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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增長的要素范文1
[關鍵詞]索羅模型；內生增長模型；全要素生產率；實證分析
[中圖分類號] F061.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0461（2008）12－0063－05
引 言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上海充分發揮區位優勢，以金融市場開發、土地批租和吸引外資為三大投資動力推動了經濟的高速增長，上海經濟增長已連續十幾年實現兩位數增長，自1992年到2007年的16年中，平均增幅達到12.3％，已連續第15年保持兩位數增長。2006年，在經濟增長慣性推動和內生增長動力的驅動下，全年實現生產總值上海市生產總值（GDP）10,296.97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12%，2007年生產總值（GDP）12,001.16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13.3%。
顧國章等人研究了1952年到1998年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得出：1992年到1998年上海市的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39.50%，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仍是第一位的，但1992～1998年間的技術進步貢獻率要遠高于1978～1998年間的技術進步貢獻率[1]。他主要運用的是索羅增長模型，不存在規模經濟。陳詩一認為近十多年來上海經濟的高速增長是由第二、第三產業輪流推動的[2]；石磊在“解讀上海經濟”系列報告找那個指出：產業結構的升級導致上海經濟的高速增長[3]。周億粟通過對上海經濟增長與就業的相關分析得出：上海的經濟增長已經走上了主要靠資本和技術投人帶動，而不是靠勞動投人，甚至可以減少勞動投人的階段[4]。
一個國家或地區在經歷了主要依靠有形要素（資本和勞動力）的投入、結構的優化配置以及制度上的創新所實現的經濟增長之后，都面臨著如何能夠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問題。原則上講，要實現經濟的持續增長，則需要實現從外延式增長方式向內涵式增長方式的轉變，即從主要依靠要素數量的擴充轉向主要依靠技術進步（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5][6][7]。那么，上海的經濟在現有的技術條件下，要素投入是否對經濟增長還有拉動作用？出在何種發展階段？上海的全要素生產率主要是由什么因素導致的？上海的研究和開發對全要素生產率貢獻有多大？雖然一些學者研究了技術進步對上海經濟增長的貢獻，但并沒有揭示出影響技術進步的要素是什么，經濟處于何種發展階段也是出于經濟的直觀判斷。本文擬用傳統的增長理論來確定上海的發展階段和投入要素的彈性系數，用內生增長理論來研究全要素生產率的組成部分，從而回答上述問題。
本文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一部分索羅模型和內生增長模型，得出要素和研發在不同發展階段對經濟增長起不同作用的命題；第二部分為上海的實證分析；第三部分是結論。
一、經濟增長模型
經濟增長原因的研究，古典經濟學家非常重視。亞當•斯密將經濟增長的原因歸于三個方面：自由市場、勞動分工和新機器形式的技術進步。隨后李嘉圖（DavidRicardo）、馬克思(KarlMarx)、恩格斯(FriedrichEngels)等經濟學家也研究了經濟增長的原因。然而，在19世紀下半葉，新古典經濟學派出現以后，該學派就不再把經濟增長的三個方面視為重要問題，而轉而去描繪亞當•斯密的第一個思想（競爭市場的作用），并選擇了效用函數、無規模報酬的生產函數來得到經濟增長的均衡結果。
對于斯密的第二個思想，最早作出貢獻的是美國經濟學家揚格，其核心思想為經濟組織結構的演進和規模報酬，而新古典經濟理論核心是資源配置和比較利益。舒爾茨也與揚格的思想一致（Schultz，1986），認為經濟增長應源自勞動分工和遞增規模報酬。盧卡斯（(Lucas)建立了一個動態模型來解釋勞動分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Lucas，1986)，施蒂格利茨（Stiglitz）也建立了一個動態模型，解釋為什么生產中的專業化和學習的專業化（教育）能促進經濟的增長（Stiglitz，1986）[8]。
新古典經濟學派及制度經濟學派分別經濟增長的原因，一為市場競爭，一為勞動分工與經濟組織結構與制度的演進，卻未將技術創新作為其直接推動經濟增長的原因，新古典經濟學派將技術進步作為外生的，制度經濟學派將其掩蓋在勞動分工之內，而真正將技術創新直接作為推進經濟增長的原因除斯密外，最早要算馬克思（馬克思，1887），往后要算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他認為，技術創新就是企業家抓住市場機會重新組合生產要素的過程，一種創新通過擴散，會刺激大規模的投資，引起經濟高漲；一旦投資機會消滅，便會轉入經濟衰退，由于創新的引進不是連續的、平穩的，而是時高時低的這就形成了經濟波動周期[9]。
新古典經濟學派、制度經濟學派、技術創新學派分別從三個不同角度研究了經濟增長的原因，但是每一個學派解釋經濟增長的原因不夠全面。羅默于1986年提出了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經濟增長不是外部力量（如外生技術變化、人口增長），而是經濟體系的內部力量（如內生技術變化）的產物。先后設計了兩個增長模型，第一個模型是對阿羅的“邊干邊學”模型的修正與擴展，第二個模型將知識賦予一個完全內生化的解釋，認為，知識是經濟主體利潤極大化的投資決策行為的產物，資本增長和技術進步是同步的[10]。經濟增長理論開始出現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趨勢。
1.新古典模型――索洛－斯旺模型
索洛－斯旺模型包括四個變量：產量（Y），資本（K），勞動（L）和知識或勞動的有效性（A）。在任一時間里，經濟中有一定量的資本、勞動和知識，而這些被結合起來生產產品。生產函數為：Y（t）=F(K(t),A(t),L(t))其中t表示時間，而且生產函數滿足稻田條件 。資本、勞動和知識的初始水平被看作是既定的。勞動和知識以不變的速度增長：L(t)=L(0)ent，A(t)=A(0)ent，其中n和g為外生參數，分別表示勞動和知識的增長率。
由此變化圖可得到，在0
由此模型可以得出如下這個命題：當一個國家或地區距離自己穩定狀態越遠時，經濟增長越快，要素投入存在規模收益遞增，這是表現為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很大；隨著接近穩定狀態，要素投入遞增的程度會越來越小，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率作用會逐漸下降；從長期看，經濟增長會等于外生的技術進步增長率，這時實際資本存量等于長期資本存量；當實際資本存量大于長期均衡的資本存量時，經濟增長率會小于技術技術進步增長率，這時就應該減少資本存量。
2.內生增長模型
本論文使用的內生模型是在羅默、格羅斯曼、赫爾普曼、阿吉翁和豪伊特提出的研究和開發模型和宇澤弘文與盧卡斯人力資本模型的整合，并且借用學者韓廷春所構造的增長模型，以消除 “阿羅―羅默”模型中當時的知識水平直接將技術進步內生化卻忽視了人力資本所體現的技術進步，和沿著“宇澤―盧卡斯”模型中強調人力資本要素對技術進步的作用卻忽視了知識的增加 所體現的技術進步。本模型經濟分成三個部門，即最終產品部門、人力資本部門及R&D部門。最終產品部門生產出用于消費的消費品（C）及用于生產的投資品（I）；人力資本部門生產出用于人力資本部門、R&D 部門及最終產品部門所使用的人力資本（H）；R&D 部門生產出用于最終產品部門及R&D 部門所使用的新技術、新發明和新設計，即R&D資本（R）[11]。最終的模型可用以下方程描述：
此式表明，經濟的均衡增長率依賴于人力資本部門的生產效率(θ1)與R&D 部門的生產效率(θ2)的大小以及時間貼現率(ρ)的大小，與人力資本部門的生產效率及R&D 部門的生產效率成同方向變化，與時間貼現率成反方向變化。因此人力資本部門的生產效率及R&D 部門的生產效率越高，則經濟增長率越高；現時的儲蓄率越高（即人們推遲消費的耐心程度越大），則經濟增長率越高。這里，盡管均衡增長率與人口或勞動力的增長率有關，但即使人口增長率(n)等于零或小于零，經濟的持續增長仍是可能的。
通過內生增長理論的動態分析可得出這個命題：技術進步使生產曲線外移，長期均衡所需的資本存量就增大，這時實際資本存量要達到均衡所需的資本存量，就必須增大要素投入，那么在一段時間內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還會有一定的作用；即使實際資本存量達到均衡所需的資本存量，由于人力資本與R&D資本水平的不斷提高，一個國家或地區也能夠實現持續的經濟增長。
二、上海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
1.數據來源及指標的選定
計算全要素生產率即對其進行分解所需要的數據是產出、資本投入、勞動投入、人力資本、技術交易額和R&D支出的時間序列數據，但上海人力資本的數據無法獲得。所選用的數據為1990年到2007年，均來源于歷年《上海統計年鑒統計年鑒》和《中國科技統計年鑒》，并且按1990年不變價格進行換算。
資本投入量應為直接或間接構成生產能力的資本總存量(或簡稱資本存量)，它既包括直接生產和提供各種物質產品和勞務的各種固定資產和流動資產，也包括為生活過程服務的各種服務及福利設施的資產，如住房等。在眾多估算中國資本存量的研究中，賀菊煌(1992)的成果比較具有代表性，但由于資料的缺乏，本文擬從折舊總額中反推資產總額。一般說來，資產越多，折舊額與大，如為正比例關系，只要選定折舊率就可以推出資產總額。由于研究中最關心的是資本的彈性系數，只要折舊額和資產滿足正比例關系，在作回歸分析中，不同的折舊率對彈性系數是沒有影響的。所以，在此不仿取折舊率為5％。就勞動投入指標而言，是指生產過程中實際投入的勞動量，用標準勞動強度的勞動時間來衡量。而在中國，由于正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過渡時期，收入分配體制不盡合理和市場調節機制不夠完善，而且我國目前尚缺乏必要的統計資料。因此，本文采用上海歷年社會勞動者人數作為歷年勞動投入量指標。其余的指標按對應統計年鑒指標的數據按1990年不變價格進行換算得到。
2.用索羅模型對上海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
采用的基本模型為對數線性生產函數（即Cobb―Douglas生產函數）：
Ln(Yt)=γt+αLn(Kt)+βLn(Lt)+ut
其中，α,β分別是資本和勞動力的產出彈性，γ為外生的技術進步率，ut為隨機變量。 在此基礎上，做了四個回歸，其中回歸（1）包含資本、勞動和時間三個變量，回歸（2）包含資本和時間兩個變量，回歸（3）包含勞動和時間兩個變量，這三個模型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歸（4）為廣義最小二乘法。所的結果如表1所示。
注：表中第一括號里的數字是對應系數的標準差，第二括號里的數字是對應系數t統計量的值。
由模型（1）可得出，資本不能通過t檢驗，而勞動通過了t檢驗，說明有可能資本和勞動存在著共線性。在模型（2）去掉勞動這個變量所的分析結果都通過了t檢驗，模型（3）去掉資本這個變量所的結果也通過了t檢驗，并且擬合優度都不錯，從而說明資本和勞動確實存在著非常強的共線性。在運用索羅模型分析上海經濟增長中，資本和勞動兩個變量只能選擇其一。由于在此分析中，勞動指標所用的數據是上海歷年勞動力人數，而應該選用的是實際勞動的投入量，所以勞動這個指標含有較大的主觀取舍，而資本的數據相對要客觀得多，因此選用資本作為模型的變量。在前三個模型中，D-W沒有通過統計檢驗，說明存在著序列相關。為消除序列相關，模型（4）采用廣義最小二乘法。
從模型（4）得出，資本彈性系數為0.8891，說明要素投入的彈性系數沒有大于1也沒有等于1，考慮模型（1）將資本和勞動力系數相加所得為0.97，接近1。運用傳統的增長理論可知，此時的實際資本存量略大于長期均衡的資本存量，如果資源屬于有效配置，經濟是不會處于這個階段，因為如果經濟短期處于這個階段，要素投入會停止甚至減少，使要素的投入的彈性系數達到1。說明上海的資源配置比較合理，市場比較完善。
在模型（4）中，全要素生產率為0.0111，對上海經濟增長的貢獻不到10％，就是用模型（2）所得的全要素生產率，對上海經濟增長的貢獻也只有15％，和一些學者所得出的近40％，有非常大的差異。考察所運用的模型的差異可發現，這些學者都假定要素投入的彈性系數和為1，實際上這是一個很嚴格的假定，現實中一般不會是這種情況。而本文所作實證分析中沒有這個假定，所以可認為本文的結果相對可靠些。當然所選用的數據年限、數據處理不同，也會導致的結果的不同，但這些不是主要因素。從分析結果可看出，上海的經濟增長主要是靠要素投入帶動的。
3.用內生增長理論對上海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
在內生增長理論中，將技術進步內生化。技術進步來源有兩種：一是人力資本的提高，二是知識存量的增加。知識存量的增加是通過技術交易從外部獲得和自身的研發而得到的。本文模型主要研究知識存量的增加所導致技術進步的相關因素，所運用的回歸方程的基本模式如下：
Ln(Yt)=γt+αLn(Kt)+βLn(Lt)+ηLnR&Dt+ξLnTTt
+θLnR&Dt*LnTTt+ut
式中、α、β、η、ξ分別對應表示資本、勞動、技術交易額、研究和開發的彈性系數，γ反映制度等外部因素隨時間變化對GDP的影響，θ反映了技術交易額與研究和開發的交互作用對GDP的影響，ut為隨機變量[12]。在實際分析中，上述模型中的有些變量或存在共線性或不能通過t檢驗等一些問題，所以首先要做的是對上述模型變量的篩選。為此，作了（5）、（6）、（7）和（8）模型，如表2所示。
注：表中第一括號里的數字是對應系數的標準差，第二括號里的數字是對應系數t統計量的值。
模型（5）包含了所有的變量，可看出R&D和技術交易額的交互作用項系數非常小，t檢驗值也非常小。消去這個變量，就得到模型（6）的回歸。從這個回歸可看出，資本和勞動存在著共線性，兩個變量只能選擇其一。在這里選擇資本變量，理由如前所述。在模型（7）就是消去資本這個變量所作的回歸，時間變量的系數很小，t檢驗也很小。在本文的內生增長模型中，時間變量t 的系數所反映的是制度變化的等因素的量，不包含技術進步，也就是說此項系數是索羅模型中全要素生產率除去技術進步的剩余項。從回歸結果可得出，上個世紀90年代以后，上海的制度等因素的變化很小，靠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不大。除去時間和勞動變量，就得到回歸（8）。模型（8）共包含四個變量：資本、R&D、技術交易額和研發與技術交易額的交互項，這些變量都能通過t檢驗。
為了更深入地研究研發與技術引進的關系，作了回歸模型（9）和（10）。模型（9）中研發是滯后項，而模型（10）技術引進是滯后項。模型（11）是為了消除回歸（9）中的自相關性，而采用的廣義最小二乘法。所的結果如表3。
從（8）、（9）、（10）的模型可看出，無論研發和技術引進是否采取了滯后，還是誰先采取了滯后，研發和技術引進的交互相都為負值。這說明上海的研發和技術引進相互之間有擠出效應，也就是說自主研發就不會引進，同時技術引進就不再研發，沒有形成良性互動關系。我們知道，相對全國來說雖然上海的經濟技術水平屬較高層次，但相對發達國家，經濟技術水平屬于落后的，所以對于落后的國家和地區，企業技術能力發展戰略為：技術引進到消化吸收，再改進和創新。上海毫無疑問也應該采取如此戰略，這個發展戰略被日本和韓國等一些國家所采用，取得了非常好的經濟效果。從這個發展戰略來看，技術引進和研發是相輔相成，先技術引進，然后在此基礎上進行研發，是提高當地技術水平，從而促進經濟增長的捷徑。而從上海的實證分析中，卻沒有體現這種發展戰略。
通過（11）式可得出，上海的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21.3%，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78.7%。在技術進步中，研發對技術進步的貢獻率為72.7%，技術引進的貢獻率為52.5%，兩者的交互項為－25.2%。上海的經濟增長主要是靠要素的投入帶動的，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大，這和用索羅模型所作的結果是一致的。有前面的理論分析可知，一個國家或地區在經過要素投入的增長階段之后，必須靠技術進步來維持長期的經濟增長。上海已經持續20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必須提高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的作用，才能避免重搗東南亞國家的覆轍。不少專家考察后發現，美國這些年來經濟快速發展，是與美國從80年代開始的以發展高新技術為主的創新戰略密切相關的；而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其根源之一也在于其經濟發展依靠生產要素的大量投入而非依靠技術創新來實現。最為關鍵的是技術進步的來源模式。有理論分析可知，技術進步主要來源于技術引進和研究開發，對于后進國家和地區來說，縮短差距的捷徑就是先引進再研發，形成技術引進和研發互相促進的關系。[13]但對上海的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所得的結果卻是背道而馳的。所以，無論對政府和企業來說，都必須找到相應的措施來解決這個問題。
三、結 論
從運用傳統增長理論和內生經濟增長量理論對上海經濟增長的分析可得出如下結論：一是上海的經濟增長是外延式的經濟增長，是靠要素的投入得到的，技術進步對上海的經濟增長的貢獻較低，在現階段還沒有出現內涵式經濟增長的拐點。二是在現階段制度變遷對上海的經濟增長的作用已微乎其微，也就是說在上海市場對要素資源配置比較完善。三是技術進步來源中的技術引進和研究開發相互脫節，沒有達到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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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Technological Advancing and Resource of Shanghai′s Economic Growth
Ruan Min
(Center for Regulation & Competition,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China)
經濟增長的要素范文2
關鍵詞：林業經濟；要素投入；效應
中圖分類號：[S7-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4-0-01
近幾十年來，隨著社會經濟建設的不斷加快，林業作為我國的基礎性產業，在國家的經濟發展，實現農村奔小康以及保護生態環境方面，發揮了顯著的作用。特別是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林業經濟的增長水平也有了明顯的提高。研究數據表明，我國的林業產業結構從1994年的58.4∶34.4∶7.1，增長到2009年代的45.3∶48.9∶9.1，如此明顯的經濟增長數據表明，我國的林業的產業結構得到優化。我國一些林業專家經過研究后表明，要素投入在林業經濟增長的效應上貢獻度上占有很大的比重。本文在一些已有的研究結果的基礎上，對我國的林業經濟增長效應情況進行分析，以期探討要素投入對林業經濟增長的效應程度。
一、理論基礎和模型設置
經濟的快速增長是全世界各國爭相追求的目的，從經濟學開始被研究以來，對于經濟的增長的分析和研究一直沒有間歇。從上個世紀以來，以哈多和索洛模型為代表的經濟增長理論風靡一時，哈多模型主要強調投資的關鍵性，這種理論認為投資影響了經濟增長的速率；而索洛模型主要采用的是將資本和勞動，融入外部的技術因素。這樣經濟的增長就可以歸結成為資本，勞動力以及技術創新的增長效率之總。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美國一位著名的數學家和經濟學家共同提出了所謂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被廣泛利用于分析經濟增長過程中資源“投入”和“產出”之間的數量關系。其本質模型表現為Y=ax1b1x2b2.在模型中a，b1，b2都是固定的參數，而且參數估計和其他代數方程相比，計算更為方便，由于數據的特性，計算分析結論更為準確。一般來說，若總和小于1的話，說明規模報酬遞減，生產規模擴大的邊際報酬也相應遞減，如若總和大于1，結果則相反。但是因為林業作為我國的公益事業同時也是產業支柱之一，林業的經濟增長的效應與政府政策的扶持和資金的注入有很大的關系[1]。
二、數據的收集和統計學的分析
1.數據的收集和整理。在以前林業經濟增長的研究基礎上，分析數據的特點，選擇一些數據指標作為研究的變量條件。選擇林業系統的歲末從業人員作為勞動因素投入指標；選擇林業總產值成為林業經濟快速增長產能指標；選擇林業系統的資產總額和工資總值作為資本因素的參考，選擇森林造林面積作為土地因素的投入參考指標，所有的數據選取的年限從1979-2006年之間。
由于數據的收集工作異常艱難，所以歲末林業從業人員總數主要包括林業系統中的國有和行政單位工作人員，此參考指標是優先指標，在這，做一個假設，假如林業系統的全部從業人員總數和所選擇的參考指標有同比例關系，用資產投資和工資總數上資本投入參考指標也不詳盡，在此基礎上，假設替代指標與整體的林業資本投入卻呈正比關系。由于數據的期限比較長，因此文章利用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分別對林業的資金投入參考指標和林業總產值進行價格不變的處理[2]。
2.林業總產值增長近況。一些研究數據表明，我國的林業總產值在研究期限內出現一種迅猛增長的節奏。從增長率來看，林業經濟的增長速度跟我國的國民經濟保持一種并肩起步性，但是其上下振動的程度要強于GDP，而在剔除價格因素中，2005年的林業總產值下滑至低于往年的年平均增長率，這一點與我國國民經濟增長變化相同，從而說明我國的林業經濟的增長很大程度上要看全國的經濟發展背景。
3.林業要素投入情況
3.1人工造林面積的變化?？傮w來說，我國的人工造林面積并沒有出現非常突出的增減形勢，年均造林面積約為370.88萬平方千米，但是我國的人工造林面積也經過了幾次比較明顯的改變。第一次在1981-1983年，造林面積差不多出現有超過25%的變化，從歷史上我們了解，這是因為受到上個世紀80年代所進行的林業政策的積極推動影響，導致人工造林面積出現一個比較迅猛的增長。另外一次是在2000-2003年之間，為響應我國實行退耕還林政策，人工造林面積出現進一步的擴大。
3.2勞動力的數量起伏。在1985年到90世紀后期，林業經濟的從業人員數量總和呈現一個穩定增長的態勢， 但是自此以后，林業經濟的從業人員數量出現了一個下滑遞減的階段，從2003年之后才開始回升，并逐漸穩定。這一變化與我國林業系統創新設備技術和公司進行改革，兼并重組等等有關，從另外一個方面來說，我國的林業技術水平出現很大程度上的提高。
3.3資本總量和結構的變化。林業資本投入主要出現兩個迅猛增長的階段，一個是在1999-2003年的迅猛增長階段，另外一個是從2005年以后開始呈現的爆發式的增長，從數據來看，二者有點類似。但是從結構上來分析，主要是國家政策對于林業經濟不同階段的支持所導致的結果。綜上所述，要素投入表現出我國林業經濟發展的環境和政府政策的支持力度，同時也是林業經濟增長的動力，我國林業的快速發展與要素投入及外部經濟環境影響和國家政策的扶持有著相當密切的關系。
三、對策和建議
1.加強林業經濟領域的科學技術投入。充分發揮科學技術的創新性，加大對專業林業學校等科研組織的扶持力度，讓林業技術不斷得到發展和創新，增加對林業緊急增長的貢獻率。
2.做好擴大人工造林面積工作。建立合理有效的林業系統，將造林的生態利益轉化為經濟利益，充分發揮科學技術水平，更加讓林業的產出值得以提升。
3.增加對林業產業的資金投入力度。在堅持生態環保的林業政策基礎上，積極引領社會金融資本進入林業經濟發展圈里邊，提高林業投資的全面水平[3]。
4.提高林業系統從業人員的工資水平。保障林業基層工作人員的基本利益，吸納更多優良人才的加入林業經濟建設中來。
四、結語
因此，通過上文的數據研究分析，要素投入對林業經濟的發展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必須堅持要素投入在林業經濟發展歷程中的作用，加大資本，勞動力等等因素的投入，可以使經濟增長朝著更好、更快的方向發展進步。
參考文獻：
[1]石風光，李總植.要素投入，全要素生產率與地區經濟差距-基于中國省區數據的實證分析[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9，12（5）：20-26.
經濟增長的要素范文3
關鍵詞:印度經濟增長; 要素投入; 制度紅利
中圖分類號:F11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176X(2012)09-0117-06
印度自1947年獨立,到20世紀80年代初,其間經濟發展緩慢,年均增長率約為3.5%,被嘲笑為“印度速度”。自80年代開始經濟改革,年均經濟增長率達到5%。1991年遭遇嚴重的國際收支危機,經濟改革加速,90年代年均經濟增長率達到5.7%。21世紀的前十年,經濟繼續快速增長,年均增長率在7.7%以上,特別是從2003—2008年,年均增長率達到9%。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2008年增長率下降為6.8%,但2009年,迅速恢復為8.0%,2010年達到8.6%[1]。
然而,輝煌的過去并不必然預示光明的未來。在一段時期的高速增長之后,減速甚至停滯的例子,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上并不鮮見。巴西在20世紀60—70年代,年均增長率達到9%,但到80—90年代,卻陡降為2%。進入21世紀以來,其經濟增長略有起色,但年均增速也只有3%多一點。另一個類似的例子是東南亞國家,這些國家在1997年金融危機之后,一直沒有恢復到金融危機之前的高速增長。
那么,印度經濟的增長前景如何呢?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里,印度經濟的增長勢頭能否繼續保持呢?
一、要素投入:資本與勞動力
經濟增長離不開資本和勞動力等要素投入的增加。以下依次分析未來十年印度的資本和勞動力的增長情況。
首先是資本。資本的增長依賴于投資,而投資依賴于投資環境和儲蓄率。在印度,有一個生機勃勃的本土企業家階層,面對經濟快速增長帶來的巨大投資機會,這個階層顯示出強大的投資意愿和卓越的投資能力。因此,只要有便利的融資,就會有投資。而印度政府也確認了未來的經濟增長以私人部門為主導,并承諾創造有利于投資的環境。
20世紀90年代初,印度國內儲蓄率是23.7%,伴隨經濟改革帶來的經濟增長、收入增加以及人口的變化,2007年國內儲蓄率急劇上升為36.4%。其后,由于2008年金融危機的影響,國內儲蓄率有所下降,但2010年恢復至35%。到2020年左右國內儲蓄率有望增加到37%—38%。2000年印度平均國內儲蓄率約為31%。
除了國內儲蓄之外,投資還可以由國外資本流入予以補充。印度的外國投資從2001年的40億美元增加到2009年的370億美元。伴隨印度經濟的進一步開放和全球投資者對印度投資的增加,未來印度有望吸引更多的全球投資。
更高的國內儲蓄率和更多的國外資本流入,將使2010—2020年投資占GDP的比重比2000—2010年提高6.5—7個百分點,這對于獲得更高的GDP增長率十分有利。
其次是勞動力。由于人口的變化趨勢,未來三十年里,印度的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將持續增加,而同時其他工業國以及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數量都將下降。預計到2028年,印度勞動年齡人口總數達到9.71億,超過中國的9.56億。而且,印度勞動年齡人口的年齡比中國的年輕,35—64歲(尤其是50—64歲)的人口,印度比中國少。印度的人口總撫養比從1970年的79下降到2005年的60,預計2025年將下降到48。目前印度被撫養人口中超過85%是幼齡人口(中國是67%)。到2035年,印度的幼齡被撫養人口依然是老齡被撫養人口的兩倍(而屆時中國每100個勞動年齡人口所撫養的老齡人口比幼齡人口多出10.8個)。2000年,1/3的印度人口低于15歲。到2020年,印度人口的平均年齡為29歲,而同期中國和美國為37歲,西歐為45歲,日本為48歲[2]。簡而言之,在未來十年里,隨著大批青壯勞動力進入勞動市場,印度將有機會收獲“人口紅利”,這對于經濟增長十分有利。
但是,僅僅是勞動力數量上的增加,并不足以形成“人口紅利”及經濟增長的優勢。而必須輔以優良的教育和技能訓練、良好的健康狀況以及足夠的就業機會。在這方面,印度顯然還有很大的不足,需要切實改善。
二、制度紅利:經濟改革與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
毋庸置疑,資本和勞動力等要素的投入,對經濟增長至關重要,但是全要素的生產率也不可忽視。在20世紀60—70年代,資本和勞動力的加大投入,并沒有給印度帶來相應的經濟增長,其原因就在于僵化的經濟體制制約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
高盛的研究顯示,1960—2000年,印度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長率僅為0.25%,實施經濟改革以來,這一數字增加到1.6%。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對經濟增長貢獻率在20世紀80—90年代大約為25%。2003年以來,這一數字提高到近50%。這表明,近三十年以來的市場化改革顯著地促進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和經濟的持續增長[3]。其他研究也有類似的結論[4]。
目前,印度的經濟改革尚在半途,未來必須繼續深化改革才能進一步釋放制度紅利。
第一,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當前,印度積極實施“東向政策”,以實現與東亞經濟更加緊密的整合。作為東向政策的一部分,印度先后與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東盟及韓國簽訂了“全面經濟合作協定”(其效果與自由貿易協定類似)。與日本的談判已經結束。這些協議將保障關稅在未來5—7年內穩步下降。
經濟增長的要素范文4
關鍵詞：全要素生產率；借用技術；代工生產；資本積累；增長質量
中圖分類號：F06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892(2010)08-0014-06
一、引言
有學者研究發現，自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由于固定資產投資高速增長，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以及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比率都下降了。很多人據此認為，2002年以來中國新一輪高速經濟增長的質量低下，是資本積累型經濟增長，是粗放型增長，不可持續。這種觀點在2006年以前相當盛行。之后，很多學者根據中國2004年經濟普查的數據發現，新一輪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我國企業的資本回報率很高，企業盈利水平超過日本企業，逼近美國企業。換句話說，新一輪高速經濟增長的質量其實很高，有其微觀基礎。
那么，新一輪經濟高速增長的質量到底是高還是低呢?較低的全要素生產率與良好的企業資本回報率是否可以共存?中國最近一些年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貢獻比率的相對下降，是有其歷史階段必然性，還是表明經濟增長質量的下降?經濟增長質量的判斷標準，是全要素生產率，還是企業資本回報率呢?
二、無形資本投入與全要素生產率
克魯格曼在1994年發表的《亞洲奇跡的神話》中，以當代東亞四小龍經濟發展中全要素生產率貢獻比率低下而斷定這些經濟體經濟增長質量低下，不可持續。隨后的亞洲金融危機似乎驗證了克魯格曼的說法。對此，鄭玉歆(1999，2007)以及易綱、樊綱、李巖(2003)和林毅夫、任若恩(2006)等國內著名學者，對于用全要素生產率來衡量經濟增長的質量的不合理性作出了深入的探討。他們明確指出，不考慮各國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使用全要素生產率及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比率來衡量經濟增長的質量，本身就是不合適的。
通常而言，全要素生產率是通過計算索洛剩余的方法求出來的。在最簡單的經濟增長核算中，全要素生產率=經濟增長率-資本產出彈性×資本增長率-勞動產出彈性×勞動增長率。從表面上看來，索洛剩余似乎是產出減去所有要素投入后的剩余。
但實際上，正如很多學者所指出的，索洛剩余本質上是那些無形投入生產要素的貢獻，需要企業、個人與全社會付出成本。當索洛等人在計算全要素生產率的時候，他們往往只是計算了有形生產要素的投入，也即有形的勞動投入與有形資本的投入，其索洛剩余中包含了大量無形資本投入的貢獻，例如研發投入、教育投入(人力資本)、工人在崗培訓投入、廣告投入等。對整個經濟體來說，全要素生產率貢獻比率的提高，主要是表明教育、研發、衛生、制度變革等方面無形投入對經濟增長貢獻比率的上升。約根森和格里利歇(1967)指出，作為索洛剩余的全要素生產率實際上只是一種計算上的誤差，這個誤差來自于對投入要素衡量的不準確，或者是因為某些對生產有貢獻的要素沒有被包括在生產函數中，如果把各種投入要素都包括在內并準確衡量，全要素生產率就會變為零。
根據劉遵義等(2004)的一項研究，由于1980年代以來研發支出占GDP的比例迅速增加，全要素生產率在韓國、中國臺灣地區與新加坡三個經濟體增長中的貢獻比率大為上升，但是如果在增長核算中考慮研發投入的貢獻，1995年之前的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比率就會接近于零。而西方發達國家在扣除研發投入的貢獻后還有剩余，存在全要素生產率所表示的“技術進步”，是因為這些國家的無形投入除了研發支出外，還包括品牌建設、商業方法研究、軟件研究、管理研究等方面的無形資本投資。正是這些研發投入之外的無形資本投資產生了西方發達國家全要素生產率所表示的“技術進步”。
三、經濟增長的階段性與全要素生產率
由于索洛剩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無形資本投入生產要素的貢獻，因此并不能夠主要根據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來衡量經濟增長的質量。無形的投入仍然是投入，仍然需要付出成本。對于企業來說，衡量投資效率的指標是資金回報率，而不是全要素生產率。尤其是對于一個發展中國家而言，衡量一個經濟體的總體運行，從宏觀上來說主要就是經濟平穩、快速地增長，從微觀上來說主要就是企業盈利狀況良好。一個國家在其經濟增長的較早階段，把有限的資金大量投入到研發當中，無疑會提高該國無形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比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份額。但是這種違背比較優勢的趕超型發展戰略，必然會降低該國的資金使用效率，降低經濟增長率，降低企業的盈利水平，最終反而會降低整個國家的經濟運行質量。
根據著名發展經濟學家阿布拉莫維茨(1993)和速水佑次郎等人(1999)對美國和日本經濟史的研究，兩國在其現代經濟增長的早期階段都經歷了一個主要依靠資本積累的經濟增長，有形資本的積累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全要素生產率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比率不大。只有等到經濟進入了成熟階段，教育、研發等無形資本投入取代有形資本積累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全要素生產率成為經濟增長的首要因素。在實現這種轉變之前，在資本一勞動比率急劇上升的快速工業化時期，由于資本收入份額的增加，兩國甚至都還經歷過一個全要素生產率對勞均產出增長貢獻比率下降的快速經濟增長階段。
一般而言，一國快速工業化時期，往往也是交通運輸等基礎設施建設占GDP比例相當高的時期，這些建設需要大量的有形資本積累。由于這一部分有形資本積累對于產出增加的影響是長期的，其短期產出增長效應不大，造成產出一資本比例的下降，這必然也會導致短期內全要素生產率貢獻比率的下降。美國在19世紀后半葉全要素生產率對人均產出增長貢獻比率的下降，很大程度上與當時美國大量投資于鐵路等資本密集型基礎設施的建設緊密相關。這一階段基礎設施的大量投資，為下一個階段的經濟增長奠定了基礎。在以后的時期，美國就可以把更多的資金投入到教育、研發、衛生等無形資本的積累方面，從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比率。從1890年以后，學校教育、研發等無形投入就取代了有形資本積累成為美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全要素生產率對于人均產出增長的貢獻比率超過了三分之二。
四、借用技術與全要素生產率
類似的歷史經歷在作為工業化后來者的日本表現得更加明顯。當日本開始工業化的時候，人均資本非常低，有形資本積累對于日本的經濟增長顯得更為重要。勞均資本占有的快速增長對勞均產出增長的貢獻比率超過了80％。在工業化快速進行、勞均資本快速增長的20世紀最初的20年，日本同樣也經歷了全要素生產率對勞均產出增長貢獻比率相對下降的時期。
當美國在19世紀進行工業化的時候，美國與歐洲最發達的工業國家差距不大，有很多技術是美國自己研發出來的，因而全要素生產率在美國早期工業化時期勞均產出增加中的貢獻比率仍然較高。而當日本快速進行工業化的時候，日本與歐美工業化國家的技術差距相當大，日本的技術進步主要依靠體現技術的機器設備的進口，其技術進步主要依靠有形資本的積累來獲得，自主創新的成分相當稀少。盡管日本的技術水平在快速進步，但是全要素生產率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比率十分低下。
從1920年到1937年，日本快速的工業化漸進尾聲，日本與歐美工業化國家的技術差距大為縮短，本國技術創新能力逐步培養起來，依靠體現技術進步的機器設備的進口來獲得技術進步的重要性降低。到了這個階段，全要素生產率對于勞均產出增長的貢獻就達到了一半左右。
在自主創新獲得技術進步的情況下，研發活動的無形資本投入的貢獻不被計算到資本的貢獻當中，而是被劃歸到全要素生產率所代表的技術進步當中，表現為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而在依靠進口技術獲得技術進步的情況下，尤其是在通過進口體現技術的機器設備的條件下，為獲得技術進步的設備購買投入被劃歸到資本生產要素的貢獻，導致了追趕型工業化國家實際的快速技術進步與衡量技術進步的全要素生產率份額低下并存的情形。正因為這樣，當代東亞四小龍在其快速經濟追趕的時候，全要素生產率對人均產出增長的貢獻比率大大低于西方發達國家，從而被克魯格曼看作是依靠要素積累的經濟增長和沒有技術進步的經濟增長。
對于那些依靠引進技術來獲得技術進步的追趕型經濟體來說，他們從發達國家所引進的機器設備往往是根據發達國家的要素稟賦所創造設計的，往往是高度資本密集型而勞動節約型的，并不符合發展中國家的要素稟賦結構，難以完全發揮這些機器設備的效能，并且造成勞均資本占有的過快增長，快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這就必然會降低全要素生產率對勞均產出增長的貢獻。㈣
對于曾經的日本、東亞四小龍與當前中國這樣的追趕型高速發展經濟體來說，快速的資本設備更新也是全要素生產率貢獻低下的另一個重要原因。由于這些東亞經濟體追求快速的技術進步，很多機器設備在尚未完全發揮其經濟作用的情況下就被淘汰了，通過邊干邊學熟悉機器設備運行導致生產效率提高的作用遠未得到有效利用，資本設備的利用不足，必然會造成全要素生產率貢獻的下降。這種情況在新加坡與中國香港地區這兩個城市經濟體中表現得尤為明顯。根據艾爾文?揚(1992)的一項研究，由于新加坡政府追求技術的快速升級，很多先進設備尚未完全發揮作用就被淘汰，結果導致技術升級更為迅速的新加坡的全要素生產率水平十分低下，接近于零。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遠不如中國香港地區。
根據林毅夫和蘇劍的研究，一個國家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與考察該國經濟增長的期初階段的人均GDP成正比。按照購買力平價換算成1990年美元，人均GDP每增加1000美元，平均而言，TFP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比率就增加2個百分點。
不過這個回歸主要是考慮了橫向對比。事實上，對于那些追趕型現代化國家來說，即便他們的人均收入水平已經達到較高水平，由于存在更加富有的技術領先國家，他們仍然是技術進口國家，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仍然比較低下。例如，日本在1958-1970年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按收入水平來說已經進入到成熟經濟的階段，但由于日本與美國之間存在很大技術差距，日本需要大量進口外國先進技術，因而全要素生產率對日本經濟的貢獻仍然不是很高，TFP對于勞均產出增長的貢獻比率為54％，遠低于1855―1915年英國的73％。
綜上所述，速水佑次郎認為，對于那些主要依靠借用技術獲得快速技術進步的追趕型后進國家來說，資本積累型的經濟增長表現得更加典型，也更加持久。只有等到這些國家的技術水平逐漸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依靠借用技術獲得技術進步的收益下降，這些國家不得不更多地依靠自己研發來獲得技術進步，TFP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才會成為最主要的部分。
五、當前關于我國全要素生產率變化的爭論
如前所述，很多研究認為，自1990年代后期以來，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比率相對下降了，低于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盡管最近幾年有所回升。因而很多人據此認為2002年以來新一輪快速經濟增長質量不高，是粗放型增長。隨著2004年中國經濟普查數據的公布，微觀上發現我國企業盈利狀況大幅度改善，宏觀上GDP總量不僅沒有如外界所猜測的被高估，反而是被低估，學術界的導向開始改變。王小魯等人最近根據調整以后的數據重新進行了研究，認為1989-2007年扣除了人力資本改善后的我國全要素生產率，不僅沒有低于1978-1988年水平(平均為2.66％)，反而更高。即便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資本積累的貢獻比率有不小的上升，導致1999-2007年全要素生產率有所下降(平均為3.63％)，也仍然與1989-1998年水平(平均為3.74％)相差無幾。
這些研究都有一個共同的缺陷，就是假定資本的收入份額不變。這與我國的現實情況有很大差距。根據我們現在的研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勞動者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例發生了較大的改變。在改革開放初期，勞動者收入的份額有所上升，進入1990年代以后，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后，勞動者收入的份額不斷下降，資本的份額不斷上升，表現為企業留存利潤的比例不斷上升。改革開放初期資本實際收入份額相對較低，采用統一的資本收入份額，例如說50％，就會導致資本增長貢獻比率的高估，全要素生產率的低估。而進入1990年代后期以來，資本收入份額大幅度上升，仍然采用原來的資本收入份額，就會造成資本增長貢獻比率的低估及全要素生產率的高估。
這一點很容易根據最簡單的全要素生產率的計算公式推導出來。TFP=產出增長比率一資本收入份額×資本增長比率-人力資本收入份額×人力資本增長率，由于資本增長率在我國總是大幅度地高于人力資本增長率，資本收入份額的上升，造成“資本收入份額×資本增長比率”這一項的擴大幅度，超過“人力資本收入份額×人力資本增長率”這一部分的下降幅度，從而造成TFP的下降。
事實上，在美國19世紀后期、日本20世紀早期快速資本積累加速工業化的時期，兩國資本收入份額都上升了，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比率上升，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下降了。考慮到我國轉軌經濟的特殊情形，這一點就會更加明顯。在改革開放的早期階段，制度變革帶來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會造成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隨著制度改革紅利的逐步降低，資源配置效率會逐步降低，對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不斷下降。加上前述資本收入份額上升、資本積累速度加快的影響，當前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相對下降，是完全有可能的，也是屬于正常的，完全可以和同一時期企業微觀經營效率上升并存。
六、對下一階段我國TFP發展變化的展望
很多人認為，當前資本積累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是我國壓低資本價格實施低利率政策的結果，造
成企業大量使用資本，而不是追求由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所代表的技術進步。正如林毅夫和蘇劍所指出的，資金價格的下降，造成的主要是勞動與資金相對價格的改變，導致企業使用資本替代勞動。其后果主要是導致勞動使用型經濟增長被資本使用型經濟增長所取代，而不是全要素生產率驅動型增長被資本積累型經濟增長所取代。
當前中國依靠有形資本積累來獲得經濟增長，主要是由當前中國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所決定的。當前中國正處于工業化加速階段，基礎設施建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很高，并且由于這些基礎設施的效益是長期的，短期內產出效益相對于資本投入的比率較低，必然會導致我國全要素生產率的下降。
當然，導致中國全要素生產率貢獻偏低的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因為中國主要通過引進技術而不是通過自主研發來獲得技術進步。這就導致我國快速技術進步的同時，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比率卻較低，被人們認為是缺少技術進步的粗放型經濟增長。
當前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較低，也與我國在全球國際分工所處的地位緊密相關。根據弗農所提出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當一種產品處于初創階段的時候，主要是在發達國家進行生產，其產品的特征是人力資本密集與研發密集型，無形投入在這些產品的生產中占有重要地位，因而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比率較大。等到產品進入到標準化的成熟階段，產品的生產逐漸進入到技術后進國家。產品到了成熟階段以后，就成為了標準化的大規模生產產品，廠房與機器設備的重要性上升，使用熟練勞動力進行生產，產品研發與設計等無形投入的重要性下降，產品成為資本密集型產品。由于技術后進國家集中于標準化成熟產品的生產，因而有形資本積累對于技術后進國家的經濟增長就變得非常重要，全要素生產率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比率較低。
經濟增長的要素范文5
如何評價三大需求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傳統方法是用三大需求要素增加量占GDP增加量的比重作為當年該要素對GDP增長的貢獻度；然后用該要素貢獻度乘以當年GDP增長率得出相應的貢獻率。用公式表示即為：
要素貢獻度＝要素增量／GDP增量×100％；
要素貢獻率＝要素貢獻度×GDP增長率。
基于傳統方法，張雪松在《三大需求要素對我國GDP的貢獻》一文（載《宏觀經濟研究》2003年第3期，下稱張文）中，實證研究了我國最終消費、資本形成總額、凈出口三大需求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并由此得出結論：上世紀90年代以來，最終消費需求對我國GDP的平均貢獻度是60．09％，平均貢獻率是6．42個百分點；資本形成總額對我國GDP的平均貢獻度是37．10％，平均貢獻率為4．46個百分點；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對我國GDP的平均貢獻度是2．82％，平均貢獻率是0．12個百分點。由于受方法本身的約束，張文的研究成果不能很好地解釋某些經濟現象，如貿易順差與GDP增長之間成“負相關”關系、凈出口對經濟的拉動往往與國民經濟增長成反向運動趨勢等現象。
傳統方法在分析三大需求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時，主要是利用靜態研究的方法，其局限性主要表現在它沒有反映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動態作用。具體來講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凈出口＝出口－進口，隱含的經濟意義是出口和進口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完全相反，出口拉動經濟增長，進口對經濟增長完全起阻礙作用。二是凈出口沒有反映進出口商品結構的差異，不能反映進口和出口各自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三是凈出口簡單化了進口和出口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沒有反映進口和出口動態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實踐告訴我們，有些進口品對一年、兩年或更長時間的經濟增長存在著推動作用。可以說，僅僅利用凈出口解釋進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傳統方法的主要缺陷。
張文測算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為0．12個百分點，貢獻度2．82 ％，如果單純從數字分析，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非常小，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實際上，我國對外依存度由1981年的15％上升到2002年的49％，進出口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如果進口品屬于國內需抑制需求的消費品，則這類進口會對國內需求產生擠出效應，阻礙國內經濟增長；但是，如果進口品屬于技術含量較高的投資品，則這種進口會帶來國外技術的外部性，其技術的擴散效應和溢出對國內經濟增長有較強的推動作用。顯然，單純利用凈出口來解釋進口和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夠充分，方法本身也不科學，有必要加以改進。我們認為，解決這個問題的較好辦法是用進口、出口兩個經濟變量分別討論進口和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和貢獻率，而不是簡單地利用凈出口分析國外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張文關于三大需求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進行了很好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對我國如何提高經濟增長速度和效益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應予充分肯定。但美中不足的是，在定量分析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之后，關于進口和出口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只進行了定性分析，給人一種意猶未盡的感覺。為此，這里提出一種分析三大需求要素對我國GDP貢獻的新方法。
二、一種新的評價方法
我們利用計量經濟學的方法，首先測算需求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然后按貢獻率與GDP增長率的比率計算該要素貢獻度。其中，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等于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減去進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然后再加上進口對經濟增長滯后推動作用的貢獻率。與傳統方法相比，新方法考慮了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滯后作用。
按支出法計算，國內生產總值（GDP）＝最終消費（cons）＋固定資產投資總額（inv）＋貨物和服務出口（exp）－貨物和服務進口（imp），對此恒等式一階差分并對差分方程進行系列變換，并由此建立相應的計量經濟學模型：
VGDPt ＝α1?Vconst ＋α2?Vinvt ＋α3?Vexpt ＋α4?Vimpt ＋εt
…………………………（1）
其中：VGDPt 、Vconst 、Vinvt 、Vexpt 和Vimpt 分別表示當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最終消費增長速度、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增長速度、貨物和服務出口增長速度、貨物和服務進口增長速度，αi（i＝1、2、3、4）為相應的系數， εt 是隨機誤差項。
由于統計資料沒有完整的各年度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出口和進口的可比價格數據，我們采取如下的處理方法：利用凈出口和進出口總值占當年GDP的比重分別推算進口值和出口值；當年價格下的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出口和進口占當年GDP的比重與可比價格下的比重分別相等，這種方法相當于對這4個經濟變量都采用GDP縮減指數進行折算；在此基礎上計算經濟增長速度和4個變量的增長速度，如附表所示。
在以上分析的基礎上，建立我國1983年至2002年經濟增長關于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和進出口需求增長速度模型如下：
VGDPt ＝0．730Vconst ＋0．234Vinvt ＋0．093Vexpt －0．059Vimpt
…………………………（2）
t統計量14．873 6．477 5．989 －3．560
R2＝0．909DW＝2．035 F＝53．387
變量及模型通過了統計和計量經濟學檢驗。為論述簡捷起見，在以后的篇幅中，不再羅列模型通過各種檢驗的過程和結果。
有利于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進口對經濟增長有滯后推動作用，可以考慮將進口增長速度的滯后變量引入模型。經系列計量經濟學方法處理，建立模型如下：
VGDPt ＝0．709Vconst ＋0．216Vinvt ＋0．078Vexpt －0．045Vimpt
＋0．018Vimpt（－2）
…………………………（3）
其中，變量Vimpt（－2） 表示前兩年的進口增長速度。
模型（3）中5個變量系數的經濟含義分別是：國內消費增長1％，帶動當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0．709個百分點；投資增長1％，帶動國內生產總值增長0．216個百分點；貨物和服務出口增長1％，帶動國內生產總值增長0．078個百分點；貨物和服務進口增長1％，引起當年國內生產總值負增長0．045個百分點；兩年前進口增長1％，帶動當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0．018個百分點。
模型（3）優于模型（2），其原因在于模型（3）是一個動態模型，較好地解釋了進口對經濟增長的動態作用：20年來，就平均水平而言，當年進口對經濟增長起負作用，進口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要滯后兩年，模型（3）比模型（2）更富有經濟意義。
當數據選自1988年至2002年時，變量Vimpt 沒有通過t檢驗，相應的增長速度模型如下：
VGDPt ＝0．677Vconst ＋0．195Vinvt ＋0．050Vexpt ＋0．037Vimpt（－2）
…………………………（4）
利用有關數據對模型（4）進行測算，結論如下：1988年至2002年，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為5．90個百分點，貢獻度62．8％；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為1．92個百分點，貢獻度為20．4％；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0．93個百分點，貢獻度為9．8％；進口對經濟增長的滯后作用平均兩年，其貢獻率為0．65個百分點，貢獻度為7．0％；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為1．58個百分點，貢獻度為16．8％。
現根據以上模型及有關數據分不同時段測算三大需求要素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和貢獻度，并與張文進行比較。為方便起見，分別以A 、B、C、D代表，結果如下：
傳統算法與新的方法比較如下：
1990年和2001年的國內生產總值指數分別為281．7和792．4。經計算，這12年的GDP平均增長速度為9．0％，而不是張文中的11．0％。另一方面，按可比價格計算，1990至2001年各年的GDP增長速度只有三年超過了11％，而且還比較靠前。GDP平均增長速度由各年度GDP增長速度乘以相應的權重，而權重直接由當年經濟總量決定，因此這三年的權重都小于平均數。因為這個原因，兩種方法所測算的貢獻率沒有可比性，但基本不影響貢獻度的比較。
情形C與D （張文的結果）研究的時間跨度大致相同，兩種測算方法關于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基本相同：張文為60．09％，本文為61．35％ ，相差不大；但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和貢獻率相差較大：張文中測算的凈出口對我國GDP的平均貢獻度是2．82％，本文測算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為17．27％，相差較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張文把進口和出口看成完全相反作用的兩個變量、沒有考慮進口對經濟的滯后推動作用；投資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出現差異是因為隨著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差異而相伴產生，按傳統方法，張文擴大了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如果不考慮時間因素，A與D是等價的。這是因為情形A是模型（2）的結果，它是在傳統方法上對相同的方程經過一系列恒等變換和使用相同數據回歸所得，但模型（2）僅僅是新方法的模型之一，是一種靜態模型，不優于動態模型（3）。
新方法以模型（3）為主要標志，其創新之處在于考慮了進口對經濟增長的滯后推動作用，細化了進口和出口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動態反映了進口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客觀描述了進口對經濟的雙重作用：進口對當年經濟增長有負作用，但對經濟增長有滯后的推動作用。
情形B和C顯示：1983年至2002年的20年間，進口對經濟增長的滯后推動作用按貢獻度來計量，其數值為3．37％，最近的13年，這個數值已上升到7．15％，從一個側面說明我國利用外資質量和進口品技術含量在不斷提高；隨著時間的向后推移，Vexpt的系數由0．078降到0．050，說明貨物和服務的出口效益在逐漸下降；Vimpt（－2） 的系數由0．018上升到0．037，說明我國貨物和服務的進口質量趨于上升。這個結論比較客觀地反映了現階段我國進出口實際：出口產品中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不高和資源型、勞動密集型等初級產品占了相當大的比重，而進口品相對是高附加值和科技含量高的產品。比如，2001年高新技術產品在我國出口中的比重為17．5％，而在進口中的比重為26．4％，相差9個百分點，逆差高達176億美元；我國鋼產量世界第一，2002年鋼產量為18237萬噸，但品種不足，低檔次的建筑鋼材占了一半以上，大量優質鋼材、特殊鋼材還要靠進口，全年進口鋼材2230萬噸。
利用動態模型分析我國進口和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和貢獻率，考慮了進口對經濟增長的當年負效應和滯后兩年時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在張文定性分析的基礎上，我們對文中提到的“貿易順差悖論”給予簡單的補充解釋：“貿易順差悖論”出現的原因在于這種觀點靜態看待每年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沒有動態考慮進口對經濟增長的滯后推動作用，進一步的論證可以從模型和歷史數據進行定量分析。
三、若干思考
綜合來看，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平均在60％以上， Vconst的系數是Vinvt系數的3倍、是Vexpt系數的近10倍，說明提高消費需求的增長是促進經濟增長最有效率的方式。投資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一直在24％左右，表明我國投資增長的速度和規模基本是穩定的。模型和有關數據表明，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走低，盡管出口一直以較大速度增長，表明出口的經濟效益在逐步降低。
本文不打算就如何提高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作更多地論述，因為在這兩個方面基本已形成共識：國內需求是支撐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千方百計擴大內需是保持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必然選擇；同時一定規模和速度的投資增長是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必要保證。本文基于我們所建立的動態模型提出幾點建議：
1、Vexpt的系數由模型（3）中的0．078降為模型（4）中的0．050，表明我國貨物和服務出口的質量在下降。因此，切實改變依靠出口數量增長推動出口和經濟增長的粗放模式，提高出口商品附加值，使出口增長主要靠增加產品附加值、提高科技含量而不是依靠數量增長帶動出口增長，既能節約我國有限的物質資源，又能促使我國經濟保持持續快速增長。
2、加大有利于提高我國勞動生產率的商品進口比重。總體上看，我國進口商品對經濟增長有滯后兩年的推動作用，帶來的經濟效益也有增大的趨勢。直接引進相關國外先進設備和技術，充分利用外資的技術溢出效應，盡可能提高我國產品的技術含量，有利于我國跟蹤和跟進國際先進技術，縮短同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也有利于節約國內資源。
經濟增長的要素范文6
關鍵詞均衡經濟增長科學發展觀要素稟賦
三年以來,人民幣匯率一直是一個備受爭議的問題,我國政府在三年多的時間里一直頂住國際上的巨大壓力,堅持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今年7月下旬,人民幣匯率從原來的1美元兌8.27人民幣升值為1美元兌8.11人民幣,同時人民幣不再單純釘住美元,而是改為釘住一攬子貨幣,并且可以在上下1.5%的范圍內圍繞1:8.11進行浮動。
然而,人民幣小幅升值盡管在短期內緩解了升值的壓力,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它在不遠的將來仍然會浮現出來,這是由經濟增長差異的內在規律決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也就意味著,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人民幣匯率會一直是困擾我國經濟的一個重大問題,那么人民幣匯率調整是否是必要的,它與科學發展觀是否有內在的聯系?要回答這些問題,就要理解匯率調整的影響,后者與政策調控的目標息息相關。
一、我國政策調控的目標
我國是個大國,人民幣升值與否應該以是否有利于我國維持經濟的持續增長和實現科學發展觀、是否有利于實現工業化、是否有利于宏觀經濟穩定為指針,既不能因國際壓力而使人民幣升值,也不應因國際上的政治壓力和金融投機壓力而維持現狀。匯率制度改革和匯率水平調整會導致我國經濟結構的變化,并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變化,后者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它們是由我國經濟的基本因素決定的,因此匯率改革和調整的進程必須與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相適應。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一再強調,匯率調整“要按照內部改革的邏輯和內部需要解決的問題的壓力,來設計我們所要進行的改革,不管是稅收、利率還是匯率”,正是這個意思。
經濟增長、價格穩定、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是政策調控的四大目標。由于存在著內在的沖突,它們不可能同時實現。經濟增長的階段不同、國情不同、形式不同都會影響政府對這些目標的偏好。當價格穩定更重要,當局就會偏好能夠控制通貨膨脹的政策工具,如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英美政府;當充分就業更重要,當局就會偏好能夠促進就業的政策工具,如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當外部均衡相對于內部均衡更重要,這大體上只存在于那些規模比較小的經濟體中,此時外部均衡實現與否是內部均衡實現與否的先決條件,這種情況下政府就會更偏好那些有利于外部均衡的政策工具;如果經濟增長的要求壓倒其他目標,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工具和選擇就成為政府的首選,如二戰后日本和韓國成功實施的產業政策。
由于政策目標之間的關系異常復雜,需要根據具體國情和經濟增長的具體階段對政策目標的選擇進行具體分析。那么,我國的政策目標是什么呢?
我國的首要任務是實現經濟的現代化,而現代化某種意義上就是工業化,實際上如果沒有工業化,那么經濟增長就缺乏堅實的基礎。首先,工業化具有規模效應,而只有當經濟增長具備相當規模的時候,占人口絕大部分的人群才會分享到經濟增長的成果;其次,工業化是其它產業產生的基礎和發展的動力。盡管在西方發達國家中,第二產業也即工業和建筑業在國民經濟中占的比例越來越小,但它們無一例外是以發達的工業為基礎的。沒有發達的工業,人們的收入水平就會偏低,自然不會出現對服務業的需求;第三,工業化對其它產業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因為工業會為其它產業的發展提供更先進的設備,也會解放更多的工業人口和農業人口,他們會投身于第三產業,也會形成新的產業,這些都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
經濟增長不是絕對的,而是有條件的、受限制的。經濟增長的第一個限制條件是通貨膨脹,如果經濟增長的速度過快,它必然會催生通貨膨脹,通貨膨脹會破壞長期經濟增長的基礎。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這種關系在我國也是存在的,超過資源承受能力的經濟增長往往引起通貨膨脹,而要控制通貨膨脹就要部分地犧牲經濟增長的速度,1988年和1992年的通貨膨脹都造成了相當程度的經濟動蕩,不得不采取嚴厲的措施制止通脹的惡化以維護經濟在合理水平上的增長。因此,經濟增長的上限就是不催生通貨膨脹的增長。
經濟增長的第二個限制條件是就業率。盡管各國政府都追求充分就業,但充分就業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定義和比率,在不同的國家也有不同的要求。我國勞動力規模龐大,如何使更多的公民盡可能地享有工作的權利是政府不得不時時刻刻掛在心上的事情。顯然,沒有經濟增長,也就沒有就業。為了使就業率維持在某個水平上,就需要經濟增長達到一定的水平。這也就同時決定了經濟增長的下限,即使就業維持在某個水平之上的增長。
通貨膨脹和就業是政策必須兼顧的兩個目標,盡管有時候政策會偏向于其中的一個,但同時卻不能不同時考慮另外一個,即如果為了控制通貨膨脹造成的失業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就會引發社會問題;反之亦然,即如果為了促進就業而造成了惡性的通貨膨脹,就會形成不穩定的預期,影響經濟的長期增長。
由通貨膨脹率決定的經濟增長的上限和由失業率決定的經濟增長的下限會構成一個閉區間,可以將處于這個區間內的經濟增長定義為均衡經濟增長。當經濟處于均衡增長狀態,既不會導致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也不會導致經濟衰退和大規模失業,這就是均衡的含義所在,它是平穩的經濟增長,是在比較長的時期內能夠持續的經濟增長。均衡經濟增長意味著經濟增長的模式與要素稟賦是一致的,因為只有與要素稟賦相一致,經濟增長才會是最集約、付出成本最小的。經濟增長也才既不會催生通貨膨脹,也不會導致高失業率,它既能保證經濟增長的速度,也能保證經濟增長的質量,從而是可持續的。從這個角度講,均衡經濟增長就是與科學發展觀相一致的經濟增長。
當然,經濟增長會改變要素稟賦,經濟增長的方式應該隨著要素稟賦的變遷而改變。均衡經濟增長不但是與要素稟賦相適應的經濟增長,而且應該是隨著要素稟賦變遷而變化的經濟增長,這也就是科學發展觀要求的經濟增長。
將經濟增長與價格以及就業聯系起來并非是我們的首創,早在20世紀60年代末,弗里德曼(1968)和費爾普斯(1967)就分別獨立地提出了自然失業率的概念,這實際上是限定了經濟增長的上限;后來,莫迪利亞尼(1975)又提出了“非加速通貨膨脹失業率”(NAIRU)的概念,它是指不催生通貨膨脹或者不使通貨膨脹趨于惡化的失業率,它同樣是規定了經濟增長的上限。我們提出的均衡經濟增長與自然失業率和非加速通貨膨脹失業率既有相同之處也有區別。相同之處在于都結合通貨膨脹和失業率來規定經濟增長,即經濟增長都是有條件的受到限制的經濟增長。區別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是不但規定了經濟增長的上限,還規定了經濟增長的下限,這是根據我國國情對經典的自然失業率和非加速通貨膨脹失業率理論的發展;二是價格和就業不再完全是一體的,而是分別規定了經濟增長的上限和下限,這樣就避免了菲利普斯曲線斜率變化的影響,可以使政策工具的選擇更靈活。
二、匯率調整有利于科學發展觀的實現
在開放經濟下,要素的供需不僅僅由國內要素的價格所決定,還會受到匯率的影響。匯率是決定國內外要素相對價格的最重要因素,不同匯率水平下,國內外要素的相對價格是大不一樣的。由于均衡經濟增長是一個區間,與經濟基本面(我們稱它為要素稟賦)相對應的最合適的匯率水平必定也是一個區間,并且是有限的區間,這個區間對應[的匯率可以定義為均衡匯率。如果現實世界中的匯率處于區間內,那它就是與經濟基本面相一致的,是不偏離的;如果它處于區間之外,那么匯率就與經濟基本面不相一致,是偏離的;距離區間越遠,偏離程度越大,國內外要素價格的差異也就越大。國內外要素價格的偏離,就會出現對要素進行套匯的空間,對國內外要素的需求就會出現差異。
要素稟賦是不斷變化的,象我國這種處于現代化過程中的國家,要素稟賦變化得尤其劇烈而快速。
經濟增長初期,由于資本等要素相對稀缺,勞動力和資源是相對豐裕的,為吸引資本、技術、知識等經濟增長必需的要素的一個可行的選擇是低估本幣,以外幣計價的本國勞動和資源的價格相對便宜,這就會吸引其它要素進入本國,也會促進本國資源的利用,這種經濟增長是由最初的要素稟賦決定的。
經濟增長的過程同時也是改變要素稟賦的過程。經濟增長會降低資本、技術和組織管理等要素的稀缺性,同時提高資源的稀缺性。這種相對變化必然會改變不同要素包括資本、勞動力、科學技術和資源等的相對比價,也只有要素的相對比價隨著要素稟賦的變遷而變化,它才能使資源實現最優配置。
然而,在固定匯率制度下,匯率是相對穩定的,其調整必然會滯后于要素稟賦的變遷,這就會使國內外要素的價格出現偏離,這種偏離就產生了對要素套匯的空間。當本國要素價格偏低,本國資源是套匯的對象,會導致對本國資源的過度利用,并導致經濟的過熱;當本國要素價格偏高,外國資源是套匯的對象,本國經濟又會陷入蕭條。這就意味著,匯率的不適當定值是宏觀經濟波動的一個重要原因。
我國自2002年以來的經濟過熱是國內要素價格偏低的結果,其傳導機制有兩種:(1)將低估資源用于出口的機制。當資源價格低估,將資源用于生產貿易品出口到國際市場上就會因要素價格的低估而享有價格優勢,這必然會促進貿易品部門的發展,也會促進出口的增加,結果會出現持續的貿易順差。(2)FDI對資源進行套匯的機制。由于資源價格是低估的,FDI就會積極流入本國以對資源進行套匯,尤其會大量進入貿易品部門,因為這可以對資源價格低估進行雙重的套匯。這兩種機制的共同結果是對國內資源的過度使用,這顯然是不可持續的,從而與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背道而馳。
匯率調整可以矯正要素價格和要素稟賦之間的關系,使要素價格能夠反映要素稟賦的現狀,使要素稟賦能夠得到最有效最集約地利用。具體說來,如果匯率不根據要素稟賦的變遷而調整,那么以前不怎么稀缺現在卻很稀缺的資源如原材料,由于其國內價格與國際價格的差異,就會受到過度使用,未來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進口目前正在過度使用的資源,這必然會危及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相反,以前由于資本相對缺乏而不能滿足的需求,如專利和科學技術在匯率不進行調整的情況下,它們的人民幣價格必然會較高,這就需要花費較多的資源才能換得回來,這對于科學技術的利用從而經濟結構升級是不利的。顯然,匯率調整是使要素價格與要素稟賦相適應從而使各種要素都能得到有效利用的重要條件,從而也是實現科學發展觀的一個重要方面。
或許有人認為,匯率低估會使我國的貿易順差增大,這就相當于持有更多的對國外資源的要求權,可以在國際市場上購買原材料,以此保證我國經濟增長所需資源的供給。然而,現實情況并非如此,因為市場經濟體系下,經濟主體必然是以利潤為導向的,人民幣匯率低估的必然結果是我國資源的價格低于國際市場上同類資源的價格,這就會產生套匯的空間,是不同于對貨幣性資產套匯的對實物性資產的套匯,這種套匯方式更多地集中于貿易品部門,因為成本是用人民幣計價,而銷售價格卻可以用外幣如美元計價,這里面除了由市場決定的平均利潤外,還有不同貨幣計價產生的套匯利潤,這必然會導致對本國資源的濫用,而不可能依靠利用國際市場上的資源維持經濟增長。
由此可以推論,并不是任何類型的貿易順差都是有利的,只有那些有利于提高經濟可持續增長能力從而能夠促進科學發展觀實現的貿易順差才是有利的;并非任何類型的匯率低估都是有利的,只有那些能夠提高經濟可持續增長能力從而能夠促進科學發展觀實現的匯率低估才是有利的;在匯率低估不利于經濟可持續增長時,就要選擇匯率升值,通過匯率調整促進科學發展觀的實現。
三、人民幣升值的影響與政策建議
我國的貿易依存度一直是比較高的,一直穩定在40%左右,這就意味著人民幣匯率升值主要通過對進出口部門的沖擊影響我國經濟,而這種沖擊又主要集中在出口部門。因為我國對進口品的需求彈性比較小,而外國對我國出口品的需求彈性卻比較大,匯率小幅度升值對進口的影響要小于對出口的影響。
筆者事前曾經就人民幣匯率變動對進出口部門尤其是出口部門的沖擊作了小范圍調研。比較普遍的看法是人民幣升值盡管會加大出口成本,但幅度在10%以內不會造成根本性影響。由此可見,盡管匯率升值對出口的影響要大于對進口的影響,但2%的升值是我國出口部門能夠承受的。然而,他們又都表示,盡管小幅升值不可怕,但匯率浮動卻是他們難以承受的,因為我國缺少成熟的外匯市場,也缺少相應的避險工具,匯率波動讓他們很難鎖定成本,而如果不能鎖定成本,收益就是很不確定的。
顯然,匯率制度由原先釘住美元改為釘住一攬子貨幣并允許在較大的范圍內進行浮動對出口商的影響要遠大于2%升值的影響。以前,中央銀行承擔了全部的匯率風險,企業可以集中精力做好產品和市場開發?，F在,中央銀行將一部分匯率風險分散給了企業,這盡管對于長遠的人民幣外匯市場的建立有積極意義,但企業在目前的情況下卻很難通過遠期交易鎖定生產成本,因此會時刻面臨著匯率變動的沖擊。這種沖擊并不會因為匯率波動幅度較小而可以忽略不計,因為企業經營的績效是按照“年”這個單位來計算的,但匯率波動卻時刻都在發生
著,企業經營的績效是按“年”這個單位來計算的,但匯率波動卻時刻都在發生著,企業經營的成本也就時刻在變,如果企業總是在高點買入而在低賣出,那累積起來的損失也是非?？捎^的。因此,企業就不可能完全不顧匯率波動而只關心經營、開發和銷售這些實際事務,還要關心貨幣事務。
我國現代化的關鍵是生產能力的形成,這又必須依靠企業的壯大。匯率升值盡管有利于產業結構升級,但匯率波動顯然不利于企業經營。由于未來20年是我國經濟現代化的關鍵時期,如何采取有力措施沖銷匯率波動的影響,從而為企業成長創造一個平穩的貨幣環境,促進經濟穩定增長是我國面臨的重大課題。
首先,為了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實現更集約的經濟增長,促進科學發展觀的實現,要靈活利用匯率工具。具體而言,就是在時機成熟時主動小幅升值,同時輔之以利率小幅調整的貨幣政策,使人民幣匯率在經濟的穩定增長過程中穩定地升值。匯率升值不是壞事,它是對有效率經濟增長的褒獎,匯率貶值才是對低效增長和不增長的懲罰。
其次,要致力于建設一個有一定深度和廣度的外匯市場。所謂深度,就是市場規模應該足夠大,不是一般規模的資金就能控制、操縱得了的,這樣才有利于匯率穩定;所謂廣度,就是市場覆蓋面要足夠廣,交易主體是多元化的,只有這樣,預期才不至于是同一方向的,只有當預期是多元的且能在某種程度上互相抵消時,預期才可能是穩定的,它對經濟的沖擊也才會最小(李天棟等,2004,2005)。有一定廣度和深度的外匯市場是企業能夠避險的必要條件。
再次,要致力于金融工具的建設,只有當金融工具是多樣化的,既能覆蓋即期交易,也能覆蓋遠期交易時,企業才能通過外匯市場進行避險(李天棟等,2004)。其中,遠期金融工具尤其重要,因為它是鎖定成本、規避匯率風險的主要工具。目前,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和其它股份制銀行如招商銀行都可以進行遠期交易,但是,目前的問題是品種單一、市場規模小,當[然,企業缺乏相關意識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盡管匯率制度改革對企業有許多負面影響,但卻能夠促使企業更多地關注匯率風險,也有利于外匯市場、交易主體和金融工具的培育。當然,企業也會有一個逐步適應的過程,政府一方面要實行積極而穩定的匯率政策,避免匯率劇烈波動的消極影響,另一方面要著力創造能夠平滑匯率波動的外匯市場和金融工具。只有這樣,企業才能夠適應匯率升值和波動的影響,也才能保障現代化的實現。
四、結論
本文結合我國國情提出政策目標是實現均衡經濟增長的觀點,它是與科學發展觀相適應的經濟增長。然后,本文分析了匯率調整與均衡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結論是匯率升值能夠促進均衡經濟增長,從而有利于科學發展觀的實現。最后,本文分析了匯率及其制度調整的影響,并在政策搭配和制度建設方面提出了應對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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