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均衡的概念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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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均衡的概念

經濟學均衡的概念范文1

作為古典主義的代表,斯密并沒有真正提及過“均衡”,但正是他第一次將均衡思想引入了經濟分析,而這也成為古典主義經濟學區別于原始經濟理論,進入“科學時代”的一個標志。現代經濟學的開山鼻祖用詳盡又略顯干澀的語言表達了古典均衡概念的內涵:“經濟系統的引力中心”。它指任何經濟過程都“自然趨近”的一種終極狀態,經濟系統任何時間都被吸引朝向經濟運行的“自然條件”。這里的“自然條件”和“自然趨近”,翻譯成較為現代化的經濟學語言相近于“均衡狀態”和“負反饋收斂”。斯密均衡思想的可貴特質就是并沒有給均衡本身施加過多人為的思想束縛,這里的均衡是一種沒有受到任何約束條件的純粹的自然均衡,而這種特殊狀態并不是普遍存在的,即均衡的缺失更可能是一種普遍現象。

新古典主義并沒有對均衡思想本身進行重大革命,它只是將斯密傳統中的自然條件內涵用更為抽象、科學和普遍的數理化模式進行了重新描述和表達。瓦爾拉斯、古諾、馬歇爾、阿羅、德布魯、庫普曼、門格爾等許多經濟學家的諸多理論貢獻讓均衡內涵層次更為豐富、讓均衡理論研究更為理性,對“自然條件”(在這里表現為特定模型的解)存在性、穩定性的理論探討使得均衡概念更為豐滿。但是,對于均衡思想而言,新古典主義的貢獻更大程度上要歸功于技術層次,而非方法論層次(McKenzie,1996)。新古典主義的均衡本質上依舊是靜態的,新古典經濟學家在研究動態問題時只能簡單地使用類似靜態分析的方法,把一系列靜態均衡串起來分析他們所謂的經濟的動態(John F.Henry,1983),這種本質上的缺陷使得均衡思想在新古典主義貢獻中依舊難以獲得全面升華,而這一工作由凱恩斯主義接過。

毫無疑問,凱恩斯是有史以來最富有爭議性的經濟學家,他的觀點有時似乎自相矛盾,實際上卻包含了深邃的聯想空間。均衡思想發展至凱恩斯時代同樣受到了這股沖力的巨大影響。走出新古典主義的均衡定式,不難發現凱恩斯主義的均衡思想是博大精深、蘊藏豐富的,某種意義上看,用“凱恩斯革命”來形容這種均衡理念的變化毫不為過。凱恩斯的均衡思想打破了古典主義和新古典主義對均衡“靜態性”、“客觀性”、“絕對性”的桎梏?!坝邢薏▌印币馕吨饪梢允窍鄬Φ?,“移動均衡”意味著均衡可以是動態的,而“長期均衡”和“短期均衡”對預期的強調意味著均衡可以是主觀的。這種均衡思想的“凱恩斯革命”對經濟學理論和宏觀經濟政策理念形成了難以估量的深遠影響。

經濟學均衡的概念范文2

一、經濟均衡概念的基本特征與研究方法

平衡現象、概念和分析方法,常見于自然科學(尤其是力學),而經濟學在研究人受利益驅動力的作用下的各種行為及結果時借鑒和引入了平衡分析法(此方法也為分析非平衡問題提供了一個基準點和參照系),由此發展成為經濟分析的基本方法,將其集中、系統地用于分析經濟利益關系問題所形成的一般均衡體系是現代經濟學大廈的理論基石和主體構架,對經濟學的發展起到了劃時代的重要作用,在相當長時期內占據統治地位。與人類社會和科技進步的階段相應,在經濟學發展史上,可以說一般均衡標志著經濟學進入到牛頓力學時代;然而異軍突起的對策論(博弈論),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分析方法(雖然其思想源遠流長),相比較而言,其更多地得益于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因為人類的知識體系是一個有機整體,人們對自然界和自身的認識程度,哲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互溝通、相互滲透、共同發展,這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歷史規律和必然趨勢。所以,從考察和揭示自然界規律的科學方法中得到某些啟示,可以更深入地研究各類經濟均衡的內在聯系。

1.經濟均衡的基本含義和實質。

利益均衡問題是經濟學理論研究的核心內容,在人類社會發展的不同時期,由生產方式和經濟活動內容所決定,以及觀察問題的角度和研究方法的不同,有不同的結論及表現形式??梢哉f對這一核心問題研究結論的表現形態、演進和變化,構成了經濟學發展史的一條主線。經濟均衡分析是通過研究在給定的經濟環境(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和價值標準等)中,各種經濟要素在諸多利益主體(力源或利源)的驅動下的平衡或均等分布結果和流動特征,來達到分析和揭示經濟規律之目的。無論這類社會經濟現象以何種形式表現,均衡分析的實質就是要研究經濟利益的協調過程和分布狀況。一般均衡主要研究在市場供求相等(所謂市場結清)條件下利益在消費者和生產者之間的分配結果,是通過各類要素市場(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和商品市場及更加細分的市場)的均衡具體地表現出來。在理論分析中,雖然表面上經濟均衡考慮的是經濟運行機制和資源配置方式,然而,無論研究哪些經濟現象,從何種角度和用什么方法,只要一談到均衡,都不可回避其核心問題——利益的分配和協調。由此可見,各類均衡必然有某種內在的聯系或一致性。但是,它們的表現形式又有較大差異,具體的分歧反映在研究對象、假定前提、分析方法、主要結論及應用等方面。由于不同的均衡結論實質上只是代表了部分社會階層的利益,或者說這樣的理論只是為某些人服務的,而根本不可能說是從各方面的利益出發實現全社會的最優,所以從不同立場和角度研究均衡問題,所得出的有關利益分配的政策建議、實施措施等都必然代表不同的利益階層。這就有助于認清均衡分析的方法、結論和它的前提條件之間的關系。

2.對策均衡概念體系。

人們對一般均衡已不陌生,而本文所說的對策均衡是指用對策論方法建立起來的經濟均衡概念、理論體系及在實踐中的應用。類似于一般均衡理論,對策均衡也是研究利益均衡問題的一種手段和方法,現今已發展成為經濟對策論這樣一門相對完整的理論學科。對策均衡概念的創立、精煉和完善及其對策模型解的存在、性質與應用研究是現代對策論的主要內容。諸如非合作對策的納什均衡,完全信息動態對策的子對策完美均衡,不完全信息對策的貝葉斯均衡,合作對策中的夏普利值等均衡解概念,該理論主線清晰、內在聯系緊密、表述嚴謹科學,是對現實問題具有更強解釋力的新的觀念和方法,其正在以當今主流經濟學的姿態主導和預示著未來經濟學的發展和實踐。

3.對策均衡的現實性。

雖然對策論的理論和應用目前正處于急需進一步大發展之時,但與一般均衡相比,對策均衡有關競爭問題的描述更貼近現實,對當今市場經濟的競爭本質揭示得更加深刻。在一般均衡分析里對微觀主體所作的行為假定中,以個體消費者為例,是以個人在收入預算的約束下尋求效用最大化為行為基礎,分析研究各類要素市場的均衡。然而,現實經濟生活中,每一消費者使自己的收入(可假定為勞動報酬)最大化也是一種市場競爭行為,這種競爭行為不僅與自己的消費效用最大化行為,還必然是與其他人的經濟行為交互發生、互相影響和制約,與此同時實現交互作用下的多市場(勞動力市場和商品市場等)均衡。若給定收入預算約束,就相當于限制了競爭,此時再分析商品市場上的競爭無疑是在不允許有競爭的條件下研究競爭,如此將收入最大化與消費效用最大化的分離,將個人行為孤立化、封閉化,使理論陷入了循環論證的邏輯誤區(即在假定收入均衡,同時也就等于假定了消費效用均衡的前提條件下再來分析研究消費效用最大化)。這種錯誤表面上看可能是由于分析工具和方法的局限性所造成的,但絕不能排除更深層的原因。推而廣之,微觀主體的投入端(類比為消費者的消費)與產出端(勞動收入)之間的均衡關系也存在著同樣的問題。對策論的誕生,能夠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對策論對微觀主體的觀察,超越了馬歇爾的單一屬主體的假定,并且用策略選擇方式將微觀主體的各類行為統一起來,重點研究不同行為主體之間的相互作用,使得多市場均衡同步實現(多市場均衡的一致性)。所以,在研究許多現實經濟問題時,運用對策論這一現代化分析的工具,能使經濟學向科學化的目標邁進一大步。

二、經濟均衡的內在聯系及一致性研究

1.一般均衡的成立前提和假定條件。

毋庸置疑,任何一種理論的結論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假定條件之上的,并與某些隱含的前提相應。為了從更深層次上分析經濟均衡成立的潛在設定,有必要根據系統科學的開放性原理和經濟學的性質將經濟環境區分為廣義和狹義的經濟環境(前者包括歷史文化傳統、社會基本制度、意識形態、價值取向等),然后分別在不同情況下研究經濟均衡的實現條件。一般均衡所要求的前提是:相對長期穩定的自由競爭環境和有效的市場運行機制、人的行為動機是完全自利的且具有穩定的偏好序。實質上只能是一部分人才能滿足這些條件,只是對那些資源稟賦充足、要素占有富裕者而言的。試想,如果自己食不果腹、衣不遮體、難以維持生計時,決不可能會有剩余產品在市場上自由交換,更不會有穩定的偏好序,再有效的市場機制對他們來講也無關緊要。進而,相對貧困者、資產占有低于平均水平者不可能真正按自己的偏好選擇交換。所以,對以大多數人的經濟行為研究對象來說,對一些非常態經濟(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動蕩變化、非理的存在、世界普遍性的經濟危機和通貨膨脹等)和一些非經濟因素(自然災害、瘟疫、戰爭等)的沖擊和影響下,一般均衡在理論上就不成立,在實際中更是一座海市蜃樓。從本質意義上講,一定的初始稟賦在市場上的交換結果絕不全是市場行為的作用,而主要是一種制度約束。市場行為只是一種表面現象和外化形式,是意識形態、社會經濟基本制度共同作用的結果,絕不能將其誤認為市場能有多么神奇的功能。市場起作用也只是在制度內在地規定了各種要素的相對地位(交換率和變化范圍)之后的次一層級上所發揮的作用。如在一個經濟系統內,必須先規定了資本與勞動的主次地位、“合理合法”的交換方式和價格,明確了雇主雇員關系這一大框架之后,然后才會實現所謂勞動力市場上的一般均衡。

2.價值函數與均衡一致性研究。

由于價值取向是決定人的行為的重要因素,其同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和文化傳統等關系密切。于是,我們在廣義經濟環境中探討經濟均衡問題時,用對策論中的支付函數的方式定義價值函數:不同的價值函數代表著局中人所選擇的不同價值取向,如局中人是追求總體利益最大,還是個人利益最大或是相對收益最大,價值取向決定了行為目標和方式的選擇,決定了策略路徑和可能達到何種均衡(在我國的現實生活中,能很容易地找到具有這些價值觀念的各類代表人物)。用這些來描述和反映社會中各類不同的行為主體所可能具有的價值取向,然后運用價值函數可進一步證明(可借助形式化的數學符號,通過嚴格的演繹推理和邏輯論證得到):只有在價值取向相同,即微觀利益主體的行為動機相同的條件下,而且是只有在價值取向為追求個體利益最大化的條件下,才有可能實現一般均衡,但不能與最優對策均衡等價。對策論擅長和重點研究在相互影響情況下的行為特征,從更深層次和向更廣范圍拓展得出結論:當局部利益最大化與全局利益最大化的雙重目標相一致時,最優對策均衡才能與一般均衡同時實現(由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可知,此時即為帕累托最優)。由此結論可知,市場競爭的一般均衡僅是價值函數為個人利益最大化時的一種特例。上述的分析和結論的引申含義是:不同均衡體系的建立以及它們之間是否一致(根源),從根本上依賴于價值體系如何確立,策略行為的選擇(第二層面上)首先是服從于價值取向(基礎層面)的選擇,而策略選擇又是價值選擇的具體體現。這可使我們對各種經濟理論體系有更深入的認識。

3.對策均衡對一般均衡的超越和發展。

進一步研究經濟均衡之間的聯系和區別可以看出,對策均衡通過更加直接有效地研究人的行為方式和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從根本上解決利益均衡的實質問題;而一般均衡則主要是通過研究人對物質資源的配置,掩蓋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系。僅此而言,就可以看出前者比后者更深入、更接近問題的本質,突破了傳統經濟學(僅把勞動力與其他的生產要素同等看待)的分析框架。對策均衡對一般均衡的發展,可主要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1)人的主體地位的確立和歸位。從經濟理性人到對策局中人,經濟對策論強調人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的主體地位,對策均衡體系中對行為主體的認識和描述與一般均衡論有本質區別,這從根本上撼動了長期在經濟學中占統治地位的人格物化、資本化的思想;(2)由結果論到過程論。從注重資源配置結果到更加重視利益主體在資源配置過程中的行為(策略)選擇;(3)共同均衡。只有在利他中才能真正利己,也只有在使他人充分受益中才能使個體利益最大化,因而,均衡的實現必然是相關利益主體共同努力的結果,對策均衡體系的核心在于刻劃了這種共同受益的“雙贏”局勢;(4)不斷學習進步的行為主體。修正完全理性人假定,特別強調非理性的行為主體是在不斷學習過程中逐步達到理性的,這使得經濟學更加鮮活生動、更貼近現實。

經濟均衡的演進,必然會帶來經濟學的根本性的、全面的變革,這一轉折對我們來說,真是天賜良機。歷史的發展無情地使經濟學面臨著一次嚴峻的世紀選擇,其究竟會以什么樣的姿態跨入21世紀呢?從一般均衡到對策均衡,從個體獨立的完全理性到相互依賴的相關理性,是經濟理論正在完成的又一次超越和升華。

三、主要結論及對中國經濟理論建設和改革實踐的啟示

1.基本結論

(1)對策均衡發展了一般均衡理論,后者僅是前者的特例。就經濟意義而言,將局中人的支付直接看作是效用,再加上市場結清等條件,當每一個個體實現效用最大化時,他就不會自愿地、也不可能僅靠單方改變策略(生產和消費的品種和數量)來增進自身收益;從技術方法角度來看,一般均衡是一種常和對策(本質上是零和對策,在靜態經濟中利益增量為零,市場交換的結果只是利益誰多誰少的分配調整問題)。個體效用最大化目標的實現,一方面取決于自身行為,另一方面受制于社會(表現為對他人策略變化的判斷和反應)。于是,將行為動機改進為個體目標與社會目標相容或有機統一條件下的效用最大化,所需要的是對策均衡分析方法。所謂的“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物競天擇,偉業天成”正是這個道理,其中的“天”,就是社會關系、發展目標和整體力量,而不僅僅由個人行為所定。

(2)對策均衡解對初始條件的依賴性。從自然科學中得到啟發,在解同一類系統的方程(組)時,若給出不同的初始條件,就可得到不同的特解。經濟系統中各類均衡模型的求解及性質研究必然是與一定的經濟環境相應,不考慮相應初始條件的一般均衡解不會有什么普遍意義。而經濟系統的初始條件是該系統所處的廣義環境,包括一些非經濟要素在內,如:歷史(路徑依賴)、文化、意識形態和社會經濟基本制度等,如此才會有符合不同國家實際經濟狀況的具體特解。用經濟均衡的術語來說,均衡價格不僅僅是市場要素的數量和結構的函數,若在更大的經濟系統內看,從更深層的含義上來講,市場價格(實質上是資源配置方式)從根本上是取決于經濟環境的初始條件,即各種經濟環境、制度約束和各國經濟的具體情況。而通過市場交換所實現的均衡與非均衡和相應的一般均衡理論體系的分析方法僅僅是多種市場類型中的部分表象和提供的一種研究技術(可供其他類型的市場經濟借鑒,而不是作為唯一的市場經濟理論范式來限制其他類型的市場經濟的產生和發展)。正是由于對策論更注重對經濟行為的研究,而人的行為又是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形成和發揮作用的,所以,經濟均衡的解釋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廣義經濟環境中給定的前提條件。于是,可理出這樣一條邏輯關系鏈:初始條件——行為特征——對策均衡,從中可清晰地看出均衡對經濟環境初始狀態的依賴性。

(3)行為動機的新概括和理性發展的新階段。對策論對利益主體的行為動機的描述作了較大的修正和改進。對策均衡強調策略相互作用下所實現的均衡,蘊意為個人利益與集體(社會利益)利益有機統一時才能真正地實現效用最大化和資源的最優配置,使經濟學對理性人的假定和研究從有限理性階段進入相互依賴理性的階段,有利于從微觀機制入手研究宏觀經濟的運行和調控,這將會對我國的經濟理論發展和實踐產生不可估量的推動作用。

2.若干啟示

下面用本文的分析方法和結論,研究我國經濟理論發展和改革實踐中的一些基本問題。

(1)對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給予的經濟學解釋。用經濟理論和經濟學分析方法研究中國特色,就是本文中所提到的中國經濟環境的各種初始條件,即包括意識形態、價值觀念、歷史文化傳統、社會經濟基本制度等因素在內的廣義經濟環境。一旦將經濟學的討論置于廣義環境內,制度安排等成為均衡實現的先決條件時,也就可以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賦予新的含義,認清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同經濟運行層面的均衡之間的區別和聯系,就可以找到堅持社會主義性質的市場經濟的理論依據。而且,只要明確勞動要素在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中的主要作用并通過制度安排和法律保障確使勞動者的主人翁地位不發生改變,這就是現代經濟條件下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新界定)。一定的經濟制度,必然要求或決定著一定的政治制度與之相適應,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只有與不平等的政治制度相結合才能發揮最大效率。再者,從行為動機的方面來看,社會主義需要的是個人利益最大化與全社會利益最大化相一致;而一味強調個人私利的個體效用最大化,是導致兩極分化的社會意識形態、思想根源和價值(倫理)觀念,也是造成經濟實踐中許許多多兩難決策的根源(如囚徒困境模型揭示的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不一致時的必然結果)。因為某種要素(如資本)富有者一端片面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而這一目標與社會整體利益最大化目標并非總是一致,這兩類目標一旦相互偏離,并且偏離的程度較大時,必然導致兩極分化的程度加大,這顯然不是發展社會主義的目的。

(2)用對策均衡所強調的相關理性(策略相互依賴)的觀點看待我國微觀基礎的基本特征,由于微觀主體行為動機、策略選擇及均衡性質等都發生了一些根本變化,如凸類效用函數的存在、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的弱化、個人預算約束失效、資源利用效率低下、有效供給不足、低效用水平下的市場均衡(與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的許多特征正好相反)等,在這種情況下制定宏觀調控政策,與一些所謂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和理論都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所以,中國的經濟理論和應用必須是針對中國的經濟環境和具體情況而言,只能借鑒和引入現代經濟學的合理內核——科學的分析方法和工具,決不可不考慮前提就照搬已有結論當作指揮棒來指導中國的經濟改革,否則將會貽害無窮。

經濟學均衡的概念范文3

關鍵詞:時間;演化經濟學;革命;創新

中圖分類號:F0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656(2006)03--0021―08

時間在一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中部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元問題。時間本身是人類認識的對象,同時也是我們感知與認識世界的一種方式。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時間概念的內涵也在不斷地發生著變化。時間觀念的改變,日益改變著我們認知世界的方式,尤其是在經濟學領域里,它幾乎成為牽動經濟學快速發展的引線,以至于馬歇爾視時間為“差不多是每一經濟問題的主要困難之中心”[1]2。經濟學所取得的輝煌成就,也是時間觀念更新的果實。

一、時間概念的演化

人類對時間的認識是伴隨著人類文化的提升而演化的,不同文化的社會擁有不同的時間觀。在西方哲學史中時間概念的演化可大致分為四個階段:循環時間觀、線性時間觀、近代物理學時間觀以及現代時間觀。

循環時間觀源于古希臘人對太陽、月亮等天體的運動所引起的晝夜、季節變化的感性認識,古希臘的哲學家把具體的周期現象當作宇宙的一般模式,注重事物運動的“周期”變化。這種循環時間是可逆

線性時間觀源于基督教文化,基督降生和最終審判的存在賦予了時間方向性和不可逆性。耶穌之死是獨一無二的,人們只能由此走向神圣的飽含預言實現可能性的未來,歷史從一個預言間隔走向另一個,直至最終審判的到來。這種單向時間的未來是開放的,能動的,由于有可能使耶穌復活從而也是充滿希望的?;酵綄⑺囊簧糜趯ι系廴找嬖鲩L的愛中,為了建造上帝在塵世的社區,為了靈魂的得救,個人必須有積極的工作態度。勞動被視為個人最大的快樂以及與上帝取得一致的工具?;浇虝r間是一種必須得到有效利用但沒有任何質變的時間之流。

近代由于物理學的相對發達,特別是牛頓定律的發現促生了近代物理學意義上的時間,最具代表性的是牛頓及其追隨者的時間理論。對于牛頓來說,時間只是運動的一個外在參數,它同物質及其運動本身并沒有內在的聯系。這是一種脫離了物質運動的獨立存在的均勻流逝的絕對時間。牛頓的時間還是一種“可逆的對稱時間”,“未來”同“過去”沒有區別,對時間只有量的規定,完全沒有質的區別,沒有對時間的方向的規定。時間不具有方向性,它既不標志著世界的進化,也不標志著世界的退化,只是標志著運動和變化的量的大小。

循環時間和經典物理學的牛頓時間都是一種可逆的、無始無終的客觀時間。后現代主義大師羅蒂曾川“視覺時間”來對之進行批判,這種時間觀將科學作為文化的基礎,將視覺作為認識事物的唯一可信的方式,從而將時間空間化、進而客觀化。牛頓時間由于其堅實的自然科學幕礎成為近代最深入人心的時間理論,并對產生于這個時期的古典經濟學和后來在其基礎上發展的新占典經濟學理論產生了重大影響。中世紀的線性時間盡管強調時間的一維性,強調時間的過去、現在和將來,但是這種線性時間的現在和過去僅僅是相互外在、互為區別的不同時刻,而不是創造的源泉,從而與現代西方哲學思潮中的強調時間的創造與生成的現代時間理論有著本質的區別。

在時間理論的演變中,最富有革新意義的是現代時間理論的誕生。首先是現代科學的發展突破了牛頓力學的機械論和決定論的時間觀。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以空間所發生的事件(鐘表)來標識時間,鐘表在不同的參照系中所標識的時間不同,這同牛頓經典力學的時間觀相悖。著名的“雙生子佯謬”則進―步暴露了包括相對論時間在內的測繪時間的缺陷:由于外在測量標準的不同,使處于不同參照系的人的生命節奏也隨之改變,這是不町思議的。以普里高津所創立的耗散結構理論為代表的非線性、非平衡態熱力學從科學上證明了時間的不可逆性,統計物理學的創始人玻爾茲曼則用幾率的方法從分子運動推導出一個不可逆的演化方程,為現代創生性思維時間理論的誕生提供了堅實的自然科學基礎。

柏格森、胡塞爾與海德格爾是現代始源性時間理論的三個代表人物。從柏格森到胡塞爾再到海德格爾,時間不是外在于人的客觀存在而成了具有屬人本性的人的存在方式,是一個不斷生成、創造和超越的過程,柏格森深受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并以之為自己的理論基石,他認為牛物的進化是創造的進化,進化的動力是生命沖動。時間與綿延是柏格森哲學的核心,綿延是人的生命的綿延,時間也是人的意識的時間。其中,時間是“一種狀態的連續,其中每一種狀態都預示未來而包含既往”[2]5,在柏格森的時間里每一刻都意味著創造、意味著新質的創生。源自于柏格森理論的時間源始性問題是胡塞爾和海德格爾哲學共同的核心問題之一。胡塞爾繼續著柏格森的內在時間意識的研究,從“現象學還原”來追尋時間的起源,考慮時間的“原始構成”。胡塞爾認為存在兩種把握時間的方式,一種是通過空間中的運動來把握時間,即客觀時間;另一種則是從人的意識現象中來把握時間即“意識進程的內在時間”[3]72,這種關于經歷的純粹時間、即“顯現的時間”或“意識進程的內在時間”才是真正的、有意義的時間,海德格爾同胡塞爾一樣試圖尋找時間的“原始起源”,只是他不再象胡塞爾那樣從意識現象中尋找,而是轉向“此在的生存過程”。海德格爾將時間視為“此在”對存在的一切領悟,是一切存在者存在的方式。而存在并非固定靜態的具有規定性的現成存在物,而是處于永恒的流變、展現、生成中的。作為人的“此在”的生存過程是一個不斷生成、超越自己的創造過程,人在這個過程中獲得自己的規定、本質。源始的本真的時間是不斷綻出、涌現、不斷出離自身,富于創造和生成的綿延過程,由于“此在”能感悟到時間性、有限性,從而它有”曾在”、“現在”和“將在”的區分。

近代牛頓時間的主導地位對古典、新古典經濟學的思維方法和理論范式影響巨大;時間觀念的現代變革即始源性時間觀念的誕生在主流經濟學之外的經濟思想中時有體現,對西方經濟學的最新發展產生了更大的沖擊,影響更為深遠。西方哲學“時間之思”的演變在經濟理論發展中起著重大的作用。

二、牛頓時間觀中的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

經濟學作為一門真正的學科始于17世紀古典經濟學的誕生,這個時期發達的力學背景使古典經濟學不可避免地將經典力學的研究法則和思維范式運用到自己的理論中來。經典物理學視野中的中頓時間就成為古典經濟理論的時間觀,并深刻影響著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發展,成為其理論發展最基本的支點之一。

古典經濟學留給后人的思想遺產主要包括價值理論、人性的自利假設及利益和諧淪。在占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理論中,時間是計量勞動的參數,如同牛頓運動定律中的t,勞動價值論中的時間是一個客觀的、靜止的、可測量的變量,隨著單位產品勞動時間的延長,產品的價值也會增大。在斯密那里,購

買勞動決定商品的價值,商品的價值量與生產商品的勞動時間成正比。而對于李嘉圖來說,最差勞動條件下生產商品耗費的勞動決定商品的價值,商品的價值僅僅與生產商品的時間有關,而對于商品中由于制度變革、技術創新所可能發生的價值變化不作探討。因而占典勞動價值論主要以靜態時間為分析的座架。

在古典經濟學最杰出的代表斯密那里,分工和交換等與財富生產相關的主題是其理論探討的重要內容之一。由于分工和交換可以成千上萬倍地提高:正效,從而能節約大量的時間。這種時間是一種靜態的牛頓時間,分工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從而使單位產品的勞動時間減少,相反,當勞動生產率降低時,則單位產品的勞動時間增加。斯密的生產理論看重分工與交換,生產中的技術、創新及制度、歷史等與財富增加密切相關的主題都不是其研究的重點,因為這些內容涉及到不可逆的時間與時間中的變化與積累。古典經濟學發展至李嘉圖,在斯密那里備受重視的有關社會財富增進的生產過程被完全忽視,財富的分配成為經濟學討論的主題。在資本、利息以及地租等與時間的流逝明顯有關的問題上,牛頓時間觀的主導地位使古典經濟理論的相關解釋難以自圓其說。斯密價值理論的混亂是人所周知的,斯密的混亂一則源于他以牛頓的靜態測繪時間為基礎的勞動價值論,同時他又憑直覺看到了事物隨時間一維流逝所發生的變化。

新古典經濟理論主要內容包括微觀經濟理論中消費者行為理論、生產者行為理論、廠商理論和市場理論等,無不以具備完全信息、完備理性、時刻追求最大化的“理性經濟人”為其全部理論得以成立的基本假設,以均衡為基礎,從資源配置的角度對經濟現象進行超歷史分析,拋棄經濟過程中一切以制度為轉移、隨時間變化而變化的因素。在時間觀上,新古典經濟理論并沒有超越占典經濟學的視角,依然是以較為低級的牛頓時間為基礎的,其源淵于古典經濟學的思想很自然地承襲了古典經濟學的牛頓時間視角。

首先,源自于斯密的人性的“自利假設”、作為新古典經濟理論之核心概念的“理性經濟人”假設,是以牛頓時間為背景的。牛頓時間觀中時間具有同質性、對稱性,時間是一個能包容萬物的容器,時間是靜止的、永恒的,時間中的一切也擁有與之相同的特質。這種時間觀中的經濟人是一個偏好給定、不受制度和文化習俗等因素影響、擁有永恒不變的人性的自我存在。這個原子式的個人擁有完全信息、完備理性、在經濟活動中永遠作著利益最大化的選擇。然而,理性經濟人假設僅是一個有局限性的理論抽象:第一、沒有永恒不變的人性,人性在人類社會的不同階段、不同文化形態中擁有不同的特征。第二、經濟行為中的人永遠不可能獲得相關的完全信息。相反,信息的獲得是同時間有關的。人在時間中所獲得的信息是變化的,從而選擇也會不同。人永遠不可能獲得相關事物的完全信息,就像人無法窮盡時間一樣。第三、人并不具備完全理性。如同人不能獲得完全信息一樣,人也不可能擁有完全理性。因為人在經濟行為中所獲得的相關信息決定著他在經濟過程中的選擇。維克爾斯認為人是時間的創造物,人對過去、現在及未來的感知同知識量的獲得密切相關,經濟學必須考慮個人在時間、過程中的不同時刻的經濟選擇,知識是積累性的,隨著知識的獲得,經驗的增加,個人不可能回到他的從前,今天他所了解的事是昨天的他所無法想象的,時間流逝,它帶來了經濟行為者新的復雜認知,而行為者今天的選擇與策劃決定了明天的歷史。他進而感嘆:“經濟現實,認識潛能變化的復雜性及相應的個人選擇模式、偏好和決策的不穩定性都被傳統的新古典理論所忽略,新古典理論可以被認為是‘邏輯時間中的故事’”。[4]15

其次,古典與新古典經濟學中的均衡思想以牛頓時間觀為理論基礎的。均衡思想貫穿于從“斯密教條”到“薩伊定律”再到乩爾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許多人認為古典、新古典經濟學的均衡理論只研究“瞬時交易”,它的市場理論只研究市場的運作而對市場自身如何發展并不涉及,歷時制度演化是不存在的。卡爾多在他的《非均衡經濟學》中對此有一段很經典的批評:“在一般瓦爾拉斯模型中,所有m種產品或n種產品都可以在一個市場內實現……,只存在一個所有產品都能在同一個時間出清的價格系統,沒什么要費時間:所有的生產計劃、生產過程、出售意圖和實際的出售,計劃的和實際的購買及商品的消費都在同一個時刻發生。即是說,它通過將時間降為一個維度然后再將它拉長從而每下一個時刻都是上一個時刻原樣的復制,而這樣消解了時間?!盵5]20由于相信經濟過程結果會趨向均衡,因而對均衡本身的研究代替了對經濟過程的關注,從非均衡到均衡的過程被忽視了,從而也忽視了過程中的時間。預置了時間的同質性便排除了經濟行為中變化、創新的可能性。

最后,新古典經濟學的均衡分析與邊際分析的一系列模型,在分析每一個自變量的變化軌跡之時,無一不以相關變量保持不變為前提,這就使有機的經濟體成為獨立無關的自變量的組合。而在追求用這些獨立變量的數學關系來建立數學模型的過程中,作為工具的數學逐漸成為經濟學理論的目的,使經濟學日益成為一個“不可能再作任何進一步改進和完善的‘數學水晶’,一個要么正確要么不正確沒有折中方案的僵硬東西”[5]60。這種數學化做法體現了形而上學的特點,這種分析方法的前提是將研究的對象加以簡化和分割,通過歸納或邏輯演繹或數學推理得出想要的結論,并能通過下一層次的推導和證明來驗證前而的結論并依此發展理論。西方主流經濟學靜態均衡分析中,時間常常作為其經濟模型的一個向量,如同牛頓定律中的t與-t,只要知道了初始條件,我們既能預知所有的后繼狀態,也可以推出先前的狀態,一切都是確定的。新占典經濟學受這種決定論的影響,認為通過一系列的假設,設定經濟系統的初始條件即可確知經濟過程的結果。

牛頓時間觀導致了以之為基礎的新古典理論時間缺位的假象,時間是同質的、對稱的、可逆的――任何一個交易同另一個交易沒有任何不同,時間是與經濟行為無關的量。關于古典、新古典經濟學的牛頓時間觀所造成的缺點已經引起了人們長篇累牘的批判,其中卡爾多的批判很具有代表性。在著名經濟學家卡爾多看來,一般均衡理論在瓦爾拉斯之后一百年來的發展只是后退而非進步,因為其假設的前提只是比從前更為嚴格從而也更為抽象。瓦爾拉斯均衡原本就是經濟現象的一個“典型事例”,而這個“典型事例”通常與真實的經濟過程完全相反。均衡理論假設價格機制引導一切經濟行為使市場趨于均衡,但價格機制發生的過程與瓦爾拉斯設想完全不同。瓦爾拉斯均衡中只有生產者與消費者兩類人,而在真實的市場中,商人和中間商是市場的制造者,是他們發起了價格變化來調整生產者的供給與消費者的需求,他們依靠“差價”為生,“差價”必須包括利潤和存貨成本以補償未來市場價格跌落的風險。出售和購買的任何差異都會反映在存貨上,這迫使商人必須同時調整其售價和買價以適應市場的動蕩,價格變化的幅度取決于商人對商品價格的預期及對這種預期的堅信程度。數據證明商品價格的動蕩通常十分劇烈。不幸的是,價格的動蕩及與之相連的存貨變化并不是一定的,只有關于未來供需的

預期頻繁變化時才會有價格調整,投機商人的存在更加劇了價格的運動。為了減少時刻面臨的風險,他們會在高價時減少他們的存貨,低價時增加貨存量。商品市場的這些特點無法滿足一般均衡理論的要求。首先,它們不是嚴格理論標準下供需均衡意義上的“市場出清”,市場中存量時時在變,即需求不是超過就是少于供給,即使最短時間內的交易也不是在統一的價格下進行,市場價格在每分鐘都在變化。供給的變化通常是數量信號作用的結果而非價格信號的作用,數量的多少決定價格的高低,價格變化只是反映了供求的變化。經濟過程遠非如一般均衡理論所描述的均衡過程,而是充斥著大量的失業與通脹現象的非均衡。

卡爾多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批判擊中了其理論的要害。古典、新古經濟學的靜態、可逆的牛頓時間使其不得不忽視經濟過程中的所有隨時間變化而變化因素的存在,如技術革新、制度的歷時演化、風險、經濟行為人的心理預期與選擇以及經濟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和歷史的重要性。而這些因素又是真實經濟世界最基本的構成部分,甚至是一切經濟過程的決定因素。新占典理論所探討的常常只是經濟現象的特例。“如果我們想跳出當前的困境,我們必須建構一個完全不同的抽象模型,這個模型必須從一開始就將時間視為一個持續的和不可逆的過程。沒有任何事物可以超越時間,如勞動和資本的供給,對商品的心理偏好,商品的質量和數量或技術知識。”[5]61

三、經濟學的時間革命:演化經濟學

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反思、批判及突圍的嘗試產生了許多富有創見的新的經濟流派,其中演化經濟學由于其獨特的時間視角成為現代西方經濟學的一個富有生命力和發展前景的新領域。與新古典經濟學的靜態均衡分析相比,演化經濟學注重對“變化”的研究,強調時間與歷史在經濟演化中的重要地位,創新是它的理論硬核。最近20年來,演化的思維、方法與范式有替代新古典經濟學范式的趨勢,這成為20世紀末、本世紀初國際學術界最引人注目的現象。

演化思想在經濟學中有著悠久的歷史,早在19世紀上半葉至20世紀初,在西方哲學開始自己的現代轉向時,西方經濟學已經對此有所知覺并作了呼應。在早期的經濟學家馬克思、凡勃倫、馬歇爾及熊彼特等人的經濟理論中,演化思想十分豐富。

馬克思被現代演化經濟學派追認為演化經濟思想的先驅之一。《資本論》通過對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的矛盾的分析,展示了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結構和必然滅亡的命運。作為生產力的技術構成了社會制度變革的動力系統,當技術革新有了質的變化,就必須有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人類社會制度的演化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新制度經濟學家諾思認為,馬克思的社會變遷動力源于一種技術的組織規則和現在產權之間的緊張關系:技術的變化導致生產工藝的進步,而其潛力并不能在現有的經濟組織中得以實現?!霸谠敿毭枋鲩L期變遷的各種現存理論中,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說服力的,這恰恰是因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盵6]68馬克思是從現代時間視角來分析經濟現象的,客觀靜態的測繪時間在馬克思那里也是人類把握時間的一種方式,但他也并沒有忽視時間的一維性、主體性與創造性,其經濟理論中的時間達到了主觀時間與客觀時間的統一,個人時間與社會時間的統一。馬克思既承認經濟現象微觀領域的均衡(如關于價值規律的淪述),又看到其宏觀層面的非均衡的本質,從而將人類社會的演化視為一個從低級向高級演化的過程。資本、利潤、利息和地租以及剩余價值的轉化形式,從而也都是一個歷史范疇而非永恒范疇。對時間的深刻認識使得技術創新、制度、歷史這些與歷時演化不可分割的經濟現象成為馬克思研究的重心,從而也使他成為演化經濟學最偉大的先驅。

與馬克思幾乎同時代的德國歷史學派,將演化的方法應用于經濟學中,著眼于經濟積累和增長的研究,強調將經濟學作為一個整體依據歷史的發展進行研究的重要性,反對古典和新古典經濟理論的抽象的、演繹的、靜態的、不看重歷史的分析方法,從而被現代演化經濟學視為先驅。

早在主流經濟學發展之初,經濟學力學隱喻的機械性和牛頓時間視域的局限性就已為當時一些杰山經濟學家如凡勃倫、馬歇爾、熊彼特所發覺并試圖在生物學中尋找經濟思想的源泉。凡勃倫同馬歇爾一樣認為理想的經濟學隱喻應該是生物學而非機械力學,基于對主流經濟學靜態均衡分析的反感,他斷言,在關于演化的經濟理論中,將沒有均衡分析的位置。熊彼特對創新過程的研究使演化經濟學真雁成為一個獨立的理淪分支。他強調經濟過程的非均衡性及質變的作用,變化是一個“創造性毀滅”的過程,企業家和技術創新是其中的核心要素。馬歇爾將經濟學與大自然、生物學及演化作了許多富有趣味的聯系,如將公司的成長與發展喻為“林中樹”,這一類比經過后人的發展對企業理論產生了重要影響。馬歇爾盡力將一維的、不可逆的時間納入他的需求與供給分析中。馬歇爾強調“時間會帶來困難,也會帶來變化,有了變化就有了發展與進步的可能。”[7]60由于意識到經濟生物學發展的巨大困難,馬歇爾最終放棄了自己的以生物學為經濟學隱喻的沒想。以門格爾和哈耶克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試圖將生物進化的觀點引入對社會經濟秩序的分析中,提出社會秩序自發演化的觀點。

可見在早期富有演化思想的經濟學家那里,經濟生物學比經濟力學概念更為復雜,蘊含更為豐富從而也更為符合經濟發展的現實。然而,經濟學與生物學的進一步“親合”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愈來愈受排斥,最終導致西方主流經濟學拋棄了馬歇爾、凡勃倫等倡導的以生物學為研究方法,繼續它的以牛頓力學為基礎的將微觀靜態均衡分析精致化之路。演化經濟思想的這種淡化緣于20世紀20年代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失敗。20世紀50年代實證主義科學哲學的發展卷起了經濟學數學化的狂潮,新古典經濟學藉此逐漸取得了主流地位。然而此后卻不得不步入門己的極限,被延誤的演化經濟學思想必然以不町遏止之勢逐步受到世人的重視。60年代,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重新發現演化思想,80年代初博爾丁的《演化經濟學》和納爾遜與溫特的經典著作《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標志著演化經濟學的再生。演化經濟學在形成過程中吸收了歷史學派、奧地利學派、制度經濟學派、西方學派、熊彼特主義、管理主義和行為主義等觀點從而使其成為具備獨特視角的經濟理論并在近幾年的發展中高歌猛進。

現代演化經濟學吸收了富有演化思維的經濟思想,以自然科學的最新發展為自己的理論基礎,完成了經濟學時間觀念的革新。這種時間觀念的革新表現在其對經濟學力學隱喻的懷疑,對制度與歷史的重視,對生產過程中的技術創新發生過程的極端關注,以及對創造性、不確定性和非理性因素對經濟過程影響的研究,對新古典理論的完全信息、完備理性、時刻追求最大化的理性經濟人假設的批判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歷史主義整體論的方法而非個體主義方法,以動態演化分析法取代靜態均衡分析,用創生性的、演化的思維取代近代經濟學的基礎主義思維:

1.作為理論硬核的創新理論。演化經濟學以現代時間觀為基礎,在現代時間觀中,時間不再是傳統

的可計量、空間化、同質的,而是一維的、不同質、不可測的、流變的。時間有過去、現在與將來,它們都感融于人的心靈,具有屬人本性。人的創造、超越本性賦予具有屬人本性的時間創造性和生成性。演化經濟學從這種流變時間的視界去觀察真實世界的經濟現象,那么變化及變化中的創新就成為研究的主題,并采用動態演化的觀點來看待經濟發展過程。

2.多樣性思維。在思維方法上,演化經濟學認為多樣性本身就是基礎性實在,是演化賴以發生的基礎?!八⒅赜蔁o數個體努力帶來的由小的和遞增變化組成的恒穩的‘細流’而不是那些稀少且重大狀況的發明?!盵8]108進化是一個試錯過程,一些小試驗會逐漸匯聚成大河,而這些小的試驗最終被選擇為成功的實驗從而得以保存下來。

3.有限理性、搜尋利潤、有限信息理論。新古典經濟學的三大假設:理性經濟人假設、利潤最大化假設和完全信息假設,被演化經濟學的下述一系列理論所代替:“有限理性”、“企業搜尋利潤行為”和“信息連續、分散”理論所代替。演化經濟學認為經濟變遷是一個動態過程,利潤最大化的實現過程是企業的搜尋信息與追求最優決策的過程,這是一個反復試錯過程。企業在試錯的過程中選擇,由于經濟者過去的經驗,選擇將不會相同,而不相同選擇的積累,構成企業的演化過程。在這個歷史模型中,任何一個事件都是唯一的。

4.經濟過程非均衡。在演化經濟學看來,經濟系統的均衡是相對的,非均衡狀態才是經濟系統的常態,非均衡狀態有向均衡狀態逼近的趨勢,但可能長時間達不到均衡。凡勃倫認為,演化經濟學府是“一種嚴密的理論體系,是一種關于過程的理論,一種逐漸展露序列的理論?!盵9]404由于人類理性的有限性和信息的稀缺,經濟行為人在決策與選擇的過程中不可能確切知道自己行為的后果。事實上,是人們所擁有的大量的默會知識左右著人們的決策,而這些默會的甚至處于無意識的知識是不可測的。經濟過程并不完全受必然性的控制,相反,許多偶然性因素常常對經濟過程起著關鍵作用,因而經濟過程充滿了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

5.重視制度演化。在演化經濟學的視界里,制度分析被認為是研究經濟現象的最重要的環節。歷史和時間是經濟過程中直接影響著經濟績效的內生變量,二者在制度演化中的意義特殊。演化經濟學將制度的演化視為一個由本能、習慣、習俗變化和技術變遷綜合作用的結果,是人類對環境變化的適應性反應,這個反應的過程同時是一個學習和選扦的過程。制度變遷是一個基于干中學基礎上的試錯過程,其中選擇性模仿至關重要。技術創新、學習與選擇都是在時間中進行的,時間是制度演化的縱軸,時間中的制度演化是一個歷史的、同生物進化類似的過程,正如歷史不能重來一樣,在這里,時間也是不可逆的、不同質的。正是這種獨特的歷史觀、時間觀構成了路徑依賴理論的哲學基礎。路徑依賴強調制度變遷中“人們過去作出的選擇決定其現在可能的選擇”[6],即制度變遷的初始路徑一旦選定,便會在自我強化機制的作用下,沿著原有的軌跡運行下去。路徑依賴理論本身便暗含了時間的特殊性和一維性以及地點的特殊性和人類理性的有限性。演化經濟學將制度從近代哲學的“目的論”和“預定論”中赦免出來,“經濟過程的路線不再被假定為是在‘事物的自然狀態’中被預告預先確定的或者是由某些神圣的造物主設計出來的?!盵10]3,將制度視為一個演化的、不可逆的、具有路徑依賴特征的復雜動態過程,這個過程充滿了不確定性、偶然性和創造性,“制度最好被認為是無數互動的個體行為的無意識的結果”[10]3?!斑@個過程充滿了不確定性,包括實質性不確定性,即由信息問題引起的,及程序性不確定性,即由知識引起的,創新者所具有的默會的知識?!盵11]167

演化經濟學拋棄了主流經濟學的機械還原論的簡化法,拋棄新古典的以牛頓力學為理論基礎的靜態均衡分析、完全理性、充分信息及價格理論,試圖在達爾文進化論的理論基石上運用系統的、演化的、整體的觀點建立動態經濟演化模型。在這個模型中,受到強調的是借用進化論概念所提出的自然選擇的經濟思想即創新-選擇機制和有限理性假說。同以新古典經濟學為代表的主流經濟學相比,演化經濟學由于它對時間、歷史、制度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和對微觀個體差異性、技術創新中技術的多樣性及創新過程的路徑依賴性的重視而更加符合經濟現實。演化經濟學的產生帶來了西方經濟學發展的新方向,其繁榮意味著西方經濟學范式革命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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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均衡的概念范文4

【關鍵詞】西方經濟學;原理;研究方法

一、宏觀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和研究對象

(1)西方經濟學的基本概念。西方經濟學是一個內容相當廣泛而松散的名詞,迄今在世界上尚不存在一個眾所同意的定義。它可以泛指大量與經濟問題有關的各種不同的文獻、資料和統計報告,其中包括教科書、官方文件、私營經濟記錄、專業或非專業著作、報刊雜志的文章和報道等等。(2)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政治經濟學或稱理論經濟學,是以人類社會在特定生產方式下的經濟生活,即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所必需的物質資料和勞務的生產、分配、交換(在勞動產品是商品的條件下)和消費作為研究對象的一門社會科學。

二、西方經濟學的研究方法

1.實證方法。實證分析構成經濟學的基本內容,也是經濟學的一個基本方法。西方經濟學認為,要使經濟學能成為真正的科學,就必須拋開價值判斷問題,使經濟實證化。中國經濟學有著深厚的規范分析的傳統,致使經濟學在很大程度上無法解釋現實經濟,在許多問題的討論上始終無法得到一個相對一致的結論。所以,在經濟學研究中引入實證方法不僅是一個重要的方法問題,還關系到經濟學的社會價值問題。

2.數學方法。數學方法是經濟學家“工具箱”中一個重要的工具。一些經濟學家把數學當作經濟分析的唯一手段,不顧條件地加以運用,這種運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形式主義的運用。主要表現在:第一,有些文章不是從研究的需要出發運用數學工具,而把數學公式模型作為裝點。第二,有些研究成果假設過多而且隨意性很大,在資料的處理上往往人為地進行“調整”,降低了論證的說服力。第三,有些運用數學方法取得的研究成果,由于缺乏必要的定性研究作指導和必要的經濟理論知識作支撐,往往是前后矛盾或違背常識,貌似科學、嚴密,實則有很多漏洞,更無法操作。

3.結構分析方法。結構主義是西方經濟增長理論和發展經濟學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也是現代經濟學中一種具有很大影響的理論思路。這一方法的理論特征是從經濟整體性及結構分析的角度分析經濟的發展。他們認為,在發展中國家,經濟結構缺乏彈性,價格的相對變動對資源重新配置的推動作用很小,供給與需求向均衡點的運動不能自動進行,從而市場不能結清,缺口無法填平。因此,發展中國家經濟中普遍存在的不是自我均衡的體系,而是持續的不均衡狀態。這種不均衡狀態的主要根源是部門間的結構上的差異。因此,必須把經濟分解成幾個構成部分,從結構聯系的角度去分析經濟發展的進程。比較系統完整地介紹了西方經濟學研究方法,并根據其個人研究成果,作了相當的補充和完善,構成了一個有一定獨創特色的比較完整的經濟學方法論體系。

4.觀察與實驗。觀察與實驗是科學研究的開始,其中,“觀察”是指在不進行人為干預的前提下,將實際發生的經濟現象及其過程客觀地記錄下來?!皩嶒灐眲t是在某種人工控制條件下,小范圍模擬現實經濟現象,并據此對現實經濟現象進行分析和推斷。在觀察和實驗時,需要掌握一定的科學調查統計技術,如全面普查、重點調查、典型調查、抽樣調查等。由于經濟信息常常涉及到人的切身利益,當事人常常會有意無意、或多或少地隱瞞甚至假造數據和事實,因而為了獲得確切的事實材料,還需要掌握必要的訪談技巧,一般的原則是拉近感情、隱蔽企圖、旁敲側擊、催人入眠、多方印證。

5.理論模型。理論模型可以用文字描述,也可以用數學公式(Mathematics formula)表達。現代西方經濟學一般傾向于應用數學公式,其基本做法是:將所有研究對象都稱為“變量”(Variables),然后先做出一定的假設(Hypothesis),通常假定除所要研究的少數幾個主要變量外,其它所有變量和外部條件都不變(Other things constant,或Ceteris paribus),在此假設前提下,再以有關數據材料為基礎,通過邏輯分析和統計檢驗,建立主要變量之間的邏輯關系。建立理論模型時要注意“合理假設”。原則上只有無關緊要的因素,才可以忽略不計,或假設為不變。但究竟哪些因素可以忽略不計,哪些因素不能忽略?需要根據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6.均衡分析與非均衡分析。目前西方經濟學中占主導地位的是均衡分析方法。作為一個系統,社會經濟內部諸因素之間客觀上存在一定的比例關系,因此均衡分析作為一種基本的經濟學方法得到普遍應用,是很自然的。但另一方面,社會經濟系統內部結構是相當松散的,并且經常處于變動中,包括各因素之間的數量比例關系,也都在不停地變化,因而非均衡分析的思路也很值得引起重視。

參考文獻

經濟學均衡的概念范文5

 

隨著理論體系的進一步深化和完善,新古典體系不斷拓展其理論的解釋領域將原先許多主要由演化經濟學考察的經濟現象也納入其理論分析框架中。例如,新古典的產業組織理論嘗試解釋“技術創新、企業規模和市場結構的關系”(多納德。海和德里克。莫瑞斯,2001);新制度經濟學嘗試解釋制度變遷問題(諾斯等,1994);新増長理論通過建立內生増長模型,嘗試解釋技術進步和經濟増長的關系(巴羅和薩拉伊馬丁,2000)。而這些原先都屬于演化經濟學的傳統研究領域。此外,新古典經濟學還論述了其理論與演化經濟學在經濟行為預測上的一致性,認為新古典的理性最大化行為能夠從自然選擇過程中推導出來,演化模型得出的結果與新古典模型是相同的,兩者是可兼容的,并且宣稱是新古典演化主義(Friedman,1953)。這些理論發展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新古典經濟學的主流地位。

 

但是,新古典經濟學對上述領域的解釋還是存在明顯的不足。產業組織理論主要研究市場結構對企業各種行為和績效的影響,并沒有真正關注技術創新所引致的產業組織演變和經濟結構變革。這種靜態的均衡分析遠離了熊彼特的演化思想(安東內利,2006)。新制度經濟學則將制度變遷視為從一種均衡向另一種均衡的瞬時移動,并不考察制度失衡后個體間的互動和協調過程(諾斯等,1994)。新増長理論也將經濟増長視為移動均衡的過程,它假設企業知道所有可供選擇的技術機會集合及其自身生產函數所處的位置,技術進步是源自企業有意識和明確的R&)投資決策,經濟增長并不涉及任何知識增長過程(納爾遜,2004)同樣地,并不是所有的演化模型都能得出與新古典模型相同的結果,演化模型必須滿足以下四個主要條件才能確保所有生存者的行為是利潤最大化:多樣性(variety)行為連續性、利潤引起的增長和有限的路徑依賴

 

可見,在許多領域中,新古典經濟學并不能完全取代演化經濟學的解釋。而且,隨著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的興起,新古典的理性選擇范式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有限理性”的概念得到了更多經濟學家。從上個世紀80年代起,以Nelson和Winter(1982)為代表的新熊彼特主義掀起了演化經濟學復興的浪潮。在過去的20年里,演化經濟學發展速度更加迅猛。通過對Econlit數據庫中經濟學文獻的統計,Silva和Teixeira(2⑴6)發現,在過去50年有關演化的經濟學文獻中,90%的文章是1990年以后發表。因此,經濟學中有關演化主題的研究日益增多。一些經濟學家甚至認為,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出現了演化轉向,演化經濟學可能再次成為主流經濟與此同時,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也在發生變化,從原先一般均衡理論的均衡分析轉向博弈論的納什均衡分析,進而又拓展為演化博弈的趨向均衡分析

 

其中,演化博弈的發展和現代演化經濟學的復興幾乎處于相同時期—些學者將演化博弈視為新古典經濟學和演化經濟學的交流和結合,認為演化博弈能夠調和均衡理論和演化理論的范式沖突,也體現了主流經濟學對演化經濟學的吸收和接納有些學者甚至認為,演化博弈的發展可能促使演化經濟學成為主流在一項有關演化經濟學現狀和未來的問卷調查中發現,許多經濟學家都認為,演化博弈是演化經濟學未來最有發展前景的理論之一。

 

但是,從理論發展脈絡上看,演化博弈和現代演化經濟學卻是獨立發展起來的,而且各自的分析方法也存在明顯的差異當然,獨立發展并不意味著毫無聯系。但現代經濟學卻很少深入研究這兩種理論的關聯。這可能是因為大多數博弈論者并不熟悉演化理論,反之,演化論者也不熟悉博弈論。很多學者僅僅憑借學術直覺,要么認為演化博弈是傳統博弈論的拓展,屬于新古典體系,它與演化經濟學本身并沒有聯系;要么認為演化博弈能夠為演化經濟學提供合適的數理模型,是演化經濟學的重要進展,甚至能夠促使演化經濟學再次成為主流。就演化博弈對于演化經濟學的作用而言,前者判斷過于悲觀,后者判斷則過于樂觀。那么,演化博弈和演化經濟學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演化博弈是否能夠推動演化經濟學的發展,并且成為演化經濟學今后重點研究的領域之一?或者它更像是新古典經濟學的一種喬裝,與先前的新古典演化主義一樣,盡管其模型中包含演化過程,實質卻是為了證明進而重復新古典經濟學的結論?顯然,正確理解演化博弈在演化經濟學中的作用和局限,對于理清演化博弈和演化經濟學未來發展方向都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

 

二、演化博弈的基本分析結構及其發展

 

普遍認為,演化博弈理論的形成和發展大致經歷三個階段:首先,當博弈論在經濟學中廣泛運用時,生物學家從中得到啟示,嘗試運用博弈論中策略互動思想,建構各種生物競爭演化模型,包括動物競爭、性別分配以及植物的成長和發展等這個階段實際上是博弈論在生物學中的運用;接著,生物學家根據生物演化的自身規律,對傳統博弈論進行改造,包括將傳統博弈論中支付函數轉化為生物適應度函數引入突變機制將傳統的納什均衡精煉為演化穩定均衡,1973)以及引入選擇機制建構復制者動態。這個階段是演化博弈正式形成階段;隨后,鑒于演化博弈對傳統博弈的拓展(例如,放松理性假設、精煉納什均衡以及考察動態調整過程),經濟學家又反過來借鑒生物學家的思想,將演化博弈運用到經濟學中,這又進一步推動演化博弈的發展,包括從演化穩定均衡發展到隨機穩定均衡,從確定性的復制者動態模型發展為隨機的個體學習動態模型等

 

實際上,演化博弈的思想較早還可以追溯到約翰。納什對均衡概念的闡釋。納什在其博士論文中指出,均衡概念存在兩種解釋方式:一種是理性主義的解釋,另一種就是“大規模行動的解釋”。前一種是經典博弈論的解釋方式,后一種實際上是演化博弈的解釋方式。納什認為均衡的實現并不一定要假設參與者對博弈結構擁有全部知識,以及個體擁有復雜的推理能力,只要假設參與者在決策時都能夠從具有相對優勢的各種純策略中積累相關經驗信息(例如,學習收益高的策略),經過一段時間的策略調整,也能達到均衡狀態。因此,演化博弈的思想早就存在于納什的博弈理論中。在一些學者看來,演化博弈是博弈論的另一種思考視角,它屬于博弈論的研究范疇(Schmidt,2004)。事實上,演化博弈的發展主要也是由眾多優秀的博弈論學者推動的。

 

但是,納什也不是最早提出演化博弈思想的學者。盡管很難考證納什的“大規模行動”是否受到生物學家的影響,但卻可以在更早的許多生態模型和生物種群模型中清晰地發現演化博弈思想。例如,Logistic増長模型、Lokta和Volteira的捕食與被捕食(predatoiipiey)模型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的各種生物互動模型等。Vincent和Brown(2005)指出,只要建立各種演化策略同適應度和種群増長率的關系,上述這些種群動態模型都可以被轉化為演化博弈模型。他們進一步指出,演化博弈的核心思想早就存在于達爾文的自然選擇理論中,可以將其稱為達爾文主義博弈(Darwiniangame)因此,演化博弈的興起既受到博弈論的影響,也受到生物演化的影響。它不應該僅僅屬于博弈論的研究范疇,還應該屬于演化理論的研究范疇。

 

(一)演化博弈的基本分析結構

 

1.博弈框架

 

與經典博弈一樣,演化博弈首先必須存在一個博弈框架。這個博弈框架主要指博弈的結構和規則。演化博弈總是在特定的博弈結構和規則下進行的。而特定的技術和制度條件決定了特定的博弈結構和規則。這也意味著演化博弈是在特定技術和制度條件下進行。但是,與經典博弈不同的是,演化博弈認為參與者并不擁有博弈結構和規則的全部知識,相反,參與者的知識是相當有限的。而且,參與者通常是通過某種傳遞機制而非理性選擇獲得策略。盡管博弈的次數可能是無窮的,但是,在每次博弈中,參與者通常都是從大群體中隨機選擇出來,參與者之間缺乏了解再次博弈的概率也較低。因此,參與者不會像重復博弈那樣嘗試通過聲譽機制來影響對方未來的行動(Friedman,1998)

 

2.適應度函數(fitnessfunction)

 

演化博弈必須將經典博弈中的支付函數轉化為適應度函數。適應度是生物演化理論的核心概念,它用來描述基因的繁殖能力。在演化博弈模型中,某種策略的適應度可以被簡單理解為采用該策略人數在每期博弈后的増長率。適應度函數則可以被視為策略與適應度的映射關系。在生物演化領域,適應度函數的定義是比較精確和確定的。但是,在社會經濟演化領域中,適應度函數的定義則相對模糊和不確定。某種策略的適應度不僅僅取決于它在博弈中獲取的支付,還可能取決于特定社會文化背景下人們對該策略的各種主觀道德評價,以及個體對該策略的學習能力和個體間的社會互動模式。但是,為了簡化分析,許多演化博弈模型都直接將個體的博弈支付等同于適應度。由于參與者是隨機挑選的,某個純策略的適應度取決于該策略的期望收益,后者又依賴于策略的頻率分布。因此,適應度函數是頻率依賴(frequencydependence)。此外,適應度函數有時還依賴于群體規模(人數)。

 

3.演化過程:選擇機制和變異機制

 

演化博弈有別于傳統博弈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它著重考察了群體規模和策略頻率的演化過程。演化博弈的演化過程主要包含兩個機制,變異機制和選擇機制(Weibull,1995)。類似于傳統達爾文主義,演化博弈也不深入考察遺傳機制,通常簡單假定遺傳是通過無性生殖傳遞的,后代擁有與祖先相同的策略。由于將適應度視為個體生產后代的數量,復制過程(或遺傳過程)實際上與選擇過程是同一個過程。這種復制與選擇相互重合的過程也充分體現在復制者動態模型中。而且,盡管演化博弈也強調變異機制的重要性,但是,它的變異機制是相當有限的,主要指在既定策略空間中個體策略的隨機變動,并不包含新策略的產生。普遍認為,在演化博弈中,變異機制主要是為了檢驗演化均衡的穩定性。因此,演化博弈對演化過程的建模主要依賴于選擇機制。復制者動態是一種典型的基于選擇機制的確定性和非線性的演化博弈模型。在此模型上加入策略的隨機變動,就構成了一個包含選擇機制和變異機制的綜合演化博弈模型,通常也被稱為復制者一變異者模型(Nowak,2006)。

經濟學均衡的概念范文6

關鍵詞:一般均衡;理論;發展脈絡

中圖分類號:F01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09)07-0022-01

1 瓦爾拉斯(walras)的一般均衡理論

一般均衡理論是1874年法國經濟學家瓦爾拉斯(Wal-ras)在《純粹經濟學要義》(“The mere economics to iustice")一書中首先提出的。瓦爾拉斯認為,整個經濟處于均衡狀態時,所有消費品和生產要素的價格將有一個確定的均衡值,它們的產出和供給,將有一個確定的均衡量。瓦爾拉斯是邊際效用學派奠基人之一,他的價格理論以邊際效用價值論為基礎,他認為價格或價值達成均衡的過程是一致的,因此價格決定和價值決定是一回事。他用“稀少性”說明價格決定的最終原因,認為各種商品和勞務的供求數量和價格是相互聯系的,一種商品價格和數量的變化可引起其它商品的數量和價格的變化。所以不能僅研究一種商品、一個市場上的供求變化,必須同時研究全部商品、全部市場供求的變化。只有當一切市場都處于均衡狀態,個別市場才能處于均衡狀態。

瓦爾拉斯一般均衡需要這樣幾個假設:(1)要求市場的參與者有關于市場的完全信息;(2)假定經濟中不存在不確定因素,因此不會因為預防不測而貯藏貨幣;(3)不存在虛假交易,所有的交易都是在市場均衡價格形成時達成s(4)經濟系統是個“大經濟”,即有足夠多的參與者,從而符合“無剩余條件”,即使在上述假定下,瓦爾拉斯體系的問題也是明顯的,瓦爾拉斯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要決定n個未知數,至少需要n個方程,但是n個方程未必決定,個未知數,要n個方程決定n個未知數,方程必須是線性的,而且方程之間必須線性無關。同時瓦爾拉斯體系不能排除唯一的均衡解包括零價格(針對免費物品)和負價格(針對類似噪音的物品)的情況,因此瓦爾拉斯體系必須包括所有物品,而不僅僅是正常的經濟物品。一般均衡理論后來由帕累托(Pareto)、??怂?Hicks)、諾伊曼(Ronald Neu-mann)、薩繆爾森(Samuelson)、阿羅(Arrow)、德步魯(De-breu)及麥肯齊(McKenzie)等人加以改進和發展,這些經濟學家利用集合論、拓撲學等數學方法,在相當嚴格的假定條件之下證明:一般均衡體系存在著均衡解,而且,這種均衡可以處于穩定狀態,并同時滿足經濟效率的要求。

2 希克斯的短期均衡分析

??怂箤⒕舛x為:“當經濟中的所有個體從多種可供選擇的方案中挑選出他們所偏愛的生產和消費的數量時,靜態經濟(在其中需求不變,資源也不變)就處于一種均衡狀態。――這些可供選擇的(方案)――部分決定于外在約束,――更多的是決定于其他個體的選擇”,??怂拐J為,他的靜態均衡概念有兩個特點:一是一定存在著向均衡方向變動的趨勢;二是收斂于均衡的速度是極快的。

希克斯是在一個很短的時期中處理均衡問題的,他借助了馬歇爾的方法,并且通過擴大馬歇爾假定的范圍進一步縮小經濟主體的選擇空間,這削弱了模型的解釋力。

3 阿羅\德布魯對一般均衡的貢獻

阿羅\德布魯用數學模型證明了的一般均衡。阿羅一德布魯對一般均衡理論存在性的證明,主要依存于兩個假設:消費與生產集合都是凸集,每個經濟主體都擁有一些由其它經濟主體計值的資源,因此,這種均衡的整體穩定性取決于某些動態過程,這些過程保證每個經濟主體都具有總需求水平知識,并且沒有一項最終交易實際上是按非均衡價格進行的,這當中的某些假定也許可以放松,以適應少數行業中的規模報酬遞增、甚至所有行業賣方壟斷競爭的度量。但是,寡頭壟斷的存在否決了所有一般均衡解(就象它否決競爭均衡的所有其它概念一樣),更不用說消費和生產中的外在性的存在了。

阿羅――德布魯(Arrow-Debreu)一般均衡理論,它主要是為了研究競爭的市場均衡。它的一個主要假設,也是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假設,將市場制度安排作為外生給定。一般均衡理論經過阿羅、德布魯和哈恩等人運用數學形式加以修飾,已經變得更加完善。

在瓦爾拉斯-阿羅-德布魯-般均衡理論中,貨幣的存在僅僅是為了便利生產和交換的進行,實際上,貨幣是可有可無的,由瓦爾拉斯創立,由阿羅和德布魯進一步完善,并被??怂?、薩繆爾森等人加以運用的一般均衡模型要保持邏輯上的一致性,必須是一個只能分析實物經濟的靜態模型,這個靜態模型是無法轉而用來分析動態的貨幣經濟的,這是由模型的內在邏輯結構或者其均衡的概念決定的,新古典一般均衡的框架中很難處理時間問題。

根據新古典一般均衡的概念,當經濟主體在給定偏好、技術和商品所有權的情況下,實現最優時,“不存在使價格發生變動的機制”。新古典的框架要求在其他條件給定的情況下,經濟主體只對價格的變動反應,既然價格不變動,也就不存在均衡的變動。

4 格朗蒙(Grandmont)的短期一般均衡理論

20世紀70、80年代法國經濟學家格朗蒙(Grandmont)發表了一系列論文試圖將阿羅一德布羅(Arow-Debreu)模型動態化,發展了短期一般均衡理論致力于尋找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雖然意識到Arow-Debreu一般均衡模型表面上的動態特征,遺憾的是,Grandmont預期函數仍然建立在嚴格的概率統計基礎上,他的努力實際上沒有超越Ar-row-Debreu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認為過去50年里經濟學沒有發生多少變化,許多最近的經濟理論創新,不過是將靜態的最大化工具用于分析動態問題,雖然時間在純粹靜態條件下得以考慮,但是卻錯誤地認為能夠將特定時間分配從事特定活動。這樣,時間和完全知識、完全可預測在本質上是相容的。

5 一般均衡引申出的“市場效率損失”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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