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經濟危機的決定性階段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經濟危機的決定性階段范文1
近來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引起了人們廣泛的關注，探討其產生原因和影響的文章非常多。在很多文章尤其是媒體報道中，“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這兩個概念經?；煜褂茫踔粱樘娲?，這種用法對嗎?這兩個概念究竟有何區別和聯系?
2007年開始的美國次貸危機演變成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對當前世界各國經濟都產生了較大的影響。無論從波及的范圍，還是從對世界經濟的影響看，這場金融危機都不亞于1929～1933年那場經濟危機。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引起了人們廣泛的關注，探討其產生的原因和影響的文章非常多。而很多文章尤其是媒體報道中，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這兩個概念經?；煜褂?，甚至互為替代，這是不對的。搞清楚這兩個概念的區別和聯系，對于深入理解當前金融信機的性質和影響是必要的。
什么是經濟危機
當代多數中國人頭腦中的經濟危機概念基本上來自于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在政治經濟學中，經濟危機指的是經濟發展過程中周期爆發的生產過剩的危機，是經濟周期中的決定性階段。自1825年英國第一次爆發普遍的經濟危機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從未擺脫過經濟危機的沖擊，其表現為生產減少、工人大量失業、購買力和需求下降、通貨膨脹等問題。
但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危機其內涵要比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危機寬泛得多。從形成經濟危機的根源來說，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危機主要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激發的結果。爆發于1929～1933年間的美國經濟危機，其根本原因是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社會財富嚴重分配不公，使得社會貧窮階層和人口不斷擴大，從而制約了社會消費能力，導致了社會生產的過剩。而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危機其根源是多方面的，并非單一的。有政治，經濟、金融和貿易體制等多方面的原因。二戰后，國家干預主義盛行，世界貿易一體化趨勢加強，資本市場發達，金融領域創新活動頻繁，各國經濟之間的相互依賴性增強，虛擬經濟超實體經濟加快發展。這些因素雖促進了各國經濟的發展，但也為經濟危機的爆發埋下隱患。
舉例來說，1970年由石油危機引發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是由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兩大利益集團的矛盾引發的；1996年亞洲金融危機則是由東南亞國家放松管制和過快的資本自由化、銀行體系不完善、金融監管缺失，匯率制度僵化等原因造成的；2007年越南經濟危機則主要是資本項目開放過早且金融體系不健全、監管不到位造成的；2007年美國金融領域中次貸危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次級抵押貸款產品設計上存在固有的缺陷、國際和國內的流動性過剩等因素，深層上還有社會政治原因：政府長期以來為滿足民眾的愿望而偏好寬松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房貸政策。
什么是金融危機
金融危機又稱金融風暴，是指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與地區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標(如短期利率、貨幣資產、證券、房地產、土地價格、商業破產數和金融機構倒閉數)的急劇、短暫和超周期的惡化。金融危機具體表現在金融萎縮，股價下跌，資金供給不足，流動性低，并引發企業大量倒閉，失業率提高，社會普遍經濟蕭條，甚至社會動蕩或國家政治動蕩。
現代社會金融危機之所以頻繁發生并迅速蔓延，這與發達的現代金融市場密切相關。由于實體經濟迅速發展，貨幣制度硬約束的不復存在(即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現代科學技術特別是電子計算機及網絡技術的發展，導致虛擬經濟超常規發展。金融市場異?；钴S，泡沫現象嚴重，這使貨幣流通速度加快，資本市場過度膨脹，流動性過剩加劇。同時世界經濟一體化趨勢不斷加強，各經濟體之間的聯系緊密，某一國或地區金融領域出現問題，立即會波及到世界各地，世界經濟形成了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格局。這些因素就好像一把雙刃劍，既推動了世界經濟的飛速發展，也導致了金融危機的頻繁出現。
金融危機與經濟危機的聯系和區別
經濟危機的決定性階段范文2
一、三種解釋模式
長期經濟波動(長波)也稱“康德拉基耶夫周期”,熊彼特最早對其命名并概括為三種周期體系,即在一個康德拉基耶夫周期內還存在著平均大約9年到10年的“尤格拉周期”(中周期),以及平均大約40個月的“基欽周期”(短周期)[1]297。對于中周期和短周期的研究構成了現代宏觀經濟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關于長波理論的研究,長期以來并未得到應有的重視,理論研究不足。在經濟史研究領域主要是以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階段論呈現出來的,例如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壟斷資本主義、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階段劃分,與長波的統計實證研究基本上是一致的。從文獻史的角度來看,長波理論研究主要有兩個重要階段:二戰前的早期研究階段,主要代表人物有范·格爾德倫、康德拉基耶夫和熊彼特等;二是1970年代之后的現代研究階段,這一時期形成了長波理論的三大流派:基于熊彼特創新理論的“技術決定論”,戴維·戈登等提出的以“積累的社會結構”分析為核心的“制度決定論”,以及曼德爾提出的長波理論。
1.技術決定論。該模式源于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提出的創新理論,主要觀點為:(1)“執行新的組合”、創造新的生產函數是打破靜態循環流轉、推動經濟發展的源泉,但是這些創新(新事象)的出現“不是像人們依據概率原理所期望的那樣,從時間上均勻分布,而是,如果一旦出現,那就會成組或成群地不連續的出現”(蜂聚),從而周期性地打破循環流轉的平衡,形成大小不等的經濟周期[1]69,72~74,237~253;(2)長波與基礎創新相聯系,間斷性的基礎創新(產品創新)是解釋長波的主要變量,其它經濟變量如利潤率水平、固定資產投資等都是圍繞這個變量而變化的;(3)經濟活動的長波顯示了資本主義的性質和機制,“每一次長波包含一次產業革命和對它后果的吸收”。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中,熊彼特將其稱之為“創造性毀滅的過程”[2]146,147。
197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面臨“滯脹”危機,長波理論開始得到復興。1975年出版的《技術的僵局》是復興長波理論的代表作之一。在這本書中,門斯繼承了熊彼特創新理論的思想、使之現代化,并試圖對熊彼特理論的薄弱環節進行補充和發展。門斯關注的是基本創新的前提和環境以及如何推動擴張性長波的產生,并以實證方法研究熊彼特的創新蜂聚假說。另一名荷蘭學者范·杜因則綜合了熊彼特創新理論和產品生命周期的思想,形成“創新生命周期”概念,即認為任何一個基礎創新都要經歷引進階段、增長階段、成熟階段和下降階段,基礎創新產品的性質不同,生命周期的階段也就不同。在此基礎上,杜因提出以創新生命周期為基礎的長波理論,認為創新生命周期的四個階段分別對應于長波的復蘇、繁榮、衰退、危機四個階段,并認為不同行業(新行業、現有行業、基本部門)在長波的不同階段具有不同的創新傾向,因而以半個世紀為一個循環的長波主要是由創新生命周期以及與之相關的基礎設施投資決定[3]118~125。另外,在長波理論的當展中,以卡蘿塔·佩蕾絲(Carlota Perez)、克里斯·弗里曼(Chris Freeman)、弗朗西斯科·盧桑(Francisco Lou)等為代表的學者開創了技術-制度協同演化的分析范式。在《技術革命與金融資本:泡沫與黃金時代的動力學》一書中,佩蕾絲發展出一個技術、經濟、制度三者協同演化的模型,探討了技術變遷及其被吸收的過程如何在經濟和制度領域引起變化,推動“技術-經濟范式”的形成并掀起發展的“巨潮”[4]2,167~169。在弗里曼和盧桑合著的《光陰似箭》著作中,他們提出了五個準自主社會子系統(科學、技術、經濟、政治和大眾文化)的共同演化觀,“探討了在一定制度背景和調節方式框架下,研究包括技術創新、結構變化以及經濟和社會運動共同演化在內的經濟史的方法,并根據一個連續發生的技術革命向經濟系統擴散的模型,對過去兩個世紀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進行描述?！盵5]3,127
2.制度決定論。該理論形成于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稱為SSA學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戈登、愛德華、鮑爾斯、韋斯科普弗、科茨、麥克唐納等。SSA學派的長波理論的主要理論觀點為:
(1)提出積累的社會結構的概念。該概念最初是由戈登提出,被定義為資本積累賴以進行的外部環境的具體機制和一般制度。這一學派的基本思想源自馬克思的論斷:“利潤決定著積累的進程,而積累反過來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經濟增長的速度?！盵6]因此,同曼德爾一樣,SSA學派也同樣認為利潤率決定著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的速度。但是,它們不再局限于經典關于資本有機構成、剩余價值率的分析方法和概念,而是擴展為決定利潤率的外部環境和制度機制,形成“積累受社會機制制約”這一核心思想。
(2)分析社會力量關系。利潤率取決于社會中的力量關系,即資本與工人之間的關系、資本家階級與國外賣者和買者之間的關系以及資本家階級與國家之間的關系。資本家的力量太大,收入分配偏向資本,就會形成消費不足的危機(剩余價值實現的危機);資本家的力量太弱,剝削率降低、利潤停止增長,形成剩余價值生產的危機。戈登等認為這一理論在三個方面發展了傳統的理論:一是強調力量關系對于利潤率的影響要比對利潤份額的影響重要得多;二是強調力量關系在決定獲利能力基本條件上的中心作用;三是認為對恢復資本力量所做的努力,比如,通過緊縮的貨幣和財政政策等,因對設備能力利用的消極影響而可能會使勞動后備軍擴大,但并不能恢復利潤率[6]。
(3)研究了長波與積累的社會結構之間的關系。擴張性長波和收縮性長波的交替運動可用積累的社會結構的變遷來解釋,每一個長波都對應著一個相應的制度結構以及由這種社會機制所決定的力量關系。戈登及其合作者將積累的社會結構與長波之間的關系概括為8個方面:①一個有利于資本積累的SSA是擴張性長波的基礎和前提;②有利的制度環境導致投資繁榮和經濟加速;③投資逐漸達到一定的社會結構和制度框架所允許的極限;④積累速度放慢、經濟進入停止階段;⑤經濟停滯,使現行的SSA瓦解;⑥在危機中恢復資本積累的可能性取決于新的SSA的建立;⑦新的SSA由危機期間階級斗爭的性質塑造,但不僅僅取決于階級斗爭的特征;⑧新的SSA與原有的SSA不同,資本主義發展進入下一個階段[7~8]。
3.曼德爾的長波理論。曼德爾的長波思想很大程度上受托洛茨基的早期研究①的影響。在曼德爾看來,資本主義運動的一般規律能夠解釋從擴張性長波向蕭條性長波的轉變,但是不能說明后者向前者的轉變,因此,對長波上升期和下降期的原因的解釋邏輯是不對稱的。擴張性長波的特點是:利潤增長、加速積累、加速發展。但是隨著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以及資本積累矛盾的加劇,具體條件的變化遲早會使平均利潤率衰減、資本加速積累的力量消失,并形成下一個技術革命的巨大障礙,進入收縮性長波:利潤退縮、積累逐漸減速、經濟發展減速。下降過程是由資本主義的內在機制決定的,馬克思提出的資本積累的一般規律、擴大再生產以及平均利潤率下降趨勢在這里發揮著長期作用。
與資本積累中利潤率下降的機制不同,使平均利潤率突然上漲的因素發生在“危機過程中的資本貶值周期性結果之外”,主要有四個因素:(1)資本有機構成的突然降低,如資本大量涌入到一個有機構成非常低的領域(或者國家);(2)剩余價值率的突然增長,如工人階級嚴重失敗和原子化,從而導致勞動力價格偏低,甚至以低于價值的價格出售;(3)不變資本因素的價格,特別是原材料的暴跌,從而對有機構成突然下降或在第一部分勞動生產力的革命性進展使固定資本價格暴跌產生重大影響;(4)由于交通運輸新體系的完備、分配方法的改進、股份的加速循環等原因而發生的流動資本周轉期的突然縮短。
利潤率突然上漲所引起的資本積累的加速很可能是短暫的,在短暫的投資之后,可能繼而產生新一輪投資不足。因此,必須還有一種機制使過剩資本的積累被拖入到更大的漩渦中去,在這里不僅發生中等的技術革命,而是要發生大規模的、普遍的生產技術革命。如果幾種因素能夠引致平均利潤率突然上漲,很可能將引發這樣一種機制,從而導致廣泛的、規模巨大的擴張性浪潮。根據馬克思對“機器大工業”的分析,曼德爾認為這種技術革命的決定性因素在于用機器生產動力機械方面:“在能源機器生產和動力機械的機器生產方面的每一次革命,都逐漸使整個經濟中的全部生產技術發生了變化,其中包括交通運輸體系的技術在內”。正是動力機器的變化以及隨之而來的傳送機器和工具機器的革命性變化,逐步引起整個社會生產技術的變遷,從而暗示了新積累資本擴大的長期可能性[9]121~156,[10]。
根據這些分析,曼德爾認為有事實性標志的長波主要有三個時期,如下表所示。
二、我國學者的研究
經濟危機的決定性階段范文3
其實，中國出口以加工裝配為主，附加值很低，只有很小的比例同GDP增長相關。中國平安渡過這次經濟危機就充分證明，出口是拉動國民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性因素。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是由整個改革開放政策，特別是市場化改革所帶動的。有些政客想借打擊中國出口來遏制中國經濟增長也是徒勞的。中國的出口產業是高度國際化的，對其限制將會影響整個產業鏈，也會傷及美歐日經濟。
中國經濟能持續增長嗎?答案是肯定的。中國經濟市場化改革所釋放的能量方興未艾，遠未達到所謂的效益遞減程度。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已為中國的工業化積累了可觀的資本，正處于起飛階段。居民的高儲蓄率蘊藏著巨大的消費力，只要政策得當就會很快形成巨大內需。中國的城市化之路剛走了一半，在今后相當長時期內城市化將是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中國服務業發展水平偏低，遠落后于中國經濟總體發展規模，已被列入“十二五”規劃優先發展行業，這是又一個新增長點。
具備如此多的積極因素，為何外國輿論始終懷疑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這其中包含著各種復雜的因素。這種懷疑可以警醒我們避免盲目樂觀，而要決策謹慎。
外國人仍用“重商主義”觀點看待中國，認為中國獎出限入，以鄰為壑，因此總想用保護主義手段來限制中國出口，殊不知中國的出口產品內含著他們的巨大利益。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十年來，交出了一張十分漂亮的成績單。雖然在金融危機的沉重打擊下也同樣面臨保護主義壓力，但中國政府始終堅持改革開放，反對保護主義，外資政策甚至比西方國家還要開放。
經濟危機的決定性階段范文4
一、新古典經濟學對沉淀成本的分析 通常，新古典經濟學家僅僅著眼于生產要素，特別是資本市場交易過程，產生沉淀成本的主要因素包括： 2交易成本也是產生沉淀成本的重要原因之一。交易成本是指達成一筆交易或簽訂一份契約所要花費的機會成本，也指買賣過程中所花費的全部時間和貨幣成本。這些交易成本對于提高初始購買價格以及降低資產再出售價格有很大影響，類似于稅收楔形，從而產生沉淀成本。即使資產不具有產業或企業專用性，由于Akerlof[5]的“檸檬效應”問題，常常也會產生部分沉淀成本。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買賣雙方對二手資產的質量存在信息不對稱，致使通用性資產價值也會大打折扣，就像汽車市場上的舊車問題，很容易產生沉淀成本。
3 顯性或隱含契約、政府管制的存在等也會產生沉淀成本。也就是說，如果契約完全，不會存在沉淀成本。然而，由于契約是不完全的，不確定性和意外沖擊，很容易產生沉淀成本。例如，如果存在充分就業的隱含契約，一旦失業，就會產生部分沉淀成本；再比如，政府對于某些可以流動的資產加以管制不允許流動，也會產生沉淀成本。
通過打破新古典經濟學一般均衡市場模型，沉淀成本常常出現在產業組織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中，它也成為影響企業進入與退出以及市場失靈的最重要的因素。
一是沉淀成本構成潛在企業的進入壁壘，很容易造成進入威懾和先行者優勢。為了證明固定成本不構成進入壁壘，需要定義進入壁壘概念，它是指不由在位企業而由潛在企業承擔的生產成本。遵循這一定義，Baumol和dash;—交易成本，從而也會影響投資成本的補償程度。他發現，與市場不同的是，企業的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如知識技能）和其他資源的所有者常常固定在一種特定形態上，很容易產生變化依賴性。例如，公司在進行廠房、機器和設備等物質資本專用性投資之后，就不可能輕易地將這些投資轉為他用。不僅物質資本投資如此，即使所獲得寶貴的專業化知識（人力資本投資專用性），這些專業化知識只要退出，也將變得毫無價值。因資產專用性引發交易成本，一方面，使企業內部生產效率下降，如委托和產權結構配置；另一方面，由于根本性轉換存在，也使企業準租金分配常常遭受KlEin等[7]所說的敲竹杠問題（Holdup Problem），很容易造成投資成本無法補償或者補償不足，因而看到降低不確定性和交易成本的治理結構重要性，它們間接達到補償投資成本的目的，也就不會涉及產品市場價值實現失靈問題。
二、馬克思經濟學對沉淀成本的分析
實際上，19世紀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沒有明確提出沉淀成本概念，但他已經認識到沉淀成本的本質特征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影響。馬克思按照資本價值轉移方式劃分出固定資產和流動資產，前者是逐漸轉移到產品價值中去，后者是一下子將其價值轉移到產品價值中去。而且他還指出，固定資產在使用過程中，因不斷受到沖擊或損耗，由新變舊，外表形態雖然較長時期保持不變，而它的內在功能卻在慢慢地衰退，隨著時間的推移，固定資產的使用價值就逐漸地不同程度地降低，其自身價值也隨之相應地減少。固定資產因損耗而減少的價值稱為折舊。將固定資產在使用過程中，因損耗而轉移到成本中的那部分以貨幣形式表現的價值稱為折舊費。
馬克思從生產過程中固定資產的折舊成本角度來分析沉淀成本的產生，而不是從資本市場的交易過程的價格差入手，尤其是將沉淀成本與進入、退出市場之間的聯系切斷了，由市場交易過程回到生產過程中，突出折舊成本與產品市場價值實現的重要性，為進一步分析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奠定了基礎。為此，馬克思考察固定資產有形損耗和無形損耗，以及從價值轉移方式角度探討沉淀成本的產生，更多地關注市場競爭、技術進步以及產品創新給在位企業帶來的沉淀成本。這種沉淀成本實際上也是社會進步必須支付的一種價格，特別是資本有機構成（資本密集型產業）的逐步提高，導致利潤率下降，社會產品價值實現越來越困難。也就是說，那些只關心個人利潤率的資本家，其急功近利的短視行為，是讓整個經濟平均利潤率下降的決定性因素，從而造成類似于一種“合成謬誤”或“囚犯困境”。也就是說，身陷“囚犯困境”以后，資本家會做出讓所有人的利益都受損的最差選擇，因此需要資本家和勞動者之間的同心協力。因為在馬克思之前，新古典經濟學雖然是一種利潤驅動性資本主義理論，但它卻缺乏與之相適應的資本理論和利潤理論……一個主要漏洞，就是缺乏一個能夠安置長期固定資本的學說[8]。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新古典價格理論關于價格將由邊際成本單獨決定，無論是固定成本還是沉淀成本在這一理論中都不起作用。然而，在出現固定資產的情況下，完全競爭將會給企業招來極大的災難，此時卻假定固定資產不存在，或者假定固定資產具有完全通用性，可以隨時重新配置，這一說法嚴重脫離經濟發展的現實。 馬克思經濟學針對資本主義市場狀況，對沉淀成本概念解釋主要集中在固定資產市場價值損失方面，以及如何看待這些價值的損失，他指出：“這種生產資料把多少價值轉給或轉移到它幫助形成的產品中去，要根據平均計算來決定，即根據它執行只能的平均持續時間，從生產資料進入生產過程時起，到它完全損耗不能使用，而必須用同一種新的物品來替換或再生產為止”[10]。馬克思還指出，“年勞動產品的價值，并不就是這一年新加勞動的產品。它還要補償已經物化在生產資料中的過去勞動的價值。因而，總產品中和過去勞動的價值相等的那一部分，并不是當年勞動產品的一部分，而是過去勞動的再生產”[11]。企業主要目標是扣除貨幣工資、原材料成本以及資本折舊、利息成本和現有資本存量的所有者的正常報酬（股東份額）之后產生合理的現金剩余（利潤）。資產有形和無形損耗是一個不斷發生的連續過程，而這些損耗是理解固定資產引發沉淀成本的關鍵。由于固定設備是由年齡或壽命（Vintage）構成的，同一設備在不同時期具有不同的壽命，因而設備的殘值也是不同的。在這種意義上，折舊成本必須通過生產的產品和服務的銷售價值
得到補償，否則就會發生沉淀成本。
盡管經濟進步伴隨著長期固定資產的積累，但是新古典經濟學不現實地假定耐用資本品不存在或者假定資本品可以從一種形式轉變為另一種形式，所以看不到長期固定資產積累所固有的本質特征——沉淀成本的產生。因此可以說，為了使簡單再生產正常地維持下去，其中的重要條件之一是，耗費多少勞動資料就要補償多少勞動資料。否則，由于自由放任市場機制，很容易造成理性悖論——社會產品價值無法實現，會產生更多的沉淀成本而引發債務與經濟危機，甚至是全球經濟危機，從而看到政府干預的重要性。
三、沉淀成本的產生與價值實現失靈
因為新古典經濟學假設從長期看來沒有沉淀成本，所以也就沒有資本和利潤理論了，從而看到市場與企業之間完全替代關系。而新制度經濟學家創始人科斯明確提出：為什么有些活動通過市場交易展開，而其他經濟活動則是在企業內的等級制度下進行？遵循科斯這一研究思路，威廉姆森提出資產專用性、交易不確定性和交易頻率等概念，細化交易成本，比新古典經濟學前進了一步，為研究資本和利潤理論提供了另一種方法，與奈特的不確定性、羅賓遜夫人的壟斷和熊彼特的創新等解釋形成互補關系。為了克服新古典經濟學沉淀成本概念的局限性，我們沿著馬克思經濟學的成本補償或價值實現角度分析，可以看出，馬克思經濟學資本理論和利潤之間的復雜性。因此說，沉淀成本或固定資產使馬克思《資本論》與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不同，從而得出的結論與政策建議也不同。
企業投資的目的就是讓生產的產品和服務在市場上銷售以獲得一定的利潤。此時假設企業投資具有顯著的沉淀成本或很強的專用性，它們與勞動、原材料等生產成本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只要能夠按照補償投資成本的價格銷售商品或服務，固定資產、R&D和技能訣竅等耐用性和專用性投資也就不足為慮。在企業購買、生產和銷售過程中，對于固定資產投資的折舊費，企業只需要在產品市場上獲得銷售收益就行。如果企業無法補償折舊成本，那么就會出現沉淀成本，此時與企業是否退出市場還是繼續生產都沒有關系。對馬克思經濟學來說，沉淀成本主要是一個價值實現或成本補償問題。
因此說，突破新古典經濟學的狹義概念，廣義沉淀成本可以被定義為既不能通過生產的產品和服務的銷售價值得到補償，同時也不能通過資產投資本身的再出售價值得到補償的那部分成本。由此可以推斷，盡管資產具有通用性或者它們的服務壽命很短，如果不能得到完全補償，企業仍會產生沉淀成本。反之，盡管資產是專用性或者它們的服務壽命很長，如果能夠得到完全補償，也不會產生沉淀成本。Dixit和Pindyck[12]則指出，沉淀成本是任何投資成本的一種潛在特征，比人們通常認為得要普遍得多。
由此可見，依據馬克思經濟學對于廣義沉淀成本的理解，可以拓展新古典經濟學的狹義性。一是沉淀成本不僅與資本市場狀況聯系起來，而且還與產品和服務市場聯系起來了。二是沉淀成本不再與進入和退出市場發生關系。即使企業繼續運營仍會產生沉淀成本，尤其是折舊成本自身能否得到補償非常關鍵。三是從事前來看，任何投資成本都可能成為沉淀成本。但是從事后看，每一類投資成本都有可能是沉淀成本，主要取決于企業在投資、生產和銷售過程中價值實現狀況，但并不意味著有些成本可能潛在地比其他成本更容易產生沉淀成本。四是突出沉淀成本與價值實現之間的關系，把資本市場和產品市場聯系起來，從而可以看出沉淀成本的有無與宏觀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之間具有內在聯系，并不像新古典經濟學那樣，沉淀成本可有可無。而在現實經濟中，固定資產的損耗（折舊費）還包括貨幣工資、原材料成本等，不僅需要得到正確反映，而且還必須通過市場交換得到補償。如果忽視投資成本的補償，也就忽略了沉淀成本的存在價值，不僅會影響擴大再生產，甚至還會破壞簡單再生產過程，最終導致財務資源枯竭、非自愿性失業和經濟危機等，從而孕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發展方向。
四、對沉淀成本概念的一種新綜合
一般說來，新古典經濟學家對于沉淀成本概念的分析主要關注：一是在完全競爭條件下追求短期利潤最大化，完全知道沉淀成本的大小，從而使市場價格等于邊際成本，看不到沉淀成本存在及其自身變化的現實意義。二是僅僅著眼于資本市場交易過程，其中資產專用性、交易成本以及政府管制等影響沉淀成本。三是沉淀成本僅僅與進入、退出市場直接相關，忽略了產品市場價值實現對沉淀成本的影響。也就是說，沉淀成本不僅構成潛在企業的進入壁壘，而且還構成在位企業的退出壁壘，嚴重阻礙企業自由進出市場或產業。四是雖然看到準租金分配時“敲竹杠”對投資成本補償問題，但忽視有形損耗和無形損耗對沉淀成本的影響，特別是固定資產價值損失（折舊成本）自身的補償問題。因此說，由于新古典經濟學家往往囿于新古典靜態或比較靜態分析，邊際分析導致很難看到沉淀成本的本質特征及其影響。換言之，新古典經濟學主要關注短期與長期分析，但從長期來看，由于資
源都可以充分流動起來，因而不會存在沉淀成本。這樣，在微觀與宏觀經濟學教科書中都不涉及它，從而積極倡導自由放任市場，無需政府干預或者干預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
相比之下，馬克思經濟學對沉淀成本概念的理解超越了靜態均衡分析，而是指在歷史時間和動態調整中，因資產有形磨損、無形磨損以及社會產品價值實現失靈的自然結果，是市場經濟天生不穩定的來源。因為固定資產投資是資本主義現代工業經濟的核心本質，而固定資產的有形和無形損耗（折舊費）無法通過自身再出售得到補償這一事實，導致馬克思認識到社會產品價值實現對于投資成本補償的重要性。這樣，馬克思經濟學不再考慮進入、退出市場與沉淀成本之間的聯系，而是從產品價值實現角度直接探討沉淀成本的出現，廣義沉淀成本不僅與企業生產產品和服務的銷售價值實現有關，還與資產自身的銷售價值實現有關，是產品市場和資本市場共同作用的結果。
事實上，從長期來看，新古典完全競爭市場是一個沒有沉淀成本的經濟模型，盡管從短期來看，產業組織經濟學強調沉淀成本的承諾和博弈作用，新制度經濟學強調資產專用性和交易成本概念等，為考察沉淀成本奠定了一定的理論基礎。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僅需要考慮產品市場和資本市場狀況，而且還需要考慮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在新古典經濟學沉淀成本的狹義觀點基礎上，結合馬克思經濟學對沉淀成本的拓展分析，將購買、生產和銷售三個階段考慮投資成本的價值補償問題，從而有助于更清楚地理解廣義沉淀成本的形成動態過程及其后果[13]，如圖1所示。
從圖1中可以看到，沉淀成本的產生與資本市場、產品市場和政府的經濟政策密切相關。第一階段是投資決策，主要是指購買或建造廠房設備的承諾，而且還包括在投資付諸實施之前需要支付的搜尋信息和簽訂契約方面的交易成本投資。第二階段是生產過程，在生產中不僅需要考慮激勵與協調機制，還需要考慮各類資產的有形損耗與無形損耗程度，包括生態環境方面的自然資本，從而看到折舊成本自身對各類資產的沉淀成本影響。第三階段是產品銷售，需要將生產出來的產品和服務拿到市場上進行銷售。如果產品市場需求旺盛，則不會出現沉淀成本。如果產品和服務滯銷，就會虧損。此時，需要考慮第四階段，企業是否出售固定資產。如果再出售價值能夠補償投資成本，那么也不會存在沉淀成本，進而不會出現債務和信貸問題。然而，如果再出售價值無法補償投資成本，就會出現沉淀成本，其結果是，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也會隨之而來。尤其是，企業的投資活動—價值實現之間存在時間間隔或時間滯后，經濟中的政治、歷史、社會和心理等因素都會影響投資成本的補償程度，影響企業的再生產條件。因此，自然資本、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等都需要得到補償，否則，就會導致沉淀成本出現，以致引發再生產中斷。一方面，從長期看來，新古典經濟學沒有沉淀成本，一切投資成本都可以流動起來；另一方面，從短期來看，即使出現沉淀成本，也不會影響企業的財務狀況，其沉淀成本的大小不會影響企業的利潤最大化決策，可以說，沉淀成本可有可無，無關緊要。然而，從馬克思經濟學角度看，沉淀成本產生意味著企業出現了嚴重的財務困境。進一步說，如果這些行業出現的危機能夠很容易波及其他行業、其他地區，使國民經濟陷入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從而引起經濟周期性危機。因此說，如果處于新古典完全競爭市場中，沒有沉淀成本，企業通過資產自身的再出售很容易解決自身財務困境，也就不會有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然而，正如馬克思（也包括凱恩斯）所強調的有效需求不足，投資成本無法通過社會產品價值得到實現，企業也無法通過資產出售得到補償而產生沉淀成本，很容易產生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從而看到新古典經濟學假定錯誤會自我消除，或者自我調節的市場力量會糾正這些錯誤。不幸的是，在現實世界中，金融恐慌會輕易地失去控制，演變成一場經濟危機。但需要指出的是，雖然馬克思和凱恩斯都認為生產和需求之間的差距是引起資本主義經濟蕭條的主要原因，但在解釋這種差距的時候出現了很大的分歧。凱恩斯認為，出現差距完全是因為有效需求不足，而馬克思則在強調需求和供給都有問題的同時，把重點放在了供給（即生產能力的側面）上。也就是說，資本家的投資支出起到了擴大總需求以及提高生產力的雙重作用。因此，資本家的投資支出引起的生產率超過了總需求時，資本主義經濟很難擺脫價值實現受挫的惡果[14]。
圖1 沉淀成本的產生及其政策取向
總之，在新古典經濟學中堅信完全理性，因在理性預期和有效市場理論走得太遠，以致無需考慮沉淀成本問題，如果不把沉淀成本添加到理論模型中，我們就會喪失判斷力，也就無法認清經濟危機的真正根源。由于有限理性、真實時間以及非遍歷性背景（Nonergodicity）的約束，沉淀成本的產生是由資本市場、產品市場以及政府政策等造成的，難以納入新古典一勞永逸的優化模型中。沉淀成本的出現對微觀和宏觀經濟會產生嚴重的后果，不容忽視。尤其是沉淀成本的出現，主要通過流動性約束和財富效應，使背負債務的企業逐漸縮小生產規模，從而波及宏觀經濟，很容易引發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
究其本質，這主要與投資成本的補償機制有關。對于企業的生產耗費來說，包括機器、設備和廠房等固定資產的有形和無形損耗，攤入的原材料、輔助材料等，都需要通過社會再生產運動得到相應的補償。固定資產和流動資產價值運動的方式及其各個組成部分，在價值上補償，在實物上如何更換，直接關系到社會生產的按比例發展狀況，也直接反映了社會生產兩大部類之間或國民經濟各個部門之間的相互需求、相互供給，形成互為條件、互為制約關系。
五、一般性結論及其制度或政策建議
綜上所述，在新古典經濟學一般均衡條件下，任何投資都可以通過資本市場或產品市場得到補償，從長期來看不會產生沉淀成本，自由市場就像一只看不見的手，能夠自如地協調人們之間的行為，個人僅僅致力于最大化自己的效用，結果卻導致了有效率的、最佳的社會結果，無需政府干預，僅僅關注短期沉淀成本的存在及其影響并無大礙。然而，遵循馬克思經濟學的成本補償或價值實現的思路，可以看出馬克思《資本論》優越于新古典經濟學的價值所在，走進一個有貨幣、信貸、固定資產甚至真實時間的世界里，市場具有不穩定性，諸如非自愿性失業和經濟危機，為政府干預提供了理論依據。雖然新古典完全競爭市場沒有沉淀成本，但是新制度經濟學依據資產專用性和交易成本考慮現貨市場、長期契約或垂直一體化等組織邊界問題。迪克西特和平迪克研究不確定性與沉淀成本投資之間的負相關關系，創建了實物期權理論，進一步豐富了新古典凈現值方法[15]。這些研究更多關注狹義沉淀成本，但對于完善馬克思經濟學對于沉淀成本的本質認識具有重要的補充作用，超出了新古典經濟學著眼于總供給政策并兼顧總需求政策，區分有無沉淀成本經??模型這一簡單兩分法，再次確立了自由市場與政府干預之間的核心關系，并提出一些相應的制度或政策創新的基本原則，即加強風險和沉淀成本管理。
1從經濟理論創新上看，沉淀成本也會引起市場失靈，又一次駁斥自由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能夠產生最佳結果這個斯密神話，有沉淀成本的經濟模型更加貼近現實經濟條件。自由放任并不可行，私人契約和政府干預都是十分重要的。由于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必然導致市場競爭加劇和技術創新等，有形磨損和無形磨損產生的沉淀成本十分顯著，很容易造成創新悖論，并不是技術進步越快越好[16]，也不是創新越多越好[17]，因此，有管理的適度競爭或適度壟斷是合意的，過度競爭和完全壟斷都不會產生最優解，尤其對物質資本、人力
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來說更是如此。
2沉淀成本概念為研究市場不穩定性提供了一種分析框架，超越了靜態均衡理論。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只要條件變化不大，就可以相當準確地預測某些事情。然而，在一個不穩定性的市場經濟中，沒有人能夠收集到足夠的信息來進行準確的預測，我們只能依靠有根據的猜測。在這個有根據的猜測中，我們往往會低估其中的猜測成分，所以很難看到沉淀成本的出現。也就是說，企業投資成本只能從產品銷售收益中得到補償，才有可能不斷購入新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才能保證企業再生產的順利進行。一旦產生經濟衰退或經濟蕭條，難以回到均衡狀態中，自由市場受到質疑，政府干預是不可或缺的。即使全球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也需要各國采取合作方式加以解決。
經濟危機的決定性階段范文5
關鍵詞:經濟危機;成本控制;煤炭企業
中圖分類號:F224.5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32-0182-02
一、煤炭企業成本特點
煤炭企業屬于地下開采業,勞動對象是地下埋藏的自然形成的煤層,成本構成復雜且變化大,具有以下特點:
(一)煤炭生產中消耗的材料不構成煤炭產品實體,是對產品的形成起促進作用或創造勞動條件作用的輔助材料,如木材、支護用品、大型材料、配件、專用工具等。這一特點使得煤炭生產中消耗的主要材料可以回收復用和替代,并且材料的回收復用和替代影響煤炭成本的變化。同時,由于消耗的材料不構成產品實體,所以生產中消耗的材料品種和質量不能影響產品質量,不能按質量成本的一般原理去控制煤炭質量成本。
(二)煤炭成本水平受地質條件、生產技術條件影響大,如煤層埋藏深淺、煤層厚薄、地質構造變化、涌水量大小等都會對原煤成本產生決定性的影響。由于受地質條件及構造影響,不同的礦井煤層開采難度、工藝過程都有所不同,采煤方法的選擇、工作面布置、設備配備、機械化程度等都影響成本水平。這就決定了成本控制和成本核算分析的多樣性,以及煤炭成本水平在不同企業之間以及同一企業的不同階段的可比性較差。
(三)煤炭成本中固定成本和混合成本比重大。原煤生產包括掘進、回采、運輸、維修、通風、排水等過程,為了避免水、火、片幫、斷層、瓦斯、煤塵、冒頂等事故的發生,保證生產的正常進行,一通三防和維修維護等安全生產投入大,致使煤炭成本中固定成本和混合成本比重大。這就要求在煤炭成本控制中,更要加強固定成本和混合成本的控制,以提高煤炭成本控制效果。
(四)活勞動消耗多,工資成本比重較大。煤炭生產是地下作業,生產環節多,工作地點分散并經常移動,形成多工種、多工序的聯合作業,需要勞動力多。同時,因工作環境惡劣,勞動強度大,勞動組織復雜,各種補貼、津貼較高,因而工資費用比重大。
(五)在礦井的整個服務年限內,煤炭成本是規律性變化的。在礦井服務年限內,煤炭成本是由高到低,由低到高,又由高到低變化的,并且呈現總體上升趨勢。由于煤炭生產的特殊性,生產區域范圍越來越大,開采深度越來越深,這就決定了下一個生產過程的消耗和占用要大于上一個生產過程,僅僅實現對一個生產過程消耗的補償是不能保持原煤生產在原來規模上進行簡單再生產的,必須進行追加投入,增加新的生產要素,這就決定了煤炭企業的成本控制更要處理好近期利益與遠期利益的關系,更加重視投資方案、技改方案的技術經濟分析,控制煤炭成本的合理增長。
二、有效控制成本措施
(一)提高成本控制意識,樹立戰略成本管理理念
有了成本控制意識,才能有效控制成本。從大的方面說,一種正確的成本控制意識,常會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從小的方面說,工程技術人員如果具有一定的成本控制意識,就可以設計、建造出造價合理、質量合格的工程。在新經濟環境下,企業樹立戰略成本管理的新觀念,即在增強企業競爭力的同時進行的成本管理。戰略成本管理根據企業總體發展戰略而制定,以企業的全局為對象,關注成本戰略空間、過程、業績,通過對公司成本結構、成本行為的全面了解、控制與改善,尋求長久的競爭優勢。
(二)成本控制重點前移,以生產技術部門為主
長期以來,煤炭企業成本控制以財務部門為主,如制定成本管理辦法、建立成本控制責任制,以及每月都要計算成本和編制成本報表等工作,形成了生產技術部門只管要錢、花錢,財務部門只管卡錢、管錢的局面。這是對成本控制的誤解,也是煤炭企業沒能有效控制成本的根本原因。其實,煤炭企業降成本、挖潛力的大頭在井下,要著眼于降低成本,應從技術設計開始抓起,把好技術設計關。生產技術部門根據礦井實際情況,制定出系統合理的開拓布局方案,要堅持效益、科學的原則,對每一采區、每一采場組織制定出幾種可行方案,多方面進行論證,采取“優中選優”,從中選出在設備、人力、能耗等方面成本最低的設計方案。
(三)建立成本控制機制,真正實現全員全過程的成本控制
成本控制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絕不是幾個人、幾個部門的事,而是全員應盡的責任和義務,為此,煤炭企業要建立全員、全過程、全方位的成本控制機制,要把廣大干部職工和方方面面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調動起來,集思廣益,凝心聚力,同舟共濟,真正抓好成本控制。一是變過去部分單位、少數人員抓成本的作法為全方位的成本控制,真正做到千斤重擔眾人挑,人人肩上有指標,跟蹤考核,并與個人經濟利益掛鉤,實施全員抓成本控制。二是對煤炭產品形成過程中的消耗和支出,逐一落實到采、掘、機、運、通各環節,落實到物資采購、煤炭銷售、貨款回收等生產經營運作全過程,通過經濟核算、經營調度等信息溝通,進行全過程的成本控制。
(四)根據自身特點,選擇適當的成本控制方法
成本控制方法是多種多樣的,根據成本管理戰略選擇成本控制方法沒有固定的模式,完全要依據企業的現實基礎,考慮組織結構、企業文化、生產方式等而定。傳統的責任成本法、標準成本法、成本預算法等成本控制方法,對成本控制曾起過重要作用,并且至今還在不同程度地應用。但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這些方法不能適應或不能完全適應已經變化了的情況,迫切需要結合本單位或本部門的生產經營的實際情況進行分析研究,推陳出新,選擇作業成本管理法、成本企劃法等現代的成本控制方法。當然,傳統和現代的成本控制方法并不是必然相互排斥的,在一定條件下常常是可以結合使用。
經濟危機的決定性階段范文6
這樣的一個命題一直困撓著歷代和當代的經濟學家:人類社會不斷完善的經濟制度應該是由知識精英“理性設計”的產物,還是由經濟主體在自由、自覺的經濟活動中創造、試驗、選擇與自由博奕的結果?經濟人是經濟活動的生產力主體,也是西方經濟發展的歷史主體,而這種主體地位在中國沒有建立起來;在這經濟主體中,個人主體具有原始性和初始性,自然人主體是產權制度變革的基礎?，F在,結合前述問題引發的思考是:這種個人主體現實化的制度基礎該通過什么手段實現?
這個命題涉及到對中國改革的深層沉思,其現實意義的含量無疑是十分巨大的:①在中國已經被實踐證明有效的改革措施究竟是高層知識精英“理性設計”的產物,還是低層經濟主體“自由選擇”的結果?這包括農村經濟中的和城市經濟中的民營經濟。如果是經濟主體“自由選擇”的結果的話,它們為什么會成功?②在中國已經被實踐證明無效或低效的改革措施又究竟是高層知識精英“理性設計”的產物,還是低層經濟主體“自由選擇”的結果?這包括農村經濟中的和城市經濟中的國有經濟一統天下。如果是高層知識精英“理性設計”的產物的話,它們為什么會失敗?③在中國現實改革過程中的制度創造上,出現了典型的上熱下冷的局面:一方面是高層知識精英對制度的創造層出不窮,另一方面是改革績效持續低下,國有企業的大面積虧損和職工的大量下崗、缺乏就業機會就是明證,從而導致低層經濟主體對改革措施顯現極大的冷漠乃至抵觸情緒。如此,我們就不能不深層發問:在中國改革未來走向的重新界定上,制度創造與選擇的主角究竟該是誰?如果嬗變為低層的經濟主體,那么,他們自由、自覺的創造、試驗、選擇與自由博奕的經濟活動又該如何實現,如何獲得持久的制度保障?
二
20世紀中國制度變遷的實踐,背離了原典經濟學的宗旨。囿制于對制度的需要,是20世紀中國制度變遷滄桑的根源。長期以來,中國的制度變遷一直是束縛了經濟主體,卻放開了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如此的結果是下冷上熱:(經濟主體)腳底冷得出奇,(經濟學家與政治家)嘴頭熱得燙人;實踐在裹足不前,經濟學家的理論卻漫天飛,政治家的口號到處提。從而,經濟學“作為一個行業,我們把事情弄壞了(哈耶克 1974)?！?/p>
認識錯位是中國經濟學研究和經濟改革在二十世紀的最大破產。對制度的需要,是計劃經濟體制與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在個人缺乏獨立性的歷史背景下,建國后的社會主義運動中,人們在接受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同時,很容易認為人這個生產要素也應該是公有的,使用上完全由國家支配,生活上也完全由國家包下來,結果就形成了人們所熟悉的個人在經濟中幾乎沒有什么地位而又處處依賴于國家的體制。這實際上是用個人對國家的依俯關系,來理解和實踐了馬克思所設想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如果個人不能支配自己、支配自己的活動、支配生產資料、獲得自己的利益,自由發展就無從談起,這種聯合體充其量只能是一種勞動組合,與馬克思所說的自由人聯合體相去甚遠。
中國經濟學的認識錯位還在于:把經濟制度的分析變成對經濟制度的設計,認為經濟制度就是經濟規制、經濟約束或經濟管理;把自身的認知主體錯位為實踐主體;把市場的個人自私自利行為看成為“惡的”,把“政治人”設想成不同于“經濟人”,是“善的”。如此,不相信經濟自由而相信經濟管制。經濟學的起源點是“人”。但在認識錯位基礎上,我國知識階層的“人”的同情心已愈加微弱?？梢哉f,當放棄體驗底層生態、激活人文關懷的使命的時候,當代中國經濟學的危機也就降臨了?，F在,人類世界正處在一個新舊世紀交替的歷史時刻。生活在這個世紀末的人,絕大多數不再能夠看到下一個世紀的結束。我們不能不發問:這個世紀,我們留下了什么?世界經濟史包括中國經濟史都屢經證明,僅僅追求短期的繁榮可能帶來長期的災難,只顧這一代人的生存與發展,很可能剝奪下一代人的生存與發展,對于我們這些歷史的過客來說,該如何留下一些種子,而不是荊棘呢?
改革及其意識主導也是中國政府職責觀的一種錯位。在經濟改革旗幟主導下,政府忽視與淡化了本該由自己承擔與完成的基本職責,反過來承擔了眾多本不應由自己承擔的角色,而同時又嚴重地囿制了經濟主體自由自覺的創造性活動。僅有感情救不了中國?！耙磺袕膶嶋H出發”,首先要弄清楚實際是什么。處在向市場經濟轉化的過程中,政府應該擺脫過去時代的主觀思維方式,擺正自己和經濟主體在市場經濟發展中的位置。實際上,政府更大的責任在于實現和維護社會自由與公正,尤其在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思潮,無論在社會主義國家,還是在資本主義國家,它的生命力在社會影響力都是來自于它對自由與公正的要求和擁有。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要求比資本主義更大的社會自由與公正。社會主義要求的自由與公正是起點的自由與公正,即機會的平等?，F實中,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初級階段,很大程度上背離了自由與公正性的本質要求,如職業限制、城鄉隔離。重建社會主義,就是要重建社會自由與公正。
自由主義意識的興起和初步實踐,是20世紀中國制度變遷的最大收獲。從對制度的需要轉向對自由的需要,是中國社會成熟的表現。從本質上講,經濟主體需要自由而不再需要制度,并不是排斥科學的價值,反過來,恰恰是科學啟蒙的結果,也是科學價值真正實現的表現!
三
經濟研究表明,政治民主與經濟自由的平衡發展是經濟成功的共同內核,政治民主與經濟自由的不平衡發展是經濟失敗的基本原因,而政治民主相對于經濟自由的滯后是亞洲前期暴發的經濟危機的根源。林肯在那篇有名的“分裂的家”的演說中說過:“一個家分裂開來反對自己,就不能維持?！也黄谕@個家會垮掉,我確實期望它不再分裂。它要么完全歸一,要么完全變樣?！贬槍γ绹臼兰o初的經濟危機與經濟蕭條,弗里德曼(1979:74)指出:“蕭條并不是私人企業失敗所造成的,而是政府在一個從一開始就被賦予責任的領域里的失敗造成的。”回顧經濟史,不難發現,政治民主與經濟自由沒有獲得同等發展經常是導致經濟危機的根源:①經濟危機本質上起源于經濟發展的虛擬化,即“自然人經濟”與“法人經濟”的差距,或曰經濟實績與經濟表象的落差。在這方面,香港也不例外。過去,香港在高地價、高通脹的政策下,炒業興盛,形成了巨大的資產泡沫;但金融風暴一夜之間刺破了這一泡沫。到1998年5月份止,亞洲金融風暴已經令香港的樓市及股市受到重創,共吹走港人3萬億港元。②(可能的)經濟危機的嚴重程度與“自然人經濟”與“法人經濟”的落差成正比。一方面,沒有經濟發展的國家無所謂經濟危機。另一方面,越是經濟高速發展的國家越要注意防范經濟危機。第三,越是經濟制度成熟的國家越不容易出現經濟危機。③經濟危機的暴發與政府腐敗及失責有關。保羅·克魯格曼(1999)指出,正是搞的任人唯親的資本主義,而使亞洲許多國家的經濟受到懲罰。政治民主滯后于經濟自由的典型結果就是產生財團經濟。這種經濟形式的基礎是它同國家權力的密切關系以及國家權力的幫助。財團享受非常大的特權:它們可以獲得銀行的巨額貸款,并利用這些貸款不斷吞并新的公司。亞洲經濟危機中就是以這種特殊的韓國財團形式為基礎:像現代、大宇、三星等大財團像章魚似地把腳伸到了經濟的幾乎每一個角落,同時身負巨額債務,成了經濟危機的決定性因素。
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