院依照《紐約公約》審查外國仲裁裁決的可執行性。也就是說，法院對外國的裁決行使否定的權利是通過拒絕承認和執行的權利來實現的。
根據1958年聯合國國際商事仲裁會議通過的《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紐約公約》）拒絕承認和執行的情形主要有以下五種：一是約定無效;二是作為裁決執行對象的當事人，沒有被給予指定仲裁員或者進行仲裁程序的適當通知，或者由于其他情況而不能對案件提出意見;三是裁決事項不屬于仲裁協議的范圍;四是仲裁庭的組成或仲裁程序同當事人間的協議不符，或者當事人間沒有這種協議時，同進行仲裁的國家的法律不符;五是裁決對當事人還沒有約束力，或者裁決已經由作出裁決的國家或據其法律作出裁決的國家的管轄當局撤銷或停止執行。
值得注意的是，《紐約公約》又規定：依照該執行國家的法律，爭執的事項，不可以用仲裁方式解決;或者承認或執行該項裁決將和這個國家的公共秩序相抵觸。都可不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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