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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文獻綜述范文1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企業性質
在新古典經濟學那里，企業不過是投入和產出的生產函數，企業唯一的功能是根據邊際替代原則對生產要素進行最優組合，從而實現最大的產量或最低的生產成本。企業組織背后的制度因素被忽視了，因而長期以來企業理論被稱為"黑箱"。企業的契約性質第一次由科斯揭示出來，被稱為開創了現代企業理論的先河。企業不再被認為是一個生產函數，而是一系列契約的有機組合。新制度經濟學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企業性質中不同的流派。
一、交易費用理論
新制度經濟學的企業性質理論是由科斯[1]首先提出來的，在其1937年發表的《企業的性質》一文中，科斯提出了交易成本概念，并將之用于經濟分析，將生產的制度結構納入經濟理論。他認為作為價格機制替代物的企業，實質上是企業家與其他生產要素所有者之間的長期契約。在企業內部契約中，生產要素所有者為獲得一定報酬而同意在一定限度內服從具有一定強制性權威的企業家的指揮。
張五常[2]進一步發展了科斯的企業理論，認為企業的出現是用資本市場代替產品市場，或一種契約方式代替另一種契約方式。市場交易的是產品或商品，企業交易的是生產要素。如果交易成本為零，那么兩個市場是不可分割的，因為顧客向生產要素所有者支付的款項等于向產品銷售者支付的款項。而交易費用的存在是市場分離的前提。
楊小凱和黃有光[3]在《專業化與經濟組織--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一書中，通過消費者--生產者兩分法、專業化經濟和交易成本這三個方面的因素，建立了一個關于企業一般均衡契約模型。認為作為促進勞動分工形式的企業，盡管與自給經濟相比也許會使交易費用上升，但當勞動分工經濟收益的增加超過交易費用的增加時，企業就會出現。由于不同的結構會導致不同的交易效率，因此，企業的所有權結構安排是至關重要的。一種非對稱的剩余索取權結構在改進交易效率的同時，還能避免直接定價和貿易中交易效率最低的活動，從而促進勞動分工。由于對管理者活動所付出的努力及其產出水平的測量要花費極高的成本，所以，管理者的剩余索取權安排是一種有效率的產權結構。
阿爾欽和德姆塞茨[4]在1972年發表的《生產、信息成本和經濟組織》一文中也對企業的契約性質進行了研究，認為企業中的每個雇員與雇主之間只是一種簡單的報酬合約關系，企業契約與市場契約的差別在于一個隊對投入的使用，以及在所有其他投入的契約安排中有些團體處于一個集權的位置，他是一個隊生產進程中的集權的契約人--但它并不具有更為優越的強制性指令或懲戒權力。
二、不完全契約理論
不完全契約理論流行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21世紀初，代表人物就是威廉姆斯和哈特。威廉姆森[5]認為，現實的生產要素交易中，許多資產具有專用性。這使得事前的競爭被事后的壟斷取代，導致將專用性資產的準租金攫為已有的機會主義行為。用縱向一體化替代現貨市場則可減少機會主義行為，因為在縱向一體化的企業中，機會主義要受到權威的監督和長期雇傭關系的弱化。顯然，威廉姆森也認為企業的本質在于節約交易費用，只不過他進一步將資產專用性及相關的機會主義作為決定交易費用的主要因素，從而對企業產生或存在原因的解釋更加透徹。
格羅斯曼和哈特[6]在堅持契約論的基礎上，通過引"不完全契約"概念將企業性質理論推進了一步。他們將契約分為完全契約與不完全契約，并且認為要素市場的交易契約是一個不完全契約。而正是由于契約的不完全性導致不能在訂約前把要素買賣雙方的一切權利義務全部規定清楚，沒有詳細規定的剩余權力就必須賦予投資決策相對重要的一方在履約過程中行使。因此，在他們看來，企業本質上是權利義務條款沒有事前完全界定，要素一方有權在履約過程中追加規定的一種特別契約。
三、委托理論
在《生產、信息成本和經濟組織》一文中，阿爾奇安和德姆塞茨[7]提到，由于一些生產活動具有團隊性質，即多人在一起合作生產的效率要高于他們分別生產的總和的效率，因此適宜采取企業的形式。但卻帶來了另一個問題：一個人的生產貢獻較難與另一個人分開，從而就較難按照生產貢獻來準確支付報酬，這就不可避免的會鼓勵偷懶，因此需要有人來監督。因此他們讓團隊監督者擁有團隊的部分剩余索取權，以激勵的方式約束他們的行為。他們的觀點為企業委托--理論的研究開辟了道路。
詹森和馬克林[6]在《企業理論：經營者行為、費用與產權結構一文中提到："委托人可以采取適當激勵人的方法和承受約束人越軌行為的監督費用的方法，限制人與他本人利益的分歧"。
哈特[9]在《公司治理：理論與啟示》中提到："在沒有問題的情況下公司治理無關緊要。在沒有問題的情況下，公司中所有個人可以被指揮去追求利潤或企業的凈市場價值最大化，或者去追求最小成本。個人因為對公司活動的結果毫不關心而只管執行命令。每個人的努力和其他各種成本可以直接得到補償，因此不需要激勵機制調動人們積極性，也不需要治理結構解決爭端，因為沒有爭端可言。"
張維迎[10]在其《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一書中，對于企業中誰應該是委托人這個問題，發展了一個企業的企業家--契約一般均衡理論。該理論在主流經濟學的框架內解釋了決定市場經濟中企業內部委托權安排的因素，資本雇傭勞動的原因等一系列問題。
綜上所述，科斯等制度經濟學家看到了企業的交易性質，把企業視為一組契約的關系，企業內的各經濟主體通過契約結合在一起，契約規定了各方的權利和責任，從而將新古典經濟學忽略了的生產的制度結構引入到企業理論中，強調了契約、產權等制度對企業效率的作用，使人們重新關注企業內部經濟主體的利益關系，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新制度經濟學的企業性質理論可以說是一場革命。但是，無論是以科斯為代表的交易費用理論，格羅斯曼和哈特的不完全契約理論，還是代表了新古典理論完全信息假設的委托--理論，實際上只是市場均衡論框架下的修正，認為企業的存在只是因為市場的失敗，企業沒有主動權。然而企業作為一個生產組織，是許多因素的綜合體，包括隱藏于這些有形和無形要素之后的能力、企業家的創新、企業的文化等等。因此， 如何在已有理論研究的基礎上， 構建起關于企業性質問題的綜合分析模式，將是今后企業性質理論研究的重要課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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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阿爾欽，德姆塞茨.生產、信息成本和經濟組織[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3.
[8]詹森和馬克林.企業理論：經營者行為、費用與產權結構[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80.
經濟學文獻綜述范文2
摘 要 本文對市場經濟形勢下地方綜合性大學圖書館搜集地方文獻的必要性，以及搜集范圍、搜集利用手段等問題作了論述。
眾所周知，對每個具體的圖書館來說，必須按照本館的性質、任務及本館讀者的實際需求確定藏書范圍。地方綜合性大學擔負著為本地區培養高級專門人才、為本地區經濟建設和發展科學技術文化服務的重要使命，尤其是在當前市場經濟浪潮中，它在教學和科研上與本地區社會經濟建設的結合更加密切。與此相聯，地方綜合性大學圖書館，無論是為滿足本校師生在新形勢下對文獻的新需求，還是出于自身主動走向市場經濟、為本地區建設服務的目的，都必須有選擇地搜集反映本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等狀況的文獻資料——地方文獻，并把其作為藏書重點加以開發利用。但我們注意到，一些地方綜合性大學圖書館，由于片面理解地方文獻屬公共圖書館藏書重點的觀念，對地方文獻的搜集利用缺乏應有的重視，個別館甚至連最起碼的本地區經濟統計資料也無法完整地提供給讀者，這既不符合圖書館最大限度地滿足讀者需求的服務原則，也嚴重影響到地方綜合性大學圖書館在市場經濟形勢下的服務效果。本文擬就市場經濟形勢下地方綜合性大學圖書館搜集地方文獻的必要性、以及搜集范圍、搜集利用手段作一淺述。
一、地方綜合性大學圖書館搜集地方文獻的必要性
筆者認為，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地方綜合性大學圖書館不僅要搜集地方文獻，而且應把其作為藏書重點加以開發利用，這是因為：
1、為廣大在校學生服務必須搜集地方文獻
高校圖書館為在校學生服務集中體現在配合學校把他們培養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建設人才。由于地方綜合性大學對人才的培養主要是滿足本地區的需要，因此，大部分在校學生來源于本地區，畢業后一般也留在本地區工作，甚至一些外地籍學生也因受本地區寬松的人才環境吸引，畢業后主動在本地區扎根。因此，大多數在校學生都希望了解本地區的風土人情，尤其是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狀況，以便畢業后盡快適應新的社會環境，圖書館成了他們查閱有關地方文獻的最佳去處。有些學生甚至有意識地把研究本地區的政治經濟狀況與自己的學業結合起來。以我校經濟系學生為例，近幾年每年都有相當一部分學生在撰寫畢業論文時，來館查閱寧波改革開放、對外貿易、經濟發展狀況等方面的地方文獻。特別是隨著高校畢業生分配制度改革的進一步深入，學生就業由原來的國家統包統配改為學生與用人單位的“雙向選擇、擇優錄用”，這迫使學生主動去了解本地區的人才需求狀況，他們除了經常查閱當地報刊上有關人才需求狀況、各單位招聘信息外，更希望圖書館履行情報職能，系統搜集本地區人才需求方面的地方文獻，及時供他們參考，以便找到最能發揮他們自身才華的工作崗位。
2、為本校教師服務必須搜集地方文獻
高校教師作為學校教學和科研任務的直接承擔者，是高校圖書館的重點服務對象。就職于地方綜合性大學的廣大教師，同樣需要本校圖書館為其提供地方文獻服務。 改革開放促進地方高校辦學規模的不斷擴大及人才流動的加快。在地方綜合性大學尤其是建校歷史較短的地方綜合性大學，每年都有大批教師調入。譬如我校自1985年建校以來，年年擴大規模，每年調入的教師中，絕大多數原在外地工作，即使其中有一部分是本地籍人士，也因長期工作生活在外，對本地區狀況反而人地兩疏。這些新調入的教師為盡快熟悉當地環境，適應當地生活，并且在對學生因材施教的同時做到因“人”施教，迫切需要圖書館能提供有關本地區歷史、現狀的地方文獻。我館所藏的《寧波實用大全》、《寧波大觀》等，歷來是我校教師的閱讀興趣所在。
地方綜合性大學一般是當地科技人才的集結地，學校也組織各學科力量承接了部分有關本地區的重點攻關項目，要完成這些科研項目，需要查閱有關地方文獻。我校兩位教師在參與編寫歷史上第一部有關寧波的綜合性詞典——《寧波詞典》時，就曾多次來館查閱有關文獻。我們所藏的有關寧波經濟研究、浙東文化史研究等專題資料，都是為不少教師所青睞的熱門資料。
3、為本校科技產業服務必須搜集地方文獻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不少地方綜合性大學為充分發揮人才優勢和科技優勢，主動引進市場經濟觀念，逐漸形成為地方經濟建設服務的科技產業，如何積極主動地為這些科技產業服務，是當前地方綜合性大學圖書館深化服務功能的一個重要課題。圖書館有必要把搜集地方文獻作為履行情報職能，為學?？萍籍a業服務的重要手段，即著重搜集以本地區科技發展狀況、廠礦企業對新產品開發需求信息為主要內容的地方文獻，供本?？萍籍a業部門參閱。這樣，一方面便于這些部門集中力量開發當地市場急需的科技產品；另一方面，也便于他們為已有的科技產品找到滿意的“婆家”，使之盡快轉化為生產力。
4、圖書館自身走向市場經濟，向社會開放必須搜集地方文獻
高校圖書館在為本校教師和學生服務的同時，應以本館豐富的文獻信息資源為依托，主動投身市場經濟的浪潮，向社會開放，為社會服務，這已成為當前高校圖書館界的共識。地方綜合性大學圖書館為社會服務的著眼點。首先是在本地區。但是，盡管圖書館文獻信息資源十分豐富，若不及時了解當地經濟建設對信息的實際需求，盲目投入人力物力搞信息開發，即使編成的二次文獻、三次文獻再多，也只是勞命傷財。因此，地方綜合性大學圖書館要真正為地方經濟建設提供有效信息，工作人員首先就必須走出館門，及時搜集有關本地區的社會經濟動態，如市場經濟信息、商品供求信息、科技開發信息等地方文獻，然后才有可能根據本地區的實際需求，有針對性地利用本館信息資源編成商務信息、科技產品信息等，提供給本地區信息需求用戶。而且，圖書館也可視具體情況向這些信息需求用戶收取一定報酬，使之成為一條開報資源、實行有償服務的新路子。
二、地方綜合性大學圖書館對地方文獻的搜集范圍
綜上所述，地方綜合性大學圖書館在市場經濟形勢下把地方文獻作為藏書重點加以開發利用是十分必要的。這也并不違反高校圖書館與公共圖書館分工合作、資源共享的原則。我們知道，公共圖書館對地方文獻的收藏包羅一切，凡涉及到本地區政治經濟、歷史文化、自然環境、資源等等的書刊資料，不論是古代、近代還是現代的，都是其收藏對象，而且，凡是能搜集到的都作為永久性史料保存。由于公共圖書館是面向社會公眾開放的圖書館，讀者類型眾多，不可能專門依據某一高校師生的需求來開發利用地方文獻。對任何類型的圖書館來說，從自身讀者需求出發收藏的文獻中，必有一部分與其它類型圖書館收藏的文獻重復。地方綜合性大學圖書館對地方文獻的搜集正是出于新形勢下本校師生對文獻的新需求，并為自身走向市場經濟創造條件。也正是基于此，地方綜合性大學圖書館對地方文獻的搜集決非照搬公共圖書館的收藏范圍，而應遵循以下兩個原則：一是實用性原則，即從本館服務對象的實際需求出發，有選擇地加以搜集；二是時效性原則，把地方文獻作為一種重要信息源加以搜集，力求搜集最新資料。因此，地方綜合性大學圖書館當前搜集地方文獻的范圍應是：
1、介紹本地區政治、經濟、文化、風土人情的普及性讀物。
2、與本校所承擔的有關本地區的科研任務密切相關的專題研究資料。
3、反映本地區社會經濟信息的各類資料，如反映本地區人才需求、商品需求、科技開發等方面信息的資料，本地區社會經濟統計年鑒等等。
三、地方綜合性大學圖書館對地方文獻的搜集開發利用手段
與本地區公共圖書館相比，地方綜合性圖書館與當地社會的聯系相對較少，搜集地方文獻確有一定困難。形勢的發展又要求地方綜合性大學圖書館“快、準、新”地向讀者提供地方文獻。因此，地方綜合性大學圖書館必須把地方文獻的搜集作為日常業務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既確定專人負責，又強調內部各部門的密切配合。在具體搜集過程中講究搜集方法的科學性和多樣性，力爭快速高效地收齊所需地方文獻。筆者認為，地方綜合性大學圖書館搜集地方文獻的主要途徑有：
1、訂齊公開發行的有關本地區的圖書、報紙、雜志。
2、從本館收藏的外地報刊中選輯有關地方文獻。
3、與本地區有關部門建立經常聯系，及時搜集由這些單位參與編寫的內部出版物，以及與本館搜集范圍密切相關的信息簡報等零星資料。這是一種極為簡捷有效的搜集方式。如與本地區人才交流中心等單位掛鉤，搜集本地區人才供需的最新信息；與統計部門掛鉤搜集本地區社會經濟統計資料；與政協文史委員會、地方志編篡委員會等部門掛鉤搜集本地區文史資料及其它介紹本地區的普及性讀物；與科技情報所掛鉤搜集本地區科技動態資料等等。
當然，與本地區有關部門掛鉤搜集地方文獻，并非一味索取。地方綜合性大學圖書館可利用文獻信息資料豐富的優勢，滿足這些單位在實際工作中對地方文獻的需求，實行互相合作，互惠互利。這也不失為地方綜合性大學圖書館在新形勢下向社會開放，為社會服務的一種好形式。
4、與本地區地方文獻的主要收藏單位——公共圖書館和檔案館密切合作，互通信息。因為這些單位開展地方文獻工作的歷史較長，在社會公眾中的影響較大，對本地區信息比較靈通，地方文獻搜集相對較全，向他們了解搜集線索，可以減少搜集過程中的盲目性，提高工作效率。必要時還可利用文獻復制等方式從他們的館藏中選藏急需的地方文獻。當然，地方綜合性大學圖書館也應向他們提供有關線索，以便他們及時收藏有關地方文獻。
經濟學文獻綜述范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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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文獻綜述范文4
關鍵詞：競爭性市場；串謀；動態博弈；商業銀行；小微企業
中圖分類號：F830.5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0017-2013（3）-0026-05
一、引言
在經濟學領域，串謀是一個古老而又嶄新的話題。亞當·斯密在其經典著作《國富論》中曾經談到：“即使為了娛樂，從事同一貿易的人也很少一起聚會，極其少有的聚會通常是以反對公共利益的串謀或者哄抬物價而告終?！彪m然亞當·斯密提出串謀由來已久，但是早期的研究一般是在靜態的框架下，僅從較淺的層次分析串謀的存在及其穩定性。直至博弈論引入經濟學，經濟學家成功運用動態博弈的分析框架，才使得對于串謀的研究達到了一個新的層次。串謀行為隨之吸引了眾多經濟學家的注意力。
在經濟學文獻和法學文獻中，對于串謀有不同的定義。在經濟學家看來，串謀是指廠商旨在協調本行業各家廠商行動和限制競爭而統一協調的一種行為。該定義一般包括兩個要素：第一，為了達成協議而進行的交流、討論和信息交換的過程；第二，給定其它參與者遵守協議時，一定存在因背叛行為而獲得短期利潤和隨后為了強制實施協議而對背叛行為的懲罰（如價格戰）。由串謀的定義不難發現，串謀儼然成了廠商的獨有行為，而消費者如果彼此聯合以獲取不正當的經濟利益則并未構成串謀。串謀所包括的兩個要素則似乎告訴我們，串謀一般不具有穩定性，為了保證串謀協議的實施需要采取強制性的措施甚至是嚴厲的懲罰。
在我們看來，串謀并不僅僅存在于廠商之間，消費者同樣可以采取串謀行為。由于單個廠商能否從其串謀行為中獲益，不僅僅取決于其他廠商的反應，也取決于消費者對于廠商串謀的反應，也就是說單個廠商是否進行串謀依賴于其他廠商和消費者的決策。對于消費者一方而言也是如此，他們在做出是否串謀的決策時取決于其他消費者的決策和廠商一方的反應，也即交易雙方的行為選擇具有較強的依賴性。如果充分考慮到這種情況，分析串謀行為時僅僅局限于寡頭市場是不夠的，而是完全可以將其擴大到競爭性市場。
正是基于上述考慮，本文嘗試運用博弈論的分析方法，以廠商聯合提價這種串謀形式為例，對競爭性市場串謀問題進行一些粗淺的探討。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雖然認為消費者之間也可以進行串謀并在本文加以明確提出，但行文過程中為了便于表述，還是以廠商的串謀為例進行分析。如果把我們的分析框架中廠商和消費者的角色進行相應的對換，就可以成功地對消費者的串謀行為進行相應的分析。
二、文獻綜述
羅建兵、許敏蘭認為有關串謀問題的文獻，早期集中在卡特爾等問題的研究，這一時期的串謀理論主要用來解釋產業組織間的串謀行為，企業間在價格競爭中出現默契串謀。Chamberlin在研究生產同類商品的寡頭壟斷企業時曾經指出，企業在意識到他們之間的相互依賴性之后，就會通過串謀的形式來維持壟斷價格，從而避免價格戰的威脅。在此之后，Stigler等都對串謀問題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對于串謀問題的早期研究大多是一帶而過，并沒有進行深入的分析。在博弈論引入串謀理論的研究之后，面對串謀難以有效維持，Friedman運用超級博弈模型提出了“冷酷到底”的穩定策略。Zarkada-Fraser和Skitmore解釋了產生串謀傾向的原因，并從內部和外部兩個方面探討了影響串謀的因素。Laffont和Martimort研究認為信息不對稱將不可避免的引發串謀問題。
就國內的情況看，串謀問題也是近些年學者研究的一個熱點問題，他們主要從兩個方面對串謀問題進行研究。第一個方面主要集中在運用串謀理論對某一個行業或者產業中的串謀行為進行研究解釋；第二個方面則是研究如何通過機制設計以有效的防范串謀。
通過對國內外的相關文獻進行粗淺的梳理，發現既有的研究存在下述問題。學者們一般側重對廠商之間的串謀進行研究，而很少涉及消費者之間的串謀問題。由此以來，學者們在討論廠商之間是否達成串謀時，往往集中討論不同的廠商對于串謀的不同反應。當涉及到串謀是否具有穩定性這一問題時也只是不同廠商之間博弈的結果，盡管廠商的串謀會直接危及到消費者的利益，但消費者卻處于被置之度外的境地。事實上，在一個涉及買賣雙方的交易環境中，為了實現單個經濟主體——廠商（消費者）的利益最大化，廠商（消費者）欲進行各種決策并付諸實施時，不僅僅要考慮競爭對手（其他廠商或者是消費者）的反應，同樣要考慮交易的另一方消費者（廠商）的反應。交易的參與者如果僅僅考慮交易一方的反應而忽視另一方的反應，則這種經濟決策的有效性就值得懷疑。這是因為，廠商的串謀決策會同時影響到廠商和消費者的利益。對于廠商的各種決策，具有能動性的消費者并不只是被動的接受，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只要條件具備他們就會采取各種措施進行應對，反之也成立。
三、基本假定及博弈模型的選擇
（一）基本假定
假定一：市場是一個競爭性的市場，在該市場上廠商的數量n小于消費者的數量m，并且n個廠商規模相當。對于廠商和消費者來說，關于廠商數量和消費者的數量是共同知識。
假定二：市場上交易的是單一種類同質商品，并且廠商生產商品的固定成本為零。
假定三：博弈的信息是完全的，博弈方在進行決策時清楚地知道每種情況下各博弈方的得益。
假定四：達成串謀是有成本的，并且該成本嚴格大于零，串謀總成本在各個廠商和消費者之間分配。此外，串謀的總成本及其平均成本隨著廠商或者消費者數量的增加而增加。
假定五：一旦廠商（消費者）的串謀行為遭致消費者（廠商）的聯合抵制，則廠商（消費者）將不得不為之而支付成本。如果消費者（廠商）聯合抵制廠商串謀獲得成功后，則價格恢復到串謀之前的低價狀態。
假定六：廠商串謀且消費者忍耐的利潤大于廠商沒有串謀的利潤，而廠商沒有串謀的利潤大于廠商串謀但消費者聯合抵制的利潤。
假定七：廠商和消費者只進行價格方面的競爭，市場是出清的。價格發生變化前后，單個廠商的產量和單個消費者的消費量都保持不變。
（二）模型選擇
經濟學文獻綜述范文5
關鍵詞：行為經濟學 ；經濟人；非理性；偏好
中圖分類號：F242；F272.92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7）001-000-03
一、引言
“經濟人”假設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基礎，這一基本假設規定了每一個從事經濟活動的人所采取的經濟行為都是致力于以最小的經濟代價獲得最大的經濟收益。在經濟生活中，每一個經濟行為人的經濟行為都是利己的，這就是所謂的“合乎理性的人”。主流經濟學對于人的經濟行為的研究是建立在假設人的行為都是理性的、自私的、追求效用最大化之上的，以此為基礎就產生了人們所熟知的效用論、偏好的一致性和有序性等經典經濟學理論。但是，由于人的雙重屬性即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在現實生活中所謂的“理性人”是不存在的，人的行為是要受到自身的生理、心理以及他人和社會環境等這些“不確定”因素的影響。因此，在現實生活和生產過程中，人的經濟行為更多的是“非理性的”。由于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對于現實中一些“非理性”的經濟現象無法做出充分的解釋，一些經濟學家結合心理學、社會學等學科的相關理論知識，致力于研究人的“非理性”經濟行為的行為經濟學也就應運而生。
二、發展歷程
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在他們的研究過程中已經注意到了人類心理與經濟行為的關系。被稱為現代經濟學之父的亞當?斯密在其所著的《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中就涉及到了人的心理活動對于經濟活動的影響，諸如利他主義、公平、損失厭惡、過度自信、自我控制等都在其著作中有所闡述，特別是利他主義。在《道德情操論》中亞當?斯密試圖說明，天性就是自私的人在追求物質利益的同時要控制自己自私的感情和行為，要發揚慷慨、正直、勤儉、自我克制等人性的美德，這樣才能保證和維持整個市場經濟的和諧運行。除此之外，邊沁等人也注意到了心理活動在人的經濟行為中產生的作用。他認為，面對選擇，人追求的目標是效用，也就是心理滿足的程度，心理滿足程度的大小決定著選擇的績效。
當經濟學說發展到了新古典經濟學時期，為數不多的經濟學家意識到了心理因素會對經濟行為產生影響，這一思想在凱恩斯的理論中尤其得到了發展。凱恩斯提出的消費傾向概念就包含著主觀因素對人消費行為的影響。同時凱恩斯的投資行為會受到群體因素的影響的理論對于行為金融學的產生也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他認為市場的波動會受到群體的樂觀或悲觀情緒的影響，人們對未來的預期也會影響宏觀經濟的波動。
在前人的思想和理論基礎上，到了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行為經濟學的萌芽開始產生。經濟學家開始試圖將心理學的研究方法結合到對經濟現象的研究當中去。在這期間，西蒙于1978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被認為是早期行為經濟學形成的標志。他的“有限理性”理論認為，由于客觀條件及自身認知能力的約束，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非完全的，因而，人做出的往往是最滿意的決策而非最優的決策。這一理論已經向主流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提出了挑戰。而喬治卡托納甚至對“理性人”這一公理化假設提出了有力的批評，他強調經濟行為的研究必須建立在研究人的心理因素之上，因為人的內在動機決定了人的行為。
此后，伴隨著心理學的發展，行為經濟學開始興起。心理學家和經濟學家開始著手聯合起來研究經濟行為的發生機制。貝克爾在其《人類行為的經濟分析》中提到，經濟學的發展已經進入了第三階段，即經濟研究的領域業已囊括人的全部行為及與之有關的全部決定的階段。他結合了心理學和經濟學對少數民族歧視、競爭與民主、犯罪與懲罰、家庭和婚姻等看似與經濟學無關的社會現象做出了解釋，他的成就也正是在于此。他運用經濟學及心理學的理論通過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來解釋社會生活中的各種現象。
理查德?泰勒被認為是行為經濟學的開山之人，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尼曼認為泰勒是“第一個提出將心理學納入經濟學討論中并發展出行為經濟學的學者”。主流經濟學強調人是純理性的“理性人”，“理性人”做出的理性選擇形成了有效市場；而以泰勒為代表的行為經濟學者則認為人根本就不是“理性人”，而是“社會人”，面對現實生活中紛繁復雜的選擇，人經常做出錯誤的決定。因此政府和企業應該作為選擇設計者在現實中建立一個選擇的框架體系以便促進人們做出更好的x擇。同時，越來越多的經濟學者開始投身到行為經濟學的研究中并提出了各自的理論和觀點，諸如戴維?萊布森和馬修?拉賓描述了有關人和金錢之間存在的一種“反?，F象”，即在儲蓄行為中出現的“夸張貼現”現象。威廉?龐德斯通指出人們并非總有明確的偏好，提出選項的方式方法會影響人們做出的決定等理論。
對于行為經濟學的定義眾說紛紜，概括起來，行為經濟學就是將心理學、社會學的理論成果與主流經濟學理論相結合來研究人的“非理性”經濟行為的學科。行為經濟學的研究并不是試圖否定主流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而是試圖說明在現實生活中，人所采取的經濟行為中是存在著“非理性”的。
三、理論成果
1.有限理性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理論，成為了行為經濟學者理論研究的前提之一。與“理性人”假設所強調的經濟行為人都是“完全理性”、“完全利己”和“有完全意志力”不同，“有限理性”認為現實生活中人的理性認知能力不僅要受到自身生理和心理因素以及思維能力的限制，同時還要受到外部客觀環境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的影響。因此，經濟行為人是“有限理性”、“有限利己”和“有限意志力”的，經濟行為人的決策標準是追求令人滿意的決策而不是最優決策。
西蒙等人尤其提到了信息不完全對于人們決策的影響。由于獲得信息是需要付出成本的，而且通常情況下無論花費多大的成本都無法獲得全部所有的信息。信息的殘缺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人們決策，從而也可以在經濟行為分析中用于解釋那些非理、隨意甚至于“不明智”行為。在“有限理性”的前提下，行為經濟學者甚至其他經濟流派的學者在一些主流經濟學難以解釋如公共物品、社會福利和社會準則等問題上有所突破。
主流經濟學為了保證個人選擇的理，提出完全性、傳遞性和反身性等“公理”，然而這些對于“理性”的判斷標準本身是理性的嗎？經濟學中的一些概念直接取自日常用語，在使用的過程中難免會存在著不精確性和彈性。在現實研究中，諸如凱恩斯、赫西曼等那些不那么看重形式化的演繹推理的經濟學家更多地是在“常識”的意義上使用“理性人”這一概念，他們往往是根據語境的不同對于個體的行為做出“經驗上可信”的假設，就連弗里德曼在方法論層面上也提到我們無法逐一對理論的假設做出“經驗上的檢驗”。而所謂“經驗檢驗”依然是根據人們長期以往對于現實社會的普遍性的認識甚至是道德層面的普遍性認同為依據的。而對于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來說，這些“普遍的認識和認同”或者“社會準則”或者說“常識”反應到不同的種族，不同的人群，甚至是不同的個人的行為上都是有差異的，繼而對于“理性”的定義以及判斷“理性”的標準也存在偏差，在整個人類社會都是無法做到完全統一的。因此，“有限理性”顯然要比“完全理性”更加貼近現實。當然，這里并不是要把“理性人”假設完全否定，主流經濟學的理論研究更多的是圍繞著可形式化展示的模型進行的。對這類研究，通常個體的認知和動機等經驗事實并不進入分析而與分析的結果無關，從而，“理性人”的前提更多的是幫助演繹推理。
2.選擇框架
選擇問題一直是經濟學所關注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內容，這同樣也是行為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學者們結合心理學的理論和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來審視人們在決策過程中的行為機制。
行為經濟學家發現，在涉及到具有不確定性的選擇中框架效應是普遍存在的。坎尼曼和特沃爾斯基設計的“疾病治療困境”實驗就是其中一個最為經典的案例（表1）。
事實上，在正面框架下，人們更傾向于選擇A，而在負面框架下，人們更傾向于選擇B’，即便同一種治療方案在不同的描述中實際上治療結果是相同的，但是顯然積極描述要比消極描述更具有吸引力。
人們往往在面對過多選擇時會出現“選擇困難癥”。有這樣一個實驗，兩名市場營銷專家在超市布置了兩處果醬展示臺，一處只展示了6種可供消費者選擇的果醬，而另一處展示了多達24種果醬。實驗發現，24種果醬的展示臺確能夠吸引更多的消費者圍觀，但是最終還是6種果醬的展示臺的購買率更高。這就表明，可提供的選擇越多，人們反而越難以決策，最后的結果可能就是放棄選擇或者另尋它法。
錨定效應是指人們的行為會受到外部信息的影響從而在做出決策時會受到該信息所限定的某種模式之下。當人們需要對某個事件做定量估測時會將某些特定的數值作為起始值，這些起始值就像“錨”一樣使人們的估測值落于某一區域中。如果這些“錨”定的方向有誤或者是虛假的，那么估測的結果就會產生偏差甚至還可能會出現歪曲。
以上提到的現象表明，人們在面對選擇時，提出選擇的方式和方法，外部環境因素等對于人們的決策行為影響是很關鍵的。積極的因素會幫助人們做出更有益的選擇，而消極的因素會使人做出錯誤的決定。理查德泰勒強調，為了使人們做出更有益的選擇，政府、企業等應該構建一個有效的選擇框架來引導人們進行決策。有時只需要一個“溫柔的推動”（Nudge），與強勢的命令相比，這種非強制的方式人們更樂于接受，還可以潛移默化地影響人們在決策過程中的心理和行為，從而使得他們做出選擇設計者所期望的決策。
3.不確定性（系統偏差）
正常情況的選擇已經足夠復雜，人們在不確定條件下就更加難以做出決策?？材崧吞匚譅査够l現在不確定條件下人們的決策行為往往會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偏離經濟學理性狀態下的標準范式，不確定條件下的判斷與主流經濟學對理性的假定存在著系統偏差。
小數定律就是系統偏差的典型。大數定律是統計學中的概念，相較于小數定律，大數定理更加被人們所熟知。該定律的前提條件是樣本規模足夠大。然而，日常生活中人們所面對的都是小樣本，小樣本的均值不會遵循大數定律接近于總體的均值，而是出現了偏差。日常生活中人們卻更容易受到小樣本的過度影響，尤其是對于自己親身經歷過的事情。
4.偏好
常規理論認為偏好是預先存在并且穩定的，而心理學家則認為偏好是構造出來的。行為經濟學家如坎內曼、特沃爾斯基、拉賓等對偏好的一些特征進行了研究。研究人員發現，人的偏好是在做出判斷的選擇的過程中產生的，在這個過程中選擇的設置和外部因素會影響偏好的形成，人們在挑選蘋果的時候才能確定自己想要什么樣的蘋果。人對于事物的敏感性也是呈遞減趨勢的，也就是說收益或損失的邊際效用是遞減的。但是，損失獲得的關注度要更高，人們對于損失的估價通常高于等量的收益。另外，如果存在一個參照點，人們常常對于某個行動的后果與這個參照點的相對差異比較敏感，反而對于行動后果本身不敏感。
四、發展趨勢
經濟學本身就是研究選擇的一門學科，正統經濟學更多的是研究理性條件下人們的決策行為，而行為經濟學的興起和發展豐富了經濟學的分析研究方式。由于結合了心理學、社會學等學科，行為經濟學更加貼近現實。行為經濟學的研究并不是要顛覆傳統經濟學的研究方式，而是試圖解釋人們非理產生的原因和發生機制進而幫助人們做出更有益的選擇。
隨著時代的發展，不同學科之間的交叉融合勢必要成為一種潮流，經濟學與心理學、社會學的成功結合為經濟學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是作為經濟學的一個新興分支，行為經濟學的相關理論和研究成果仍然相對分散還需要全面系統的檢驗、完善和穩固。如何使得理論更加合理、系統和科學更加貼近實際與現實相符是今后行為經濟學所要發展的目標。
行為經濟學興起于西方，在我國，相關理論研究起步較晚，相對滯后。目前，國內相關學者的研究更多的是對西方經濟學家理論及研究成果的概括、評述和總結，而將相關理論應用于實際和現實問題的研究也相對貧乏。盡管有黃祖輝、胡豹、汪丁丁、奚愷元等相當一批專家學者在學結西方研究的基礎上，結合國內實際提出了一些新的觀點和看法，但是我國學者在行為經濟學領域的研究還需要不斷開拓眼界、轉變思維方式、尋找新的研究思路和方向，最終推進我國經濟學研究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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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文獻綜述范文6
【關鍵詞】進口貿易 R&D溢出 經濟增長
一、問題的提出
自改革開放以來，對外貿易一直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從1978年的206.4億美元增長到2007年的2.17萬億美元，已連續4年位居世界第三大貿易國。與此同時，中國經濟增長迅猛發展。2007年，我國GDP總額達到了246619億元，居世界第四。但是，受“重出口輕進口”的出口替代型貿易戰略思想的影響，人們在評價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時，往往只重視出口和順差而忽視了進口的作用。然而，由低附加值低價格優勢的出口貿易推動的順差伴隨是頻繁的貿易摩擦，人民幣升值的巨大壓力，這迫切需要我們對“高出低進”貿易政策進行新的評估。鑒于此，本文對“進口貿易通過技術溢出促進經濟增長”這一問題的國內外研究成果展開綜述，并做出簡要評析，希望對進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幫助。
二、進口技術溢出效應的理論基礎
1、古典貿易理論關于進口對經濟增長作用的思想表述
進口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典經濟學時代。亞當?斯密（Adam Smith）認為，通過進出口貿易促進國際分工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換回本國需要的商品并節約國內勞動。因此，必然促進本國的經濟增長（交易生利）。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認為進口較便宜的生活必需品及原材料，能穩定物價，阻止利潤下滑的趨勢，保證資本積累，促進經濟增長。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則認為進口為國內經濟提供了激勵性示范，推動本國生產過程的創新和改良，刺激和引導新的產業的成長?？梢?，古典國際貿易理論一貫重視通過進口貿易來促進一國經濟的發展。然而，受“重商主義”思想和國內貿易保護主義集團力量的影響，早期研究文獻往往更多地強調出口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卻普遍忽視了進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凱恩斯（Keynes，1936）的“對外乘數原理”更是將這一思想的集中體現。
2、新貿易理論關于進口對經濟增長作用的再考察
以羅默（Romer，1986）、盧卡斯（Lucas，1988）為代表的新增長理論家揭示了不同于傳統理論的經濟增長機制和國際貿易發展觀，認為知識和技術的溢出是經濟實現持續增長的決定因素，而國際貿易又是技術外溢進而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途徑。同時，由于知識傳播與人力資本的外部效應，各國之間開展貿易還可以節約一部分研究與開發費用，避免重復勞動。尤其是在南北貿易模型中，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進口學習和吸收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形成一種“趕超效應”，向發達國家的經濟逼近。在新增長理論和全球國際貿易新態勢的共同推動下，新貿易理論應運而生。Grossman&Helpman（1991）首次運用實證研究分析方法研究開放經濟中貿易、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闡述了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對經濟長期增長的作用。
三、進口技術溢出效應的經驗研究
1、國外實證研究綜述
（1）CH模型
Coe和Helpman（1995）借鑒Grossman和Helpman（1991）“技術創新”研究思想，首次建立實證模型來研究進口貿易“技術溢出”效應，結果表明國內和外國的R&D都對TFP有著正的促進作用。他們假定國內全要素生產率（TFP）和國內外的R&D存量相關，建立如下回歸模型：
（2）CH模型的拓展
CH的實證文章引起了國內外經濟學者對國際貿易貿易技術溢出問題的廣泛關注，并為其提供了分析框架，后繼文獻在CH模型的基礎上進行了擴展。
第一，外國R&D資本的計算方法的改進。Lichtenberg和Potterie（1998，簡稱LP）認為CH模型中有關外國R&D資本存量的權重只能反映R&D溢出的方向，而不能反映溢出的強度，并對外國R&D投入權重進行了修正，其實證結論與CH模型相同。Falvey，Foster和Greenaway（2002，簡稱FFG）拓展到用6種方法計算外國R&D資本，使關于進口貿易溢出效應的研究結論更具有可靠性。
第二，研究視角的轉變。學者通過從不同的側面來考察進口貿易的溢出效應的大小，對現有的文獻研究結論進行補充，其研究成果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對不同結構進口商品的溢出效應的研究，FFG（2002）的實證研究結果表明知識的性質對R&D溢出變量設定的重要性，僅當被轉移到研發溢出接受國的知識屬公共產品時，R&D溢出效應才為正并在統計上顯著。二是微觀層次的研究，Keller（2000）從微觀廠商的角度研究發現國際貿易促進了技術進步，認為中間產品之間的國際貿易導致的技術溢出效應更大。
第三，吸收能力的考察。學者們將貿易國的地理距離與技術差距、人力資本、國內自主研發等因素納入模型，來考察進口貿易的技術溢出效應的影響機制。Engelbrecht（1997）在CH模型中增加了人力資本變量（平均受教育年限），實證發現國際R&D溢出依然是顯著的。Gouranga（2000）的研究表明進口國的技術吸納能力、進口貿易量和其產業結構是否與出口國相似等因素共同決定了此國能否成功地獲得國外先進技術。
第四，將影響技術溢出的其他因素納入模型。FDI在眾多國際技術的溢出渠道中一直備受青睞。將FDI變量加入到CH模型，其重大意義在于便于對FDI與國際貿易的技術溢出效應進行比較。同時，很多學者開始轉而關注如教育培訓、專業人員的流動、科學文獻、國際會議、國際專利等無形的技術外溢。
2、國內研究綜述
國內學者佟家棟（1995）較早探討了進口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認為不同時期進口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關度不同，但總體上存在著正相關關系。林毅夫，李永軍（2001）指出傳統方法傾向于低估外貿對經濟的影響，外貿對經濟的影響應該重新定義為“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直接貢獻加上出口通過引致消費和投資的增長而對經濟增長做出的貢獻”。吳振宇、沈利生（2004）指出進口和出口分別從供給和需求的角度推動經濟增長，應將“進口和出口當作不同的性質來處理”來分析對外貿易對經濟系統產生貢獻。同時指出了“開放經濟環境下，進口對經濟系統的作用不僅僅局限在解決國內緊缺資源，而且是國民經濟運行的一個重要環節?！苯陙?，國內學者已經逐漸開始認識到進口對經濟增長促進作用的重要性。
在實證研究方面，基于CH模型，國內學者方希樺等（2004）、李平、錢利（2005）、李小平、朱鐘棣（2006）、俞春嬌、俞美辭（2006）對中國進口貿易技術效應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都表明：進口產生了比較顯著的技術溢出效應。同時，國內學者針對中國的實際情況，對CH模型進行了修正和拓展。在微觀層次的方面，李小平、朱鐘棣（2004）利用我國1990-2000年的面板數據，從省際和地區層面分析了中國進口對TFP的影響。對于CH模型中爭議最大的外國R&D資本的方法的計算方法，李小平、朱鐘棣（2006）借鑒FFG模型，采用了6種計算外國R&D資本的方法和國際R&D溢出回歸方法，進一步證實了國際貿易的技術溢出效應。
同時，受國際研究的啟發，國內學者開始把吸收能力納入模型，來考察進口促進經濟增長的技術溢出效應效果的諸多因素。國內學者（賴明勇等，2005；陳剛等，2006；符寧，2007）探討了開放經濟條件下人力資本投資、貿易開放度衡量、國內研發存量等因素對增強我國進口技術外溢的吸納能力間接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性。
四、簡要評析
上述關于進口貿易技術擴散的研究文獻，擴展了CH模型，檢驗了現實經濟世界中的實際進口貿易技術外溢過程，為研究者深化對技術進步、技術外溢的內在機制提供了很好的分借鑒。但是現存的文獻針對中國的研究甚少，存在著幾點不足：一是國內相關文獻偏重分析FDI的技術溢出（何潔，2000；張海洋，2005等），而普遍忽略了在開放經濟中進口貿易的技術外溢對經濟增長的重大貢獻。二是在分析中進口貿易的溢出效應時，忽視中國作為經濟轉型國家的特殊性，應將制度因素納入模型。三是對進出商品的結構重視不夠?，F有的文獻大多從進口貿易的總量入手，而較少具體分析消費品與資本品、水平型垂直型中間產品等不同性質的進口的溢出效應的差異。四是未能將人力資本、FDI、國內資本存量等多種影響進口溢出效應的因素納入模型，進行綜合考察。這無疑是今后進一步深入研究的重點和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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