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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波動范文1
中國青銅鏡的范鑄技術發展是與當時的科學技術以及文化藝術同步的。青銅鏡一般都是兩個面,正面較平,是磨光了映照用的面,背面為紋飾面,是起裝飾作用的面。社會意識形態決定著人們的價值取向,各個歷史時期的意識形態都不相同,因此各個歷史時期的紋飾都不一樣。所以,一般以紋飾面為依據來判斷銅鏡的時代。當時有什么樣的科學技術,就會體現在當時的青銅產品上。當時有什么樣的文化藝術甚至意識形態,也同樣會體現在當時的青銅產品上。
春秋戰國以前,青銅器的表面紋飾多是在范面手工制作的,這種工藝思想也與時代同步被帶到了銅鏡紋飾的制作中。因此,在春秋以前的銅鏡背紋中,幾乎都體現了凸起的不規則紋飾。戰國時期的青銅器紋飾,絕大多數采用了單元紋飾范拚兌技術,使得在戰國青銅器表面紋飾中,常能見到方形或長方形的格子線。而這種紋飾的制作技術,也同步被應用到青銅鏡紋飾的制作中。所以,在戰國青銅鏡的背紋中,常?？梢钥吹降丶y中有方形或長方形的格子線。
西漢以后,青銅時代早已徹底結束,制作青銅器紋飾的技術也基本隨著青銅時代結束。西漢社會鑄造量最大的鑄件是在全國流通的錢幣。由于西漢以后再也沒有了戰國以前的紋飾制作技術,西漢的紋飾包括銘文的制作都與戰國前的范鑄工藝不一樣。最明顯的特征是:戰國前的青銅器銘文多是陰文,而在西漢后的銅鏡上基本都是陽文。與銅鏡一樣,除王莽的一刀平五千需要錯金而鑄成陰文銘外,其余錢幣皆鑄的是陽文銘。錢幣制模設計的主流工藝,是采用圓規制圖的設計技術。所以,圓規制圖技術也被同步應用到了西漢銅鏡的背紋中,成為當時以幾何造形為主的紋飾。如文景至武帝時期的日光鏡、昭明鏡、草葉紋鏡、星云鏡等,皆是采用了圓規技術設計制作的模。
王莽時期,其貨幣政策雖然是失敗的,但其錢幣的鑄造質量卻較高。如王莽的“六泉十布”,都是公認的好,錢紋清楚;又如“大布黃千”字體一絲不茍。銅鏡的紋飾就是在這個時期從簡單的幾何造形,逐漸過渡發展到了線雕紋飾。如四虺鏡、四乳紋帶鏡等,其中最具典型意義的就是四神博局鏡。在四神博局鏡的背紋中,我們不但可以看到圓規制模技術留下的特征,更可看到中國古老的傳統文化在鏡背紋飾中的體現。下面,就四神博局鏡紋飾中的制圖技術以及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結合進行論述。
四神博局鏡在民間一直被稱之為規矩鏡,是因為鏡背紋飾中有TVL紋飾。其中V紋及L紋,完全可以看作是規和矩的形狀。規和矩,本是兩種不同的儀器。規,就是今天畫圓用的圓規;矩,即是今天的角尺。但這兩件儀器上古的人們就已經在使用,并非現代的發明?！皼]有規矩,不成方圓,”這早已是中國人用來形容做事情要遵循章法的常用語。生活在戰國早期的墨翟,在《墨子》中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也。雖至士之為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為方以矩,為圓以規,……”。司馬遷曰:“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墨子在這里告訴我們,做方形器物需要用矩測量,畫圓形需要使用規。如果沒有這些儀器,要想做成這些事情是不可能的。而司馬遷所說的“規矩”,顯然不是指規和矩這兩樣工具,已經將“規矩”的含義演化成人們的意識形態,即人們在農業的勞作中必須遵守節令,在生活中需要遵守各種法令,在生產中需要遵守各種規章制度,在技術操作中需要遵守各種工藝流程等等,諸如這些都可以稱之為“規矩”。這就不難理解在四神博局鏡的制模過程中,既采用了圓規技術進行了機械制圖,又按照意識形態的規矩,將傳統文化中的四神、五行及十二支進行了配置、定位與布局。
圖1為鄂州一位楊先生收藏的一枚普通的四神博局鏡,此鏡黑色泛綠?？煽吹酱绥R為半圓鈕,圓形鈕座,鈕座外有小方框?？蛲鉃槭с懳拈g以十二個乳釘,銘文外為大方框。V形紋飾的角與大方框的角對立。以V形紋飾將鏡背分為四區:左區的主紋為青龍,代表著東方;右區的主紋為白虎,代表著西方;上區的主紋為朱雀,代表南方;下區的主紋為玄武,即蛇纏龜的形象,代表著北方。紋飾區外為銘文帶,其銘曰:尚方作鏡真大巧,上有山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饑食棗,樂未央。其中“山”字應是“仙”的減筆。銘文帶外為一周輻射線紋,鏡緣上有二周鋸齒紋間一周復線紋。在十二支中,“子”屬北,“午”屬南,“卯”屬東,“酉”屬西。而在此鏡紋飾中,我們可以看到卯、午、酉、子都分別處在東、南、西、北四個正位。在方位中,東方屬木、南方屬火、西方屬金、北方屬水、中央屬土。中國處在北半球,人們多是看到太陽在南方。天下萬物多離不開陽光,所以,自古以來中國就形成了坐北朝南的概念。甲乙丙丁等為天干,金木水火土為五行。如果用天干配五行,就會形成東方甲乙木配青龍,南方丙丁火配朱雀,西方庚辛金配白虎,北方壬癸水配玄武,中央戊巳土。因為人們無法生活在金木水火中,只能生活在土地上,所以在東漢的博局鏡中,常能見到“子孫備具居中央”的銘文。我們可以把這個銅鏡的紋飾理解成天下,那么鏡鈕就是大地的中心,人們站在大地上,就會看到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龍右白虎的地理方位。這早已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個概念。在西安城中,朱雀大街就是南大街,而唐初秦王發動的玄武門,就是今天的北門。銘文中的“尚方”屬于漢代的一個官方機構,凡真正尚方鑄造的四神博局鏡,其鈕孔多是朝著銘文中的午與子,即南北方向形成子午線。再看鏡緣是圓形,似乎說明四天地運行周而復始沒有窮盡。在這小小的神博局鏡的紋飾中,我們既可以看到天圓地方說,又可以看到干支地支與四神的配合,是嚴格按傳統文化的概念設計配置的紋飾。四神博局鏡的紋飾如此規整,其模是怎樣制作出來的呢?顯然靠手工繪畫設計是無法做到的,應該是用圓規進行設計。我們可以看到,在四神博局鏡的紋飾中,凡對稱的乳釘,與鈕都是等距離及等角度,這是手工繪畫做不到的。如果采用圓規機械制圖則是不成問題的。圖2為我們采用圓規繪制的四神博局鏡圖,對于手工無法完成的設計,圓規制圖就簡單多了,可以繪制得較為規整,并可將方框、20個乳釘及12個TVL紋都準確定位。
西漢鏡留下了許多圓規痕跡,為證明四神博局鏡的紋飾也是用圓規設計制圖,除用圓規繪制出四神博局鏡的圖外,還需要在東漢的四神博局鏡紋飾中找到繪圖的痕跡,才能說明問題。經對大量博局鏡進行觀察,發現在一些同類鏡的紋飾中,可以找到一些圓規留下的痕跡。但這些痕跡都相對較少,大多是在作模后被打磨掉了,留下的痕跡很少,拍成圖片也不足以說明問題。后在黃石市收藏家杜博先生處,找到了一枚禽獸博局鏡,其鏡背紋飾中留下了相對明顯的圓規制圖痕跡。從正面看,這些痕跡是不容易發現的,需要將鏡背紋飾傾斜些方向,才能看得相對清楚。
圖3是杜博先生的藏鏡,此鏡通體黑漆古,圓形鈕,柿蒂紋鈕座。大方框外的四角,都與V紋的角對立,將紋飾分為四區,每區中鑄有兩個禽獸,都被L及T紋隔開,每個T紋的兩側分別鑄一個乳釘。紋飾區外一周為銘文帶,其銘曰:尚方作鏡真大巧,上有山人不知老,口口。銘文有減筆及反字,銘文帶外一周為輻射紋。鏡緣為二周鋸齒紋間復線紋一周。
與前述四神博局鏡相比,此鏡的紋飾區里少了玄武。銘文帶中雖然鑄有“尚方”,顯然不是尚方造的鏡。如這種鑄有“尚方”銘而并非尚方鑄造的銅鏡,在出土的東漢博局鏡中不在少數,顯然為當時的民間鑄造。制作鏡模的工匠對傳統文化的理解不可能都是同一個水平,在紋飾的設計上就可看出高低。制作鏡模涉及到三個問題:其一,圓規技術的應用;其二,紋飾的設計;其三,雕刻紋飾。但不論對傳統文化的理解多少,不論雕刻技術如何,采用圓規機械制圖技術都是必不可少的。否則,就制作不出規整的博局鏡。相比之下,圓規制圖技術應該是最簡單最容易掌握的技術。所以,不論紋飾的設計怎么樣,也不論雕刻的技術怎么樣,其圓規制圖的原理都應是一樣的。
此鏡的紋飾中雖然少了玄武,但此鏡的紋飾布局仍然是規整的,說明此鏡的模同樣是采用了圓規機械制圖技術制作的。在此鏡紋飾區中,就可看到制模時留下的圓規制圖痕跡。圖4為此鏡的局部,凡白色箭頭所指之處,皆可看到明顯的凸線。這些凸線的結構,與我們繪制的四神博局鏡的線圖是完全一樣的原理。所看到的三排橫向凸線,是為設計T及L紋留下的?？寸R背紋飾,雖然屬于線雕,但可清楚看到凸起的紋飾是上面窄下面寬。如果觀察這種鏡體的斷面,可看到其紋飾的斷面基本呈三角形。這些現象說明,紋飾是在陰模上用刀具向下刻制出來的。其陰模的材料,可以是泥料,亦可以是滑石料,因為西漢時期大量使用了滑石料制作錢范。雕刻往往都是向下挖,這就應該可以理解凸起的圓規線,也是在陰模上畫出的陰線,翻成陽模后就成為凸起的細線。應該是先用圓規設計紋飾的定位,再行雕刻。將紋飾刻制成這樣的幾何形狀有兩個好處,其一是紋飾斜度大,便于雕刻;其二是由于刻出的紋飾斜度大,既便于翻陽模,也便于在陽模上翻范。
圖5為此鏡的另一處局部,可看到大方框的一角對著一個V形紋飾的角。兩個相向的白色箭頭所指的線,為大十字線通過大方框的角,與V形紋飾貫通。還可看到四個同向白色箭頭所指為同一條弧線,與大十字線行成交點。這兩條線應該是給鏡背四個V紋角的定位線,其交點就是V形紋的外角處。
在以上二鏡的紋飾中,TVL紋的名稱,是西方學者的命名,中國人則多將其稱之為規矩紋,因其中的V可以看作是規,L紋可以看作是矩,T紋則被有些學者推測為大地的門戶。因此,民間一直將此鏡種稱之為“規矩鏡”,是有道理的。學界之所以稱其為“博局鏡”,是因為在戰國、秦及漢的墓葬中,發掘出土了許多當時賭博用的籌碼以及博盤,其盤上都畫有這種博局紋,其布局與博局鏡上的博局一樣。因此,將此鏡種稱之為“博局鏡”,是有考古依據的。
思想波動范文2
【關鍵詞】動機 勃拉姆斯 克拉拉 交響曲
指揮家漢斯·馮·比洛曾稱贊勃拉姆斯的《C小調第一交響曲》為貝多芬“不朽的九首”后偉大的“第十交響曲”。這部交響曲的發表不僅完全贏得了漢斯立克等人的支持，而且還表明了勃拉姆斯有能力向純器樂音樂進行挑戰。談到《第一交響曲》主題性的統一，更多的是關注于樂章內部的思想作用而不是樂章之間。勃拉姆斯的傳記者馬克思·卡爾貝克在這方面洞察力最強，在第一樂章小快板的開頭這行分開的有顏色的一行字：“一個命運的動機”，它對于整部作品是非常重要的（譜例1）。
譜例1
觀察第一樂章，就同一歷史時期而言，卡爾貝克首次標明了“連綿不斷的”前奏開頭的派生源自“命運動機”的小快板。然后他表明，這種“復雜的來源”在小快板中起著對位的作用。這支小號表現了#F—F—bE—D—[G]—bE，它在整個動機來源中使用了對位，一種被卡爾貝克所忽視的聯系。顯著的是，《第一交響曲》主題的連貫性置于這部作品個人意義的上下文中，甚至引來了更多的注意，它的地位如同勃拉姆斯為了達到精益求精而奉獻青春激情和奮斗的記載。它不會逃離讀者對熟知的舒曼音樂語匯的視線。
與C—B—A—#G—A具有相同的形態，它已被廣泛地認作是象征舒曼對克拉拉的“私人密碼”。評論家薩姆斯是第一個提出勃拉姆斯在第一主題里使用克拉拉的動機的，評價了勃拉姆斯極好地涉及歌德的維特與這個樂章悲慘情緒之間的聯系。然而，這部交響曲終曲的“阿爾卑斯號”主題，它不是唯一以象征性的姿態出現在激烈的浪漫主義引言中。這個主題尾隨著一個同樣值得回憶的思想，它出現在這部作品結束的附近——這首崇高的眾贊歌首次使用長號和大管發出宣告。這也可以歸因于克拉拉。它開始的音符（A—E—F）變換了低音部的舒曼主題，有關勃拉姆斯和克拉拉已寫有變動（#F—#C—D）。勃拉姆斯的變動結束了低音部的一種冥想，盡管修改為大調。這促使斯蒂芬森聲稱：“音樂中所標注的，勃拉姆斯完全不敢用口頭陳述。”然而，這種連接似乎是合乎邏輯的，調性的轉變和兩個樂段中不同的和聲化的上下文都沒有暗示一種直接的聯系。這種A—E—F的特色音符有另一種象征意義，與約哈希姆有類似的人際關系。從勃拉姆斯的作品中得知他習慣以另一種形式考慮約哈希姆的動機（F—E—A）；這種處理在原則上必須要承認有其他的形式，如A—E—F。它有一個明確的特性，對于勃拉姆斯與約哈希姆之間的聯系。從不同角度來看，他多年的藝術發展一定在這部作品中滲入了原來的個人因素，這不是不可能的。
正如勃拉姆斯《第三交響曲》中，象征性內容的意義完全轉化到音樂技巧的結構方面去了，內容與形式相互融合在一起。從每個動機到主題，他盡最大可能進行了提煉，甚至讓它們以新的外觀回到后面的樂章。所有作者公認的有關“Motto Theme”——“Frei aber froh（自由而高興）”的引用源自勃拉姆斯的傳記者馬克思·卡爾貝克，闡明了一個勃拉姆斯的個性動機“F—bA—F”，彌漫于大部分的交響曲中。
勃拉姆斯和他的密友小提琴家約哈希姆，曾嘗試用音樂動機來象征他們的光棍狀態。約哈希姆所用的動機音名“F—A—E”意味著“Frei aber einsam（自由而孤獨）”，不過他馬上就結婚了。勃拉姆斯則用“F—A—F”意味著“Frei aber froh（自由而高興）”作為反駁。這部交響曲中F—bA—F的動機非常頻繁地與“自由而孤獨”相聯系，因為卡爾貝克被迫重新設置它的組成音符，所以這種連接與弦樂四重奏的開頭備受質疑。他看到F—A—F已經轉變為A—F—A，這種新形式被橋接進約哈希姆的F—A—E動機，從而開始第一樂章的主部主題。此外，勃拉姆斯的諧謔曲樂章源自這首混合的F—A—E奏鳴曲，它處理這個動機是非常自由的；的確，它的開始絲毫沒有這種連接的跡象。這種連接是憑借這首奏鳴曲的第一樂章，由迪特里希創作，他闡明勃拉姆斯引用其中的一個動機。盡管他沒有指明一個精確的位置，但是一種清晰的連接存在于他的開始主題和勃拉姆斯的第二主題之間，接近于迪特里希的創作輪廓。在其接下來的節奏特征中，這種聯系是并行不悖的，甚至非常接近。
迪特里希的主題強調了以破壞音A為代價的E和F兩音和這個半音間隔的主導主題，并明確地影響了勃拉姆斯的第二個例子，可能提供了一條勃拉姆斯第一主題派生的線索，在鋼琴中持續級進的E—F也許已推動了鋼琴與小提琴聲部更為顯著的G—降A的級進。在它們之間，迪特里希的主題和勃拉姆斯明顯的派生貫穿整個樂章。再者，如果這個“自由然而孤單”的動機被證實，一個人可能從原則上同情卡爾貝克在弦樂四重奏的開頭辨別出它的作用，追尋其更廣泛的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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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波動范文3
關鍵詞：財務績效；人民幣匯率；跨國經營企業；股票收益率
匯率變動對跨國經營企業財務績效影響的分析，作為一種經濟性分析，通過分析匯率變動與跨國經營企業股票收益率之間的關系，來確定匯率變動是否對跨國經營企業的財務績效產生實質性影響。股票收益率的高低，代表了投資者對公司價值的客觀評價，因此也代表了企業的運營績效與財務價值。股票收益率可以反映資本和獲利之間的關系，它受預期每股盈余的影響，反映了每股盈余大小和取得的時間；同時受企業風險大小的影響，還可以反映每股盈余的風險。
下面以中國部分上市公司為例，來說明匯率變動對公司價值的影響。
一、匯率風險對財務績效影響計量模型的選擇
在實證分析中，計量某企業i的匯率風險一般采用Jorion提出的如下兩個模型：
其中Rit代表i公司f時期的股票收益率，Rmt代表市場平均收益率，Ret代表匯率波動率，系數β2i則代表了i公司的匯率風險。公式(b)綜合考慮了市場平均收益率和匯率波動率對公司股票收益率的影響，公式(a)中沒有考慮市場平均收益率的影響。根據JoHon等人的研究，單就β2值(即匯率風險)而言，兩個公式的結論很相似，并且所得結果的相關度超過了0.9，但是公式(b)擁有更好的擬合優度和顯著性水平，所以后來的研究者多采用公式(b)來展開分析。本文根據公式(b)的實證研究顯示，市場平均收益率對股票收益率的影響在5％的水平下均是顯著的，有相當多公司甚至達到了1％的顯著性水平。因此，在本文的實證分析中采用公式(b)來計量匯率風險。
二、樣本公司的選取
樣本公司的選取來自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中國際業務比例相對較高的跨國經營企業。從上市公司中選取樣本，主要是考慮其經營管理較為規范，財務信息透明，能夠方便、準確地獲得研究所需原始數據?！翱鐕洜I企業”這個概念在本文中定義為海外銷售額占總銷售額(或海外產值占總產值)10％以上的公司。這樣界定是因為海外銷售比例較高公司的經營業績，受人民幣匯率升值影響更為直接、顯著，便于更直觀地分析相關數據，有利于排除干擾因素的影響。在樣本公司的選取上，本文還充分考慮了該企業在同行業的普遍代表性，由于個體原因導致的經營業績大幅度非正常波動的企業，已（整理）經從樣本中予以剔除。在此基礎上，本文篩選出了符合條件的56家上市跨國經營企業作為分析的樣本，這些公司的行業世分布如表1所示：
三、數據與指標的選取
匯率波動對財務績效影響實證分析中，涉及的變量主要有三個，分別為公司的股票收益率、市場平均收益率和匯率波動率。由于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匯率改革后的一段時期內，人民幣匯率出現了較為劇烈的波動，因此本文選擇異常波動期間(2006年1月到2007年12月)的月度數據進行實證分析。
1.公司的股票收益率
公司的股價充分反映了公司財務價值，所以匯率波動對股票價格的影響，反映了其對公司財務價值的影響。在分析中，主要計算公司股票月末價格相對于月初價格的增幅(或減幅)，但同時也考慮了派息、拆股等因素的影響。并對股價進行修正，從而得到公司股票的月收益率。
2.市場平均收益率
市場平均收益率以股市月平均收益率表示，但這里要考慮到上述56家跨國經營企業的股票分別在不同交易所交易，而市場平均收益率在不同股市中是不同的。根據上述原則，其中36家公司的市場平均收益率用上證綜指的月增(減)幅表示，20家公司的市場平均收益率用深證成指的月增(減)幅表示。
3.匯率波動率
匯率波動率指加權匯率的月波動率，本文選擇美元、歐元、日元和港幣四種貨幣對人民幣的匯率中間價加權。主要基于如下考慮：第一，這四種貨幣是我國對外貿易中所采用的主要結算貨幣；第二，美國、歐盟、日本和香港地區是中國大陸最主要的貿易伙伴，并且中國大陸對這四個國家和地區的進出口總額大致處于相近水平；第三，中國人民銀行每日公布上述四種貨幣對人民幣的匯率，較容易得到權威數據。由于匯率均采用直接標價法，所以正的波動率表示人民幣的貶值，反之則表明人民幣的升值。第四，具體比例關系的選擇，考慮到中國大陸的主要貿易伙伴為美國、歐盟、日本、中國香港，綜合考慮美元、歐元、日元、港幣在中國企業國際結算中的使用比例，以及國家外匯儲備中上述四種貨幣的儲備比重，來確定該比重。具體而言，美元、歐元、日元2007年3月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比例分別為64.2％、26.1％、5％，考慮到美元貶值過程中，美元結算比例下降和歐元結算比例上升的趨勢，本文對上述四種貨幣的匯率所占權重分別按0.6、0.3、0.05和0.05進行加權，然后再計算其月波動率(參見表2)。
從圖1和圖2的對比可以發現，綜合匯率的波動要比單純對美元的波動情況，顯得更加平穩一些。其原因在于，綜合匯率是四種貨幣匯率的加權，國際收支報告顯示，2008年上半年人民幣對歐元、日元貶值，而對美元、港幣升值，其中走高的匯率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美元匯率的降低程度。這說明綜合匯率更具有代表性和全面性的特性。
四、實證結論及其分析
運用公式(b)，分別對56家公司的數據進行OLS(一般最小二乘法)回歸，得到各公司相應的β2值(即匯率風險)，對β2值的簡單統計結果如表3所示。如果某公司的β2值為正，則人民幣貶值和公司的股票收益率是正相關的；反之，人民幣貶值使公司的股票收益率下降，并且β2的絕對值越大，影響幅度越大。結果顯示，各公司的值較均勻地分布于0的兩側，但公司間的差異較大。就β2的簡單算術平均值看，人民幣在現有匯率的基礎上無論是升值1％，還是貶值1％，各樣本公司的股票收益率在現有基礎上漲跌沖抵后，總體上仍減少0.51647％。這表明，對于以引進高端技術和出口“初中級產品”為主的大多數中國跨國經營企業來說，人民幣匯率在過去和當前的小幅波動，總體上還未構成威脅。但是，對于出口利潤微薄且國際競爭環境相對惡劣的紡織服裝、電子、物資貿易等行業而言，匯率波動的風險已經初見端倪。
例如，“遼寧成大”、“廈門國貿”等出口貿易導向型的公司，由于人民幣升值導致出口成本上升，嚴重削弱了其出口競爭力，遼寧成大的β2值甚至達到了10.23685，廈門國貿也達到了5.12489的高值。又如，“生益科技”、“廈新電子”、“青島海爾”、“德豪潤達”等電器、電子類企業，盡管產品在國際市場上銷量不錯，但由于自主研發能力不強，核心部件往往需要外購，導致生產成本居高不下，一直以來以薄利多銷方式求生存，一旦人民幣匯率持續升值，那么“薄利”將不復存在，“多銷”則可能導致更大虧損。紡織品服裝行業也是如此，長期以來在國際市場上的低價競爭，不少企業在依靠出口退稅過活的情況下，通常只有3％-5％的利潤空間，隨著匯率上升，如果再降價競爭的話，僅有的利潤也將消失?！敖K陽光”和“青島雙星”的值分別達到8.56552和4.20744的高值，就是對這一問題的很好詮釋。
就β2的絕對值平均意義看，當人民幣匯率波動1％，各樣本公司股票的月收益率將平均波動3.316155209％(參見圖3和表3)。這說明，即使人民幣匯率僅為小幅度波動，其對我國跨國經營企業股票收
關于各公司β2值的顯著性，與國外學者的研究相似，10％以內顯著性水平的公司共有7家(分別為唐山陶瓷、中遠航運、武鋼股份、華海藥業、天津港、中海發展、中興通訊，其中“中興通訊”的顯著性水平達到1％)。就行業分布而言，陶瓷、鋼鐵、制藥、電子行業各一家，港口航運業3家。并且這些公司值的絕對值均較大，β2值顯著公司的β2絕對值全部大于2，說明其受匯率變化影響較大。其中，港口航運業的銷售收入，主要來自國際貿易貨物吞吐量，近年來全球貨物貿易持續穩定增長，加之港口經營的地區壟斷性，使得該行業能夠轉嫁匯率波動風險，并分享世界經濟增長的成果，航運市場價格由包括“中遠航運”和“中海發展”在內的世界前二十大船公司所把持，因此也能獲得類似的壟斷利益。
就鋼鐵行業而言，盡管鐵礦石進口價格被淡水河谷、必和必拓、力拓等主要國際礦業寡頭所控制，每年進口價格上漲達50％以上，但基于當前國際鋼鐵行業呈現壟斷競爭的格局，中國的鋼鐵出口產品在中低端市場具有一定的壟斷地位，因此具有較強的轉-嫁匯率變動風險的能力，并可獲得因通（整理）貨膨脹帶來的漲價收入。
此外，陶瓷制造業是我國的傳統強勢產業，擁有該領域獨一無二的原產國品牌和技術優勢，在國際市場上具有較大的產品定價權?！爸信d通訊”和“華海制藥”作為高科技電子企業和制藥企業，都擁有自身的核心技術，有能力保持高盈利水平和轉嫁匯率變動風險，其β2值分別達到了-7.11242和-5.85744，與人民幣升值呈現出較高的正相關性。
實證分析顯示，樣本公司β2值(即匯率風險)的區間分布，呈現出一定的集中趨勢，家用電器、物資外貿、紡織服裝等行業中，缺乏核心技術、盈利能力差、面臨激烈市場競爭的企業，在人民幣升值過程中，受到了明顯的負面影響。而居于相對壟斷地位的行業(如港口航運業、鋼鐵制造業、擁有技術優勢的高科技電子企業、制藥行業、陶瓷行業)，則與人民幣升值呈現正相關變化。由于這類企業在中國出口貿易中占有較大比重，因此本文認為，人民幣匯率升值，整體上對于我國跨國經營企業財務績效的影響，將是實質性的。
以上實證分析顯示，研究樣本中的相當一部分跨國經營企業，其財務績效受到匯率風險的顯著影響。也就是說，這些公司財務績效指標，對于匯率波動的彈性都相當大(有些甚至超過了4.0)；而就全體樣本公司而言，平均彈性也達到1.26。盡管這一結論僅基于本文選取的樣本企業而言，但其他非樣本的跨國經營企業，海外銷售額占相當比重的公司，甚至是只在國內市場進行供、產、銷的公司，也均面臨著不同程度的匯率風險。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程度不斷加深，以及我國經濟、金融改革繼續深化的背景之下，匯率風險無疑會對中國企業的財務績效產生更大影響，這需要引起各利益相關主體的高度重視。
在匯率風險的戰略性管理策略方面，相對于經營范圍限于國內的企業，跨國經營企業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可以綜合運用生產戰略、營銷戰略和財務融資戰略對經濟風險進行管理。對于影響跨國經營企業長期競爭力和運營戰略的經濟風險，跨國經營企業應該抱有一種積極管理的態度。因為與歐美公司相比，中國的多數跨國經營企業還處于成長階段，規模小、經營不完善、抗風險能力小，一旦某項海外經營項目出現問題，將給公司帶來致命的影響。因此，我國跨國經營企業應該借鑒歐美公司流行的運營性對沖戰略，對長期匯率風險的財務影響進行管理。在運用這一戰略時，跨國經營企業可以根據海外擴張的戰略，選擇適合于自身的策略。當前重點體現在生產設施所在地的選擇、生產資源輸入來源、產品的種類和范圍的選擇、市場和市場分割的選擇以及戰略性融資的貨幣種類選擇等方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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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波動范文4
〔關鍵詞〕保險公司； 持股比例；股票市場波動
中圖分類號：F8325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4096（2013）01002704
一、引言
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我國股票市場規模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場。但是在股票市場發展過程中，不論從波動頻率還是波動幅度上看，都高于發達國家的水平，而過度波動不利于股票市場的發展及其功能的發揮。比較流行的觀點認為，導致我國股票市場過度波動的重要原因是以個人投資者為主體的投資者結構。相對于機構投資者來說，個人投資者具有更高的投機傾向，投資缺乏理性。因此，管理層寄希望于通過發展機構投資者來穩定市場。經過十多年的發展，我國證券市場基本進入機構投資者主導的時代，機構投資者不僅規模迅速擴大，其種類也不斷增加，除了券商、證券投資基金等傳統的機構投資者外，其他更注重價值投資、長期投資的機構投資者如社?；稹⒈ｋU公司、QFII和企業年金等也相繼入市，形成以證券投資基金、社?；鸷捅ｋU公司為主的多樣化的機構投資者隊伍。
保險公司由于其資產規模龐大，資金來源穩定，其入市對股票市場波動的影響備受各方關注，現有研究主要以保險公司入市為事件點，采用事件研究法檢驗保險公司入市前后股票市場波動是否發生變化判定保險公司對股票市場波動的影響[1]。而保險公司入市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間接投資階段，1999年10月保監會《保險公司投資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暫行辦法》，允許保險公司通過委托證券投資基金進行投資的方式間接進入股市；第二階段是直接投資階段，2004年10月保監會《保險機構投資者股票投資管理辦法》，允許保險公司在規定的范圍內直接投資股票市場。不同的投資方式對股票市場波動的影響不同，在第一階段，保險公司通過委托證券投資基金進行投資，其對市場波動的影響是保險公司和證券投資基金共同作用的結果。此外，保險公司投資股票市場的規模是不斷變化的，而以允許保險公司投資股票市場的時間為事件點，檢驗其前后市場波動的變化，無法體現出其對市場波動影響的循序漸進的特征，也就無法準確地反映保險公司對股票市場波動的影響。
本文基于我國A股市場，采用保險公司持股數據，區分不同的市場態勢，從微觀層面研究保險公司持股比例及其變動對股票市場波動的影響，從而更準確地反映保險公司入市對股票市場波動的影響，為管理層出臺相應政策，促進機構投資者結構朝著有利于市場穩定的方向發展提供決策依據。
二、模型設計
1被解釋變量
本文研究保險公司入市對股票市場波動的影響，因此，設立上市公司股票價格波動變量σit作為因變量，用季度內上市公司各交易日股票對數收益率的標準差來表示。
三、數據及描述性統計
1數據來源
由于在入市的第一階段，保險公司是通過委托證券投資基金投資的方式間接進入股票市場，無法通過微觀角度區分保險公司和證券投資基金對股票市場波動的影響。因此，本文主要研究保險公司直接持股對股票市場波動的影響，為使回歸結果有效，要求各種類型機構投資者持股個數不得少于50個。因此，本文樣本期從2005年第3季度至2011年第4季度，共26個季度數據，保險公司持股數據樣本6 301個。
保險公司持股比例及其變動為季度數據，A股上市公司價格為每個交易日收盤價，季度收益為上市公司季度內日均收益率，上市公司流通股市值為該季度末最后一個交易日流通股市值，為消除誤差，對其取對數，上證綜合指數為每個交易日收盤價。數據來源于Wind金融數據庫。
2描述性統計
表1給出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從表1可以看出，保險公司季度平均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比例不高，僅為00252，標準差為00260，持股比例最高為02439。由此可以看出保險公司持股比較分散，符合保險公司把投資的安全性放在首位的投資風格。季度持股變動的均值也較低，為00131，但是其變動最大值為02334，這可能是由于保險公司在面臨上市公司質量下降的情況下，為保持投資組合的安全性，急劇拋售質量下降的股票。保險公司持股的上市公司平均流通市值的對數值為87642，高于其他機構投資者持股的上市公司流通市值均值。
本文根據Wind金融數據庫數據測算我國股票市場中其他主要機構投資者持股上市公司流通股市值均值，結果表明，證券投資基金為78400，社?；馂?0900，券商為82700，QFII為83500。這說明保險公司主要投資于市值比較大的上市公司，而有研究表明，股票收益率波動性與上市公司的市值負相關，市值越大的上市公司股票收益率波動性越小[4]。這從另一個角度表明保險公司是一個穩健型投資者。
四、實證結果分析
為了檢驗保險公司持股比例及其變動對股票波動性的影響，本文采用面板數據對模型（1）和模型（2）進行回歸分析。首先對數據進行Hausman檢驗以判斷采用的模型，在獲得回歸結果后，對殘差進行Fisher-ADF單位根檢驗和LLC單位根檢驗，結果表明殘差均為平穩，不存在單位根。
1不同市場行情下的回歸結果分析
表3給出在不同市場行情下保險公司持股及其變動對股票市場波動的影響回歸結果。保險公司持股變量INSTit是本文研究的重點之一，從表3可以看出，INSTit的系數為負值，但不顯著，說明保險公司在熊市中對股票市場波動沒有影響，但是持股比例與表示市場行情的虛擬變量的交互項INSTit×DUMt的系數在10%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在牛市中保險公司持股有利于穩定股票市場。
2暴漲暴跌行情下回歸結果分析
我國股票市場從2006年第3季度至2008年第3季度經歷了一次暴漲暴跌行情，因此，本文截取2006年第3季度至2008年第3季度共9個季度進一步檢驗我國保險公司投資股票市場對股票市場波動性的影響，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
其他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與前文基本相同，不再列出。由于分別檢驗暴漲行情和暴跌行情，在回歸時去掉含虛擬變量DUM的項。
從表4可以看出，在暴漲行情下，INSTit的系數為正，但不顯著，說明保險公司持股比例與股票收益波動無關， ΔINSTit的系數雖然很小，但顯著為負，說明保險公司的交易行為有利于對沖其他投資者的非理性投資給市場帶來的波動，具有穩定市場的功能。其可能的原因是隨著股票市場泡沫集聚，風險水平越來越高，保險公司拋售明顯存在泡沫的資產，對市場有一定的對沖作用。在暴跌行情下，INSTit和ΔINSTit的系數都不顯著，說明保險公司對股票市場波動沒有影響。
五、結論與政策含義
本文運用2005年第3季度至2011年第4季度保險公司持股數據，采用面板數據模型，考察保險公司投資股票市場對股票市場波動的影響。通過研究，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從總體上來看，保險公司持股在熊市中對股票市場波動沒有影響，而在牛市中則發揮一定的穩定市場功能。
第二，不論在牛市還是熊市，保險公司的交易行為都一定程度上對股票市場波動造成沖擊，其中，牛市的沖擊小于熊市。
第三，保險公司在股票市場暴漲行情下能夠發揮穩定市場的功能，而在暴跌行情下，保險公司的投資則對股票市場波動沒有影響。
綜上所述，保險公司的入市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股票市場的穩定，特別是在股票市場出現泡沫時期。2011年我國保險公司持有的股票市值僅占其總資產的250%，
根據Wind金融數據庫的保險公司持股數據及保監會網站數據計算。而保監會規定的保險公司投資股票和股票型基金的資產上限是占總資產的20%，保險公司直接投資股票市場的空間還很大。因此，一方面，要鼓勵保險公司進入股票市場進行投資，促進股票市場穩定；另一方面，需完善市場機制，加強市場基礎環境建設，吸引保險公司更大規模地投資股票市場，從而形成保險公司資產保值增值和股票市場健康穩定發展的雙贏局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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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波動范文5
關鍵詞：第三交響曲第一樂章 動機“F―降A―F” 格言“F―A―E”
一、動機創作的產生
（一）瓦格納因素
瓦格納曾因“漢斯?馮?彪羅在音樂會巡演中過于突出勃拉姆斯的作品，進而引起了聽眾好評”一事，針對勃拉姆斯做出過如下評論：
“正如真理已經消失，救世主的十字架像商品似的兜售在街頭巷尾，德意志音樂的天才也變得鴉雀無聲，因為他們被職業販子拖著滿世界轉，偽裝成專家的那些貧乏的還在慶祝音樂的發展?！雹?/p>
他認為音樂會之所以受到好評，只能說明公眾的鑒賞力正變得非常低俗，后輩們很可能會做出保留九首勃拉姆斯的交響曲，但卻只保留兩首貝多芬的事情。
勃拉姆斯私下給朋友寫信時發泄了對瓦格納言語攻擊行為的不滿。在他回信給漢斯?馮?彪羅時，他拒絕去拜羅伊特參加瓦格納的歌劇――《帕西法爾》的首演，他寫到：“從8月4日-6日，我己經答應呆在伊舍爾進行訪問。令人遺憾的是，本來這整整一個月我除了打算去朝拜這位偉大的預言者――瓦格納外，并沒有其它的安排，但誰叫他如此‘友善地’指明了我的未來……以上言論似乎是在刻意模仿瓦格納的行為！”這段話不僅體現了勃拉姆斯的寬闊胸懷，更重要的是也暗含了他想以另一種方式回擊瓦格納的這種惡意攻擊行為，也即是運用他們（魏瑪學派）的技法（在這里主要指“主導動機”――“F―降A―F”）進行創作，從而產生了《第三交響曲》。勃拉姆斯創作此作品的時間――1883年也正是瓦格納的去世之年。
上海音樂學院的周煒娟在其博士論文――《論勃拉姆斯的音樂創新》一文中也曾認為，勃拉姆斯把瓦格納在其歌劇中所用的“主導動機”手法移植到交響曲中，一方面表達了勃拉姆斯對瓦格納的敬意，另一方面可能也是為了使用這種方式來回敬瓦格納對他所作的藐視性評價。
（二）整部交響曲的調性、結構安排因素
整部交響曲共分為四個樂章，其調性安排如下：
從以上圖表可以看出，勃拉姆斯對這四個樂章的調性安排與傳統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皼]有哪位作曲家譜寫過任何作品，其布局類似勃拉姆斯第三交響曲。”②在這部交響曲的寫作中，他很好地利用了調式之間的進行，并且把傳統單樂章奏鳴曲式中的創作技法融會貫通在其中，似乎是要把四樂章的交響曲緊縮成為一個單樂章的形式，這種做法必然會導致主導動機創作技法的出現，目的是使整部交響曲盡可能地融合為一個整體。這種緊湊的結構與平衡的比例（《第三交響曲》在他的四首交響曲作品中篇幅最短，演奏時長只有30分鐘左右且每個樂章的長度幾乎相等）似乎是在有意強調其對動機“F―降A―F”手法的處理――貫穿于整個作品。
二、動機在第一樂章中的應用分析
（一）青年時代格言：“F―A―E”的由來
1853年9月，舒曼和勃拉姆斯等人為歡迎不久之后將要來德國的杜塞爾多夫開演奏會的約阿希姆，集體創作了一首《小提琴奏鳴曲》題獻給他。他們把約阿希姆的座右銘縮寫（F―A―E）作為貫穿每個樂章的主題。F―A―E是德文“Frei，Aber Einsam”三個單詞的縮寫，其意為：自由而孤獨（Free，But Lonely），因為約阿希姆總是把這句話掛在嘴邊以致成了他的座右銘，所以與他親近的朋友都索性稱他為F―A―E。后來，勃拉姆斯也取了“F-A-E”三個字母構成格言來概括自己的人生：“自由-然而-孤獨”。為此，勃拉姆斯的研究專家把第三交響曲開頭的這個動機音型“F―降A―F”解釋為與他青年時代的格言相對應的“格言”――“自由―然而―快樂”。
（二）動機的象征性分析
樂曲一開始，勃拉姆斯就給這段樂曲的頭三個小節安上了一句“格言”。他的F―降A―F三個上升的旋律樂音在樂曲中的變化，也很容易讓人想起李斯特的主題變形，它們都具有象征性。
“以樂觀的態度通過一個‘F’（歡樂）取代了青年時代的格言F―A―E（‘自由，然而孤獨’）中的‘E’（孤獨），變成了‘自由即歡樂’”。③
但是，在勃拉姆斯的作品中，他會把象征性內容的意義完全轉化到音樂技巧的結構方面，使得形式與內容相互融合。這樣那句格言同時就變成了上面所摘引的小提琴旋律的低音。兩者共同構成了主部主題：
這樣，旋律與低音之間的 “反進行”技巧規律在勃拉姆斯的手中就得到了實現。
通過上述的譜例④我們可以看出：每小節的短句幾乎都是由有力的起奏音（+）開始，而且第二、三個起奏音都比其之前的短句結尾高。在接下來的7―10小節處，這種寫作技巧也仍以變形的方式重新出現。
另外，還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在高聲部旋律中提到的起奏音（+）也體現了之前的格言“自由，然而孤獨”。
（三）動機的模進應用
F―降A―F在位于連接部的19―21小節處，轉變成為了F大調中的A--C―A音型。并且勃拉姆斯還在22小節處（見下圖），把低音降低半度從而產生降A音，形成了A與降A音之間的沖突。
不僅如此，連接段落中的嚴格摸進（15―30小節）也正是通過22小節處的低音降半音來實現的。這種沖突還使調性從F大調轉到了降D大調，造成了遠關系調性的進行。因此，這個模進不但回應了樂曲開始三個音（F―降A―F）的調性暗示，也強調了A與降A之間的沖突。
稍作注意就會發現，樂曲原本為F大調，似乎應使用F―A―F的三音摸進更為合理，但勃拉姆斯卻把A處理成降A，這樣使得調性模糊的效果更加突出，也制造出了更加尖銳的聽覺音響。
嚴格模進技法本屬于李斯特和瓦格納的范疇。勃拉姆斯在此曲中對它的應用，就技法而言似乎類似于瓦格納，但若從它所起的作用以及所處的位置（位于兩個主題的連接處）來看，就與古典樂派作曲家們和瓦格納的運用大相徑庭。這種做法既體現了勃拉姆斯對于自己所欣賞的作曲家寫作風格的贊賞，同時又展現了他對該風格所做的某種可行性變化。這種做法“可以歸入勃拉姆斯正常創作習慣的范疇之內?！雹?/p>
（四）動機的主題變形
在弗里希（Frisch）看來，動機在尾聲中的再現，構成了勃拉姆斯最動人的主題變形之一?！耙驗檫@個變形看起來真正包含了從主題最初出現開始，跨越整個交響曲的所有主題、和聲、節奏以及曲式的進行。”⑥布朗（A. Peter Brown）也持相似觀點，但他把這首交響曲稱為“聽起來如同一個延伸的交響詩”?？梢?，主題變形對于整首交響曲的結構發展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勃拉姆斯在該樂章的再現部中再次引發了A音與降A音之間的沖突。F―降A―F音型在120―125小節的織體中變得更加具有厚重感，且分配于不同的聲部之中。而此時的降A是作為以其為根音的屬七和弦身份出現的，不再是減七和弦中的和弦音身份。降A音的時值相比開始時長了2小節，直到125小節（圖為120―124小節）處才開始出現主題的再現。
（五）動機在其他三個樂章的應用說明
整個交響曲的動機（F―降A―F）使用，其實并不僅僅限于第一樂章。如前所述，勃拉姆斯的這部作品是具有單樂章交響詩的特性的。既然如此，動機的使用必然貫穿于整部交響曲的各個樂章之中。但是，由于在本曲中只有第一樂章比較重視這個基本動機（第一樂章總共224個小節，動機卻以不同的方式出現了60次，構成全曲統一的重要因素⑦），而第二、三、四樂章的使用情況基本都是對動機的變形應用，所以，筆者不在這里贅述。唯一需要指出的是：“這個動機在末樂章的301小節處發生了變化（把降A升高了半音），從而徹底解決了從開始一直貫穿全曲的A到降A之間的沖突！”⑧
《第三交響曲》之所以能夠在充滿張力的進行中持續不斷地向前發展，正是因為勃拉姆斯把四樂章的結構通過以調性為載體緊縮在了一個具有“單樂章性質”的奏鳴曲式中。同時，又通過A與降A音之間的沖突方式和貫穿全曲的F―降A―F音型技法使樂曲達到了融合統一。
三、我看克內普勒對動機“F―降A―F”的釋義學解釋
通過對以上“F―降A―F”動機的解析，我們可以看出：德國的格奧爾格?克內普勒先生在前人的基礎上并根據自己的理解真正地釋義了這個動機，而其它的解析則都可以歸屬到作曲技法的分析上。
首先，筆者對克內普勒先生的這一釋義，表示贊同，并感同身受。因為他對勃拉姆斯這個動機的解釋并不是毫無依據的。而且他視這個動機為，與勃拉姆斯青年時期格言的對峙，也并不是空穴來風的。具體我將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試做探討。
（一）最簡單的分析結果，我們直接就可以從動機中得出。早年時期的三個詞分別代表著三個不同的含義：F（自由）、a（轉折―然而）、e（孤獨）。而現在的動機則把最后一個e換成了F（它在前面代表的含義是自由），那自然這個音型的含義也就變成了F（自由）、降A（轉折）、F（自由也就是歡樂），但是僅僅從這一層面來解釋似乎有點牽強。
（二）在勃拉姆斯自己看來，他曾在若干年后寫道：“對我來說，依然保存著自由、然而孤獨的象征，盡管如此，我應該為此而祝?！?。因此，從作曲家自己的解釋來看，盡管孤獨但他依然感覺到的是幸福，也就是說，作曲家所寫的旋律特征本身就是相互沖突的。例如（見譜例2）：最高旋律的音域走向為F―降ACE；而最低音旋律的走向則為F―降A―F?！皟蓚€形成對比而且自身又相互矛盾的部分的辯證統一塑造出了這種音樂形象”。 ⑨既然是對比和矛盾的，那么把代替e（孤獨）的對立面F解釋為（歡樂）也是合理的。
（三）從當時的社會背景方面看：勃拉姆斯從《第二交響曲》到《第三號交響曲》的六年之間，曾經到意大利旅行了三次。其中，第三次是在1882年秋天前往。除意大利外，他還曾到過匈牙利、荷蘭與波蘭等地旅行，增長了自己在音樂上的見聞。這樣的累積經驗，也使《第三交響曲》（在1883年完成）在風格上與前面的兩部交響曲形成了極大的差別，他在這一樂曲中明顯流露出具有喜悅感的歌唱性旋律傾向。另外，勃拉姆斯在創作這部交響曲的時候與想成為歌唱家的史碧斯（Hermine Spies 1867―1893）交往密切。這使勃拉姆斯在不知不覺中對她產生了愛情，在漢堡甚至還傳出兩人要結婚的消息。這樣的交往經過也使本交響曲中反映出了明朗與喜悅的心情。所以，這對把F音解釋為（自由歡樂），是可以理解的。
（四）除上述所說的之外，據史碧斯所講：勃拉姆斯當時也經常去威斯巴登的恬靜森林中作曲。從這一點來看，本曲也可以說是與大自然取得了共鳴，因而充滿著大自然溫馨的特點。大自然所帶來的令人愉悅的氣氛，也成為對勃拉姆斯這個音釋義的佐證之一。
（五）根據勃拉姆斯早年的傳記作家馬克斯?卡貝爾克（Max Kalbeck）所說，這三個字母是來自作曲家年輕時，自己口中常常提到的德語標題“Frei，aber ferth！”（自由、而喜悅地）。由此看來，本曲中當然也可以感覺出自由、喜悅的氣氛。因此，后來的學者給這一動機的釋義也是建立在勃拉姆斯本人觀念之上的，并不是毫無根據。
四、結語
通過對這個作品中動機技法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勃拉姆斯是在深入了解了同時代不同的創作技法之后，對這些技法進行了更深的研究，并在實踐中用作品來證實這些技法所蘊涵的巨大潛力?！兜谌豁懬芬部梢哉f是勃拉姆斯“決定按照新德意志樂派的游戲規則來戰勝他們”⑩的一個實例。勃拉姆斯的這一技法，其實還體現在他的第一、二交響曲中。這說明勃拉姆斯對這一技法的運用并不是作為反擊瓦格納的臨時“彈藥”，而是一直貫穿在他的作曲生涯中。
對這一技法的全面探究，將會更有助于我們理解勃拉姆斯的作品以及探尋隱藏在樂譜背后的有關勃拉姆斯的秘密。他的好友比爾羅特評論本曲的作曲技法時曾說：“這是勃拉姆斯比過去更努力追求簡潔性的結果”。 而這一簡潔性技法后來也成為了勃拉姆斯晚年作品（例如：他最后的幾部室內樂和一部聲樂套曲等）的一大特征：“能用一個音寫成的樂思，絕不用兩個音來代替?！彼?，對這一作曲技法和勃拉姆斯思想觀念之間關系的全面深入探究，還有待專家們做出更為精細的研究。這里筆者僅就自己的理解對這一技法做一基礎性的探析。
注釋：
①以上評論是瓦格納于1882年7月在致弗里德里克?舍恩（Friderich Shcon）的公開信中所發表的尖銳評論。
②Brodbeck，David.“Brahms，the Third Symphony，and the New German School，”Brahms and His World，Walter Frisch （Edito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P66.
③Frisch，Brahms and the Principle of Developing Variations，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129.
④[德]格奧爾格?克內普勒：《19世紀音樂史》，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2年第649頁。
⑤譜例引自：格奧爾格?克內普勒：《19世紀音樂史》，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2年第649頁。
⑥Frisch，Brahms and the Principle of Developing Variations，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72同上，第142頁。
⑦李哲洋：《最新名曲解說全集-交響曲2》，臺北：大陸書店，第84頁。
⑧周煒娟：《論勃拉姆斯的音樂創新》，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博士論文，第79頁。
⑨[德]格奧爾格?克內普勒：《19世紀音樂史》，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2年第650頁。
⑩Frisch，Brahms and the Principle of Developing Variations，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第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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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波動范文6
關鍵詞：心肌梗死 血管成形術，經腔，經皮冠狀動脈 主動脈IABP 在1968年首次應用于臨床。20世紀80年代，經皮穿刺技術的出現使IABP 具有創傷小、并發癥少以及操作簡便等優點而廣泛用于高危PCI患者的循環支持。IABP 通過反搏球囊的充放氣，增加主動脈內舒張壓，從而增加冠脈供血，減少左心室后負荷，降低心肌耗氧量，目前已成為急性危重癥心血管疾病最主要輔助裝置之一。本研究旨在評估IABP 對高危AMI 直接PCI 患者近期生存率的影響。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收集2010年7月~2013年7月我院62例高危AMI 直接PCI 患者臨床資料，其中50 例，女性12例；平均年齡(63.97±11.71)歲。分為急診PCI 組、急診PCI＋IABP 組，每組31例，術后隨訪28 d。高血壓患者36例，糖尿病11例
1.2方法①IABP手術方法：急診PCI＋IABP組患者在心導管室先行IABP 植入，再行急診PCI 術，采用seldinger,s法，置入8F動脈鞘管，根據身高，置入相應容量IABP 球囊，一般頂端位于左鎖骨下動脈開口以下1～2 cm，連接ARROW auto-CAT IABP 機器，多選擇心電1∶1觸發。肝素水定期沖洗中央腔，術后觀察穿刺側肢體血運情況、血腫，監測肝腎功能、血常規。②直接PCI 方法：直接PCI組患者，接診時立即給予氯吡格雷300~600 mg，阿司匹林300 mg，術中用肝素100 U/Kg，手術路徑包括經橈動脈以及股動脈路徑，Judkins 法行冠脈造影術來確定梗死相關動脈(IRA) ，血栓負荷重者應用替羅非班靜脈注射，并行血栓抽吸，"罪犯"血管病變處行急診PCI 術。手術成功的標準：①病變處殘余狹窄＜20%；②無嚴重并發癥；③冠脈血流達到TIMI 2 級或3 級。
1.3統計學處理應用SPSS 17.0統計軟件，采用Kaplan-Meier 法，計算兩組患者生存率。組間比較用log-rank 檢驗。計量資料用t檢驗，計數資料用χ2檢驗。
2結果
2.1兩組患者基本臨床資料比較兩組患者在性別、年齡、危險因素、AMI分類，包括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NI ) 和非ST 段抬高性心肌梗死(NSTEMI)等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2.2手術成功率、并發癥兩組患者均順利完成手術，而急診IABP＋ PCI 組31例患者平均反搏時間(53.74±50.76)h。兩組梗死血管、TIMI 血流、平均支架數、對比劑用量、手術并發癥兩組無統計學差異(19.4% vs 22.6%，P>0.05)，見表2。IABP 組還發生了1例肝腎功能不全、1例下肢缺血，61例手術患者心肌缺血癥狀均明顯改善。
2.3隨訪28 d 兩組生存率兩組患者隨訪28 d，共有7例患者心源性死亡，急診PCI 組3例，生存率90.32%，IABP＋ PCI 組4例死亡，生存率87.10%，組間比較無統計學差異(P>0.05)。
3討論
隨著冠心病介入技術的發展， IABP以其有效性及安全性，在重癥急性心肌梗死(AMI)治療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關于IABP在PCI中應用的適應證還未達成共識。所以ACC/AHA 指南推薦，IABP支持應該僅僅為那些處于極度血流動力學損害的高?；颊逷CI 而準備。BCIS-1研究是迄今為止評價高危PCI 患者IABP支持有效性和安全性的第一個隨機對照試驗，該研究結果不支持對所有合并嚴重左心室功能障礙和廣泛冠狀動脈病變的患者在PCI 前常規置入IABP。而IABP-SHOCK Ⅱ試驗是目前為止最大型的心源性休克治療試驗，分別接受IABP或常規最佳藥物治療，結果顯示IABP并未降低30 d內病死率。本研究中兩組患者均順利完成手術，無術中死亡病例，缺血性胸痛癥狀均明顯改善。兩組患者在手術并發癥、對比劑用量無統計學差異，IABP＋PCI組總并發癥22.6%，與既往研究結果[1]相似兩組共有7例患者心源性死亡，病死率較高，這可能與患者合并嚴重左室功能障礙、術后TIMI 血流差、病情危重有關。隨訪28 d，應用IABP 在AMI 高危患者急診PCI 術后并未顯示其優越性，兩組生存率無統計學差異?？紤]與IABP 反搏時間短、隨訪時間短、入選患者為高危AMI 患者而非全部是心源性休克患者、入組病例數相對較小有關。
綜上所述，作者認為IABP 在高危AMI 患者應用并未增加并發癥發生率，嚴重并發癥少，應用安全，但并未改善近期生存率，對于高危AMI 患者PCI 術行IABP 支持應慎重，正確識別高危PCI 人群，合理選擇IABP 置入時機，以改善高危PCI 患者的臨床結果。值得注意的是，如患者處于血流動力學明顯惡化或心源性休克，應積極行IABP 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