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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Granger因果檢驗 經濟發展 能源消費
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之間的關系，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熱點。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之間的依賴關系，也即因果關系具有重要的政策意義。因為，如果存在從經濟增長到能源消費的單向因果關系，則經濟發展是非能源依賴型的，那么節能政策的實施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可能非常小，甚至不存在負面影響；如果存在從能源消費到經濟增長的單向因果關系，那么經濟就是能源依賴型的，節能政策的實施可能會影響經濟的增長；如果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即滿足所謂的“中性假說”，那么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之間就不存在什么必然聯系；如果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之間存在雙向因果關系，這表明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之間是相互依賴的，需要通過最佳的政策組合來實現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的協調發展。
在分析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關系的方法上,有文獻運用OLS方法對數據建立線性回歸模型，雖然這種方法可以分析兩者之間的長期發展關系，但是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數據是時間序列，而現代計量經濟學表明，經濟領域中許多時間序列都是非平穩的（Granger and Newbold，1974），如果不考慮時間序列的非平穩性而直接進行回歸估計，很可能得出變量之間“偽回歸”的錯誤關系的結論。因此，為了比較準確的分析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Granger test of causality）提供了一個有效途徑。Granger（1969，1988）用類比的方式提出了一種因果關系檢驗，即如果一個變量的加入提高了對另一個變量變化的預測能力，則前者為后者的原因。這種方法主要用于檢驗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的方向。本文使用格蘭杰因果檢驗方法分析我國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之間的因果關系及方向。
一、Granger因果檢驗的基本原理
對兩變量Y與X，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要求估計：
通過受約束的F檢驗判斷變量之間的格蘭杰因果關系及其方向。
例如針對方程（*）中X滯后項前的參數整體為零的原假設（即X不是Y的格蘭杰原因），分別做包含與不包含X滯后項的回歸，再計算F統計量：
其中RSSU、RSSR分別為:包含滯后項的回歸殘差平方和與不包含滯后項回歸的殘差平方和；k為無約束回歸模型的待估參數的個數；n為樣本容量，m為滯后期數。
根據判斷結果得出結論：
如果:F>Fa(m,n-k)則拒絕原假設，認為X是Y的格蘭杰原因。
如果:F
其中Fa(M,n-k)為F概率分布的臨界值，a為顯著性水平。
另外，對于Y是否為X的格蘭杰原因檢驗過程，針對方程（**）進行即可得出結論。
二、我國經濟增長與能源的因果關系分析
分析中國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的格蘭杰因果關系，數據來源于1990年～2006年我國的GDP與能源消費總量（見“2007年中國統計年鑒”）。通過選擇不同的滯后期，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結果如下表：
從2階滯后的情況看，能源消費是GDP增長的格蘭杰原因，具有單向因果關系，但此時，檢驗的模型存在1階自相關性。同樣，對于不同滯后期的模型，同時考慮序列相關性以及赤池信息準則（AIC），發現：只有滯后4階的檢驗模型不具有1階自相關性，而且也擁有較小的AIC值，因此“能源不是GDP的格蘭杰原因”與“GDP不是能源的格蘭杰原因”的原假設均被拒絕，由此可認為，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具有雙向的格蘭杰因果關系。這就表明，一方面我國經濟增長長期以來是能源依賴型的，即經濟的發展依賴于能源的開發利用；另一方面，能源的開發利用也是以經濟的發展為基礎的，經濟的快速發展為能源開發利用提供強大的支持力。
如何有效利用能源，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已成為當今世界各國社會經濟發展的行動綱領。針對我國經濟發展與能源消費相互依賴的現狀，合理有效的利用能源是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對于不可再生能源，要堅持節約利用和綜合利用的原則，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另外，積極開發可再生能源，并實現增值永續的開發原則，為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只有這樣才能既保證經濟的快速發展，又避免能源的過度開發。
參考文獻:
[1]楊冠瓊: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J].經濟管理，2006，（2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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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W·Arthur Lewis)在其論著《經濟增長理論》中曾談道：“決定經濟增長(發展)的人類行為可分為直接原因和間接原因，直接原因：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努力，知識的增長和運用以及資本的積累，而決定這些直接原因的原因是觀念和制度?！盵1]10他將自然資源和人類行為視為經濟增長的兩大要素，并且尤其重視人類行為和經濟增長的相關關系。他認為影響經濟增長的人類行為可以分為三類：節約行為(資本積累)、增進知識和運用、人均資本額和其他資本量的增加，這三類行為既相互區分又交錯在一起，對經濟增長所起作用的大小取決于處在一個什么樣的制度和觀念環境中。將經濟自身以外的因素，如觀念、制度、意識形態，視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源可以追溯到韋伯關于“資本主義精神”的研究。韋伯將資本主義在西方產生和持續發展的精神動力概括為以理性主義為特征的“資本主義精神”，開創了資本主義研究的另類視角。之后，美國社會人類學家里亞·格林菲爾德(LiahGreenfeld)在堅持韋伯基本假設的前提下，對“資本主義精神”的內涵進行了重新界定，探討了民族主義與經濟增長的因果關系。
一、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研究的理論溯源
有學者將資本主義研究分為三類：一種是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角度分析資本主義的更替，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實質是生產力的發展，原因則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的作用，以馬克思為代表;一種是簡單地認為資本主義就是從自然經濟向金融經濟發展的結果;一種是從經濟范疇之外尋求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動因，以韋伯為主要代表人物[2]。我們可以將其簡單地分為兩種研究視角，即一種是把經濟增長看作一般的經濟現象，單純地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另一種則不單單把經濟增長的研究局限在經濟學的范疇，同時將其視作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尋找資本主義持續發展的精神動力。
首先，我們來看經濟學是如何對經濟增長進行分析的。一般而言，經濟增長就是指社會物質財富不斷增加的過程，是一般社會再生產動態過程的共性實質。就這一意義而言，自從有了人類的社會再生產活動，就有了經濟增長的問題。事實也的確如此。我們可以在古希臘的文獻中看到他們對于財富性質和來源的探討，也可以看到他們對增加財富方法的討論，這種分析的嘗試正是基于經濟增長問題最初的思想。對經濟增長進行系統研究是伴隨近代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開始的。亞當·斯密可謂是系統研究經濟增長的第一人，他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被人們認為是近代以來經濟增長理論的先驅之作。國民財富的增長是他在這本書中討論的中心問題。以此為中心，亞當·斯密分別分析了勞動、資本、土地、技術進步和社會經濟制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并據此得出了經濟增長動態均衡過程的模式。他認為資本形成率、技術變革率和制度環境共同構成了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其中前兩個變量取決于制度和環境，所以亞當·斯密十分重視制度環境在促進國民財富增長上的積極作用[3]39-40。另外他也十分重視資本積累的決定作用，認為“要增加一國的財富，只有增加生產勞動者數目和提高勞動者的生產力”，無論是增加勞動者數目還是提高生產力都要資本投入[3]32。之后，大衛·李嘉圖繼承并發展了亞當·斯密關于經濟增長的理論。同亞當·斯密一樣，大衛·李嘉圖認為經濟的增長就是社會財富的增加，并且都是對一個國家的社會總產品增長進行研究。他把增加國家財富的途徑分為兩類：“一是用更多的收入來維持生產性的勞動;一是不增加任何勞動量，而使等量勞動的生產效率增加?！盵3]43即是說，李嘉圖也是將經濟增長的制約要素分為土地、資本、勞動和技術進步，而社會經濟制度則是經濟增長的環境要素。與斯密不同的是，李嘉圖關注的焦點從勞動(生產)轉變為勞動過程中地租、工資和利潤之間的關系以及影響這些分配關系的外部要素，將經濟增長分析帶入了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之中。在這個時期，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因是資本積累。
為了打破原先資產階級經濟學靜態分析的傳統，20世紀初，美國經濟學家約瑟夫·阿羅斯·熊彼特提出了“創新—模仿—適應”的動態分析模式，認為經濟增長是這樣一個動態發展的交替過程。在此之后，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論”和宏觀調控論，可以說是對傳統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研究的又一突破。尤其宏觀調控理論是對亞當·斯密政府決策論的修正和深入發展，使其更加系統化，并且可操作性更高。正是在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的基礎之上，在20世紀30—50年代形成了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增長經濟學，即是以經濟增長為中心問題的關于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動態發展的理論。①這一時期，西方經濟學的中心議題是討論資本主義經濟如何在波動過程中實現增長，創建了一些著名的動態均衡模型。此外，不得不談的是馬克思的經濟增長理論。美國經濟學家多馬在《經濟增長理論》一書中談到經濟理論時指出：“者最接近于發展一種經濟增長的重要理論”[4]20。在馬克思的巨大理論體系中，政治經濟學是重要的組成部分。此中，他認為整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依靠的是擴大再生產，其途徑有增加工資積累和提高生產效率兩種。與之相適應經濟增長可以分為外延和內足兩種形式。在具體的增長過程中，馬克思還區分了三大經濟部類，認為經濟增長的過程就是資本和其他生產要素在三大部類自由流通、動態均衡的過程。
20世紀60年代，經濟增長研究迎來了轉變——從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分析轉向對經濟增長的效應分析。②這一轉變也帶來了原先經濟增長理論基本假設的轉變，就是不再把經濟增長看作是簡單的經濟現象，即使經濟學家也慢慢地認識到經濟增長的社會效應。
其次，正如上面提到的，將經濟增長看作復雜的社會現象，無論在其動因分析還是在效應分析上都會有較為不同的論述。雖然馬克思和先前古典經濟學家也多有談到經濟增長的雙重性質，但是他們的分析總是沒有脫離經濟學的限制。如馬克思也認識到經濟增長不但是財富的增加，亦會引起復雜的社會效應：一是生產要素社會結合的深化，一些經濟組織和技術的應用在生產過程中日益重要，二是生產關系的再生產，帶來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的更替。顯然，這些社會效應是偏重于經濟方面的。在動因方面，西方經濟學偏重于認為資本積累和知識增加與應用是主要的動力，而在觀念意識形態和制度方面尋求起源的首創者當屬韋伯。韋伯以自由勞動的理性組織、法律、行政機構和理性主義為中間變量，闡述宗教倫理如何產生有利于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制度的精神氣質(Ethos)，論證了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的親和關系(affinity)。之后，關于《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論爭持續不斷，爭論的焦點在于觀念和意識形態是否具有導致經濟行為取向和動機轉變的推動力。答案莫衷一是，反對者將之視作的對立物，認為是訴諸觀念意識形態的唯心主義，否定了物質在技術因素的決定作用;也有贊成者認為觀念意識形態才是經濟增長期的根本原因。也有學者為韋伯辯解，認為韋伯著述之“目的是解釋因活動而產生的社會態度的變化，而這些新型態度的本質，在當時存在的物質發展條件下與市場金融機構、技術、人口和農業產量現狀相適應，使經濟定位于發展并促使了對經濟發展的界定，即發展合乎社會需要，從而賦予發展以價值并促進了發展的制度化。該論點絲毫也不意味著這些文化因素全盤促成了資本主義經濟體制，或引發了除了一個要素以外的任何其他要素。”[5]14
二、民族主義VS新教倫理
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體現了不同于馬克思資本主義研究的另類視角，認為起源于新教倫理的資本主義精神對資本主義的產生和持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動力，賦予了宗教倫理重要的經濟內涵。里亞·格林菲爾德(Liah Greenfeld)在《資本主義精神》中對資本主義精神作了新的界定。她在該書導論中提出：“試圖回答的兩個問題：一是現代經濟出現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即如何解釋現代經濟區別于其他經濟的持續性發展傾向?二是是什么因素使經濟領域在現代意識，尤其是美國意識中占據了如此顯赫的地位，以至于我們的文明事實上可以被稱為‘經濟文明’?”[5]1對此，格林菲爾德的觀點是：“民族主義是導致經濟活動一再趨向發展的決定性因素;經濟領域在現代意識中所占據的前所未有的地位是美國社會動態活力的產物，因而也是具有特色的美國民族主義使然?！盵5]1作為與韋伯觀點的對比，我們暫且將第二個問題擱置，來關注二人在現代經濟持續增長動因問題上的異同之處。
首先，二人在現代經濟持續增長動因問題上的觀點是具有相似點的。這一點后來者的格林菲爾德也并不否認。在《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他專門論述了有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觀點及其引起的爭論，認為自己“關于民族主義和現代經濟的論點直接來源于《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前提”[5]26。格林菲爾德也并不否認“資本主義精神”的存在，仍然認為“資本主義精神”是現代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精神動因。另外，除了在對“資本主義精神”認同方面，在尋找經濟增長動因的方式上，二人也具有相同性，即是在一個民族國家的觀念意識形態中尋找根本動因。此外，格林菲爾德在其文章中一再強調“動因分析而非條件分析”的主張，也可以追溯到韋伯《宗教社會學論集》的研究方法，即是證明宗教倫理對一個民族的資本主義發展或促進或阻礙的作用。
其次，我們也可以看到二人在某些觀點上的分歧，這也是主要的。其一，格林菲爾德與韋伯就經濟增長動因分析根本的區別在于“資本主義精神”的實質不同。韋伯“資本主義精神”的來源是基督教的禁欲主義倫理觀，實現由宗教倫理向經濟倫理轉變的關鍵是合理化和合法化;格林菲爾德則認為“民族主義是‘資本主義精神’的來源——現代經濟行為的定位——并成為現代經濟出現的決定性因素?！盵5]27，她反對將新教倫理視為資本主義精神的來源，甚至認為韋伯關于加爾文新教與資本主義精神關系的假說是錯誤的。她援引了荷蘭的例子來闡述這一觀點。荷蘭是與英國一樣信奉加爾文教的國家，在經濟方面它更具有取得“現代經濟體制下的持續增長的領先地位”的優勢，結果卻是英國實現了這一突破，原因即是“民族主義首先出現在英格蘭”，“民族主義必然促進現代經濟發展所需要的社會結構類型”[5]20，23-29。而且，論及民族主義與資本主義精神的關系時，格林菲爾德將二者等同起來，認為資本主義就是民族主義，“資本主義精神生來就是經濟民族主義”[5]143。
其二，“資本主義精神”內涵不一致。在韋伯看來，資本主義精神雖然是在新教倫理中產生的，但它的基本內涵是根植于現代資本主義經濟行為之中的，無論是在國內的貿易還是國際的競爭之中。格林菲爾德因其將民族主義視為資本主義精神的來源，故而資本主義精神也具有了民族主義本身所具有的場域性特點，即是“只有在納入國際競爭領域的經濟形態中，只有在愿意介入國際競爭的國家中，才能發現‘資本主義精神’”，正因為如此，在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內源發展方面具有較小的解釋力[5]629。但就資本主義精神與民族主義或是新教倫理的因果關系而言，民族主義與資本主義精神和經濟增長有更強的相關關系。
其三，新教倫理和民族主義產生作用的層次不同。新教倫理產生的資本主義精神最終需要通過社會個體的內化發生作用，也正是社會個體的經濟行為提供了資本主義產生的實踐基礎。韋伯最終把資本主義精神訴諸個體的社會行為之上;而格林菲爾德所說的民族主義發生作用的層面是集體，是超越個體意識的集體情感。正如她在書中所說的：“一般而言，‘資本主義精神’是民族主義國有的集體意識的經濟表象”[5]628。
其四，我們可以將二人觀點的不同還原到宗教倫理與民族主義的不同。宗教倫理最終轉化成主導社會經濟行為的經濟倫理，是人們對待經濟行為的基本態度，也是一種經濟的觀念，而民族主義是基于民族認同的情感，它所針對的對象不是經濟，不可能轉化為經濟倫理來影響經濟行為。前者的表現是觀念和態度，后者的表現是排他的經濟行為。此外，雖然他們都是將對“資本主義精神”的討論限定在民族以內，但是新教倫理的資本主義精神是內源式的，民族主義是對外而言的。這也許與二人對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理解不同有關，資本主義的發展應該是包括內源發展和外部擴張兩個方面。
無論是新教倫理產生的資本主義精神還是民族主義產生的資本主義精神，在資本主義經濟增長過程中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經濟增長是一個復雜的經濟和社會現象，無論在起源還是在效應方面，任何形式的決定論都是片面的。韋伯并不認為資本主義精神可以替代物質的因素，格林菲爾德也不否定宗教倫理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動力作用。認識復雜事物，需要有多方的視角，多樣的研究恰恰為我們正確認識事物提供了這樣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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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索羅模型；內生增長模型；全要素生產率；實證分析
[中圖分類號] F061.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0461（2008）12－0063－05
引 言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上海充分發揮區位優勢，以金融市場開發、土地批租和吸引外資為三大投資動力推動了經濟的高速增長，上海經濟增長已連續十幾年實現兩位數增長，自1992年到2007年的16年中，平均增幅達到12.3％，已連續第15年保持兩位數增長。2006年，在經濟增長慣性推動和內生增長動力的驅動下，全年實現生產總值上海市生產總值（GDP）10,296.97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12%，2007年生產總值（GDP）12,001.16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13.3%。
顧國章等人研究了1952年到1998年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得出：1992年到1998年上海市的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39.50%，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仍是第一位的，但1992～1998年間的技術進步貢獻率要遠高于1978～1998年間的技術進步貢獻率[1]。他主要運用的是索羅增長模型，不存在規模經濟。陳詩一認為近十多年來上海經濟的高速增長是由第二、第三產業輪流推動的[2]；石磊在“解讀上海經濟”系列報告找那個指出：產業結構的升級導致上海經濟的高速增長[3]。周億粟通過對上海經濟增長與就業的相關分析得出：上海的經濟增長已經走上了主要靠資本和技術投人帶動，而不是靠勞動投人，甚至可以減少勞動投人的階段[4]。
一個國家或地區在經歷了主要依靠有形要素（資本和勞動力）的投入、結構的優化配置以及制度上的創新所實現的經濟增長之后，都面臨著如何能夠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問題。原則上講，要實現經濟的持續增長，則需要實現從外延式增長方式向內涵式增長方式的轉變，即從主要依靠要素數量的擴充轉向主要依靠技術進步（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5][6][7]。那么，上海的經濟在現有的技術條件下，要素投入是否對經濟增長還有拉動作用？出在何種發展階段？上海的全要素生產率主要是由什么因素導致的？上海的研究和開發對全要素生產率貢獻有多大？雖然一些學者研究了技術進步對上海經濟增長的貢獻，但并沒有揭示出影響技術進步的要素是什么，經濟處于何種發展階段也是出于經濟的直觀判斷。本文擬用傳統的增長理論來確定上海的發展階段和投入要素的彈性系數，用內生增長理論來研究全要素生產率的組成部分，從而回答上述問題。
本文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一部分索羅模型和內生增長模型，得出要素和研發在不同發展階段對經濟增長起不同作用的命題；第二部分為上海的實證分析；第三部分是結論。
一、經濟增長模型
經濟增長原因的研究，古典經濟學家非常重視。亞當•斯密將經濟增長的原因歸于三個方面：自由市場、勞動分工和新機器形式的技術進步。隨后李嘉圖（DavidRicardo）、馬克思(KarlMarx)、恩格斯(FriedrichEngels)等經濟學家也研究了經濟增長的原因。然而，在19世紀下半葉，新古典經濟學派出現以后，該學派就不再把經濟增長的三個方面視為重要問題，而轉而去描繪亞當•斯密的第一個思想（競爭市場的作用），并選擇了效用函數、無規模報酬的生產函數來得到經濟增長的均衡結果。
對于斯密的第二個思想，最早作出貢獻的是美國經濟學家揚格，其核心思想為經濟組織結構的演進和規模報酬，而新古典經濟理論核心是資源配置和比較利益。舒爾茨也與揚格的思想一致（Schultz，1986），認為經濟增長應源自勞動分工和遞增規模報酬。盧卡斯（(Lucas)建立了一個動態模型來解釋勞動分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Lucas，1986)，施蒂格利茨（Stiglitz）也建立了一個動態模型，解釋為什么生產中的專業化和學習的專業化（教育）能促進經濟的增長（Stiglitz，1986）[8]。
新古典經濟學派及制度經濟學派分別經濟增長的原因，一為市場競爭，一為勞動分工與經濟組織結構與制度的演進，卻未將技術創新作為其直接推動經濟增長的原因，新古典經濟學派將技術進步作為外生的，制度經濟學派將其掩蓋在勞動分工之內，而真正將技術創新直接作為推進經濟增長的原因除斯密外，最早要算馬克思（馬克思，1887），往后要算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他認為，技術創新就是企業家抓住市場機會重新組合生產要素的過程，一種創新通過擴散，會刺激大規模的投資，引起經濟高漲；一旦投資機會消滅，便會轉入經濟衰退，由于創新的引進不是連續的、平穩的，而是時高時低的這就形成了經濟波動周期[9]。
新古典經濟學派、制度經濟學派、技術創新學派分別從三個不同角度研究了經濟增長的原因，但是每一個學派解釋經濟增長的原因不夠全面。羅默于1986年提出了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經濟增長不是外部力量（如外生技術變化、人口增長），而是經濟體系的內部力量（如內生技術變化）的產物。先后設計了兩個增長模型，第一個模型是對阿羅的“邊干邊學”模型的修正與擴展，第二個模型將知識賦予一個完全內生化的解釋，認為，知識是經濟主體利潤極大化的投資決策行為的產物，資本增長和技術進步是同步的[10]。經濟增長理論開始出現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趨勢。
1.新古典模型――索洛－斯旺模型
索洛－斯旺模型包括四個變量：產量（Y），資本（K），勞動（L）和知識或勞動的有效性（A）。在任一時間里，經濟中有一定量的資本、勞動和知識，而這些被結合起來生產產品。生產函數為：Y（t）=F(K(t),A(t),L(t))其中t表示時間，而且生產函數滿足稻田條件 。資本、勞動和知識的初始水平被看作是既定的。勞動和知識以不變的速度增長：L(t)=L(0)ent，A(t)=A(0)ent，其中n和g為外生參數，分別表示勞動和知識的增長率。
由此變化圖可得到，在0
由此模型可以得出如下這個命題：當一個國家或地區距離自己穩定狀態越遠時，經濟增長越快，要素投入存在規模收益遞增，這是表現為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很大；隨著接近穩定狀態，要素投入遞增的程度會越來越小，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率作用會逐漸下降；從長期看，經濟增長會等于外生的技術進步增長率，這時實際資本存量等于長期資本存量；當實際資本存量大于長期均衡的資本存量時，經濟增長率會小于技術技術進步增長率，這時就應該減少資本存量。
2.內生增長模型
本論文使用的內生模型是在羅默、格羅斯曼、赫爾普曼、阿吉翁和豪伊特提出的研究和開發模型和宇澤弘文與盧卡斯人力資本模型的整合，并且借用學者韓廷春所構造的增長模型，以消除 “阿羅―羅默”模型中當時的知識水平直接將技術進步內生化卻忽視了人力資本所體現的技術進步，和沿著“宇澤―盧卡斯”模型中強調人力資本要素對技術進步的作用卻忽視了知識的增加 所體現的技術進步。本模型經濟分成三個部門，即最終產品部門、人力資本部門及R&D部門。最終產品部門生產出用于消費的消費品（C）及用于生產的投資品（I）；人力資本部門生產出用于人力資本部門、R&D 部門及最終產品部門所使用的人力資本（H）；R&D 部門生產出用于最終產品部門及R&D 部門所使用的新技術、新發明和新設計，即R&D資本（R）[11]。最終的模型可用以下方程描述：
此式表明，經濟的均衡增長率依賴于人力資本部門的生產效率(θ1)與R&D 部門的生產效率(θ2)的大小以及時間貼現率(ρ)的大小，與人力資本部門的生產效率及R&D 部門的生產效率成同方向變化，與時間貼現率成反方向變化。因此人力資本部門的生產效率及R&D 部門的生產效率越高，則經濟增長率越高；現時的儲蓄率越高（即人們推遲消費的耐心程度越大），則經濟增長率越高。這里，盡管均衡增長率與人口或勞動力的增長率有關，但即使人口增長率(n)等于零或小于零，經濟的持續增長仍是可能的。
通過內生增長理論的動態分析可得出這個命題：技術進步使生產曲線外移，長期均衡所需的資本存量就增大，這時實際資本存量要達到均衡所需的資本存量，就必須增大要素投入，那么在一段時間內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還會有一定的作用；即使實際資本存量達到均衡所需的資本存量，由于人力資本與R&D資本水平的不斷提高，一個國家或地區也能夠實現持續的經濟增長。
二、上海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
1.數據來源及指標的選定
計算全要素生產率即對其進行分解所需要的數據是產出、資本投入、勞動投入、人力資本、技術交易額和R&D支出的時間序列數據，但上海人力資本的數據無法獲得。所選用的數據為1990年到2007年，均來源于歷年《上海統計年鑒統計年鑒》和《中國科技統計年鑒》，并且按1990年不變價格進行換算。
資本投入量應為直接或間接構成生產能力的資本總存量(或簡稱資本存量)，它既包括直接生產和提供各種物質產品和勞務的各種固定資產和流動資產，也包括為生活過程服務的各種服務及福利設施的資產，如住房等。在眾多估算中國資本存量的研究中，賀菊煌(1992)的成果比較具有代表性，但由于資料的缺乏，本文擬從折舊總額中反推資產總額。一般說來，資產越多，折舊額與大，如為正比例關系，只要選定折舊率就可以推出資產總額。由于研究中最關心的是資本的彈性系數，只要折舊額和資產滿足正比例關系，在作回歸分析中，不同的折舊率對彈性系數是沒有影響的。所以，在此不仿取折舊率為5％。就勞動投入指標而言，是指生產過程中實際投入的勞動量，用標準勞動強度的勞動時間來衡量。而在中國，由于正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過渡時期，收入分配體制不盡合理和市場調節機制不夠完善，而且我國目前尚缺乏必要的統計資料。因此，本文采用上海歷年社會勞動者人數作為歷年勞動投入量指標。其余的指標按對應統計年鑒指標的數據按1990年不變價格進行換算得到。
2.用索羅模型對上海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
采用的基本模型為對數線性生產函數（即Cobb―Douglas生產函數）：
Ln(Yt)=γt+αLn(Kt)+βLn(Lt)+ut
其中，α,β分別是資本和勞動力的產出彈性，γ為外生的技術進步率，ut為隨機變量。 在此基礎上，做了四個回歸，其中回歸（1）包含資本、勞動和時間三個變量，回歸（2）包含資本和時間兩個變量，回歸（3）包含勞動和時間兩個變量，這三個模型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歸（4）為廣義最小二乘法。所的結果如表1所示。
注：表中第一括號里的數字是對應系數的標準差，第二括號里的數字是對應系數t統計量的值。
由模型（1）可得出，資本不能通過t檢驗，而勞動通過了t檢驗，說明有可能資本和勞動存在著共線性。在模型（2）去掉勞動這個變量所的分析結果都通過了t檢驗，模型（3）去掉資本這個變量所的結果也通過了t檢驗，并且擬合優度都不錯，從而說明資本和勞動確實存在著非常強的共線性。在運用索羅模型分析上海經濟增長中，資本和勞動兩個變量只能選擇其一。由于在此分析中，勞動指標所用的數據是上海歷年勞動力人數，而應該選用的是實際勞動的投入量，所以勞動這個指標含有較大的主觀取舍，而資本的數據相對要客觀得多，因此選用資本作為模型的變量。在前三個模型中，D-W沒有通過統計檢驗，說明存在著序列相關。為消除序列相關，模型（4）采用廣義最小二乘法。
從模型（4）得出，資本彈性系數為0.8891，說明要素投入的彈性系數沒有大于1也沒有等于1，考慮模型（1）將資本和勞動力系數相加所得為0.97，接近1。運用傳統的增長理論可知，此時的實際資本存量略大于長期均衡的資本存量，如果資源屬于有效配置，經濟是不會處于這個階段，因為如果經濟短期處于這個階段，要素投入會停止甚至減少，使要素的投入的彈性系數達到1。說明上海的資源配置比較合理，市場比較完善。
在模型（4）中，全要素生產率為0.0111，對上海經濟增長的貢獻不到10％，就是用模型（2）所得的全要素生產率，對上海經濟增長的貢獻也只有15％，和一些學者所得出的近40％，有非常大的差異?？疾焖\用的模型的差異可發現，這些學者都假定要素投入的彈性系數和為1，實際上這是一個很嚴格的假定，現實中一般不會是這種情況。而本文所作實證分析中沒有這個假定，所以可認為本文的結果相對可靠些。當然所選用的數據年限、數據處理不同，也會導致的結果的不同，但這些不是主要因素。從分析結果可看出，上海的經濟增長主要是靠要素投入帶動的。
3.用內生增長理論對上海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
在內生增長理論中，將技術進步內生化。技術進步來源有兩種：一是人力資本的提高，二是知識存量的增加。知識存量的增加是通過技術交易從外部獲得和自身的研發而得到的。本文模型主要研究知識存量的增加所導致技術進步的相關因素，所運用的回歸方程的基本模式如下：
Ln(Yt)=γt+αLn(Kt)+βLn(Lt)+ηLnR&Dt+ξLnTTt
+θLnR&Dt*LnTTt+ut
式中、α、β、η、ξ分別對應表示資本、勞動、技術交易額、研究和開發的彈性系數，γ反映制度等外部因素隨時間變化對GDP的影響，θ反映了技術交易額與研究和開發的交互作用對GDP的影響，ut為隨機變量[12]。在實際分析中，上述模型中的有些變量或存在共線性或不能通過t檢驗等一些問題，所以首先要做的是對上述模型變量的篩選。為此，作了（5）、（6）、（7）和（8）模型，如表2所示。
注：表中第一括號里的數字是對應系數的標準差，第二括號里的數字是對應系數t統計量的值。
模型（5）包含了所有的變量，可看出R&D和技術交易額的交互作用項系數非常小，t檢驗值也非常小。消去這個變量，就得到模型（6）的回歸。從這個回歸可看出，資本和勞動存在著共線性，兩個變量只能選擇其一。在這里選擇資本變量，理由如前所述。在模型（7）就是消去資本這個變量所作的回歸，時間變量的系數很小，t檢驗也很小。在本文的內生增長模型中，時間變量t 的系數所反映的是制度變化的等因素的量，不包含技術進步，也就是說此項系數是索羅模型中全要素生產率除去技術進步的剩余項。從回歸結果可得出，上個世紀90年代以后，上海的制度等因素的變化很小，靠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不大。除去時間和勞動變量，就得到回歸（8）。模型（8）共包含四個變量：資本、R&D、技術交易額和研發與技術交易額的交互項，這些變量都能通過t檢驗。
為了更深入地研究研發與技術引進的關系，作了回歸模型（9）和（10）。模型（9）中研發是滯后項，而模型（10）技術引進是滯后項。模型（11）是為了消除回歸（9）中的自相關性，而采用的廣義最小二乘法。所的結果如表3。
從（8）、（9）、（10）的模型可看出，無論研發和技術引進是否采取了滯后，還是誰先采取了滯后，研發和技術引進的交互相都為負值。這說明上海的研發和技術引進相互之間有擠出效應，也就是說自主研發就不會引進，同時技術引進就不再研發，沒有形成良性互動關系。我們知道，相對全國來說雖然上海的經濟技術水平屬較高層次，但相對發達國家，經濟技術水平屬于落后的，所以對于落后的國家和地區，企業技術能力發展戰略為：技術引進到消化吸收，再改進和創新。上海毫無疑問也應該采取如此戰略，這個發展戰略被日本和韓國等一些國家所采用，取得了非常好的經濟效果。從這個發展戰略來看，技術引進和研發是相輔相成，先技術引進，然后在此基礎上進行研發，是提高當地技術水平，從而促進經濟增長的捷徑。而從上海的實證分析中，卻沒有體現這種發展戰略。
通過（11）式可得出，上海的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21.3%，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78.7%。在技術進步中，研發對技術進步的貢獻率為72.7%，技術引進的貢獻率為52.5%，兩者的交互項為－25.2%。上海的經濟增長主要是靠要素的投入帶動的，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大，這和用索羅模型所作的結果是一致的。有前面的理論分析可知，一個國家或地區在經過要素投入的增長階段之后，必須靠技術進步來維持長期的經濟增長。上海已經持續20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必須提高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的作用，才能避免重搗東南亞國家的覆轍。不少專家考察后發現，美國這些年來經濟快速發展，是與美國從80年代開始的以發展高新技術為主的創新戰略密切相關的；而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其根源之一也在于其經濟發展依靠生產要素的大量投入而非依靠技術創新來實現。最為關鍵的是技術進步的來源模式。有理論分析可知，技術進步主要來源于技術引進和研究開發，對于后進國家和地區來說，縮短差距的捷徑就是先引進再研發，形成技術引進和研發互相促進的關系。[13]但對上海的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所得的結果卻是背道而馳的。所以，無論對政府和企業來說，都必須找到相應的措施來解決這個問題。
三、結 論
從運用傳統增長理論和內生經濟增長量理論對上海經濟增長的分析可得出如下結論：一是上海的經濟增長是外延式的經濟增長，是靠要素的投入得到的，技術進步對上海的經濟增長的貢獻較低，在現階段還沒有出現內涵式經濟增長的拐點。二是在現階段制度變遷對上海的經濟增長的作用已微乎其微，也就是說在上海市場對要素資源配置比較完善。三是技術進步來源中的技術引進和研究開發相互脫節，沒有達到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
[參考文獻]
[1]顧國章，高正迎.加快技術進步促進上海經濟增長 上海綜合經濟[J].2000,(1):9-10.
[2]陳詩一.上海經濟增長的變動軌跡及其影響因素的比較分析：1978－2001年[J].上海綜合經濟 ，2002,(1):12-14.
[3]石 磊 .上海經濟增長的源泉―－“解讀上海經濟”系列報告之一[J].復旦學報（社科版）2003,(3):11-15.
[4]周億粟.上海經濟增長與就業相關趨勢分析[J].上海經濟研究，2003,(7):60-64.
[5]沈坤榮.1978一1997年中國經濟增長因素的實證分析[J].經濟科學 ，1999,(4):14-22.
[6]易 剛，林 明. 理解中國經濟增長[ J ].中國社會科學, 2003,(3):45-60.
[7]張軍.改革以來中國的資本形成與經濟增長：一些發現及其解釋[J].世界經濟文匯 ，2002,(1):18-31.
[8]P.M.Romer.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8,(5) :71-102.
[9]史清琪，秦寶庭.評價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作用的研究 [M].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1998.
[10]胡永遠，楊勝剛.經濟增長理論的最新進展[J].經濟評論，2003,(3):74-76.
[11]Young.A. The Razor’ edge: Distortions and incremental Reform in the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0, 115，(4):1091-1 136.
[12]Jones, Charles.I. Time Series Tests of Endogenous Growth Models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 . May, 110(2) :495-525.
[13]張仲禮，王泠一.上海經濟增長、結構調整與政策導向[J].社會科學,2002,(5):12-16.
Factors, Technological Advancing and Resource of Shanghai′s Economic Growth
Ruan Min
(Center for Regulation & Competition,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China)
經濟增長的來源范文4
關鍵詞：勞動收入份額；經濟增長；資本積累；總需求
中圖分類號：F24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23-0005-04
通過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促使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已成為目前實現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主要手段。勞動收入份額作為擴大內需的重要途徑，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正成為政府經濟工作的重要議題和理論學界的研究熱點。本文從物質資本積累、總需求、生產率和收入差距等4個方面對國外相關研究進行綜述，以明確勞動收入份額影響經濟增長的機制，并提出進一步研究的方向，以期為后續研究提供參考。
一、勞動收入份額影響與資本積累
古典經濟學家李嘉圖，新凱恩斯主義學者卡爾多、帕西內蒂及瓊·羅賓遜，以及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均就勞動收入份額對資本積累的影響進行過闡述。馬克思也從資本積累和經濟危機的角度分析了勞動收入份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一）李嘉圖觀點
對現代經濟發展理論有著深遠影響的古典經濟學家李嘉圖，把整個社會看做由地主、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三個階級構成。他認為，地主以地租形式從土地生產物中拿去的部分并沒有投入生產過程，而是被全部消費掉；相反，資本家所得利潤的絕大部分會被儲蓄起來進行投資，以增加就業和擴充生產。據此，李嘉圖得出結論，地租阻礙生產和資本積累，是經濟增長的沉重負擔。李嘉圖重點強調的是高地租損害資本家的利益，降低企業的積累率，從而阻礙經濟增長。同時，李嘉圖又采用邊際土地的方法（被定義為不產生地租的土地），把地主抽象出去，得到純利潤，進一步把整個社會簡化為只有資本家和工人兩個階級，并引入生存工資理論，推導出利潤和工資之間存在反向變動關系的結論，即“付給工人的勞動成果越大，利潤率的份額越小，反之亦然”。在李嘉圖看來，土地資源既定，增加勞動投入會使這種勞動的邊際產量遞減，造成農產品的相對價格不斷上升，但是工資必須總是足以購買農產品的某個固定數量不能低于維持勞動力再生產的必要水平，最終導致每單位增加值中工資份額不斷上升，利潤份額不斷下降；同時，土地的邊際產品下降使地租出現并不斷提高，結果，利潤份額隨著工資份額和地租的增加不斷下降。隨著利潤減少，資本的供給和需求枯竭，具體表現為，資本家“剩余”份額的降低將減少儲蓄的來源，利潤率的降低同時使企業投資動機下降。
（二）新劍橋學派觀點
新劍橋學派的代表人物卡爾多（Kaldor）、帕西內蒂（Pasinetti）和瓊·羅賓遜（Joan Robinson）等首次把收入分配引入經濟增長模型，將收入分配和經濟增長聯系起來進行系統研究，指出需要通過降低拉動收入份額保持儲蓄不斷增加?？柖嗾J為，既然社會的收入是在各個階級之間分配的，其中每一個階級都有自己固定不變的儲蓄傾向，那么，收入分配中利潤和工資的比例關系就直接影響整個社會的儲蓄水平，從而決定著積累率和經濟增長速度。另一方面，要達到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要求有一定的積累率提供資金保障，從而需要相應比例的收入分配關系。因此，經濟增長速度和積累率也是影響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卡爾多把整個社會成員劃分為工人和資本家兩個階級，且假定資本家的儲蓄傾向高于工人的儲蓄傾向。在這一假定條件下，構建了卡爾多關于收入分配影響經濟增長的模型。根據這一模型，經濟增長主要取決于資本家的儲蓄傾向和利潤份額。在資本家的儲蓄傾向既定、工人的儲蓄傾向為零及技術水平不變的條件下，利潤份額決定投資份額和資本積累能力，經濟增長唯一地取決于利潤份額，保持經濟持續增長的唯一必要條件是不斷提高收入中的利潤份額。利潤高則增長快，利潤低則增長慢。帕西內蒂把卡爾多的研究進一步推進，指出資本積累僅取決于資本家的儲蓄傾向，與工人的儲蓄傾向沒有關系，收入分配向資本家傾斜是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
（三）劉易斯理論
劉易斯同樣認為經濟增長的關鍵是資本積累。他寫道：“人均國民收入不增加的社會，每年的投資占它們國民收入的4%或5%或更少，而進步的經濟每年將12%或更多的國民收入用于投資。經濟增長理論的中心問題是要理解一個社會從儲蓄5%變為儲蓄12%的過程——以及伴隨著這種轉變而來的在態度、制度和技術方面的一切變化。這之所以是中心問題，是因為經濟發展的中心事實上是迅速的資本積累。”劉易斯認為，儲蓄率提升的過程就是工業化過程。投資的國內來源，一是儲蓄，二是信貸。在任何一個經濟中，儲蓄的主要來源是已分配或未分配利潤，利潤掌握在資本家手里，所以儲蓄和投資只能靠企業家階級或者資產階級。基于上述思想，劉易斯假設經濟增長是資本積累的函數，建立了一個只存在傳統的自給農業經濟和現代資本工業經濟的兩部門模型。該模型得出結論：在二元經濟結構發展模式下，收入不均等是啟動和加速二元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可以通過不均等的收入分配使國民收入相對集中于少數人手中以加快資本積累，推動二元經濟脫離低水平均衡，實現二元經濟增長及經濟結構的轉變。劉易斯認為，任何以均等為目的的收入再分配政策都會過早地窒息經濟增長，任何試圖提高工資的政策都會減少利潤、降低儲蓄，進而阻礙經濟增長。
經濟增長的來源范文5
Senesi(2003)考慮前后某一時間點的偏好率依賴于之后任一時間點的消費，把消費的時間偏好率內生化，從而總消費取決于財富水平和人口年齡結構兩方面的因素，同時還得到了人口老齡化經濟中儲蓄率下降的結論。Guest(2006)進一步把研究擴展到資本非完全自由流動的開放經濟模型中，把人口老齡化對消費的影響分解為贍養效應、索羅效應以及本深化效應，其中贍養效應為正，其他兩個效應為負，贍養效應要遠大于其他兩個效應。Guest(2007)把年齡結構引入消費函數，建立了一個包含人口年齡結構的消費函數，其研究結果表明人口老齡化在任何假設條件下都將使生活水平下降。Creedy&Guest(2008)在完全替代彈性社會福利函數下，研究了人口老齡化對最優消費路徑、最優儲蓄率、稅收和財政平衡的影響進行了對比研究，其研究結果表明，最優消費路徑的不同，意味著最優儲蓄率也不同，在一個擁有較高最優消費的社會福利函數中最優儲蓄率較低。也有學者從其他角度研究了人口老齡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Pesando（1992）在對私人養老的經濟效應進行分析時，分析了私人養老對勞動力市場、儲蓄率和資本市場產生的影響。R.Mink（2008）指出人口老齡化會引起人口規模和勞動力結構發生改變，從而影響經濟增長。隨著人口老齡化的提高，沒有足夠的勞動力，在勞動力生產率不變的情況下，人口老齡化將導致實際GDP的增長率從2007年的2.1%下降至2050年的1%。王鵬程、王星（2011）指出歐洲是老齡化最為嚴峻的地區，一方面老齡化使得財政負擔愈發的沉重，公共養老金的支出從1980年平均占GDP的4.4%提高到了2010年的6.8%；另一方面人口老齡化導致勞動力供給短缺，歐洲可用的勞動力儲備呈下降趨勢。Tuomas（2005）運用OLG模型對歐盟15個國家、中國、美國和日本等五個國家和地區人口老齡化與資本流動的關系了進行了研究，其研究結果表明未來20年內全球利率將呈現下降趨勢，下降的幅度將取決于公共養老金支出的情況。D.Bruninger（2011）認為人口老齡化給政府的融資也帶來了巨大的壓力，隨著老年人比重的增加，與之相關的支出也不斷增加。在歐債危機中，人口結構的變化和現收現付制的養老金制度加重了危機。通過對以上人口老齡化與經濟增長文獻的回顧可以發現，已有研究視角廣泛、有深度，既有理論研究也有實證研究。但對歐元區人口老齡化與經濟增長的研究上，定量研究不足，大多停留在定性研究上，缺乏對定性研究的實證檢驗。為此，本文將采用理論與實證相結合的方法，研究歐元區人口老齡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并進一步探尋人口老齡化背景下儲蓄率和勞動力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二、歐元區人口老齡化與經濟增長的理論研究框架
（一）基本設定研究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首先要引入一個能夠體現人口老齡化的變量。假定經濟體是由勞動力人口和老齡人口構成的，勞動力人口從事生產，老齡人口不從事生產，勞動力人口為Lf,老齡人口為L0,整個社會中的總人數為L,即α為老齡人口在整個社會人口中的比重，α值越大，說明經濟體老齡化越嚴重。α是體現人口老齡化的一個變量。根據（2）式可以得到：θ=0與θ=1/α屬于兩種極端的情況，在現實中不會發生，現實中θ會處于0和1/α之間，資源會在勞動力人口和老齡化之間分配，部分資源進入再生產，部分資源用于老齡化人口的養老。
（二）生產函數的引入假設生產函數為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且規模報酬不變，則：Yt=Ktβ[（AL）t]1-β其中，Y為產出，AL為效率工人（衡量技術水平占勞動力的綜合狀況），t為時期，β為資本產出彈性，1-β為勞動產出彈性。為簡化模型，假設資本無折舊，人口保持不變，勞動力人口儲蓄率為s，老齡化人口儲蓄率為s''''，s＞s''''。首先考慮第一種情形：經濟體無老齡人口，此時隨著老齡人口的出現，一方面，原本用于勞動力人口的部分資源轉向老齡化人口的養老，且老齡人口的儲蓄率較低，另一方面老齡人口的增加造成勞動力供給下降，這都會對經濟增長帶來負面影響。
三、歐元區人口老齡化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檢驗
（一）變量的選取與模型的建立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很多，除了人口老齡化，本文還選取勞動力、勞動生產率、儲蓄率和匯率等影響因素。第一，勞動力。根據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勞動力是重要的投入要素，勞動力投入的增加可以進經濟增長。第二，勞動生產率。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等同于效率工人的增加，同樣可以促進經濟增長。第三，儲蓄率。投資來源于儲蓄，隨著儲蓄率的提高，可以促使有更多的儲蓄轉化為投資，促進經濟增長。第四，匯率。貨幣貶值可以使得出口產品在國外的價格下降，促進出口，改善貿易狀況，促進經濟增長。根據以上分析，建立如下基本計量模型：其中，Economic_growth為歐元區國家的經濟增長率；i為歐元區第i個國家，t為時間點；Popula-tion_ageing為人口老齡化指數，Labor_force為勞動力，Labor_productiviy為勞動生產率，savings_rate為儲蓄率，PEER為實際有效匯率，ε為誤差項；α11…α15分別為各變量的待估計系數。因變量對一個解釋變量的偏效應、彈性或半彈性，有時很自然地取決于另一個解釋變量的大小。勞動生產率的差異會導致實際有效匯率的變化，進而作用于經常賬戶，從而引起經濟發展不平衡加劇。所以，加入勞動生產率差異與實際有效匯率的交互項，進一步建立如下計量模型。為了描述遞增或遞減的邊際效應，常常用到二次函數。在模型中，引入老齡化的二次函數，用于檢驗人口老齡化與經濟增長是否存在二次關系，模型如下：Economic_growthi，t=C2+α21Population_ageingi，t+α22Labor_forcei，t+α23Labor_productiviyi，t+α24Savings_ratei，t+α25REERi，t+α26（Population_ageingi，t）2+εi，t''''其中，（Population_ageingi，t）2為人口老齡化的平方項，α21…α25分別為各變量的待估計系數。因變量對一個解釋變量的偏效應、彈性或半彈性，有時很自然地取決于另一個解釋變量的大小。理論上分析，人口老齡化會導致勞動力的不足和儲蓄率的下降，進而作用于經濟增長。所以，加入人口老齡化與勞動力和儲蓄率的交互項，進一步建立如下計量模型：其中，Population_ageing*Labor_force為人口老齡化與勞動力的交互項，用于檢驗人口老齡化背景下勞動力與經濟增長的關系。Population_age-ing*Savings_rate為人口老齡化與儲蓄率的交互項，用于檢驗人口老齡化背景下儲蓄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α31…α36、α41…α46分別為各變量的待估計系數。
（二）數據來源及平穩性檢驗所有數據均為1995~2012年的年度數據。截至目前，歐元區共有17個國家，1999年有11個國家加入，2001年有1個國家加入，2007~2009年間有5個國家加入。本文選取的國家為較早加入歐元區的12國家，即德國、法國、意大利、比利時、奧地利、愛爾蘭、盧森堡、芬蘭、希臘、荷蘭、葡萄牙和西班牙。歐元區各國實際經濟增長率來源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數據庫》，采用不變價格計算的實際經濟增長率。人口老齡化指數為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該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數據庫。勞動力數據來源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數據庫》，單位為百萬人。勞動生產率來源于歐洲中央銀行數據庫。儲蓄率來源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數據庫》。實際有效匯率來源于世界銀行數據庫。對于面板數據的回歸分析，首先要進行單位根檢驗。檢驗方法包括LLC、IPS、ADF和PP方法，檢驗結果如下表所示：LLC、IPS、ADF、PP檢驗方法的原假設均為存在單位根，如果顯著性小于0.05則不存在單位根，反之則存在單位根。從檢驗結果看，Population_ageing和Savings_rate均沒有通過LLC、IPS、ADF、PP中的任何一種檢驗，所以Population_ageing和Sav-ings_rate為非平穩數據。Labor_force、Labor_produc-tiviy和REER均通過LLC檢驗，但均沒有通過IPS、ADF、PP檢驗，根據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所以La-bor_force、Labor_productiviy和REER為非平穩數據。Economic_growth均通過LLC、IPS、ADF、PP檢驗，所以Economic_growth為平穩數據。一階差分后，Ecomonic_growth、Labor_force、Labor_productiviy、Savings_rate、REER均通過LLC、IPS、ADF、PP檢驗，所以各變量一階差分后均為平穩數據。但Population_ageing沒有通過PP檢驗，但通過IPS、ADF、PP檢驗，綜合來看，Popula-tion_ageing為平穩數據。
（三）面板回歸結果與分析由于所有變量的一階差分都是平穩數據，所以可以對各變量的一階差分進行回歸。對于面板回歸首先應采用Hausman檢驗以確定是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還是隨機效應模型。根據Hausman檢驗結果表明，各方程均應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另外，方差膨脹因子檢驗結果表明各變量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采用Eviews6.0軟件運算得到面板回歸結果如表4。通過模型（1）、（2）、（3）可以發現，人口老齡化的系數為負，且系數均在1%水平上顯著，這表明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不利，人口老齡化阻礙經濟增長。勞動力和勞動生產率的系數為正，說明勞動力的增加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有利于經濟增長，但是系數不顯著，這說明勞動力和生產率并不是影響歐元區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儲蓄率的系數為正，且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這說明儲蓄率是影響歐元區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儲蓄率的提高有助于投資的增加，進而促進資本的形成，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實際有效率匯率與經濟增長存在負相關關系，且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這表明實際有效匯率的下降有助于經濟增長，實際有效匯率的下降表示貨幣的貶值，貨幣的貶值帶來出口產品在國外市場價格的下降，從而增加出口，進一步促進經濟增長。方程（4）中（Population_ageing）2項和Popu-lation_ageing的系數為負數，且均在1%水平上顯著。這表明人口老齡化與經濟增長存在拋物線特征關系，且拋物線開口向下，對稱軸處于X軸的左側。由于本文研究的為實際問題，人口老齡化不會為負，所以只考慮X軸右側即人口老齡化為正的情況。由于對稱軸處于X軸的左側，且開口向下，所以X軸右側的拋物線是單調遞減的，即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對經濟增長的不利影響越大。模型（5）、（6）、（7）反映人口老齡化的交互效應。理論上分析，人口老齡化會導致儲蓄率的下降，進而影響到經濟增長。由方程（6）、（7）可知，人口老齡化與儲蓄率的交互項系數為正，且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這說明人口老齡化與儲蓄率的交互效應明顯，人口老齡化程度越高，儲蓄率的增加對于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越明顯。人口老齡化影響勞動力的供給，從而影響經濟增長，但人口老齡化與勞動力的交互項系數不顯著，這說明人口老齡化與勞動力的交互效應不明顯。（本文來自于《金融與經濟》雜志?！督鹑谂c經濟》雜志簡介詳見）
四、總結
經濟增長的來源范文6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進出口貿易；區域經濟增長
一、數據來源、變量的選取及樣本說明
本文用外商實際投資中的直接投資額表示外商在各個區域經濟帶中直接投資的波動水平，1993年至2006年的數據來源于中國對外經濟統計年鑒和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2007年的數據值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的全國各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統計公報。利用進口額和出口額（根據商品經營所在地）的年度數據表示各個區域經濟帶進出口貿易的波動情況，數據來源于各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使用國內生產總值數據代表不同區域經濟帶經濟增長的現狀，數據來源于各年的中國統計年鑒數據。為了消除統計數據中的價格變動的影響以及數據波動的不平穩性，對數據均進行對數變換，分別用LNGDP、LNFDI、LNIM和LNEX表示取對數后的地區生產總值、實際外商直接投資額、進口額和出口額。這樣的處理不會改變原序列的協整關系，相對而言，更接近經典線性模型（CLM）假定，尤其對于嚴格為正的變量，其條件分布常常具有異方差性或偏態性，對數化能夠緩和這方面的問題。同時，為使所有變量量綱一致，根據人民幣對美元各年的年均匯率進行了換算。
三大經濟區域的劃分按傳統的方法，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和海南，中部地區包括山西、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區包括內蒙古、廣西、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和新疆（由于重慶市1996年以前的部分數據嚴重缺乏，故將重慶市1997年至2007年的統計數據并入到四川省統計數據中，而地區經濟結構的特殊性，未將這一地區的數據納入分析范圍）。這樣，本文的樣本地區為29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東、中、西部各變量的數據值均由各自對應的省、自治區和直轄市數據加總所得。
二、實證分析結果及解釋
（一）單位根檢驗
由于所選取的FDI、進出口貿易與GDP都是年度時間序列數據，在進行協整和因果檢驗之前，必須先檢驗時間序列的平穩性（stationary），即檢驗序列是否服從單位根過程。本文利用擴展的迪基-富勒（Augmented Dickey-Fuller，簡稱ADF）方法來檢驗樣本數據的時間序列特征。先后對相關變量的對數序列和一階差分序列進行ADF檢驗，在滯后期數的選擇上，參照赤池信息準則AIC（Akaike info criterion）和施瓦茨準則SC（Schwarz criterion），結果如表1。
由表1可知，三個經濟區域的LNGDP、LNFDI、LNIM和LNEX時間序列ADF的統計量均大于5%顯著水平下的臨界值，接受原假設，時間序列含有單位根，是非平穩序列，其一階差分序列的ADF 值均小于10%顯著水平下的臨界值，是平穩序列。由于LNGDP、LNFDI、LNIM和LNEX都是一階單整的序列，這就構成了序列進行協整檢驗的前提條件，下文將通過協整檢驗模型來判斷外商直接投資、進出口貿易與經濟增長分別在三大經濟區域內是否都存在長期均衡的協整關系。
（二）滯后期選取與協整檢驗
Johansen協整檢驗是一種基于向量自回歸模型的檢驗方法，因此在進行協整檢驗之前，必須首先確定之后階數。如果滯后期太少，誤差項的自相關很嚴重，將會導致參數的非一致性估計，但滯后期太大又會導致自由度減少，直接影響模型參數估計量的有效性。我們根據LR、AIS、SC等指標，并考慮模型的自由度來判別對VAR模型合適的滯后結構選擇。檢驗結果表明在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分別構建的VAR模型最佳滯后期均為2期，下面本文將以此作為建立VAR模型的滯后選擇的標準進行模型的構建。我們利用Eviews6.0對相關變量進行協整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
通過跡值檢驗結果可知，東部、中部和西部在1993年至2007年間的協整檢驗統計量都拒絕了協整向量個數為0的原假設，三大地區的Johansen檢驗分別接收了協整向量為2、4、2的備擇假設，因此，我們有理由判定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三個經濟地區中的FDI、進出口貿易與經濟增長是相互影響的，它們之間存在長期均衡的協整關系。
（三）格蘭杰因果檢驗
協整檢驗說明了經濟增長與FDI、進出口額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但并沒有給出FDI、進出口額和GDP三者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及因果關系的方向如何，為此采用Granger因果檢驗對序列DLNGDP、DLNFDI、DLNIM和DLNEX進行短期Granger因果檢驗，嘗試不同的滯后期，在10%顯著性水平下，檢驗結果如右表3：
從表3中我們可以看到三大地區的FDI、進出口貿易與經濟增長的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首先東部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互為Granger因果關系，而在中、西部地區沒有出現相互的因果關系；其次，東部和中部地區的進口貿易是本土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而進口貿易沒有在西部地區形成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最后出口貿易和經濟增長的單向Granger關系僅發生在東部地區，這與張戰梅（2007）的實證結果是一致的。
三、本文小結
根據以上的實證分析結果，我們可以綜合得出以下兩點結論：協整檢驗和Granger因果關系說明，外商直接投資、進出口貿易與經濟增長存在一定的相關性，進口貿易所帶來的技術、管理效應有一定的顯現，但FDI、出口引起的促進貿易、擴大就業、培育人力資源等長期效應在中、西部地區并不明顯。
筆者認為，引進外資和加大開放力度是為了更好地促進經濟發展。如果只關注外資總量的縱向增長，而不深入研究外資對當地經濟的帶動效果，只會陷入盲目引資陷阱，并最終喪失對外資的吸引力。作為經濟落后、資金欠缺的中、西部地區，在積極引進外資、不斷擴大對外開放的同時，需要進一步通過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力度、深入發展特色產業，尋求后發優勢，擴大內需、完善市場環境、保護生態環境等措施促使經濟總量迅速增長，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從而更有效地吸引外商投資，形成經濟增長促進外商投資，同時外商直接投資和進出口貿易又有效促進經濟增長的一個良性互動態勢，才可以使外資和進出口貿易真正成為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助推器
參考文獻：
[1]高鐵梅，2006：《計量經濟分析方法與建?！?，清華大學出版社。
[2]康贊亮，2006：《FDI、國際貿易及我國經濟增長的協整分析與VECM模型》，《國際貿易問題》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