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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思想發展史范文1
“跳起來看世界，坐下來想問題，撲下身子創出路?！睓C遇與挑戰之下，思南的決策者們重新審視發展中存在的深層次問題。歲末回首，記者發現，思南更新發展思路、轉變發展方式，亮點多多，他們在“十一五”的收官之年不斷刷新和改寫歷史。
新型工業化道路有序推進
在“加快發展、加快轉型、推動跨越”的號角聲中，思南應該如何定位？如何才能實現鳳凰涅？
要解決矛盾、要破解難題，唯一的路徑就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怎么轉？轉型發展不是推倒重來，是對原有發展的揚棄，是一個整合提升、深化、創新的過程，是發展的發展。這是思南工業經濟轉型跨越發展的著力點。
基于此，該縣決策者科學定位：加快大力推進新型工業化的步伐。整合重組，循環發展，招商引資，內外力兩箭齊發，驅動經濟增長，轉型跨越。
打破依賴，多元發展。立足現有的資源優勢、轉化優勢、延伸優勢，思南決定走能源工業發展的新路子。開工建設七里塘電站；加快五盛肥業年產30萬噸生物有機肥異地技術改造進度，力爭2011年底完工達產，實現年產值2億元以上。完成文家槽煤礦、青杠園煤礦掘進系統建設，完成珠池壩煤礦移民搬遷和其他附屬設施建設。開工建設思南4×2.5萬KVA密閉石爐項目。
讓每一個有能力的企業盡最大程度地延長產業鏈條，使一家又一家企業實現了從 “土”到 “洋”的飛躍。以億農綠色產業有限公司、金氏綠色食品有限公司、中天油業、烏江米業等企業為龍頭，加大品牌創建和產業升級力度，開工建設10萬頭肉牛養殖基地及產銷一體化建設項目和年加工5萬噸優質米生產及基地建設項目，使大批優質農產品推向全國主流消費市場。以全縣10萬畝有機茶園建設為資源依托，建設年產能5000噸的茶葉加工項目。
走資源消耗少、經濟效益高、環境污染小、技術含量高的循環經濟發展道路，興建新型產業，強力支撐縣域經濟發展。年產120萬噸廣宇水泥廠點火試產，南塑包裝廠正式投產，混凝土攪拌站等工業項目進展順利。打造以船舶和裝備制造為主產業的城北船舶航運基地。抓住國家實施船舶工業振興規劃機遇，啟動思南港建設項目，開工建設年制造船舶15萬載重噸項目，完成關中壩船舶工業集中區場平和部分路網建設。
興建工業園區，板塊經濟彰顯集聚魅力。加快推進以雙塘、孫家壩、關中壩片區為核心的縣城工業園區和塘頭工業園區基礎設施建設，加大招商引資力度，爭取更多工業項目入駐園區。重點引進并建設年產3000萬枚皮蛋加工廠項目、成衣加工廠項目、秸稈生化顆粒飼料加工項目、烏江物流中心項目、民用管道燃氣項目、廣宇水泥余熱發電項目、茅臺集團烏江酒業制造基地項目。
城鎮化發展步伐不斷加快
走進思南縣城鎮重點項目建設現場到處是場面恢弘、人影匆忙，挖土機高歌作業，工程車來回穿梭，機聲隆隆，項目建設大潮一浪高過一浪，城鎮經濟發展濤聲一陣蓋過一陣……
戰鼓聲聲催征人。目前，杭瑞、酉劍過境思南高速完成投資8.7億元，烏江二橋、三橋、巖頭河大橋完成投資1.1億元；電力投資完成8783萬元，東方紅電站技改工程3臺發電機組投入運行；……一個又一個的大建設背后，凸顯出思南加大城鎮建設的大氣魄、大手筆。
一個講求建筑布局規則、城市品位，注重彰顯烏江文化內涵和山城地域特色，民族特色濃郁的銅仁地區西部和烏江中下游區域性經濟文化中心城市正呼之欲出。
一座城市的崛起，需要決策者的睿智、勇氣和決心。由于歷史原因，思南城建“欠賬”太多。扭轉這一局面，需要加大城建投入，2010年該縣全力推進城鎮基礎設施建設，城鎮建設投入8億元，其中房地產投入5億。白鷺洲酒店、城北農貿市場、客運站場、“白改黑”工程和穩步推進及污水處理廠正式投運。污水處理廠正式投運，衛生垃圾填埋處理工程建設加快。
積極響應國家加快城鎮化建設戰略目標的重大決策，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在迫切需要和干部群眾的迫切愿望的“撤縣建市”迎來最佳機遇期。
科學的規劃是整個城市建設的“藍圖”，抓住規劃這個龍頭，也就抓住了城市經濟發展的關鍵。
在加速發展引力的作用下，思南正在悄然“蝶變”，展翅飛向新的高度。該縣將在十二五期間，緊緊圍繞“撤縣建市”、建設烏江中下游區域性經濟文化中心城市目標，實施城鎮定位。即：以縣城為中心，以思唐鎮―印江、思唐鎮―塘頭為軸線，大力實施思南、印江、塘頭“同城化”發展戰略，形成“三城一體”城鎮發展群，將思南打造成優秀山水旅游城市?！笆濉逼谀?，全縣城鎮總人口達到28萬人以上，縣城人口達到或超過15萬人，縣城建成區面積達到16.8平方公里左右，縣城規劃區面積達到60平方公里，人均道路面積達到10平方米，城鎮用水普及率達95%以上，城區常住人口人均住宅建筑面積達到30平方米，形成10公里核心區、20公里輻射區。
產業結構調整之路
“趟出”新優勢
一組數字，引人關注。站在全省看思南，發展現狀不容樂觀：橫看主要經濟指標，2009年，財政總收入在全省排名第54位，人均財政收入排第87位，農民人均純收入78位。
一種現象，更引人關注?？v觀該縣產業結構，一產，產業集中度和產業化水平較低，龍頭企業輻射和帶動力較弱，不優、不特、不亮、不精、不強。二產，粗放型工藝產能比重過大，資源能源消耗過大，新興產業發展嚴重不足，新的經濟增長點嚴重缺乏。三產，發展普遍滯后，沒有形成氣候。
問題所在，正是發展方向所在。由此，思南縣委、政府主要領導一次次深入田間地頭，走進千家萬戶，開展廣泛的調查研究，探索縣域經濟科學發展之路。
思南，交通條件較為便利，建材、石材、水電和煤炭能源等資源豐富，尤其是水能資源蘊藏量豐富，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和發展支柱產業的空間很大，發展壯大第二產業具有豐富的能源資源基礎。
面對傳統工業經濟結構失衡、產業單一等現實，該縣痛下決心,定下二產提速，三產提質，一產提效的轉型跨越發展思路和目標，同時也提出了實現這些目標的“路徑”。
在“十一五”期間，思南采取產權轉讓、租賃經營、招商引資等方式，不斷加快工業發展。經過多年培育和打造，規劃面積360公頃的河東孫家壩工業集中區目前已初具雛形，預計3到5年時間，將建成建材、石材、機械裝備、重化工等產業體系，實現工業總產值15億元，提供就業崗位2000個以上，每年上繳稅收1億元以上。河西雙塘工業集中區主要發展農、林、畜產品精深加工、中藥材加工、輕化工業、旅游商品加工、輕紡工業以及產業布局相關的倉儲、冷藏庫、保鮮庫、物流業等。
二產翻開新的一頁。從聚集效應和規模效應低工業到爭取發展核電項目，在烏江流域發展造船業，成為貴州省先進制造業集聚區，打造烏江中下游產業集群區。以總裝機105萬千瓦思林水電站為代表的許多大企業相繼落戶思南，一大批先進的管理方式和現代化的生產工藝引入思南，全縣二產發展門類逐步齊全，規模越做越大，形式越來越多，結構也越來越合理，有力支撐了縣域經濟的發展。
經濟思想發展史范文2
【關鍵詞】鄉鎮經濟；城鎮化；農業現代化
鄉鎮社會經濟是城鎮化進程中的發展主體，是縣域經濟、宏觀經濟的基礎，是新農村建設的主要著力點和突破口。近年來，信陽市進一步深化農村各項改革，鄉鎮經濟健康穩步發展，實力進一步增強。從總體上看，全市鄉鎮經濟發展取得了長足進步，對于推動全市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但從深層次來看，全市鄉鎮經濟在發展過程中還存在著速度不快、質量不高、競爭力不強、發展不平衡等問題。
一、鄉鎮經濟發展的基本現狀
（一）鄉鎮企業較為薄弱。上個世紀末異軍突起的鄉鎮企業曾經為安排農村剩余勞力、加快信陽城鎮建設起到很大作用。后來，歷經承包經營、股份合作和產權改制三個階段，企業性質、職工身份、管理機制發生改變，鄉鎮企業逐漸萎縮，舉步維艱。盡管目前各地在招商引資，但真正落戶鄉鎮的企業項目不多，鄉鎮企業尤其是鄉鎮工業較為薄弱。
（二）第三產業較為封閉。改革開放以后，鄉鎮一級的第三產業如雨后春筍蓬勃發展，鎮區臨街住戶利用房子改辦服裝店、雜貨攤、小餐館。但是，本地中青年人大多外出，外來的流動人口有限，消費能力薄弱，多數店鋪每年除一、二個月的旺季生意外平常都是淡季，全年經營性收入水平較低。
（三）務工經濟蓬勃發展。目前鄉鎮經濟的最大亮點、農民增收的重要途徑是剩余勞力外出務工經商。2013年，信陽市外出務工總人數達240多萬人，其中農村勞動力外出180多萬人。全市外出務工人員每年務工總收入320余億元，其中農村外出務工收入近200億元，農村剩余勞動力輸出成為支撐鄉鎮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
二、制約鄉鎮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
（一）鄉鎮自身條件的限制。信陽市部分鄉鎮地理位置較為偏僻、基礎設施薄弱、市場功能不全、城鎮品位不高，再加上人才奇缺、資源匱乏、交通閉塞，嚴重影響和制約了鄉鎮功能的正常發揮和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一些地方市場信息反饋滯后、缺乏專業技術指導和規范的合作組織，種植模式、產品結構、營銷手段較為單一，多數農戶都是自產自銷、自負盈虧，少數地方靠天吃飯。由于經濟基礎薄弱，一些地方政府想改善投資環境、發展鄉鎮經濟心有余而力不足。
（二）人口結構及文化素質的制約。農村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業人口基本上是50歲以上的勞動力，20-30歲的年輕勞動力對農業生產知識匱乏，長期在外打工農業生產經驗不足。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者文化素質普遍偏低，思想觀念較為保守，對發展現代農業缺少沖勁和闖勁，受自身文化素質的制約，對先進生產技術掌握不夠，只能按照傳統模式進行生產，生產效率低下。
（三）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滯后的制約。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為鄉鎮經濟發展服務的資金信貸、信息咨詢、政策服務、法律服務、中介服務、科技服務等社會化服務體系比較滯后。目前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建設面臨著不少困難和問題，這都直接或間接影響著鄉鎮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
三、加快鄉鎮經濟發展的思考與建議
（一）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壯大鄉鎮經濟實力。工業是鄉鎮經濟發展的支撐，發展鄉鎮經濟需要大量的資金，在資金的來源上，招商引資是有力的依托。招商引資要立足自身優勢、創新思路、積極拓寬渠道。首先要圍繞資源優勢抓招商，發揮農村勞動力、農副產品、自然資源等優勢，積極引進加工貿易、農產品深加工和資源開發項目，盡快把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發展優勢、競爭優勢。其次是圍繞特色產業抓招商，加大產業招商力度，在膨脹規模的同時，提升“一鄉一業”、“一村一品”的發展水平。再次是要抓住當前國內外產業加快轉移的機遇，堅持圍繞大項目抓招商，積極參與市場分工，發展配套經濟，使鄉鎮經濟在分工協作中發展壯大。
（二）加快農業現代化進程，發展特色農業。發展現代農業，要大力提高農業科技創新和轉化能力，改善農業科研的創新環境，完善農技推廣的社會化服務機制，激發農民學科學、用科學的熱情，提高整個農業生產過程的科技含量，大力發展特色農業，要充分利用城郊鄉鎮的地理優勢，發展特色板塊農業。一是要發展一壯大一批優質稻、林果、蔬菜等農業板塊基地；二是要以產業化帶動高效增收，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跨越。三是要創造一批特色農產品品牌。
（三）大力推進土地使用權流轉的經營機制。加快鄉鎮經濟發展，必須搞活土地流轉，促進土地向規模經營集中，向優勢產業、重點區域集中。進一步完善土地流轉政策，規范流轉程序，加快流轉速度，因地制宜地探索“散戶出租、企業承包”、“集體轉包、大戶經營”、“帶地入社”、“以地入股”、“以承包地換保障”等路子。建立利益保障機制，解決好流轉利益分配的問題，為土地向規模經營集中、人口向城鎮集中做好信息、典型宣傳等工作，促進土地流轉市場健康有序發展。
（四）加快城鎮化建設水平，積極培育和開拓市場。城鎮化建設水平是衡量一個地區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標志。對各類鄉鎮要分類指導，加大投入力度，完善鄉鎮的城鎮建設規劃，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壯大城鎮工業園區的經濟實力，加快城鎮基礎設施建設。在抓好現有市場設施配套完善與擴大規模的基礎上，興建一批貫通城鄉、輻射周邊的中心集鎮專業批發市場。同時，給予優惠政策，扶持發展狀大流通企業，有效調節鄉鎮經濟的更好發展。
參考文獻
[1] 李素華.鄉鎮經濟發展探析[J].山東紡織經濟，2010，10： 17-18.
經濟思想發展史范文3
關鍵詞：經濟發展方式；鄉村旅游；對策
中圖分類號：F59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114（2012）17－3891-03
Thoughts on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from the View of Converting Economy Development Way
SUO Sheng－an
（Henan Polytechnic， Zhengzhou 450046，China）
Abstract： The conversion of economy development way had raised higher requirement as well as rare ch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The necessity of converting development way of rural tourism was demonstrated． Meanwhile， the key problems in current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were analyzed． And it was suggested tha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guidance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 promotion， between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rural economy development，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conservation， between generality and individuality， between standardized service and personalized service should be correctly handled from the view of converting economy development way．
Key words： economy development way； rural tourism； countermeasures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鄉村旅游得到了蓬勃發展，產品類型日趨豐富，產業規模不斷擴大，產業素質持續提升。然而在快速發展的同時，鄉村旅游也存在著諸多問題，嚴重制約了自身的可持續發展。當前，積極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是各級黨委、政府的一個工作重心，這既對我國鄉村旅游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遇。在這一背景下，著力轉變發展方式，促進鄉村旅游又好又快發展是我國旅游業在新的歷史階段面臨的重要課題。
1 鄉村旅游轉變發展方式的必要性
鄉村旅游是指利用鄉村獨特的自然環境、田園風光、生產經營形態、民俗風情、農耕文化、鄉村聚落等資源，為旅游者提供觀光、休閑、度假、體驗、健身、娛樂和購物的一種新型的旅游經營活動［1］。鄉村旅游作為一種新型旅游形式，具有良好的發展前景，但鄉村旅游轉變發展方式具有很強的必要性。
1．1 是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需要
新農村建設和鄉村旅游發展是相互聯系、相互促進的關系。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為鄉村旅游提供了寬廣的發展平臺和良好的發展機遇，而發展鄉村旅游所產生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則對新農村建設起到了重要的支撐作用。這種旅游方式消耗資源少、環境成本低，有利于改變傳統的資源消耗型經濟增長方式，形成以資源環境可持續利用為基礎的經濟發展方式，保護當地珍貴的資源和脆弱的生態環境［2］。因此，惟有轉變發展方式，緊密圍繞新農村建設，鄉村旅游才能在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維度全面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
1．2 是適應新時期旅游業科學發展的需要
鄉村旅游豐富了旅游產品的內涵，拉動了廣大城鎮居民的旅游消費需求，帶動了旅游市場的繁榮，極大地增強了旅游業的發展后勁。然而，目前我國很多地區的鄉村旅游整體而言依然處于初級發展階段。鄉村旅游要適應我國旅游業以數量型和速度型為主的外延式發展轉變為以質量型和效益型為主的內涵式發展的趨勢，就必須既要大力發展大眾化的農家樂旅游，又要積極開發鄉村度假等高端旅游產品；既要追求數量規模擴張，也要注重提高素質效率。
1．3 是順應體驗經濟時代下旅游消費趨勢的需要
1998年，約瑟夫·派恩和詹姆斯·吉爾摩在《體驗式經濟時代來臨》一文中指出，體驗式經濟時代已經來臨。所謂體驗經濟，就是指企業以服務為舞臺、以商品為道具（載體）、為消費者創造出值得回憶的活動［3］。旅游活動是一種尋求差異文化和體驗異地風情的大眾精神休閑行為。旅游的根本目的在于尋求一種愉悅體驗，這是旅游本質的規定［4］。體驗經濟時代的來臨，對于鄉村旅游而言既是新的發展機遇，也是困難和挑戰。體驗經濟時代下，旅游消費呈現出旅游環境注重原生性、旅游氛圍注重休閑性、旅游活動注重參與性、旅游服務注重個性化等多元趨勢。惟有轉變發展方式，加強自身內涵建設，鄉村旅游才能順應體驗經濟時代下的旅游消費趨勢，從而獲得更大的產業發展空間。
經濟思想發展史范文4
論文關鍵詞：知識經濟，經濟全球化，現代企業制度
二十世紀末，以知識經濟為基礎，信息革命為先導的世界經濟格局發生深刻變化。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國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日益完善，經濟結構發生根本轉變。四川工業經過連續的高速增長，面臨著戰略性調整的機遇和挑戰?！笆晃濉逼陂g，新的環境、新的問題和矛盾將不斷出現、演化，對四川高新技術產業具有重大影響。
一、經濟全球化和中國加入WTO
20世紀90年代開始加速的經濟全球化已從有形商品和生產全球化進入到信息、資本全球化的新階段。貿易和投資自由化領域迅速擴大。信息產業發展和信息高速公路形成，高技術的應用，跨國公司間兼并聯合風起云涌，國際金融推波助瀾，世界經濟融匯一體。全球化的實質是以跨國公司為中心、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全球化和市場競爭全球化。加入WTO將大大推動我國經濟融入世界經濟全球化趨勢的程度。
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潮流，四川同時面臨著難得機遇和巨大挑戰。市場全球化、競爭全球化有利于我們分享國際閑置資金，利用先進技術和拓展市場空間。但是，能否抓住并充分利用WTO的發展機遇，根本上取決于全球環境下四川的國際競爭力，特別是投資環境的吸引力、技術吸收創新能力和產業全球競爭力。經濟總量規模、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政府管理經驗和主導能力、人力資源和科教水平、創新精神及其它經濟、文化、政治、法律等因素在短期和長期內是否能夠促進整個經濟的良性發展決定了國際競爭力的高低。加入WTO以后，四川省資本、技術密集型的工業將受到較大的沖擊，勞動密集型為主的輕型加工制造業具有低成本低價格優勢，在國際產業結構分工中具有一定優勢，但從長遠看，其競爭力將會由于資金、技術對勞動替代作用的增強而處于不利地位。外資利用水平的低下，表明現有的投資環境無法在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產業分工中取得理想的利益。未來，外資將進一步加強對四川經濟的競爭壓力，而不是參與工業規模擴張和工業結構改善進程，成為工業發展的強大助力。
因此，必須全面理解國際競爭力的本質，把提高國際競爭力作為新一輪改革和調整的戰略取向。不僅要提高產業的國際競爭力，還要提高投資環境的國際競爭力；不僅要提高單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還要提高區域經濟的國際競爭力。
二、以信息技術為先導的知識經濟興起
當今世界科學技術日新月異，以信息技術、生物技術為代表的高新技術及其產業化迅速發展，知識經濟已初現端倪。
知識經濟為大規模改造傳統產業提供可能。知識作為第一生產要素投入，可以使商品生產的效率快速提高。信息技術重組紡織、機械、石化、冶金等傳統產業的生產過程成為趨勢，各行業將出現自動化革命。由于知識的嚴密自給和可持續發展的特點，通過技術進步，管理創新等手段可以解決諸如原材料和能源消耗大，投入產出效益低、環境污染嚴重等問題，從而使一些陷入困境的傳統產業重新煥發活力。知識經濟孕育的新興產業可以替代甚至淘汰部分傳統產業。大量性能更優的新材料和新能源開發利用將逐漸替代淘汰一些傳統的原材料和能源生產產業。因此，實現戰略性調整需要理解高新技術和傳統產業生命周期的關系，把握產業升級、改造、消亡和替代的客觀規律。
知識經濟中，經濟競爭取決于智力資源擁有水平和運用效率，競爭優勢向擁有先進技術創新能力的地區轉移。經濟發展取決于科技水平。知識經濟不同于消耗大量資源為特征的傳統經濟，以信息的生產和利用為核心，以人力資本和技術為動力，以高新技術產品和服務為支柱，其發展越來越取決于人的創新性思維和創造性勞動。人力資本是知識經濟條件最關鍵的資源，以致目前發達國家加緊國際人才爭奪，大量吸引各國科技專家，以攫取人才紅利。四川科技教育水平、全社會勞動者的素質和知識型員工比重、創新能力一直滯后于經濟發展，處于全國中等水平。
三、國內經濟轉型
經過20多年的高速發展，我國經濟運行環境發生根本變化。國內經濟已由短缺時代進入以市場約束為主的需求主導型經濟。經濟增長的主要矛盾由供給制約轉為需求制約，需求成為決定經濟增長趨勢和速度的主導因素。長期粗放型的高速增長無法維繼，轉而進入比較平衡的“次高”型增長，工業步入高加工度為增長重心的發展階段。需求結構向兩個方向變動：一是消費的個性化特征越來越明顯，需求呈多元化發展。消費不僅為了衣食住行，更注重審美和個人感受，大批量、標準化的傳統生產模式難以適應全新的消費需求結構。二是優質化和高檔化。消費層次也將由溫飽型向小康型轉變，在數量充裕的情況下，對產品的性能、質量、更新速度將有更高的要求，高檔耐用消費品成為熱點。
面對國內經濟轉型，四川工業深層次的素質和結構矛盾日益顯現。四川的產業結構僅相當于發達國家二、三十年代的層次。低層次產業的過度發展，低水平加工能力過剩，紡織、水泥、普通機械、日用輕工和部分電子等傳統行業都處于過度競爭情況，半數以上產品加工能力利用率不足58%；高加工度，高附加值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緩慢，高新技術產業工業增加值僅占工業增加值的18%，高技術加工能力不足，電子信息產品技術層次低，網絡產品生產能力不足。低層次制造加工業對省外能源、原材料依賴性很大，隨著要素成本上升，資源轉換成本大幅提高，占我省很大比重的低層次加工工業正逐漸失去競爭力。
四、證券市場發展
中國證券市場經過二十幾年的發展，按照“法制、監管、自律、規范”的方針，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實現市場建設質的跨越。證券市場對推動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推進國有企業兼并和國有資產重組，改變企業間接融資比重過大的資本結構，減輕運營成本和銀行風險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目前，上市公司超過1600多家，證券市場總市值已達14.58萬億元，并將迎來超常規大發展的良好機遇。
通過資金和上市公司雙向擴容，證券市場的交易品種、數量及規模將持續增加。市場結構顯著改善，機構投資者成為市場主體。投資基金從無到有，成為機構投資者的主力，保險基金、養老基金相繼入市，國有股、法人股最終解決上市流通問題，企業進一步擴大直接融資比例。
國內二板市場較為活躍。二板市場是針對民營中小型高成長型企業提供的融資場所，并作為主板市場的過渡和退出環節。科技創新型或具有成長潛力的中小企業只需二年經營記錄，不作盈利要求，且發行后股本在三千萬元以上的均可申請上市。除二板市場以外，地方性小規模場外證券交易中心陸續建立，以適應產權交易需要。
資本市場對外開放取得進展，創新金融工具不斷涌現。海外上市隊伍擴大，海外證券市場選擇增多。外資有控制的進入國內A股市場，引進中外合資證券投資基金，證券市場的國際化程度加深。利率實現市場化，可轉換券、認股權、期指等投資工具將先后推出。中國證券市場將逐步顯示出成熟的資本市場風范。
企業債券市場總體仍滯后于股票市場?！笆晃濉逼陂g，四川省改革多重審批體制，簡化發行手續，放寬債券上市要求，推廣店頭交易，加快債券利率和期限設計的金融創新，將使債券市場加速發展。
四川的資本積累相當豐厚，到2008年11月，全省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為22960.13億元，各項貸款14736.36億元，存貸差將近8223多億元。企業通過市場直接融資比例卻只占融資總量的1/5左右。
五、現代企業制度建立，多種所有制成份共同發展
四川率先推行現代企業產權制度改革，大力發展民營經濟?！笆濉逼陂g形成以公有制為主導，多種所有制成份共同發展的混合經濟格局。所有制結構的根本性變化，造就具有獨立經濟利益、富有活力的工業化主體，構筑了社會主義微觀經濟的制度基礎，構成改革創新的先發優勢。
根據國有資本退出競爭性行業的原則，通過抓大放小和公司制改造，全國范圍的國有經濟戰略性重組接近完成。大多數國有大中型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相形之下，四川省體制創新的邊際效應下降，先發優勢逐漸弱化。根據“十一五”現代企業制度的進展，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現代企業制度從產權領域向企業運行機制縱深發展。在明晰產權的基礎上，建立有效的公司管治結構，并進一步表現為科學的決策體系，激勵和約束制度，以及持續的創新機制。四川省未來的體制創新領域，主要來自于微觀企業的管理創新環境和技術創新機制。其次，產權清晰為產權重組提供了必要的條件，現代企業制度的發展刺激了產權流動機制的形成和發育。市場、要素和效益向少數優勢企業集中，企業擴張更多地依靠資本的社會集聚，企業組織結構調整將取得突破。
邵洪濤(1977－)，男，漢族，安徽阜陽人，中南民族大學經濟學院研究生
參考文獻1 證券知識讀本》 中國金融出版社 2009年第一版
2 四川省統計局 《2009年四川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 2009年8月
3 吳季松 《21世紀社會的新趨勢——知識經濟》 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 1998年3月
經濟思想發展史范文5
在關于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眾多經濟學思想流派中，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關鍵詞：
經濟非均衡 二次調節 所有制改革 轉型發展 道德調節
一． 引 言
在中國自七十年代末期以來的以漸進式制度變遷為特征的市場化進程中，歧見紛紜的經濟學家們以其各自的知識背景和社會立場為我們展示了豐富精彩的經濟改革理論，形成了眾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經濟學成為中國社會科學中最為繁榮活躍的領域。這些思想，映射著中國的經濟學者在深刻反省傳統經濟體制和理論范式的基礎上所經歷的艱辛而勇敢的探索軌跡，攜帶著鮮明的時代轉折的印記；盡管這些思想家們也許并未形成縝密而成熟的理論體系，然而他們獨特的理論進路和富有創新色彩的思想必將在經濟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視的篇章。事實上，中國經濟學家在經濟發展理論、經濟增長理論、比較經濟體制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國際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
如何對中國從集中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極具民族特色的變遷路徑進行合乎邏輯的理論闡釋，如何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尋求和選擇一種社會成本最低的推進戰略，一直是中國經濟學家們試圖解決的兩大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論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張上迥然相異的思想派別。其中有以強調價格體系的全面改革從而建立競爭性市場機制為理論核心的“協調改革派”，有從中國非均衡的經濟現實出發、強調企業改革優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觀管理體制作為研究重心、把轉換政府職能作為改革中心環節的“宏觀改革優先派”，有以穩健見長的、主張把雙重體制模式的轉換和雙重發展模式的轉換相互銜接有機協調的“寬松學派”，有以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兩權分離理論為其理論基礎的“經營權主導改革派”，有將如何明晰企業產權作為研究重點、主張通過產權制度變革改造傳統體制、重塑適應社會主義市場機制需要的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派”，有借鑒西方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工具和范疇、從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的視角來研究改革的“制度學派”，不一而足 。這些極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論經歷了學術上的激烈紛爭和與現實經濟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選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論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論卻日漸被中國改革的實踐所證實和接納，從而奠定了它們在經濟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厲以寧先生著述宏富，視野開闊，在許多領域都進行了富于獨創性的研究，要對他的經濟思想進行一番科學梳理并進行恰當中肯的評價，殊非易事。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
二．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
一般均衡理論自1874年瓦爾拉《純粹經濟學要義或社會財富理論》發表以來，已經有一個世紀的歷史，到20世紀的50年代，阿羅和德布魯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論的現代化闡釋工作。一般均衡理論所要回答的，一是經濟均衡的存在及其穩定性，二是經濟系統的帕累托最優狀態以及經濟均衡和帕累托最優狀態的相互關系。一般均衡的哲學基礎是相信自由竟爭的市場機制是一個精巧的裝置，經濟主體的利潤最大化行為和效用最大化行為使得市場自動產生供求的均衡，分散決策的市場行為下面存在著一般均衡結構，均衡價格把市場秩序強加于可能發生的市場紊亂之上。這種以理想主義的完善的市場結構和靈敏的價格體系為基本假設前提的均衡理論是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基本起點。而非均衡理論在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以后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學假設逐漸得到了主流學派的關注和認同，非充分就業均衡和市場缺欠作為經濟學研究中的常識被人們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羅沃（Clower）和萊榮霍夫德（Leijonhufvud）有關宏觀經濟學的微觀經濟學基礎的研究開創了現代非均衡理論的新時期，并產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羅沃、萊榮霍夫德、巴羅（Barro）和格羅斯曼（Grossman）等人為先驅的非均衡學派，此后的經濟學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論從單一的市場經濟領域擴大到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領域，貝納西(Banassy)的非瓦爾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計劃經濟非均衡理論對社會主義經濟研究都有深遠的影響。與西方經濟學中非均衡理論發展演變的軌跡相似，在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研究中，以巴羅內和蘭格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從一般均衡理論出發，主張中央計劃當局借助“試錯法”達到模擬市場的目的，形成均衡價格，以保證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源合理配置，這種烏托邦式的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被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現實運行的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偏離瓦爾拉均衡狀態的非均衡經濟，著名的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Kornai）甚至認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經濟體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經濟學》和《反均衡》中，他認為短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正常狀態，并從這個觀念出發試圖建立以說明現實社會主義經濟機制為基本內容的微觀和宏觀經濟學，他的開創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經濟學》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對處于深刻變革之中的中國經濟和中國經濟學家的思想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
厲以寧先生是較早對非均衡理論進行系統研究的國內經濟學家，他在借鑒和吸收西方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尤其在汲取科爾內等現代經濟學家關于社會主義非均衡經濟運行的學說的基礎上，對中國經濟的內在本質特征進行了深入獨特的解析，指出中國經濟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國經濟的基本出發點，也是探討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的現實起點。早在80年代初期撰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之時，厲以寧先生就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總量失衡和結構失衡的問題，即社會主義經濟中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的失衡問題，并認識到失衡或者說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現實狀態。而社會主義經濟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種相對的動態的均衡，不是一種靜態的絕對的平衡；在此基礎上，他探討了社會經濟的動態相對平衡和社會發展戰略的動態相對平衡 。根據動態相對平衡的觀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從我國現階段以及從更長遠的時間來看，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狀況是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而且為了實現預定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為了保證一定的經濟增長率，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相對動態的失衡是對經濟發展較為有利和現實的狀況。 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為分析的出發點，但不以平衡為必然達到和必須達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題。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標論”的理論基礎。
80年代末期撰寫的《非均衡的中國經濟》被厲以寧先生認為是最能代表自己關于中國經濟的學術觀點的著作，在這部專門論述中國經濟運行的體制特征的著作中，他從中國目前的非均衡經濟現實著手分析，以說明資源配置失調、產業結構扭曲、制度創新的變型等現象的深層次原因，并進而合乎邏輯地提出中國經濟改革必須構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觀經濟主體的政策主張。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的提出，是厲以寧先生對于非均衡理論的重要發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論的根基所在。何謂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論所考察的是市場不完善、價格信號不能起到自行調整供求關系的條件下的經濟運行過程，而厲以寧先生觀察中國的經濟現實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國固然存在著市場不完善以及價格信號不靈敏的經濟非均衡狀況，但是，中國非均衡經濟運行中隱藏的更為嚴重的非均衡現實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夠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具有獨立市場決策權利的企業或者廠商。換句話說，經濟的均衡狀態固然以市場的完善和價格的靈活為前提，但是一個更為重要或更為基本的前提是微觀經濟單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厲以寧先生作出了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第一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但是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卻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有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自由選擇權，他們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第二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不僅如此，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并非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缺乏自由選擇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權利，也不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這樣的微觀經濟單位尚未擺脫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厲以寧先生認為，發達的成熟的市場經濟所出現的非均衡屬于第一類非均衡，而在傳統的和雙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之下，由于企業并沒有擺脫國家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所以這種非均衡屬于第二類非均衡。而經濟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種新型的經濟運行體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有投資與經營自并相應地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從而由第二類非均衡過渡到第一類非均衡 。
厲以寧先生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改革時期雙軌運行體制的最核心的本質特征上的深刻洞見，澄清了人們在經濟改革路徑選擇的優先次序上的許多模糊認識，中國在舉步維艱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眾多經濟陷阱，諸如產業結構調整的遲滯，國民經濟的非正常劇烈波動，政府宏觀調控的效果微弱等，都與中國經濟所處的特殊的非均衡狀態有關。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狀態，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經濟改革的首要任務是完成企業運行機制和企業產權關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場主體，而不是首先進行大規模的價格體系的調整，也就是說，中國經濟改革必須以現階段的經濟非均衡作為出發點，而不應當迷戀完善的市場體系和靈活的價格體系；從我國特殊的非均衡狀態出發所得到的有關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構想只能是，企業體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所在。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資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賴價格調節和市場調節，而應該將數量調節和價格調節、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加以有機整合，積極發揮政府在商品市場配額調整和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秩序中的主導作用，從而使得商品市場配額均衡的實現對于經濟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類非均衡的過渡產生積極影響?？梢哉f，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是厲以寧先生全部經濟改革理論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優先理論和資源配置理論都是非均衡理論的合乎邏輯的延伸和拓展。
三．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和資源配置方式
資源配置是全部經濟學理論的最終指歸，也就是說，由于資源供給的有限性，經濟學研究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解決如何有效地把經濟中有限的資源配置于各種不同的用途，以便用這些既定的資源達到最大的社會物質產品和勞務的產出。自從古典經濟學時代以來，在資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兩種不同的趨向：一種趨向認為，市場機制是能夠完善地、合理地在社會有限資源條件下配置各種資源的唯一有效的機制，因此資源配置學說無非是一種市場經濟自發進行調節的學說，其實質是相信競爭性的市場價格機制能夠導致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另一種理論趨向認為，從資源配置過程和效果來看，市場機制具有相當大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對社會資源的利用不善，從而造成資源閑置或者浪費，或者反映于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間的不協調。這種理論趨向強調政府調節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張政府調節應當與市場調節在不同程度上結合起來以克服市場失靈的弊端。古典學派之后的新古典學派、凱恩斯學派、貨幣主義學派、供應學派以及理性預期學派，在資源配置的研究上，無不是這兩條理論進路的發展和演化，他們的理論分歧，實質上是對市場機制作用的估計程度的分歧，或者說對政府調節效應的判斷的分歧。厲以寧認為，盡管西方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資源配置的理論對研究我國資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是由于我國在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的特殊性和復雜性，西方經濟學的現有理論不可能成為適用于解決我國資源配置失調的現實可行的對策 。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實質性問題是尋找一種合理的資源配置方式，這種資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的含義。宏觀層次上的資源配置是指資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門、不同地區、不同生產單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種資源能夠有效地配置于最適宜的使用方面。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是指在資源配置為既定的條件下，一個生產單位、一個部門、一個地區如何組織并利用這些資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們以達到最大的符合社會需求的產出。厲以寧先生指出，這兩個不同層次的資源配置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其最關鍵的區別在于，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實現的途徑不同，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可以在不轉移生產要素的前提下，通過生產技術措施或組織管理措施來實現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實現，通常要涉及生產要素的流動、產權關系規范化、固定資產的轉讓、宏觀經濟調節手段的運用、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等問題 。通過區分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和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厲以寧先生認識到，與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應的是兩個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較低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由此使得企業變得充滿活力，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將更加關注自身的經濟效益并更好地發揮經營中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而較高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經濟地位，使企業由過去作為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轉變為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使企業的產權關系明確化，使企業成為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投資主體和利益主體。因此，經由對資源配置理論的研究，厲以寧先生順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關于經濟改革順序的基本選擇，即：要使資源配置由不合理趨向于比較合理，經濟管理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必須以賦予企業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地位作為突破口，明確產權關系，實現政企分離，培育和完善市場，在此基礎上實現市場定價的格局和資源的有效配置，而價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為改革的突破口。經濟轉軌時期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這種路徑特征，是由我國經濟的非均衡性質所決定的，因此，厲以寧先生的資源配置學說的最大特色，或者說他對資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貢獻，在于他從中國的經濟非均衡的獨特狀態出發，從經濟體制變革的角度，從微觀經濟基礎和宏觀經濟調控相互協調銜接的角度來研究資源配置 。
按照厲以寧先生從資源配置角度所設想的新經濟體制的目標框架，這種體制將是一個企業具有充分活力，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和重新組合的經濟體制，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已經完全不同于傳統經濟體制之下的情形，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將因企業對自身利益的關注而趨于合理；同時由于產權關系規范化和生產要素有可能在社會范圍內重新組合，資源在社會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間的合理配置亦將成為事實，于是較高層次的資源配置目標將得以實現。但是這種達到資源合理配置的新經濟體制的正常運作離不開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有機結合，離不開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在厲以寧先生關于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結合以及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方面的一個貫穿始終的基本觀點，可以歸結為一個準則，即：對于經濟運行（包括資源配置）來說，在運行目標上，宏觀目標優于微觀目標，而在運行機制上，市場調節優于政府調節。政府干預經濟的目的在于使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趨于協調，具體而言，政府調節就是在市場機制保證微觀經濟運行合理性的基礎之上，通過適度科學的政府干預去實現某些單靠市場調節所實現不了的宏觀目標。政府干預經濟的目標是要從資源配置的宏觀經濟視角來考慮資源投入的社會邊際收益，而政府干預經濟的手段或方式是盡力通過市場機制來影響微觀經濟單位的決策，通過微觀經濟單位的資源投入調整和資源轉移來達成資源配置的優化。這就是厲以寧先生著名的“二次調節論”的基本觀點。
對資源配置中政府行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為適度與優化的深入理論解析是厲以寧先生資源配置學說中頗具特色的篇章，他通過對政府調節局限性的剖析劃定了新經濟體制中政府干預的邊界。政府行為的理想化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之上：即假定存在一個理想化的政府，它作為經濟活動的主持者，擁有調節經濟的豐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夠通過及時科學的分析對客觀存在的經濟問題和政策實行的后果進行準確的預測和周密的考慮，并能夠針對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一一采取適當的對策。這種政府行為理想化的假設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種非凡的萬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厲以寧先生認為，根據非均衡理論，由于經濟中存在的大量不確定性，由于政府所獲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應的滯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從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出發，才能正確估計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預在非均衡經濟的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紤]到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調節行為的優化應當以限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消極作用并促進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為原則，政府調節應當通過對市場的影響而體現出來。
四．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
在中國當代經濟學家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優先次序的論戰中，厲以寧先生是一貫強調所有制改革對于傳統體制轉軌的決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業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優先論是厲以寧先生從他的經濟非均衡論和資源配置學說中必然推致的結論，從邏輯上來看，只有徹底改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構建真正具有獨立地位的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從而使企業成為真正擁有自主經營權利并承擔經營風險的商品生產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運行機制的真正轉軌。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派）之間關于經濟體制改革主線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思維側面和理論視角豐富和拓展了人們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認識，在中國當代經濟思想史上具有深遠的意義。
新古典經濟學將市場機制歸結為價格機制，認為市場配置經濟資源的核心是均衡價格向量的確定；而這種論點的基本前提是，經濟當事人的行為是合乎理性的，經濟當事人的交易界區和產權界定是極其明確的，因此交易行為發生過程中的交易成本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從而資源按照市場經濟原則的配置就只取決于均衡價格。誠然，帕累托最優是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條件和理論前提是相當苛刻的，事實上，如果引入市場機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經濟生活中的當事者是分散決策的，這種分散決策不僅應當成為整個社會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應當有制度保證其決策的獨立性；（2）決策者之間必須是平等的，相互之間的決策不能發生直接的影響，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決策的行動結果事先誰也無法掌握，否則便無公平競爭可言。然而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須以產權界區明確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國的市場經濟機制真正建立和運轉起來，必須首先創造這樣一種制度條件。在我國特有的經濟非均衡的現實條件之下，經濟當事人尤其是企業由于尚未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而使得均衡價格的形成遭遇阻礙，因此試圖以放開價格為先導從而建立一種競爭性市場機制的觀念是不切現實的。實際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業的性質》一文中就指出市場機制賴以運轉的微觀基礎是完善的企業制度，只有在企業產權制度確立、企業之間的財產權利界區明晰的基礎上，企業與市場之間以及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聯系才是明確的，才能夠最大限度地節約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從而市場價格機制才能有效運轉。厲以寧先生從中國在經濟轉軌時期所處的第二類經濟非均衡的現實狀態出發所得出的結論同樣印證了科斯的理論 。
蘭格和哈耶克之間關于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持久的論戰對于中國經濟改革理論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五、六十年代的經濟理論界曾經普遍接受蘭格的通過試錯法建立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這種經濟運行模式，不同于經典作家所設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貨幣關系的產品經濟模式，也不同于蘇聯高度集權的指令性計劃經濟模式，而是一種試圖以計劃模擬市場的經濟運行方式，這一模式以取消消費者為前提，中央計劃當局只是被動地反映消費需求和生產成本的變化，制訂模擬的市場價格，并通過這種價格調節資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時代的厲以寧先生同樣認同和服膺蘭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會經濟現實迫使他重新審視和反省傳統經濟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體制缺欠，他認為，在傳統經濟體制下，由于國有企業在政府行政的強大約束之下喪失獨立自主的商品生產者地位和決策權力，由于存在嚴重的政企不分產權不明晰的體制頑疾，國有企業既不能實現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實現資源的有效率的配置。這樣，厲以寧先生由對蘭格模式的推崇轉而對蘭格模式的質疑和批判，并從自己的理論框架出發，確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須從企業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國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和關鍵環節，在沒有進行企業改革從而企業尚未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的條件下，在改革并不觸及計劃經濟體制的產權基礎和產權結構的前提下，中國真正的競爭性的市場經濟體制就不可能穩固建立并有效運轉起來 。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學“五四”科學討論會上，厲以寧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個性的語言表述了他對于經濟體制改革路徑選擇的基本觀點：“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于價格改革的失敗，但經濟改革的成功卻并不取決于價格改革，而取決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業體制的改革” 。這句在理論界被廣為傳播的名言集中體現了厲以寧先生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觀點，可以說，所有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最為核心也是最為艱難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線論由于觸及最為敏感的產權問題的“”而在實踐過程中倍受磨難，厲以寧先生在強大的壓力面前始終以一個誠實謹嚴的學者的姿態闡揚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論，充分表現了一個經濟學家巨大的理論勇氣和科學精神。
以厲以寧先生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主線派）和以吳敬璉先生為代表的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主線派）的論爭的焦點在于對市場機制的理解的差異。在厲以寧先生看來，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內容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能夠適應市場經濟的市場主體的存在，在獨立的產權明晰的商品生產者缺位的情況下，以價格為調節資源配置基本信號的市場機制就不會真正起到引導資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業的靈敏反應為前提的政府宏觀調控也不會達到預期的目標，只有通過所有制改革徹底改造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一個有效率的市場機制才會最終建立并正常運行。在吳敬璉先生看來，市場經濟是一個有機體系，這個有機體系由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競爭性的市場體系、主要通過市場進行調節的宏觀管理體系三個要素組成，三者相互制約缺一不可，但是競爭性的市場機制是以完善的價格機制為基礎的，在價格改革大大滯后、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尚未建立起來的條件下，協調改革派更強調價格改革在構建市場經濟體系中的作用，認為只有理順價格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才有可能進一步推進所有制改革從而構建整個市場體系 。所有制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之間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視角為中國經濟改革總體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義的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恰是選擇了一條中庸的路線，在重塑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構建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和完善政府宏觀調控體系三個方向上同時展開全面推進。實際上，價格改革主線論和企業改革主線論只是分別強調了市場機制的兩個不同側面，前者強調經濟運行機制和宏觀環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則強調經濟運行主體和微觀基礎方面的改革，而在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中，這兩方面的改革都是極為必要的：沒有獨立的產權明晰的企業就不可能有真正競爭性的市場，同樣，企業也無非是市場關系的總和，沒有競爭性的市場也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企業。經濟體制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從系統論的觀點來看，無論是企業改革先行還是價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實際的，只有將經濟體制改革的諸方面協調推進配套進行，注重多種路徑選擇和目標取向的折中和諧，才能夠實現經濟體制的真正轉軌。
五．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
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往往被視為一種具有嚴格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性質的社會科學，因而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看來，經濟學應該處于一種完全超脫的摒棄“價值判斷”的“道德中立”狀態。在馬克斯·韋伯看來，所謂“價值判斷”，即是指研究者“宣稱他接受從某些倫理原則、文化觀念或哲學觀點中所推演出來的實際價值判斷”，而“道德中立”，是指兩種極端的狀態，或是認為“應把純粹從邏輯上可推演的斷定和經驗事實斷定與實際的倫理價值判斷或哲學價值判斷區分開來”，或是“主張即使不能用某種邏輯上的完整方法作出這種區分，但還是有希望把對價值判斷的斷定堅持到最低限度” 。然而每一個經濟學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區分經驗事實的陳述和價值判斷是如何艱難。這就產生了一個令所有學者都感到尷尬的悖論：一方面：“科學經濟學”的鼓吹者們總是頑固地維護經濟學本身的純潔性和道德中立姿態，認為經濟學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學意義的在邏輯上和事實上正確的結果”；另一方面，所有經濟學賴以存在的理論預設卻又與“經濟科學不能把主觀性評價作為其分析的主題”這種貌似公允的判斷相左。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經濟學非但不能摒棄和回避價值判斷，不能完全擺脫或忽視價值觀念在經濟學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為一門社會設計和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應該將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對客觀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與對人的行為的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現實社會經濟狀態與經濟學家經由自我的價值判斷而形成的對理想社會的科學設計結合起來，將經濟學的科學目標和道義目標結合起來。作為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的最終目標是要通過科學研究告知人們對經濟行為和經濟事實的肯定與否定的客觀標準，從這個意義而言，經濟學不是超越階級的純粹抽象的數理科學和邏輯哲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經濟學將告訴人們，如何進行經濟建設，如何制定發展目標并且把目標實現的可能變為現實，如何促進國民經濟的協調，以及如何把人們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用于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經濟學的社會啟蒙作用和社會設計作用在實質上是統一的。經濟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如果不能在明確經濟中的是非的前提下進行設計，不能對一種社會設計的經濟運行后果作出恰當的科學的價值判斷和是非辨別，那么經濟學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發展目標實現的作用，其社會設計功能的道義上和科學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樣，盡管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啟蒙的科學能夠告訴人們如何評價一個目標和經濟政策，但是如果不發揮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設計的科學應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標可能變為現實，那么即使是構想科學并且符合道義標準的目標，它也不會自動實現。厲以寧先生將經濟學的本質界定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強調價值判斷和規范研究在經濟學中的作用，但是這并不表明他不重視實證研究在經濟學中的地位，相反，他認為實證研究所獲致的成果將會豐富規范研究的內容，使得經濟學中有關社會評價、政策探討的判斷建立在更有實證根據、更有說服力的基礎之上 。
新技術革命在最近幾十年的突飛猛進給經濟學研究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這不但是經濟學研究方法上的創新的挑戰，而且更是經濟學研究的根本內容上的創新的挑戰。以新技術革命為出發點，作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的經濟學，就必然將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學技術對人類經濟行為和社會經濟運行方式所產生的深刻影響方面，這種影響在三個主題上同時展開：就“體制”而言，什么樣的經濟體制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以促進和適應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科學技術的新發展又對經濟體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標”的研究為例，考慮到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發展目標方面應當如何把經濟上的要求與社會上的要求聯結在一起？微觀經濟單位和宏觀調控主體在制定目標時，應該如何趨于現實化和合理化以適應科學技術發展的形勢？從“人”研究層面來說，在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方式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人類福利的含義和度量標準發生何種變化？如何使得科學技術的發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和總體福利的增進而不會成為科學技術發展的犧牲品？由此，厲以寧先生認為，經濟學研究要在新的時代面前回應挑戰，就必須在三個層次上進行全新的探討：第一個層次是對現行經濟體制以及該種經濟體制條件下的經濟運行的研究，第二個層次是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的研究，第三個層次是對人的研究，也就是對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 。三個層次的經濟學研究在邏輯上有相互關聯和相互滲透的關系，但是其內容各有側重：經濟體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種比較經濟體制研究，即在現存的世界各國的經濟運行體制中，從集權體制和分權體制各自的優劣比較出發，尋找一種既能夠實現較高的經濟效率又能夠有利于宏觀經濟調控的經濟體制，即探求一種將微觀經濟的管理與宏觀經濟的管理有機結合的經濟運行機制；發展目標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理論預設，在摒棄最優經濟原則的前提下，將現實原則而不是理想原則作為制定經濟政策的指導原則，在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決策中使得目標的確立走向現實化、多元化、綜合化，追求多種發展目標之間的均衡和諧的實現方式；對“人”的研究建立在經濟學的終極人文關懷的觀念之上，在這種觀念中，對人的研究被置于經濟學研究的最高層次，對經濟體制和發展目標的研究都是為了人的總體福利的增進和人的全面發展，在經濟學研究的這個層次上，經濟學的視角與倫理學的視角往往產生相互的交叉與認同。
厲以寧先生將“體制、目標、人”作為經濟研究的三個層次，而他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正是從這三個層次的研究的角度出發去構建的，他的較早期著作《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反映了他試圖以自己獨特的理論框架來對傳統經濟理論進行重新闡述的積極而有意識的努力，即使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我們仍可以明顯覺察這本著作在體系創新方面的開創性貢獻。在他看來，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重點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而經濟運行總是在一定的經濟體制條件下實現的，因此，必須將一定的經濟體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前提。在厲以寧先生的設想中，理想的目標經濟體制應該包含以下特征：（1）這是一個建立在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礎之上的、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的、以市場經濟為基本框架的經濟體制；（2）這是一個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從而擁有獨立法人的經濟體制；（3）這是一個在資源配置中以市場為主要調節方式的、市場調節和國家宏觀調控有機結合的經濟體制；（4）這是一個有著基本合理的靈活的價格體系從而價格能夠比較靈敏地反映社會勞動生產率和市場供求關系變化的經濟體制；（5）這是一個依據按要素分配和按勞動分配相結合的原則促使社會成員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經濟體制；（6）這是一個基于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為趨于合理化從而在政府的宏觀調控和戰略指導與微觀經濟主體的自主行為之間尋求協調平衡的經濟體制 。在這樣的經濟體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從國民經濟運行、企業經濟活動、個人經濟行為三個層次分別考察，探討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和經濟改革的基本路徑。在發展目標的研究中，兩個最為關鍵的問題是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給定的經濟體制之下研究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兩大社會經濟目標。由給定經濟體制條件下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實證分析轉入有關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確定的規范分析，反映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探討的深化。社會主義發展目標是一個包含社會發展目標和經濟發展目標的綜合體系，這種目標體系的動態相對平衡性要求在制定發展戰略的時候注重多種目標的統一協進，并考慮到在目標的變動中社會承受能力的強度。在對“人”的研究中，厲以寧先生始終以一個關注民生的經濟學家的姿態，主張“對人的關心和培養是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認為在理想的社會制度中，人應該成為全面發展的人，他們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潛在能力，不斷深化自身歷史使命的認識，社會生產發展的最終目標與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達到統一。以這種人文關懷的理念為出發點，厲以寧先生對平等與效率問題、社會福利的基本含義問題、人的地位的社會評價標準問題、社會主義民主問題等進行了廣泛深刻的探討 。
六．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
發展經濟學作為經濟學領域一門新興的學科，在最近幾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學術界公認的成果。但是發生在中國的廣泛而深刻的制度變遷卻給發展經濟學提出了嶄新的挑戰，這種挑戰不是對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對發展經濟學基本研究對象所提出的挑戰：中國制度變遷中面臨的轉型和發展的雙重使命是傳統發展經濟學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題。所謂轉型，是指中國的經濟體制要從初始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逐漸過渡到與國際主流社會相一致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所謂發展，是指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要從不發達的狀態逐步走向繁榮富強的發達狀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這種轉型發展的雙重背景之下，中國經濟所面臨的許多命題諸如資本形成、人力資本培育、市場化、企業家成長等，都與傳統發展經濟學有著不同的內涵。由于傳統的僵化的經濟運行機制和長期積淀的傳統社會結構的合力影響，強化了中國轉型發展的特有的路徑依賴特征，逼使許多經濟學家在正統發展經濟學的教條之外尋求中國獨特的轉型發展之路。厲以寧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講演中，一直關注于轉型發展問題的研究，堅持“在轉型中發展，在發展中轉型”的基本觀點：所謂在轉型中發展，就是要在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創造經濟發展的條件，而在這種體制變遷中，最為核心最為關鍵最為艱巨的使命是重新構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所謂在發展中轉型，是指通過經濟發展增加社會對劇烈的體制轉軌的承受力，增加整個社會力量對改革事業的支持和理解，從而更加深入地推進以市場化為根本指歸的經濟體制變革 。針對中國在轉型發展初期所面臨的特殊社會經濟背景，厲以寧先生提出了中國轉型發展的三個基本命題：以構造市場經濟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相比于價格改革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的失業問題相比于通貨膨脹問題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增長分析相比于貨幣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這三個命題之外，厲以寧先生還對與轉型發展密切相關的宏觀經濟調節、社會協調和觀念更新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對關系中國轉型發展的重大課題諸如區域經濟發展和反貧困、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等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關于第一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以產權改革為中心的改革既是實質性的，又是漸進性的，“實質性”意味著產權改革將徹底改造深受傳統體制束縛的微觀經濟主體，從而實現中國真正的市場化改革，而“漸進性”意味著中國產權改革的路徑選擇將擯棄激進論者的路線而采取較為謹慎的推進戰略，以最小的社會震蕩成本換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厲以寧先生在產權改革上的這種立場，一方面將自己與以維護中國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為依據而對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態的保守人士區別開來，另一方面又與那些主張效仿蘇聯東歐的經濟轉軌模式從而對中國實施大規模徹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進人士劃清了界限。以股份制為新企業體制的目標模式促進中國盡快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現代企業制度，以股份制改造為突破口完善和促進中國企業的管理模式變革和體制創新，是厲以寧先生產權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張，經過十幾年的改革實踐的檢驗和學術界的長期論爭，股份制已經成為我國企業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 。關于第二個命題，厲以寧先生歷來主張“就業優先兼顧物價基本穩定”的經濟發展戰略，在政府宏觀政策目標體系中將就業目標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強調，認為惟有將就業置于突出地位即把發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強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準，使社會得以穩定協調發展，除非是在物價急劇上漲而引起社會強烈動蕩的特殊情形之下。而產權改革和就業優先這兩個政策主張在邏輯上是相輔相成的：產權改革的順利進展帶來的企業發展將為就業問題的解決提供寬松的環境，而就業目標的優先策略帶來的良好就業態勢又可以減少產權改革引發的社會震蕩，降低產權改革的社會成本。關于第三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盡管貨幣流量分析是現代宏觀經濟分析中常用的說明經濟增長與波動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國在經濟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分析對象的特殊性，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具有較大的局限性，而經濟增長分析比較適宜于研究轉型發展中的中國經濟。中國不但是一個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階段的發展中國家，而且是一個處于非均衡狀態的發展中國家，在這種特殊的轉型發展背景之下，體制的非單一性、市場的不完善、非經濟因素對經濟運行的有力干擾、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的狀態長期存在、隱蔽失業和隱蔽通貨膨脹的公開化等，都使得傳統的貨幣流量分析方法無法對困擾中國轉型發展的諸多問題進行有說服力的準確的闡明，而更為嚴重的是，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對中國轉型發展的扭曲解釋會使我們的戰略決策受到相當的誤導，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和轉型戰略的制定。具體而言，貨幣流量分析無法說明通貨膨脹、失業和經濟中的短線部門“瓶頸”制約背后真正的體制與結構根源，而由這種分析方法所導致的將治理通貨膨脹置于首位的經濟政策選擇會嚴重忽視就業和經濟增長的重要意義，同時貨幣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長戰略在處于特殊轉型發展時期的中國是缺乏現實意義的。
七．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道德問題并非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命題，經濟學的核心命題是資源配置和效率增進。然而經濟學并不是不涉及道德問題，相反，在對經濟學的許多命題的最終解答中，價值判斷和道德判斷似乎總是難以回避的。但是經濟學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給定的道德規范和價值體系下進行分析，它把人們的“偏好”、“價值觀”、“生活目標”、“社會公德”等等當作外生的經濟學體系之外決定的變量來看待，當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條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種給定的道德準則、社會規范范圍內，進行經濟學分析，告訴人們如何行為、如何選擇、如何決策、如何配置資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目標，增進自己的幸福 。經濟學和道德哲學的這種學術分野并未成為經濟學家關注道德問題的阻礙，事實上，每一個嚴肅的有著人文關懷的經濟學家必然懷有道德憂患意識，在20世紀末中國學術界有關道德問題的饒有興趣的論爭中，許多經濟學家以其精彩的論述和獨特的理論視角引起倫理學家們極大的關注。經濟學家“不務正業”介入道德研究領域，在世紀末的中國似乎具有某種象征含義：在中國由傳統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變遷的進程中，經濟學家對倫理道德問題的普遍的強烈的關注不僅反映出學者的強烈的道德憂患意識和社會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個社會在制度轉型期面臨道德規范的混亂與道德意識的迷茫時對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喚與強烈渴求 。
厲以寧先生是國內經濟學界較早關注道德倫理問題的學者之一，從他許多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試圖從倫理學的視角對經濟學的諸多范疇進行規范分析的努力 ，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其理論進路與倫理學家的相異之處在于，他并不將眼光貫注于有關道德的是非判斷與善惡評價，而是將道德置于整個經濟運行體制中去考量，探討道德在經濟發展和經濟轉型中對經濟運行的調節作用。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由于存在著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的情形，因而單純依賴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就不能達到預期的經濟運行目標，而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所遺漏的空白，應該由習慣和道德調節來填充和彌補，在交易活動中如此，在非交易領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厲以寧先生提出，道德調節和習慣調節是超越市場和超越政府的一種調節，它的社會整合和經濟調節功能介于作為“無形之手”的市場調節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調節之間，作為第三種調節起作用，共同維系和引導著整個經濟的和諧有效的運轉 。習慣和道德調節的力量來自于經濟中的行為主體內部，即來自每一個行為者自身，它表現為各個行為者按照自己的認同所形成的文化傳統、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則來影響社會生活，使資源使用效率發生變化，使資源配置格局發生變化。因此，習慣和道德調節的約束力和有效性取決于社會成員對群體的價值觀念和傳統信仰的認同程度的高低，取決于社會成員建立在共同價值譜系基礎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換言之，道德作為維系社會運行的一種手段，是通過各個行為主體自身的道德約束和相互之間的道德約束從而形成一種滲透于社會生活的道德風尚，它使得經濟行為主體對他人的行為和社會前景形成穩定的預期，以此為整個社會經濟運行提供一種道德坐標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為我們探討經濟學中的一些規范問題諸如效率與公平等提供了新鮮而有說服力的視角。厲以寧先生認為，效率具有雙重基礎，即效率的物質技術基礎和效率的道德基礎，單純用物質技術因素來闡釋效率是不夠的，事實上，物質技術因素只能產生常規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夠真正挖掘效率增長的潛力從而產生非常規效率，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這個結論已經被經濟史中無數例證以及管理學的現論所證實。道德視角的引入同樣可以加深我們對于公平的標準的理解。從收入的絕對或相對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個客觀統一的尺度，類似的，用機會平等來測度公平同樣會遺漏下許多難以解釋的空白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公平以對群體的認同為基礎，在一個群體內部，成員對群體的認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強，當社會中的成員從其處于超利益的考慮而參與的群體中普遍感到一種受到尊重和和諧的氛圍，其公平感就會增進社會的協調的效率的提高。
厲以寧先生強調道德力量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個“道德烏托邦主義者”或“道德萬能論者”。第一，他一直強調道德激勵與利益動機的相容性。社會成員的道德的自我激勵使他們激發起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標的實現而努力的熱情，自愿地在個人利益和公共目標沖突時將公共目標的實現置于個人利益之上，但是，社會群體對于個人正當利益動機的尊重是社會成員實現自我道德激勵的必要前提，而社會成員的持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既來自自我的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也來自自我的正當的利益動機。第二，他始終重視現代社會運行中法律的作用。從制度經濟學角度來看，習俗或道德傳統屬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屬于正式制度，在現代社會中，社會習俗和道德文化傳統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與政府的法律規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確立著社會成員的行為準則。習慣和道德調節在社會經濟運行中起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協調功能，但是，習慣和道德調節必須以法律的規定作為邊界，不能違背現行的法律規范。第三，他關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張建立一套嚴密的篩選機制、保障與激勵機制、約束與監督機制，以此規范政府的行為。政府是一種通過自己的立法行為為社會經濟運行提供強制性秩序的組織，政府的成員需要有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調節行為必須建立在符合法律規范的基礎上，需要建立一種由公眾實施的監督和約束機制，促進政府行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濫用權力而對社會秩序造成的破壞。
處在制度轉軌關頭的中國既需要經歷經濟體制變遷的洗禮，又必然經受倫理道德體系和文化傳統更新的陣痛，對于一個具有長期集中計劃經濟傳統并擁有豐厚的歷史道德資源的國家來說，這種經濟體制與道德傳統的雙重變遷的使命注定是意義深遠而步履艱辛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時又具有長期性和漸進性。
八．結束語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那就是，我們有幸生活在一個中國偉大變遷的時代，我們目睹這個曾經飽受患難的國家重新以一種難以置信的勇氣和信心，向著民族復興的夢想靠近。而尤其令我們感到榮幸的是，作為經濟學的研究者，中國在當代經濟發展中所經歷的巨大變遷為我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無可比擬的豐富而生動的素材，這是時代賜予經濟學者的寶貴的際遇。而經濟學界諸多學派之間嚴肅的探討、論戰和爭鳴，不但促進了經濟學科的繁榮，也為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理論視角。厲以寧先生是同時代這些優秀的經濟學家當中的一個，假若以對中國經濟學術界和中國經濟改革決策的影響力作為衡量標準，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獨特的理論進路、勇毅的創新精神、堅實敏銳的現實感和嚴密宏大的理論體系，為中國經濟改革思想貢獻了豐富的思想資源，確立了自己在當代中國經濟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學家，他以深遠的憂患意識對國家命運和民生的關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著一種強烈的人文精神，充滿終極關懷的意味。當然，如同所有深受傳統經濟體制和傳統經濟學知識結構影響的經濟學家一樣，厲以寧先生的理論體系和論證范式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所遺留的深刻的印記，對此，厲以寧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價?！耙淮擞幸淮说臍v史使命”，中國經濟學的繁榮昌明有賴于中國經濟學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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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思想發展史范文6
以生態建設為重?，全面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SPAN>依托國家重點項目，按照“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科學規劃、綜合治理”的方針，堅持生態效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三效統一”的原則，堅持生態建設與農村牧區經濟結構調整、農牧業產業化、扶貧開發、農村牧區基礎設施建設“四個結合”，加快治理速度，擴大治理規模，提高治理質量，逐步構建北部水源涵養、中西部水土保持、東南部防風固沙三大生態體系，到2010年實現生態環境的基本好轉。重點抓好以水利為中心的農田草牧場基本建設，退耕還林和退牧還草并舉，種好水澆地，改造旱平地，退下坡耕地；沙化草場禁牧舍飼，退化草場劃區輪牧、季節性休牧，在條件具備地區，年均建設家庭牧場400處，爭取利用3—5年時間，使風蝕沙化嚴重的坡耕地基本退下來，所有的流動半流動沙丘和所有沙化退化草牧場全部封育；加快黑哈爾河灌渠工程和白音泡子水庫建設，每年新增有效灌溉面積2—3萬畝。加快以小油路為重點的鄉村公路建設，爭取用5年時間實現全部蘇木鄉鎮通油路。加強農網、城網改造和通訊等基礎設施建設，為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創造條件。
加快農牧業結構調整，全力推進產業化經營。堅持“穩糧、優雜、興草、強牧”的原則，做大做強“優勢養殖業、特色種植業、規模林草業、生物制藥業”四大主導產業，提高農牧民組織化程度，實現農牧業增效、農牧民增收。優勢養殖業走小群體、大規模的路子，抓基地、建小區、聯龍頭、強服務，鞏固發展肉牛、奶牛、肉羊、絨山羊、肉雞、蛋雞為主的具有一定規模的穩定、高效畜牧業生產基地，力爭五年內使養殖業占農業的比重達到70%。特色種植業按照區域布局、規模生產、精品示范的思路，在提質增效上做文章，大力推行為養而種、以種促養的飼草飼料種植，積極引導為龍頭企業提供原料的基地種植，鼓勵發展有訂單保障、仍居賣方市場的特色種植。采取政府推動、小區拉動、農牧戶聯動的方式，有所為、有所不為，集中人力、物力、財力向產業化傾斜，持之以恒地抓好主導產業的發展壯大。
深化改革，擴量提質，強力推進工業經濟快速發展。依托現有產業基礎，加快對外開放步伐，以重點項目為支撐，引進增量、盤活存量、擴張總量，積極探索適合本地實際的工業化發展路子。通過深化企業改革，完善管理機制，推進重點項目，突出園區建設，發展特色優勢產業。圍繞農牧業產業化經營，大力發展農畜產品加工業，培育發展一批產業化龍頭企業；依托豐富的礦產資源，重點扶持以水泥為主的建材業和采礦業；利用得天獨厚的麻黃草、山杏等自然資源，加快發展以麻黃浸膏粉為主導產品的生物制藥業、飲品加工業。突出抓好50萬噸水泥廠建成達產，加快天山制藥有限責任公司擴產等重點工業項目建設，以骨干企業拉動工業經濟。
著眼于現代目標，著手于市場運作，提高城鎮化水平。堅持“科學規劃、政府推動、市場運作、綜合開發、配套建設”的原則，以新區開發為重點，多渠道籌集建設資金，硬化、綠化、亮化、美化同步進行；樹立經營城鎮的理念，運用市場機制，制定優惠政策，鼓勵各類經濟主體投資城鎮基礎設施建設；積極探索擴張城鎮規模和容量的新機制，引導各類生產要素向城鎮集中，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引導農牧民向城鎮和非農產業轉移，實現以城建城、產業興城。爭取到2010年，把天山鎮建成10萬人口、城區規模14平方公里的“特色鮮明、功能齊備、設施配套、管理有序”的民族現代、生態環保城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