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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發展階段范文1
到2030年，中國或將變成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中國的經濟現象會成為最重要的經濟現象。中國經濟繼續向前的轉型發展之路是艱難的，在轉型中，還將存在更多的矛盾沖突。我們要堅持以本土化的研究思想了解中國的發展階段特性，用現在主流的經濟研究方式研究經濟轉型，這樣才能讓中國的偉大復興成為一個真正可以實現的目標。
推動中國經濟學的創新有三個來源：中國的經濟現象、了解作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發展階段特性的不同、用西方主流的范式來研究。
揚棄西天取經
研究中國問題，要有一種長足心態，必須把現有理論拋開，深入研究中國經濟現象背后的條件是什么，決策的目標是什么，應該采取怎樣的措施等。從西天取的經，都是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所提出來的，看似對發展中國家問題解釋得很好，但如果真的應用，結果將與預期相差甚遠。原因在于理論是否適用，決定理論的條件和前提是否存在。
現有的理論不能指導我們更好轉型，發展中國家永遠趕不上發達國家，因為發達國家發展的是先進生產力，發展中國家發展的是落后生產力。根據主流理論去轉型，開始可能建立起一些現代化的大產業，但很快經濟會陷入到停滯。要揚棄西天取經，因為西天取的經來自于發達國家，也必然是以發達國家的發展階段、社會制度等為理論前提，中國強行嫁接只會出現“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問題。
要實現中國經濟理論的創新與發展，應該在發展中國家，根據發展中國家的經驗、現象，了解其背后成功和失敗的道理，提出新的理。而提出新的理論必須要有繼承與揚棄。這種情況下，中國經濟學界要進行理論創新與發展，就必須深入研究中國的經濟現象。因為新的理論總是來自于新的現象，但中國的現象如何來理解，一個是必須以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因為講的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作為發展中國家，研究當然是希望前進，必須從基本道理中尋求認識。一個是以現代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和范疇來進行研究。只有以現代經濟學的研究范式研究出來的成果才能和世界經濟學界進行交流溝通。
引入自生能力
認識到中國問題不能完全用西方主流經濟理論來研究以后，就可以開始對新結構經濟學的研究。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與西方主流研究方式的結合點是在要素稟賦和結構上。一個國家要在產業上、收入水平上趕上發達國家，前提條件是其要素稟賦結構要趕上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勞動力相對豐富，資本相對稀缺，所以應該想方設法增加資本在其稟賦結構中的比例。這就必須利用其現有的要素稟賦結構，按照比較優勢發展最有競爭力的產業，創造最多的剩余和最快的積累，從而提升要素稟賦結構。要素稟賦提升以后，原來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會失掉比較優勢，而新的優勢產業也會涌現，這樣產業升級就變得可能。另外，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有自生能力的企業決定了是有比較優勢的企業，隨著資本積累增多，將成為資本密集型產業。
新經濟結構理論中把企業自生能力引進現代經濟研究領域。引進企業自生能力概念以后，對發展、轉型以及經濟運行都會有很多不同看法。
從發展的角度看，經濟發展的目標是收入水平不斷提高，這就要勞動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勞動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需要企業從勞動相對密集的產業向資本相對密集的產業不斷轉型升級。轉型升級的前提條件是，如果是內生，就必須改變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要素稟賦狀況，根據每個發展階段的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來推動經濟發展。從比較優勢變成競爭優勢，有競爭優勢就會產生剩余，有剩余才會有更高的積極性進行積累，資本從相對短缺變成相對豐富，然后產業就會不斷升級。
從轉型的角度來看，企業自生能力概念可以對很多轉型現象中的一些矛盾現象提出合理解釋。比如，轉型中的國家開始轉型的時候，認為休克療法是最好的方法，漸進雙軌是最糟糕的方式。但是如果有了企業自生能力這個概念以后，會發現在轉型之前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政府按照休克療法補貼的話，這些產業就會，之后會造成極大的失業，社會不穩定，經濟不發展。任何當局者都不會允許這種狀況發生，無論是把補貼都取消掉還是繼續補貼，效率都是很低。漸進雙軌被認為是最糟的方式，但同時又最務實。漸進雙軌是一方面政府給予企業補貼，另一方面放開比較符合當時發展狀況的企業的準入，不僅準入，而且發揮政府的因勢利導作用，實現經濟穩定和高速增長。
認識階段特征差異
在不同發展階段國家，金融結構、人力資本、貨幣政策是不一樣的，經濟運行理論創新與發展路徑會有所不同。
發達國家資本密集，產業技術升級必須依靠發明，這其中風險很大，所以必須有良好的金融安排。這對發展中國家并不好使，發展中國家有自生能力的企業，一般勞動力較密集，資本需求少，且風險生產的產品成熟。所以發展中國家的風險和資本需求與發達國家是不一樣的。
人力資本非常重要，但由于經濟發展階段不同，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企業不同，所需的人力資本結構是不一樣的。發達國家的產業發展在最前沿，技術都必須自己發明。所以發達國家的人力資本與發展中國家相比是更成熟的。在產業發展中，發展中國家要學習發達國家現有的技術，人力資源資本是不一樣的。
經濟學發展階段范文2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the western economics is the universal economics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But in 19th century， the "non-mainstream" economics represented by Liszt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appeard in Germany. The economists of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advocated trade protectionism to defend German capital interests and oppose Adam Smith's economic liberalism. As a result， Germany's economic had rapid development and in its place in the world.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made the nation and particularity of economic theory rise to the highest level. And for China's "dependent economics"， we should learn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to provide a solid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ic.
關鍵詞： 德國歷史學派；保護貿易論；經濟學說的國度性和特殊性
Key words：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trade protectionism；the nation and particularity of economic theory
中圖分類號：F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6）08-0004-03
1 德國歷史學派簡介
德國歷史學派是19世紀40年代至20世紀初期出現在德國的庸俗經濟學流派。它強調強調經濟生活中的國民性和歷史發展的階段特征，反對自由主義，代表德國產業資本階級的利益，把過渡性和特殊性上升到最高的高度，并對抗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其先驅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此后威廉?羅雪爾將歷史方法應用到經濟學方面，奠定了這一學派的基礎。
1.1 德國歷史學派的產生背景
19世紀前半葉，英國完成了產業革命，獲得了世界工廠的地位，亞當?斯密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說代表了英國產業資本的利益。而19世紀初的德國還是一個封建農奴制度占統治地位的國家，其國內市場競爭機制不發達，民族工業脆弱，資本主義發展相對落后。19世紀30年代，德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迅速發展起來，但同英、法相比，仍有很大差距。為發展本國的工業，對抗來自英國的工業品，19世紀40年代，德國產生了自己的政治經濟學，即歷史學派。他們指出，當本民族處于落后的情況下，想不甘落后，必須通過國家的力量來保護自己的工業，與強勢力進行抗爭，因而要采取貿易保護政策。
綜上，德國歷史學派是在對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抽象演繹法和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批評中興起的，反映了貧困落后的德國要求追趕先進鄰國的歷史使命感。
1.2 德國歷史學派的哲學基礎
德國歷史學派受德國哲學傳統中廣泛注重歷史方法的深遠影響。這種哲學傳統反對啟蒙運動的唯理主義，反對自然秩序，反對將豐富和獨特的社會現象付諸于概括性的理論。歷史主義是德國歷史學派的最重要哲學基礎。
李斯特在《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一書中，指責英國古典經濟學不強調經濟生活中國民有機體的重要性，是“世界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經濟學。他的國民經濟學則強調經濟生活中的國民性和歷史發展階段的特征。他反對古典學派的抽象、演繹的自然主義的方法，而主張運用從歷史實際情況出發的具體的實證的歷史主義的方法。李斯特的這種歷史主義的經濟發展階段論，形成了德國歷史學派的傳統和基本特征。
歷史主義認為看待事物時應以動態的眼光，其認為人類社會具有不可逆性，每時每刻都處于發展演變之中。任何國家和民族都有其民族精神，它客觀上決定了這個國家和民族的發展演變過程，也決定了這個國家和民族的特點和氣質，因此很難有一個經濟規律是適用于所有國家和民族，并不存在以演繹推理為基礎和特征的普遍規律，只存在以個別國家的經濟發展史為研究對象的“國民經濟學”，它是歸納總結出的某些可能存在的經濟規律。
2 德國歷史學派的國度性與特殊性分析
由于李斯特之后的德國歷史學派代表人物的理論創新水平再沒有高過李斯特，本文筆者在此主要介紹李斯特的思想，并通過李斯特的思想來解讀德國歷史學派的經濟主張。
李斯特的經濟理論由他提出的“生產力理論”、“經濟發展階段論”和“保護幼稚工業理論”三部分組成。我們分別通過這三個理論，來闡述分析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說的國度性和特殊性。
2.1 生產力理論
生產力理論是李斯特保護幼稚工業論的理論基礎，也是他論證保護貿易政策必要性的最有力的根據。
李斯特認為，貿易政策制定時必須充分考慮到國家的利益，考慮發展生產力和發展工農業的需要。他認為自由貿易原則不能是”唯利是圖”，更不能把”唯利是圖”當做是社會的普遍經濟規律。每個國家都有其自身與眾不同的特點，且每個國家的發展也不盡相同，因此并不存在適用于一切國家的經濟理論。亞當?斯密建立的世界主義政治經濟學，將自由貿易作為理想，其實本質上是從英國利益角度出發的。同理，德國實行保護貿易，也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考慮。亞當?斯密的政治經濟學以財富為研究對象，認為生產力的重要性要遠遠大于財富，它認為若具有生產力，窮可以變富，但若不具有生產力，富也不會長久。物質生產力的基礎是農工商業，其中工業是重中之重。對于生產力落后的國家要想促進其長遠發展，實行保護貿易是有效手段。
李斯特認為要想真正的促進生產力發展，具體應做到以下方面：一是意識到教育/科技對于提升生產力的重要性；二是意識到生產力進步離不開政治/經濟/和法律制度的支持；三是強調產業部門間的協同合作；四是發展生產力的基礎是民族精神的進化。此外它還認為工業是促進生產力進步的重要環節，必須對其將其重視和利用，只有真正意識到工業對于促進生產力進步的重要性，才能不斷完善相關的政策和法規，進而提高國家的生產力。
2.2 經濟發展階段論
李斯特的“經濟發展階段說”是保護貿易政策的一個主要根據。通過分析各國經濟發展的歷史，他認為每個國家都需要經歷五個階段，分別是原始未開化時期、畜牧時期、農業時期、農工業時期和農工商業時期，要想獲取最大的貿易利益，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就應該實行不同的貿易政策。比如在農業時期，自由貿易是適用的貿易政策，不僅能夠促進農業發展，還能夠培育工業基礎；在農工業時期，保護貿易是最適用的貿易政策，不僅減少了競爭壓力，也有效促進了工業發展；在農工商業時期，自由貿易是最適用的貿易政策，以便于我國現今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獲取最大貿易額。
經濟發展階段論在很多國家的經濟發展歷史中都得到過驗證，比如英國在農工業時期就采用的是重商主義保護政策；美國、德國處于農工業時期時，采取的是保護貿易政策，他們都取得了不錯的貿易利益，符合當時的國家利益。
2.3 保護幼稚工業理論
李斯特理論的落腳點在于國家干預，因此，生產力理論和經濟發展階段論都是保護幼稚工業理論的基礎。
他提出，當一個國家正處于農工業發展階段時，需要通過保護國內市場以促進國內生產力的發展。他認為后進的德國只有在強有力的國家力量的扶持下，才能實現強國之夢。因此，他提出，保護關稅政策是當時德國可采取的提高生產力的最有效手段。關稅保護政策是李斯特為后進德國開出的強國良方。
保護幼稚工業不是盲目保護一切產業，而是理性保護那些能增加國家物質財富，創造國民精神的產業。這里需要注意：①一國工業雖然幼稚，但沒有強有力競爭者時，不需要保護；②只有剛開始發展且有強有力的外國競爭者的幼稚工業需要保護，且最高期限為30年，保護期限過后要有能力同外國競爭者進行競爭。因此，這種國家干預是講科學，重過程，有節制的，保護也不是保護落后和低效率。[1]
3 歷史學派經濟學說的作用例證
德國歷史學派不僅對現代經濟理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它更是直接和德國的興衰榮辱休戚相關，它見證了德國的成長和壯大。
19世紀初，德國仍處于分裂和割據狀態。1815年的德意志邦聯內部，存在著各自為政的38個邦國，德國境內關卡林立，存在著多種商業法規、度量衡制度和幾百種地方性貨幣，嚴重地影響了國內市場的形成，阻礙了工商業的發展。1834年，38個德意志聯邦成立德意志關稅同盟。它是在德國統一前，以普魯士為首的各邦國為掃除相互之間的貿易障礙而結成的同盟。德意志關稅同盟把德國境內大部分邦國結成了一個緊密的貿易和經濟區域，是德國走向經濟和政治統一的重要步驟。
德意志關稅同盟建立后，德國有了統一對外的關稅政策，開始了工業革命。一開始該政策的實施是比較溫和的，稅率只是小幅度的提升了，雖然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德國的工業力量，但還是無法抵御英國壓倒式的工業力量，面對這種形勢，德國在李斯特的影響下當機立斷，大幅度地提高了金屬皮革/毛紡織品等稅率，極大地促進了該時期的保護關稅運動，一段時間后，該政策的效力真正地發揮出來了，不僅極大地促進了德國資產注意生產，還有效地抵制了英國競爭。
隨著工業的不斷進步，德國社會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正如馬克思指出，“保護關稅成了資產階級反對封建主義和的武器，是他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實現國內自由貿易的手段?！盵2]在這個意義上，李斯特貿易保護主義不自覺地充當了推動德國社會轉型的動力。以李斯特貿易保護理論為顯著特征的這一時期在德國歷史上被稱為“李斯特時代”。
可以說，以李斯特為代表的歷史學派就是針對德國經濟發展不完全，經濟較落后的情況，提出保護幼稚工業，針對德國各邦國經濟上的獨立成立的德意志關稅同盟。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們的經濟主張可以很好的發展德國經濟。由此可以看出，針對不同時期、不同條件的國情，經濟學說也要具備一定的階段性和特殊性。
那么在當今經濟全球化、貿易自由化的情況下，我們又應該以什么樣的理念來發展經濟呢？
4 德國歷史學派思想對當代中國的啟示
從上文中對德國歷史學派思想的闡述中，我們可以看出，一個適合于本國國情的經濟理論可以很大程度上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因此，我們亟需尋找一個理論，為現階段中國經濟發展提供理論基礎。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理論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西方經濟學對我國的影響力不斷擴大，對我國經濟建設的影響至關重要。然而，當前社會經濟學研究領域中存在對西方研究和教育盲目崇拜的現象，甚至認為世界上只有西方主流經濟學，其它的學說越來越被邊緣化。
當前我國社會中存在一種“依附型經濟學”之風，不僅忽視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科學基礎，也將發展中國家的適用性拋在腦后，導致了諸多不利于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現象出現，比如技術落后、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環境污染等。針對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同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應該走出與西方國家有所不同的道路。
要想促進我國經濟學的發展，我國應在認真學習和吸收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基礎上，充分考慮我國的國情，制定適用于我國經濟的發展道路，只有這樣才能事半功倍，具體應做到以下方面：一是建設中國崛起的國民經濟學；二是推動經濟學的創造性發展；三是開創以中國哲學和中國經驗為基礎的中國經濟學研究傳統。在這方面，德國歷史學派的發展經驗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借鑒價值。
德國歷史學派被稱為是”國民經濟學”，它不僅對現代經濟理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它更是直接和德國的興衰榮辱休戚相關，它見證了德國的成長和壯大，使德國成為當時的世界級強國，在這個過程中李斯特功不可沒.面對這一現象，很多國家都紛紛開始效仿，希望發展本國的生產力，壯大自身的實力，因此，對于今天的中國經濟學家來說，重讀李斯特就具有了特殊的歷史意義。中國經濟學界應該以德國歷史學派為榜樣，為建設中國崛起的國民經濟學而奮斗。
深入研究德國歷史學派，對經濟學的創造性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馬克思經濟學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德國歷史學派的思想，但是由于國內對德國歷史學派了解不多，以及傳統政治經濟學認為馬克思不可能借鑒庸俗經濟學的思想，所以，馬克思與德國歷史學派的聯系也就被割裂了。實際上，馬克思的理論根植于德國經濟學的傳統之中，與德國歷史學派有著許多共通之處。而且，正如霍奇遜指出的，“卡爾?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與德國歷史學派都是同一哲學文化的產物”。[3]追溯馬克思經濟學形成的歷史，我們會發現，德國歷史學派與馬克思經濟學都深受當時德國哲學思潮和政治經濟發展的影響。德國古典哲學與歷史法學、生物進化論、法國大革命、經濟與技術的巨大變遷等學術思想與歷史事件，都影響了馬克思經濟學與德國歷史學派的創立者。因此，重新發現并深入研究馬克思與德國歷史學派的深刻淵源對經濟學的創造性發展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
不可否認，德國歷史學派對于我國的經濟學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鑒價值，我國也應該對此加強重視，但同時我國自己的哲學傳統和改革經驗也不容忽視，只有這樣才能促進我國經濟學自主創新.正如著名科學史學家李約瑟所指出的，“在古希臘人和印度人發展機械原子論的時候，中國人發展了有機宇宙的哲學?！盵4]中國哲學傳統包含著有機的、系統的和整體的世界觀，這與德國歷史學派的經濟學傳統有內在的統一關系。[5]此外，中國改革經驗也與德國歷史學派所遵奉的文藝復興經濟學的回溯法具有驚人的相似性。因此，中國經濟學在自主創新的過程中，必須要重視對傳統文化重新闡釋，并創造新的文化，這是開創中國經濟學研究傳統的基礎性工作。而哲學基礎與中國哲學傳統具有相似之處的德國歷史學派可以為我們提供許多寶貴的借鑒經驗。
我們不能否認，經濟學說具有一般性，但更應該認識到其國度性和特殊性。因此，從我國現階段經濟矛盾出發，建立以中國存在的廣大勞動者為主體的“中國勞動經濟學”是我國經濟學發展的必要途徑，更是實現全面現代化的必由之路。[6]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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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發展階段范文3
【關鍵詞】產業結構；演變系數；工業化
一、引言
一國經濟增長必然伴隨產業結構演變，不同國家即使在同一歷史時期，產業結構演變程度也不相同。為了更好的分析各國產業結構演變進程以及各國發展階段的差異性，提出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方法作為衡量指標，分析各國產業結構發展軌跡中的差異，以及是否符合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的一般規律。本文選取五個具有代表性的國家――美國、日本、德國、中國和印度進行比較分析。
二、產業結構演變系數
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是以第二產業占GDP比重作為基準值，對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占GDP比重進行評價，然后將評價結果相加得出產業結構演變系數。產業結構演變系數主要是為了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活動中第二產業的發展程度，并以此來判斷主要國家產業結構的演變進程，基本公式可以表達為：
式中：DCIS――產業結構演變系數；A――第一產業占GDP比重；I――第二產業占GDP比重；S――第三產業占GDP比重。
在公式（1）中，產業結構演變系數值域為1∞，當DCIS=1時，說明一國第二產業占比最大、第一和第三產業占比非常小，A/I、S/I值接近于0，則此國就處在絕對的工業化發展階段中，但這是一個極限情景，很少會有國家處于此極端情形。相反，當DCIS值趨近于無窮時，說明一國第二產業占比已經最小化。一般情況下，當DCIS∈（1，3）時，一國產業結構中第二產業占GDP比重大于第一、三產業比重，國民經濟處于工業化發展階段?？梢姡a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應呈“U”型分布，左側最高點為農業經濟發展階段，最低點為工業化發展階段中的重化工業化發展時期，右側最高點為后工業化發展階段。接下來比較分析五國產業結構演變進程是否符合產業結構演變系數的一般規律。
三、比較分析
將五國各階段產業結構中三次產業占GDP比重的數據代入公式（1），得出五國產業結構演變系數值，并形成五國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如右圖所示。
美國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大致成“U”型走勢?！癠”型曲線左側最高值A點（1799年），DCISmax=8.333333，是所分析時間段美國第一產業占GDP比重最高值為40%，為農業經濟發展階段。由于此時第三產業也得到了發展，1799年，第三產業占GDP比重就已經達到48%，所以致使此點DCIS值明顯高于曲線右側高點C。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第一產業產值逐漸下降，第一產業的勞動力轉移至第二產業，第二產業產值逐漸上升，曲線從左側最高點向下滑，過度到工業化發展階段，這期間曲線上下波動，是由于美國國內經濟危機造成的。當下滑至“U”型曲線最低值B點（1955年）時，DCISmin=2.59063575，第二產業占GDP比重最大為38.6%，為工業化快速發展階段。曲線越過最低點向右上方滑動時，逐漸向工業化后期發展階段過度，第二產業占GDP比重呈下降趨勢，第三產業發展加快，并開始占居主導地位，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向右上方移動進入后工業化發展階段。曲線右側最高值C點（2013年），DCISmax=5，是所分析時間段中美國第三產業占GDP比重最大值為79%，而此時第一產業占GDP比重已縮小至1%。美國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大致成“U”型，說明美國產業結構已完成農業經濟發展階段、工業化發展階段至后工業化發展階段的演變，產業結構演變的走勢符合產業結構演變系數的一般規律。
日本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成明顯的“U”型走勢?！癠”型曲線左側最高值A點（1946年），DCISmax=3.802281369，第一產業占GDP比重最高為38.8%，農業經濟占居主導地位。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第二產業產值逐漸上升，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從左側最高點下滑至“U”型曲線最低值B點（1970年），DCISmin=2.15424386，是所分析時間段中日本第二產業占GDP比重最高值為46.42%，工業化快速發展階段。曲線越過最低點B向右上方滑動至右上方最高點C（2013年），DCISC=3.846153846，第三產業占GDP比重最大為73%，進入后工業化發展階段。從曲線趨勢可知，日本產業結構已徹底完成工業化發展進程，步入后工業化發展階段，產業結構演變的走勢符合產業結構演變系數的一般規律。
德國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大致成“U”型走勢，“U”型曲線左側最高值A點（1850年），DCISmax=4.385964912，分析時間段中第一產業占GDP比重最高為44.8%，為農業經濟發展階段。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開始由農業國轉向工業國，曲線從左側最高點下滑至最低值B點（1935年），DCISmin=1.776198934，是所分析時間段中德國第二產業占GDP比重最高值為56.3%，為工業化快速發展階段。1990年以后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開始快速跳躍上升，德國經濟進入快速發展時期，產業結構得到不斷調整，第三產業發展加快，曲線向右上方移動至最高值C點（2009年），DCISmax=3.77852503，是所分析時間段中德國第三產業占GDP比重最大值為72.73%。從曲線趨勢可知，德國產業結構已步入后工業化發展階段，其走勢符合產業結構演變系數一般規律。
中國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尚未形成完整的“U”型，應該正處于“U”型走勢的底部位置，說明中國經濟正處于工業化發展進程中。中國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最高值在A點（1952年），DCISmax=4.784688995，第一產業占GDP比重為50.5%，在國民經濟中占居主導地位。為了調整由于戰爭導致的產業結構落后問題，1958-1960年“”運動急于求成發展重工業，使曲線向右下方滑動，在B點（1960年）處形成一個最低點，UB=2.247191011，第二產業占GDP比重為44.5%。1961―1965年對國民經濟進行重新調整，經歷五年時間產業結構比例漸趨協調，曲線位置上升至C-D點之間。但隨后發生的十年“”又使產業結構政策重心回歸至重工業和國防工業，曲線向下滑至E點（1976年），DCISE=2.214537015。這一階段由于國家政策調整導致曲線變動幅度很大，且DCIS值都很低，處于工業化發展進程中。1978-1992年，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處于產業結構糾偏階段，改善三次產業內部結構，第一產業內部結構得到提升，第二產業內部以輕工業發展為主，第三產業發展速度加快。產業結構發展模式實現由“二、一、三”向“二、三、一”的轉換，曲線緩慢上升至F點（1992年），DCISF=2.395909192，國民經濟逐步進入穩定發展階段。1993年，以市場機制推動產業結構調整，第二產業內部結構趨于合理化，工業結構中輕工業所占比例逐步下降，重工業卻占居重要地位，工業化發展進程加速，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呈現下滑至最低點G（2008年），DCISmin=2.059807713，第二產業占GDP比重為48.55%，為重化工業化發展階段。2009年以后第二產業占GDP比重開始緩慢下降，第三產業占GDP比重呈緩慢上升趨勢，曲線開始呈現上升趨勢，2013年DCIS=2.272727273，但仍處于“U”型曲線的底部，中國仍處于工業化中期發展階段。
印度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走勢較平緩，系數值較其他國家高，尚未形成完整的“U”型，說明印度尚未步入后工業化發展階段。曲線最高值在A點（1952年），DCISmax=6.211180124，第一產業占GDP比重最大為50.5%。隨著經濟的發展，第一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額逐漸下降，曲線緩慢向右下方滑至B點（1991年），DCISB=3.819689048>3，第一產業占GDP比重為30.13%，說明印度仍處于封閉條件下的農業經濟發展階段，且經濟增長幅度非常有限。曲線的最低點C（2007年），DCISmin=3.421091286>3，三次產業占GDP比重分別為17.84%、29.23%、52.93%，產業結構為“三、二、一”發展模式，處于服務經濟發展階段。但一般情況下，按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走勢來看，處于“U”型曲線最低點時，一國國民經濟應該處于工業化中期發展階段，但此時印度第三產業卻占居主導地位，說明印度經濟并未遵循產業結構演變的一般規律，直接由第一產業轉移至第三產業，說明第二產業對GDP增長貢獻不大，在印度經濟發展中的地位不高且比較落后，沒有發生大規模的工業化革命。雖然，國民經濟已經以服務經濟為主，但實際工業卻仍處于初期向中期過度的發展階段。因此，印度產業結構具有明顯的特殊性。
四、結論
通過上述分析得出的結論是：
首先，美國、日本、德國的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均已處于“U”型曲線的后半部分，正處于后工業化發展進程中。其中，美國DCIS值整體高于日本和德國，因為在18世紀末美國處于農業發展階段時，第三產業就得到了發展，所以，第一、三產業兩項加到一起產生的DCIS值就會高于日本和德國。
其次，日本DCIS曲線從左側最高點A的農業經濟發展階段過渡到最低點B的工業化發展階段僅用24年時間，而美國、德國在19世紀70、80年代時的DCIS值與日本在A點1946年的DCIS值相當，DCIS值的最低點分別在1955年和1935年，美國、德國分別用了75年和65年的時間?？梢姡毡景l展工業化晚于美國、德國，但發展速度卻非?？?，且在DCIS最低點時，日本、美國、德國第二產業占GDP比重分別為46.42%、38.6%、56.3%，說明德國經濟中的工業份額重于日本、美國，而日本也重于美國，直到現在三個國家國民經濟中第二產業的份額也是德國大于日本，日本大于美國。
再次，中國、印度的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均處于“U”型曲線底部，但兩國經濟卻存在明顯差異。中國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的最低值DCISmin=2.059807713，第二產業占GDP比重為48.55%，第二產業占居主導地位，處于工業化中期發展階段。印度經濟發展也處于“U”型曲線底部，DCISmin=3.421091286>3，三次產業占GDP比重分別為17.84%、29.23%、52.93%，國民經濟中占居主導地位的卻是第三產業，以服務經濟為主。但實際上，印度工業卻正處于初期向中期過度的發展階段，造成這樣格局的原因可能是印度在參與世界分工的初期就受到中國產業競爭的制約，而未能發生大規模的工業化革命。所以，即使中國與印度均處于“U”型曲線的最低點，但實際上所處的發展階段卻截然不同。
最后，從五國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可知，美國、日本、德國、中國、印度產業結構中第二產業占GDP比最大的年份分別在1955年、1970年、1935年、2008年和2007年。可見，雖然五個國家產業結構演變軌跡均符合產業結構演變系數的一般規律，但五國產業結構演變中各個節點的時間卻有很大差異，產業結構演變程度有一定差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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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發展階段范文4
關鍵詞：經濟增長；產業結構；建議
一、引言
在新型城鎮化的背景下，“十三五”規劃的要求下，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和產業結構模式已經不能適應全球化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優化產業結構是必由之路。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是經濟轉型發展的關鍵環節。本文通過對相關的經濟學原理進行闡述和分析，發現其與城市產業結構之間的關系。同時對綿陽市的產業結構進行分析，發現問題，并對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提出建議。
二、城市經濟學理論與產業結構
（一）經濟基礎模型
經濟基礎模型是屬于需求導向模型，是研究來自城市域外的市場需求為城市經濟增長動力的模型。在城市經濟學中，城市經濟劃分為兩大部門：基礎經濟部門和非基礎部門?；A經濟部門是為城市外的消費者提品，而非基礎部門是為本市內的消費者提品。城市外的消費者對基礎部門提出需求，基礎部門對非基礎部門提出需求，兩大部門之間的就業比例決定城市經濟的增長率?；A部門越發達，城市經濟就越發達。所以基礎部門中的產業往往是一個城市的主導產業，會決定一個城市的性質、功能。因此，一個城市的發展更多的是依靠基礎產業的發展。
（二）供給指向理論
城市增長理論中的供給指向理論認為，城市內部的供給情況決定城市經濟增長。當城市依托于某一優勢資源形成良好的供給狀況時，會對周邊城市的資金流、技術流、人力資源等產生吸引力，形成規模集聚效益。從而帶動城市乃至周邊城市的經濟增長。但是形成優勢供給必須有一個良好的發展基礎，那就是城市的非基礎產業、城市基建、城市管理機制等能夠提供良好的后勤保障。所以非基礎產業的發展是城市經濟增長不可或缺的因素。
（三）競租理論
20世紀60年代美國土地經濟學家阿朗索提出競租理論，并做出了城市租金梯度曲線和同心圓土地競租。阿朗索認為，市民們所能支付地租的能力決定其在城市中各種經濟活動的區位。他認為與區位關系緊密，支付能力較強的競爭者（如服務業）將在市中心區獲得土地的使用權，其他經濟活動的用地區位依據競爭力依次向外推。城市用地由中心區到郊區的用地結構依次為商業、工業區、住宅區、城市邊緣和農業區，這與城市中心區至郊區不同地段的地租有著直接的關系。這也是形成如今城市用地布局、產業結構的重要原因。
（四）經濟發展階段
根據GNP在三次產業中所占的比重可以將城市經濟發展階段分為三個階段，即：農業化社會階段、工業化社會階段、后工業化社會階段。根據三大產業之間的比例關系可以將工業化社會分為三個階段，即：工業化初級階段、工業化發展階段、工業化成熟階段。
農業化社會階段的表現是：一產比重比第二、三產業高；城市工業化初級階段的表現是：
第一產比重高于10%；城市工業化的發展階段的表現是：第二產業比重高于第三產業且第一產業比重低于10%；城市工業化的成熟階段的表現是：第二產比重與第三產比重相差不大，且第一產比重低于5%；城市后工業化社會階段的表現是：第三產業比重超過70%。基于以上標準，作為判斷城市發展階段的標準，為今后城市產業結構的調整提供參考。
三、綿陽市產業結構現狀
綿陽是國務院批準建設的我國唯一科技城，四川省第二大城市，我國重要的國防科研和電子工業生產基地，成渝綿經濟圈中心城市。綿陽市的產業結構現狀如下：
（一）經濟發展處于工業化初級階段，產業結構不合理
2015年綿陽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170033億元，比上年增長86%，增速高出全省平均水平07個百分點，在全省排第8位，相比去年上升1位。從三次產業產值分析：第三產業增加產值58135億元，增長了94%，增長最快；第一產業增加值26005億元，增長了38%，增速最慢；第二產業增加值85893億元，增長了93%，表現出二產>三產>一產的產業構成，這表明綿陽市已處于工業化初級階段。但是通過比較三次產業的比重發現，一產比重下降到153%，但任大于10%，二產的比重為505%，三產的比重為342%，這表明現在綿陽市產業結構不合理，還處于工業化初級階段。
（二）基礎產業發展不平衡，缺乏自主知識產權產品，競爭力較低
綿陽市把高新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作為主攻方向，將汽車、電子信息、新材料、節能環保、食品、生物、化工、高端裝備制造等八個產業作為工業發展重點產業，集中要素保障，優先加快發展重點產業。食品、新材料等重點產業快速發展，累計工業產值達到19062億元，占全市成規模發展工業的比重增加到745%，增長了114%。但是作為基礎產業部門，這些產業的發展不是很平衡，企業新增加的不多，而中小企業缺乏支持，發展較為緩慢，具有高附加值的產品比例占的很小。缺乏自主知識產權產品，在打開國際市場過程中困難重重。如長虹集團在四川競爭力還行，但在全國甚至國際市場競爭力較弱。
（三）非基礎產業發展相對滯后，不適應經濟社會的發展
非基礎產業一方面可以為基礎產業部門提品和服務，另一方面也可以滿足當地市民的生活需要，為城市經濟發展提供后勤保障。例如城市水電氣、電力電信、交通等供應設施的良好發展，可以為基礎產業的發展提供良好的環境，成為企業投資的重要吸引力。但綿陽在基建上的投資偏不是很高，尤其是在固定投資方面比例偏低。2015年，全市在固定資產上投資115409億元，其中，民間投資了70795億元，占全部投資的比重為613%。
總的來說，綿陽市各產業部門均屬于全省性增長部門，但是競爭力優勢與四川省相比較弱，成為經濟增長的負面因素。具體來說，第一產業結構效益、競爭力均與全省水平相當。第二產業內部的工業和第三產業是相對來說結構優勢明顯，競爭力劣勢也明顯的產業部門。
四、優化產業結構建議
第一，依托綿陽科技城的科技優勢，以科技作為發展動力，積極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同時改造傳統產業，調整產業布局，優化產業布局，實現三大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建立先進的現代產業結構模式，與時代接軌；
第二，實施正確的產業政策，繼續建設以大企業、大集團為核心的優勢產業集群，基產業要研發自主知識產權產品，增強競爭力；
第三，加大對非基礎產業的財政投入，完善綿陽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體系；
第四，搭建人才培養平臺，發揮綿陽優勢科技教育資源，實行“產學研”一體化的人才培養模式，為經濟的發展儲備人才力量。（作者單位：西南科技大學土木工程與建筑學院）
參考文獻：
經濟學發展階段范文5
關鍵詞：經濟發展階段；經濟結構；資源詛咒；資源福祉；工業化階段；產業結構高級化；產業結構合理化；“荷蘭病”機制
中圖分類號：F061.3；F260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48131（2016）06001210
一、引言
自然資源是人類經濟活動的基本要素之一，經濟發展的一般經驗和經典經濟理論都預示著豐富的自然資源會構成經濟發展的“額外”優勢（windfall）或者福祉（blessing）。然而實踐中自然資源稟賦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遠不是新古典生產函數預示的這樣簡單，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一系列研究發現很多國家的豐富資源阻礙了其經濟發展（Auty，1986，1993；Gelb，1988），學術界延續Auty（1993）的做法將這種現象稱為“資源詛咒（resource curse）”。從發現這個悖論開始，經濟學界一直致力于將資源詛咒從統計現象上升為經濟原理，到目前為止，相關研究基本上沿著兩條線索進行：一是對資源詛咒事實進行進一步檢驗，二是基于經濟學原理探討資源詛咒的作用機制。
1.資源詛咒的事實檢驗
Auty（1986）、Gelb（1988）等通過案例研究發現了資源詛咒現象，而從統計角度考察資源詛咒則始于Sachs & Warner（1995，1997，2001），其系列研究表明，在控制了其他相關影響因素之后，國家層面仍然存在統計意義上的資源詛咒現象。之后，包括Auty（2001）、Manzano & Rigobon（2001）等的諸多實證研究也從統計上支持了存在資源詛咒的結論。
與此同時，一些學者的研究卻得出了不同的結論。在案例分析方面，國際礦業與金屬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ining and Metals）對Auty（1993）和Gelb（1988）研究涉及的國家（智利、秘魯、加納和坦桑尼亞）在21世紀初期的經濟表現重新進行分析后發現，資源產業有力地支撐了其經濟增長和發展（ICMM，2006）；Auty（2001）自己也發現在1960―1990年經濟績效突出（人均GDP比資源豐富國家增長速度快兩到三倍）的資源貧乏國家，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的表現卻剛好相反，并將這一現象歸因于1980―1990年的石油價格下降；Wright & Czelusta（2002）的研究則發現挪威、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等一些資源豐富國家在其發展過程中并未出現（或成功避免）資源詛咒現象。在統計分析方面，一些學者在改變了研究時期與資源豐裕度度量標準后發現，Sachs & Warner等所分析的樣本的資源詛咒現象消失了（Salaimartin et al，2003；Wright and Czelusta，2004；Ding et al，2005；Stijns，2005）。
陳紀平：經濟發展階段、結構變遷與資源詛咒
可以看出，資源詛咒是否存在有著很強的樣本時期和測度方法依賴性，在統計上和微觀層面均沒有獲得一致的結論。在這種情況下，近年來相關研究的重心開始轉向如何解釋這些差異：為什么自然資源在阻礙有些國家經濟發展的同時卻構成另一些國家經濟發展的福祉？
2.資源詛咒的作用機制
經濟研究文獻中關于資源詛咒的形成機制主要有六種：
第一，初級產品貿易條件逐漸惡化的長期趨勢。這一機制的提出來自前資源詛咒時期的Prebisch（1950）和Singer（1950），認為初級資源產品由于需求彈性小于制造業產品而導致相對價格逐漸降低，進而出現資源豐富國家經濟反而落后的現象。這一機制的問題，首先在于與經驗事實的不一致，其次是低估或忽略了經濟主體對價格波動的調整能力。
第二，資源行業收益的波動造成公共管理與企業管理效率低下。國際資源商品價格劇烈波動會給政府財政政策、公共管理以及企業管理帶來困難，因為極不確定的收益增加了政府實施精確財政政策的難度和投資風險，從而損害了經濟效率；與此同時，價格波動形成的“額外收益”更容易被消費而不是投資，從而不利于經濟積累與長期發展（Auty，1998；Mikesell，1997）。
第三，“荷蘭病”機制。資源豐富國家在資源出口貿易方面具有比較優勢，資源產業的快速發展，一方面導致經濟過熱、通脹和本幣高估，使其他產業國際競爭力下降；另一方面吸引勞動力、資本從非資源產業流向資源產業，損害經濟發展持續性（Fardmanesh，1991）。這種曾對荷蘭經濟造成巨大沖擊并因此得名的機制后來被廣義化，即資源優勢會誘使政府在產業政策上傾向于資源產業，從而阻滯了其他產業，尤其是制造業的發展。
第四，擠出效應。這種機制包含在廣義“荷蘭病”機制當中，是指在一些轉型經濟體和小型國家中，擁有很大資源分配權力的政府往往出于政治戰略目的而對資源產業投入過多的經濟資源，結果“擠出”其他產業的發展（Buffie，1993）。
第五，政府干預增多和效率降低。按照新古典經濟理論和華盛頓共識的觀點，政府參與經濟必然意味著效率降低。一方面由于自然資源產業大多由國有企業來經營，在私人經營背景下也會吸引更多的政府干預，因此資源豐富國家的經濟效率比資源貧乏國家普遍較低，經濟增長自然也表現不佳（Auty，1998；Sarraf et al，2001；Ross，2001）；另一方面資源產業往往由國有企業和大型企業經營，從而導致財富過度集中，滋生嚴重的腐敗和尋租現象（Auty，1998）。這兩方面都通過降低資源配置效率而損害長期經濟增長效率。
第六，社會、文化與政治影響。資源豐富的國家在政治上傾向于專制體制或更低水平的民主（Wantchekon，2002），一些研究還發現資源豐富的國家往往與內戰相聯系（Collier，2009），這些都嚴重阻礙了經濟的順利發展。
上述六個機制中，貿易條件惡化、收益波動兩者與現實之間存在較大差異，政府效率以及社會文化政治影響則缺乏嚴密的經濟學基礎，因此包括擠出效應的“荷蘭病”被認為是最主要的資源詛咒機制。
由于自然資源只是影響經濟發展的諸多因素之一，因此要從統計角度檢驗資源詛咒現象是否存在以及上述作用機制的經驗一致性，必須剔除其他因素的影響。在回歸分析中引入這些外生因素來剔除其影響是經濟研究中處理此類問題的方法之一，已有文獻中，主要有六個外生變量被納入關于資源詛咒的研究：資源收入的儲蓄水平、社會民主類型（總統制或議會制）、制度質量、資源類型、資源地理位置和經濟體的工業化階段。其中，將工業化階段作為外生變量的實證分析仍然處于國別案例層面，相關的統計分析與機制研究尚未展開（Torvik，2009）。
上述文獻綜述表明，一個能夠初步明確自然資源對經濟增長的“詛咒（curse）”“福祉（blessing）”性質的一般性理論框架還沒有出現。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做一些邊際工作，延續“擴充外生變量”和“探析作用機制”的兩個線索，將經濟發展階段納入分析框架，通過經濟結構變遷效應來解釋資源豐裕度影響經濟增長的機制及結果，并以我國區域（省際）經濟發展的經驗數據對理論框架進行實證檢驗。下文結構安排為：第二部分構建理論框架并闡述實證檢驗的思路，第三部分對實證分析的數據和方法進行說明，第四部分進行統計分析以驗證理論框架的經驗一致性，第五部分對全文進行總結并說明本文理論框架的政策啟示。
二、理論框架與實證思路
1.理論框架
本文建立一個三段論式的理論模型，以解釋自然資源稟賦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
命題一：產業結構的高級化和合理化變遷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路徑，結構變遷通過提高經濟效率來促進經濟增長是這一路徑的動力基礎。
分析經濟結構對于經濟增長的作用的早期工作，主要是發展經濟學家針對欠發達經濟所做的經驗研究（Kuznets，1971；Chenery et al，1975），其結論表明經濟結構的優化調整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方式之一，欠發達經濟進步緩慢的原因在于結構不能及時得到調整。發展經濟學的結構主義框架對此進行了一般性闡述，認為市場制度不完善限制了要素面對價格差異的邊際調整（RosensteinRodan，1961），這一點在新興古典經濟學框架中通過交易費用概念得到嚴格的數理邏輯論證。
按照新興古典經濟學框架，經濟增長的源泉在于生產活動不斷深化的分工與專業化。在生產活動范圍內，這一趨勢促進農業與工業生產迂回程度增加，在產業結構上則表現為第二產業份額的不斷上升，同時在市場組織層面增加交易活動數量，進而在產業結構上表現為第三產業份額的持續上升，在這個過程中經濟體的生產能力不斷提高（楊小凱，2003）。從而，經濟結構“高級化”變遷是所有經濟體長期經濟增長的一個必然路徑。
從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來看，經濟要素會在“看不見的手”指引下流動，直到不同部門要素價格相同，這種要素的流動會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促進經濟增長。經濟的發展往往以非均衡的路徑進行，即技術進步和要素供給狀況在不同企業、部門和產業之間不會以相同速率變化，從而導致要素價格在這些經濟單位出現差異。因此，以要素價格一致程度為標準的經濟結構“合理化”變遷，也是所有經濟增長的常規方式。
無論是經濟結構“高級化”的長期趨勢，還是“合理化”的短期運動，都會促進總生產率的增長，Peneder（2003）將這種不同于部門內效率增長的、單純由經濟結構變遷所帶來的經濟增長效應稱為結構紅利（structure bonus）。
命題二：較高的自然資源稟賦會在經濟結構變遷路徑中形成一個資源依賴型結構“黑洞”：未形成前加速經濟結構變遷，形成后阻礙經濟結構變遷。
在經濟發展的工業化初期階段，相對于一般經濟體的逐步積累過程，具有資源稟賦比較優勢的國家或地區可以通過國際（區際）貿易避開市場規模不足的約束，推動資源產業跨越式發展。貿易帶動資源類產業在無內部需求條件下快速發展，一方面本身構成經濟結構的“非農化”變遷，另一方面可以換取資本加速物質資本積累，兩方面共同促進了經濟體的工業化進程。其中后一種作用在發展經濟學中有充分的論證：投資不足被認為是欠發達經濟發展面臨的最大約束（Lewis，1955；Rostow，1960），僅僅依靠儲蓄的自我循環很難突破經濟起飛所需要的最低資本存量，需要一個“大推動（big push）”來突破這種不斷自我強化的貧窮循環（RosensteinRodan，1961；Murphy et al，1989）。顯然，豐富的自然資源可以充當此類幸運國家（地區）工業化的“大推動”。
當自然資源豐富的經濟體的工業化進程達到一定程度后，已經形成的資源依賴型經濟結構反過來會阻礙其經濟結構的進一步變遷。這一點可以從三個角度進行解釋：（1）發展迅速的資源行業通過“荷蘭病”機制擠出了其他產業，尤其是制造業的發展，這是最主要的原因；（2）“資源型”經濟導致政府對市場的過多干預、滋生腐敗與尋租，從總體上降低了市場制度效率，阻礙要素流動和經濟結構變遷；（3）經濟結構高級化變遷的“紅利”主要來自新產業的溢出效應，但后者通常具有一定的時滯性，因此政府為了突出短期經濟績效而往往會實行傾向于資源產業的投資和其他要素管理政策，阻礙經濟結構順利變遷。
命題三：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工業化初期，豐富的自然資源構成經濟發展的福祉（blessing）；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豐富的自然資源則阻礙經濟增長，資源福祉效應逐步被抵消并在一定時期轉化為資源詛咒（curse）。
其中HL、Y、L、i和n分別表示產業結構合理化指數、產值、就業量、產業和產業總數。顯然，HL越小，產業結構越合理。
（2）產業結構高級化
按照配第―克拉克定理，經濟發展進程中結構演化的方向是產值和要素比重沿著第一、二、三產業方向持續上升，這個動態過程即產業結構的高級化。因此，許多研究直接使用非農產業比重、第三產業與第二產業產值之比來測度產業結構的高級化程度（干春暉 等，2011）；為了克服這兩個指標不夠全面的局限性，一些研究發展出產業結構高級化綜合指標（付凌暉，2010；鄭少智 等，2011）。本文采用付凌暉（2010）的綜合指標，具體構造方法為：首先構建以三次產業產值比重為坐標的產業結構向量（xt1，xt2，xt3），然后分別計算產業結構向量與標準向量I1=（1，0，0）、I2=（0，1，0）、I3=（0，0，1）的夾角θt1、θt2、θt3，最后計算t年產業結構高級化指數：
GJt=3i=1ik=1θtk
計算具體的產業結構合理化與高級化指數，需要各地區產值結構比例和就業結構比例數據，本文使用2001―2011年《中國統計年鑒》中“按三次產業分地區生產總值構成”和“按三次產業分就業人員數（年底數）構成”兩個統計表中的對應數據進行計算。
3.結構變遷績效
本文利用ShiftShare模型來分解產業結構變遷在勞動生產率增長中的貢獻。用Yt和Lt分別表示t時期經濟總體的產出與就業水平，用LPti、Lti、lti分別表示i產業在t時期的勞動生產率、就業量和就業人數在經濟總體中的比重，則t時期經濟總體的勞動生產率LPt可以表示為：
LPt=YtLt=ni=1LPtiLtiLt=ni=1LPtilti
t時期經濟總體相對于0期（基期）的勞動生產率增長率gt為：
gt=LPt-LP0LP0=ni=1（LPti-LP0i）l0iLP0+
ni=1（lti-l0i）LP0iLP0+ni=1（LPti-LP0i）（lti-l0i）LP0
上式將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分解為三部分：一是內部增長效應，指在結構不變情況下各產業要素生產率增長對總體要素生產率增長的貢獻，通常被解釋為由各個產業內部的技術進步和組織效率提高等因素導致的要素生產率增長；二是靜態轉移效應，指在各產業要素生產率不變條件下，要素從生產率水平較低的產業部門流向生產率水平較高部門所引起的要素生產率增長；三是動態轉移效應，指要素從增長率較慢的產業流向增長率較快的產業所引起的增長效應，它是產業結構變化和生產率變化綜合作用的結果。靜態轉移效應和動態轉移效應一起被稱為結構效應（structure effect，SE），表示產業結構變動對勞動生產率增長的貢獻份額，即經濟發展中的結構紅利。
要分解出經濟增長中的結構效應，需要計算三次產業在基期和末期的就業比例、勞動生產率、總體經濟的勞動生產率，因此需要各產業和經濟總體的就業人數、按不變價格計量的生產總值。本文采用2001―2011年《中國統計年鑒》相應項目的數據進行計算，其中分產業生產總值的計算方法為：利用各產業國內生產總值指數計算各年度相對于2000年水平的增長指數，然后乘以2000年絕對值得到各年度分產業和經濟總體生產總值（2000年價格水平）我國各種統計年鑒中，采用指數方法計算的各產業生產總值的總和不等于同種方法計算的經濟總體的生產總值，出于統一和簡化目的，本文采用產業加總方法計算經濟總體生產總值。 。
四、實證檢驗
1.實證假說的構建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課題組（2007）的研究結果，截至2005年我國在整體上進入工業化中期的后半階段，但區域之間存在較大差異；各省（市、自治區）中，貴州處于工業化初期的前半階段，處于前工業化階段，其余省份分布在工業化初期后半段、工業化中期和后工業化時期。2006―2010年我國經濟保持了持續穩定的高速發展，但區域差異任然明顯，可以認為我國各省份（不包括港、澳、臺地區）在2010年分別處于工業化初期后半段、工業中期和后工業化時期。
按照理論框架的命題二、三，基于上述經濟發展階段判斷，可以對我國的經濟現實做出三個假說來檢驗理論框架：（1）自然資源對于經濟增長的作用性質，在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省份表現為資源詛咒，在經濟發展較落后省份表現為資源福祉；（2）如果不控制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資源稟賦的詛咒（福祉）性質在統計上不顯著；（3）由于各省份的工業化起始階段已經完成，因此豐富的資源阻礙了經濟結構的合理化與高級化變遷，同時削弱了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2.經濟發展階段的差異性檢驗
圖2給出了2010年各省份人均GDP與資源豐裕度指標的對應分布情況，樣本按照人均GDP進行了從左至右的升序排列。圖2中，以升序的人均GDP為基準，各省份資源豐裕度表現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特征（圖中趨勢線為自動生成）。也就是說，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省份中，自然資源越豐富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從而資源構成經濟發展的福祉；相反，在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省份中，自然資源越豐富經濟發展水平越低，資源構成經濟發展的詛咒。
為了進一步驗證上述趨勢特征，進一步利用圖2中的樣本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回歸模型中因變量為2010年人均GDP的對數值，自變量包括資源豐裕度的對數值以及對樣本數據進行排序分類的虛擬變量D（對應圖2表現的階段特征，人均GDP較低的16個省份的D值取0，其余取1）?；貧w分“分階段”和“不分階段”兩種情況進行，結果見表1?？紤]經濟發展階段的回歸分析表明（結果二）：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省份中，人均GDP對資源豐裕度的彈性系數大于零且具有較高的顯著性，說明豐富的資源促進了經濟的發展，表現為資源福祉；而在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省份中，人均GDP資源豐裕度的系數小于零（0.250-0.423=-0.273）且具有較高的顯著性，說明豐富的資源阻礙了經濟的發展，表現為資源詛咒。在不考慮經濟發展階段的回歸分析中（結果一），資源豐裕度的影響幾乎沒有顯著性，其原因在于在經濟發展階段高度分散的經濟總體中，資源對于經濟增長的福祉與詛咒相互抵消而無法顯示。
3.經濟結構變遷機制檢驗
為了檢驗關于我國省際經濟的第三個假說，建立以下截面數據計量模型：
Vi=β0+β1ZYi+β2HL0i+β3GJ0i+β4D1i+
β5D2i+β6INSTi+μi
其中，i代表31個省（市、自治區）；因變量Vi代表經濟增長諸變量，包括2010年產業結構合理化指數、2010年產業結構高級化指數、2000―2010年經濟效率增長中的結構效應（即結構紅利SEi）；自變量包括資源豐裕度指標、2000年產業結構合理化指標、2000年產業結構高級化指標、西部與非西部地區的虛擬變量（D1i）、中部與非中部地區的虛擬變量（D2i）。利用第三部分確定的指標與數據進行普通最小二乘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
從表2可以看出，以產業結構變量為因變量的回歸結果中，資源豐裕度均表現出了顯著的阻礙效應：（1）產業結構合理化指數回歸中，資源豐裕度系數為正，并以0.05顯著性水平通過t檢驗，由于合理化指數越高，產業結構越不合理，因此自然資源越豐富，區域產業結構越不合理；（2）產業結構高級化指數回歸中，資源豐裕度系數為負，且通過0.05顯著性水平的t檢驗，因此自然資源越豐富，區域產業結構高級化程度越低；（3）以結構效應為因變量的回歸中，資源豐裕度系數小于零，且通過0.05顯著性水平的t檢驗。總之，應用截面數據模型進行回歸分析的結果支持了第三個假說，即豐富的自然資源阻礙了經濟結構的順利變遷，并降低了產業結構效應。
五、結語
本文基于產業結構變遷視角將區域經濟發展階段引入自然資源稟賦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分析中。根據發展經濟學和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框架，經濟發展必然表現為經濟結構的高級化與合理化變遷過程，而自然資源稟賦正是通過影響經濟結構變遷過程進而影響經濟增長路徑，并在不同經濟發展階段具有不同性質：工業化初期，豐富的自然資源使得資源產業迅速發展從而促進經濟的非農化結構變遷，對經濟發展形成“資源福祉”效應；工業化初期階段之后，制造業和服務業發展成為經濟結構變遷的主要內容，良好的資源稟賦則通過“荷蘭病”等機制阻礙經濟結構變遷，從而對經濟發展形成“資源詛咒”效應。
從理論演化角度講，本文的分析框架提高了對資源詛咒現象的解釋力。按照命題三表述的結論，在不分經濟發展階段的情況下對所有國家或區域進行橫向比較分析，資源詛咒的結論是極不穩定的；而對于單個國家或區域來講，自然資源對于經濟發展作用的性質也會發生改變。將經濟發展階段作為考察的影響因素之后，以往研究中相互沖突的實證分析結果可以獲得一致的解釋。例如Stevens（2003）發現資源詛咒只是近年來的現象，在澳大利亞、加拿大和美國等國家早期經濟發展中資源稟賦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Auty（2001）更是直接發現，在20世紀60年代之前發展中國家的自然資源對經濟發展的作用顯著地表現為資源福祉，但其后開始逐漸轉化成資源詛咒。顯然，這些都是由于經濟發展階段不同而導致自然資源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性質由“福祉”轉化成“詛咒”。
本文的理論與實證分析也對我國的資源詛咒問題提供了更為一般的解釋。我國是否存在資源詛咒是一個政策意義非常強的問題，然而到目前為止結論并不統一。與大部分文獻傾向于認為中國存在資源詛咒不同，方穎等（2011）在利用和本文一致的變量進行統計分析后發現我國并不存在資源詛咒現象；Zhang等（2008）的研究引入了時間因素，發現在1985―2005年中國存在資源詛咒，而在1995―2005年不存在。按照本文的分析框架，一方面，我國經濟處于高速發展進程中，自然資源作用于經濟發展的性質會發生改變；另一方面，由于我國經濟發展存在著較大的區域差異，自然資源對于經濟發展的作用性質會隨區域不同而不同。因此，分析我國的資源詛咒問題，應考慮研究時期和區域的差別，這樣可以提高研究的科學性和邏輯現實一致性，對相關經濟政策的制定、實施也有更高的參考價值。對于我國資源型區域的經濟轉型，本文的實證分析結論可以衍生出兩方面有益的政策啟示：資源詛咒的監測方法和避免原則。
資源詛咒的監測方面，目前學術界和政策部門基本上采取人均GDP等經濟發展水平指標來判斷一個區域是否存在資源詛咒，這種以結果狀態為著眼點的監測方法顯然不利于資源詛咒的避免。根據前述理論框架，資源詛咒不像自然資源一樣是“天賦的”，其形成是一個需要一定時間的漸進過程，其中的機制是經濟結構的高級化、合理化變遷被阻礙。從而，可以通過對經濟結構的演化方向及其效率的橫向比較來動態監測資源詛咒的形成過程，進而可以及時采取相應政策措施以盡量避免資源詛咒現象的生產。
按照上述結論，避免資源詛咒本質上就是要實現資源比較優勢的轉化，其中核心是防止經濟結構變遷被鎖定在資源依賴型結構狀態?，F實中的市場制度往往是不健全的，面臨資源詛咒風險的國家或地區要避免“荷蘭病”機制的產生，一方面要加快要素市場制度建設，另一方面更要采取適當的產業政策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在促進產業升級方面，資源豐富區域需要在資源福祉期利用資源產業的額外收益（windfall）進行人力資本、基礎設施和技術創新等方面的前瞻性投資，為經濟結構的進一步高級化和合理化打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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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uctural Change
and Resource Curse
CHEN Jiping
（School of Economics，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inconsistency of resource curse principle in reality， this paper brings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 factor into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impact of constructing natural resource endowmen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logic conclusion of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shows that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abundant natural resources promote economic structural nonagricultural change through primary product trade and become the resource blessedn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fter the beginning stage， however， the rich natural resources hinder economic structural change through such mechanisms as “Dutch disease” and then become resource curse of the development. The statistical data based on 31 provinces of China show that the lessdeveloped provinces have resources blessedness but the higherdeveloped provinces encounter resource curse， and empirical analysis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logic. By the dynamic supervision on economic structure， the supervision on resource curse should be changed from “afterward supervision” to “process supervision”， which is conducive to taking measures to avoid resource curse. The governments should make efforts to upgrade and rationaliz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areas with abundant resources should make preparation for the transition and upgrading of economic structure at the blessedness stage.
經濟學發展階段范文6
經濟學的主要課程有：政治經濟學、資本論、西方經濟學、統計學、國際經濟學、貨幣銀行學、財政學、經濟學說史、發展經濟學、企業管理、市場營銷、國際金融、國際貿易。
補充材料：
經濟學是研究人類社會在各個發展階段上的各種經濟活動和各種相應的經濟關系及其運行、發展的規律的學科。經濟學核心思想是物質稀缺性和有效利用資源，可分為兩大主要分支，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
經濟學起源希臘色諾芬、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早期經濟學，經過亞當·斯密、馬克思、凱恩斯等經濟學家的發展，經濟學衍生出了演化證券學、行為經濟學等交叉邊緣學科。隨著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經濟學研究和應用受到國家和民眾的關注越來越高，理論體系和應用不斷完善和發展。
（來源：文章屋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