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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增長的秘密范文1
總結東鵬這三十年的發展，最重要的四個字：“激情”和“夢想”。何新明認為有夢想才有追求?！白鋈?、做企業都是—樣的，你必須有一個目標才有動力，有夢想才有動力，你才想辦法去達到你想像的這種目標。企業，我們追求百年企業，就是我們的目標，我們全體員工努力朝這個方面去沖?！焙涡旅髡f。
全方位提升客戶價值和塑造品牌
對于東鵬這樣“反常規”的發展，東鵬董事長何新明先生說，面對如此低迷的陶瓷市場，正是促發“強者愈強，弱者愈弱”馬太效應的觸點，東鵬堅持深耕市場、品牌，逆勢中不僅沒有受其影響，反而占領了更大的市場份額。
實際上，成立40周年以來，東鵬就—直緊扣市場，緊隨消費需求的變化，經歷了一個從簡單賣產品到全方位提升客戶價值和塑造品牌的發展過程。
在產品方面，東鵬除了不斷升級產品質量，還積極塑造、傳遞“陶瓷文化”。在服務方面，不斷提升服務水準，優化“陽光天使”服務內容，今年還創新性地建立了“鵬友匯俱樂部”。在品牌營銷方面，東鵬也是不遺余力，如在全國范圍巡演了多場“東鵬音樂之旅”演唱會，與天津衛視合作制作《幸福到家》節目等等。
有業內人士表示，雖然2012年市場形勢嚴峻，但東鵬危中求機，實現了快速增長，為業界樹立了_一個務實而進取、一個擺脫市場運勢而有著內生增長的行業標桿，東鵬把握市場和塑造品牌的舉措正為行業突圍提供了范本。
國際化品牌目標
何新明從來都是有宏大目標的，“我的目標是把東鵬打造成國際化品牌。”何新明說道。
2012年7月4日，東鵬的意大利瓷磚高端品牌REx的首家專賣店在西安開業了，終端呈現出“綜合宙+水晶宮+REX”的模式，市場由一裂變為三。作為國內陶瓷行業知名的大品牌，在產能充足的情況下，為何會選擇同是走高端市場的國外品牌？何新明很坦誠地表示這是東鵬向國際化品牌邁進的重要一步。
他認為必須要承認，目前中國陶瓷產業的水平與意大利的頂尖水平還是有一定差距的，尤其是在設計，以及精致度方面。而與REx的合作，將有助于東鵬更多的了解意大利陶瓷產業及和國際陶瓷產業的發展，以及陶瓷生產、設計、營銷等方面的理念。他認為，早先進入國際市場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對國外的了解太少。
在國際化道路上，東鵬曾經歷一個先進后退的過程。早在2006年，東鵬就第一次嘗試了走國際化，東鵬選擇了與意大利當地的公司進行合作，注冊成立了歐洲東鵬公司，并在意大利等市場推出東鵬自主品牌展廳和專賣店，打算以意大利為中心，在歐洲每個國家乃至全球都建立展廳，最終實現品牌銷售。2010年，東鵬再次邁出了國際化的腳步，將廣告語從“締造靈性空間”變為“世界之美”，為第二次進軍國際市場做準備。而REX，則是東鵬在繼廣告語之后又—舉措。
在品牌的國際化方面，何新明表現得很執著：“在品牌規劃里，真正要做強做大，最終還是要實現國際化?！倍鴩H化并不是關起門來可以完成的，而是首先得打開門去了解國際，要與國外的客戶和同行有更多的互動和交流。目前東鵬已經在美、英、德、意、法等30多個國家和地區注冊了國際商標，出口占整個銷售額的15％。何新明認為這還不夠，他的目標是內、外銷比例8：2，所以接下來他將在出口上加大力度。
但眾所周知，目前國際金融危機仍然在全球范圍內持續影響，尤其是歐洲，意大利等國家的債務危機仍在持續深化中；國內日益嚴峻的反傾銷和宏觀經濟調控下，市場也是“哀鴻遍野，泣聲猶在”，從目前的形勢看，并非是進入國際市場的好時機。然而何新明認為，企業不能因為外部環境而停止腳步，應該考慮的是既要立足當下，更要看到明天?！八栽诘统钡臅r候，我們就要部署好我們的廣告和我們的店，隨著形勢的好轉，我們就能夠把握先機走出去?！?/p>
參與公益慈善聯盟
何新明認為，企業與社會就像是一對好朋友，只索取不付出，關系肯定不能長久，所以，東鵬一直進行著慈善活動。
經濟增長的秘密范文2
[關鍵詞]通貨膨脹；工業經濟；效率
[中圖分類號]F062.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2）10-0018-07
一、引 言
經濟運行效率的測度與研究在學術界被稱為“探索增長之謎”。自經濟學產生開始，經濟學家就不斷探索經濟增長的源泉、經濟增長的內在機制以及經濟增長的途徑。1957年索洛（Solow）創立新古典增長模型，將產出增長率扣除資本勞動要素增長率后的“剩余”——全要素生產率作為經濟增長的源泉，開啟了揭示“增長之謎”的偉大探索。隨著研究工作的不斷推進，對經濟增長的核心秘密——經濟運行效率的認識日益深刻，對經濟運行效率的測算特別是有關其影響因素的分析一直是理論研究的前沿和熱點。
1972年～1995年，美國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明顯放慢。不僅美國，在同一時期世界上其它發達國家也都紛紛出現了經濟效率的下降。為此，許多西方學者試圖解釋這一不利的變動，并認為1973年和1979年兩次石油價格大幅上升導致的高通貨膨脹造成了經濟效率的下滑。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較低且穩定的通脹水平使得美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了近1倍。這一現象引發了學術界對通貨膨脹與經濟運行效率之間影響關系的研究和探討，但遺憾的是，關于通貨膨脹沖擊究竟是否影響經濟運行效率，是促進還是阻礙抑或中性影響，目前還沒有得出普遍認可的一致性結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先后經歷了數輪較為明顯的通貨膨脹。近年來在工業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我國原材料、勞動力、資本、土地等各類生產要素價格紛紛進入快速上升期，導致物價上漲與通貨膨脹預期的壓力與日俱增，“防通脹”與“保增長”成為國民經濟運行的突出矛盾。安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高善文指出，通貨膨脹已經超越農產品領域，正在朝制造業等工業領域擴散。2010年中國工業經濟運行研究報告顯示，當前我國工業經濟運行的主要問題是管理通貨膨脹預期的壓力不斷加大。工業作為國民經濟的主導，其運行效率的高低決定著其他產業部門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發展水平與運行效率的高低，關乎當前整個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成敗。因此，深入研究通貨膨脹對我國工業經濟運行效率的影響機制是當前工業經濟管理的迫切需要。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選取1957年～2010年的經濟數據，采用VAR計量模型來檢驗通貨膨脹對我國工業經濟運行效率的沖擊影響關系。之所以采用VAR計量方法是因為，傳統的經濟計量方法往往以經濟理論為基礎來描述變量的相互關系，但經濟理論通常并不足以對變量之間的動態關系提供嚴密的解釋，因此，在經濟理論指導下建立的結構性經典計量模型存在不少問題。為解決這一不足，西姆斯（C.A.Sims，1980）提出了一種用非結構性方法建立各變量之間關系的模型——VAR （Vector Auto-Regression）模型，用于預測和分析隨機擾動對系統的動態沖擊，沖擊的大小、正負及持續的時間。由于通貨膨脹與經濟運行效率之間的影響關系尚未明了，而且迄今為止亦未有人建立過直接的經濟理論基礎，因此，為研究通貨膨脹對經濟運行效率的影響，本文運用VAR模型來進行分析是一個可行的選擇。
二、文獻綜述
經濟增長的秘密范文3
>> 財政收入超速增長：一個新的解釋 淺論財政收入超經濟增長的因素及建議 財政收入超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及對策建議 地方財政收入超經濟增長現象的成因探析 財政收入超速增長須防治理風險 我國財政收入超速增長思考 藏富于民需防財政收入超速 財政收入增長為何超過經濟的增長 對財政收入高速增長的思考 冷靜對待地方財政收入的巨額增長 中國財政收入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 財政收入增長的影響因素分析 經濟增長對財政收入影響的實證分析 財政支出與財政收入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實證分析 前7個月澳門財政收入同比增長逾二成 我國一季度財政收入快速增長解讀 試論財政收入增長與資本所得的關系 內蒙古財政收入高增長的動力機制分析 新疆財政收入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 近年來內蒙古財政收入快速增長的原因分析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l。這種推斷是基于兩個“慣例”，可靠性很強：一是我國財政歷來都是能夠完成預算的，不論預算數比上年決算數大多少，從來就沒有完不成預算指標的時候；二是 “收支相等略有結余” 是我國多年來堅持的預算原則，地方財政不能有赤字，也不能有太多的結余，不論收入多少，年末都是要支撥出去的，在賬面上保持一個小額的結余，如果收入預算指標完成，支出指標亦須完成，如此算來，財政還真是必須突擊花掉這2萬億的資金。
上述可見，從我國預算資金管理制度看，是不應該出現年末突擊花錢問題的，但從財政活動情況看還真存在年末有大量的資金被從財政撥付出去。真實的情況如何呢？本文以為，“空轉”應該是財政年末突擊花錢的主因。從操作過程看，“空轉”分為兩個階段，一是把資金以各種名義入到國庫，二是把資金以各種名義弄出國庫。對于財政工作人員來說，把錢入到國庫容易，弄出國庫則就難了。在現行的制度下，有支出名義、預算指標、用款計劃、接收單位等諸多問題需要解決，因“空轉”是一個假戲真做的事情，既費周折又可拖延，往往平日里一拖再拖，到年末不得不完成“空轉”這個下半場規定動作的時候再集中精力弄虛作假，以免年終結余過大，同時也須“迎接”新的“空轉”收入，及時消化“空轉”進來的資金，故而出現年末收支兩旺的“財政繁榮”景象。
近年來，關于我國經濟狀況在第四季度開始好轉、財政收入增長加快的報道常見于報端，不論在之前是以“進入新世紀以來經濟最為困難的一年”、“中國經濟最為復雜的一年”還是“中國經濟不比任何一年輕松”來開端，到了第四季度都會好起來，財政開始增收，尤其是12月份的財政收入占比很高，遠遠超出了正常經濟規律。這種經濟年年都會在第四季度反彈、財政收入在第四季度大幅增收、財政年末突擊花錢的熱烈場面，與普通百姓的感受差距很大，一定程度地證實了“空轉”問題的存在。
三、“空轉”的成因及其社會風險
（一）“空轉”的成因
財政收入“空轉”，表面上看是財政收入不實的問題，是地方政府弄虛作假的行為。深層次分析則不難發現，財政收入“空轉”是財政收入最大化沖動和財源不足之間矛盾的集中體現，是對地方政府行為約束不力的必然結果，也是由現行的官員考核、任免、升遷等功利化標準造成的。
1.“空轉”與地方官員升職沖動高度相關，成為一些地方官員虛增政績的秘密武器
“空稅”盛行的利益驅動有二：一是官員政績。官員政績越大，晉升機會越多。二是眼前利益。憑借“空稅”增加財政收入，比實實在在地發展經濟見效快，省事省力，至于財政欠賬則是后任的事情，況且為后任留下包袱還可以突顯本屆官員的行政能力，“空轉”便成為官員制造政績的秘密武器。官員的升職沖動會引起多級財政收入不實：一是用“空稅”虛增本級財政收入，二是推虛上級財政收入基數，三是通過對下級下達指令的方法，拉虛下級財政。如要求下級達到某一指標，在真實財力無法滿足時，下級只能以“空轉”交差。
“空稅”制造的財政收入政績對地方官員的重要程度，從其對財政收入政績宣傳的重視程度上可見一斑。圖4是以2012年各地方政府工作報告為例，依據對財政收入政績宣傳的突出程度，我們將其分為極不顯著、不顯著、一般、顯著和極顯著五個等級。結果顯示，在31個省份中， 58%的省份為極顯著，29%的省份為顯著，一般和不顯著的省份各有3%，有7%的省份為極不顯著，即有87%的地區以極顯著或顯著的方式宣傳其財政收入政績，反映出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視態度。
展示財政收入增長政績的位置，并不包括政府工作報告的序言部分；我們將展示位置分為極顯著、顯著、一般、不顯著和極不顯著五個等級。
2.官員的保職沖動也是“空轉”的重要推動力量
受政績基數的影響，虛假財政收入有很強的自我繁殖性，只要出現了就很難自行消弭，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其規模只能越來越大。因此，即使是沒有升職沖動的官員，一旦他承繼了一個有“空轉”前科的位置，為保證達到或略超前任的政績基數，也會“沉默而努力”地繼續推動“空轉”，把財政泡沫越做越大。
3.“空轉”與多年來的稅收指標化管理高度相關
政府向財政稅務機關下達收入指標、上級向下級下達收入指標的管理方式，往往是出于官員的政績考量而并不考慮地方的經濟承受能力，導致地方的稅務任務繁重，最后只能以“空轉”來應付差事。尤其是歷史上財政上繳基數一直較高的東北地區，其“空轉”的歷史長，累積的問題也多。
4.對地方政府約束不力是“空轉”問題的本因
“空轉”是一項私密性很強的地方政府行為，我們目前的監督機制和約束方式都沒有把抑制財政收入泡沫納入監督和約束的范圍，在對官員的經濟責任審計中，也沒有把財政收入的真實性列入審計范圍，沒有把官員行為對地方經濟的長遠影響納入考核。即，地方官員在制造財政收入泡沫時便捷又安全，收益可觀成本卻為零，致使“空轉”不斷地漫延盛行。從深層原因看，地方政府經濟行為的非程序化安排，是由于地方政府對官員利益最大化的過度追求和對政府行為沒有約束的結構性缺陷而導致的非理，是“空轉”問題的本因，也是我國經濟運行中諸多問題的本因。
（二）財政泡沫的社會風險
與同期GDP、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相比，財政收入的非正常增長，極不利于社會穩定，易引起社會風險。
1.刺激民眾的“稅痛”感
“稅收和死亡是人生無法避免的兩件大事”的名言，說明稅收之于納稅人有切膚之痛；“拔最多的鵝毛、聽最少的鵝叫”是西方國家所致力的減輕“稅痛”的目標；而我國的一些地方政府官員恰好相反，竟用虛假財政收入來刺激民眾的“稅痛”，并誘發納稅人與政府間的矛盾，需要高度關注。生活中我們常用“打腫臉充胖子”來批諷那些為炫耀而暗自忍痛受苦的人，但是，“打腫臉充胖子”痛的是炫耀者自己，為虛假財政收入而痛的卻是觀者——納稅人，他們以為自己真的繳了那么多的稅而痛苦，無端地增加了國民對政府的抱怨。連吃財政飯的人也認為政府有那么多的財政收入還不肯提高工資是很不對的，因為固定的薪水正在因物價上漲而縮水；面對各地財政在突擊花錢的報道，百姓也在抱怨何不解決一下實際的民生問題。
2.基層組織機構瀕于癱瘓
如果“空轉”僅限于能夠全部留歸本級政府的收入項目，是不會造成額外經濟負擔的，后果也比較可控。但越是基層政府，不參與分成的收入越少，因此，鄉（鎮）政府是最早因“空轉”而出現巨額虧空的政府。隨著“空稅”規模的擴大，和中央與地方、省以下政府分成的收入項目增多，如中央與地方的所得稅共享等，“空轉”的可選項目也越來越小。一旦選擇了與上級共享或分成的項目，本級把實實在在的資金交給上級，上級把虛假收入當作實際收入而安排了支出，致使該級政府無法彌補“空稅”缺口而債臺高筑、經費緊張、拖欠工資，最終影響政府機構的正常運轉。我們的調研顯示，許多鄉（鎮）政府在依靠上級對農村的各級專項轉移支付維持運轉，諸如水利補貼、農產品加工與促銷補貼等，都被挪用于干部工資和政府機構運轉經費，無法真正全部用于發展農業。一些鄉（鎮）政府為避免被問到“何時才能發工資”之類的問題，長期不肯召開干部會議，遇有事項則由黨委書記向負責干部單獨傳達，嚴重制約了基層政權作用的正常發揮。
3.增加了地方財政風險
如果從地方政府自身承受能力出發，“空轉”項目以非稅收入和不參與上級分成的稅收項目為主，但日積月累下去，財政收入結構會變得比較畸形。有些地方官員為了財政收入“好看”，越來越多的縣、市級政府卷入了以與上級分成的財政收入為“空轉”項目的浪潮中，因“空轉”而“失血”的政府級次越來越高，財政收支的實際缺口規模越來越大，地方實際可支配財力越來越少，越來越依賴通過政府公司借款等方式舉借債務的融資路徑，累積了更多的地方財政風險，值得關注。據透露，某知名城市政府貸款的利息支出每天約1億元，雖然許多利息是可以資本化到公共工程的成本中去，但與其僅600多億元的年財政收入相比，風險依然很大，需要警惕。
四、對策建議
“空稅”帶來的財政收入規模擴大并不能增加政府的可支配財力，而高額的獎勵和依據收入虛假增長幅度提拔使用干部的做法，令此風氣愈演愈烈，有百害而無一益，必須盡快剎住。因此，治理目標應是還原地方財政收入業績，消除財政收入泡沫，并通過制度建設來約束地方政府行為，使其回歸理性。
（一）加強監管，夯實財政收入
夯實財政收入，還原政績的辦法有三：第一，可以比照GDP增長率由國家統計局核實的辦法，實行地方財政收入增長率由中央核定。由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牽頭，國家統計局和審計署配合，對地方財政收入進行查實核定。我國實行地方GDP由國家統計局核定以來，地方自行報告的GDP增長數字越來越“靠譜”，泡沫越來越少。第二，把財政收入的真實性納入經濟責任審計的范圍，讓上級更客觀地評價干部。各級審計機關在預算執行審計中，要在報告中客觀地反映本地的財政收入，指出“空稅”等收入不實問題，使上級領導對該地區的經濟發展有一個客觀的認識，便于領導正確決策。第三，在干部任用上，要對干部有一個全面的考察，不能只看財政收入這一項指標。既要看官員的當前政績，又要看潛在政績，要引導干部樹立通過發展本地經濟增加財政收入的觀念，而不是弄虛作假。
（二）勸阻地方高調宣傳財政收入政績的行為，降低民眾的“稅痛”感
近年來大多數地方的政府工作報告把GDP增長率、財政收入增長率、城市居民收入增長率和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率等數字排列公布，財政收入指標明顯地高于其他收入指標，并在報告的顯著位置做高調宣傳，極易刺痛納稅人的“稅痛”神經。我們要建立服務型政府，其定位是政府即是服務員又是保姆，“兩會”就是服務型政府在向主人、向納稅人匯報其工作的一種儀式，因此，應遵循保姆向主人匯報工作以做了哪些事情為主而不是強調自己掙了多少錢的一般規則，建議淡化財政收入政績宣傳，勸阻地方的高調宣傳行為，盡量減少對民眾“稅痛”神經的刺激。
（三）改變財政收入的指標化管理的做法，適當降低稅收增長指標
稅收是經濟活動的結果，是納稅人在經濟活動中取得收入、發生納稅行為后繳納的稅收款額。但我國卻存在把結果當目標的問題，許多地方把稅收計劃當作必須完成的指令性指標，以至于到了需要用“空稅”充數的程度，這需要我們反思和校正。西方財稅理論認為，稅收是納稅人向政府支付的特別“費用”，亦即保姆費，在達到相同社會管理效果的前提下，當然是費用越低越好?，F代社會是一個有稅的社會，但絕不是多多益善、稅收越多越好，而是要有一個適當的水平。因此，要改變一些地方將財政收入作為指令性指標管理的做法，控制地方的財政收入增長目標，將其稅收收入增長目標與GDP增長速度結合起來考察，不能嚴重脫離GDP增長而獨自增長。
（四）深化體制改革，加強對地方政府的約束
除了進一步強化中央政府對地方的管控效力外，還須深化體制改革，依賴法治手段和合理的制度安排來控制地方政府的權限、范圍、手段、程序及責任，引導地方政府行為在一個合理的、法制化的框架內充分、積極地發揮作用。充分發揮地方人大、政協機構的監督作用，建立高效敏感的非理預警機制，及時覺察在萌芽階段的非理并予以制止，實現地方政府行為的理性回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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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增長的秘密范文4
當人們正匆忙總結中國模式這類宏大主題的時候，中國的底層社會卻已低懸著一股暴戾之氣。從福建開始，到廣東、江蘇、山東，直到陜西，一系列的殺童案件，在中國早已經司空見慣的暴力畫面上，加上了最刺激的一抹血紅。如果殺人不足為怪的話，那么，具有系統性的殺童，則無疑徹底顛覆了此類無特定對象殺人案件的社會心理學意義。它驅迫我們去追索這樣一個問題：在這種中國歷史上極其罕見的殘殺背后，在這個狂歡著的財富時代背后，究竟隱藏著一種什么樣的社會心理結構?
在這些案件中，我們容易發現，殺人者是社會的弱者，而被害者則是社會的更弱者和最弱者――兒童。如此，一條極為清晰的殺人邏輯就立即顯示出來：弱者對更弱者，是“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但這些案件所呈現出的，已經遠遠不是蒙昧時期狂熱和混亂的屠殺邏輯，而是一種包藏著更加極端也更加殘忍的冷靜計算過程。顯然，這是“弱者對更弱者的戰爭”，是弱者向社會所發動的一場超限戰。當弱者無力發動常規戰爭，而又必須對這個社會實施他們心目中的懲罰的時候，選擇比他們更弱者就是更為可能并唯一具有震撼性的方式。殺人者成功地向我們表達了這樣一種行動邏輯：弱肉強食。然而，這種早已過時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野蠻原則，又何嘗不是潛藏于我們這個“文明”社會之下一種普遍的社會行動邏輯呢?它又何嘗不是深嵌于我們民族集體意識之中的一種精神結構的表征呢?偶發的、零散的殺童案件或許可以像精神病專家那樣歸結為個人的精神問題，但系統的、集中的殺童事件大概就只能歸咎于這個社會的一種集體無意識。
那么，接下來的問題就是：這種弱肉強食的集體無意識究竟是怎樣形成的?中國是如何蛻變為一個野獸出沒的原始叢林的?
1949年之后，出于趕超目的，經濟增長一直是中國國家層面的一個重要目標。這一目標在改革前和改革后并沒有什么不同。及至1990年代，由于政治意識形態的弱化，經濟增長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替代品，在國家層面逐漸取得了至高無上的地位。在中國改革初期，國家層面的經濟增長與微觀層面的個體福利增進，幾乎是同步的。因為這一緣故，經濟增長為政府在民間開辟了一條新的合法性來源。正是洞悉了這一奧秘，在1990年代，經濟增長實際上變成了中國各級政府唯的和壓倒性的施政目標，成為全體中國人唯一可以短暫共享的意識形態。易言之，只要能夠達成國家層面的經濟增長目標，那么任何手段就不僅是允許的，而且是必須鼓勵的。
中國的經濟增長是以市場化方式重新組織社會資源的過程。這個過程讓大量個人從原來的單位被釋放到一個陌生的社會之中。在中國的市場化改革過程之中，那些缺乏政治保護的單位在競爭過程中大量解體。從前托身于這些單位的個人也被迅速拋入了競爭的海洋中。國有、集體單位的下崗職工，以及原來隸屬于的農民成為這一人口洪流的主體。對于這些個人而言，這雖然意味著獲得了某種自由，但其代價則是他們同時也失去了從以前單位獲得的某種哪怕是最低限度的保護。這一過程在心理層面對這些個體的沖擊是相當劇烈的。如果強勢者在這一過程中獲得的更多的是自由的話，那么對于弱勢者，在這個過程所感受到的可能更多是無助與孤獨?？朔@一巨大的社會心理斷裂的辦法應該是讓他們在新的社會角色中被重新組織起來，并成為一個可以表達訴求的單元，但不幸的是，中國在1980年代之后獨特的政治困境從根本上斷絕了這一可能。如此，人數巨大的社會成員就變成了一個個完全沒有聯系的原子化個體。他們不僅從政治上、經濟上，因而也從心理上被徹底孤立，成為一個個與社會結構完全脫離的盲流。
如果在改革開放早期，這一歷史結果多少是有些偶然的話，那么在這一過程的后期直到今天，這個后果則是各級政府刻意維護和推動的。因為有心人發現，將社會粉碎為原子化的單個的個體，無論是在與強大的政府的博弈中，還是在與雇主的經濟博弈中，單個個體將陷入極端孤立和弱勢的狀態。這可以逼迫他們接受所謂市場形成的勞動力價格，接受生存環境的惡化，因而也極大地降低經濟增長的成本。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這一策略非常奏效。這讓一些人深信，只要不被餓死，這些人就必然以某種動物精神接受目前的工資水平和生活環境，成為經濟增長的鋪路石。然而，動物精神不僅意味著對目前環境約束的被迫接受，也同樣意味著他們在這種環境中將會回歸到最為原始的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在相當程度上，在中國社會頻繁發生的暴力，就是這種人為制造的叢林的產物。但人之所以為人，不僅具有動物性的一面，也同樣具有社會性的一面。在他們對社會的反噬方式上，這種社會性也同樣會體現出來。自殺當然是一種抗議，殘殺幼童則顯然更是一種經過精心謀劃的個人表達。而不愿自殺者，不愿殺人者，就會以組織化的方式來顯示他們的力量。最近在中國不斷涌現的工潮，實際是一個瓦解到極致的社會在最后的底線上重新被組織起來的跡象。將社會驅散為一群原子化的個體，雖然有利于管制，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但這些個體的悲劇本身卻是對道德力量的一種消解。而道義力量始終是一個政府合法性的最高層面。
對一個將經濟增長視為至高無上的國度來說，要實現不斷加碼的經濟增長速度，就必須在全民之中塑造一種對財富的一元價值觀，甚至對財富的貪婪。換言之，除財富之外，就沒有其他的價值。只有財富才能帶來尊嚴、榮譽并表征自己的成功。反之，沒有財富就沒有尊嚴，就沒有生命的意義。以此觀察中國最近的30年，這種財富的一元價值實際上成了一種具有高度壟斷性的價值觀念。很多年以前，一位朋友與我辯論中國經濟增長潛力的時候，曾經提出了一個讓我折服的微觀證據，他說：你去看看每個中國人發財致富的愿望有多么強烈，你就會知道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有多大。我必須承認，在短期內這種愿望作為一種微觀動力，將極大地推動經濟增長速度。然而，更加清楚的是，在一定時期內，財富的總量不可能按照我們的欲望增長，這就意味著，在財富的競爭中，將出現為數眾多的失意者。在一個財富代表了全部生命價值的社會之中，這些人的生命意義將蕩然無存。非常明顯的是，在中國諸多暴力事件背后的肇事者，都是這些財富競賽中的輸家。就我們的經驗而言，我們還沒有看到任何一個民族對財富的渴望像中國一樣扭曲，沒有看到任何一個民族的財富價值觀具有如此強大的排他性。從某種意義上，它是所謂中國奇跡的另外一件秘密武器，但在另一面，它顯然也是中國社會精神疾病的一個致命病灶。
對財富的極度渴望，既可以成為一個民族經濟增長的動力，也同樣可以成為瓦解這個國家長期經濟增長動力的。最后的結果是前者還是后者，端賴于財富競爭的倫理。不幸的是，在中國的財富競爭中，充滿了掠奪、欺詐、偷竊。在這一點上，中國的精英們塑造了最好的范本。競爭的本意是優
者勝出，并在這個過程中達到最優的資源配置。但在中國的財富競賽之中，我們經?？吹降膮s是竟次：比誰更能夠不擇手段，比誰更能夠逾越文明社會的底線，一言以蔽之：比誰更爛。顯而易見的是，在中國的財富競爭中，竟次總是比合乎財富倫理的競爭更容易成為最后的贏家。清楚的是，那些無權者，無勢者，那些恪守優良道德的人們將非常容易成為這種偽競爭的犧牲品。這種情況無時無刻不在教化和暗示我們的人民：這個社會不需要底線。于是，只要暴力是贏得競賽的手段，那么暴力就是可以的。這實際上是我們這個社會的潛在的精神指向。
在這個方面，中國的某些地方政府扮演了極其不光彩的教唆角色。我曾經論證，在中國最近30年的增長過程中，越到后期，就越具有零和博弈的色彩。為了維持高速經濟增長以及這種增長的低成本，中國相當多的地方政府不僅默許，甚至鼓勵對弱勢群體使用暴力掠奪。無論是對農民土地暴力征收，還是在城市拆遷過程習以為常的黑社會勢力，抑或是城管對街頭小販的合法施暴，我們都可以明確看到地方政府的作用?；蛟S，這的確可以帶來經濟增長，但這顯然不是普遍受益的經濟增長，而是從弱勢者嘴里搶出來的經濟增長。當某些地方政府習慣于暴力的時候，那么暴力也一定是他的人民的圖騰。在這里，經濟增長不只是被異化了，而且變成煽動社會仇恨和暴力的淵藪。在政府財政收入不斷增長，國家外匯儲備積累如山的時候，水面之下的中國社會卻變成了一頭難以馴服的野獸――這其中蘊含著多么深刻的歷史諷刺。
個熱衷于經濟增長指標的政府，忽略政府在提供公共品方面的基本職能，是個非常符合邏輯的后果。在代人的時間之中，我們親眼目睹了這個歷史性的蛻化。對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說，經濟發展直是民族國家政府孜孜以求的目標，但中國在這方面走得如此之遠，以至于它不僅放棄了諸多公共品的提供，而且將原來提供的公共品也偷偷地變成GDP增長的籌碼。1990年代中期之后，為了抵御GDP的減速，政府不僅將諸如教育、醫療等公共品資源投入所謂市場化運作，這是政府放棄基本職能的一個典型例證。不過在我看來，政府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品，乃是合乎正義的秩序，符合公平的道德支持。中國以吏為師的傳統智慧實際上正是洞悉了國家的這一內在本質。
然而，在最近的幾十年之中，某些地方政府不僅沒有提供這些，反而提供了一種充滿市儈氣息的“悶聲發大財”的競爭秘訣，更有甚者，他們越來越多地成為商業利潤的掮客。我們可以看到，越是增長乏力的時候，某些地方政府的親商主義政策就越是走向極端。從各地政府招商廣告中，所謂“一切為了客商”的標語四處可見。我的一位在美國經商多年的朋友頗為嘲諷地說：他沒有見過對企業如此“親善”的政府。顯然，某些地方政府的親商主義并不是真正為了商業，而是為了擴張GDP以及充實自己的錢袋子。這樣一種極端扭曲的親商主義帶來的一個必然后果就是：政府將本應用于社會建設的大量公共資源悄悄地轉移給了他們相中的企業，而所謂的社會的潰敗則由此開始。這事實上形成了政府與企業的一種系統性的合謀。在這種看不見的合謀中，本應提供公共品的政府失蹤了。不僅如此，由于某些地方政府本身已經成為一個超級企業，那么一切規則、一切秩序、一切道德、一切資源轉移都必須有利于這樣一個超級企業的利益。如果不符合這個原則，那么就使用暴力加以強制。非常清楚，相當長一段時間以來，某些地方政府提供的是一種負公共品。
在2007年，在中國股票市場處于一輪特大牛市的狂歡時刻時，我曾經判斷：
“中國的牛市與中國社會發展可能構成了某種反向指標關系：看得見的牛市越大，看不見的社會斷裂就越深。在企業及政府牛市的背后，很可能有一個社會及公民的熊市?！爆F在看來，真是不幸言中?；厮輾v史，我們可以發現，在美國的麥金利時代，政府也秉承著一種驚人相似的親商主義，但后來的進步主義運動證明：一個穩定健康的社會必須在社會和市場之間達成一種平衡。一個被政府遺棄，被企業擠壓著的社會一定是一個暴力叢生的社會。在一次飯局上，當聊起中國最近頻發的暴力事件時，一位成功的房地產商人含蓄地談到了他的憂慮，他說，保安公司現在放開了，我準備去注冊一家保安公司。這讓我們看到了一種令人不安的情景。
經濟增長的秘密范文5
近幾年來，珠三角悄然實現了彎道超車，無論是自主創新能力、民間創富能力，還是可持續發展能力，都比長三角的表現更優。
為什么？長三角不是國家欽定的老大哥嗎，無論是政策優勢、人才優勢，還是地緣優勢，都比之珠三角更優。珠三角反超的秘密是什么？
1、珠三角在衰落？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坊間一直有這樣一個說法——“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東，世紀初看濱海，新時代看長江流域”。
這個說法在某種程度上勾勒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各區域經濟的地位變遷——以深圳為代表的珠三角作為改革開放的最前沿地區，在改革開放向縱深發展的過程中，地位不再如此前那般重要。而長三角或者說以長江流域為代表的區域，正在中國經濟版圖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事實真的如此嗎？為此，我們試圖比較長三角和珠三角從2000年以來的經濟走勢。我們選取珠三角地區經濟總量最高的廣州、深圳、東莞和佛山這四座城市與上海、蘇州和無錫這三座長三角地區最具有代表性的城市進行對比。
為什么長三角地區選擇上海、蘇州和無錫，而不是杭州、南京或是其他城市？
原因有二：
一是地緣關系帶來的經濟聯系。從地圖上看，從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廣場出發，一路西行到無錫市人民政府只有139公里，如果道路通暢的話大約1小時40分鐘就能到達。地理要素使得上海和蘇州、無錫之間的經濟聯系非常緊密。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星期日工程師”——即工作日在上海上班，周末到蘇南鄉鎮企業走穴的工程師，再到高鐵時代在滬寧線上奔走的上班族，這是區域內其他城市都無法比擬的。
二是這三個城市的面積和人口與珠江三角洲四座城市大致相當。統計數據顯示，在2014年，“滬蘇錫”的面積為19616.6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為4134.79萬人；“廣深”經濟帶的面積為15693.5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為3955.31萬人。從人口和面積來看，這兩個地區具有可比較性。
那么，這兩個地區的表現如何？從經濟總量來看，這兩個地區的全年經濟總量大致在45000到46000億元左右，經濟增速也都保持在7%-9%之間。
不過一個讓人大跌眼鏡的數據是，在2000-2013年這十多年間，長三角經濟帶的經濟總量一直遙遙領先珠三角經濟帶，但是長三角的領先優勢在逐漸被縮小，繼而在2014年被珠三角經濟帶超越。這和我們傳統上認為經濟重心正在向北移動的趨勢不相符合。數據顯示，2014年珠三角四個城市的經濟總量已經達到46193.31億元，約占到廣東全省GDP的70%，已經超過北京和上海的GDP總和。其中廣東經濟的龍頭——廣州和深圳近些年的經濟增長一直保持在全國各大城市的前五位，而低調的佛山依靠其制造業重鎮的地位亦緊追青島、大連等副省級城市。
我們也可以從兩大經濟帶在我國經濟總量的占比中看到一個有趣現象，兩大經濟帶在我國經濟版圖中的地位在2000-2005年間逐年走高，隨后又雙雙下降。但是珠三角經濟帶在2012年已經止住下降趨勢開始反彈，并超過了長三角經濟帶。為什么珠三角能夠在最近兩年中將長三角拋在身后？為此我們以蘇州和深圳這兩個城市的發展模式進行對比。
2、深圳是怎么跑贏蘇州的？
下面我們將視角聚焦在兩個地區人均GDP最高的城市——蘇州和深圳，也是我國改革開放后最特殊的地方政府。眾所周知，深圳是中國的第一個經濟特區，一直處在改革開放的最前沿。蘇州也不簡單。在80年代，蘇州的鄉鎮企業是“蘇南模式”的杰出代表，而從上世紀90年代開啟了特殊的蘇州新加坡工業園區模式——該園區是由中國和新加坡兩國政府合作的重要國際項目。自1997年至2004年，蘇州工業園區由新加坡政府負責管理。蘇州工業園區因其特殊的管理機制，成為蘇州吸引外商投資的重要陣地。而蘇州也從該工業園區的管理中獲得技術外溢，在上世紀90年代以后成為中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城市之一。
從兩個城市的基本情況來看，蘇州與深圳的人口體量相近，分別為1059.1萬人和1077.89萬人，但是蘇州的地理面積卻是深圳的四倍多。2014年，蘇州和深圳分別實現地區生產總值13760.89億元和16001.98億元，列全國第7和第4位，已分別相當于吉林省和江西省的GDP總量，兩座城市的經濟實力可見一斑。
兩個城市的經濟都在1992年后迎來爆發式增長，特別是深圳。1979年深圳的GDP僅為1.96億元，到1996年已經突破1000億元并實現對蘇州的超越。隨后，兩地GDP總量的差距逐漸拉開。
有很多人將深圳的經濟增長奇跡歸功于其經濟特區的特殊地位，但我們認為這可能是一種誤讀。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自2002年中國加入WTO后，經濟特區特殊的經濟地位實際上已經逐漸喪失(此處的特殊經濟地位主要指的是針對企業的稅收優惠)。而各地方政府，比如以蘇州為代表的長三角地區更是提出了更為優惠的招商引資措施——“零地價”、“三免兩減”等。而深圳卻在經濟特區的特殊政策喪失后一直保持對蘇州的領先優勢，這確實是一個難解之謎。
先來看看兩地的產業結構，兩地的產業結構從一開始就并不相同。深圳的第三產業比例一直高于蘇州——1992年時深圳的第三產業比重已經達到48.7%。而直到2013年，蘇州的第三產業比重才達到45.7%，此時深圳的第三產業比重已達到57.3%。
為什么深圳的第三產業會比較高，而蘇州第二產業的比重高？盡管通常來說，發達國家的第三產業比重會更高些。早在2010年，OECD國家的第三產業在GDP的比重大都超過60%。但這是不是意味著深圳比蘇州更為發達？恐怕不能這么認為。一個更為恰當的解釋是，深圳的地域面積較小，第二產業需要大規模的產房面積，而這正是它所欠缺的，因此深圳的經濟增量在于大力發展第三產業。而蘇州則恰恰相反，它擁有大面積的土地可以建設廠房，因此第二產業的比重一直居高不下。這一點也在外商直接投資數據上得到了驗證——2014年，蘇州全年使用外資達81.2億美元，而深圳只有58.05億美元。
其實，分析這兩個城市經濟增長方式更好的辦法是從投資、消費和出口這“三駕馬車”入手。根據2014年的數據，蘇州的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約為深圳的2.3倍。深圳目前已經是國內唯一的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重低于20%的城市(2014年只有17%)，但是蘇州的這個比重還維持在45%高位。蘇州的大規模固定資產投入意味著在城市發展階段確實落后深圳一步。在兩個城市人口體量相當的條件下，深圳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比蘇州高出20%，說明深圳市民比蘇州市民有著更強的支付能力，因此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更為明顯。
另外，我們看到一個有趣的數據，那就是深圳的出口總額遠高于蘇州。在通常印象中，像蘇州這樣有著較高外商投資的城市應該會有更大的出口，為什么反而是深圳高于蘇州？一個可能的解釋是深圳是港口城市而蘇州不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港口城市的很多出口實際上并不是來自于本地區，還會有周邊區域——深圳作為華南最大的港口城市，因此其出口額高于蘇州也是情理之中。
3、蘇州的發展為什么缺乏后勁？
“蘇南模式”一度風行天下。蘇州更是“蘇南模式”的代表——即在改革開放初期通過鄉鎮企業實現非農化發展，也被學界稱為“地方政府公司化”的發展典型。
蘇州的發展軌跡可以說是我國大部分城市發展的“放大版”——由政府吸引外資在本區域投資設廠，先后建立了數個國家級、省級工業園區，利用該區域低廉的人力與土地等資源生產出口產品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工業園區的發展模式也將“地方政府公司化”運用到了極致——政府利用土地資源與外商資本聯合推動地方經濟增長。到目前為止，中國內地絕大多數地區的發展還在延續該種思路。
這種模式一度非常成功，蘇州經濟更是在承接日本、臺灣等產業轉移的條件下快速實現了飛躍，一時令全國側目。臺資知名企業明基、華碩和大批日資企業陸續入駐蘇州工業園區。但這種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外需疲軟的沖擊下，受到重挫——蘇州近三年的進出口總額增速均低于2%。
蘇州的經濟數據也體現了這種發展模式——高度依賴外商投資，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產品附加值低導致出口總額較低，而低廉的人力成本使勞動力無法分享蘇州的經濟增長成果。近年來，蘇州一直是我國人均GDP最高的城市之一，但是其人均可分配收入增長緩慢。如果我們將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作為衡量經濟增長質量的一項指標，上海的比重達到了48%，但是蘇州只有33%。
低廉和充足的勞動力資源一直是蘇州經濟增長的要素優勢，但這一優勢在人口紅利逐漸喪失的大環境下也搖搖欲墜。今年上半年，蘇州企業在經營狀況不佳的情況下，依然面臨“招工難”的困境。新生勞動力供給減少，企業的用工成本不斷上漲。
一邊是外需萎縮導致訂單量下降，另一邊是不斷要求上漲的勞動力成本，蘇州經濟已經開始遭遇轉型壓力——根據國家統計局蘇州調查隊的數據顯示，今年6月蘇州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為49.8，比上月回落1.6個百分點，已經跌入收縮區間。那么蘇州應該如何在未來可能的外資企業外遷潮來臨之前完成產業的升級轉型？蘇州的困惑實際上也是中國很多東部城市的困惑——企業用工成本升高、外需不足，或許可以看看深圳的經驗。
4、深圳如何從“山寨”走向“創新”?
深圳經濟同樣是以“三來一補”作為起點，即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但在完成資本原始積累后，深圳快速推進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已完成由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轉變。
此前，富士康一直是深圳第一出口大戶，曾有媒體報道深圳富士康2010年的出口額已達到480億美元，就業人數達到40萬人。盡管富士康能夠給深圳帶來龐大的增加值，但始終處于產業價值鏈的下端。隨著用工成本的增加，富士康逐漸向土地和勞動力更為便宜的內地搬遷，如河南鄭州、山西太原和晉城等地。但富士康的出走并未如很多人預期那般給深圳帶來GDP的地震。相反，深圳本地企業的迅速發展填補了富士康走后帶來的空白。
為什么深圳能夠成功實現轉型？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雖然深圳是我國特大城市中為數不多的沒有知名高等院校的城市，但是深圳的創新能力卻令人側目，絲毫不遜于包括北京和上海在內的擁有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城市。根據國家知識產權局2014年關于我國發明專利授權的統計數據，深圳擁有專利申請量和授權量最大的兩家國內企業——華為和中興，同時也是我國發明專利授權量排名第一的城市，甚至高于上海市和山東省。
也正因為擁有強大的創新能力，深圳市的企業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獲得高附加值。為什么一個缺乏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城市會擁有這么高的發明專利授權數量？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企業成為了創新的主角，而且所有的發明專利都是瞄準市場需求，因此深圳的創新也更有效率。
5、珠三角強勢反超的秘密
從1995年開始，中央政府就提出經濟要從“粗放型”轉為“集約型”。粗放型的本意即是通過要素投入來獲得經濟增長，而集約型則是指提高生產要素的質量和使用效率。但是從目前來看，中國的這個轉型并不成功。2008年，任廣東省委書記開始并提出了經濟轉型的“騰籠換鳥”，即便到今天，還是有很多人對“騰籠換鳥”持懷疑態度，認為過早的轉型可能會把舊的鳥趕走，但是卻無法吸引新的鳥。但深圳的轉型告訴我們，只要方式得法，騰籠換鳥并非不可能。
經濟增長的秘密范文6
關鍵詞：流通產業；組織結構；市場績效；結構優化創新
一、我國流通產業組織的現狀
(一)我國流通產業的市場結構現狀。市場結構指某個產業的市場壟斷或競爭程度。度量市場的壟斷程度，主要看市場集中度，而影響市場結構的重要因素有產品差異、規模經濟、進入障礙、產品差別化等。我們從產業集中、規模經濟、進入壁壘三個方面來考察當前中國流通產業的市場結構狀況。
1、流通產業集中度穩定增長。市場集中度的最簡單也是最常用的指標是集中率，它是指某個產業中規模最大的前幾位企業的有關數值(如產量、銷售額、職工人數、資本額等)占整個市場的份額，也稱市場占有率，它反映產業中若干個最大企業在市場上的支配程度。例如，CR4即該產業前4家最大企業的市場份額。針對流通產業的具體特征，我們采用CR100即流通產業前100家最大企業的市場份額來度量流通產業的市場集中度。2004年中國零售企業前100家實現銷售收入5517億元，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升至9.2％。2005年連鎖百強銷售規模達到7076億元，連鎖百強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首次突破10％，提高到10.5％。2005年百強中，外資企業18家，比2004年增加6家。銷售規?？傤~1439億元，占百強總銷售規模的20％。如包括境外上市、國外資金注入內資企業等則上榜企業27家，銷售總額2619億元，占連鎖百強總銷售規模的37％。外資企業主要集中在目前具有競爭優勢的大賣場業態。百家快速消費品零售企業中，以大賣場為主的10家外資企業店鋪數為475家，占總店數的1.6％，但實現銷售額937億元，占總銷售額的23％。2006年全國商業企業百強榜銷售規模達7685億元，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11.4％。從對我國零售百強的集中度分析，可看出我國流通產業目前屬于競爭型市場，產業的集中度呈穩定增長態勢，從2000年4％增長到2006年的11.4％，增長速度較快。
2、流通企業規模經濟分析。規模經濟是指所有生產要素同比例增加所帶來的平均成本的下降。在存在規模經濟的情況下，一個產業中長期均衡的企業數目就會變少，從而導致市場集中程度提高。將我國流通企業規模經濟與美國流通企業進行比較分析，2005年我國排名首位的百聯(集團)有限公司，年銷售額720億元，而沃爾瑪2004年銷售2882億美元，是百聯(集團)有限公司的30多倍。雖然我國零售企業的規模都以百分之幾十的速度增長，但與世界一流零售企業相比，規模還是太小。在國內外流通企業規模的比較中發現，我國流通企業可在更大的規模上獲得規模經濟。由于規模經濟的存在，將促進我國流通企業規模進一步擴大，流通產業市場進一步集中。
(二)流通業市場績效分析
1、流通產業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小。根據2005年中國統計年鑒，1978年以來我國批發零售和餐飲業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波動較大，1992年以來相對穩定。我國批發零售和餐飲業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較小，最高的1988年才10.80％，且近10年來一直處于下降趨勢。
2、流通產業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低。產業貢獻率指各產業增加值增量與GDP增量之比。我們利用2005年中國統計年鑒中1990～2004年的GDP數量，計算出他們的增量，從而求出批發零售和餐飲業對GDP增長的貢獻率?？煽闯雠l零售和餐飲業對GDP的貢獻率是非常低的，且呈逐年下降趨勢，而發達國家這一比重在20世紀90年代就已達15％以上。
3、流通產業的經濟效益低下。流通產業的經濟效益可從流通企業的商品銷售利潤率、成本費用率、銷售稅金及附加率幾個指標反映出來。利用2004年中國統計年鑒的限額以上零售貿易企業和批發貿易企業主要財務指標1998～2003年的數據，進行計算后，得到表1和表2：
從上表可看出我國限額以上零售貿易企業的銷售利潤率較低，且有持續下降趨勢。相反，成本費用率呈穩定上升趨勢，而銷售稅金及附加率則更低，也呈下降趨勢，批發貿易企業經濟效益更差，且下降趨勢更加明顯，這充分說明我國流通企業經濟效益低下。另外，對我國限額以上批發零售的內資企業、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外商投資企業的銷售利潤率進行比較，可看出批發業中內資企業銷售利潤率3.9％，低于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年4.8％，更低于外商投資企業年6.3％，低于批發業總體以及批零貿易業總體的4.1％。在零售業中，內資企業銷售利潤率4.3％，低于港、澳、臺商投資企業的7.2％，但高于外商投資企業年1.8％，高于零售業總體的4.2％和批零貿易業總體的4.1％。
4、商品流通產出彈性較小。商品流通產出彈性指的是國民經濟增長率與商品流通增長率之比，反映的是當商品流通產出變動1％時國民經濟產出的變動的百分率。對中國1978年至2003年農業、工業、建筑業、交通運輸倉儲郵電業、批發零售餐飲業的數據(2004年中國統計年鑒)進行處理后。
檢驗表明，所有系數t的值均大于2，表明各項系數完全符合顯著性檢驗的要求，擬合優度很好。在中國國民收入增長中，批發零售餐飲業對GDP增長的產出彈性是6.27％，即批發零售餐飲業的凈產出每增長1％，將引起GDP增長0.0627％；此外，工業凈產出每增長1％，將引起GDP增長0.4525％；農業凈產出每增長1％，將引起GDP增長0.3023％。交通運輸倉儲郵電業凈產出每增長1％，將引起GDP增長0.1250％，可見，中國商品流通對GDP增長的產出彈性次于工業、農業、交通運輸倉儲郵電業，差距較大。商品流通對國民經濟增長的產出彈性太小。二、流通產業組織優化的政策選擇
(一)堅決打破行業壟斷、部門分割和地區封鎖。這有利于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也是實行規模經營和集約化經營，催化和發展一批跨行業、跨地區、跨國界的流通企業和企業集團的條件和前提。為此，一是盡快制定反壟斷法。反壟斷法不僅針對壟斷企業，而且針對形成壟斷的行為，當前特別要對由地方保護和行業保護形成的壟斷加以限制。二是清理現有行業法規。目前，由于政出多門，地方與中央、部門之間及新老法規之間存在沖突。因此，需要對現有法規進行一次大清理，特別要撤消和廢除一些阻礙競爭和制造壟斷的法規。三是為促進形成全國統一市場，要制定相關法律、法規和市場準入規則，同時要有保證實施法規的執法和監管體系，司法部門和一些重要法規執行管理部門應實行平直領導，排除層層干預。
(二)制定適度市場壁壘政策。為遏制過度競爭，政府應提高進入市場的行業標準。這既可控制商業規模盲目擴張，又能提高其規模質量。建立政府對新建大中型流通企業的審批制度，確保大型商業企業的數量與購買力水平與消費結構及城市規模相適應；根據不同地區的具體情況，按照流通企業數量適度、規模適度、布局合理和結構合理的原則，作出相應的中長期規劃，通過規劃并配合有關政策來引導商業網點的合理發展；以規模經濟為特征的經營方式仍是今后發展的方向，同時政府亟需制定企業進入或退出政策，促進產業集中度的穩定上升，這樣產業組織結構調整和資源的合理使用才具有實際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