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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機械市場研究范文1
從戰略高度形成共識
高效農業規?；巧罨r業經濟體制改革的客觀要求。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農業專業化分工日益明顯，農產品國際競爭日趨激烈，“三農”的發展對農村經濟增長方式、運行機制和管理體制的轉變提出了新任務、新要求。推進高效農業規?；巧罨r業經濟體制改革的必然選擇，是創新農村經營體制、完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內在要求，是推進農村經濟發展的有效手段，是促使傳統農業向高效農業、現代農業轉變和提升的客觀需要。
高效農業規?；寝D變農業經濟增長方式的重要載體。高效農業規?；粌H是生產基地規模的擴大，更重要的是農業產業層次的提升，從而推進農業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實現農業產業化經營，重點是建立產、加、銷一體化的高效產業體系，促進農業增效、農民增收，關鍵是以多種利益聯結方式帶動基地和農戶邁向市場。轉變農業經濟增長方式，就是要實現由國內市場向國內外市場并重、由分散經營向適度規模經營、由追求數量向數質并重、由初級產品向精深加工產品、由“提籃小賣”向現代營銷的五個轉變?？梢哉f，高效農業規?；菍崿F以上五個轉變的必要前提，否則，農業經濟增長方式將難以轉變。
高效農業規?；谴龠M農業增效的重要手段。一些先進地區的實踐證明，推進高效農業規?；ㄔO，正是向農業本身要效益的有效途徑。目前，一些地方已初步形成了高效農業，也具有特色，但生產規模小、農產品加工出口企業和出口的品種少、集約化程度低等問題比較突出。如海安縣，全縣10多家農產品出口企業年出口創匯超1000萬美元的只有2家，擁有自營出口權的企業也只有5家，直接出口少，間接出口多，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全縣農業效益的整體提高。應該說海安的農業資源優勢比較獨特，區位優勢也很突出，生態優勢明顯，高效農業已有一定基礎。只要充分挖掘資源潛力，走規模發展道路，優化區域結構和生產布局，將現有高效農業由“盆景式”做成“花園式”，形成規模優勢，就能促進全縣農業效益的整體提高。
高效農業規?；谴龠M農民增收的有效途徑。從許多縣市農民收入的構成情況看，農民來自一產的收入占25%左右，挖掘農業內部增收潛力，增加農民收入，發展高效農業勢在必行。要進一步提高農業對農民增收的貢獻率，就必須在擴大規模上下功夫。通過農業結構調整，使有限的土地資源向專業生產基地集中、向專業大戶集中、向種養能手集中，形成規模優勢，產生更強的示范、帶動、輻射效應，促進農民來自一產的收入得到較快增長。
抓住重點推動全局
建立優勢農產品規?；?，培植農業主導產業?；厥歉咝мr業規?；幕A。必須充分挖掘農業資源潛力，按照區域化布局、規?；a、創造優勢農產品的要求，加大農業結構調整力度，堅持“因地制宜、規模經營、注重特色、優質高效”原則，建設一批“新起點、高標準、高要求”的高效農業規?；痉痘兀瑤觾瀯莓a業向優勢產區集中，增強示范、帶動、輻射作用。
加快發展外向型農業，提高農業綜合競爭力。發展外向型農業，既是追求效益農業的需要，也是從容應對WTO的必然選擇。要注重出口農產品的培植，圍繞東南亞、歐美等國家和地區市場，做大做強繭絲綢、紫菜、鰻魚、無毒河豚等傳統出口產品。加強農產品出口示范基地建設，在多方爭取項目、培植新基地的同時，加強現有外向型基地的質量建設，保證出口產品的品質，提高基地的經濟效益。加大農產品出口促銷力度，做好不同類型農產品出口目標市場研究，積極組織農產品出口企業和基地參加農產品境外促銷活動，與境外客商建立較為穩固的協作關系，暢通農產品出口渠道。與此同時，著力培育農產品出口品牌，加強現有農產品品牌的宣傳力度，擴大農產品在國外市場上的知名度，并積極打造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出口品牌。
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促進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500萬農民轉移工程，是現階段江蘇新農村建設十大工程中最大的一項富民工程。在穩定土地承包關系的前提下，圍繞和結合推進這項工程，建立市場化運作的土地使用權流轉機制，促進農業資源向優勢大戶集中，擴大經營規模，提高高效農業的規模化水平。
打造農業品牌，提高農產品綜合競爭力。市場競爭的核心是終端產品的競爭，實質是品牌的競爭、質量的競爭。因此要牢固確立品牌觀念，增強品牌意識，采取激勵措施，大力實施農業名牌戰略，把規模做大，把產品做精，把品牌叫響。海安農產品品牌不少，但名牌不多。海安對外素有“中國禽蛋之鄉”、“中國湖桑之鄉”、“中國繭絲綢之鄉”、“中國紫菜之鄉”的美譽，但農產品在國際國內知名度仍有待進一步提高。必須充分利用農業知名品牌的優勢，以龍頭企業為核心實行品牌整合，全面把握市場趨勢，在穩定本地市場的基礎上拓寬提高市場占有率和覆蓋面。
著力構建保障機制
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加強農田基本建設，加快中低產田的改造，加強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狠抓水源工程建設和管理，全面提高農田基本建設水平。積極實施新一輪“沃土工程”，加快測土配方施肥技術的推廣，構建耕地質量建設與管理長效機制，提高耕地綜合生產能力和肥料利用率，加快建設高產穩產農田。大力推進農業機械化，進一步推進農機裝備的更新換代，提高動力機械的配套利用水平，推動農機裝備發展向產前、產中、產后延伸，向農林牧副漁各領域擴展。
加快構建現代農業技術平臺，推進科技創新。高效農業規?；こ淌歉咝мr業和規模農業的復合體。必須立足高新科技，大量引進新品種、新技術、新人才，以“三新”來構筑高效農業的基礎。引進新品種是前提。海安要從全國各地篩選出口創匯新品種，從國外引進適銷對路名優品種，進而不斷提高全縣經濟作物、畜產品、水產品的品質和檔次。引進新技術新設施是關鍵。包括引進新的栽培技術、飼養技術、加工技術、儲藏技術和包裝技術，引進大棚、耕作、管理、加工機械等新設施，使農藝與工程技術相配套，提高現代化水平，適應國際市場需要。引進新人才是當務之急。高新技術需要高新人才，其中包括科技人才、管理人才、經營人才，通過這批人才的帶動和“催化”，提高全縣農業科技人員、經營人員的整體素質。
農業機械市場研究范文2
一、日本農業“走出去”
背景。
日本經濟在二戰后逐漸復蘇， 并進入高度增長時期。 在1950-1975 年的 25 年間，日本實現了農業現代化。 但隨著日本農村城市化和農業人口非農化轉移， 日本農業產值低、 勞動力不足、 耕地少以及日本人糧食結構改變等現象日益凸顯， 農業陷入日漸衰退的困境， 糧食對外依存度居高不下。
（一）耕地少。
隨著農業人口向城市遷移，大量耕地閑置。 數十年來日本耕地面積不斷減少，已由 1965 年的600 萬公頃下降為 2012 年的 455萬公頃。 不僅耕作放棄地在最近20 年間呈增長趨勢，且改作非農業用途的耕地也在逐漸增長。
（二）勞動力不足。
日本農業勞動力不足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就業人口持續減少。 自上世紀 50 年代中期，日本步入以工業化為主要內容的經濟高速增長階段以來， 農村勞動力不斷向城市轉移， 農業就業人口持續減少， 由 1960 年的 1454 萬人下降到 2012 年的 251 萬。二是兼業化程度高。農業就業人口中，專門從事農業的人口數量持續下降，1965 年專門從事農業的人口在農業就業人口中占比為 80%，而到 2012 年，該比例降至 71%。
三是老齡化日益嚴重。 目前日本農業就業人口平均年齡高達 65.8歲。
（三）農業產值低。
上世紀 80 年代之前，日本農業總產值持續增長。 1984 年日本大米豐收， 農業總產值創歷史最高紀錄，達 11.6 萬億日元，但此后產值便連年下降。 1989 年以后，日本蔬菜、水果、牛肉等價格上升， 產值下降有所扭轉。 1993年因大米嚴重歉收， 農業總產值降到 10.4 萬億日元。 到 2010 年，日本農業總產值降至 82,463 億日元， 占 GDP 比重由 1960 年的9%減少到 2012 年的 1.75%。
（四）消費結構改變。
數十年來， 日本人的糧食消費結構發生較大變化。其中，大米作為日本傳統主食， 消費量在持續下降。 2010 年，日本人均消費大米 59.5 公斤， 比 1965 年下降近一半； 而同期畜產品消費量卻大幅提高，由人均 58 公斤飆升至132.1 公斤。 因此，盡管日本大米產量基本滿足需求， 甚至有時供過于求，但玉米、小麥和大豆等產量則長期不能滿足消費需求，嚴重依賴進口。
二、日本農業“走出去”政策演變。
半個世紀以來日本農業政策經歷了復雜的演變。 為保障日本糧食安全， 日本政府一方面加大對國內農業的支持力度， 包括實行高額農業補貼、 采用分類管理嚴格保護農地資源、實行“農業經營對象培養制度” 以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推行靈活的糧食流通、儲備體制； 另一方面則積極探索農業“走出去”的模式和路徑，通過“走出去”保障日本糧食供應。
（一）限制糧食進口 ，保障糧食自給。
二戰后， 日本經濟逐漸復蘇并進入高度增長期， 農村城市化進程不斷推進， 大量農業人口實現非農化轉移。 隨著大批農村人口被工商業吸收，農業兼業化、就業人口老齡化等現象涌現， 農業衰退給日本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困境。
根據 1961 年《糧食、農業及農村地區基本法》，日本政府對各類農產品采取促進自給率的政策， 并通過貿易壁壘及進口限制來保護國內農業。 不僅在各種法規中對農產品進口設限，《穩定主要糧食供需及價格法》 還規定大米、 小麥及高粱的進口只能由政府進行， 且只有國內糧食歉收時才能進口。在糧食進口政策方面，自 l960 年日本根據 “自由化大綱” 采取漸進方式推進農產品貿易自由化，到 l966 年限制進口農產品達 74 種。
《基本法》使日本國內農產品（主要是大米） 生產受到較大保護，甚至一度出現供給過剩。但大豆、 小麥等農作物對外依存度仍然很高。 這一階段日本基本尚未尋求農業海外投資。
（二）尋求海外糧食供應。
上世紀 70 年代，日本易受國內糧食供應不足以及國際糧食供應波動沖擊的弱點凸顯?！稄V場協議》之后，通過嚴格限制進口保護國內農業的方式受到阻礙。 再加上受日元升值影響， 日本市場上大部分進口食品價格均低于日本本國產品，本土產品競爭力驟減。
為保障糧食供應安全， 日本政府逐漸將部分注意力轉移到國外，從一味保護國內農業轉變為 “內外兼顧”。
1. 放寬農業對外直接投資。
日本自上世紀 60 年代末逐步放寬農業等諸多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 政府還以股權參與的形式直接涉足海外農業投資。
2. 財政支持鼓勵海外投資。
日本農林水產省下設的海外農業開發協會每年有一定的政府預算用以開發海外農場； 對于有意海外投資的日本民間企業，其投資環境調查費的 50%由國庫提供；此外，日本政府還發行《海外農業開發》，向企業提供海外投資信息。
3. 加大海外農業援助力度。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 日本將“綜合國家安全”作為對外援助政策的重要目標， 其主要內容是維持來自國外供應商穩定、 低價的原材料及糧食供應。
4. 推出“開發—進口計劃”拓寬農產品進口渠道該計劃旨在通過與海外農業生產者簽訂合約以保障其對日本的農產品出口。 日本選擇了若干擁有大量未開發土地資源及高額稅收補貼或政策支持的國家，如巴西、印度尼西亞等發展中國家，實施該計劃。 一個經典案例是日本在巴西塞拉多（Cerrados）進行的農業開發。 1978-2001 年間， 該計劃開發土地約 36 萬公頃，糧食年產量提高至 57 萬噸，使巴西大豆占到日本總進口的15%， 成為日本糧食進口的一條重要途徑。
在這些政策指引下， 日本食品加工企業及零售商等紛紛在海外投資建廠， 既可繞開某些主產國的出口限令， 亦可利用某些國家采購成本、 勞動成本及土地價格較低的優勢。
（三）推動世界范圍糧食安全。
上世紀 90 年代，世界人口持續增長，發展中國家經濟加速，糧食安全日益為世界關注。 日本開始尋求通過推動世界范圍的糧食生產， 以全球糧食安全來保障日本糧食安全。
1999 年 ，日本頒布新的 《 糧食、農業與農村基本法》，將糧食安全納入農業政策目標的范圍，并明確規定：“努力推動包括技術及金融合作在內的國際合作，促進發展中地區的農業及農村發展，以幫助提高世界糧食供需的長期穩定。 ”隨后，日本又頒布了《糧食、農業及農村地區基本規劃》， 規定：“保障糧食進口的穩定性及緊急情況下的糧食安全； 在通過 EPA 等途徑促進糧食進口的進一步穩定以及進口來源的進一步多樣化的同時，通過適當的糧食儲備、糧食安全手冊的審查及改進；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合作、 財政合作及糧食援助； 以及進行國際糧食儲備系統的開發。 ”
此后， 日本海外農業投資開始由北美、 拉美向亞洲和非洲轉移。 1990 年初，日本農業開始在亞洲設立食品、飲料企業，并且農業對外投資在對外投資總額中所占比重迅速攀升。其中，中國由于農業規模大、 勞動力成本低以及國內市場不斷擴張， 對日本農業海外擴張具有強大的吸引力，逐步成為日本多種主要蔬菜的低價供應國。 2003 年，中國占日本新鮮 / 加工蔬菜及水果進口額的一半，達 40 億美元。此外，日本對非洲投資也在增長。 2006 年，日本經產省以及日本貿易振興會將其國內實施的“一村一品”計劃引入非洲，通過提品咨詢、派遣專家、邀請非洲人民進行市場研究、舉行研討會、 支持非洲公司參與日本交易會、繼續實施“開發—進口計劃”等措施，促進非洲產品出口到日本。
（四）多角度推動國際合作。
進入 21 世紀后，確保糧食安全的重要性進一步凸顯。 除日本國內日益嚴峻的農業形勢之外，外部環境的變化也增加了其緊迫感： 世界范圍內農產品價格持續走高；中長期世界糧食供給緊張；世界人口持續增加； 新興國食物結構變化；生物能源產量增加；全球異常氣候頻發； 糧食出口國價格不確定；農產品金融化等。2009年，日本政府在“海外投資促進會議” 上明確表示： 為保證糧食供給， 日本有必要在海外投資建設自有糧庫， 確保大豆、 玉米的供應，加大與中南美、東亞、中亞的合作； 積極投資糧食出口必經道路、港灣的基礎設施建設；通過民間企業合作， 加強日本在中南美農業開發力度。這一階段，在農業“走出去”方面，日本有如下新的政策導向：
首先， 強化官民協作合作機制。當前，許多國家的食品進口企業以及跨國公司、 投資基金均在積極收購或者租用海外農業用地， 日本民間企業也在加大海外農業投資力度。 由于單個企業能力有限，官民合作的必要性凸顯。
日本于 2011 年“海外農業投資促進會議” 上確定由外務省與農林水產省牽頭， 通過財務省、 經產省、JICA （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BIC （ 日 本 國 際 合 作 銀 行 ）、JETRO （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 ）、NEXI（日本貿易保險公司 ）等進行通力合作， 綜合利用政府機關的支持工具，促進海外農業投資。
支持工具包括三方面。 一是投資環境的準備，即投資協定；二是金融支持， 包括與 ODA 相關聯的生產、流通基礎設施的改善，以及利用投資金融及海外投資保險；三是農業技術支援， 如共同技術研究、 技術支援及提供農業投資信息。
其次， 通過多邊經濟合作機制推動國際農業投資。 2009 年，日本提出 RAI（“負責任的農業投資”）原則，并呼吁各國共同遵守。
其主旨是： 國際農業投資須透明；投資者應尊重關鍵利益相關者的權利；投資項目應與接受國的發展戰略和環境政策相符，考慮接受國糧食供需狀況，不得加劇當地糧食不安全性等。 在日本的倡議下， 糧食安全成為 2010年 G8 會議主要的討論議題，接著世界糧食安全委員會啟動了包容性負責任農業投資原則的審議進程。為使 RAI 原則獲得承認并得以具體實施，日本積極與世界銀行、 國際農業開發基金會、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等機構合作，并向世界銀行等機構進行示范工程支援、向糧農組織進行投資。為推動日本農業企業在海外投資收購農田和農場， 日本還在 G8 國家中極力推動 《國際土地投資指南》。 2009 年，該指南在 G8 會議上通過。
第三， 進一步利用雙邊及多邊合作。自上世紀 70 年代日本與巴西簽訂 《日本—巴西農業開發合作計劃書》，日本農業企業順利進入巴西之后， 日本逐步將此類做法延伸到其他國家。近年來，日本加大力度，通過雙邊農業協議、EPA/FTA 等合作機制，與主要農產品生產國合作， 即通過與生產國簽訂合作協議，結合農業援助，為引入日本農業企業在該地區投資鋪平道路。 例如，2010 年日本與 巴 西 、 莫 桑 比 克 共 同 簽 訂《Pro-Savana》 項目協議 ， 利用 JI-CA（出資 730 萬美元）以及巴西、莫桑比克相關機構， 共同改善莫桑比克熱帶稀樹草原區 “納卡拉走廊”；2011 年，JICA 與蘇丹政府簽訂農業合作協議， 開發包括Al-Aliyab、AL-Ketiyab、KadabasNahral-NeilState 以 及 Kilo14NewHalfa 計劃的灌溉工程，總投入約 4000 萬美元。
三、日本農業“走出去”的主要形式。
在政府的支持下， 日本農業企業通過訂單生產、 修建及收購農業設施、 聯合經營及購買 / 租賃土地等方式， 獲得境外糧食生產自主權， 保障這些國家糧食對日出口， 并通過直接的質量控制保障日本的糧食安全。 日本糧食及農業企業“走出去”的途徑主要有如下幾種：
（一）訂單生產。
訂單生產是指由日本的農業企業與某國的農民簽訂合約，通常還提供資金、 農業機械及技術指導等，然后購買其生產的農產品， 以確保日本農產品的供應。
由于直接經營農場收益低，從上世紀 70 年代開始， 以日本全國農協聯合會和綜合商社為中心，在當地購買谷物后直接出口到日本。 典型的例子是日本與泰國等南亞國家簽訂訂單生產合約，在泰國生產及出口大量的肉雞、黃瓜、大豆等供出口到日本。 目前，日本已與巴西、阿根廷、俄羅斯、烏克蘭、中國、印尼、新西蘭、美國等國的農場簽訂種植協議。
（二）聯合經營。
為規避投資風險以及更好地利用便利條件， 日本企業通過與被投資國當地企業共同出資的方式，進行聯合經營，而較少采取獨資的方式。被投資國提供土地，日本農業企業提供農業機械、 相關技術、基礎設施以及資本。在投資比例上， 通常被投資國以提供土地等方式出資 51%，日本以提供農業機械、 基礎設施的方式出資49%。 2010 年，日本最大的小麥進口商———日本住友公司與澳大利亞專門經營谷物的 Emerald 公司簽訂了合伙協議，通過該協議，住友公司得以從澳大利亞進口大量小麥。
（三）收購農業企業及設施。
一些日本農業企業也熱衷于在境外收購農業企業及設施，尤其是在美國等較為發達的國家。
日本是世界最大的玉米進口國，然而近幾年中國玉米進口量的大增給日本帶來壓力。 為保證玉米的進口量，日本丸紅耗資 4800 萬美元在美國收購了 8 座谷物存儲以及 2 座倉庫， 使該企業得以直接向美國生產商購買大豆及玉米。 2012 年丸紅又宣布收購美國谷物商 Gavilon，成為丸紅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交易， 并因此躋身全球最大谷物交易商行列。 2007年，日本麒麟公司（Kirin）收購澳大利亞一家專門經營奶制品及果汁的公司———National Foods（原屬 San Miguel Corporation 旗下），隨后又買下經營乳品和果汁的 澳 大 利 亞 酪 農 企 業 （DairyFarmers）。
（四）購買 / 租賃土地及農場。
在海外收購土地及農場已成為國際農業合作的一個主要特征。目前，日本的海外農場遍及巴西、阿根廷、俄羅斯、烏克蘭、中國、印尼、新西蘭、美國等地。 日本 Nippon Meat Packers 公 司 在澳大利亞成立的全資子公司是最早進入澳大利亞肉類加工領域的外國企業之一。 該公司在McKay、Oakey 以及 Wingham 均有屠宰場， 所生產牛羊肉產品約占澳大利亞總產量的 6%，并通過其在日本的母公司出口到日 本 甚 至 其 他 亞 洲 及 北 美 國家。 此外， 上世紀 70 年代在菲律賓建立的 Sumifru 公司（Sum-itomo Fruits Corp 旗下 ），至今仍在不斷收購土地以擴大香蕉、菠蘿以及番石榴的生產。 2010 年，該公司又收購 1320 公頃土地，其在 菲 律 賓 的 土 地 面 積 已 增 至7381 公頃。
四、日本農業“走出去”經驗借鑒。
日本農業企業利用豐富的國際投資和管理經驗， 借助多元化的規模經營， 獲得強大的國際競爭力， 對保障日本的糧食供應起到了積極作用。日本在農業“走出去” 方面積累的經驗對于中國目前正處于探索階段的農業 “走出去”，具有較強的借鑒意義。
（一）農業“走出去”需要時間積累。
從日本農業“走出去”的歷程和典型案例可以看出，農業“走出去”是一個漸進的、長期的過程，不能急功近利、一蹴而就，需要在與投資對象國建立長期的良好合作關系，對投資對象國的社會、經濟、 農業狀況有充分了解和掌握的基礎上穩步推進。 日本在巴西的投資之前經過了長達三十多年的準備， 這使日本在巴西的投資進行得較為順利， 該項目也成為后來投資者的一個成功的范例。
（二）加強對外援助 ，謀求共同的糧食安全利益。
在日本農業“走出去”方面，對外農業援助發揮了較大作用。日本政府始終將對外農業援助當作日本糧食安全及農業“走出去”的重要保障。 一方面，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農業援助可以提高糧食自給能力，促進發展中國家社會經濟發展，提高世界范圍內的糧食安全，而后在全球糧食安全的基礎上，保障日本的糧食安全。 另一方面，通過選擇適宜農業開發的地區，確認符合當地及日本雙方共同利益點及農業品種， 有針對性地提供農業援助，使更多的國家愿意對日本放開農業市場， 然后再引入日本農業企業進行投資，即為日本農業“走出去” 奠定良好的國際政治經濟環1漠開發項目便是一個典型的案例。
日本政府的對外農業援助始于 20 世紀 50 年代日本加入 《科倫坡計劃》之后，至今已有 60 年多年的歷史。 其主要的農業合作體系主要可分為三部分： 應外國政府請求進行的雙邊合作； 多邊合作以及向國際組織捐款； 由日本農林水產省進行的其他合作。
1968 年日本又簽訂了旨在解決發展中國家的糧食短缺問題的《糧食援助協議》， 實施糧食援助項目項下的無償援助（簡稱“KR”
援助）。
許多發展中國家都擁有豐富的土地資源和人力資源， 而缺乏能力充分利用這些資源， 導致資源閑置， 自身也因此陷入糧食安全的困境中。 與發展中國家積極進行農業合作， 一方面能滿足這些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需求，有利于解決全球糧食安全問題，與此同時投資國的糧食安全問題也能得到有效的緩解。 中國對外援助有著六十多年的歷史， 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系， 應在這種良好合作關系的基礎上， 謀求解決世界及中國的糧食安全。
（三）充分考慮東道國利益訴求，避免投資摩擦。
在實施農業“走出去”的過程中，應充分考慮投資國的需求，在幫助對方發展農業的同時，滿足本國農業發展需要，實現互利共贏。 日本早在農業 “走出去”初期，就充分認識到預防投資摩擦的重要性， 盡量減少或消除投資對象國當地政府及民眾的誤解或抵制。
日本一些有識企業提出要避免日本農業企業在同一地區、同一產業密集投資，要制定詳細的可行性報告，盡最大可能地爭取當地政府與民眾的理解，并通過管理層的本土化實現日本與投資對象國的共同繁榮。 例如，日本在巴西投資時，發現巴西長期實行高利率信貸政策，使眾多當地農戶負債率高而無法達到申請貸款條件。 為此，日本專門推出低利率貸款方式，降低當地農戶負債率， 受到農戶歡迎，也收到了良好成效。 此外，在農業“走出去”中，日本也對農業可持續發展與環境保護給予充分重視。
（四）政府支持是農業 “走出去”的重要保障。
農業“走出去”從本質上看是政府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而采取的國家戰略，是政府主導的行為，與企業單純追求利潤而進行的海外投資有本質的區別。 實施農業“走出去”， 需要政府和相關機構的有力支持。 日本政府與許多國家簽訂了農業合作協議和經貿協定，為農業“走出去”鋪平道路；日本國際協力機構等組織在促進農業合作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為支持農業“走出去”，政府應與投資對象國建立農業合作關系及簽訂投資協定， 公共部門、行業協會等應與企業通力合作，為農業企業“走出去”提供保障， 最大可能提供政治保護，避免政治和社會風險。 此外，鑒于農業“走出去”投資量大、周期長、風險高，政府也為農業企業“走出去”提供信貸、稅收和保險方面的支持。
（五）農業“走出去”需要恰當的制度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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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場調查
法國哲學家奧古斯特•孔德在19世紀30至40年代首次提出將自然科學的研究經驗移植到社會學研究領域，其基本觀念是：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存在相似性，兩者的研究對象都是純客觀的，且兩者的現象背后都存在著必然的因果規律。迪爾凱姆在其著作《社會學方法的規則》中提出了實證主義社會學的方法論，他定義了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并真正將實證科學的方法（統計學和數學）引入社會現象的分析，開始了具體的社會實證研究，使定量研究的方法在社會學領域逐步盛行。韋伯認為，社會規律與自然規律存在本質的不同，不應以自然科學的客觀規范來研究社會個人的主觀行為，研究的是給出“因果性解釋”。對于社會科學而言，通過實證研究，使用定量或者定性的方法，探求因果關系一直是核心問題。市場調查基于市場營銷實踐需求而誕生，吸取社會科學方法中的營養，是“一種通過信息將消費者、顧客和公眾與營銷者連接起來的職能。這些信息用于識別和確定營銷機會和問題，產生、提煉和評估營銷活動，監督營銷績效，改進人們對營銷過程的理解。市場調查規定了解決這些問題所需的信息，設計收集信息的方法，管理并實施信息收集過程，分析結果，最后要溝通所得的結論及其意義?！雹偈袌稣{查學沿襲了“探求因果關系”的社會學方法論本質，并在實證主義方法論的基礎上也適當融入了人文主義的研究方法，在20世紀初作為獨立學科發展起來。有記載的最早一次大規模調查要追溯到1824年8月，美國一家報紙為預測總統大選結果而進行了民意調查；在1879年美國出現了廣告商為農業機械制造商進行當地農產品生產狀況的調查。市場調查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發展起來，是在20世紀初。上世紀40年代初期定性研究在市場調查領域中得到廣泛應用；40年代末期，隨機抽樣技術的廣泛運用，也為市場調查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上世紀50年代，市場調查被營銷者廣泛運用于研究消費動機、消費行為等各類營銷實踐操作中，市場調查融合了實證主義和人文主義的方法論，這兩者的研究邏輯都在市場調查的操作方法中有所體現。
二、大數據和市場調查
目前主流的觀點將大數據的特點歸納為4V：Vol⁃ume，大量，即數據量巨大，通常以拍字節為單位；Va⁃riety，多樣，即數據的種類與來源不斷擴充；Velocity，高速，各方向的數據流均實時在線，可快速處理數據；Value，價值，即商業價值高，但價值密度低。舍恩伯格認為，世界即是由數據構成的，一切事物皆可“量化”并由編碼或數據來表示；他認為“社會需要放棄它對因果關系的渴求，僅需要關注相關關系……也就是說只需要知道是什么，不需要知道為什么?！睋Q言之，大數據的方法論正是在復雜網絡中尋找出A所影響到的相關事物，而對于這些事物是否由A所引發的則不在考量范圍內。大數據通過對數量巨大的數據做統計性的搜索、比較、聚類、分類等分析，找到數據之間的關聯。數據的相關性（亦稱關聯性），可能是簡單的正向相關，可能會通過進一步的研究認定是因果關系，甚至可能通過相關性發現甚至之前都不存在的新關系。從研究路徑看，大數據偏向于歸納邏輯。相關分析在市場調查中并不是一個新鮮的名詞，但與傳統市場調查中采用的“假設——驗證”的實證主義研究路徑和演繹式邏輯不同，大數據不需要任何預設和模型，期望在大量無序個體的集合中.呈現出有序的趨勢，對其進行歸納。大數據為市場調查帶來了諸多可能性。首先，大數據條件下可以直接跨越樣本數量障礙，對數據整體進行分析；其次，不介入調研對象的日常行為，呈現出調研對象真實客觀的行為軌跡；再次，數據沉積為長期過程，可以進行歷時研究；最后，大數據的即時性有利于監測和解決瞬息萬變的市場問題。事實上，大數據的目前發展和使用還存在很多不確定性。例如數據量過大，合適的運算方法和硬件條件還不夠完善；不同平臺之間的數據無法做到打通；如何做到利用大數據分析消費者行為同時保護消費者的隱私不被侵犯等②。
事實上，市場調查與大數據這兩種方法論之間并非互斥或取而代之的關系，而是辯證的，適用于不同場景以應對不同需求，同時又存在著互補與借鑒的整合趨勢——將人們所說的與所做的結合起來，才能更好地理解人們所想的，從而根據不同的原因，在消費者未來行為的可能路徑中提供他們最需要的信息。沃頓商學院營銷學教授芭芭拉•卡恩（BarbaraE.Kahn）認為大數據可以幫助市場調研者更好地檢測和發現消費者的消費行為和原因。她指出，最終的目標是要利用大數據跟蹤消費者的整個消費軌跡——從最初的消費沖動、權衡階段，到最終的購買階段，再通過市場調查發現消費者之所以沒有購買的原因是什么、是在哪個環節出現了問題、而營銷人員又可以如何解決③。市場調查與大數據方法論之間存在明顯的差異，甚至乍看之下互相對立，但通過數據分析思維的角度交叉比較兩者的特點后，兩者之間更多存在的是并行與互補的辯證關系。
三、大數據對市場調查未來影響
1.“全樣本”與“價值中立”。市場研究多年來的統計測量都建立在抽樣選取的基礎上，而大數據使得直接提取母本成為了可能。這在現實層面對于減少研究周期、人力與經費有著巨大作用；在科學層面也保證了數據的多樣性、代表性、完整性和客觀性。大數據可以幫助市場調查克服大規模抽樣調查的缺陷，與市場調查模式中的數據采集環節相對應的，是大數據模式中對全樣本數據庫的篩選環節。大數據通過用戶計算機cookies、IP地址、瀏覽路徑、地理位置等維度，真實客觀地記錄用戶的行為與文本生成內容，并根據指令搜索篩選出符合要求的數據以供后續研究，這為數據采集帶來了重大突破。當然，大數據的“全樣本”與“客觀性”目前仍是一種理想狀態，首先，即使大數據模式中的篩選環節包含了數據清洗、不完全數據填補、數據糾偏和矯正，也無法完全保證樣本中不存在假數據、臟數據或重復數據。其次，盡管理論上所指的大數據應該是全體數據，但在現實社會受諸多方限制，除了諸如BAT之類的互聯網巨頭及國家機關或許掌握了全體數據，絕大多數的第三方所擁有的都僅是局部數據。大規模局部數據并不等于大數據，其研究價值甚至遠不如樣本規模小得多的抽樣數據。當務之急是打通各個數據方的平臺渠道，通過整合產生多個案、多變量的有價值的大數據。
2.數據計算技術要求迅速提升。在傳統市場調查模式下，數據的計算量較小且計算難度較低，該環節主要借助統計軟件即可完成。大數據模式下，數據規模、維度和分析方法的變化對計算的要求大大加強。除了常規的統計分析方法，還需要研究大數據的實時分析、數據流算法等，專業性更強，與下一環節數據分析的結合也更密切?！霸S多新的計算理論成為主角，比如對網絡非結構化文本數據使用自然語言處理，大數據挖掘的機器學習處理（大部分是高緯度向量計算），而社交網絡計算更多是圖計算。這些新的計算理論和方法，極大擴展了大數據分析洞察的能力，但也對相關人員的專業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④。
3、數據分析和數據可視化。相較市場調查模式的傳統實證分析方法論，大數據模式下的數據分析有其獨到的思維，它更關注個體標簽與用戶畫像，并重視對未來發展做出預測與期望。在技術發展的條件下，大數據的分析結果更加即時化，立體化，呈現方式更加豐富生動。相較于線性系統（表格、圖表）展示的市場調查而言，大數據的結論不再那么關注原因分析與建議，而是基于個體特征的群體體征進行標簽化的描述。
四、結論
1.研究“人”的最好時代大數據時代的市場營銷將是以“消費者洞察”為主導的。大數據在量化分析與相關趨勢預測方面的強勢，將成為市場調查研究消費者心理的最有力的后盾。市場調查將成為大數據的一部分，其相對成熟、系統的方法論也將在數據分析環節作為對大數據方法論的補充，從而完成定性與定量的合體。在搜索、電商、社交等垂直化領域，部分數據公司可以基本覆蓋到“全體樣本”，但在水平化領域仍以“局部樣本”為主，因此市場調查中抽樣的思想仍然需要。而目前能夠實現“全體樣本”的縱向領域與消費品行業密切重合。未來的市場調查將會基于消費者行為類大數據，更多聚焦對“人”的深度研究。數據技術人員將會與市場調查人員密切合作，前者通過大數據相關性分析法對消費者未來行為路徑提出多種可能預測，后者則對消費者心理進行深入挖掘，通過觀察、實驗、焦點小組訪談等定性定量研究方法，判斷出導致個體行為差異的不同原因，進一步完善大數據的分析缺陷，從而提高對消費者未來行為預測的精準性。
2.計算廣告學的崛起和發展大數據與市場調查的整合不僅將在實踐中發揮巨大威力，更將締造新的理論體系與交叉學科。2009年2月，以哈佛大學大衛•拉澤爾（DavidLazer）為首的15位美國知名大學教授就聯名在美國提出“計算社會科學”（computationalsocialscience）新領域。同社會學一樣，出現了“計算廣告學”領域，該領域研究的發展，將傳統無法定向投放、無法度量的廣告變得可度量效果⑤。隨著能夠收集和分析大規模的人類行為數據并從中發現個人和群體行為的模式，能夠構建出更好的大數據分析產品，幫助實現市場調查的精準效果。大數據能夠描繪出每一類潛在用戶的畫像與其行為路徑；而市場調查則會充分利用這數據，深入地找出影響每一類用戶路徑的關鍵原因，從而“對癥下藥”，將其轉化為真正的消費者。事實上從行業角度來看，如今隨著大數據的發展，企業對市場調查的需求同時也呈現出一個平行的上升趨勢——企業需要借助市場調查通過對“小數據”的分析來解答由“大數據”發現的疑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