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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文化與法治范文1
關鍵詞：高職教育；傳統文化；活力
中圖分類號：G71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723X（2013）03-0154-03
高等教育肩負著面向生產、建設、服務和管理第一線，培養高素質技能型人才的使命。傳承優秀文化，推進社會文明，是高職教育的重要內容和特殊使命。
一、高職教育和傳統文化的關系
教育與傳統文化有著天然的密切聯系，傳統文化常常是依托于教育平臺得以傳承，教育常常也是傳統文化的基因。中國傳統文化歷史悠久、內涵深刻，是我們中華民族發展的根本，也是一種最基本的道德準則。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各種思想文化的總和，是中華民族集體智慧的結晶?！?a href="http://www.www-68455.com/haowen/188723.html" target="_blank">文化與教育》是錢穆先生關于中國文化與教育諸問題的專論和演講詞匯集而成。先生以其對中國文化精深閎大之體悟，對中國精神健旺蓬勃之感觸，揭中西傳統與路線之差異，指明中國文化現代轉向之途徑，并以教育實施之弊端及其改革為特別關心所在，尋求民族健康發育之正途，讓人看到了傳統文化的教化功能。時下，按照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關于文化改革發展的決定，以增強我國文化軟實力為目標，更讓人從傳統文化中看到了教化育人功能的時代精神和現實意義。
中國的傳統文化里面包含了各式各樣的文化內涵的修養，道德素質的修養。這其中最特別的是儒家文化以其積極入世的態度、兼收并蓄的開放精神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人文關懷，儒家人文思想的要旨是教人如何做人。儒家主張誠信不僅是立人之本，而且是立國之本，是治國的重要政治原則。市場經濟既是法制經濟又是信用經濟，要求人們學會市場經營，學會抓住機遇，更需要學會講究道德、恪守誠信、公平競爭，用儒家“民無信不立”的誠信觀教育學生，有助于其樹立誠信意識，規范自己的行為。[1]（P11）
新世紀的大學生是對我國優秀傳統文化起關鍵性作用的傳承者、發展者和創新者，高職院校在對他們進行素質教育時，必須注重弘揚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確立愛國主義思想，培養民族正氣和氣節，做人處事以誠信為本。
二、傳統文化在高職教育中存
在的問題及原因分析筆者主要通過對我校高職學生隨機調查和訪問發現，當前高職院校重實操技能、輕人文素質的現象比較普遍，高職學生對傳統文化的認知和理解令人堪憂，傳統文化教育的滲透已刻不容緩。首先是認知貧乏。調查發現，高職學生對傳統文化了解不多，基本停留在高中階段語文課的所學內容。其次是熱情不高。高職學生購書欲望本來不強，而其意向重點又集中在科普讀物、考試輔導書籍、雜志期刊等方面，對傳統文化的興趣不高或基本沒有興趣。再就是道德缺失。高職學生的傳統道德缺失主要表現在：責任感缺失：過分看重個人利益，在維護單位聲譽、承擔分外工作方面的責任感明顯不足等現象。
（一） 原因之一：教育導向影響
基于高職教育的人才培養目標，高職院校基本沒有擺脫重專業、輕素質，重技能、輕人文的做法，過分重視專業技能和職業能力的培養，忽視學生的傳統文化教育。特別是在突出工學結合、加大頂崗實習的情況下，學生在校學習的時間相對減少，課程設置更加緊張，傳統文化課程開設少、效果差。再加之傳統文化教育類課程的考試方式大多采用寫體會、寫心得等形式，學生大多無情無感，無病，拷貝抄襲現象大量存在，失去了傳統文化教育的意義。同時，教育導向造素養較高的師資隊伍缺乏，高學歷、高技能的教師較多，高素質、高文化的教師相對不足，影響了傳統文化教育的開展；課程設置不盡完善，過分看重技能培養，忽視文理融合；用人單位對計算機、英語等技能證書認可度較高，處于就業考慮，學生在學習專業技能之外，還把課余時間用在了計算機、英語學習上，無暇學習傳統文化知識。[2]
（二）原因之二：社會環境影響
“五四”以來，如何正確認識和充分理解中國傳統文化，始終是爭論不一的一個重要社會命題?！啊逼陂g，對傳統文化基本持全盤否定的觀點，導致了整個社會對傳統文化繼承傳揚的斷層，致使一代人對傳統文化認識不清、理解不明，一味排斥和否定，傳統文化的傳播和弘揚失去了其社會基礎。特別是在極“左”思想控制下，大批文獻著作遭到破壞和遺失，一批傳統文化學者遭到了排擠和冷落。一代人的空白造成對下一代的教育放棄。[3]改革開放以來，社會建設對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大增，造成對純粹傳統文化知識的忽視和淡漠。在促進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今天，歷史遺留和思想慣性的影響依然存在。
（三） 原因之三：多元文化影響
經濟全球化帶來了多元文化的碰撞融合和文化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影響著高職學生的生活方式、行為規則和價值取向。學習功利化更強，認為學習只是為了生存、就業，只看重眼下，不著眼長遠，過分注重技能，忽視素質培養；課余娛樂性更新，沉溺于網絡、戀愛、影視廳，沒有時間進行傳統文化的學習；崇洋心理更多，高職學生中洋風洋氣十分盛行，圣誕節、情人節、愚人節等西方節日，他們過得津津有味，而傳統的春節、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他們卻感覺沒有意思，比薩、漢堡、壽司，他們吃得有滋有味，對傳統的菜品，他們卻沒有胃口。多元文化的沖擊，影響了高職學生的學習興趣，對開展傳統文化教育帶來了不利影響。
（四）原因之四：信息高速影響
信息時代帶來了網絡，認為什么都可以在網絡上找到，不用讀書，產生了新的讀書無用論，也帶來了困惑，大眾傳媒時代的到來，各種電視片、專題片、科教節目相繼推出傳統文化教育節目，很多高職學生只想通過這些節目了解傳統文化大意，而不愿深讀原著，認為傳統文化博大精深，不像理工科的具體公式、精確測量那樣直觀具體，也不像小說、話劇等文藝作品那樣易讀活潑，大多興趣一時、不能持久，只知皮毛、不領深意，造成了對傳統文化的“敬而生畏、望而卻步”。
三、用傳統文化激發高職教育活力的途徑
高職教育的改革和發展的重心是吸引性，要注重能夠吸引學生、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循序漸進，易懂易學；增強靈活性，根據學生需要和學習目標，進行時間、內容等方面的調整，滿足學生需求；增強有效性，學生學有所得、學有所用、學有所長，禁得起檢驗和評價。[4]（P9）
（一）從認識上下功夫
從高職院校領導層面來說，需要科學認識和全面把握傳統文化教育的現狀，以及開展傳統文化教育的重要意義，研究方法途徑，出臺制度文件，加強組織領導。對教師來說，需要積極應對學生傳統文化缺失的現狀，努力提高自身傳統文化素養，增強課堂教學滲透，開設通識課或文化講座，提高開展傳統文化教育的主動意識。對學生來說，需要喚醒道德成長的內在自覺性，提高學習傳統文化的熱情。
（二）從觀念上下功夫
中國傳統文化本身是一種客觀存在，有其兩面性。由于受特定歷史條件的影響，傳統文化中存在家長專制、君權神授、等級觀念、唯古是法等與現代社會思想觀念背離和不符的因素。因此，在開展傳統文化教育中，要堅持辯證的文化觀，采取批判繼承的精神，更好地汲取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摒棄無用的、消極的成分，警惕和避免傳統文化對學生的消極影響。
（三）從素質上下功夫
中國傳統文化內涵豐富，既包括愛國情感、民族精神、倫理觀念、包容意識、責任態度、道德標準，還包含仁愛、誠信、感恩、敬業、中和、共處等傳統美德。[5]豐富的民族文化結晶，是高職院校培養高素質人才的生動教材，它在培養學生“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厚德載物，和而不同”的包容意識，仁愛、誠信的民族品質，“中和”為美、和諧統一的價值取向，“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態度，“正己”、“修身”的道德標準，在促進學生成長成才、健全人格、砥礪品格方面，都有著積極而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開展傳統文化教育，要著眼于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立足于促進學生的可持續發展。
（四）從創新上下功夫
要建設一支傳統文化功底深厚的教師隊伍。 教師承擔著教書育人的雙重重任，是開展傳統文化教育的主力軍。要開設一些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通識課。優化課程設置是高職院校開展傳統文化教育的重中之重。[6]（P6）可以分年級、分階段開設一些傳統文化概論、哲學精神、名篇名著導讀、歷史精神、風土人情、民族風貌、民間習俗、詩詞鑒賞等方面的通識課。與此同時，將中國傳統文化通識課與思政課、計算機文化基礎、大學英語等必修課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要做到課內和課外兩個課堂的有機結合。課堂教學是開展傳統文化教育的主陣地、主渠道。因此，要充分重視課堂教學的作用，努力做到學生學習傳統文化與教師引導學生學習傳統文化的有機結合，教師講授傳統文化與學生課外主動學習傳統文化的有機結合，學習傳統文化與學習專業技能的有機結合。要優化校園文化環境。校園文化是高職院校的靈魂，對大學生陶冶情操、塑造品格起著潤物細無聲的作用。高職院校要圍繞全面推進素質教育，著眼職業化人才培養，把優秀傳統文化融入校園文化建設中，突出培養學生的職業能力、精神品質和道德意識，努力營造富有高職特色的校園文化氛圍，進一步發揮環境育人的功能和作用，提升學生“軟實力”。要依托傳統節日這個載體。重視傳統文化節日的教育意義，利用春節、元宵節、清明節、端午節等重要傳統節日以及歷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紀念日[7]（P9），通過主題班會、黨團日活動、傳統民族文化展演等形式，廣泛開展形式多樣、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教育活動。
高職院校發展只有上升到文化層面的發展，才是真正的可持續的發展，有特色、有活力的發展。季羨林先生曾說：構建和諧社會最要緊的一條是什么，是人內心的和諧。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對大學生構建和諧的內心世界有著積極的借鑒意義。高職院校的發展只有堅持“以人為本，文化立校”，才是最高境界和追求。
[參考文獻][1]劉守華.文化學通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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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宗霖，司見南，岳冬青.中國傳統文化與高校素質教育[J].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6）.
傳統文化與法治范文2
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資源不僅包括中華民族主流文化的民族傳統體育，而且也包括非主流的少數民族體育活動。它是在特定的地域環境、條件、文化背景下隨著現代生活的發展而出現。它可以以一定物質實體為載體，也可以是一些純粹人類精神文化的東西，有形的載體和無形的精神文化內容相互依賴，相互滲透，具有明顯的時代性、民族性和藝術性。應該說在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資源內涵中，既有物質層面的傳統運動項目：運動器械、服飾、壁畫、出土文物等，也有精神層面的民俗文化、組織文化以及民族傳統體育活動中的價值觀念及規律。
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資源的特征
1、種類的多樣性和包容性
據《中華民族傳統體育志》統計，我國的民族傳統體育項目種類多達977種，其中，漢民族的項目有301種，其他55個民族的體育項目多達676種。它們的延續與發展，無不與不同民族的語言習俗、歲時節日、生活習慣、倫理道德、、行為準則、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等聯系在一起的。
2、分布的地域性
在我國960萬平方公里的版圖上，分布著56個民族。根據民族傳統地域性特征和全國少數民族地區分布，可分成五大板塊：東北板塊:主要包括朝鮮、滿、蒙古等民族。西南板塊：主要包括藏、彝、苗等民族。中南板塊：主要包括壯、瑤、土家等民族。…中東板塊：主要由漢族組成。由于民族分布的地域不同，氣候的變化不同，民俗民風的差異性，各民族便形成了各自獨具特色的傳統體育項目。
3、民俗性和娛樂性
在民族傳統文化中，對民族最具凝聚力的要算民俗文化。它不僅將朝夕相處的民族成員凝聚在一起，而且還能將分散于各地，甚至五大洲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人們也團結在一起。風俗習慣既受到民族因素的影響，也受到地域因素的制約，地域經濟、政治、宗教、語言的長期影響，互相依賴，鑄成多姿多色共存共榮的民俗特征。如端午、中秋、春節仍然是百姓重視、影響最大的傳統節日；舞龍、高蹺、獅子等娛樂體育活動成為超越時代存在的一種符號和民族傳統。
4、資源的整合性
體育資源具有文化的多樣性、廣泛性、地域性、多功能性等，它又內含觀賞性、健身性、文化娛樂性、民俗性等內容，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體育文化的內容、范圍、形式、規模不斷發展，通過資源的整合，其質也將不斷發生變化。因此，它的整合和利用能顯示傳統文化的本質屬性特征，彰顯傳統體育文化價值，能產生積極的社會效應和經濟效益。
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資源的價值歸位
1、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資源的價值整合
我國民族傳統體育之所以經久不衰，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是因為通過對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資源價值整合，讓其擁有適合自己的生存環境，從而呈現出中華民族體育自身的文化傳承價值。2008年奧運會是我們向世界展示五千年華夏文明，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與融合的最好機會。為此，我們應該對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有一個歷史的、實事求是的認識和評價，挖掘中華體育文化的真精神，反省我們自身文化所存在的缺陷，把優秀文化呈獻給人類社會。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隨著奧林匹克全球化的持續，不同的文化越來越多地交匯在一起，由于人類文明是由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地域中分別發展起來的，因而必然會表現出不同的特征、風格和樣式。因此，民族傳統體育也需要不斷地整合與推廣，讓全社會廣泛認知，讓中國傳統文化去豐富奧林匹克文化，為奧林匹克運動可持續發展做出貢獻。
2、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資源的價值遞進
中國傳統體育的價值是通過“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三個命題闡發的，中國禮樂文化主張萬物和諧，陰陽協調，以中和、和諧、協調為美的最高境界。中國古代有禮、樂、射、御、書、數 “六藝”，它強調的不是技藝的競賽，而是通過技藝的修養來完善人格，達到內心和諧，促進心靈與體格之間的和諧互動。這與奧林匹克精神旨在推動體育與人的心靈和諧發展的理想有著巨大的契合，對于當今奧林匹克比賽過度強調比賽成績，忽視心靈提升的現象有著重要的啟發意義。2008年北京奧運會我們提出“人文奧運”的宗旨，就無形地顯示出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資源價值遞進所在。
3、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資源的價值回歸
傳統體育文化的生存發展是一個動態平衡過程，它需要與時代變化的韻律合拍，只有不斷調整自己的價值取向，才能適應社會的發展要求。因為其一，傳統體育文化資源的開發，與傳播民族傳統文化，開展各民族傳統體育活動，增強各民族人民的團結進步，促進民族經濟發展等有著直接而密不可分的關系。其二，傳統體育文化資源是剖析體育起源和發展各階段諸形態的活化石，是挖掘和創造新的體育項目和形式的源泉，是一筆無形的文化遺產；其三，傳統體育文化資源是中華民族在特定的政治、經濟、地理、文化等生活條件下所形成的一種民族文化，具有獨特的價值與特征，是一筆優秀的民族文化遺產?？梢姡陂_發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資源上注重其價值回歸是十分重要的。
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資源的開發策略
1、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資源開發應注重優先性
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資源開發，首先要重視中華文化源流中合理的內核挖掘，重新定位和認識中華傳統體育文化的現代涵義。其次，必須對中國傳統體育文化資源進行現代詮釋，使我們在理論探討和行動實踐上更為清晰和明確方向。為此，應充分發掘和利用民族傳統體育具有的民族文化特征，優先建立、健全傳統體育文化資源的轉化機制，因地制宜地開發和利用各種資源，要將體育文化資源的調查、發掘、保護同民族文化的弘揚與發展結合起來。
2、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資源開發應注重層次性
我國民族地區地域遼闊，歷史悠久，各民族風俗各異，民俗風情資源相當豐富。各個民族都具有自身獨特的文化特點，其鮮明的民俗民風是維系民族發展的內核。在開發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資源上，應注重開發的層次性。第一層次通常是在長期的社會發展和文化發展中形成的獨具特色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風俗習慣等方面內容，它是無形的。第二層次是文化生產的層次，主要指民族傳統體育項目與體育產品。我國的民族傳統體育資源豐富，形式多樣，由于各民族長期的生活條件不同，形成了區域文化特征，依照項目的內容、功能、形態，過濾篩選確定傳統體育文化資源的開發價值，不斷將成熟的民族體育項目推廣，有利于實現傳統體育文化的現代轉換。第三層次是文化品的層次，主要指人們生活中體現民俗風情的一些活動。由于受民族因素、地域、經濟、政治、宗教、語言的長期影響，互相依賴，傳統體育文化鑄成了多姿多彩共存共榮的地域民俗特征。
3、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資源開發應注重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相統一
自20世紀中期開始，文化和經濟一體化的世界潮流開創了文化經濟和文化產業蓬勃發展的新時代。比如歐美國家的體育旅游已經形成了巨大的市場，瑞士僅滑雪旅游一項，每年接待外國游客1500萬人次，創匯70億美元。據世界旅游組織預測：2020年中國將成為世界第4大旅游客源輸出國，第1大旅游目的國，將有1.57億國際旅游者到中國旅游，又有2.5億以上的中國人到各地旅游。可見，在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資源開發上，注重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相統一是十分重要的。
因為，當今的體育，已經不是一種孤立的體育文化現象，它已融入到了整個經濟社會發展之中。因此，我們要站在培育國民經濟新的增長點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高度上，制定對民族體育文化產業的財政投入，優惠政策。使我們的體育產業不僅要把資源開發的范圍擴大，而且要改變資源的配置方式，加強對民族傳統體育的宣傳力度，轉變觀念，把優質的民族傳統體育項目推向市場，提高自我造血的功能和產業化水平。在此基礎上，利用民族傳統體育本身具有的健身、娛樂、教育、競技性，為全民健身提供服務。
4、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資源的開發應注重可續發展
傳統文化與法治范文3
關鍵詞:民族傳統體育;體育文化資源;價值;開發
1 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資源的內涵
每個民族的文化都是適應本民族的特點而形成發展的，都具有獨立的民族性格和社會意識，在其一代又一代自我復制的歷史淵源中，不斷承接外來影響而有所變異，逐步形成并充實本民族的文化積淀。民族文化包括物質文化、制度文化、思想文化三個層次，是一個民族幾千年知識的積累和經驗的總結，是這個民族財富的歷史積淀，具有豐富的內涵。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傳統倫理道德所體現的與自然、與人和社會和諧共處的思想以及重人格的觀念，形成了中國人獨特的體育價值觀。
“文化資源”是從文化的功能上說的，意味著它是一種可支配的資源，可以對擁有它的主體產生影響并制約其活動方式及活動的廣度，這是它作為一種資源的重要方面。考慮到文化的內涵，可以將“文化資源”分為三個層次:一、社會心理和精神氣質的層次，即觀念層次，主要體現為哲學、宗教和道德的層面;二、文化生產的層次，體現為各類文化活動，大致包括文化藝術和自然科學技術的生產兩大類;三、文化品的層次，包括各種器物和成品，文化品是可以直接供各主體消費的對象[2]。上述文化的三個層次的界限是相對的，它們之間也互相依賴，緊密聯系。傳統體育文化資源既包括作為中華民族主流文化的民族傳統體育，也應涵括非主流的漢民族以及少數民族體育活動[3]。它是在特定的地域環境、地域條件、地域文化背景下隨著現代生活的發展而出現的。它可以以一定物質實體為載體，也可以是一些純粹人類精神文化的東西，有形的載體和無形的精神文化內容相互依賴，相互滲透，具有明顯的時代性、民族性和藝術性[4]。為此，在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資源內涵中，既有物質層面的傳統運動項目，運動器械、設備、服飾、壁畫、出土文物等，也有精神層面的民俗文化、組織文化以及民族傳統體育活動中的價值觀念及規律。
2 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資源的特征
2.1 種類的多樣性和包容性
中國民族體育文化以“仁”為核心思想，蘊涵豐富的東方哲學、宗教、道德、醫學、習俗、藝術等社會文化因素，它以保健性、表演性為基本模式，以崇高人的內在氣質、品格、精神修養為價值取向[5]，它凝結著中華民族的傳統精神，作為一種文化類型，它擁有自身的內核和特征，擁有它的合理性和價值。我國民族體育產生于民間，流傳于民間，據《中華民族傳統體育志》統計，我國的民族傳統體育項目種類多達977種，其中，漢民族的項目有301種，其他55個民族的體育項目多達676種。它們的延續與發展，無不與不同民族的語言習俗、歲時節日、生活習慣、倫理道德、宗教信仰、行為準則、價值觀念、思維方式、思想意識、心態感情等聯系在一起。
2.2 內容的民俗性
民俗是文化的主要組成部分，它又是處于中下層地位的人民大眾所創造的文化，畢業論文是各民族文化的基礎和主體之一[7]。在民族傳統文化中，對民族最具凝聚力的要算民俗文化。它不僅將朝夕相處的民族成員凝聚在一起，而且還能將分散于各地，甚至五大洲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人們也團結在一起。風俗習慣既受到民族因素的影響，也受到地域因素的制約，地域經濟、政治、宗教、語言的長期影響，互相依賴，鑄成多姿多色共存共榮的民俗特征。據中國社會調查事務所于2000年1月19日公布調查結果顯示，端午、中秋、春節仍然是百姓重視、影響最大的傳統節日。舞龍、高蹺、獅子、太平鼓等娛樂體育活動成為超越時代存在的一種符號和民族傳統。
2.3 文化的同質性
中國是一個以儒家文化為思想基礎的古老東方大國，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獨立發展、自成體系的文化系統，具有華夏文化同質性的特征。中國文化重人倫、重道德思想深深地影響到中國的傳統體育運動，人們習慣于和諧、寧靜及相對穩定的生活方式，而不熱衷于帶有冒險、沖突和對抗性的競爭活動，因此在傳統體育中競技運動并不居于主要地位，而以個人的修身養性為主，保健術在整個體育中占有較大比重，其典型項目是導引、氣功、武術、太極拳等。
3 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資源的價值歸位
3.1 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資源的價值整合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根，是一個民族的魂，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柱，而民族精神又深深地植根于民族文化之中。民族傳統體育之所以經久不衰，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是由于它具有不可忽視的當代價值，擁有適合其生存的環境，顯現出中華民族體育自身的文化傳承價值。
文化不僅是人類生存的精神家園，也是一種可供人類持續發展的資源。文化是有繼承性的，但是光有繼承而無創新，文化也就失去了活力。特別是處于全球化時代的中華民族，在政治上已經站立起來了，經濟上也將在世界上占有重要一席，但在文化上能否立起來，關鍵在于文化上的創新。黨的十六大強調“必須把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作為文化建設極為重要的任務，納入國民教育全過程，納入精神文明建設全過程，使全國人民始終保持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
當今世界文化的發展需要文化的多元化，需要保護不同的文化群落和文化生態，因為只有不同文化的互識、互補、互證，碩士論文 才能促進人類文化的發展[8]。民族文化的差異構成了世界文化的豐富多彩及其多元化的特點。國際奧委會2000年委員會提交的改革方案指出:“未來的奧林匹克運動必須是多元化的又是跨文化的?！睙o數歷史事實證明，一種文化形態的發展速度及發展水平取決于它與其他文化的碰撞、交流與融合，取決于它能利用的文化資源的豐富程度。文化資源越多樣，越豐富，其發展就越迅速，越健康。作為13億人口的大國，我們將承辦2008年奧運會，為此，我們要深入挖掘“人文奧運”的內涵，向世界展示五千年的華夏文明，促進東西方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彰顯中華民族崇尚和平、和諧，愿與世界各國人民共創美好未來的信心和能力。如果說文化是“人文奧運”的核心內涵的話，那么，中國五千年的傳統文化將是中國實現人文奧運的基石。中國民族傳統體育能夠延續至今，完全依賴于她自身的民族文化資質和功能價值。她的歷史性、傳統性、民族性、健身娛樂性等，使她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9]。因此，中國傳統體育文化要立足于世界體育之林，首先要做到文化自覺。教授為“文化自覺”作的定義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有了這種文化自覺，方可在文化轉型期取得自主能力，方可得中國傳統文化積極參與多元化世界文化之構建。與此相應的是傳統體育文化也要自覺地實現現代轉換，以拋棄民族傳統體育中不適合奧林匹克全球化的消極、落后的東西。針對“文化自覺”，首先對以“武術為代表的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有一個歷史的、實事求是的認識和評價，挖掘中華體育文化的真精神，反省我們自身文化所存在的缺陷，并把優秀文化呈獻給人類社會，賦予傳統體育一種理性和人文主義精神。其次，隨著奧林匹克全球化的持續，不同的文化越來越多地交匯在一起，人類文明是由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地域中分別發展起來的，因而必然會表現出不同的特征、風格和樣式。民族傳統體育也需要推廣和傳承，讓國際社會廣泛認知，用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去豐富奧林匹克文化，為奧林匹克運動可持續發展做出貢獻。
3.2 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資源的價值回歸
傳統體育文化的生存發展是一個動態平衡過程，它需要與時代變化的韻律合拍，只有不斷調整自己的價值取向，才能適應社會的發展要求:其一，傳統體育文化資源的開發，與傳播民族傳統文化，開展各民族傳統體育活動，增強各民族人民的團結進步，促進民族經濟發展等有著直接而密不可分的關系;其二，傳統體育文化資源是剖析體育起源和發展各階段諸形態的活化石[13]，是挖掘和創造新的體育項目和形式的源泉，是一筆特殊的無形文化遺產;其三，傳統體育文化資源是中華民族在特定的政治、經濟、地理、文化等生活條件下所形成的一種民族文化，具有獨特的價值與特征，具有非常豐富的內容，是一筆優秀的民族文化遺產。中國傳統文化不但主張和，而且提倡和而不同，強調統一之中的差異、和諧之中的多樣，在尋求一致的同時包容個別性，對于奧林匹克精神中西方文化對世界其他地區弱勢文化的強勢壓迫與侵犯，是一個很好的回應與補充。今天，奧林匹克文化更應強調不同文化的和諧交流與對話，尊重文化身份、文化個性、文化多元化，這在全球化時代有著重大意義。
4 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資源的開發策略
4.1 注重優先性
隨著我國現代化的高速進程和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迅猛發展，人們傳統的生活方式遇到前所未有的巨大沖擊，很多民族民間文化資源遇到或正在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醫學論文 近年來，西方發達國家推行的“單邊主義”，導致了不同文化地域思維方式和文化價值的沖突，奧林匹克全球化在削弱民族傳統體育的同時，奧林匹克的“共同體”現象日益加劇。特別在與奧林匹克文化的橫向交流與傳播中，東西方的不同社會形態和民族文化背景，造成了體育價值觀和體育倫理觀等方面的沖突。然而，在奧林匹克全球化的過程中，不同文化系統之間的彼此影響和相互滲透并不是自愿的，更不是等值的。為此，需要喚起人們對體育文化價值的重新認識，以自覺弘揚中華民族優良的體育文化傳統。
一個民族的文化，絕不僅僅具有一種符號象征的意義，而是民族存在的內在基礎，是維系民族生命的根本。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是一個有廣泛含義的范疇，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和行為實踐的創造物，其核心是民族的傳統文化和價值觀。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和多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和滲透，民族傳統體育的功能已經向多元化的方向發展，至今已具備了多重的社會功能和史實價值。奧林匹克全球化絕不意味著民族文化、特別是民族歸宿感的消除，因為沒有本土性就沒有全球性。首先要更加重視中華文化源流中合理的內核挖掘，重新定位和認識中華傳統體育文化的現代涵義。其次，必須對中國傳統體育文化資源進行現代詮釋，使我們在理論探討和行動實踐上更為清晰和明確方向。為此，應充分發掘和利用民族傳統體育具有的民族文化特征，優先建立、健全傳統體育文化資源的轉化機制，因地制宜地開發和利用各種資源，要將體育文化資源的調查、發掘、保護同民族文化的弘揚與發展結合起來。
轉貼于 4.2 注重層次性、適應性
我國民族地區地域遼闊，歷史悠久，各民族風俗各異，民俗風情資源相當豐富。各個民族都具有自身獨特的文化特點，其鮮明的民俗民風是維系民族發展的內核。當今的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已經不是孤立的體育文化現象，它已融入整個經濟社會的發展之中，創造性、開拓性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生命力。
第一層次，通常是在長期的社會發展和文化發展中形成的獨具特色的認知(包括知識、道德和宗教)傳統、思維方式、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和精神面貌等等，它是無形的。因此這種資源是無形的。2003年少林寺啟動了少林功夫申報“人類口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這在我國文化界、宗教界以及武術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第二層次，即文化生產的層次，主要指民族傳統體育項目與體育產品。我國的民族傳統體育資源豐富，形式多樣，依照項目的內容、功能、形態，過濾篩選確定傳統體育文化資源的開發價值，不斷將成熟的民族體育項目推廣，以實現傳統體育文化的現代轉換。“健身氣功·五禽戲”是國家體育總局健身氣功管理中心適應新時期的發展，委托上海體育學院嚴格按照科研課題方式編創的健身新功法，產生了較好的社會效果和影響。第三層次，即文化品的層次，主要指人們的生活中體現民俗風情的一些活動。由于受民族因素、地域、經濟、政治、宗教、語言的長期影響，互相依賴，傳統體育文化鑄成了多姿多彩共存共榮的地域民俗特征。1995年國家旅游局舉辦了“中國民俗風情游”大型活動，依托已有的風格獨特的民俗節慶，為傳承中華文明取得了較大的影響。當前，許多地區非常重視民族傳統節日，以體現民族特色的傳統體育競賽和娛樂表演活動作為傳統節日的重要內容，成為民族地區全民健身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手段。因此，要制定適宜的文化政策刺激、激勵、促進、創造民族地區新文化價值的擴展，喚醒人們對新文化價值的需求。為使資源的篩選機制更好地發揮作用，在選擇資源的過程中必須反映當地的文化特點，以突出民族化和地方傳統格調，進一步反映社會的發展需要和進步方向，形成區域內的優勢。政府和社會應該利用這些民族傳統文化來培養民族感情，重拾文化自信以及民族認同感，實現文化上自然的傳承。例如，湖北屈原國際龍舟節，以端午節、屈原、龍舟為主題找準了民俗文化最為活躍的資源，為民族傳統體育項目———龍舟的傳承與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撐。
4.3 注重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相統一
自20世紀中期開始，文化和經濟一體化的世界潮流開創了文化經濟和文化產業蓬勃發展的新時代?；咎m是中國歷史上的巾幗英雄，而迪斯尼公司則用這個素材拍攝了動畫大片《花木蘭》，并融匯了大量的中國古典文化資料，又將這張“中國牌”打向世界市場，僅在上海的票房就達230多萬元。在歐美，體育旅游已經形成了巨大的市場，瑞士僅滑雪旅游一項，每年接待外國游客1 500萬人次，創匯70億美元[14]。擁有豐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云南省，2002年旅游收入為200億人民幣，而到2004年旅游收入攀升到360億元。據世界旅游組織預測，2020年中國將成為世界第4大旅游客源輸出國，第1大旅游目的國，將有1.57億國際旅游者到中國旅游，又有2.5億以上的中國人到各地旅游。預料到2006年全球旅游消費將支出4.1萬億美元，占居民個人總消費支出的12%[15]。
當今的體育，已經不是一種孤立的體育文化現象，它已融入到了整個經濟社會發展之中。職稱論文 因此，要站在培育國民經濟新的增長點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高度上，制定對民族體育文化產業的財政投入，優惠政策，在中國加入WTO的背景下，體育產業不僅要把資源開發的范圍擴大，而且要改變資源的配置方式，加強對民族傳統體育的宣傳力度。轉變觀念，把優質的民族傳統體育項目推向市場，提高自我造血的功能和產業化水平。在此基礎上，利用民族傳統體育本身具有的健身、娛樂、教育、競技性，為全民健身提供服務。
4.4 注重發展
民族傳統體育不僅承載著我們民族的傳統文化和倫理價值觀念，而且構成了現時代體育文化建設的空間。隨著中國發展步入小康階段，社會消費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假日經濟、休閑經濟、觀光旅游、健身娛樂業應運而生，迅速成長，給民族傳統體育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契機。“可持續發展”是1987年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發表《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首先詮釋的觀念，在可持續發展的觀念中，經濟發展并不是終極目的，社會的進步、人的全面發展才是我們追求的目標。在當代世界，面臨由工業文明帶來的全球性危機，每一種文化都有義務從自身的傳統出發，積極尋求克服危機的途徑。奧林匹克全球化絕不意味著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消解，沒有人文精神的調治，當下社會的發展只可能是畸形的，單向度的，平面化的。在一個人類生態受到巨大破壞的當今時代，自然和人的和諧的共存與發展，也成為奧林匹克緊迫的課題。對此，我們應深入發掘傳統理性，展開對人性、對體育的哲學上的判斷和思考，排除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努力適應一個技術先進的社會，而又不放棄千百年中形成的文化傳統，對人類共同的文化和精神財富做出自己獨立的思考和詮釋[16]。保護民族文化遺產，是黨和政府及全國人民的共同任務，加快立法，樹立對民族傳統文化資源保護的法制觀念，福建省于2005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了《福建省民族民間文化保護條例》，這對民族文化資源的保護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政府應樹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安全防范意識，應從社會發展、民族未來積極倡導、培育民族精神，發揚傳統文化中的優秀部分和精髓，珍視傳統，才能形成我們的文化向往力。
5 結束語
一種民族文化盡管有其自恰的、相對穩定的結構系統，但這一系統并不是先驗的、永恒不變的，它本身就是一個既不斷建構又不斷解構的過程[17]。我們應站在全人類文化的高度，從人性與人生的需要，以及社會發展的大趨勢和文化發展的內在規律來認識傳統體育文化資源的意義和價值，從各民族傳統文化中發掘出有利于實現“奧林匹克文化共同發展”的資源，中國傳統的一天人、合知行、兼內外的和諧自然觀，將對奧林匹克競技文化作出生動的補充，與自然和諧，與人類自身和諧相處，成為社會走向現代和諧的思維基點，傳統體育文化資源的開發應體現社會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的共同進步，體現人性的回歸和社會化進程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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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文化與法治范文4
（一）在世界舞臺上，亞洲是以統一體的形態出現的，從歷史發展、文化傳統與地理環境看，亞洲人生活在統一的亞洲社會環境之中。
當亞洲社會開始發展道路時，人們無法擺脫統一的共同體所帶來的思維方式與方法。特別是，西方社會個體性與亞洲社會整體性價值之間沖突，使人們往往在價值與事實之間徘徊。
亞洲法治是亞洲人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尋找并創造性地發展的社會規范體系，是亞洲社會形成與發展的必然結果，憲法的出現及其在亞洲社會中的發展是亞洲文明的重要標志。正是亞洲法治的歷史和社會功能以及亞洲法治的獨特的文化魅力，提供了亞洲社會從傳統社會走向現代社會的轉變的契機，進而發展成為令人矚目的、最具活力的經濟發展地區。
亞洲社會是以農業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基礎，以家族為本位，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法等級制度和思想體系占據統治地位，所以，經濟發展進程中的共同文化背景從客觀上形成了亞洲體系的相似性。
從亞洲憲法發展的歷史過程看中，傳統文化發揮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無論是在東亞、南亞還是西亞，文化的共同體意識客觀上形成了亞洲作為一個整體共同發展的法律基礎。有學者認為，包括儒學在內的東亞傳統文化是東亞文化發展上必不可少的層層階梯和環節，它的一切積極成果是推動社會走向現代化的歷史根據和動力。[3]東亞傳統文化是東亞人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積累下來的寶貴經驗的體現，反映了東亞人特定的生活方式。在東亞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沖突中，東亞民族以理智、客觀的態度比較了不同文化之間的價值，既吸收西方文化中符合本國國情的因素，又要保留能夠促進社會發展的傳統文化因素，因而合理地協調了東西法文化之間的價值。
由于亞洲憲法體系賴以生長的歷史與文化環境不同，亞洲憲法體系的形成過程因國而異。我們知道，亞洲近代法制的形成過程就是移植與借鑒西方法律制度的“引進”與“加工”的過程。移植西方文化是形成亞洲憲法體系的外部因素。當然，西方文化對東亞法形成的影響并不是通過直接的途徑，而是經歷了文化價值的比較與選擇的復雜的過程。比如，東亞國家屬于儒家文化圈，儒家思想文化對于東亞國家合理在法治發展模式與調整其方向產生了重要的文化影響。有的學者認為，分析儒家文化是揭開東亞法現代化奧秘的一把鑰匙。就其產生的道德與倫理基礎而言，東亞法是在國家與個人價值沒有合理分化，法的理念缺乏具體化的法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故東亞社會中的法還不能達到脫離倫理要求的完整的自由的規范體系。在西亞，伊斯蘭法文化直接影響了伊斯蘭國家憲法體系的統一性。1990年7月通過的《開羅伊斯蘭世界人權宣言》序言中規定“宣言的重要性在于指導成員國的全部生活”，“重申伊斯蘭烏瑪在文明和歷史中之作用，它是真主所創最佳社會共同體，賦予了人類以普遍與均衡之文明，構建了現世與來世之和諧……”。文化的統一性客觀上提供了憲法體系上的共同性。[4]
對亞洲憲法體系的比較研究必然涉及到其背后的共同的文化傳統與價值。亞洲社會整體上所表現的統一性與多樣性的社會結構，在憲法文化的層面上表現尤為突出。在亞洲社會，憲法不僅僅是一種規范的創制與運用，而且是一種蘊含于特定文化背景，表現人文關懷的文化現象。憲法首先是一種文化現象，這一命題是當代法學界普遍公認的觀點。
憲法文化是一個多樣化的概念，它反映著特定文化背景下人們對憲法價值的認識與情感，特別是反映一個民傳統文化中孕育的憲法的特定價值。在戰后西方國家法學中之所以興起研究法律文化的學術熱潮，其重要原因之一是這些學者們在東方法律制度的研究中發現，探討東方法律文化乃是尋求東方法律制度與基本精神的基本途徑。如果只停留于法律制度表面層次而忽視其文化價值的話難以得到有關亞洲的完整的知識體系，即“要真正理解東方國家的法律制度，必須同時研究東方的傳統法律文化，光有法律的比較是不夠的，還必須同時進行法律文化的比較?！盵5]
在西方，美國學者埃爾曼（H·W·Ehrmann）的《比較法律文化》一書可視為研究東方法律文化的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作者在其著作中認為，法律文化是一整套的價值觀念，它涉及法律的性質、法律在社會中的地位、法律制度的組織及應用，法律的制定、適用、完善及其講授，律師和法官的訓練方式和習慣，民眾對法律的想法，人們求助于法律的目的，階級結構與法律制度運用與否之間的關系。這一法律文化的概念所包含的內容是極其廣泛的，作者強調法律制度運用過程中的文化背景的意義，同時對中國、日本等東亞國家法律文化特征進行宏觀的論述。此后，在西法學者的論述中東方法律文化、東亞法文化在不同程度上發展為比較法律體系，形成與現代世界法文化具有內在聯系的文化。
從亞洲各國憲法文化發展的歷史看，亞洲憲法文化是一種復合型結構，其形成與存在的基本特點是文化沖突中形成融合，即在不同法文化的沖突中尋求自然和諧與融合。比如，作為共同體的東亞法文化通常包含著如下因素：中國傳統法文化、西方法文化、本國固有法文化以及融合中形成的新的法文化形態。在傳統東亞法文化的形成過程中，中國傳統文化所產生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它為法文化在東亞的初步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礎。當然，中國傳統法文化在的影響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時也不能代替東亞各國古老文化體系中曾經存在過的傳統因素。
當然，亞洲憲法體系的統一性是以亞洲憲法文化的特殊性為基本條件的，沒有特殊性價值所謂的文化統一性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義。亞洲的不同地區憲法文化在保持共同體價值的同時，各自保留著能夠體現其傳統的合理文化，呈現出憲法文化的多樣性。當東亞各國面臨西方法文化的沖擊時，各國所表現的文化心態與接受文化影響的具體內容是不盡相同的。有些國家所采取的態度相對而言是比較開放的，而有些國家則采取了消極和被動的態度。同樣的西方法文化影響，就其內容上也有一定的區別。比如，中國憲法文化主要是通過日本被動地接受了德國憲法文化的影響，日本戰前接受德國憲法文化的直接影響，而戰后又大力移植英美憲法文化；新加坡除受中國法影響外，還受英國憲法文化的影響，憲法文化體系中英國法的色彩比較濃厚。越南憲法文化則主要受法國憲法文化的影響，表現大陸法系的特點。因此，在分析亞洲立憲主義歷史與價值時，既需要統一性眼光，同時也要從不同的傳統與文化出發揭示各國憲法制度的具體運行過程。
（二）法治既表現為人類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理想，同時也是具體的實踐過程。
在古老的亞洲大地，實行立憲主義，建立民主的制度需要在不同文化的沖突中選擇憲法發展道路。以人治治理國家生活的傳統社會結構中不可能出現法治的價值體系，即法律統治并不一定帶來法治的良好狀態。因此，法治是通過良好法律而實施合理統治的一種治理國家生活的方式或者通過法律的合理運用實施社會控制的思想體系與制度。
由于缺乏實施的社會歷史條件，缺乏立憲主義文化傳統，傳統亞洲社會中自然不能產生實施的系統理論與制度。盡管在亞洲各國政治文化傳統或社會結構中包含著一定形式的立憲主義因素，但它畢竟是片段的，沒有形成為具有整體性理念的政治道德基礎。如在東亞社會，所謂法律體系雖在一定范圍內起到實現社會正義的作用，但在儒家政治文化體系下，從制度層面和理論層面上法律體系只作為規范體系發揮有限的作用，未能充分體現憲法應具有的社會正義價值。東亞社會中形成的法治觀念是東亞各國在實現法的近代化過程中通過各種不同途徑從西方引進的概念。比如，日本法學界一般認為，“法治”概念來自于西方近代。[6]這一點也是東亞國家法學者們的普遍看法。值得注意的是，傳統東亞社會中存在過的“法治”一詞與現代法治的內涵是不同的。有些東亞國家的學者在分析東亞法治與西方法治時也提出法治概念的歷史聯系性問題。如韓國古代的法治一詞最早出現在漢書地理志中，到了三國時代有關法治的學說也隨之產生。但古代法文化與司法中出現的法治只是刑罰的一種表述，以具備完備的法典為標志。中國古代法律文獻中出現的“法治”不等于西方近代的法治。法家主張的君主“垂法而治”、“以法治國”等等，都是強調君主要用法律來治國、治臣、治民、治別人，并不涉及君主本人守不守法的問題。[7]法家所提倡的法治與西方近代資產階級思想家論述的法治是不同的，不能以東亞國家古典文獻中曾出現過的“法治”一詞來說明古代法治與近代的歷史聯系?？梢哉f，傳統的東亞社會中只存在法的規范，而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完整意義上的近代法治理念與精神。東亞社會中的法治是法的近代化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即在廢除人治傳統的基礎上開始吸收西方法治思想，實現東亞法的近代化。
傳統亞洲社會沒有完整的法治歷史，這是由東亞社會本身的文化與歷史條件所決定。但是，不能以這一事實為基礎，簡單地得出亞洲傳統與法治價值完全是無緣的，經過法制的近代化過程，特別是亞洲各國移植吸收合理的法治原理后，有可能在文化之間的沖突中尋求既符合立憲主義普遍性價值，又符合亞洲合理的傳統文化的憲法體系。在立憲主義價值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相互關系中，亞洲人以其政治智慧，豐富了立憲主義實踐，建立了富有亞洲特色的立憲主義模式。
源于西方的法治理論可以被東亞社會結構所采納或借鑒，立憲主義在亞洲社會發展過程中也有可能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發展模式。不同類型的法治模式所體現的基本精神是相同的，即人權的尊重與保障，其最高價值是人的尊嚴和價值的實現，而人本身又生活在不同的文化和傳統之中，以不同的體驗理解與認識立憲主義的價值。因此，形成文化多樣性，尊重不同文化的價值成為立憲主義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有學者認為，“從現代制度變革的層面上說，亞洲國家的現代制度的生成過程是一個集民族獨立與民主建設于一體的過程，這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亞洲國家的立憲過程不可能如同西方那樣有一個自然長成的過程?！盵8]特定的社會背景、悠久的文化傳統、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使得亞洲立憲主義比其西方立憲主義具有多樣性與復雜性。
亞洲立憲主義模式是在西方立憲主義思想與理論的移植與借鑒中形成的，在具體制度的選擇上往往以西方為參照系。這是我們不能回避的事實。因為傳統的亞洲社會中雖然存在法律制度及其法文化，但沒有形成立憲主義的自然與社會條件。在傳統的亞洲社會結構下，國家高于社會，個人權利無條件地服從國家權力，由此形成人權價值缺乏保障的國家權力優先與至尊的社會結構。在亞洲憲法的近代化過程中，西方立憲主義所具有的魅力深深地影響了東亞的知識分子們，他們在痛苦的思索中感受到法治理想與制度的作用，以各種形式了解西方，試圖引進西方的立憲主義制度。亞洲各國的經濟發展與法律改革幾乎都經過了法律移植過程，不僅有同一種社會制度國家間的法律移植，也有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間的法律移植。
從比較憲法的角度看，亞洲是世界上法律移植最頻繁、數量最多，而且是移植形式多樣化的地區。自然遷移、強行移植、刻意仿效等移植形式存在于亞洲的不同國家實踐過程之中。有的學者認為，基本人權的理念和立憲主義思想，是在西洋社會里經長久的歷史的涵育，逐漸演進成長而來，一旦移植到東方世界來，因東西方傳統思想不同，社會要求有別，加上政治結構的迥異，就形成與原來理念與思想不同的發展。[9]在立憲主義原理的移植方面，亞洲國家的確創造了其他非西方國家值得借鑒的經驗。
亞洲立憲主義模式是傳統法律文化與現代立憲主義價值的有機統一，體現了法治在亞洲社會中的本土資源。立憲主義精神源于西方社會結構，但立憲主義中包含的某些因素又在亞洲傳統結構中曾以不完整的形式存在。當亞洲人引進西方立憲主義原理時，人們所面對的社會背景并不是完全陌生的，在法治原理的移植過程中，可以尋找其相互結合的傳統的因素。牟宗三先生認為，民主和人權保障在中國的建立是以儒家為主流的中國文化傳統的“內部的生命”的要求，這種政治上的“現代化”，有助于成就儒家的價值理想。[10]牟宗三先生同時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本身，已經包含著民主和人權的種子。在他的哲學體系中，中國文化傳統，特別是儒家思想，已經產生和發揚了“理性”的“內容”上的表現（又稱為理性的“運用”上的表現，即民主的精神和尊重人權的精神）。[11]總之，立憲主義的道路是在具體國家的不同背景下出現的，立憲主義一旦出現便與特定民族的文化傳統結合為一體，表現了其鮮明的民族特色。
亞洲立憲主義之所以在文化的沖突中尋求融合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亞洲法律文化具有的同化能力。立憲主義理論與制度的移植是一種動態的過程，它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法律文化是否具有同化能力是評價移植社會效果的重要標志之一。同化能力主要是指本國的法律文化對他國法律文化的吸收和消化。亞洲法律文化與西方法律文化之間既存在相互的沖突性，同時也有相互的適應性，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有助于人們在文化的選擇和競爭中強化法治的社會適應性。當然，同化能力并不能自發地發揮作用，它需要實施移植主體的能動作用。主體對移植對象的選擇和移植內容的分析、判斷是文化之間進行平等交流的基礎。從法人類學的角度看，不同民族法文化之間并不存在孰優孰劣之分，體現不同民族法律信念與情感的法律文化應當具有同等的價值，具體憲法制度發展與完善過程不應影響人們對法律文化價值認識的平等觀念。
亞洲立憲主義模式在人與制度的相互關系上遵循著獨特的原理。在亞洲社會，法的確立與運行過程中人的因素是不可忽視的因素，即法律制度呈現出人間化(person)的特色，實體的合理主義得到長時期的維持。形式的合理主義在亞洲社會中是不夠發達的觀念，其原因是受到了儒教、伊斯蘭教、佛教等宗教文化的深刻影響。這一點上東亞立憲主義顯然不同于充滿非人間性的西方立憲主義觀念。從主體上，法治實際上是眾人之治（民主之治），人治是一人（或凡人）之治（君主專制或貴族政治[12]）。亞洲社會法治從其主體上看，也是眾人之治，體現民主政治，體現現代法的精神。這一點上亞洲法治與國際社會公認的法治觀念之間并不存在法治思想原理上的沖突。當法制度的設計與運用者的意志同社會公眾的意志之間達到融合與協調時，法治可以保持自身的價值。特別是現代東亞社會中維持這種法治狀態是完全可能的。以亞洲文化的價值與傳統為基礎強調治者的道德水準，使人在法律制度框架內發揮作用是亞洲社會法治的重要特征之一。立憲主義作為治國的原則與價值體系，除其表現的普遍性原則外，其實踐過程是多樣化的，表現其特殊的運行形態。如從立憲主義實踐過程看，東亞社會中合作與團體意識的價值高于競爭本身的價值，法律秩序的最后形成往往依靠合作的價值得到實現，以個人主義為本位的競爭原理并不像西方社會那樣擁有廣泛的市場。亞洲社會的集體、合作與“和”的社會意識奠定了亞洲團體主義精神的基礎。
近年來出現的非西方法治理論的研究成果表明，法治的理性精神要建立在各個民族平等地位之上，文化價值的多樣化是法治賴以生存與生長的文化背景。現代法治理論與制度是西方社會法治與非西方社會法治實踐的升華與總結，并不以西方法治為其惟一的構成要素。在立憲主義發展上，特別是立憲主義發展模式的選擇上人們習慣于單純以西方的標準作為衡量法治的客觀尺度與參照系，往往忽視非西方法治的應有價值與理性精神。立憲主義思想與實踐最早源于西方社會發展進程中，這是公認的事實，但立憲主義模式＝西方立憲主義的命題是不能成立的，因為西方立憲主義是西方社會文化體系的產物，它并不代表多元化的世界法治實踐。正如達維德所指出的那樣，歐美法反映在歐洲的歷史文化環境中形成的思想方式與生活方式，表達在這個環境中形成的思想觀點，認可在這個環境中形成的制度。[13]
亞洲社會的豐富多彩的立憲主義實踐是推動亞洲立憲主義發展的內在動力，亞洲立憲主義的發展又在客觀上推動世界法治理論的發展。筆者認為，在法文化價值相對主義的影響下，非洲立憲主義模式、拉丁美洲立憲主義模式將會顯示其民族性的特色，在世界發展多樣化的背景下人們必將關注不同文化背景下生長的立憲主義價值的多樣性。
（三）亞洲立憲主義是以亞洲法文化為背景而生長的模式，反映了亞洲社會結構的基本特點與發展需求。
亞洲立憲主義產生與發展過程中始終困擾人們的難題是，如何超越立憲主義工具性價值，尋求具有正當性的立憲主義體制。
由于亞洲立憲主義生長的歷史背景的特殊性，人們對立憲主義理論與實踐的評價上，容易陷入工具主義的思維模式，往往把立憲主義理解為實現“富國強兵”的手段或工具性意義，忽略立憲主義所包含的價值性。特別是，在經濟現代化過程中，立憲主義價值體系的確立是十分重要的一種條件。作為現代化建設的后來者，廣大亞洲國家能否走西方社會走過的道路？亞洲國家應借鑒哪些經驗？適合亞洲現代化的立憲主義模式是什么？這些都是需要我們思考的問題。從工具性價值走向價值體系是亞洲立憲主義發展的基本目標。近年來，亞洲的經濟發展引起了世界各國的廣泛矚目。學者們對亞洲經濟發展過程與成果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分析與研究。在工具性價值的反思與批判中，人們逐步認識到：成功的經濟發展應當是經濟與立憲主義的一體化，立憲主義所倡導的人權保障與有效的權力控制是經濟發展獲得成功的重要基礎。
立憲主義是不斷變化的開放性、動態性結構。隨著社會的變遷，亞洲立憲主義所體現的價值也要及時地反映社會發展的需求。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亞洲人有必要重新審視立憲主義發展的歷史與現實，合理地確定立憲主義在亞洲社會發展中的地位與功能。亞洲憲法改革與發展所面臨的課題是多方面的，其中建立亞洲立憲主義共同發價值體系是值得我們關注的現實問題。長期以來，“西方中心主義”的思考方式與研究方法在不同程度上束縛了我們觀察世界的視野，對于亞洲歷史與現實中曾經出現過的、正在存在著的以及將來發生的許多憲法現象缺乏必要的分析與研究，亞洲立憲主義具有的多樣性與開放性沒有得到理論解釋。正如有學者所指出：我們“自然而然地把中國作為西歐的對照物，而不是并立體系來加以考察，總的以西方近代化過程作為既定指標衡量中國的問題，這就使我們難以看清一些屬于我們自身的問題，更難于把握歐洲、亞洲及中國各自的問題”。[14]
回到亞洲社會，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思考和分析未來亞洲立憲主義是亞洲學者共同的學術使命?；诹椫髁x價值的普遍性，有必要進一步推動亞洲區域法治發展的一體化，以區域合作的形式發揮立憲主義在亞洲社會發展進程中的作用。有些人認為，在法治發展領域，建立亞洲區域一體化的主要障礙是亞洲社會結構的多樣性與來自不同歷史觀的認識，社會結構的多樣性又影響法治發展過程的多樣性，難以在亞洲尋求共同的法治思想基礎與原理。但事實表明，要想在世界舞臺上樹立亞洲法治的整體形象、適應法治國際化的趨勢，必須形成一定形式的區域一體化，以共同性的法治原理調整東亞社會的現實生活與發展進程。實際上，法治的多樣性與統一性是并不矛盾的，多樣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補充統一性的作用。在以多樣性社會結構為特征的北美形成了北美自由貿易區、多樣化的歐洲社會正努力實現以歐盟憲法為共同治理的新模式。在文化與社會結構十分多樣化的非洲，以人權保障為核心內容的區域一體化已成為發展非洲法治的重要形式。
因此，我們需要認真研究建立亞洲法學交流合作機制問題，這不僅有利于東亞法治的發展，而且有利于世界法治發展。在亞洲社會，法學交流合作機制的建立涉及理論與制度層面、現實與歷史等方面的不同課題，法文化之間的沖突是不可避免的。特別是在公法領域，各國制度之間的差異是比較大的，如何在多元文化的價值體系中，尋求區域性法治發展模式是東亞法學者們需要考慮的現實課題。在保持亞洲立憲主義傳統文化的基礎上，使亞洲立憲主義實踐融入到世界立憲主義發展的整體過程之中，強化亞洲立憲主義實踐的國際性，推動亞洲社會的法治化進程。
（四）亞洲立憲主義是充滿爭議的學術命題，能否把亞洲地區中存在的立憲主義的不同形態概括為整體意義上的“亞洲立憲主義”？這一學術命題本身是需要認真研究的。
在多次國際或國內學術討論會上，作者聽到一些學者對是否存在“亞洲有立憲主義嗎”提出疑問，更有學者提出：所謂亞洲立憲主義政治哲學的命題實際上是為權威政治提供合法性基礎。對亞洲立憲主義學術命題的各種批評或疑問是可以理解的，很多爭論實際上是學術范疇之內的問題。作者認為，長期以來，亞洲地區憲法實踐的發展并沒有納入到整個學術視野之內，人們的學術評價往往是以“西方”為參照系的，我們生活在亞洲，卻對亞洲社會結構與憲法的存在形式缺乏必要的認識，甚至無法樹立亞洲人的主體意識。因此，在憲法世界中關注亞洲地區的憲法實踐，在世界憲法學體系中把亞洲憲法學納入整個憲法學知識體系是十分必要的，否則整個憲法世界和憲法學知識體系的完整性會受到影響。至于如何評價立憲主義在亞洲的實踐是一個學術問題，學者之間存在不同的見解是正常的。特別是，近年來隨著憲法文化的多樣性趨勢的發展，有關研究亞洲憲法的成果不斷出現，舉辦了一些與亞洲憲法有關的區域性或國際性會議。但從憲法學發展的總體水平與趨勢看，對亞洲憲法的研究仍然是比較薄弱的，缺乏必要的學術關注，與西方憲法相比較，相關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見。基于這種狀況，深入研究亞洲憲法以及立憲主義的理論對推動亞洲法治的發展，加強不同文化傳統之間的學術交流具有重要的意義。
作者認為，無論從外國憲法學知識體系的整體性，還是從亞洲各國相互交流與合作的需求看，研究亞洲立憲主義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價值：首先，有利于樹立亞洲人的主體意識，以文化相對主義角度反思立憲主義發展歷史，確定亞洲立憲主義的歷史方位；其次，非西方社會憲法制度與憲法理論的研究是比較憲法學的重要內容，其中亞洲憲法又是我們所研究的重點。立憲主義反映了各個民族的文化傳統，它所積累的治理國家的經驗與各種規則等因素對于發展中國家的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再次，亞洲立憲主義的研究會產生積極的實踐價值。我們知道，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必然伴隨與之相適應的立憲主義，對于中國來說，根據一定原則吸取西方發達國家立憲主義經驗固然重要，但從立憲主義產生與發展的文化與現實功能而言，來自于亞洲立憲主義的實踐具有更直接的參考價值。因為中國地處東亞，有著近水樓臺的先天優勢，應認真研究亞洲憲法發展的經驗與過程，借鑒其教訓與成功的經驗。第四，在國際化時代，對外政策與憲法的價值聯系越來越緊密，合理的外交政策直接受憲法價值的影響。與亞洲各國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建立和諧的亞洲是我國外交的重要內容。積極而主動的外交政策必須建立在對各國憲法制度加以系統研究的基礎上，在這種意義上，憲法學界重視研究亞洲憲法問題，對國家外交政策的合理制定具有重要的意義。
本書的基本結論是：西方立憲主義價值體系反映了西方的文化與經驗，雖對世界的發展產生過重要影響，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但在世界范圍內并不具有普識性價值，不同文化與不同文明可以在平等交流中選擇適合自己國家的發展道路。超級秘書網
（五）為了得出上述的結論，作者在本書中具體采取了比較研究、實證研究與憲法社會學研究等方法，并力求在亞洲社會結構的統一性中解釋其多樣性特點，并在價值與事實中探討亞洲立憲主義發展模式。
傳統文化與法治范文5
一、文化
作為人類創造的物質和精神產品和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產生并世代相傳的一種特定價值規范和行為模式，文化的基本屬性和特征表現為:
(一)非自然性。文化是打上人類創造印記的物質現象和精神現象。
(二)民族性。一個民族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信仰等是文化民族性的體現，它既是一個民族區別于其他民族的個性，也是這個民族具有的一種共性。
(三)共享性。不同文化依賴于貿易、旅游、移民甚至戰爭而相互影響滲透。改革開放以來，外域文化涌入并與我們的本土文化發生沖突和碰撞，其中某些內容經過本土文化的篩選、甄別后成為或正在成為我們文化的一部分。
(四)現實性。文化是歷史的，又是現實的。古今中外的任何人類群體都必定生活于一定的文化模式之中，受現實文化的制約、影響和熏陶。
二、法律與文化的聯系及相互作用
(一)法的精神根植于文化。薩維尼認為:法與一個民族的存在和性格緊密聯系，隨著民族的成長而成長，民族性的喪失而消亡。法不能離開文化母體，它經受著文化的洗禮和熏陶，而且不斷接受和適應文化的要求和選擇。同時，法律是民族文化重要的表現形式，法律、法的精神反映和詮釋著民族文化。
(二)法的運行依賴于文化。法總是在既定的文化框架中存在和運行，一個民族的文化是積以時日代代相傳而來，因此法律要尊重文化傳統。比如說調解和法律援助得以在我國有效推行，是因為它們在某個層面上與我國傳統文化相一致。
(三)法的變革受制于文化。當確立新的法律規則和制度或以新的規則制度取代原有的規則制度時，這種規則與制度必須尊重與考慮現有的社會文化環境和條件。從我國現行正式實施的婚姻法就可以看到我國文化中的諸多因素。如第四條:“夫妻應當互相忠實，互相尊重;家庭成員間應當尊老愛幼，互相幫助，維護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關系?！睏l文雖然簡短，但從文化表達了當下我國一種較為普遍的價值需求和道德情感，即夫妻雙方都應當對家庭忠貞誠信;對家庭成員的要求則秉承了我國一貫的文化傳統和家庭理念，即友愛和諧。此外，法的變革受制于文化還在于社會文化的改革會推動和迫使已經滯后的法做出反映和調整。比如在同性戀、安樂死等問題上，很多國家就經歷了一個先倫理后法律，先是公眾接受而后是法律接受的過程。
三、我國轉型時期的法律規范與社會文化的關系
中國法律傳統是一個多維的文化現象，對現代法制有借鑒作用。如中國傳統法制比較注重法律制度的道德評價，既強調法制的重要性，也重視執法者的素質修養、法律運作的社會效果和道德意義，形成社會調解與法制運行相結合的社會調控體系。但關鍵在于，法律傳統中這些合理因素如何融入現代法律制度。當今中國正處于社會大變革時代，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異域文化與本土傳統文化都處于碰撞乃至沖突之中。
真正適應和代表現代社會的價值觀念、道德標準、思維方式未充分形成，而當前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深刻變革過程又是從多方面進行的。如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鄉村社會向城鎮社會轉型，由人治社會向法治社會轉型等。在這些轉型中，由人治社會向法治社會轉型是轉型的核心。但社會轉型無論以什么形式出現，最終都要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法律雖不能直接干預人的思想，但法律的引導功能是強有力的。以法律形式肯定積極社會行為，反對消極社會行為，對違法行為予以制裁，引導社會價值判斷，有利于社會思想文化的積極發展。
我國傳統法律文化蘊含著豐富的“人本”、“人貴”、“民本”思想，但它卻沒有促成近現代法治的誕生。究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國傳統的人文精神是從政治、家族利益角度，關注人的情感意志，注重人的內在德行和群體精神，而不是世俗社會中人的地位尊嚴和權利。這種人文精神以人情倫理判斷行為的正當性。而法律規則寄生于現實政治，形成一種對政治權威的依附性，因此法的價值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局限。
傳統文化與法治范文6
關鍵詞 法治 鄉村社會 鄉賢文化
作者簡介：陳曦，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2012級本科生。
一、鄉村社會法治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迅速發展，隨之而來的是以國家政權為后盾的各種現代化制度建設，高速而強力的法制建設似乎讓依稀沉睡著的鄉村社會應接不暇，然而，它卻不得不接受這種強力的改變，試圖將全社會納入法治圖式之中的政府將鄉村社會視為推進依法治國進程的重地，開展了“送法下鄉”等一系列普法運動。這場運動的實質是在將西方法治觀念灌輸到傳統的鄉村社會之中，以期實現法治觀念在全社會的滲入。然而，由于中國鄉村社會的古老綿長和獨特的社會結構，以及民間文化習俗、傳統組織的強大生命力，以國家政權為主導的快速的法治化推進往往出現的結果是，鄉村社會的古老習俗將這些新的法治觀念重新進行了解讀，而使得政府的預期目標難以實現?！斗綀A》雜志與江蘇省江陰市檢察院于 2012 年啟動了“中國鄉村法治調查”活動。據《方圓》雜志“中國鄉村法治調查”抽樣問卷樣本制作的圖表顯示，鄉村社會的法治現狀似乎不那么樂觀。
（注：文中圖表數據來源于《方圓》雜志“中國鄉村法治調查”抽樣問卷樣本）
“在農民的心目中，法律是神圣的，但在意向和行為上，他們并非能毫無保留的支持?！?在此種情形下，鄉賢文化的倡導者們吸引了我的注意，促使我思考鄉賢文化與我們正在推行的鄉村法治化是否相背離，鄉賢文化能否對法治社會的構建起到作用。
二、鄉賢文化的內涵及其運行
那么，何謂鄉賢文化呢？鄉賢文化是我們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在中國悠久的歷史進程中，鄉紳或鄉賢之士都是鄉村風俗教化、社會公共事務的主導力量。早在唐朝，劉知九的《史通?雜述》中就有這樣的記載：“郡書赤矜其鄉賢，美其邦族?！逼诿髑澹髦菘h都建有鄉賢祠，以供奉歷代鄉賢人物。凡進入鄉賢祠的人既要有“惠政”，又要體現地方民眾的意志，這一種文化思想淵源長久。而在《孟子》《周禮》等古代著作中均有具體的鄉村組織與管理構想的記載。
“鄉賢”，是本鄉本土有德行、才能和聲望而深被本地民眾所尊重的賢達，是對去世者予以表彰的榮譽稱號。按照傳統，“鄉賢”的標準是“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也就是做人、做事、做學問?！班l賢文化”就是這個鄉土地域歷代有名的賢士積淀下來的榜樣文化，是在這個地域形成的有激勵、教化作用的思想文化形態?！巴ǔＪ强h級基層地區，研究本地歷代名流時賢的德行貢獻，用以弘文勵教、建構和諧社會的文化理念與教化策略?！?/p>
然而，從古老的封建時代延續至今，鄉賢文化多多少少帶了一絲“人治”亦或是“德治”的色彩。在鄉賢文化之中，活躍在鄉村社會的鄉賢充當的角色實際上是政府與民眾之間的中介，他們向民眾傳達來自上面的政策、機制，調和民眾與政府及民眾之間的矛盾，同時，他們也以自己的行為為廣大鄉民樹立榜樣。而他們的行為其實就是在封建禮俗約束下的帶有規范性的行為，民眾出于對鄉賢的尊重和愛戴而紛紛效仿其行為，從而達到了以傳統道德、禮俗來治理社會的目的。由于鄉賢的作用，也使得封建社會的國家政權延伸到了鄉土社會。
三、法治現狀之原因剖析
那么，這樣一種源于鄉土社會的禮俗文化，在講究法理的現代社會，在兩種文化的碰撞中如何從現代公共治理和傳統人文精神中找到結合點？在現代化社會中能否為鄉村社會的法治化提供一些有意義的借鑒呢？這還要分析當下鄉村社會法治進程緩慢的原因。
首先，中國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筆下鄉土社會的基本特征是人們終老己鄉、不輕易流動，同時重視倫理和血緣，以血緣結成關系，以倫理維持秩序。無訟、無為政治、長老統治。這樣的熟人社會即使經歷著農村精英向城市流動，城鄉背離式發展的打擊，也依然沒有褪去它以倫理維持秩序的古老面貌。在這種情形下，農民對法律的認同缺失，加上根深蒂固的權利虛無意識，使得法治難以推進。其次，政府對法治體制的主觀設計和急促推進與鄉村社會客觀需要之間的脫節， 決定了法律和鄉村社會的緊張和背離。最后，“薄弱和落后的經濟基礎使農村法治進程面臨著先天不足和后天發展的障礙。” 因此，在鄉土社會的生產方式和相應的社會組織結構尚未發生根本性變化之前，廣大農民很容易將國家權力的行使者――法治推行者視為外來力量。說到底也就是，法律并沒有被信仰，反而是被忽視、被厭惡。而名義上至高無上的國家權力在延伸到鄉村社會時，是有限度的。
四、結論――鄉賢文化如何與法治相契合
那么，鄉賢文化的倡導和弘揚與現今鄉村法治化的推進有無矛盾呢？這樣一種以人為主導而不是以制度的運轉為主導的存在與依法治國的大背景是否契合？如何調和兩者之間的關系并從鄉賢文化中追尋到共同點呢？
“任何一項事業背后，必須存在著一種無形的精神力量。”這是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中的斷言。從鄉賢文化出發，鄉賢文化所給予的精神力量其實就是鄉賢作為榜樣的力量。在古代，鄉賢是鄉村社會里的榜樣，他們的一言一行都引導和教化著民眾，使他們的行為符合封建禮俗和道德的要求。而在當下的法治社會，我們要在鄉村社會推進法治，且要讓鄉賢文化發揮作用的話，我們所弘揚的鄉賢文化就必須是革新的鄉賢文化，我們認定的鄉賢就必須是新鄉賢。
經分析，我認為，現今鄉村社會法治進程推進緩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法治意識不能有效地植入廣大鄉民的思想和血液當中，而將這一點作為突破點，去發掘和革新鄉賢文化，利用鄉賢的力量去傳播和激發鄉村社會的權利、法治意識，是將鄉賢文化與法治建設相結合的必經之路。從這條路徑出發，鄉賢文化作為一種協調式、帶動式的文化，就具備了新時代的教化功能――法治教化。而鄉賢文化與法治也結合了起來，不再因其帶有“人治”色彩和調解性質而顯得與依法治國進程相背離。要做到鄉賢文化與法治的契合，要做到以下幾點： 首先，新鄉賢，必須是有法治意識的鄉賢。有人說，法律是最低層次的道德。道德規范固然是調整社會秩序的重要規范，然而新鄉賢須在品德高尚下具備良好的法律素養。這是新時代弘揚鄉賢文化，推進依法治國的前提。
其次，過去的鄉賢游走在政府和民眾之間，大都通過調解解決糾紛，而新鄉賢卻不應該僅僅直接充當一個鄉村社會調解員的角色，在實施調解之前，鄉賢要將一整套糾紛解決機制呈現在民眾面前，供他們挑選。在私力救濟與公力救濟之間，讓他們自行選擇。當然，前提是，要讓民眾知道不同救濟方式的利弊。某一個問題，既可以通過協商、調解進行私力救濟，也可以拿起法律武器，利用國家強制力的介入。只有在事實面前，讓民眾自行選擇，這樣他們就知道事情的解決并非只能靠政府或者他們眼中的“權威”。相信鄉賢們這樣慢慢去做了，鄉村社會才會開始接受和熟悉“法律”這個陌生的東西。
最后，弘揚鄉賢文化，推進依法治國，最關鍵的就是喚醒鄉土社會的權利意識。漫長的封建社會歷史在鄉土社會留下了深刻的印記，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們的民眾缺乏權利意識的根基。“在西方國家，當被詢問權利是哪里來的，多數人會立即回答：權利是生來就有的，政府立法授予公民以權利，是對人們天賦權利的確認。而在我們國家，多數人認為權利是政府賦予的，不是生來就有的。這種折射出兩者觀念上的差異：前者反映出一種主動的權利意識，后者反映出一種被動的、虛無的權利意識?！?若要使民眾擁有法治觀念，那么權利意識定是第一步。若鄉賢的榜樣作用不能使鄉村社會脫離權利意識虛無的泥潭，那么它對于法治的作用也就微乎其微了。“在農村具體的普法過程中，我們不一定要讓每個農民懂得法律的具體規則、規定是什么，但一定要讓農民懂得法律賦予每個農民的基本權利是什么，權利受到侵犯后，求助的辦法和保障在哪里，法律的權威和地位有多高，等等?！?這一步就是鄉賢們要做的，也是我們當下要去弘揚的鄉賢文化中所應包含的重要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