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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高質量發展建議范文1
摘要
本文為發展中經濟體通過提高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促進高質量產品出口增長提供了經驗證據。基于2000—2010年期間83個發展中經濟體對日本HS9位碼產品出口數據，本文首先利用質量門檻方法分解得到高質量產品出口額，并構建包含知識產權保護的增廣引力模型，然后依次利用OLS、PPML方法估計了知識產權保護對高質量產品出口的影響。結果發現發展中經濟體實際知識產權保護水平提升顯著促進了其高質量產品出口增長，這一結論具有穩健性。此外，與預期不同，發展中經濟體吸引的FDI、人力資本并未促進高質量產品出口增長。根據上述結論本文提出了相關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知識產權保護高質量產品出口增廣引力模型
一、引言
《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AgreementOnTrade-relatedAspectsof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TRIPS）生效以來，受其約束，WTO發展中經濟體成員的名義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由知識產權保護法規完備情況決定。不斷提高。文獻中學者們普遍采用GP指數表示各經濟體的名義知識產權保護水平。GP指數最小值為0，最大值為5，值越大名義保護水平越高。GP指數每隔5年公布一次，最新數據為2010年，該指數包括5個子項目：專利保護涵蓋的技術范圍、參與國際專利協議數量、侵權損失保護的規定、法律執行機制以及專利有效期。每個子項目取值從0到1，所有子項目值的加總為GP指數。圖1的箱線圖描繪了2000—2010年期間發展中經濟體發展中經濟體定義為世界銀行劃分的中低收入國家。本文樣本中2000年包含83個發展中經濟體（備索），因為少部分國家收入水平隨后發生變化，其余年份的發展中經濟體的數量略有變化。GP指數的歷年分布情況（五年為間隔）。從中可以看出，發展中經濟體整體的名義保護水平不斷提高2010年上四分位的GP指數值低于前期，主要是由于部分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較高的發展中經濟體在2010年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不再記入本文樣本。。
圖1后TRIPS時展中經濟體的知識產權保護GP指數
產品質量是產品對技術參數要求的滿足程度。（未）滿足技術參數要求的產品即為質量（不）合格產品。超過技術參數要求越多的產品質量越高。越高（低）的技術參數要求下生產出的合格產品的質量也相對越高（低）。如中國車企對歐美市場出口受阻主要是由于產品無法滿足有關安全和排放等高標準技術參數要求。
知識產權保護主要從長短期兩個方面促進高質量產品出口增長。如圖2所示，從短期來看，某一經濟體知識產權保護強度的提高會降低外部高質量投入品出口企業在該經濟體所面臨的被模仿威脅，促進外部高質量投入品的進口增長，從而促進該國高質量產品出口增長。從長期來看，知識產權保護強度的提高將會增加模仿成本，從而促進以創新為目標的研發投入增長，繼而促進整體的知識產權數量的增長。這也就意味著微觀企業將具有突破技術瓶頸，滿足更高水平技術參數要求的生產能力，并最終促進高質量產品出口增長；此外，強知識產權保護將會降低依靠創新獲得知識產權而向質量階梯上游成功升級企業的維權成本（時間成本、資金成本），提高知識產權侵權企業的違法成本，避免高質量產品出口企業在出口過程中受本國低質量企業知識產權侵權的惡性競爭，減少制度缺失時劣幣驅逐良幣的不良后果，保證它們獲得排他性市場回報的可預期性和可持續性，從而有利于一國高質量產品出口長期增長。因此，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提高將會促進出口整體質量水平的提高。后TRIPS時展中經濟體強化知識產權保護是否促進了其高質量產品的出口增長，這是本文要進行實證檢驗的問題。
圖2知識產權保護對高質量產品出口增長的影響機制
二、文獻綜述
發展中經濟體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變化對其參與國際貿易的影響被廣泛研究。相關的研究主要從如下兩個方面展開。第一、發展中經濟體的知識產權保護改革與發達國家對其出口貿易之間的關系。Maskus和Penubarti最先開始相關研究，實證發現發展中經濟體知識產權保護的加強促進了自身的制成品進口。隨后的類似研究還包括Smith、Co等。近期，Ivus發現TRIPS協議簽署后18個樣本發展中國家的專利保護改革顯著地促進了發達國家對其高技術產品的出口。
第二、知識產權保護與發展中經濟體出口能力提升的研究。Branstetter等利用美國進口數據發現知識產權保護改革的國家出口產品種類提升。Maskus和Yang則基于要素比例模型利用包含82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樣本發現，知識產權保護改革促進了專利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增長。余長林主要考察了知識產權保護對中國制造業出口二元邊際的影響，發現知識產權保護對中國出口擴展邊際的影響顯著為正，對集約邊際的影響顯著為負，知識產品保護主要是通過擴展邊際促進中國出口增長。代中強等則研究了知識產權保護對發展中國家服務貿易出口技術復雜度的U型影響。雖然相關研究成果頗豐，為后續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但發展中經濟體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變化對作為出口能力建設重要維度的高質量產品出口的影響尚未被討論，本文旨在填補這一空白。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三部分主要介紹高質量產品出口額的有效測算方法。第四部分介紹名義知識產權保護與實際知識產權保護的差別。第五部分是計量模型及數據。主要介紹加入知識產權保護強度的增廣引力模型和數據來源。第六部分是計量結果匯報與分析、穩健性檢驗。第七部分是結論及政策建議。
三、高質量產品出口額測算方法
出口質量實證研究中通常將單價作為質量的變量，價格高低反映出質量高低，但單價中常常因為包含了生產成本的差異而不能有效地反映質量差異。為了克服這一問題，近期的文獻從需求和供給兩個維度分別推導出了識別質量的指數法。Khandelwal、Hallak和Schott從需求維度提出的質量指數法的內在邏輯是，價格一定的條件下，出口國在進口市場上所占的份額越多或者貿易收支越有利則質量水平越高。而Feenstra和Romalis從供給維度提出的質量指數法的內在邏輯是，向地理距離越遠的目標市場出口的產品質量越高。Feenstra和Romalis對這兩種質量指數進行了很好的比較。
質量指數方法無法分解出高質量出口額。一種有效的處理方法是質量門檻法。Fontagné等提出將最為細分的出口產品按照相對價格大小劃分為兩部分，即高質量和中質量或者中質量和低質量；或者全部為中質量。Fontagné等利用質量門檻法分析對比了發達經濟體（北方）與發展中經濟體（南方）的出口產品質量國際分工模式，指出北方國家主要生產并出口高質量產品而南方國家則主要生產并出口同一產品項下的低質量產品。本文將利用這一方法分解出各國的高質量產品出口額。具體方法如下：
選取某一進口國j，在該國市場上將某一出口國i產品k的單價記為uvijk。在進口國市場上的產品k的所有出口國的貿易加權幾何平均單價記為uvwjk，則出口國i的產品k在進口國j市場上相對單價uvrijk表示為：
然后根據相對單價的大小劃分質量結構。如果相對單價小于1，出口將被分為中、低質量兩部分。其中，低質量的比重為（1-uvrαijk），中質量的比重為uvrαijk。如果相對單價等于1，出口將全部被劃分為中質量。如果相對單價大于1，出口將被分為中、高質量兩部分。其中，中質量的比重為1uvrαijk，高質量的比重為1-1uvrαijk，如公式（2）所示。將出口國某一產品k的高質量比重與該出口國產品k的出口額相乘便可得到該出口國高質量產品k的出口額，然后將所有產品層面的高質量出口額加總得到該國的高質量出口額。
（2）是質量平滑參數，與Fontagné等（2008）一致，本將其設置為4。
四、知識產權保護：名義值還是實際值
代中強等指出，在實踐中，發展中經濟體通常出于對專利壟斷等不利影響的擔心以及對模仿創新利益集團保護的需要并不嚴格執行知識產權保護的相關法律法規。這就出現了名義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和實際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實際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由知識產權保護法規完備情況與實際執行情況共同決定。的差異。
如前文所述，GP指數被廣泛用于衡量名義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及其隨時間變化情況。GP指數的不足是只關注名義知識產權保護規定的有無、多少，而忽視了保護的實際執行情況。為了克服這一不足，Hu和Png將GP指數與Fraser法律體系與產權指數相乘來衡量一國對知識產權的實際保護強度。Fraser法律體系與產權指數基于國際企業管理人員對一國產權沒收風險、合同執行和法律管轄的主觀評估，取值從0到10，值越大對產權的實際保護力度越大。由于GP指數取值從0到5，而Fraser法律體系與產權指數取值從0到10，因此，衡量實際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GP-Fraser指數取值從0到50，值越大表明對知識產權的實際保護水平越高。
圖3列示了2000—2010年名義GP指數（左圖）及實際GP-Fraser指數（右圖）知識產權保護階梯的情況以及中國的位置。所謂知識產權保護階梯是指各經濟體（包含全部可得到數據的高、中、低收入經濟體）知識產權保護指數在某一年份內按大小分布的情況。以中國為例，從名義值（左圖）來看，在2000—2005年期間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顯著提高。但在2005—2010年期間GP指數變化不大，主要是由于大部分的立法工作在2000—2005年期間基本完成。到2010年中國名義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已經趕上發達國家。但從實際值（右圖）來看，中國由2000年的較為落后的水平只上升到2010年的中等水平，說明中國“重名義輕實際”的知識產權保護現實。有鑒于此，在本文實證研究中使用各發展中經濟體的實際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以避免將名義值與實際值相混淆。
此外，本文在回歸中加入的是實際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滯后項。具體而言，本文數據為2000年、2005年和2010年三期面板數據，每期的實際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變量對應取值為1995年、2000年和2005年數據，其余變量都是當期值。這主要是考慮到企業采取產品質量升級策略通常是在政府提高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之后，當期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不可能馬上促進當期的質量提升，從研發投入到試生產再到出口需要一定的時間（至少數年）跨度，因此，在回歸中加入實際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滯后項比加入實際知識產權保護的當期值更具合理性。此外，知識產權保護的內生性是不可回避的問題。實際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提高可能會提高高質量產品出口，同時，高質量產品出口增長也會促進政府出臺更全面的知識產權保護法規并嚴格執行。雙向因果關系引起的內生性問題會使估計結果有偏。通過加入實際知識產權保護的滯后項，可以很好地解決內生性問題，原因在于實際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滯后項可能與當期高質量產品出口相關，而當期誤差項不太可能與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滯后項相關。
五、計量模型與數據
1.模型設定
高質量產品出口是貿易流量問題。對于貿易流量的分析，引力模型應用的最為廣泛和成功。我們采用增加了實際知識產權保護強度的增廣引力模型進行實證分析，如模型（3）所示。
上式中下標i表示出口國，j表示進口國，t表示時間。其中出口國i對進口國j在t期的高質量產品出口額對數值，用lnExijt表示；出口國i在t期的人均GDP的對數值表示為ln_gdp_pcit。進口國j在t期的人均GDP的對數值表示為ln_gdp_pcjt。進出口國之間雙邊地理距離阻礙因素的對數值表示為ln_disij。在上述三個標準引力模型變量基礎上，加入本文核心解釋變量出口國實際知識產權保護滯后項，取對數值，表示為ln_ipri，t-1。參考先前文獻成果，以及檢驗非線性關系存在與否，本文加入的其他控制變量包括：出口國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出口國人力資本、出口國人口規模、知識產權保護滯后項的平方項，統一表示為Cit，εijt表示殘差項，β0—β5為要估計的參數。
2.變量和數據
因為GP指數每隔五年公布一次，結合細分產品數據的可得性，本文的樣本國家為2000年、2005年和2010年日本進口來源國中的83個發展中經濟體。本文將產品限制在HS28—96制成品。
（1）lnEijt。根據公式（2）方法，我們先計算出日本市場上發展中經濟體HS9位碼每個細分產品項下的高質量出口額，然后加總為各經濟體高質量產品出口額。將高質量產品出口額對數與各國人均GDP對數按年份作散點圖，如圖3所示。我們發現越高人均產出國家的高質量產品出口越多，這與Scott的發現一致。HS9位碼的產品進口數據來自于日本財務省。
（2）ln_gdp_pcit。人均GDP越高的國家高質量產品出口供給能力通常越強，高質量產品出口額相應也越大，因此預期符號為正。數據來自于WDI數據庫。
（3）ln_gdp_pcjt。隨著進口國人均GDP的增長，對高質量產品進口需求會隨之增長，因此預期符號為正。本文選取日本作為進口國，數據來自于WDI數據庫。
（4）ln_distij。地理距離是雙邊貿易的一個顯著阻礙因素。一般認為地理距離增加會降低貿易量，因此預期符號為負。本文采用與日本的雙邊首都之間的距離對數值表示，來源為CEPII引力模型數據庫。
（5）ln_ipri，t-1。我們采用GP指數與Fraser法律體系與產權指數乘積表示實際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如前所述，取滯后一期實際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對數值加入回歸方程中。GP指數來源于Ginarte和Park的研究以及隨后每隔5年一次的數據更新；Fraser法律體系與產權指數來源于FraserInstitute。如前文所述，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提高將會促進高質量產品出口，因此預期符號為正。
（5）fdiit，出口國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發展中經濟體通常希望FDI流入解決自身在資金、技術、管理等方面的不足。Harding和Javorcik、Henn等認為FDI的流入可能會產生技術溢出效應，受此影響，發展中經濟體出口的產品質量得以提升，高質量產品出口額可能隨之增加，因此預期符號為正。本文采用FDI凈流入占GDP比重表示，數據來源為WDI。
（6）lhcit，出口國人力資本。Faruq、Henn等認為人力資本存量豐裕的國家通常會從事高質量產品的生產與出口分工，這主要是由于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越高的工人生產高質量產品一般會越有比較優勢，因此預期符號為正。本文采用人口中完成高等教育人員的比重表示，數據來源為Barro—Lee教育水平數據庫。
（7）ln_popi，t，出口國人口規模對數值。Khandelwal指出人口規模越大的國家工資水平通常會越低，因此，在低端產品生產上具有比較優勢。反之，人口規模越大的國家在生產高質量產品上會具有比較劣勢，因此預期符號為負。數據來自于WDI數據庫。
（8）ipr_sqri，t-1，實際知識產權保護滯后項對數值的平方項。用以檢驗是否存在非線性關系。
六、計量結果與分析
1.基本估計
對于少數經濟體部分年份知識產權保護數據共19個觀察值缺失，占比不足1%。缺失，本文按當年的發展中經濟體平均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賦值。本文首先將2000—2010年的三期面板數據視為混合數據，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方法）回歸，逐步加入變量，考察不同經濟變量的影響和方程的穩定性。OLS回歸結果如表1所示。本文然后進行面板數據的回歸。
表1第1欄是只包含進口國人均GDP、出口國人均GDP、雙邊地理距離三個解釋變量的最基本引力模型回歸，結果表明出口國人均GDP、雙邊地理距離兩解釋變量顯著，彈性值分別為1.498和-2.114。表明出口國人均GDP每增加1%，高質量產品出口量將增加1.498%；雙邊地理距離每增加1%，高質量產品出口量將下降2.114%。日本人均GDP的彈性值為-0.692，但不顯著。第2欄的回歸中加入了知識產權保護，第2欄的結果顯示知識產權保護的彈性值為1.837，表明知識產權保護每增加1%，高質量產品出口額將增長1.837%。除日本人均GDP外，其他變量都顯著且符合預期。第3欄回歸中加入知識產權保護的二次項，二次項的系數并不顯著，表明非線性關系并不成立。知識產權保護的彈性值為1.589，且顯著性較第2欄結果下降。第4欄中加入FDI、出口國人力資本、出口國人口規模等控制變量，但不包括知識產權保護的二次項。結果表明知識產權保護在5%水平上顯著，日本人均GDP系數為負且仍不顯著。其他控制變量中FDI系數為負且不顯著，出口國人力資本系數為正但不顯著，但人口規模具有顯著正向影響。第5欄在第4欄基礎上加入知識產權保護的二次項。最后兩欄的結果接近，不同之處在于，第5欄在加入二次項后知識產權保護顯著性水平有所下降。后續回歸中均不加入知識產權保護的二次項。
2.OLS與PPML結果對比
與大量的先前研究一致，本文引力方程使用了對數線性化的方法。Silva和Tenreyro指出指數方程中的原始誤差與解釋變量不相關，但一旦對數化后，新的誤差項通常與解釋變量相關，只有在非常嚴格的條件下才能獨立于解釋變量，因此OLS估計結果可能有偏。為了解決這一問題，Silva和Tenreyro提出采用泊松偽最大似然估計（PoissonPseudo-Maximum-Likelihood，PPML）替代OLS估計。與OLS不同的是，PPML通過給予不同觀察值相同權重而得到更合理的統計量。Silva和Tenreyro發現使用PPML方法得到的回歸彈性結果顯著小于OLS方法的結果。郝景芳和馬弘對中國對外貿易引力模型的PPML回歸也證明了這一點。為了判斷應該采用哪種估計方法，本文在OLS回歸后運用STATA中的EstatHettest命令估計異方差，結果顯示異方差性非常明顯，因此，OLS回歸就是有偏的，應選擇更適合的PPML方法。
此外，為比較OLS與PPML估計結果的差異，本文分別使用這兩種方法進行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其中第（1）、（3）欄為OLS回歸結果，第（2）、（4）欄為PPML估計結果。分別對比第（1）、（2）欄和第（3）、（4）欄后發現OLS會高估出口國人均GDP、雙邊地理距離、知識產權保護、出口國人口規模的影響。這與Silva和Tenreyro、郝景芳和馬弘的研究結論基本一致。在后續研究中，本文使用PPML方法。
3.PPML面板數據回歸
本文采用的是面板數據，面板數據的好處在于可以解決不可觀測的解釋變量問題。表2中的回歸都沒有考慮不可觀測解釋變量的問題，結果可能是有偏的。因此本文利用PPML方法通過控制個體效應和時間效應對表2中的第4欄回歸進行重新估計。結果如表3所示。
表3第1欄只控制了個體效應，第2欄則同時控制了個體效應和時間效應。對比表2第4欄與表3第1欄，發現個體效應的加入使得出口國人均GDP的彈性值由原來的0.101上升到0.180；雙邊地理距離的彈性值由-0.0748上升到-0.532；知識產權保護的彈性值由0.0833下降到0.0594。控制變量中人口規模彈性值由0.0949變為-0.185，且在10%水平上顯著，這與預期結論一致。估計優度（調整后R2）由0.627提升到0.955。這說明個體效應加入對估計結果有明顯影響。表3第2欄在第1欄基礎上加入了時間效應，對比兩欄結果，重要變量知識產權保護的系數值略有差別，數值均在0.06左右?？梢越忉尀榘l展中經濟體知識產權保護每增加1%，高質量產品出口額將平均增長0.06%左右。不同之處在于加入時間效應后進口國人均GDP被刪除，無法估計參數。而且，地理距離也變得不顯著。因此，本文后續的穩健性檢驗部分只采用加入個體效應的方法。
4.穩健性檢驗
高質量產品出口是本文的被解釋變量，不同分解方法會得到不同的高質量產品出口額。因此有必要利用其他方法計算高質量產品出口額，然后進行穩健性檢驗。為此，本文參照Fukao等（2003）的方法Fukao等（2003）指出相對單價小于0.8或大于1.25時表示垂直產業內貿易，反映出產品的質量差異性。而相對單價介于0.8與1.25之間時表示水平產業內貿易，反映出產品的屬性差異性。本文對其引申，分別定義為不同質量水平產品。如公式（4）所示。重新計算各發展中經濟體的高質量產品出口額。計算的方法如下：首先根據公式（1）計算出相對單價，然后根據公式（4）劃分質量水平。具體而言，將相對單價大于1.25的產品定義為高質量產品，其出口額定義為高質量出口額。
此外，本文還將樣本限制在高質量產品出口額第5百分位和第95百分位之間的觀察值，以及將樣本限制在高質量產品出口額第10百分位和第90百分位之間的觀察值，然后分別按照表3第1欄模型利用PPML方法進行估計。結果如表4所示。
除人口規模外，主要的結論基本保持一致。值得指出的是，雖然Fontagné等（2008）的分解方法與Fukao等（2003）的分解方法都可以歸結為質量門檻法，但由于前者較后者更為細致合理，所以本文的結論部分采用基于Fontagné等（2008）高質量產品分解方法得到的PPML參數估計結果（表3第1欄）。
七、結論及政策建議
近期的研究成果表明，經濟體出口產品的質量對于其長期可持續經濟增長意義重大。受此啟發，發展中經濟體政策制定者力圖通過制定有效政策促進自身高質量產品出口的擴張。但到目前為止政策干預有效性的證據非常有限。本文的貢獻就在于為發展中經濟體促進高質量產品出口擴張的干預政策選擇提供有力的證據。
本文實證分析了后TRIPS時代知識產權保護與發展中經濟體高質量產品出口的關系。具體而言，利用2000—2010年日本HS9位碼進口數據，采用OLS和PPML方法估計增廣引力模型，結果表明發展中經濟體知識產權保護強度的提高顯著促進了其高質量產品出口增長，平均而言，知識產權保護每增加1%，高質量產品出口額將增長約0.06%。出口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也將顯著促進高質量產品出口增長，而雙邊地理距離、出口國人口規模顯著地抑制了高質量產品出口增長。
經濟高質量發展建議范文2
關鍵詞：高校大學畢業生 就業 檸檬市場模型 低起薪 成因
一、高校畢業生就業與起薪現狀分析
近年來，因為“讀書貴、就業難”，在高校大學畢業生群體中出現了新的 “讀書無用論”。有關研究表明，高校畢業生就業低起薪是其重要成因之一。
高校大學畢業生就業的起薪問題不僅是一個經濟層面的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層面的問題。它不僅直接關系到教育的投資回報，也關系著教育與勞動力市場的有機結合。
一項調查結果顯示，起薪在8000元以下的高校畢業生占近90%。在2012年已參加工作的應屆畢業生中，占22.55%的人起薪在2000元以下，占37.03%的人起薪為2001～4000元，占19.61%的人起薪為4001～6000元，占10.56%的人起薪為6001～8000元，占10.25%的人起薪在8000元以上。
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近年來雖然高校畢業生起薪工資水平呈上升趨勢，但相對薪資水平卻難以令畢業生滿意，達不到他們的預期。從有關文獻可見，2012年，高校應屆畢業生平均起薪為2153元，在整個社會的工薪階層中處于較低水平。
近年來隨著高校對大學生擴招，畢業生的供給不斷增加。在1996-2010年期間，我國大學畢業生人數增加了6.24倍，而初次就業率卻降低了21.5%。一方面，大學畢業生平均就業率下降，另一方面，自2003 年起大學畢業生的起薪也逐年走低，更有甚者，一些大學生還打出了“零薪酬應聘”的招牌。另外，研究表明大學生自身素質和個人能力水平參差不齊，勞動力市場中出現了明顯的大學生就業難問題。雖然我國的碩士生還沒有供過于求，但高校擴招帶來的人才供給大幅增加必然導致碩士生的起薪降低。大量高校不斷擴招生源，致使教育質量嚴重下降，畢業生能力、素質得不到明顯提高。這也導致了所謂“讀書無用論”的出現，給高校教育事業、國民福利、社會和諧穩定帶來了很大的影響。
一些學者將高校畢業生就業起薪低的原因歸咎于畢業生的供大于求。我們認為，雖然勞動力供需問題是低起薪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他們卻忽略了近年來我國經濟快速發展所帶來的對人才需求量的增加。
以下我們針對大學畢業生群體中出現的“讀書無用論”這一社會現象，基于非對稱信息學和檸檬市場模型，探究大學畢業生群體就業低起薪的成因。
二、高校畢業生低起薪的成因分析
1970年，經濟學家喬治?阿克爾羅夫發表了《檸檬市場：質量不確定和市場機制》的論文，逐步形成了逆向選擇理論。他以美國汽車市場為例建立了檸檬市場模型，在多數市場環境下由于買方通常無法觀測到個別商品的具體質量，往往采用市場的平均統計值作為對商品的基本認識。在這種前提下，根據效用最大化原則，賣方被激勵經營低質量的商品以實現收益最大化。
在人才市場中，畢業生本人比用人單位更了解自己的信息和能力，此時就出現市場信息的不對稱現象。
我們將畢業生分為兩類：高質量畢業生H和低質量畢業生L。在人才市場中，將畢業生視為商品和潛在賣主，將用人單位視為潛在買主，并且我們假設往年高質量畢業生人數和低質量畢業生人數各占總畢業生人數的比例為λ和1-λ。
假設賣主和潛在買主對商品都進行理性估價，即交易雙方都是理者（多數情況下，事實亦是如此）。畢業生作為賣主及商品將對自身進行估價：高質量畢業生估價為PH，低質量畢業生估價為PL。由于用人單位作為潛在買主不了解畢業生質量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對兩類商品進行估價：對高質量畢業生估價為PH'，對低質量畢業生估價為PL'。其中PH>PL，PH'>PL'。
假設PH'>PH，PL'>PL?？紤]此假設的合理性，使得交易雙方都能從中獲益，否則賣主和潛在買主之間無交易動機。
我們用SH和SL分別表示高質量畢業生和低質量畢業生的供給，用DH和DL分別表示高質量畢業生和低質量畢業生的需求。對求職的大學畢業生來說，希望得到更高的薪金；而對于用人單位來說，期望招聘到高質量的畢業生，那么SH曲線高于SL曲線，DH曲線高于DL曲線（如上圖所示）。
1.在市場信息對稱情況下
如果人才市場中的信息是對稱的且充分的，即用人單位能夠有效甄別每位畢業生的質量，那么用人單位給予高質量畢業生的起薪介于PH和PH'之間，給予低質量畢業生的起薪介于PL和PL'之間。此時需求曲線DH（DL）與供給曲線SH（SL）的交點表示雇傭率與雇傭起薪構成的向量，為均衡狀態。在此狀態下，用人單位能很好地招到自己想要的員工，而大學畢業生的整體素質水平也得到公平的評價；同時這也能夠激勵在校低質量大學生自我素質和能力的提高。
2.在市場信息不對稱情況下
然而現實社會中，人才市場中的信息是不對稱的且不充分的，即用人單位不能有效鑒別每位畢業生的具體質量，只能根據往年經驗推測市場上每位畢業生的平均質量M，并對所有畢業生做出一個平均的評價。
在招聘畢業生時，用人單位根據經驗愿意給予所有大學畢業生的起薪將不會超過。此時，對于高質量畢業生來說，如果高質量畢業生接受用人單位的起薪，則會存在大量的效用損失，因而會有一部分高質量畢業生選擇退出人才招聘市場。這導致人才市場上剩余的高質量畢業生減少為。同時，由于用人單位招不到期望的高質量畢業生，其對高、低質量畢業生的需求曲線向左移動。當用人單位再次招聘畢業生時，根據往年經驗愿意給予的起薪將不超過。此時，對于招聘市場上的高質量畢業生來說，如果接受該起薪不能彌補其效用損失，這導致市場上所剩的高質量畢業生將再有一部分選擇退出人才市場，并且高質量畢業生的需求曲線繼續向左移動。用人單位發現更招收不到所期望質量的畢業生，降低畢業生起薪水平，致使高、低質量畢業生的需求曲線繼續向左移動。此時，畢業生招聘市場上只剩下低質量的畢業生，此時的均衡起薪水平為W3，這遠遠低于初始均衡起薪W1。而且，最終檸檬市場均衡處的高質量畢業生的雇傭量為0，低質量畢業生雇傭量為L3（較低質量畢業生的初始均衡雇傭量L5大幅度減小），這便出現高校畢業生人才市場中的高質量畢業生被低質量畢業生擠出市場的現象，而且市場出現嚴重萎縮，畢業生起薪水平大幅降低。
至此，我們知道，由于市場信息的不對稱、不完全，導致了就業低起薪的社會現象。在極端情況下，所有的高質量畢業生全部退出人才市場，致使整個市場充斥著低質量畢業生，從而導致了以畢業生就業低起薪為主要影響因素的“讀書無用論”的出現。
三、對策建議
由于高校畢業生素質水平參差不齊及人才市場上的信息不對稱、不充分，用人單位無法鑒別所需要的高質量畢業生與低質量畢業生，致使畢業就業起薪偏低，這使得市場出現“逆向選擇”，甚至會導致招聘市場的止步萎縮。所以，結合高校大學畢業生低起薪的成因，我們給出以下相關對策建議：
第一，高校應該以培養高素質人才為核心目標。 大學應該以人為本，合理調整師生比例，加強對學生的創新意識、合作精神和實踐能力的要求，培養高素質人才，使其能更好地參與到社會實踐工作中去。
第二，政府機構需要發揮高校與企業之間的橋梁作用。例如，可以通過定期向社會公布高校畢業生學習、素質、社會實踐等的考核情況，使得高校教育透明化；通過設立相應機構促進高校與企業之間的人才、技術交流，解決交流過程中出現的難題。
第三，高校和企業之間應該建立雙向互通的密切聯系。例如，通過科研、開發新技術、新產品等方面的合作，搭建校企之間的技術交流平臺；通過企業與高?；ハ嗯汕矁炐闳瞬沤涣鹘涷灥韧緩?，搭建人才交流平臺；雙方可以通過企業調研、企校合作、職教集團建設等方案搭建信息交流平臺。
第四，高校在校大學生應該努力學習專業知識，注重自身社會創新和社會實踐能力的培養，爭做高質量的畢
業生。
總之，面對當前高校畢業生低起薪、“讀書無用論”出現的社會現象，高校、企業、政府機構以及高校在校學生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共同努力，推動校企之間的合作，以逐步消除高校畢業生人才市場上的信息不對稱、不完全的現狀。
參考文獻：
[1]王芳.淺析大學畢業生低起薪的原因[J].中國商界（下半月），2010（8）.
[2]劉志忠，張超，王耀中.碩士生起薪降低的成因、影響及對策[J].湖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報，2008（1）.
[3]潘勇.檸檬市場模型的演進軌跡與最新進展[J].經濟學動態，2004（2）.
[4]平，張建兵.新形勢下研究生就業問題探析[J].高教探索，2005（2）.
[5]蘇麗鋒，孟大虎.擴招以來我國大學畢業生的供給與配置狀況報告[J].中國高教研究，2011（9）
[6]畢馨爻.試論“新讀書無用論”的成因及對策[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S3）
[7]韓志新.“新讀書無用論”的經濟學分析及對策[J].教育探索，2010（2）.
[8]龐明禮.“新讀書無用論”與大學生就業壓力相關性研究[J].高校教育管理，2013（2）.
經濟高質量發展建議范文3
關鍵詞：進口貿易；福利效應；機制分析；政策建議
一、緒論
（一）研究背景
積極擴大進口是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重要內容，貿易福利是國際貿易學科古老且核心的問題，提升進口貿易福利是一國對外經貿政策的重要內容。以Arkolakis等（2009）模型為代表的一系列研究沒有將進口福利這一問題闡述清楚。近年來，隨著微觀數據的日益普及和新貿易理論的出現，對進口貿易福利這一問題的研究已成為國際經濟學領域研究的重點。在經濟發展新時期，我國提出主動擴大進口的戰略措施，對進口貿易福利效應的機制分析及政策建議是助推新一輪高水平開放、高質量發展的迫切要求。
（二）研究意義
進口貿易提升進口國福利水平的理論機制是什么？進口貿易分別從哪些方面提高進口國消費者和生產者的福利？對于這些問題的研究，不僅可以更為深刻地解讀影響進口福利的邏輯機理，也能清楚地知道進口受益群體異質性和產品種類異質性，進而為中國在全面對外開放中進一步激發進口潛力、探尋消費者福利持續增長的渠道、制定與調整中國進口貿易政策提供參考，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二、文獻綜述
（一）關于進口貿易福利效應的理論研究
擴大進口能夠拉動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從理論上來說很好解釋。擴大進口規模，提高進口產品的多元化，可以緩解國內的供給壓力，尤其是資源產品的供給壓力。提高技術含量較高產品的進口規模，還可以優化產品結構，并且在進口技術溢出效應、進口產品競爭效應以及進口學習效應的推動下，中國企業的創新能力和技術水平也會得到提高，從而帶動經濟的增長。Arkolakis等（2012）提出了一個適用于Armington等（2002）、Krugman（1980）和Melitz（2003）等模型的福利效應的一般貿易量化模型，認為無論是商品種類還是生產效率機制，都統一以國內商品支出的份額和貿易彈性來決定進口國福利（實際工資）水平。趙新泉等（2020）從進口產品差異化的角度，從理論上分析了擴大進口的影響機制，認為進口不但是節約我國國內資源、滿足我國人民消費升級需求的現實性選擇，而且是應對愈來愈多的國際經貿摩擦、促進進出口貿易平衡持續發展的戰略性需要。江小敏等（2020）認為，進口產品質量通過產業間勞動力競爭、技術共享和資源再配置的作用促進行業出口附加值率提升，提高行業生產者福利。劉帷韜等（2020）基于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認為在貿易自由化的水平提升之后，提高企業進口產品質量可以顯著促進企業出口產品質量提升。
（二）關于進口貿易福利效應的實證研究
目前，由進口貿易引起的消費者福利的研究基本上沿著進口產品價格、產品類型和產品質量的方向發展。Broda，Weinstein（2006）認為進口種類增長通過降低一國進口價格指數，引起消費者福利水平改進。余淼杰和李晉（2015）基于2002—2006年中國制造業企業數據、海關數據和各行業的差異化程度數據進行實證研究，認為進口貿易中中間投入品進口與最終產品進口對于進口國企業生產率的促進作用具有顯著的行業異質性。張永亮和鄒宗森（2018）通過構建嵌套Logit模型從種類和質量兩個方面分析了進口貿易中的福利收益，發現產品質量與進口種類都顯著影響貿易福利，都是分析進口福利的重要維度。Pasara（2021）運用WITS-SMART模型對三方自由貿易區（TFTA）貿易創造和轉移效應進行檢驗，基于原材料、中間產品、消費品和資本品四個產品分類的視角，發現潛在的貿易創造或轉移對進口國收入福利有正面影響。魏浩和張文倩（2020）的研究指出，進口規模的增加、技術商品進口的整體技術含量和種類的增加促進了進口國經濟增長。魏浩和連慧君（2020）也認為，投入品進口競爭顯著促進了企業出口產品質量提升。筆者回顧國內外已有關于進口貿易福利效應相關的文獻，發現現有的研究非常豐富，但存在不足之處：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實證研究都沒有對進口福利效應的邏輯機制進行系統全面的分析，尤其是沒有對進口福利效應進行分類闡述。針對以上不足之處，本文從理論上對進口影響國內福利水平的邏輯機制和路徑進行分析，并提出有針對性政策建議，從而更好地保障和提升進口福利水平。
三、進口貿易福利效應機制分析
從消費福利和生產福利兩個方面考察進口對福利的影響機制。
（一）消費層面的進口貿易福利效應
進口對消費者福利的影響具體表現為進口貿易的產品價格效應、產品種類效應和產品質量效應。1.價格效應。其指進口貿易品之間的競爭導致進口價格成本加成下降而引致的福利，主要是貿易自由化和關稅降低使得進口貿易成本不斷下降，進口品的消費價格也隨之下降，于是進口品的總量和種類均增加，由于進口品帶來的競爭壓力，本國企業不得不降低生產成本，消費品的價格加成下降，最終使得消費者的購買成本變低，這就是進口貿易對消費者的價格效應。2.產品種類效應。消費者從進口種類增長獲得福利主要有兩條途徑。一是進口導致的貿易成本下降。當貿易成本降低時，很顯然一國可以通過進口新的產品種類用來增加本國消費者的福利。二是進口導致的外國市場規模擴大。一般來說，外國市場規模越大，能夠帶來的產品種類越多。進口種類增長能夠帶來福利增長主要是因為規模經濟和消費者偏好異質性，增加產品進口的種類能夠讓本國消費者購買到更多種類的消費品，可以很好地滿足消費者對個性化、多樣化消費品和服務的購買需求，這能夠切實地提高消費者的消費福利。3.進口產品質量效應。隨著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費者對消費產品的質量要求也越來越高，進口能夠讓進口國居民不用走出國門就能夠方便地購買到來自世界各國生產的優質產品和服務，緩解供給和需求的矛盾，而且可以引導境外資金和消費回流國內，將進口國國內巨量潛在消費需求轉化為實際的購買力，擴大內循環消費規模和培育新的消費增長點。
（二）生產層面的進口貿易福利效應
在生產層面，中間品和資本品進口對一國經濟增長和企業生產率、資源配置效率等均會產生影響，生產層面的進口貿易福利效應具體表現如下：①進口競爭效應。從國外進口在一定程度上會迫使國內企業同外企競爭，而進口競爭則會帶來價格成本加成下降，根據市場進入準則，導致生產效率低、競爭力弱的企業逐步被市場淘汰，生產率高、競爭力強的企業存活下來，最終提高了國內企業整體生產效率和競爭力，導致資源在不同企業間重新配置，進而帶來貿易福利的變化。②進口產品種類效應（水平效應）。根據現有研究可知，總體來說進口更多種類的中間品能顯著降低一國進口產品價格指數，從而進一步降低本土生產廠商的生產總成本，而生產成本的下降又為企業利潤增長提供了空間，這使得本土企業可以生產先前無利可圖或者低利潤的產品，企業產品種類得到增加。內生增長理論模型也將產品種類的增加作為促進企業生產率進步的一個重要渠道，因此進口種類增長促進企業生產率提高和經濟增長。③進口產品質量效應（垂直效應）。進口的中間品是國外高質量科學技術和大量研發投入的重要載體，鼓勵進口中間品意味著對外來技術使用限制的放松，對于那些具備強大技術吸收能力的本土企業來說，通過進口中間品吸收蘊藏在進口產品內的高新技術，然后加以模仿和創新，直至獲得高質量進口品中的技術溢出，最終降低企業自主創新風險和提高生產率，中間品進口最終會促進進口國企業生產率上升和經濟增長。
四、政策建議
基于對進口貿易福利效應的機制分析，為保障和進一步提升我國進口福利水平，提出以下四點建議。
（一）重視進口貿易，優化進口服務系統
要重視進口貿易，相關政府部門要積極主動擴大進口規模，讓進口產品更好地為地區經濟增長服務。也就是說，在保證出口規模穩定增長的情況下，地方政府也要積極激勵本土企業擴大進口規模。進口和出口同樣重要，要打破傳統的貿易順差才能促進經濟增長的偏見，在對外開放的新發展階段，擴大進口也是提高國民福利水平的重要戰略，要高度重視進口貿易，不僅要注重進口“量”，也要注重進口“便利度”，提高進口規模的同時優化進口服務系統，通過優化進口貿易服務體系進一步保障消費者和生產者的福利水平，為進口貿易福利的獲得提供持續動力。優化進口服務體系的具體措施如下：一是政府部門要逐步完善相關關稅和非關稅貿易政策，持續不斷推進本國進口貿易自由化發展，逐步降低我國進口商品關稅水平，減少非關稅壁壘；提高進口貿易便利化水平，降低進口過程中的系統性成本。二是要完善進口商品結算制度等財政金融關稅支持制度，解決企業在進口過程中面臨的融資約束問題，讓進口更好地促進經濟增長。
（二）提高進口商品的技術含量，優化進口產品結構
注重提高進口商品的技術含量，要增加中高技術類型產品的進口。此外，高質量的進口產品有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高新技術產品進口也能夠使得全球高新技術內化，提高本國企業國際競爭力，因此增加進口產品中高質量、高技術產品的比重，優化進口產品結構也尤為重要。在很多西方發達國家眼中，我國的對外技術模仿能力很強，但知識產權保護程度較弱，因此，中國政府部門應著力加強國內知識產權保護，以減少外國對中國高科技產品進口的限制。
（三）增加進口商品種類，重視高質量新品種的進口
重視多種類產品進口，進口品種類增長能降低進口價格指數，不僅通過滿足消費者多樣化的產品需求提高消費者福利水平，而且通過降低生產成本提高企業生產率，進而提升生產者福利水平，因此要高度重視進口產品種類的增加。另外，優化國際市場布局，擴充我國進口品的來源國，推動進口市場多元化是擴大進口商品種類的重要保障，當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對我國進口實行技術限制，如芯片、高端呼吸機設備等的高新技術產品正遭遇外國“卡脖子”，因此，在大力加強國內技術研發以增強自身實力的同時，也要注重優化國際市場布局，促進進口來源國多元化，以保障國家經濟發展安全。
（四）進口市場多元化，優化國際市場布局
經濟高質量發展建議范文4
～年度###地區聯委會工作的指導思想是：堅持以“xxxx”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黨的xx屆四中全會精神，牢牢把握團結和民主兩大主題，緊緊圍繞我街道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充分發揮自身優勢，積極有效履行各項職能，解放思想，與時俱進，開拓創新，求真務實，為促進我街道經濟跨越式發展，推動社會各項事業全面進步，作出新的貢獻。
一、加強委員學習
繼續發揚人民政協注重學習的優良傳統，以建立學習型政協為目標，強化委員的學習意識，不斷提高廣大政協委員運用的立嘗觀點、方法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提高政協隊伍的整體素質和參政議政水平。擬定委員每季度固定學習日、碰頭日。
1、把“xxxx”重要思想和黨的xx屆三中、四中全會精神作為學習的主要內容。特別要認真學習《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等有關文件。同時，根據形勢發展的要求和工作實際，學習經濟、政治、科技、法律和政協工作等方面的知識。
2、不斷創新學習的形式。在利用編印學習資料、舉辦培訓班、座談會、組織參觀考察等形式的基礎上，努力改進學習方法，堅持以自學為主，堅持以專題學習為主，進一步增強學習的針對性和實效性。
3、強化宣傳工作。要建立政協通訊報道隊伍，加強與各新聞媒體的聯系，大力宣傳政協工作的重大活動、履行職能的重要成果和委員干事創業的先進事跡。
二、認真履行各項基本職能
1、在全體委員中開展“愛###、獻良策、促發展、做貢獻”活動，提高廣大委員參政議政熱情。通過召開座談會、專題調研、定期走訪委員等形式，廣辟信息來源，及時反映社情～。要加強與政府對口部門的聯系，適時召開各類協商座談會，及時把委員的意見、建議提供給黨委、政府和有關部門。
2、深入開展調查視察活動，提出具有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并抓好落實，促進被調研視察單位工作的開展。按照小范圍調查、大范圍論證的思路，努力提高調研質量，積極提出具有前瞻性、科學性和可行性的意見和建議，形成高質量的調研報告。
3、加強民主監督。不斷探索政協民主監督的有效途徑和方法，拓寬民主監督渠道，搞好與其他監督的有機配合，認真參與街道的行風評議工作，進一步增強民主監督的實效，大力推進行風建設和廉政建設。
4、抓好政協提案的交辦、催辦落實，發揮好提案作用。按照“圍繞中心、服務大局、提高質量、講求實效”的要求，認真做好區政協二屆三次會議提案的征集、立案和交辦工作。對影響大的提案，組織力量跟蹤督辦并對落實情況進行視察，確保辦理質量。繼續開展優秀提案和先進承辦單位評選表彰工作，全面提高提案工作的質量。
經濟高質量發展建議范文5
1.短期政策建議
通過加強職業教育與培訓的協調管理、提升公辦校管理效能、扶持民辦職業教育培訓機構并加強監管，增加需求導向的職業教育與培訓的供給；同時通過密切與行業企業、研究機構的交流合作，增強技能提供的相關性。其目標是建設具有新疆特色的有質量的為所有人提供學習培訓機會的職業教育與培訓系統。建議從三個維度實施以下具體政策舉措。
（1）戰略框架
加強行業企業、職業院校和培訓機構、研究機構在政策制定與執行中的作用： 通過立法和規章，使勞動力資源開發主要利益相關方的角色和責任分工進一步制度化；在省級領導小組協調下使各部門（包括教育廳、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廳、財政廳、發改委、工會等）各層級之間能更有效合作，使職業院校和培訓機構、行業企業、研究機構代表參與各級決策。
加強對新疆經濟發展前景及其對技能需求的全面評估：擴大對未來技能需求評估從特定行業到大部分行業，改進現有的技能供需研究以便及時全面了解存在的問題，豐富對研究結果的公布渠道，要求職業院校和培訓機構及企業依據對未來技能需求的評估來組織或調整相應的教學和培訓。
（2）系統監督
促進職業教育與培訓系統的銜接和貫通：進一步擴大中高職銜接的試點；通過實施學分制和制定學習標準來促進各層次教學和各項目間的銜接，尤其是探索學歷教育與非學歷培訓的互通。
制定設立、調整和關閉專業和培訓項目的政策和程序： 改進現有管理規程使之標準化、系統化；在審核過程中關注是否吸納對未來技能需求評估信息以及反饋機構績效評估的結果。
加大對職業教育與培訓的投入和提高資金使用效益：加大財政投入，改變職業教育長期投入不足的狀況，增強職業院校與培訓機構的辦學條件；同時完善資金預算標準、程序，提高財政資金分配的公平性和透明度；采用績效評估提高公共資金使用效益，重點加強對專項資金和財政補貼培訓項目的管理；建立對資金分配標準定期審查機制。
進一步提高認證和技能證書的可信度：建立技能測試的信息管理系統，對技能鑒定中心開展認證和不定期的審計。
（3）服務實施
促進培訓提供的多樣化：通過購買培訓服務等措施大力扶持民辦機構參與職業教育與培訓的提供。
鼓勵多渠道投入：制定激勵措施鼓勵行業企業及其他利益相關方對職業院校和培訓機構提供資源，如企業捐助設備在學校設立實訓室或實訓車間、提供兼職教師、接納學生實習和教師培訓等。
加強對職業院校和培訓機構辦學質量和培訓結果的監測評估及結果反饋：建立一套數據收集、上報的管理信息系統，把對職業教育與培訓結果的監測指標納入此管理信息系統，并建立確保數據準確可信的方法；加強對監測評估結果的反饋，并采取獎懲等管理措施來激勵職業院校和培訓機構提供優質職業教育與培訓。在監測評估的實施上，可委托獨立第三方參與，保證客觀公正。
提升管理人員和教師管理能力和教學水平： 建立基于考核的激勵機制如績效工資和其他獎勵；對職業院校和培訓機構管理者和教師開展多種形式的培訓，特別要增加教師的企業經歷。
加強校企合作：加強職業院校和培訓機構與行業企業、研究機構的合作，使之參與教學和培訓的全過程，提高培訓質量和針對性，鼓勵職業院校和培訓機構根據技能需求預測來組織或調整教學和培訓。
建議通過國際合作項目或國內項目，以支持試點（如學分制、購買培訓服務、人員培訓、監測評估、校企合作等）、開展研究（如開展企業調查來評估未來技能需求、學習標準制定、資金分配與管理方法、監測評估方法、設立調整及關閉培訓項目的程序等）等方式來實施這些政策建議。
2.中長期政策建議
通過完善治理、質量保障和監測評估機制，銜接基礎教育與職業教育，以提高職業教育與培訓質量。目標是構建靈活多樣的新疆現代職業教育與培訓體系，大力提高勞動力技能水平，實現達到國內平均水平的新疆教育及人才中長期發展目標，并努力使特色職業教育學校及專業達到國內一流。
建立勞動力資源開發利益相關方全方位合作框架與溝通機制：擴大合作關系從關鍵性部門之間到全方位合作伙伴關系，使民辦機構、行業企業、研究機構參與政策制定與執行，并使各方的責任分工制度化；制定新的政策使利益相關方提供更廣泛的資源支持、參與職業教育與培訓的全過程。
完善質量保證機制：提升技能測試的信息管理和對技能鑒定機構的認證和審計；建立整合的一站式在線資源和標準化安排來支持終身學習和對先前學習的認可；保障公共資金支持的培訓項目覆蓋所有弱勢群體。
建立系統全面的監測評估系統：改進對未來技能需求評估使之系統全面覆蓋所有行業；完善對技能提供質量的評估使之注重產出及結果（完善評估的指標如畢業生就業率、起薪、用人單位滿意度等）；開展對政策措施/項目實施后的影響力評估，為政策改進提供信息支持。
建立高質量的學前教育及義務教育：提升勞動力素質和技能水平的職業教育與培訓是建立在高質量的學前教育與九年義務教育基礎之上的。所以從長遠來看，要有高質量的職業教育必須有高質量的學前教育及義務教育。這樣所有適齡兒童才能有好的準備和基本的知識基礎。這也是好的職業教育與培訓的基礎，是終身學習與發展的基礎。
建議在之前試點和研究項目的基礎上，通過出臺新的管理規程來加強質量保證、監測評估、多方合作的系統化。同時加強與基礎教育的銜接，促進終身學習。
經濟高質量發展建議范文6
關鍵詞：醫學 醫學畢業生 高質量 就業
中圖分類號：G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9795（2014）04（a）-0131-02
1 高質量就業的內涵和研究現狀
高質量就業是高職院校的核心競爭力，但由于受到學生、家庭、企業和社會的滿意度影響，很難用量化的指標來衡量。國際勞工組織把它定義為：促進男女在自由、公平、安全和具備人格尊嚴的條件下獲得體面、生產性、可持續的工作機會，因此，可以理解為實現“滿足生活，而且有樂趣的職業”就算高質量就業。
在國外，就業質量評價的研究得到廣泛關注，學者們都傾向于對人的智力因素研究，有些西方發達國家將智力測驗分數作為職業選擇、安置或決策的一種依據。
在國內，對大學畢業生就業質量的研究也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與重視，高校畢業生就業質量問題不僅是個人問題，還是教育問題，更是社會問題，畢業生就業狀況關系到個人發展前途和高等教育的健康發展及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提升畢業生就業質量，使大學生獲得職業成功，需要政府、高校、大學生的共同努力。其中，科學合理地構建高校畢業生就業質量評價體系是關鍵。
2 對于醫學類畢業生就業質量研究
要進行高職院校畢業生的高質量就業，必須先明確影響高質量就業的因素。雖然影響因素很多，但主要可概括為主觀、客觀、內因、外因等方面，影響就業質量的外因包括社會、教育主管部門、高校、用人單位，但大學生自身就業能力才是影響就業質量的關鍵因素。學生方面主要是就業觀念、職業素養等，學校方面主要是辦學水平、專業設置的合理性、就業工作的有效性等。另外，社會經濟形勢、企業的用人機制、以及社會對高職生的態度等，也對高職就業質量的好壞有較大影響。
要從微觀和宏觀兩個方面去理解更高質量的就業，從微觀來看，就是幫助畢業生解決了什么問題，使他們從哪些方面體驗到高質量的就業為他們的就業滿意度。從宏觀層面來講，就是學校為了提高全體畢業生的就業質量，采取了哪些教學措施，創造了什么環境和條件。這樣才能使推進實現更高質量的就業不僅是學校要解決的問題，而且是全體學生要共同努力奮斗的目標。
3 醫學類畢業生就業現狀調查的對象與方法
3.1 調查對象
在對已就業的畢業生跟蹤調查的基礎上，對在校生進行問卷調查，在臨床、護理、影像、針灸、藥學、中醫等專業中2010年-2012年三年畢業生作為調查對象（如表1）。
調查數據顯示，對學校的培養及就業滿意方面，滿意的基本滿意的占了94%，說明我校的學生培養工作及畢業生就業工作還是得到了廣大畢業生的認可，是卓有成效的。
3.2 資料收集方法
（1）文獻法。
（2）問卷調查法。
（3）訪談法。
3.3 分析應用數理統計學進行比較，做出推論
從表2統計表明醫學類畢業生的問卷調查統計結果顯示：認為當前就業壓力大的學生占88%，盡管大多數學生認為當前就業壓力大，就業形勢嚴峻，但他們擇業心態和擇業意向仍然居高不下卻不愿調整。在擇業意向方面，醫學類畢業生選擇愿意到距家較近和經濟較發達地區的學生仍高達59.6%，由此可看出醫學?？粕蜆I困難的原因，與其自立意識差、就業觀念陳舊、能力較差有著密切的關系，這從一個側面也體現出，醫學類畢業生的價值追求從主觀上加劇了就業形勢的嚴峻。
從表2統計表明醫學類畢業生靠自身能力就業62.3%，表明醫學畢業生自身技能重要性，有自立自強信念。而60.8%畢業生靠社會關系，依賴心理嚴重，自身不思進取等現象。
總之，就業能力包括思維能力、適應能力、表達能力、溝通能力、動手能力等具體在職場上競爭時必須具備的能力，這些能力既反映了醫學生的綜合素質，也體現了醫學生競爭能力，得出的結論是我校畢業生的總體水平已經得到社會的認可，學生素質比以前又有了很大的提高，就業質量較好。
4 建議
4.1 調整擇業心態是高質量就業的前提
就業能力強的學生，其就業質量顯著好于就業能力低的學生，因此大學生應該重視就業能力的培養。不同就業能力的大學生對就業意愿有著共同的期望，但就業能力低的學生顯示就業信心不足。對大學生就業能力的培養要注重從實踐出發，同時要貫穿于大學的整個學習和教育過程，注意引導大學生樹立提高就業能力的主觀能動性，同時，在就業能力的培養過程中不能忽視系統知識的教育。
4.2 轉變觀念，準確定位是提高就業質量的良機
轉變醫學類畢業生就業理念，醫學?？飘厴I生應及時合理地調整就業觀念，學會適應社會現實，真正應對就業難的局面，樹立業，再擇業的觀念，提高就業質量的良機。學校應做好大學生就業指導工作，就業指導應貫穿于大學教育的全過程，并將之列入學校教學計劃；學校應及時調整專業設置。對社會需求比較少的專業可以適當減少招生規模，擴大社會需求大的專業，學校要積極展開市場調研，增設一些社會需求旺盛，前景較好的專業。
我們要積極引導學生轉變就業觀念，調整就業心態，立足現實，準確定位，正確認清當前就業形勢，調整自己的就業期望值，要有長遠的眼光，學會科學、合理、靈活地為自己規劃職業生涯。
4.3 要重視職業規劃是明確高質量就業的培養方向
要重視自己的職業規劃，把握當下，明確自己的人生目標，開展從入學到畢業的“全程式”就業指導。加強社會實踐，加強大學生自信心的培養與教育；加強大學生素質教育，加大開拓就業市場的關注和投入，大學生應該重視就業能力的培養，要實事求是，全面評價，有的放矢，突出自己的閃光點，贏得用人單位的信任，從而取得高質量就業的成功。
4.4 因素間交叉影響是實現高質量就業的途徑
就業數量無疑是就業質量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所以更多的把研究定在了各因素對就業數量的影響而忽視了就業質量的其他衡量指標，就業質量的影響往往不是單一的發生作用，而是多個因素同時發生作用，這里就存在一個交叉影響的問題。提高自身綜合素質，挖掘自身潛能，在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統一中擔負起自身發展責任，實現高質量的就業有效途徑。
參考文獻
[1] （美）斯蒂芬?P j羅賓斯，著.組織行為學[M].7版.孫健敏，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72-74.
[2] 黃敬寶.就業能力與大學生就業―― 人力資本理論的視角[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