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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題權志龍范文1
關于淺絳彩瓷的創燒年代通常有以下幾種提法。
1 部分學者認為淺絳彩瓷畫創燒于清嘉慶、道光年間，盛行于清末的同治、光緒時期和民國初年。
2 也有的學者認為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清康、雍年間的墨彩瓷繪，認為“在清代彩瓷大家族中，有墨彩這個譜系，這個譜系發展到清代晚期，出現了水墨五彩這個分支，為了突出水墨五彩的時代風格……稱之為“淺絳彩”。
以上僅見于著述并無實物資料佐證。
3 近年來眾多的淺絳愛好者通過數字統計、實物考證，憑借最早年份的實物認為淺絳始于清同治年間的1867或1866年，比如胡夔的淺絳墨彩尊。
4 景德鎮陶瓷研究所劉新園先生在安徽省黟縣文管所看到的咸豐五年(1855年)程門及其子程盈創作的淺絳山水人物螭耳扁瓶為目前發現的最早紀年的淺絳彩瓷，但經曙光和昌水漁者考察證實，其上紀年“乙卯(1855年)”應為“己卯(1879年)”。
5 昌水漁者熊中榮老師認為“淺絳彩繪瓷自清咸豐、同治時期興起，于同治、光緒時期盛行，至民國二十年后消退?！?/p>
綜合以上說法，認為淺絳彩瓷盛行于清末的同治、光緒時期至民國初年的六七十年間是普遍的共識，且大量的傳世實物也都是同、光和民初時期的產品。
一種文化現象的產生是有著其產生的時代、文化背景和誘因的。淺絳彩繪不會憑空突兀出現在清末，事物的發展是應該有其產生的歷史文化淵源的。淺絳彩繪的出現也應如此。
根據近年來的考證，筆者認為：乾隆是將中國繪畫最典型的詩、書、畫相結合的所謂“文人畫”藝術形式移植到瓷器上的創意倡導者，而督陶官唐英則是這一創意的踐行者。
其理由如下：
淺絳彩比較為大眾接受的概念為：(1)瓷繪作者主要以濃淡相間的黑色釉上彩料在白瓷釉上繪制紋飾，再染上淡赭和水綠、草綠與淡藍等彩，或是運用沒骨法用彩料直接在釉面上作畫，經低溫燒成。其瓷上紋飾與紙絹上之水墨設色國畫近似。其色調淡雅清新，色彩淺淡柔和，畫風飄逸，筆法細膩。(2)開創在瓷畫上題寫詩詞、干支年款和作者姓名的先河，有的還加繪紅色印章。將中國繪畫最典型的詩、書、畫相結合的所謂“文人畫”藝術形式移植到瓷器上，與傳統的粉彩相比，具有濃郁的書卷氣。總而言之一句話，即“中國畫入中國瓷”。
從以上特點即“中國畫入中國瓷”的角度出發，筆者認為：淺絳彩繪起源于乾隆皇帝和其督陶官唐英。
清乾隆帝繼承了其祖、父輩喜好詩書畫和瓷器的嗜好。凡宮中歷代名瓷均細細把玩并題詩頌詠，還要求唐英將詩、書、畫、印搬上御用瓷，供其玩賞。如：乾隆七年十月二十七日給唐英下一道圣旨：“將御制詩一首交唐英，燒造在轎瓶上用，其字并寶璽酌量收小，其安詩地方并花樣亦酌量燒造?！痹瓉硖朴⒋饲霸鵁爝^轎瓶，甚得乾隆賞鑒，只是轎瓶上有畫無題，此次要唐英燒造的轎瓶，則要求有詩有畫。唐英當即遵旨燒造成六對進呈，并將“御制詩箋暫留窯廠收貯，以便奴才于來年春到廠開工時，另酌變款式再制轎瓶幾件”。由此可見：乾隆命唐英將其所作御制詩燒造在轎瓶上，詩書印是乾隆提供的，只是讓唐英“酌量收小”，而在瓷器上安排御題詩的地方和畫面由唐英“亦酌量燒造”。乾隆之所以沒提供畫樣一是因為“唐英此前曾燒造過轎瓶，甚得乾隆賞鑒，只是轎瓶上有畫無題”，二是因為乾隆對唐英為其御題詩配畫的繪畫水平深信不疑。
歷史上唐英不僅僅是一般的為皇帝督陶的官員，從相關史料和傳世實物我們得出唐英還是一位能詩善畫、多才多藝、富有藝術修養的一代工藝美術大師，那么唐英的繪畫造詣和水平又如何呢?
唐英，字俊公，又字叔子，自號蝸寄老人、陶成居士、陶人，又號古柏。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生于沈陽，祖上正白旗人。據《八旗滿族氏族通譜》載：“年十六，入值內廷，并以勤勉、博聞強記、酷愛書畫而為時人稱道。”他與當時供職內廷的大畫家王原祁(號麓臺)的交往也有印證。唐英在其《題羅梅仙畫山水小跋》一文中，追憶當年的情景時寫道：“猶憶乙酉(康熙四十四年)三月望后一日，予與司農麓臺先生同系舟于之海涌峰下。蓬窗對月，聽其論畫云：意托于畫，畫所以寫意。意之雅俗，而畫之好丑，形之非茍焉已也。有志思道者，當于筆外求筆，墨外用墨，丘壑探之冰雪襟懷，結構煉之爐冶造化。趣味在有意無意之間，彩澤含若有若無之際。虛實賓中，位置陰陽，務必從性分意見中流出……作畫時如萬物具備，置筆后一物不著，乃為身世在壺中跳出圈外，此則品高道勝也。”史載他的“畫無體不工，并兼八分隸書”(見《八旗畫錄》)，其書畫造詣在2005年太平洋國際拍賣有限公司拍出的唐英山水手卷中就可看出端倪(圖1)。
唐英將王原祁闡述的“意托于畫，畫所以寫意”及“筆外求筆，墨外用墨”的論述，潛移默化到陶瓷燒造工藝中。除了遵旨燒造御用瓷器之余，每每以“陶人”自喻的唐英，還為世間留下了一些自娛自樂之逸品，其中書其款銘的瓷器，更屬可貴，為我們研究“文人繪瓷”的起源提供了絕好的實證資料。如唐英粉彩山水詩文四方筆筒(圖2)，其山水畫技高超、詩書蒼勁有力、畫面淡雅深邃，題款用印，文人氣息十足，將中國“文人畫”詩書畫印的特點一絲不茍地再現于光滑的瓷釉上。
唐英不僅在粉彩作品上題款，且在其創燒的天藍釉、仿哥釉、仿官釉墨彩、仿汝釉的瓷器上題詩作畫，并在詩尾署款“蝸居唐英制”、“蝸居”、“權陶使者唐英制”，加畫“蝸居”、“陶”、“權”等印章。
傳統的說法是御窯廠的畫工是完全秉承“由宮中發樣，工匠按樣照描，描完后交填色工填色”，即所謂“一其手而不分其心也”。而恰恰唐英是個例外，如前所述，唐英自雍正至乾隆督陶總領御窯廠27年，且深得皇帝的賞識，瓷畫可“亦酌量燒造”。唐英的督陶官的特殊地位決定了其可以利用御窯廠得天獨厚的條件在瓷上一展繪畫的才華。其他的御窯廠畫匠即便畫技高超也不能隨心所欲地進行瓷畫創作，因此歷代的繪瓷高手難有唐英的成就。
同是督陶官，有清以來的歷任督陶官均總領御窯廠雖亦可“酌量燒造”，諸如熊窯、郎窯等督陶官盡管也得到皇帝的支持，在陶瓷燒造上有所成就，如“郎窯紅”、“康熙五彩”、“康熙珠明料青花”等等?？墒撬麄優槭裁礇]有能將中國繪畫最典型的詩、書、畫相結合的所謂“文人畫”藝術形式移植到瓷器上，創燒出極具書卷氣的瓷畫?如前所述，就是因為唐英的繪畫、詩書造詣和其深厚的文化積淀使然。況且乾隆的后代嘉慶、道光甚至咸豐皇帝遠沒有乾隆的文采和藝術造詣，沒有在瓷上吟詩作畫的情趣，也就沒有了文人瓷畫再深化發展的條件和土壤。因此，嘉道以降，官窯粉彩器多是傳統的纏枝、龍鳳、寶相花、壽桃、蝙蝠一類的圖案化作品。只是到了成、同時期，由于官窯的衰敗、御窯畫師被束縛的藝術情愫得以解脫，這些畫師以自身高超的文化藝術修養和高超的繪瓷技能承繼唐英“文人繪瓷”的創意，為同、光時期淺絳彩瓷盛極一時提供了寶貴的人力資源。
無題權志龍范文2
關鍵詞：人文精神 古詩文教學 實施策略
我國是一個有著五千年燦爛文化的文明古國。在這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古詩文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精髓，是中華民族人文精神的結晶。人文精神對學生感情的感染、人格的熏陶、習慣的養成、語文素養的提高等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古詩文的特點
古詩文的形式是經過多年的摩挲砥礪，在實踐中已經使大家覺得是一種最方便、最熟練、最能得心應手的文學體裁，可以拈來隨口應用；三千年來我們列祖列宗用它來抒情志，明教化，寄才思，逞才性，淘沙揀金，去粗取精，歷代詩人以生命寫成的頗見性情的篇什，作為一個總體，它之所以使人感動，使人驚異，不但是詩篇的形式，它的語言，它的音韻，節奏和旋律；更重要的是：通過詩篇表現出來的詩人所代表的我們民族精神內涵--深沉的思想，誠實的品德，寬宏的懷抱，自然的意趣，情致婉約，風骨挺拔，以及操守、格調、剛柔兼陳、隱秀錯采。
中國古代的“詩”，融“哲理”、“歷史”與“人生”于一體，“詩”與“思”和“史”是融會貫通的。“詩”是人生的寫照，也是人生的部分。
二、古詩文中蘊含的人文精神
古詩文的人文精神指在古詩文中蘊涵了豐富的體現人的情感、態度、意志和目的、需要以及道德觀念、精神境界和價值追求等內涵。
語文教材中古詩文中所蘊涵的人文精神表現為：
1.感悟自然
這類作品感受大自然的美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
（1）歌頌大自然的美好，充滿了對生活的贊美和向往。如《北朝民歌.敕勒歌》、蘇軾的《惠崇春江晚景》、王安石的《元日》、張志和的《漁歌子》、賀知章的《詠柳》等。
（2）抒寫春恨秋愁的，如馬致遠的《天凈沙?秋思》，張繼的《楓橋夜泊》，葉紹翁的《游園不值》，劉禹錫的《秋詞》柳宗元的《江雪》，白居易的《暮江吟》，孟浩然的《春曉》等。
（3）抒寫山水中的哲理的，如蘇軾《題西林壁》、李商隱《樂游原》、陸游《游山西村》、楊萬里《小池》、杜牧《山行》、蘇軾《飲湖上初晴后雨》、朱熹《春日》等。
（4）抒寫山水中的隱逸和閑適的：如陶淵明《飲酒》。
2.感悟人生
（1）感悟親情的，如孟郊《游子吟》、王維的《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賀知章的《回鄉偶書》、王安石的《泊船瓜洲》、李白的《靜夜思》等。
（2）感悟友情的，表現在送別詩中。
抒寫自己辭別友人：
李白的《贈汪倫》和《早發白帝城》
抒寫送友人出行：
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高適的《別董大》，王維的《送元二使安西》，李白的《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和《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等。
（3）感悟愛情的，如杜甫的《月夜》、《詩經?秦風?蒹葭》、《詩經?周南?關雎》、李商隱《無題》等。
3.關愛家國
這類古詩關切個體與國家、民族的血肉聯系，屬于懷古詠史詩。
（1）抒寫表現悲憤情懷的，如陳子昂的《登幽州臺歌》表現對現實的憂慮和關注。劉禹錫的《西塞山懷古》也屬于這類詩。
（2）抒寫表現對政治的含蓄批判的，如杜牧《華清宮三絕句》， 王昌齡《出塞》等。
（3）抒寫傾慕英雄，抒發壯心豪情的，如辛棄疾的《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李清照的《夏日絕句》、蘇軾的《念奴嬌?赤壁懷古》等。
（4）抒寫渲染歷史的滄桑感的，如崔灝的《黃鶴樓》，李白的《登金陵鳳凰臺》。
在一首詩中的人文內涵是豐富的而不是單一的，在學習過程中我們要挖掘出來并大力弘揚。
三、古詩文教學中人文精神培育實施策略
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有著悠久的“詩教”傳統。所謂“詩教”，本指《詩經》“溫柔敦厚”的教育作用，后來泛指詩歌的教育功能。兩千多年來“詩教”傳統綿延不絕，我國歷代學者文人在成長過程中無不受到過“詩教”的熏陶。那么怎樣教才能充分發揮古詩詞的陶冶功能，怎樣在古詩文的教學中培養學生的人文精神呢？
1.教師要運用富有情感的語言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語文教學同樣是語言的藝術。教學語言要準確簡潔，通俗易懂，更要生動風趣，富有情感。語文教學不單是一種認識活動，更是一種情感活動，教師要運用富有情感的教學語言，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調動學生的好奇心、求知欲等情感因素，喚起學生驚奇、欣喜、熱情、緊張、探索、向往等情感體驗，使學生精神振奮、情緒飽滿。在教師語言的感染下，能從抽象的文字中獲得一種新鮮感、立體感、音樂感、裝飾美、哲理美、含蘊美、風趣美等。
2.營造民主的教學氛圍，為學生人文精神的培養創設條件
人文精神的培養不需要用“訓練”但絕對需要陽光、氣候、土壤。這個“陽光”“氣候”“土壤”就是一種語文教學中的民主氛圍，精神的鳥兒只有在遼闊的藍天才能自由自在地展翅飛翔。語文教育要給學生以心靈的自由內容，容忍學生的“異端”，他們的思想才能沖破牢籠。尊重學生獨立思考的權力，讓他們勇于質疑追問和探索，提倡學生“心口如一”。而這一切都有賴于教師為學生營造寬松民主的教學氛圍，建立民主和諧生動的課堂。課堂教學是教師完成“教書育人”任務的主渠道。傳統的語文課堂教學是教師講，學生被動地接受。很顯然，這種方式，與人文精神的要求格格不入。語文教師要致力于建立民主、和諧、生動的課堂。首先，要尊重學生的主體地位，把學生當作學習的主人，為學生自學創造良好的條件。其次，是承認學生的個體差異，因材施教，注意區別對待不同的學生，設計不同的作業，采取不同的評價方式，分類施教，分層提高。另外，教師應正確對待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錯誤，允許學生犯錯誤。學生犯錯誤時，教師不應諷刺、挖苦，而應該給予熱情的鼓勵和幫助，給學生留面子，給臺階。讓課堂教學在一個輕松、民主、和諧的氛圍下進行，師生關系平等，敞開心扉，情意相通，不同見解的交叉，各種思維方式的碰撞坦蕩真誠。這樣，師生之間、生生之間的誠實守信、競爭意識、交往藝術等現代人的合作品質都能得到很好的展示和提升。每一節課真正成為學生不斷向上攀登的階梯――我們今天培養學生人文精神所不可缺少的教育民主的陽光。
3.交代背景，把學生引入古詩文的特定情境
文學作品總是一定時代社會生活的反映。古代文學作品也反映了作者在特定的時代、特定的環境下的思想情感、觀念態度、認識水平，烙上了歷史的印記。我們今天要學習古代文學作品，必然要涉及當時的社會歷史現實，而不可能將作品與歷史時代割裂開來，孤立地進行作品分析和理解。因此，在講授古代詩文作品時，要補充與作家、作品有緊密關聯的背景資料。這樣做就可以在講課之前先渲染適宜的課堂氣氛，激發學生的感情，有助于學生很快進入詩的意境，有利于學生對作品內容的理解，也有利于學生直接感受作者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行為、精神品質、個性意志，從而得到內心的感化，為人文精神的教育奠定感情基礎。
作品的背景資料主要有兩方面：一是作者，包括作者姓名字號、籍貫身世、人生經歷、創作成果、思想特點等；二是作品寫作的時代背景，一般包括與作品內容有關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狀況，及有關事件等。在教學古詩文作品時，先交代這些背景資料（不一定全講，視內容需要而定），往往能夠很快把學生帶入一個特定的情境中，與作者或作品中人物同呼吸，共命運，并受到作者及作品人物的思想行為、人格力量、精神品質等的感染。例如，講授文天祥的《過零丁洋》，我們可以先介紹文天祥的身世經歷和英雄事跡，通過動情的背景介紹，把學生拉回到那個風云變幻、山河破碎的年代和環境中，看到作者四處奔走，獨立支撐風雨飄搖中的國家的形象。這樣，就使學生對文天祥的愛國精神和民族氣節有了感性的認識，為后面理解詩歌內容作了有力的鋪墊。所以，當學生讀到“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時，對詩句所表達出的堅持民族氣節、至死不屈、舍生取義的崇高精神，就會有更深刻的感受和認識，就會被詩人的精神品質所震撼、所感染，從而內化為自己心中的一股精神力量，鼓舞自己向民族英雄學習，向英雄靠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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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題權志龍范文3
今年的秋季拍賣雖然還沒有開始，但卻并不缺少新聞，尤其是蘇富比的動作顯得“更大”。首先是8月13日該公司在網站上宣布，從2009年起蘇富比將會合并現時于全球舉行之亞洲當代藝術專場拍賣，以香港為中心推出“當代亞洲藝術專場”。這也標志著從2006年春季在紐約舉行的“亞洲當代藝術”拍賣即將在今年秋季拍賣之后告一段落。蘇富比把亞洲當代藝術集中在香港進行拍賣，一方面是出于整合拍賣資源的現實需要，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購買亞洲當代藝術的客戶群體仍然以亞洲區的藏家為主，這才是蘇富比改變其經營亞洲當代藝術策略的決定因素。香港就不用說了，亞洲藏家當然是當代亞洲藝術購買的最大的群體。而從蘇富比網站拍賣后公布的藏家所在區域分布情況來看，2006-2008年紐約蘇富比舉行的5次“亞洲當代藝術”專場成交價格前10名作品的藏家分布如下：這50件高價成交的作品有44%，也就是有22件被亞洲藏家購得；歐洲藏家和美國藏家各占18%；匿名藏家占到了20%?？梢妬喼薏丶沂羌~約市場中追捧當代亞洲藝術的最大的“粉絲團”。而當初蘇富比在紐約搭建的“亞洲當代藝術”專場拍賣的這個平臺看來也并沒有完全達到他們對于這個市場的預期。
蘇富比此次秋季拍賣的另外一大舉措就是，首次在香港舉行“現代及當代亞洲藝術晚間拍賣”。這一舉措其實反映出了蘇富比的兩個變化：第一個變化是之前香港蘇富比只打“中國牌”，其推出專場的名稱為“中國當代藝術”，而此次則是打出的“亞洲牌”，拍賣的焦點不僅只是熱得發燙的“中國當代藝術”，還包括了日本、韓國、印度，以及東南亞地區的當代藝術品。這一改變可以說是極其明智之舉。無論是從近年亞洲區藝術蓬勃發展的態勢來看，還是從整合亞洲藏家的營銷策略來講，這一改變順應“天時”與“人和”，再加上香港的“地利”優勢，所以這場拍賣值得期待。第二個變化就是蘇富比在港首次嘗試“夜場”拍賣這種模式，由于有了香港佳士得今年春天“亞洲當代藝術”夜場拍賣取得不錯成績的先例，所以蘇富比這次也嘗試把最吸引藏家的重要拍品在晚間推出，這一招雖不新鮮，但要的就是“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感覺。其實除了以上提到的這兩個變化之外，還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此次夜場拍賣是蘇富比全球相關專家團隊共同策劃的結果，蘇富比本身是個跨國拍賣公司，所以其在全球各個拍賣部門的團隊是既競爭又合作的關系。例如同樣拍賣亞洲當代藝術，紐約蘇富比的亞洲當代藝術部門與香港蘇富比的亞洲當代藝術部門以及倫敦蘇富比的亞洲當代藝術部門就存在征件上的競爭，所以此次夜場拍賣屬于蘇富比集中“優勢兵力”、“協同作戰”的嘗試。這場拍賣將會推出47件拍品，整場拍賣的最低估價為2.45億港元（約合3,100萬美元）。日本與韓國藝術品將會推出日本藝術家村上隆的雕塑作品《Flower Matango》，估價在2,400-3,200萬港元之間；奈良美智的作品《北極光》，估價在190-270萬港元之間。韓國藝術家白南準的作品《大肩膀》也是一件值得關注的拍品，估價在350-450萬港元之間。印度藝術家古普塔的作品《無題》是本場拍賣最重要的一件印度當代藝術品，估價高達1,200-1,600萬港元。中國當代藝術品張曉剛的《血緣：大家庭一號》是藝術家參加第22屆“圣保羅當代藝術雙年展”的四幅組畫作品之一，估價高達2,000-2,500萬港元（約合256-320萬美元）。因為今年春季在香港蘇富比春季拍賣會上，張曉剛的作品《血緣：大家庭3號》以4,736.4萬港元成交，創造了其作品拍賣價格的新高。另外岳敏君的作品《天空》、蔡國強的作品《天空中的鷹、眼睛和人們――人》、曾梵志的作品《安迪?沃霍不遠萬里來到中國》也都是本場的拍賣幾件“主打”作品。東南亞藝術里印度尼西亞藝術家阿凡迪的作品《紐約時代廣場》也值得關注。
今年蘇富比的秋季拍賣打出的“亞洲牌”的收效如何，結果很快就會揭曉。
香港蘇富比2008年秋季拍賣 “皇威萬代”專場將再掀宮廷藝術拍品
文/馬學東
香港蘇富比今年的秋季拍賣將會特別推出題為“皇威萬代”的三場專場拍賣。共計會推出清代皇家御制之珍品約35件，拍品包括了皇帝寶璽、稀世手卷等，總的估價將會高達4.3億港幣。
這場拍賣將會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法國吉美家族收藏的乾隆御制印璽專拍。愛米爾?吉美是著名的人道主義者、慈善家以及收藏家。他生于1836年，是法國里昂一位工業家的后裔。他于1889年為亞洲藝術打造了一所至今仍享譽國際的博物館-――法國吉美博物館。這次拍賣推出的乾隆皇帝的重要玉璽是吉美本人將吉美博物館捐贈給法國政府之后的個人收藏，并在其家族經過了一個世紀的傳承，首次出現在拍賣市場上。玉璽為帝王身份權力之象征，而且具有記事之功能。歷代皇帝每遇國家大事，均要刻制寶璽以為紀念，而乾隆皇帝更是其中的代表。但是后來由于歷史的原因，這些明清皇帝御用璽印都流落到了海外，近年來隨著中國藝術品市場行情的發展，海外文物“回流”的中國藝術品才逐漸增多，這些流落在異國他鄉多年的明清皇帝御用璽印也得以再次出現在拍賣市場中。近幾年來，中國宮廷藝術品行情的持續升溫帶動了藏家對于明清宮廷藝術品的收藏熱情。因此明清皇帝的御用璽印作為宮廷藝術品中的代表品類無疑更受藏家的青睞。尤其是在香港市場中，這類拍品屢創高價。例如2007年香港佳士得秋季的“重要中國瓷器及工藝品專場”中，一件《清乾隆白玉太上皇帝之寶》的御璽就拍出了1,600.75萬港幣的高價。在香港蘇富比2007年秋季的“皇京西暮清代宮廷藝術珍品――鏤云開月圓明遺珍”專場中，一件《清乾隆帝御寶題詩白玉圓璽》以4,624.7萬港幣的高價成交，這件玉璽的價格創下了皇家璽印的國內藝術品拍賣市場中的最高紀錄。這場專拍中其它數件璽印也拍出了較高的價格，《清乾隆帝御寶交龍鈕白玉璽》（二方）以1,600.75萬港幣成交、《清乾隆帝寶竹根雕長方璽》以951.1萬港幣成交、一方《清乾隆御寶交龍鈕白玉璽》以760.7萬港幣成交。
此外，不僅在香港市場，在國際拍賣市場上清代皇帝玉璽也拍出了高價。2008年6月14日法國圖盧茲的一家拍賣公司舉行的拍賣會上，清康熙皇帝用過的一方御璽《康熙御覽之寶》拍出了560萬歐元的高價。該玉璽是康熙皇帝生前曾使用過的130枚個人印章之一。
這次的蘇富比秋季推出的法國吉美家族收藏的乾隆御制印璽專拍中推出的《乾隆帝御寶交龍鈕“乾隆御筆”白玉璽》是乾隆帝在繼位初期制作的重要寶璽之一。風格屬于典型的清代早期交龍鈕風。其玉璽執白玉質地極為通靈溫潤，通體潔白致密，而且體量碩大，印面達到12.5厘米，是所有乾隆帝名號璽中最大的一方，預計的成交價將會超過5,000萬港幣。另外一件寶璽是《乾隆帝御寶交龍鈕〈天恩八旬之寶〉和闐青玉璽》，這件玉璽是為慶祝乾隆帝
八十圣壽而雕制的。此寶印面達12.7厘米，體量碩大，實為難得。預料的成交價將超過2,000萬港元。
此場拍賣的第二部分是乾隆御制宮廷畫卷專拍，推出的是由供奉于宮廷的畫家金昆領銜，宮廷畫家十多人參與繪制的《大閱圖》。《大閱圖》共有4卷，但現存只有兩卷，第二卷《列陣》為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另一卷則是此次上拍的第三卷《閱陣》，這件珍貴的宮廷繪畫預計的成交價將會超過8,000萬港幣。
這場拍賣的第三部分是清宮珍玩藝萃專拍，重點拍品是《清乾隆御制金桃皮鞘“天字十七號”“寶騰”腰刀》，這件腰刀是乾隆用以紀念滿族先人經歷激烈征戰而取得中原的事跡而制，做工細膩、寒光逼人，刀柄為白玉，橢圓形護手，預計的成交價超過4,000萬港幣。這件拍品2006年春季曾經在香港蘇富比拍賣過，當時的成交價格為4,742.1萬元人民幣。此外這一場中還有元代畫家趙孟的《灤菊圖》。這件灤菊圖是畫家的寫生之作，預計的成交格將會超過4,000萬港幣。
美 國
杰夫?昆斯，高低市場通吃
文/李燕玲
美國媚俗大師――杰夫?昆斯在凡爾賽宮為期3個月的展覽于9月10號開始，一些作品甚至被安排在非常中心的位置，比如說皇室公寓。排除審美的沖突以及相關爭議，這個展覽對法國來說代表了一個機會：得以為當今世界上拍賣價格最高的在世當代藝術家做東。在展出的作品中，杰夫?昆斯不朽的作品“氣球狗”（Balloon Dog）被放置在Repas de Véronèse的對面，“懸掛的紅心”（Hanging Heart） 被放置在皇后樓梯的上面。這種安排讓人不免想起了兩幅作品的提供者，弗朗索瓦?匹諾特（François Pinault）――杰夫? 昆斯最重要的藏家，在他威尼斯的Grassi宮的布置安放。匹諾特先生自然被認為會很感激這樣的安排，尤其是在杰夫?昆斯市場表現排名第一的時候。
杰夫?昆斯是目前最受追捧的戰后藝術家。 2008年6月30日，他的“ 氣球花” (Ballon Flower)(洋紅色，一件來自霍爾菲夫婦（Howardand Cindy Rachofsky）的藏品)，以1,150萬英鎊（約合2,300萬美元）的價格成交 ?；魻柗品驄D于2001年以110萬美元的價格購得此作品。杰夫?昆斯在2007年11月已經創造了一個新紀錄，他的“ 懸掛的紅心”(Hanging Heart) (洋紅/金色)，在蘇富比以2,100萬美元的價格成交。當2006年匹諾特先生在威尼斯的Grassi宮對外展示他的藏品時，這件作品的一個版本是作為中心藏品進行公開展示的。2007年12月成功交易的那件3米高的紅色之心在昆斯的生產線上是如此有知名度，他的擁有者――亞當?林德曼（Adam Lindemann）甚至都沒有公開展示它，就將它從倉庫里成功推銷出去了。這些交易，再加上3件其他主題的作品――開始于1994年的“慶祝系列”（Celebration series），以8,130萬歐元的成交總額將杰夫?昆斯推到了年度拍賣交易成交額的最高位。在2006/2007的榜單上，讓?米歇爾?巴斯奎特（Jean Michel Basquiat）以4,620萬歐元的成交總額位居年度拍賣交易總額的榜首。
杰夫?昆斯的第一批收藏家肯定非常滿意他們的收藏。舉例來說，交易價最高的“兩個球50/50坦克”（Two ball 50/50 tank）于1992年5月7日在紐約州蘇富比以6.5萬美元落錘成交。這件作品由兩個半淹沒在水缸里的籃球組成，是在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查德?費曼博士（Dr. Richard Feynman）的構思協助下完成的。2000年，這件作品以22萬美元在紐約菲利普斯成交；2005年，一件三個籃球構成的大版本此作品，在紐約佳士得最終以42萬美元，接近前者價格兩倍的高價成交。
在杰夫?昆斯名義下制造的大批量作品（其中50%的作品有他的簽名），事實上單件價格是低于2,500歐元的。但價格的上漲是無需懷疑的。 比如說，金屬瓷版的“氣球狗”，杰夫?昆斯制作了2,300件，2002年的轉手價格在1,200-1,800歐元之間；而今天，一件此作品的預期價則在2,000-4,000歐元之間。當然也有例外，如他的“小狗”（Puppies）――白色小花瓶，45厘米高，制作了3,000件，在同一價位空間出售； 2 0 0 2 年12月，其中的一件在巴黎科爾內特以低估價800歐元的價格居然也沒有找到買家。俄羅斯
培根回顧展，為了朱科娃和阿布拉莫維奇
CCC莫斯科是俄羅斯億萬富翁阿布拉莫維奇女友朱科娃新開的畫廊，將于2010年舉辦弗蘭西斯?培根的回顧展。展覽名稱定為 “死亡陰影的生活：弗蘭西斯?培根，晚期作品，1971-92”，將由藝術家未來目錄《raisonné》的作者馬丁?海森策劃，而且此展還會前往圣彼得堡的冬宮展出。
這個將舉辦的培根回顧展或許可以解釋阿布拉莫維奇為何今年在藝術市場上頻頻大做文章了。阿布拉莫維奇于今年5月14日在蘇富比花費8,600萬美元購買了培根1976年所作的《三聯畫》，創造了戰后藝術作品新的拍賣成交紀錄，舉世震驚。源于此，阿布拉莫維奇一時成了國際名人，培根也因此吸引了眾多關注的目光，其作品的市場價位更是水漲船高。之后，阿布拉莫維奇在巴塞爾博覽會的亮相也確認了其對藝術的深入追求。緊接著，其女友在莫斯科開畫廊的消息傳開，外界更加認定阿布拉莫維奇涉足藝術界絕不是一時興起。而今，其女友畫廊舉辦培根展覽的計劃再一次證實了阿布拉莫維奇的超人謀略，按部就班，步步為營，每一步都是長線上的一個引子，最終將眾人的目光引到了他想指引的地方。這個9月，英國泰特美術館將展出培根的大型回顧展覽。CCC莫斯科已于上個月開館，開幕展是卡巴科夫的回顧展。
其 他
倫敦首次成為世界藝術市場“老大”
無題權志龍范文4
[關鍵詞]語詞；語詞的潛在；語詞的潛在運動；訓詁
Abstract：Word group is an adjacent superordinate concept of a word in its atypical sense. The hidden existence of word groups，which is different from inheritance，is shown by their non-existence in literature and their vigorous existence in popular speech or vernacular. The hidden movement of a word group refers to the extension or change of its meaning，property or scope of use in speech，or to its capability of forming a word or phrase. It is usually hard to describe this kind of hidden existence and movement-we can do no more than noting their advent and leaving-for lack of record in literature. But the recognition of this phenomenon is significant to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word group and 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lexicon studies，for it can help crack some hard nuts.
Key words：word group；hidden existence of word groups；hidden movement of word groups；traditional Chinese lexicon studies
一、問題的提出
“語詞”，是漢語研究和辭書編纂中常用的一個術語，是和?？圃~相對而言的。它和語言學中的“詞”是什么關系，卻從來沒有認真界定過?，F在既然要討論它的潛在及其運動，就必須先給它一個界定。首先，它的所指范圍要比“詞”大。我們都知道，“詞”這個概念是從西方來的，它是語言中最小的、有意義的、可以獨立運用的單位。我們漢語中的“字”是一個書寫單位，和“詞”不在同一個邏輯平面上(但由于 “字”都有音且大多數有獨立的意義，于是也就帶著字形進入語言層面，所以徐通鏘等名家就提出了“字本位”的問題，這里暫不討論)。而我們所說的“語詞”，卻和“詞”在同一個邏輯平面上?！罢Z詞”和“詞”有兩個方面的共同點：(1)都是有意義的；(2)都是可以獨立運用的。也就是說，它們都是在句子中充當一個句子成分，回答一個問題。它們的不同點在于，“詞”是最小的，不可再分的，而“語詞”不一定是最小的，它可以是最小的，也可以是組合的，可以繼續分析的。但是，這種組合不是無上限的。它的上限是，組合的結果只能做一個語法成分，回答一個問題。這里，有許多是我們稱之為“復詞”的，還有成語等?？傊罢Z詞”是“詞”的非?？撇糠值淖钹徑纳弦粋€層次的概念。我在長期的漢語詞匯和訓詁研究中，覺得就漢語而言，給“語詞”以確定的地位，對研究工作是非常有意義的，而且帶來許多便利。這是因為，漢語中有些字與字的組合，到底是不是詞，有時是難以斷定的，而確定是不是語詞，卻是比較清楚，易于操作的。如漢代文獻《說苑》中，“人民”有用例4個(引用《詩經》1例不計在內)，“民人”用例2個，其指稱義相同，在句子中只充當一個成分，我們可以視為“語詞”。由于其結構的不穩定性，二字可以前后互易，其義等于“人”、“民”兩個同義詞的綜合，不具備今天的和“敵人”相對立的含義，所以，看作“詞”就不一定妥當了。漢語中這類現象甚多，用“語詞”來稱呼比較科學些。
漢語語詞的形成及其意義的演變，既是在歷史中進行的，也是在地域中進行的。而反映這些語詞的文獻材料，反映的情況并非是完全的，也不能說這種反映沒有一點誤差(我看過一個反映潮汕方言的材料，說那地方的人很奇怪，將“人”稱為“狼”。實際上，是這個作者n、l不分，潮汕是用[?ínα?陽平調](注：本文為便于閱讀和排印，凡是能用漢語拼音表示的讀音，就直接用漢語拼音；不方便表示的，就用國際音標，置于[ ]內。)來稱人的，寫作“人”是用了訓讀字，按其音義，應該寫作“儂”，黃典誠先生已經有文說清楚這個字了[1]。我的博士生楊思范說，他的家鄉浙南蠻話中，也是這樣的)。而漢語文獻，往往是用通用語而雜有某些方言且兩者又不是那么容易分辨的。因此，即使將研究者本人也免不了存在所見不廣的局限這一點放在考慮之外，這些情況的存在就給我們的語詞歷史研究帶來3個方面的困難：
第一，對某個確定區域作某一語詞或某類語詞的歷史研究，似乎比較容易梳理清楚，但也需要考慮文獻反映不全面或混雜其他方言的情況。做歷時研究而能遇上純粹的狀況，是很難的。專書的語詞研究固然比較純粹，但是上述的復雜情況仍然存在。如表示“遲”義，在先秦，用“晏”、“晚”、“遲”都見到，《論語·子路》：“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戰國策·楚策四》：“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但在今日口語中，普通話用“晚”和“遲”，吳語和閩南語中用“晏”，天色晚也是用“晏了”。然而《初刻拍案驚奇》中，卻“晚”、“遲”、“晏”都用。“晏”有3個用例：“晏起”(卷2)，“晏了些”(卷4)，“茶遲飯晏”(卷22)。而用于天色的晚，卻一律用“晚”字，例子甚多，“天色晚”有3例(卷13、22、31)，“天晚”有8例(卷1、6、8、14各1例，卷31、34各2例)。書中“晚”有140多處，都是用于表示天晚或夜晚的(表示何時或責其太遲的“早晚”不計在內，少數幾例如“晚婆”即晚娘、“前親晚后”謂后娘欺負前妻之子，以及“相見之晚”這類習語不計在內)，“遲”有70余例(除去“遲遲麗日”、“說時遲，那時快”這些習語，可注意的是有“來遲”而無“遲來”，也無“去遲”和“遲去”)，所用范圍和“晏”相近，但不用于天色。是馮夢龍的語言環境中“晏”、“遲”和“晚”有這樣的分工呢，還是“遲”和“晚”的用法是受通用語的影響呢?也就是說，這3個詞，是明代吳語和今天的吳語表現不同呢，還是明代吳語實和今天相同而只是由于文獻混雜通用語而引起我們的懷疑呢?今天要說個清楚恐怕是不容易的了。專書的語詞研究尚且如此，關于先秦的“晏”、“晚”、“遲”的同時出現是否有方言上的差別，就更難判斷了。何況專書的研究畢竟不是歷時的研究，而如果缺乏歷時材料的比較，其結果就容易出些誤差。自然，專書的語詞研究是非常有意義的，而且材料也比較容易窮盡。多部專書的語詞研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展現歷史和地域上的語詞變化及其特點。
第二，在同一個歷史階段，在不同的方言區域，某一語詞或某類語詞的表現是不大相同的，也許在一些地區消失了，而在其他一些地區依然存在。不同方言區域的語詞的變化，往往是不同步的，而文獻反映的缺失或誤差，同樣是不可避免的。這種情況，不是那么容易梳理清楚的。舉個簡單的例子，今天 “走”的奔跑義，在普通話地區已經消失，在閩南話中卻仍保留，但是，在閩南人所寫的書面語中，卻也不容易見到“走”的奔跑義的痕跡，這是由普通話對書面語言的巨大影響決定的。假如千年后，人們來研究漢語語詞的歷史，說到千年前閩南話中“走”有奔跑義，也會由于文獻難徵而存疑(假如現時的那些方言詞典已經不存在的話)。又如“進”用于進入義(不是進退義)，汪維輝先生說是在東漢時出現的[2]。但這只能說是文獻中反映出來的通用語(或稱雅言，類似于民國時期的國語，今天的普通話)的情況，如果考慮到方言，那就復雜許多了。在潮汕口語中，迄今有“入”無“進”。然而潮汕人的書面語中，卻會有“進”的。文獻對口語反映的缺失和誤差，是我們用文獻來說明問題時必須警覺的。
第三，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在不同的方言區域，這種復雜性就表現得更為充分。我們的漢語語詞歷史的研究，就往往處在這種狀況之中。這時必須同時考慮4個方面的情況：(1)歷史的變化；(2)地域的變化；(3)文獻反映上的問題；(4)當今口語的情況。
固然，地域的變化有時是因應于歷史的變化的，誠如趙元任先生在《語言問題》第七講《方言跟標準語》中所說：“原則上大概地理上看得見的差別往往也代表歷史演進上的階段。所以橫里頭的差別往往就代表豎里頭的差別，一大部分的語言的歷史往往在地理上的散布看得見?！钡?，這僅僅是個原則，我們迄今為止還無法斷定某種方言就代表歷史上的某個時代，我們不能像詩人所說的那樣，聽到廣州話就以為是聽到唐時的音。這是因為，不管哪種方言，它都經過許多歷史時代的積淀。因此，它的某些部分，會反映歷史上的某個時代的語言現象(比如，親戚謂之“親情”，唐代有此語詞，今潮汕話中還有)，但要將整個方言和歷史上的某個時代完全對應起來，卻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科學的。因此，我們對語詞歷史的研究，還是得一個一個地進行，一類一類地進行。
由于存在歷史的、地域的移動和變化，由于文獻反映的缺失和誤差，由于地域活生生語言的存在，我們對某些語詞的解釋，對某些語詞意義演變的研究，對某些字是否可組成語詞的探討，等等問題，就必須考慮到這種情況。語詞是有時代特征的，語詞或某個語義的產生、發展、變化以至消亡，在通用話的系統中，總是在某個時代或若干個時代中進行的。有的語詞或語義存在的時間很短，有些則很長，一些基本詞匯則古今沒有什么變化。這些，我們已經注意到了。但是，語詞還有地域的特征，某個語詞或某個語義，在通用話中可能已經消亡，但在某個地域中，卻可能存在，甚至還在發展新的用法，發展引申義。而且說不定某一天，它會重新進入通用話系統?；蛘撸跉v史上，這些乍看已經消失的語詞或語義，也許僅僅是文獻反映的缺漏，而實際上通用話口語中依然存在，等到某一天，它又突然在某個文獻中出現。這種情況，我們過去注意得不夠，所以，我在這里提出了“語詞的潛在及其運動”這個命題。
二、語詞的潛在與承用
我們所說的“語詞的潛在”，就是指一些語詞，原來文獻中出現過，后來消失了，我們會以為這個語詞已經消亡了，但是隔了一段時間，它又在文獻中出現了。這種出現，是鮮活的出現，也就是說，其背后是口語的存在。這種一段時間在文獻中見不到的情況，我們就稱之為“語詞的潛在”。它可能潛在于通用語中，只是由于文獻的局限而未能反映出來。它也可能潛在于某種漢語方言中，文獻中就更難得到反映了。后來它又浮現于文獻中，這種浮現，是植根于口語的，也就是說，它是在通用語或方言的口語中鮮活存在的。這和后代的文獻中承用前代文獻中的一些語詞是不同的。承用是對已經死去的語詞的文獻上的使用而已。承用往往用于典雅的文章中，只有具有相當文化素養的讀者才能理解。而潛在的復出往往出現于應用型的文章中，應用型的文章是需要讀者一看就懂的。看一個語詞是承用還是潛在的復出，文章的類型是個很重要的參照因素。自然，今日方言中的存在，其他文獻的用例也很能說明一些問題。舉例來說：
《爾雅·釋詁》：“閑、狎、串、貫，習也?！惫ⅰ按瑓挻?；貫，貫忕也。今俗語皆然。”郭氏用漢代的習語“厭串(音貫，今音ɡuàn)”、“貫忕(音時制切，今音shì)”來解釋“串”、“貫”，可是，今日所見晉代文獻卻不見用例。[宋]邢昺疏：“注云‘串，厭串；貫，貫忕也。今俗語皆然’者，當東晉時有此‘厭串’‘貫忕’之語，以為證也。”看來邢昺的語言環境中已經不見這兩個詞語了。然而宋代實有用例，如下：
文淵閣庫本《歷代名臣奏議》卷327《御邊》載宋仁宗慶歷三年樞密副使富弼《論削兵當澄其冗，弛邊當得其要》：“至如今之邊候，多屯內兵，土宜非所堪，技能非所習，而坐食儲峙，慣忲給賜，久恬安逸，靡知艱苦，有未嘗識陣伍而聞金鼓者。忽有一旦之用，擐三屬之甲，雪霜增其慘，瘃墯切其身，則恐疲瘁顛仆之不暇，非全勝之師也?！薄皯T忲”之“忲”，正當作“忕”。此二字各有其義，音也不同，本來是兩個毫不相干的語詞，但由于字形近似，常?；煊谩！皬纭?，時制切，今音shì，習慣義?！皬觥保w切，今音tài，驕奢義。“慣忲”即“貫忕”。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校點整理的《宋朝諸臣奏議》即校定為“貫忕”[3]。
[宋]梅堯臣《宛陵集》卷45《胡公疎示祖擇之盧氏石詩和之盧肇家》：“太守自憐堅直心，愛少憎多屢遭謫。南至蒼梧及桂林，名山徧訪無窮僻。所宜猒慣不入眼，向此歌吟尤愛惜?！薄蔼_”同“厭”，“猒慣”即“厭串”。串，今音ɡuàn，即毌之隸變，是貫的初文，慣、摜皆其孳乳字。
這兩個用例，雖然字形上和郭注所使用的字形有不同，但實際上是相同的語詞(編《漢語大詞典》時未發現這兩個語詞的用例，所以無法立目)。今天來看，這兩個詞是宋代的實際口語的反映呢，還是僅僅是承用?從邢昺的疏來看，似乎承用的可能性較大，因為他已經沒有見到這兩個語詞了。但是，“慣忲(忕)”是出現于奏折中的，奏折是典型的應用型文獻，總不見得富弼要在這種場合顯示博學吧。要是宋仁宗看不懂怪罪下來，不是沒事找事嗎?從這個角度來看，也許是邢昺為所處的語言環境所囿而不知，不見得口語中一定沒有。不管如何，從晉代到宋代，中間經過千百年，不見文獻中有用例，而到宋代反而見到文獻中有用例。這種現象，是研究古代漢語語詞時要注意的。
“厭慣”兩個字都習見，組成語詞也是其義的綜合，甚至到清代乾隆的《登四面云山亭子待月即景》四首之二中還將“厭慣”倒為“慣厭”來用：“慣厭中涓早備釭，千巒夕景正無雙。”(文淵閣庫本乾隆《御制詩》第三集卷三二)宋代梅堯臣的用例，是文語的承繼呢，還是口語的反映，我們實在是不好判定的。
但“慣忕”這個語詞，我們卻可以斷定為口語的反映。因為除了文體這一因素之外，今日方言中還存在這個語詞。據許寶華、 [日]宮田一郎主編《漢語方言大詞典》的記載，我們稍事整理，可見到今日方言中這個語詞的寫法多達20個：“慣失”、“慣氣”、“慣世”、“慣司”、“慣時”、“慣狀(當為忕之誤)(注：此據姜亮夫《昭通方言疏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06條“貫”，“”是“忕”的訛字。)”、“慣識”、“慣事”、“慣勢”、“慣侍”、“慣使”、“慣飼”、“慣實”、“慣視”、“慣是”、“慣適”、“慣食”、“慣肆”、“慣嗜”、“慣死噠(噠是語氣詞)”，使用范圍涉及下面諸多方言區：
西南官話：四川成都、仁壽、南充、達縣、自貢、漢源、重慶，云南昆明、澄江、玉溪、新平、蒙自、大理、永勝、思茅、臨滄、保山、騰沖、昭通、曲靖、文山，貴州貴陽、清鎮、遵義、沿河、興義，廣西柳州，湖北武漢、天門。
江淮官話：湖北紅安、廣濟。
中原官話：陜西白河。
客話：四川西昌、儀隴。
粵語：廣東增城、陽江。
閩語：福建福州、廈門、漳平，廣東潮州、潮陽，臺灣。
湘語：湖南長沙、衡陽、吉首。
吳語：上海奉賢、松江。
贛語：江西高安老屋周家、湖南平江。
而文獻中的用例，除了方言詞研究之作外，真正在敘事文獻中出現的，卻只是集中在西南方言中：
“二女兒底脾氣，都是你慣侍了的。”(巴金《春》)
“三妹，這幾天我太慣失你，你也學會斗嘴了?！?巴金《秋》)
“(鐘小娃)自小就被父母慣失的頑劣異常?！?(李劼人《大波》第二部第四章)
“(你們)到這渣滓洞集中營里頭，開初幾天，怕不大慣適。”(羅廣斌、楊益言《紅巖》)
“我平日慣適了你，你倒反而對我賊腔賊調起來?！?艾蕪《豐饒的原野》)
其他方言就沒見到，缺位了[4]。這20種寫法，第二個字，除了“忕”之外，都是用的表音方法，隨著方言讀音的差異，出現了形形不同的字。巴金既用“慣侍”又用“慣失”，正反映了第二字找不到符合本義的寫法只能寫個表音字的情況。這里用來表音的字，西南官話中用的“失”、“識”、“適”、“食”本來都是入聲，但西南官話中入聲已經消失。中原官話中用“實”字也是同樣的情況。至于聲母，或為平舌，或為翹舌，也是和該地的方言大體相應的，因為那些方言區不少是平舌翹舌不分的。至于高安老屋周家寫作“慣氣”，其第二字的音實是[ i33]，其聲母應該是由時制切的“時”顎化而來的，用本為牙音的“氣”來表示是不太妥當的。筆者是潮汕人，這個語詞在潮汕話中使用頻率相當高。而在漳州，甚至出現了“慣勢蟲”(指養成壞習慣)這樣的語詞，這就說明“慣忕”不僅是潛在，而且還在運動[5]261。我的博士生張徽是四川廣元人，她的方言中同樣有這個語詞，把“習慣了”說為“搞慣勢噠”。她突破字形的約束，因聲以求證文獻中的用例，又找到了一些，其字形有作“慣實”、“慣事”者：
“伏以自武俊父子相承，至今四十馀年，軍鎮人情，慣實巳久，兼聞士真有子，久領兵權，今別除人，深恐未可。”([唐]蔣偕編《李相國論事集》卷3《論鎮州事宜》)
“城門晝閉眠百賈，饑孫得糟夜哺翁，老人慣事少所怪，看屋箕倨歌南風。”([宋]王安石《臨川文集》卷7《久雨》)
“翁叟慣事罵婦姑，只今長男戍葭蘆，秋寒無衣霜冽膚，鳴機織素將何須?”([元]馬祖?！妒镂募肪?《繅絲行》)
上例中需要說明的，是“慣實”的“實”字?！皩崱笔侨肼曌?，在質韻?！皬纭庇杏忠魰r設切(注：《左傳·桓公十三年》：“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倍蓬A注：“狃，忕也。”陸德明音義：“狃，女久反。忕，時世反，又時設反。”)，則為入聲，設在薛韻。實、設都是三等開口，其收音都是[t]，雖然分屬山、臻二攝，但讀音相差不會太遠，因此“實”字仍然看作“忕”的表音。
既然“慣忕”在今日方言中還大面積存在，且唐宋間也還見到文獻的用例，盡管字形不同，但作為語詞應該是同一個，因此，我們認為“慣忕”這個語詞在宋代富弼文章中的再度浮現，只是潛在語詞的顯示而已，并不是已經消亡的語詞的承用。
鑒定一個語詞是否是潛在的浮現，目前看來有3個途徑：(1)看其使用的文體是否是應用型的；(2)看是否有其他的文獻在使用，要注意突破字形造成的隔閡；(3)看今天的方言中是否還存在，同樣要注意突破字形造成的隔閡。一些本字冷僻而在語詞中常用的字，常常有各種純粹表音的寫法，我們對此要給予充分的認識。
語詞的承用，其前提是這個語詞實際上在口語中已經不復存在了，僅僅是在前代的文獻中有過。舉例來說：蔣禮鴻先生在《訓詁學略說》中提到“烘簾”、“簾烘”難解，他是從周邦彥的《早梅芳》“微呈纖履，故隱烘簾自嬉笑”，《玉樓春》的“簾烘樓迥月宜人，酒暖香融春有味”，《滿路花》 的“簾烘淚雨干，酒壓愁城破”，以及李商隱《無題》詩的“含情春晼晚，暫見夜闌干。樓響將登怯，簾烘欲度難”中發現問題的。他設想：“如將‘烘’解釋作‘密’，于周詞的前二例可通，后一例仍不解。”
我用探索來源和排比用例的方法，研究出這個“烘”有光線透出之義。例子都出自唐代，典型的如：
“玳瑁釘簾薄，琉璃迭扇烘?！?李賀《惱公》)
“酒愛油衣淺，杯夸瑪瑙烘。挑鬟玉釵髻，刺繡寶裝攏。”(元稹《春六十韻》)
“素液傳烘盞，鳴琴薦碧徽。椒房深肅肅，蘭路靄霏霏。”(元稹《月三十韻》)
“寶界留遺事，金棺滅去蹤。缽傳烘瑪瑙，石長翠芙蓉?！?元稹《度門寺》)
“紅絲穿露珠簾冷，百尺啞啞下纖綆。遠翠愁山入臥屏，兩重云母空烘影。”(溫庭筠《春愁曲》)
“注矢寂不動，澄潭晴轉烘。下窺見魚樂，怳若翔在空。”(皮日休《奉和魯望漁具十五詠·射魚》)
明白了“烘”字有透光之義，則唐詩中的一些?？眴栴}也就得到答案了。如：
“千竿竹翠數蓮紅，水閣虛涼玉簟空。琥珀琖紅(一作烘)疑漏(一作瀉)酒，水晶簾瑩(一作密)更通風?！?劉禹錫《劉駙馬水亭避暑》)
顯然，詩作“琥珀琖烘疑漏酒”是對的，意謂琥珀琖透光竟至于疑其漏酒。作“琥珀琖紅”則“紅”字無解。
“烘”字的光線透出之義，到了《全宋詞》中，除周邦彥承用前二例外，他處未見。而謂簾內暖熱的，卻有其例：
“烘簾晝暖，正飛花堆錦，風遲煙暮。綠葉成陰春又老，甲子誰能重數。梅已青圓，雪深猶記，曾捻疏枝否。須知物外，這些光景常駐。”(曹勛《念奴嬌》)
“滿城風雨近重陽，云卷天空垂幕。林表初陽光似洗，屋角呼晴雙鵲。香澤方熏，烘簾初下，森森霜華薄。發妝酒暖，殢人須要同酌。” (袁去華《念奴嬌·次郢州張推韻》)
“一尊留夜。寶蠟烘簾光激射。凍合銅壺。細聽冰檐夜剪酥。清愁冉冉。酒喚紅潮登玉臉。明日重看。玉界瓊樓特地寒?！?(張孝祥《減字木蘭花》)
上舉3例中，袁去華例，“烘簾”對“霜華”，故應是暖簾；張孝祥例，后文有“凍合銅壺”等語，亦應是暖簾。而這種含義《全唐詩》中卻未見到。
看起來，“烘”字的光線透出之義，盛于唐代，至宋代，僅偶然在“烘簾”一詞中有承用而已，實已消亡，然此時“烘簾”卻有新義，為暖熱之簾。為什么說“烘”的透光義在宋代僅僅是承用呢?因為，(1)用例太少了，整個《全宋詞》中就只見到周邦彥的兩個用例；(2)使用的范圍太窄，只限于簾子，而在唐代，使用的范圍就寬多了，凡簾子、瓶子、杯子、屏風、花葉、止水，都可以使用。宋代是否還潛在“烘”的透光義?文獻有闕，不敢妄測。只能說，在通用話系統中，看到的只能說是承用了。
有些語詞，用例極少，在前代的雅書中出現后，到后代的文獻中才偶爾見到用例，如《廣雅·釋詁下》有“細麼(為與下文提到的‘么’相區別，用繁體)，微也”，“細麼”用例極少見到，所以前人對此難以作疏證。我無意中在蘇軾的《和子由論書》詩中見到，云：“書成輒棄去，繆被旁人裹。體勢本闊略，結束入細麼?！本脱喉崄砜?，“麼”是在果攝的。這個用例當然可以用來做《廣雅》的補證。但是，這是潛在呢，還是承用呢?是難以斷定的。四庫庫本《清文穎》卷95徐葆光《圣武遠揚青海平定詩》出現“細么”一詞，文云：“蔥嶺懸車行冒雪，鹽池飛渡索為橋。保全善類收余燼，掃凈游氛絕細么?！边@個“么”，是入效攝的，音yāo?！凹毭础敝傅氖窍 ＿@也許是承用中出現的變異或訛變，肯定不是口語中的潛在。
三、語詞潛在的運動
潛在的語詞，只是退出了通用話系統，從這個系統來看，是不存在了。但是，它仍然活躍在口語中，或活躍在某種方言的口語中。其中一些語詞，指稱義或其他層面的意義有了變化，或詞性有了變化，或使用范圍有了發展或變化，或具有組詞能力并組成了新的語詞，也就是說，它仍然進行著語詞本身的語言學上的運動，這就是語詞潛在的運動。所謂“潛在”，自然是由文獻上來看的。這種運動，文獻記載中難以尋覓其蹤跡。在活生生的方言中，有的可以得其端倪，或者知道其運動產生的新情況。上面提到的“慣忕”在漳州話中會組成“慣忕蟲”，就是語詞潛在運動的一種表現。下面再舉例來說：
剛硬的物品磨損到嚴重的程度，江淮官話說“磨yì”，西南官話說“磨yù”，是形容詞。也可作動詞，如“yì了”或“yù了”。這個字該怎么寫?前代學者有的主張寫作“鋊”，如明代的楊慎、焦竑、方以智；有的主張寫作“勚”，如清代的段玉裁、朱駿聲。請看下面的材料：
[明]楊慎《古音馀》卷4、《丹鉛摘録》卷2、《丹鉛總錄》卷7“磨鋊”條(《升庵集》卷63“磨鋊”條同)都認為應寫作“鋊”?！兜ゃU總錄》卷7“磨鋊”條云：“南宋孔顗鑄錢議曰：五銖錢周郭其上下，令不可磨取鋊。鋊音裕?！段逡糇V》：磨礱漸銷曰鋊。今俗謂磨光曰磨鋊是也。往年中官問于外庭曰：牙牌磨鋊字何如寫?予舉此答之?！薄豆乓翕拧肪?說其音云：“鋊，俞句切，借音作遇?！稘h·志》民盜摩錢質而取鋊?！?其《古音叢目》卷4六御七遇一百七字中亦云：“鋊，俞句切?！?/p>
[明]焦竑《俗書刊誤》卷11《俗用雜字》：“金石久用無楞曰鋊，音御。《漢書》磨錢取鋊?！?/p>
[明]方以智《通雅》卷49《諺原》：“磨鋊音裕，今人有此語?！段逡糇V》磨礱(原作，是礱的繁化自造字)漸銷曰鋊?！?/p>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力部》云：“凡物久用而勞敝曰勚。[明]楊慎答中官問，謂牙牌摩損用‘鋊’字。今按，非也。當用勚字。今人謂物消磨曰勚是也。蘇州謂衣久箸曰勚箸。”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泰部》云：“今蘇俗語謂物消磨曰勚，謂衣可耐久曰勚著。”
主張寫作“鋊”的3個人，楊慎(1488—1559年)，四川人，其母語對應于今天的西南官話；焦竑(1540—1620年)，江蘇南京人，其母語對應于今天的江淮官話；方以智(1611—1671年)，安慶府桐城縣鳳儀里(今屬安徽省樅陽縣)人，其母語也對應于今天的江淮官話。他們生活的年代是15世紀末葉至17世紀末葉。主張寫作“勚”的兩個人，段玉裁(1735—1815年)，江蘇金壇人；朱駿聲(1788—1858年)，江蘇吳縣人。他們生活的年代是18世紀中葉至19世紀中葉，他們的母語對應于今天的吳語(北部)。我們再來看看文獻中的用例：
[明]朱謀垔撰《續書史會要》：“弋陽王孫多炡，字貞吉，號瀑泉，封奉國將軍，詩才警敏。嘗輕裝游覽吳越，所至傾坐。家居以精鐵冒門閾，賓客雜沓，未幾復鋊。兼精繪事行草，宗米南宮，雜以古字，自成一體?！?復鋊，謂包住門檻的精鐵又磨損了。
《歷代賦匯》補遺卷21[明]譚貞良《笑賦》：“乃有距關越阻，罷辀鋊輪，蜃海跂日，雁山暸云。久客重歸，躧屣前迎，倉黃覩面，然欲傾，獻排靡及，憐意交并。忘其所以咨諏，簡其所以寒溫，握臂團膝，景光逾親?！?鋊輪，謂磨損車輪。
[清]曹寅《唐縣開元寺》云：“開元寺古北平西，石子峣峣鋊馬蹄?！?鋊馬蹄，謂磨損了馬蹄鐵。
[明]曹學佺撰《蜀中廣記》卷59《方物記·獸》：“《晉史》：泰始年，白鹿見梁州，刺史杜幼文以聞?！队瘟弘s記》：榮經山中，畋人得一白鹿，將以獻邑侯。其鬛如銀，兩角透明，角尖掛一銅牌，上有數字磨勚莫辨，惟一唐字稍現。邑侯命釋之?！?磨勚，謂磨損。
就這些例子來看，用“鋊”字的3人，朱謀垔(活動于17世紀上半葉)，明宗室，家居豫章(今江西南昌)，其母語大概對應于今天的江淮官話(考慮到其祖籍)；譚貞良(1599—1648年)，嘉善人，其母語對應于今天的吳語(北部)；曹寅(1658—1712年)，祖籍遼陽，其母語對應于今天的北方官話。用“勚”一人，曹學佺(1574—1646年)，侯官縣洪塘鄉(今福州市區)人，其母語對應于今天的閩北方言。這4個人生活的年代是16世紀末葉至18世紀初葉。
從上面的材料來看，凡是和今天官話系統對應的，都用“鋊”字，也有和今天的吳語(北部)對應的。用“勚”字的，都是和吳語(北部)或閩北方言對應的，沒有和官話系統對應的。
我以為，寫作“鋊”是正確的。因為從詞義的引申途徑來說，用“鋊”更順暢些，用“勚”則有點隔?！颁`”字最早的用例見之《史記·平準書》，云：“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奸或盜摩錢里取鋊，錢益輕薄而物貴?！薄稘h書·食貨志下》引用此文，注：臣瓚曰：“許慎云‘鋊，銅屑也?！﹀X漫面(無字的一面引者)以取其屑，更以鑄錢?！段骶S圖敘》曰‘民摩錢取屑’是也?！?師古曰：“鋊音浴。瓚說是也?！?宋祁曰：“鋊，俞玉反?！庇芍改ト《玫降你~屑引申而指磨損，可作動詞，也可作形容詞，其途徑順當。而“勚”本指勞苦，最早的用例見于《詩·小雅·雨無正》，云：“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勚?！敝饕糜谌耍昕捎糜谛笊?，如[宋]岳珂撰《桯史》卷2“隆興按鞠”條云：“一日，上親按鞠，折旋稍久，馬不勝勚，逸入廡間?！眲诳嗍且环N感覺，不是看得見的具體事物，引申來指剛硬之物的磨損，似乎不太順當。
從讀音來說，“鋊”字，《廣韻》余蜀切，宋祁俞玉反，都在入聲，在那些入聲已經消失的地區如西南官話和北方官話中讀作yù，是說得通的，是入聲變成去聲了。類似的例子有“峪”字，《集韻》也是俞玉切，同樣讀作yù了。但是在入聲尚存的江淮官話中讀為yì，就不大好解釋了。這個音倒是和“勚”的羊至切或馀制切(皆見《廣韻》)相近。這個問題又如何解決?我想，其原因大概是從“谷”得聲的字，也有本來就是去聲的，如“?！?，《廣韻》羊戍切，在遇韻，就是去聲字?！颁`”字也許原來也有這個音，只是韻書失載了。這就是為什么楊慎要給“鋊”一個“俞句切，借音作遇”的音了。在那些撮口呼系統沒有出現的地方，也就是撮口呼和齊齒呼不構成對立的地方，它讀作yì也是順理成章的。以南京話而論，撮口呼出現很遲，在上個世紀中葉，南京話白讀中“魚”音yí，“雨”音yǐ，“?！币魕ì，都還是齊齒呼?！颁`”音yì是和這些情況合拍的。以后隨著普通話的推廣，撮口呼才在南京話中以系統的形態出現。有音無字的詞如“鋊”，自然就沒有隨之變成撮口了。四川大學雷漢卿先生說，武威、蘭州一帶，也是讀成yì的，那里也沒有撮口呼系統。
來自四川廣元的博士生張徽說她的家鄉就有這個語詞，是撮口呼(她的母語中有撮口呼系統)，費了很多口舌也不聽，說“嘴巴都磨鋊噠，他也不聽”；將某個事物弄得精熟，說“摸鋊”?？磥碓谒姆窖灾?，語詞“鋊”不僅存在，而且還在引申，使用范圍還在擴大，說明這個語詞在廣元話里還在運動之中。
“鋊”字從名詞指磨錢幣得到的銅屑而引申為動詞、形容詞指磨損，在這些引申義仍在西南官話、西北官話、江淮方言、吳語中存在和運動時，其指銅屑的本義卻已經湮滅了。這個本義的最后用例，我見到的是《文苑英華》卷546《磨錢判》“甲磨錢質而取鋊，乙告之，訴不更鑄”，我不知道這是承用呢，還是當時的語言確有此語。而引申為動詞、形容詞的過程，我們也沒有語言材料可以勾勒。這個過程是在潛在中進行的。我們看到的，僅僅是“鋊”的詞義變化過程的頭和尾，頭存在于《史記》、《漢書》中，尾存在于今日的方言中。
這就是語詞潛在的運動。潛在的運動我們是無法從文獻中得到清晰的認識的，我們只能從運動前后浮現出來的一些語言材料來研究。歷史上楊慎和段玉裁等人對這個語詞寫法的歧義，正反映了對語詞潛在運動過程研究上的困難。
我們還可以再舉些例子：
明清時期的白話小說，常常稱少爺為“舍”。而今日全國許多地方，都不見這個語詞。只有在潮汕話和廈門話中還存在著，而且不僅存在，還構成了新詞，潮汕話中稱少爺為“阿舍”，舊時為尊稱。又有“舍坯”，即少爺坯子之意，貶義，指那些吊兒郎當過日子的男青年。廈門話中有“爺舍”、“爺舍囝”，舊指富豪人家的子弟，今也泛指靠父母或他人的錢財過著浪蕩生活的男青年。這就說明，“舍”的少爺義，在閩南話中，還很活躍，還在作造詞和引申的運動。但是，這些生動的口語，在敘述類的文獻中，是不容易見到的。即使在記載方言的詞典中，也容易忽略。如蔡俊明編著的《潮語詞典》 (香港萬有圖書公司1976年版)未收“舍”這個詞。歐陽覺亞、饒秉才、周耀文、周無忌編著的《廣州話、客家話、潮汕話與普通話對照詞典》(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也漏收，幸而李新魁、林倫倫合著的《潮汕方言詞考釋》中收了[6]。廈門話中的“爺舍”、“爺舍囝”，見周長楫編纂的《廈門方言詞典》[7]。漳州話中也有，見陳正統主編的《閩南話漳腔調辭典》[5]470。
“翹楚”一語，出自《詩·周南·漢廣》：“翹翹錯薪，言刈其楚” 。鄭玄箋：“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敝傅氖歉叱鲭s樹叢的荊樹。后用來比喻杰出的人才。今天通用話中，只出現在書面語中，口語一般是不用的。而在潮汕話中，口語中使用頻率相當高。其詞性已從名詞轉變為形容詞，可以在其前加類似于“很”的副詞，指人的態度驕傲，瞧不起一些人或一些事。這就說明，這個語詞，在潮汕話中，不僅存在，而且還在運動。
再如，現今比較流行的說法，食物有彈性叫做Q，這實際上是個閩方言的語詞，福州、廈門、汕頭、臺灣都有這個詞，是有其字的?！都崱ゅ俄崱酚小啊弊?，其義是“弓強也”，字自然是從弓舊聲，反切是巨救切。所謂弓強，就是很有彈性，于是就引申到食物方面。從其音來說，閩南話中音極近Q，只是有聲調陽去調，這正和它的反切密合。巨救切的聲母是個濁聲母，反映在閩南話中就是陽調了。普通話中沒有Q這個音節，因為k和iu是不拼的，又不知道漢字應該怎么寫，于是就英文字母Q來記音了。此字的“弓強”義在字典詞典中見不到任何用例，在其他文獻中其用例也難以尋覓，在閩南話中卻已經發展到產生引申義了。這個過程，潛在于歷史之中，今日已經難尋其跡。
這些，就是潛在語詞的運動。
四、認識這個命題的意義
語詞的潛在及其運動，是客觀的存在。研究者對這種情況有清醒的認識，就可避免一些錯誤的判斷。這對于詞匯研究、對于訓詁研究，都有相當的意義。
在詞匯和訓詁研究方面，對于以今證古是否具有科學性的問題，一直有著不同的看法。我們認識到語詞的潛在及其運動，則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會更加全面一些。應該說，如果對某一個語詞的潛在及其運動有確實的把握，則以今證古是科學的。如果這種把握是膚淺的，或者是片面的，甚或是錯誤的，則以今證古就是靠不住的。所以，問題不在以今證古，問題在于是否明了所要研究的語詞的潛在及其運動。
下面舉例來說說認識這個命題的意義。
(一)對詞匯研究的意義
某些字是否可以組成一個語詞，根據孤立的一些材料，也許可以作出判斷，但是如果能夠聯系更多的材料，這種判斷的準確性就可以提高。這里所說的更多的材料，有的就是潛在后經過一段時間又浮現在文獻中的。
《中國語文》2005年第3期有董志翹先生的大作《故訓資料的利用與古漢語詞匯研究》，董文在指出《故訓匯纂》的缺點時說：“對于所收故訓材料有的尚缺乏考辨，有些故訓有明顯的錯誤，應予剔除?！彼e的例子就是作者講過多次的“戰逐”。
“戰逐”出自《史記·平準書》“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余丈，旗幟加其上，甚壯?！薄都狻芬f昭曰：“戰斗馳逐也?！薄稘h書·食貨志下》亦有此文，顏師古注引孟康曰：“水戰相逐也?！倍囊詾椤八畱鹣嘀稹?、“戰斗馳逐”跡近兒戲，所以“戰逐”就不成詞。董文得到了《漢書·武帝紀》“發謫吏穿昆明池”下顏師古引臣瓚曰 “《食貨志》又曰：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大修昆明池也”，便斷定“戰逐”的“逐”是“遂”之誤，應與下文“乃”字組成復合詞。并且說可能是韋昭、孟康“二人根據誤本而誤斷句作釋”。問題是如果“戰逐”成立，那么，臣瓚之注卻可以反過來認為“遂”是“逐”之誤而連上為讀。于是問題又回到了起始，“戰逐”能否成為詞語?按常理判斷，韋昭、孟康都是訓詁名家，當時應該理解“戰逐”這個詞語的，他們不會隨便作注的，而“戰斗馳逐”在邏輯上也不存在問題。
實際上，“戰逐”在后代也還有用例。如：
劉公純、王孝魚、李哲夫點?！度~適集》卷22《故知廣州敷文閣待制薛公墓志銘》：“(楊)幺據洞庭，陸耕水戰，樓船十馀丈。官軍徒仰視，不得近。(岳)飛謀益造大舟。公(指薛弼)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斗也。幸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戰逐，筏斷江路，藁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以精騎直搗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盵8]《宋史》卷380《薛弼傳》有關部分全襲用此文，只不過中華書局點校本將“逐”字屬下讀，成了“逐筏斷江路”(中華書局點校本《宋史》第33冊)，不可通了。文謂用筏子阻斷其通江之路，以防逃逸，用藁秸遮塞入洞庭的水流，使洞庭湖水更加枯竭，這樣就使得楊幺水戰之長得不到發揮。
[宋]范成大《石湖詩集》卷33《次韻姜堯章雪中見贈》：“玉龍陣長空，皋比忽先犯，鱗甲塞天飛，戰逐三百萬。當時訪戴舟，卻訪一寒范。新詩如美人，蓬蓽愧三粲?！薄镑[甲塞天飛，戰逐三百萬”當是承用宋仁宗時華州狂子張元詠雪詩句“戰退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空飛?！?注：見《錦繡萬花谷》前集卷2“雪”條引《西清詩話》，上海辭書出版社據明嘉靖本影印1992年版，頁13下欄。)戰斗馳逐，逼得一方敗退，張元用“戰退”，范成大用“戰逐”，各自可通，非謂其義相同。
的文獻中用“戰逐”一詞甚多，如：
《天兄圣旨卷之一》(戊申年九月間)：“天兄基督又諭天王曰：洪秀全胞弟，星宿說及龍妖，爾還不覺乎?海龍就是妖魔頭，凡間所說閻羅妖正是他，東海龍妖也是他，總是他變身，纏捉凡間人靈(魂)。爾當前升高天，同天兵天將戰逐這個四方頭紅眼睛妖魔頭，就是他。爾今就忘記乎?”[9]
《太平天日》：“當時天父上主皇上帝命主戰逐妖魔，賜金璽一，云中雪一，命同眾天使逐妖魔，三十三天逐層戰下?！?[10]636
又，“十八日，主親到(象州)其廟，以大竹搞此妖魔，罵曰：‘朕是真命天子，爾識得朕么?天酉年朕升高天，朕天父上主皇上帝命朕同眾天使戰逐你們一切妖魔，那個妖魔不被朕戰到服處?爾今還認得朕么?若認得朕，爾今好速速落地獄矣!’”[10]648
反對讀儒家經典，他們文件中出現“戰逐”一詞，不可能來自《史記》、《漢書》，只能是來自口語。
根據上面的語料，我們可以說“戰逐”作為一個語詞，是成立的?！妒酚洝酚美俏墨I中見到的最早的用例。后來處于潛在狀態，南宋時在文獻中又浮現出來，其后又處于潛在狀態，到近代時又大量使用。至于它在漢南宋，南宋近代這么長的兩個時代中潛在的狀況如何，是潛在于通用語中呢，還是潛在于某個方言中呢?文獻有闕，我們就無法描述了。
(二)對訓詁研究的意義
訓詁，主要就是要解決“字面普通而義別”、“字面生澀而義晦”兩類問題。這兩類問題，歸根結底，就是在今日的通用話系統看來難以明白的潛在于古文獻中的字詞的語義。從語詞和語義潛在的角度來看訓詁，也是一個新的視角吧。
舉個例子來說：
吃中藥，按方子將各味藥配合在一起，現在的通用話系統，用的語詞是“配藥”，在古代，卻是說“合藥”的。王梵志詩《請看漢武帝》有“年年合仙藥，處處求醫方?！?“合仙藥”就是將各味仙藥按方子配合在一起，本甚易解。但是有的先生卻覺得“合仙藥”不可理解，于是就以為“合”是“含”之訛，含就是服飲[11]。實際上，“合”的這個用法，在古代文獻中例子并不少。如：
[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卷7：“貪嗜魚肉，和合毒藥，治押香油?！薄坝忠嗖恢秃现T藥”?！搬t師既來，合三種藥，酥乳石蜜，與之令服?！本?3：“譬如良醫識諸眾生種種病源，隨其所患而為合藥?！本?0：“明日使到，(良醫)復語使者，我事未訖，兼未合藥?！本?5：“是人至心，善受醫教，隨教合藥，如法服之，服已病愈，身得安樂?！?/p>
[南朝·梁]寶亮等集《大般涅槃經集解》卷7經文云：“爾時客醫，和合眾藥，以療眾病，無不得差?！?皮日休《新秋言懷寄魯望三十韻》：“合藥還慵服，為文亦懶抄?！?/p>
盧仝《與馬異結交詩》：“此龍此蛇得死病，神農合藥救死命。天怪神農黨龍蛇，罰神農為牛頭，令載元氣車?！?/p>
《唐律》卷10“雜律”總第395條：“諸醫為人合藥及題疏、針刺，誤不如本方殺人者，徒二年半?！笨梢姟昂纤帯辈⒎秋嬎?。
而項楚先生《王梵志詩校注》引《宋書·劉亮傳》一例，云：“亮在梁州，忽服食修道，欲致長生。迎武當山道士孫道胤，令合仙藥?！崩^早，而且非常貼切。
到了元代，這個語詞仍然在通用話的口語中使用。關漢卿的《竇娥冤》第四折中，“合”字的這種用法就多次出現：
[竇天章云]這藥死你父親的毒藥，卷上不見有合藥的人，是那個的毒藥?[張驢兒云]是竇娥自合就的毒藥。[竇天章云]這毒藥必有一個賣藥的醫鋪，想竇娥是個少年寡婦，那里討這藥來?張驢兒，敢是你合的毒藥么?[張驢兒云]若是小人合的毒藥，不藥別人，倒藥死自家老子?……[魂旦上，云]張驢兒，這藥不是你合的，是那個合的?
說“合仙藥”不可通，是沒有注意到古文獻中這個語詞的潛在?，F在潮汕話尚有此語，“合”音[kap陰入調]，與《廣韻·合韻》“合”為古沓切之音相應，也與其義“合集”相符。據友人徐有富先生說，南京語也有“合藥”一語，音是[ho入聲]了。說明這個語詞，雖然退出通用話系統，但在不少方言區域還保留著。
此例也說明，語詞的潛在關系到方言證詁的問題，這里就不展開來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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