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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形勢與政策范文1
一、21世紀初期我國財政形勢展望
21世紀初期我國財政收支測算應包括“九五”最后一年即2000年,和“十五”規劃期間。
有的學者認為,我們對2000年的財政收入預測暫不考慮費稅改革的體制因素,對政策因素、征管因素以增減持平處理, 經濟增長方面按7%考慮,物價方面按3%考慮,財政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 按此測算2000年全國財政收入將達到11890億元,比1999年預算增長10%, 絕對額增加1000多億元。關于2000年財政支出,按照1999年全國財政支出占GDP的比例14.0%測算,2000年全國財政支出將達到13350 億元, 比1999年預算增長10.1%,絕對額增加1200多億元。2000年支出與1999年同比增幅和增量都有所減少。收支相抵,2000年中央財政赤字為1660億元,比1999年擴大157億元。
“十五”時期的預算。收入測算應從幾個因素來考慮和處理。 (1)費改稅。盡管“十五”期間費改稅將使財政收入大大增加,但解決不了國家可支配財力增加的問題,因為增加的收入大多已有明確的用途,只是管理方式的改變。費改稅的意義主要不是直接增加國家可支配財力的數量,而是治“亂”,是規范政府分配行為的制度建設,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宏觀經濟運行環境。(2)宏觀調控所需的財政政策取向。 由于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等因素導致的國際、國內的經濟環境,“九五”末期以至“十五”初期在政策運用上不可能成為增稅的時機。(3 )財政體制。1994年新財稅體制運行幾年來,通過不斷的磨合與完善,一個穩定的財政收入增長機制已初步形成,機制本身保證了“九五”時期財政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4)經濟增長。 據當前一些機構的研究報告及世界銀行發展報告,我們按照7 %的經濟增長速度和國家計委物價預測中的3%的價格方案考慮,“十五”的GDP現價增長速度為10%。幾項因素中,我們認為直接影響“十五”期間國家可支配財力的數量主要是經濟增長,因此收入測算中以經濟增長作為主要參數。據此,2005年全國財政收入將達到19150億元,平均每年增加可支配財力1400 多億元。支出的考慮主要從需要與可能兩個方面來分析。“十五”期間是否需要繼續擴張支出規模,主要取決于中期經濟形勢的發展,關鍵在于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動趨向和近兩年來采取的擴張政策刺激國內需求的效果。從經濟周期的調控運行來看,財政政策從擴張到收縮都應有過渡,需要保持相應的連貫性,不可也不應該大起大落。因此不管形勢如何發展,財政支出的壓力是很大的。主要反映在社會保障補助(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補助、貧困人口生活補助等等)的增加,擴大內需政府增加基礎設施投資項目的后續資金壓力,以及推進市場化改革的各種社會成本等,都需要財政增加支出。
另有學者認為,21世紀初期我國財政將面臨以下幾個影響因素。
1.“九五”時期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續提高,2000 年估計能夠繼續保持在12%左右的水平上。但“九五”時期財政收入的增長很重要的在于一些臨時性、政策性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在“十五”時期將很難繼續發揮作用?！笆濉睍r期國家財政收入的增長將主要依賴稅收與經濟的協調增長。
2.當前我國財政收入與經濟協調增長的機制還沒有真正建立,長期以來影響我國財政收入提高的因素依然存在。
3.從預算內財政收入支出的角度看,經濟的宏觀稅負(預算內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很低,1998年也只有12.4%。 而從整個政府分配活動看,把預算外、制度外等政府活動賴以維持的資金來源考慮在內,經濟維持整個政府運轉的負擔估計占GDP的比重在25%以上。所以, 從全口徑的政府收入角度看,經濟的稅負并不算低?！笆濉泵媾R的困境是:如果在不能減少經濟中不規范的政府分配活動的同時,采取措施增加財政收入,必然將加重整個經濟的負擔水平;如果僅僅把預算外、制度外轉化為預算內進行管理,又不得不維持這部分資金原有的支出格局,并不能增加財政可直接支配的財力,從而也就不能有效緩解財政當前的收入困難。
4.1998年和1999年,我國已經連續兩年實行增加國債發行、擴張政府需求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從目前看,在“九五”末期和“十五”初期,繼續實行相對擴張的財政政策仍然難以避免。普遍的看法認為,我國經濟需要比較長的結構調整時間。根據世界銀行有關專家的分析,在這個期間里,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經濟增長速度可能下降到4.5 %左右,這個速度顯然是我國社會現狀所難以接受的。因此,財政政策面臨著技術擴張的壓力。
5.造成財政政策自我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財政基礎薄弱,財政可調控財力嚴重短缺。初步測算,考慮物價因素,如保證法定支出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十五”時期僅支農、科教文衛支出、價格補償等因素即可占去財政每年新增財力的50%左右。如果考慮到近年來大量下崗職工的生活保障問題、糧食收購等資金需要,財政(尤其是中央財政)的可調控財力極為有限,“十五”時期財政收支矛盾將更加突出,作為宏觀調控主體的中央財政無疑將要面對更加嚴峻的考驗。
6.在我國財政調控經濟手段缺乏的情況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最終體現為財政赤字和國債的增加,但財政赤字的擴大和國債規模的增加,也相應增大了財政的風險。很顯然,不論從財政赤字還是國債角度看,聯系到我國脆弱的財政基礎,財政風險都不是一個讓人可以放心的問題。
還有學者認為:對“十五”時期我國國債規模的預測主要基于“九五”時期經濟運行情況,特別是與1999年國民經濟計劃指標緊密相關?！笆濉睍r期各主要指標預測是:GDP計劃增長7%,各年分別為106480億元、117130億元、128840億元、141720億元和155900億元;中央財政收支保持1999年增幅不變,利率以應到期國債實際利率計算,各年中央財政赤字分別為1810億元、1990億元、2190億元、2410億元和2650億元,合計將達11000億元,超過“九五”時期一倍左右。 根據“十五”時期的中央財政赤字和內債、外債的還本付息情況,各年國債發行額將為:4100億元、3800億元、3800億元、3500億元和3500億元, 累計近19000億元,比“九五”時期新增3800億元。依此計算,“十五”時期的不含利息支出和包括利息支出的中央財政赤字率,以及中央財政債務負擔率仍都在國際公認的安全線內。如果依此指標,我國“十五”期間仍存在一定的發債空間。
再有學者認為:21世紀初期尤其是“十五”期間,我國宏觀經濟的運行和發展將表現出以下若干基本走勢。
1.經濟增長速度繼續受到需求制約。我國需求不足,除了出口大幅度波動的沖擊之外,主要原因在于最終消費率下降,以及消費需求不足對投放擴大的影響。從國際比較看,我國近幾年的最終消費率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顯低于儲蓄率較高而消費率較低的亞洲國家,原因是我國的居民消費率與其他國家相比差距很大(大概低20個百分點左右);但我國城鎮居民消費率按人口比重計算卻不低于其它國家,問題在于農村消費水平太低,影響了整個居民的消費率。從現在到“十五”期間,我國國內需求結構失衡從而需求不足的局面難以從根本上改變。從這個角度看,我國消費需求的擴張基本上依賴于農村居民消費擴張期的到來。
2.經濟增長質量將逐步得到改善?！笆濉逼陂g,國有經濟的制度變革和戰略調整將較大幅度推進,這會帶動國有企業經濟效益的上升,同時促進非國有經濟特別是混合所有制經濟的較快發展,使競爭機制更趨于合理和有效,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進一步加強。國有企業改革和所有制結構調整的進程,加上市場需求相對不足的約束,將對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起著較大的推動作用,從而使經濟增長質量得到逐步改善。估計“十五”期間增長方式轉變和增長質量提高最為明顯的領域將是消費品工業部門。
3.產業結構調整將邁出較大步伐。90年代以來我國的結構問題比較突出,一個是三次產業的結構偏差明顯加深,另一個是工業結構的升級非常緩慢。這兩個方面對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和增長質量產生了很大影響。因此在“十五”期間我們不能不花大力氣來推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
4.對外開放將進入一個重要的新時期。加入WTO, 受到沖擊較大的產業將是農業、重制造業,尤其是高新技術產業以及很多第三產業部門,而大多數消費品工業則已經具備了較強的對外競爭能力。即使中國在近期不加入WTO,21世紀初期也必然要實行進一步開放的政策, 在關稅降低和外商投資條件方面都會邁出較大的步伐,國內企業將面臨更多的商品進口沖擊和國際大跨國公司進入的沖擊,面對更大的國際競爭壓力,同時也會有更多的國內企業去迎接新的國際挑戰,擴大對外出口和對外投資。因此,“十五”期間我國在經濟增長與結構調整中既可以進一步利用擴大開放的有利條件,又需要加快增長方式的轉變與產業結構的升級,以盡快提高國際競爭能力。
二、21世紀初期的財政政策建議
第一種建議認為,考慮短期政策與中長期政策的協調銜接,近期我國財政政策的取向有以下八個方面:
國際形勢與政策范文2
令我們比較寬慰的是，到目前為止，我們的國家、我們的人民、我們的企業都經受住了一系列嚴峻的考驗。我們不僅在很短時間內取得了防治“非典”階段性的重大勝利，這一場大的疫情并沒有摧毀我們這個國家。雖然給整個經濟帶來了階段性的、局部的非常嚴重的影響，但是，確實由于全國上下一起努力，很快把“非典”控制住了。所以，整個經濟應當說也很快就從“非典”的不利影響中擺脫出來。同樣，我們也戰勝了嚴重的自然災害，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得到了保證，工農業生產的秩序得到了維護。在這種天災面前，同樣顯示著我們國家、我們人民是摧不垮的。
從數據上來看，前三季度我們的經濟增長了8.5%，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增長最快的一個時期，工業生產、投資、進出口都是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增長最快的。所以，許多指標顯示，我們已經擺脫了亞洲金融危機以來的種種不利影響，經濟開始進入一個新的增長的平臺。
之所以這么說，首先是許多指標增長的基礎比過去好了，就是說它的穩定性比過去強了，不是忽高忽低，而是相對比較穩定，一直比較快的增長，這反映它的基礎進一步鞏固了。集中表現在推動經濟增長各種各樣的力量更強了，既有政府政策的推動，也有市場自己恢復的這種活力在推動著經濟增長；既有公有制經濟力量的作用，也有非公有制經濟力量的作用，可以說這種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也比過去更強了。
第二是經濟的一些先行指標開始反映出經濟逐漸活躍的信號，主要是物價指標。物價指標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里一直是低迷的。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一方面是許多原材料、能源的價格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性上漲，像煤炭、鋼材、水泥、石油、電，這些價格都有所上升，某些上升的幅度還比較大。比如說現在建筑用的鋼材，螺紋鋼，一噸的平均價格已經漲到了3,600元，已經逼近了92、93年經濟非?；钴S的時期4,000～4,200元的水平，一些商品出現供不應求。所以，鋼鐵企業這一年的情況非常好，利潤大幅度地上升。目前石油是第一位，然后電子通訊制造是第二位，鋼鐵行業是第三位，其他如化工、汽車制造業的利潤率也比較高，這是由于需求的回升，價位的上漲，使企業經營狀況有了一個獲利的空間。要像前幾年，價格持續低迷，企業怎么搞都是沒有起色。這一些上游產品的價格從2002年年底開始持續上升，這是一個先行的指標，它的上升就意味著經濟相對活躍，經濟復蘇的進程加快，新的周期開始啟動。
一、2003年我國整體經濟的主要特點：
第一個特點，投資主導型的特點很明顯。前三個季度全社會的投資增長了31.5%，是94年以來同期增長最快的。在經濟增長8.5%中間，投資的貢獻程度達到了64%，消費的貢獻不足40%。
第二個特點，工業主導型的特點很明顯。前10個月工業增長是16.8%，應當說也是1996年以來最快的，在8.5%的經濟增長率中，工業的貢獻率達到了65%，而農業、服務業的增長相對都比較慢。特別是服務業，由于受到“非典”的不利影響，第二季度整個服務業幾乎癱瘓了，運輸、旅游、餐飲、飯店，各種各樣的服務業幾乎都癱瘓了。第二季度服務業的增長率只有0.8%。主要靠房地產、靠銀行才使得服務業沒有下降。社會服務業下降百分之二三十，最高的下降百分之四五十，像運輸業，客運都是百分之四五十的下降，幾乎沒有什么旅游了。所以，工業一馬當先，成了國民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
第三個特點，對外經濟呈現出一種大進大出的格局。前三個季度出口增長32.3%，進口增長40.5%，增長得比較快，10月份進出口繼續保持快的增長，都是30%以上。所以，這種大進大出，進比出還要快的格局，使得整個經濟前幾年長期存在的順差比較多的情況有所改變，貿易的順差現在只有150億美元左右，比上年同期要少了50%，即減少了一半。同樣，這種大進大出的格局，也反映出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新的增長平臺，它也是個信號，外貿進口明顯回升也是國內經濟走向活躍的一個重要標志。
第四個特點，物價回升，通貨緊縮已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前幾年我們一直受通貨緊縮陰影的影響。但是，2003年通貨緊縮開始得到一定的緩解。如前所述，上游產品停止降價以后，下游產品也整體上開始回升。居民消費價格前10個月上漲了0.8%，其中9月上漲1.1%，10月上漲1.8%，都開始走出了下降的局面。這也是我們整個國民經濟活躍的一個標志，這幾年堅持擴大內需的方針，整個經濟原來長期困擾我們的通貨緊縮的矛盾得到比較好的解決。
第五個特點，經濟運行的質量也在不斷地改善，集中反映在財政收入、企業利潤、個人收入都呈不斷增長的趨勢。前10個月，財政收入增長了20%以上，企業利潤增長46%，前三季度城鄉居民的收入，城鎮增長9%，農村增長3.8%。國家外匯儲備到10月末，已經達到了4,010億美元。
這些特點表明當前整個經濟形勢是這幾年來同期表現很好的。當然，經濟生活中也存在著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各方面對此的認識還不一致：
第一，投資增長快，特別是鋼鐵、有色、汽車、紡織這些行業的投資，都是60%、70%甚至是100%的增長，這種增長是好事還是壞事？有沒有問題？各方面比較關注。
第二，銀行的貸款在前9個月增長得比較快，前9個月整個銀行貸款增加額是24,713億，比上年全年的貸款還多30%，10月份明顯下降，當月才貸了600多億，比上年同月還少了100多億。貸款增長這么快，是好事還是壞事？有沒有問題？各方面也是比較關注，分歧也比較大。
第三，一些商品的價格上漲是不是通貨膨脹又卷土重來了？如何看待這樣一個價格的變化趨勢？有沒有風險？經濟會不會出問題？到底是繼續解決通貨緊縮，還是要防止通貨膨脹？各方面爭論比較多，意見也不一致。
第四，電力緊張的矛盾再一次凸顯出來，糧食等農副產品供應和需求之間缺口在拉大，價格上漲的問題也凸顯出來。所以，各方面也在爭論電的緊張是不是由于經濟過熱，糧食等農產品供應緊張會不會出現問題？
這就是當前經濟生活中各方面爭論比較多的問題。因此，對形勢的判斷就存在這三種看法，一種認為經濟過熱，主要的就是投資熱、信貸熱、房地產熱、價格上漲；第二種觀點認為經濟熱得還不夠，有些方面的表現還是比較冷的，如股市、債市持續低迷，消費增長也不快，特別是農村的消費增長明顯的偏慢。所以，說經濟熱得還不夠；第三種觀點認為經濟確實有些方面是熱的，但這是局部的熱，總體上并不熱。
這三個觀點誰對呢？這是目前國際國內經濟學家都存在很大分歧的三個方面。是熱還是不熱？是熱過頭了還是熱得不夠？這種形勢正常還是不正常？我個人比較傾向于第三種看法，我認為經濟總體上還是正常的，如果說有熱也是局部的，苗頭性的，總體上并不能說經濟已經過熱。為什么這么說？可以從幾個方面來看。
一般說經濟過熱都是從總量上來看的，就是供求關系究竟是平衡還是失衡？如果失衡，是供大于求則是經濟過冷，反之，求大于供就是經濟過熱。從目前來看，總體上供求形勢比過去明顯改善，主要是需求不足的矛盾有明顯改善。但是，供大于求的格局并沒有根本改變。
從投資需求來看，目前增長了30%以上，確實比較快。但是，投資需求只占全部需求的40%左右。這么快的增長究竟是長期的還是短暫的？眼下也還看不準。其他60%的消費需求確實目前整體上增長得并不是很快。零售總額是大家經常討論消費需求時采用的指標，實際上零售總額只占消費需求的60%，前9個月增長8.6%，10月份當月增長10.2%，1～10月份增長8.8%。應當說確實還是一個不快的速度，而且和上年同期比較基本上也差不多，2002年是8～9%之間，2003年也是這么一個水平。所以，消費指標當中一個重要的指標，零售總額增長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和上年基本相同。而另一方面，服務性的消費、自給性的消費增長了6%，增長得并不快。所以，全社會的消費需求，目前只是增長7%左右。這種7%左右的消費增長，既低于這二十多年來的平均水平，也低于當前經濟增長的水平。目前，多數商品依然還是供大于求，或者供求基本平衡，并不存在供求的嚴重缺口，我想這是一個方面。
第二，我們來看一看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的變化，也是衡量經濟是否過熱的一個重要標志，如果說通貨膨脹明顯加劇，就意味著經濟過熱。如果說通貨膨脹還比較溫和，還比較低，就不能說它是經濟過熱。2003年以來，確實，前面所說某些商品價格漲得比較快。鋼材、煤炭、水泥、原油和棉花的價格都漲得比較快。再加上財政的赤字，信貸比較快的增長，似乎感覺存在一些通貨膨脹的因素。但是，就整體物價水平來說，前10個月居民消費價格才上漲了0.8%，消費品的零售價格還下降了0.5%，從水平上看，并沒有明顯的通貨膨脹的跡象，最多我們可以說物價剛剛擺脫下降局面開始平穩地上漲，這是就0.8%而言。另一方面，透過對0.8%的分析，我們更可以進一步探討。前9個月，由于食品價格上漲2.2%，就拉動物價上漲了0.7%，90%是由于蔬菜漲價拉動的，而蔬菜之所以漲價，并不是人們對蔬菜這個商品的需求明顯比往年大了很多，而是蔬菜生產由于旱災、澇災帶來產量的下降，引起了價格的上升，也就是由于災害帶來了價格的上升，這是目前消費價格上漲0.8%的一個主要因素。另一方面，服務業價格前9個月上漲了2.2%，推動了居民消費價格上漲0.5%，這屬于調價帶來的，而不是需求推動。
一個0.7%，一個0.5%，加在一起，本來整個消費價格應該是上漲1.2%，但前9個月只有0.7%。為什么1.2%變成了0.7%？是因為食品、服務項目以外的其它消費品價格還是下降，也有一些商品價格比較穩定，所以才會使得整體價格前10個月漲0.8%，這也是我們可以看到的事實。多數消費品的價格還是穩定的，甚至還是下降的。由此，不能說已經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更何況這些價格一定程度的回升，不正是人們希望它回升的嗎？
怎么能在一些商品的價格剛開始回升，就說這種回升是不對的呢？好像邏輯上也說不過去。同樣，前幾年投資一直增長不上去，財政發了8,000億的特別國債，就想刺激它，現在好不容易刺激起來了，又說投資增長快了，邏輯上同樣也說不過去?？斓谋澈笥兴欢ǖ臍v史延續性，它是低水平上的恢復，是在長期增長比較低的基礎上加快增長，而不是在一個高水平增長率上面的快速增長，這是不同性質的，我覺得我們應當區分這一點?？傊?，目前一些經濟指標的快增長是政策期盼的結果，不是政策反對的結果，它證明我們的政策是有效的。
拿信貸指標來看也是一樣。前幾年我們每次開會都說銀行不愿意貸款，惜貸，寧可放在中央銀行或者是寧愿買國債，也不愿意貸給企業，好不容易有一種貸款擴張的沖動了，然后我們又簡單地說它不合理，也是缺乏根據的。所以，從政策上來分析，從歷史角度來分析，似乎也還得不出經濟過熱的結論。
從前瞻的角度看，有些指標是比較熱，但是今后還會繼續這么快嗎？還是只是一個短期的快？投資是最明顯的，眼下投資增長30%以上確實是快的。但是，從近兩個月的情況來看，投資的速度在放緩。10月份當月投資只增長了22.6%，已經明顯下滑，全年我們估計全社會的投資增長幅度也就是在25%左右，并不是現在所說的30%以上的高增長。因此，這些指標的快也要從一個前瞻的角度、動態的角度，而不是靜態的來看問題。我想這也有助于我們更客觀、全面的來看待一些經濟問題。所以，我認為眼下還不能簡單地說經濟過熱。但是，確實有些經濟現象我們也不能大意，也得更謹慎，特別是在好的形勢下面，我們更應該保持清醒的頭腦，才能夠正確的、科學的來把握經濟發展的大趨勢。
當前有幾個信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第一，搞各種各樣的開發區，大量占有耕地現象，特別是一些地方政府過分干預經濟活動，用行政手段干預銀行的信貸活動。這個信號我覺得就很值得注意，任其發展，可能帶來投資的損失，也潛在新的金融風險。
第二，目前能源、原材料高消耗的增長趨勢，似乎也值得我們給予必要的重視。像鋼材，我們一個國家消費了全球四分之一的鋼材，而我們的經濟總量在世界上還不到5%。同樣，我們消費了世界一半的水泥。前9個月我們生產的鋼材產量相當于美國、日本、英國、法國4個國家的總和，而同時我們還進口了2,820萬噸的鋼材，這種高消耗能不能夠持續？
同樣，我們的電力，現在我們裝機容量到年底可能達到3.7億千瓦，比日本的裝機容量還要大，但是我們生產的GDP只相當于日本的1/4。這樣高消耗的增長能不能持續，我看也值得我們來重視。
第三，農業形勢出現了一些危險的信號，也不能掉以輕心。特別是糧食存在安全隱憂。一是糧食播種面積降到了50年來的最低，二是糧食產量降到了十年來的最低，三是人均擁有的糧食產量是二十年來的最低，四是連續四年我們生產的糧食和當年的需求之間是生產滿足不了需求，靠動用庫存來彌補這個缺口，生產與需求的缺口逐年擴大。
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從全球來看，世界糧食也是趨緊，并沒有太多糧食來供我們采購，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的統計，目前世界糧食的庫存和世界糧食的需求之間的比例，已經降到了安全線以下，國際上的庫存糧食占需求的18%，就是安全線，而2003年已經降到了17.3%，低于18%安全線的水平。所以，如果我們對這個信號不引起重視，再動用國家的庫存糧食和農民手上的糧食就不太可能了。所以，對這個信號我們必須引起高度重視，以防止經濟生活出現大的不應有的波動。
但是，即使存在這三個信號，我看也不影響我們對當前整個經濟形勢還是好的這樣一個基本的判斷，還是并沒有出現嚴重的過熱的這樣一個基本判斷，在這個意義上可以這么說，當前整個經濟的發展到了一個關鍵階段，說它關鍵，是因為它既存在著繼續向好的方向發展的前景，也存在著可能出現問題的隱憂，需要我們科學地分析形勢、認清形勢，做出科學的判斷。
如果我們對形勢判斷得不當，采取的措施不當，就可能破壞目前經濟良好的發展態勢。反之，如果采取了正確的措施，我們就能夠把目前經濟比較活躍的局面保持下去，所以，我覺得當前確實需要決策者的智慧，也需要社會各方面的智慧，真是需要智慧來決策。總體來看，我覺得目前我們既不能簡單地踩急剎車，同樣也不能盲目地踩油門，應當保持目前這樣一種既積極又穩健的宏觀政策。但是，確實在力度，在重點方面，可以適當的做一些微調，針對存在的這些問題，采取必要的、堅決的措施，積極加以解決，我想我們就能夠避免壞的結果，爭取好的結果。
二、2004年的政策走向
前面提到了這么多爭論，到底政府的政策會有什么變化？應當說有些已經看到了一些變化。眼下三條措施，企業也感到有一些壓力，一個就是對土地的管理更加嚴格，一個是提高了一個點的存款準備金的利率，再一個就是改革了出口退稅的機制。這三個政策，可以說是目前政府微調的主要內容，我們已經在經濟生活中感受到它的影響力。
比如說貸款，10月份，銀行的貸款只有六百億多一點，比2002年同期少了101億，可以看到貸款在減少。同樣，出口退稅眼下雖然還沒有完全表現出來，但一些地方領導對我們很坦率地講，說按照這樣的調整，將來他們對本地產品要進行補貼，對過去企業收購外地的出口產品，政府就不再補貼，由此估計，可能給中西部地區的企業、中西部地區的一些商品的出口帶來一些困難，因為以前好多沿海地區的外貿公司到中西部地區去收購，然后再出口。如果地方政府退稅不補貼，他們就沒有這收購的積極性，就會有影響。
但是，就整個宏觀政策而言，綜合來看，2004年經濟工作政策取向表現在要堅持五個方面：
第一，是要堅持目前這樣一種宏觀政策基本穩定不變的做法，但是在力度和重點方面可能要進行一些調整。2004年在財政發債的規模上可能略有縮小，國債的使用方面會略有調整。
第二，堅持在保持經濟較快增長的同時，把工作的重點放在提高經濟增長質量、效益和改善經濟結構，或者是堅持以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為主線，著力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在農業結構、工業結構、服務業的發展方面，以及所有制結構調整方面，都要采取一些新的，或者是繼續堅持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
第三，堅持科學的發展觀。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了五個統籌：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與社會的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的發展，統籌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核心就是要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這樣一個新的發展觀。今后經濟工作主要的指導思想方面，不再以簡單的追求GDP的增長為主，而是更多的關心是不是全面的增長，是不是協調的增長，是不是可持續的增長，更多的是關心財富的增加和經濟增長機制的優化，更多的關心整個社會持續協調的均衡發展。
第四，把人的全面發展納入到經濟和社會發展指導思想當中來，更多的著力解決困難群體和人民群眾關心的一些問題。因此，就要在增加居民收入，減輕農民負擔、解決就業問題、解決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當中的一些問題，繼續采取一些有力的措施。比如說機關事業單位，中央已經布置了，2003年7月1日開始加工資，平均每個人漲50塊錢，機關事業單位的人同樣要漲。農民增收方面，2004年可能基本要取消農業特產稅，原來的風險基金補貼給企業，今后轉為直接補貼給生產者，補給農民，同樣考慮把目前的費改稅，以后農業稅率由目前的8.4%要下調一個百分點，以此來增加農民收入，減輕農民負擔，支持農業生產。
第五，就是要堅持積極穩妥地推進改革開放，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經濟的發展增添新的動力。要把貫徹落實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完善改革的《決定》，作為2004年經濟工作必須堅持的一個重要的方面，在國有企業改革，在市場體系建設的諸多方面都要采取積極穩妥的辦法，在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三者關系中來實現經濟更有活力的發展，實現經濟更有效率的發展。
從經濟具體的走向上來看，2004年從總體上，有利的方面大于不利的方面，經濟依然可以保持一個較快的增長。之所以作出這樣一種判斷，從國內來看，政策支持力度的效益還會繼續顯現，市場活力的恢復和增強將進一步鞏固，開放、調整、改革帶來新的增長因素將進一步形成，地區之間增長的新的因素將進一步增加等等，都將有利于整個國內經濟的穩定發展。估計投資需求將繼續保持一個較快的增長，但對經濟的貢獻可能不會維持2003年這種百分之六十多的高貢獻，但依然是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力量。消費在2004年將會比2003年有所活躍，對經濟的貢獻將比2003年有新的提高。如果說2003年投資的貢獻在60%左右，消費的貢獻在40%左右，估計對半開或者反過來開的拉動力的格局，可能在2004年出現的概率大一些。
出口由于各種各樣的因素，困難會比2003年要大，增速可能不會像2003年這么高。但是，繼續保持一定的增長還是有可能的。進口還將繼續保持一個比較快的增長，從整個外需而言，對經濟的拉動將比2003年弱。但是，支持經濟增長7%以上的需求因素還是存在的，如果能夠把握住調控的力度，能夠通過改革，支持經濟增長8%以上的需求也是有可能實現的。
從國內來講，2003年是工業強，農業相對弱，第三產業相對比較平穩的發展格局，2004年估計農業會有所回升，工業將繼續保持一個較快增長，但是可能貢獻率要低于2003年，服務業將在克服“非典”以后，有一個新的回升。所以從總體上看，2004年農業、服務業對經濟的貢獻，有可能由目前的不足40%，提高到40%或40%以上，整個經濟從產業角度而言，維持一個8%以上的增長的前景，還是有很大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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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論文簡析國內外經濟形勢與我國經濟政策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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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形勢與政策范文4
關鍵詞:Parsons & Whittemore v.RAKTA案;商事仲裁;公共政策
中圖分類號:D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0)15-0295-02
國際商事仲裁是一項當事人各方將他們之間發生的具有國際性或涉外性的商事爭議提交由一名或數名仲裁員組成的仲裁庭,由仲裁庭做出對當事人各方有約束力的裁決制度。它以其自愿性、簡便性、終局性的特點,已經成為最為常用且有效地非訴訟爭端解決機制。在國際商事仲裁中,由于當事人可以自由選擇,往往會將一個中立地方作為仲裁地,通常需要向仲裁地以外的國家法院申請承認和執行仲裁裁決,所以就會引發國際商事仲裁的承認與執行問題。由于各國政治、經濟、法律、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差異,有些仲裁裁決的程序或者結果等因素會與實際執行仲裁裁決國的公共利益產生矛盾甚至相違背。這時,公共政策會作為維護內國商事交易安全的“安全閥”被援引,以拒絕承認或執行仲裁裁決,從而保護一國的公共利益和法律穩定。比如,我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五十一條規定了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依照本章規定適用外國法律或者國際慣例的,不得違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公共利益”。《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八條規定,人民法院認定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仲裁機構作出的裁決違背社會公共利益的,裁定不予執行。雖然在我國乃至各國法院仲裁實踐中,裁決以違反公共政策作為理由的并不多見,但是,由于“公共政策”一詞本身涵義的模糊性,會給實踐帶來很大的靈活性,容易導致被濫用的趨勢。究竟何謂公共政策?由誰來制定這一標準?如何制定衡量是否為公共政策的標準?本文試圖從美國一起援引公共政策的案例出發,并結合相關案例及立法實踐,探討作為拒絕承認與執行國際仲裁裁決理由的公共政策。
1 Parsons & Whittemore v. RAKTA案
1.1 基本案情
1962年11月,美國公司Parsons & Whittemore Overseas Co., Inc.(以下簡稱“Overseas”)與埃及公司Societe Generale de L'Industrie du Papier (以下簡稱“RAKTA”)簽訂了一個書面協議,由其在此后管理監督在埃及亞利山德瑪利亞的一個工廠。在合同中訂立了仲裁條款作為因履行合同行為產生的不同爭議的解決方式,規定不可抗力可作為超出Overseas能力范圍以致履行遲延的理由。雙方的合作因1967年阿拉伯―以色列六日戰爭的爆發而出現問題。同年6月,埃及政府中斷與美國的外交聯系,所有在埃及的美國人都被驅逐出境,除非申請得到特殊的批準。Overseas因此被迫放棄當時在埃及已接近完工的工程,并通知RAKTA認為這種遲延是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RAKTA不同意這種說法,認為Overseas已構成違約,根據合同中的仲裁條款向第三方仲裁機構提出仲裁申請。1970年,仲裁庭作出初步裁決,認為Overseas提出的不可抗力只存在于1967年5月28日至6月30日,且其并未盡力去爭取特殊批準,遂作出利于RAKTA的裁決。RAKTA向美國法院申請要求確認執行根據外國仲裁裁決。Overseas對此提出的抗辯全部被地區法院駁回,它的抗辯理由來自于《聯合國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即《紐約公約》)的適用上,其中有一條關于公共政策的抗辯。它宣稱,公約規定如果裁決違反美國的公共政策,該裁決不應該被執行。本案中的裁決是對美國公共政策的違反,應當拒絕。
1.2 主要判決理由
對于Overseas的抗辯,巡回法院認為:
《紐約公約》第5條(2)款(b)項允許法院拒絕執行外國仲裁裁決的前提是“執行該裁決可能與國家的公共政策相違背”。該條款立法背景并未能其解釋提供指導。它的前身《日內瓦公約》和1968年公約的草案將公共政策的例外條款延伸至與法律原則相違背和違反根本法律原則。……但是,也許從公約立法的整體背景把握更具有說服力。公約傾向于支持執行裁決,它極好地取代了《日內瓦公約》,認為對于公共政策抗辯的應作狹義解讀。對于這種抗辯若作擴張性的構建會削弱公約為去除已存在的執行上的障礙所作的基本努力。……此外,公約本身明確承認的互惠因素建議法院謹慎援引公共抗辯以免外國法院時常將其作為拒絕承認和執行美國作出的仲裁裁決的理由。
因此,我們認為公約中公共政策抗辯應當被狹義理解。只有在執行外國仲裁裁決會違反國家最基本的道德和正義價值時才可基于此抗辯拒絕執行。Cf. 1 Restatement Second of the Conflict of Laws 117, comment c, at 340 (1971);Loucks v. Standard Oil Co., 224 N.Y. 99, 111, 120 N.E. 198 (1918)。
基于公約中對于公共政策條款的理解,Overseas提出的公共政策抗辯可被輕易駁回。Overseas抗辯認為美國在與埃及關系惡化后,官方機構所采取的措施,尤其是國際發展署撤銷對于Overseas-RAKTA合同的財政支持,表明作為一名忠誠的美國公民,應當停止在埃及的項目。如果執行一項與國家政策所主張的行為相反的仲裁裁決就是對美國政策的違反。上訴人的這種理解,是將“國家”政策與美國“公共”政策等同起來,這樣并未擊中要害。把公共政策抗辯解讀為一種保護國家政治利益的狹隘工具是對公約有效性的破壞。該條款并不表示把變幻莫測的國際政治依附在公共政策項下。相反,公約起草者所提出的是一種被限制在某一范圍內的公共政策原理,而美國簽署加入公約的行為表明其已同意這種超越國家的強調。Cf.Scherk v. Alberto-Culver Co., 417 U.S. 506, 94 S.Ct. 2449, 41 L.Ed.2d 270 (1974)。
將美國與埃及近年來關系的不穩定作為拒絕執行該仲裁裁決的原因意味著把一個原本范圍狹窄的抗辯變成公約執行機制中的主要漏洞。因此,我們毫不猶豫地駁回Overseas提出的公共政策抗辯理由。
1.3 評析
本案是美國《聯邦仲裁法》(Federal Arbitration Act, 簡稱FAA)與《紐約公約》立法精神的融合,表明美國法院對于國際商事仲裁裁決執行的支持和作為例外性限制,公共政策需在侵害本國“最基本的道德和正義價值”時才可使用的審慎態度。不能夠因美國政府的某種行為與商事活動有所涉及,而將其判定為與國家具有利害關系。同樣在Northrop Corp. v. Triad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S.A. 一案中法院認為即使有關國家與當事人的爭議有合理的密切關系,美國法院也不愿以公共政策為由拒絕承認或執行。當然,在承認執行的趨勢下,美國也存在援引公共政策列外拒絕承認外國仲裁裁決。例如,在Laminoirs-Trefileries-Cableries de lens, SA v. Southwire Company 案中,法院認為,根據法國法征收5%的超額利息(高于和超過其他情況下可適用的市場利率)違反了美國的公共政策。不過,美國有學者指出,該案判決并不具有說服力。它與Parsons &Whittemore v. RAKTA案判決的精神并不一致。法國法中有關法定利率的規則沒有真正違反“基本的道德和正義觀念”。法國法有意對裁決后的金額課以超出市場利率的利率是為了督促對應付金額進行支付。上述案件表明,美國在判斷是否援引公共政策時,國家的概念會被弱化,盡管公共政策的衡量基準是國家,但是并不表示國家的參與一定就象征公共政策的導向。其實在這一過程中,判定的標準非常模糊給予各國法院在決定援引時較大的自由裁量權,不僅在美國,在各個國家都存在這一現象。
2 國際商事仲裁中的公共政策
早期的公共政策主要是構成了對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外部限制和規范,是國家公權力對私權領地的介入和干預,它事實上是對法院的一個概括授予自由裁量權的條款,旨在司法過程提供一個法律上的安全閥。直到現在,公共政策這一基本功能尚未有根本性的改變,只不過在民族國家林立的現代社會語境中其適用的對象自然而然地由國內合同轉移至涉外的司法判決或仲裁裁決以及外國法的適用。
公共政策在國際商事仲裁中主要和仲裁裁決的承認與執行有關,即當事人請求一國法院承認與執行外國法院的仲裁裁決過程中,如果一國法院認為,承認與執行該仲裁裁決有悖于執行地所在國家的公共政策,則可以此為理由拒絕承認與執行該外國仲裁裁決。從這一角度講,公共政策就是一個“兜底條款”,具有很大的彈性。國際法院幾乎可以將所有的事項歸結為公共政策的理由,包括沒有給被申請人陳述案情或表達意見的機會、違反相關國家的強制性法規、裁決事項按照執行地國的法律屬于不能通過仲裁裁決的事項等,統統都可以歸結為公共政策的理由。從本身的表達上來講,公共政策在不同法系國家的名稱不盡相同,主要有公共秩序、善良風俗、保留條款、基本原則、國際社會公共利益等等,是個備受爭議的概念。
從立法上看,《紐約公約》第5條第2款規定法院可以以違反公共政策為由拒絕承認和執行公約項下的仲裁裁決。但也沒有對公共政策的內涵作出定義,曾經有學者希望能夠給公共政策限定一個范圍或者明確概念,但者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公共政策具有地域和時間的限定,即使在同一個國家,其內涵也會發生變化,如果想要精確定義勢必會產生一定頻率的更替情況,反而有違法律的嚴肅性。在這一前提下,國際公約和國內法層面都對其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解釋?！蛾P于以公共政策為由拒絕執行國際仲裁裁決的最終報告》的第四條建議:
(1)如果仲裁裁決違反的僅僅是“強制性的規則”(即性質上是強制性的,但并不構成國家“國際公共政策”的一部分,因此并不迫使法院必須對案件適用該規則)不應成為拒絕承認或執行的理由,即使該強制性規則構成法院地法、合同準據法、合同履行地法或仲裁所在地法的一部分。
(2)一國法院應只拒絕承認或執行那些為構成本國法律制度一部分的“公共政策規則”所禁止的裁決結果,當(i)該“公共政策規則”旨在包括本案涉及的情形;且(ii)承認或執行這一裁決會明顯的破壞該“公共政策規則”所保護的基本的政治、社會或經濟利益。
(3)當一方當事人提出裁決違反法院地“公共政策規則”的抗辯,如只對裁決本身進行審查并不能確定裁決是否違反“公共政策規則”,且只有對案件事實進行審查才能做出明確判斷,則應允許法院對案件事實做這種必要的審查。各國的司法實踐將公共政策實體類公共政策和程序類公共政策。前者包括強制性法律或者安全法、根本性的法律原則、違反善良風俗或公共秩序、國家利益或外部關系;后者指欺詐或者仲裁員舞弊、違反自然公正或者正當程序、缺乏公正、缺乏理由明顯無視法律等。
反觀我國對公共政策的立法,就實踐來說,法院以公共政策為理由拒絕外國商事仲裁裁決的裁定微乎其微,主要就是2008年的“永寧公司”案和1988年的“海南木材”案。立法中的公共政策指的就是中國的公共政策和利益,這是法官審查的主要標準。這一做法與目前國際社會的普遍做法有所不同,雖然“國際”公共政策可能會涉及國內當地的公共秩序(前述案例就采取的是這樣一種路徑),但并不表示在這一制度下當然就是指國內的公共政策。由于國際商事仲裁在地域上的特殊性,它會涉及多個國家不同的社會背景的交互,如果單純根據具體執行地的文化背景來做出判斷可能會不利于跨國交易的開展和爭端的解決。此外,公共政策不等于社會公共利益。如果我國法院從保護國家經濟利益的角度依據中國的法律概念來解讀《紐約公約》下的“公共政策”,則將有損中國法院執行公約義務的國際公信力。
3 公共政策的發展
關于國際公共政策和國內公共中策的劃分以及是否存在跨國家的公共政策一直是理論界爭論焦點之一。但從Parsons & Whittemore v. RAKTA案中看出,盡管公共政策最終會回歸到國內法但是它首先是國際層面的一個問題。現實情況也是更傾向于接受這種觀點,當然也有人提出顧慮,認為“國際公共政策”只是存在于涉外案件中的一個術語罷了,本身劃分并不準確。因此,產生了國內、多國和超國家公共政策的三分法。這一分類方法考慮到區域性聯盟國家或者是國際社會普適價值的問題,是對于“二分法”的細化。從經濟學中的效率和公平的角度來看,公共政策涵義的界定確實更符合這樣的趨勢即堅持并發展二分法,而且融入三分法對“跨國公共秩序”的理論。以二分法為界定的理論框架,既能達成各國在國際商事仲裁中對公共政策理解的方向性一致,簡單框架下的含義更好把握,使得仲裁更加有“效率性”;此外融合“跨國公共秩序”的理論,因為“跨國公共秩序”具有超越一國或多國的性質,旨在維護整個國際社會的共同價值和基本原則,它不是“狹隘的”、“自私的”,不是單純為了保護一國的利益,而應著眼于保護地區或全球的利益,很好的體現了“公平性”。
國際形勢與政策范文5
【關鍵詞】資源型城市；區域經濟政策；產業援助政策
資源型城市產業轉型是一個世界性的普遍問題，發達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也遇到了資源型城市產業轉型和發展接續產業的問題。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美國、歐盟、日本等發達國家為代表，在資源型城市產業轉型中圍繞資源型產業、城市經濟、勞動力就業、環境整治等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和積極的實踐，其經驗值得我國資源型城市轉型和發展接續產業學習借鑒。我國在20世紀90年代才逐步重視資源型城市轉型和發展接續產業問題，目前正處在研究和探索之中。因此，研究分析國外資源型城市產業轉型實踐的成功經驗和做法，對我國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區域經濟調整政策
（一）德國的區域政策。20世紀60年代，多數西歐國家都出現了基礎工業區經濟增長放緩甚至停滯下降的趨勢，從而致使一些以往經濟相當發達的區域地位衰落。因此，各國針對本國的實際情況，把對產業衰落區的調整改造作為區域政策的重要內容，早在60年中期，德國政府就制定了魯爾地區調整改造計劃，主要內容是整頓傳統的煤鋼生產，提高其市場競爭力，同時進行區內產業布局調整，開辟新型產業，拓寬制造業領域，開發第三產業，借以改變煤鋼主導的產業結構。1968年，德國政府通過了《煤礦改造法》，規定由政府向購買廢棄土地者提供低息貸款用以建設新工廠，對于在這種區域建立新企業的公司，政府提供就業贈款，向在魯爾北區投資的公司提供相當于投資總額10%的贈款。
（二）美國的區域政策。美國一般很少制定針對資源型城市的產業政策，但是國家曾經為某些區域的經濟發展制定了一些區域政策，在這些政策里包括對于資源型城市所采用的一些措施。比如，美國曾為發展休斯頓的經濟專門制定了一系列的區域政策，其中包括大量有關解決煤炭礦區枯竭帶來經濟社會影響的措施。這些區域政策一般比較注重項目扶持和財政、金融工具的使用，較少使用補貼的辦法。
（三）日本的產煤地域振興政策。為了解決國內煤炭產業出現的問題，日本政府于1961年制定了《產煤地域振興臨時措施法》，在該法令中政府規劃了產煤地域，除現在正在生產煤炭的地區，還包括煤礦關閉后的地區。該法令中的規劃指明了產煤地域振興對策的具體方向和振興目標，確定產煤地域經濟生活的地域劃分和各區域的規劃時段。實施規劃以各產煤地域經濟生活圈為單位，包括以下項目的具體規劃：區域的振興方向、應當振興的產業、生活環境的改善、就業增加和職業轉換等。
（四）法國的區域政策。為確保資源型城市的轉型按照國家的意向和目標方向發展，政府采取了一整套財政引導扶持措施。一是財政補貼和獎勵制度。設立“地區開發獎金”，主要為在資源型地區尤其是重點開發區創辦工業企業或第三產業經營活動的企業主發放獎金。在地方設立“第三產業經營活動地方獎金”及“科研活動地方獎金”等。二是低息貸款。主要通過農業信貸銀行等金融機構發放。農業信貸銀行的貸款利息較低，分為短期貸款（2年以下）、中期貸款（15年以下）和長期貸款（30年以下）三種形式。貸款用于興辦大型整治工程、環境保護等。三是稅收優惠。為吸引企業家到資源型城市創辦工業企業或第三產業，政府還為其提供各種稅收優惠，包括行業稅、勞工稅、不動產轉讓稅以及各種社會捐稅和分攤等。政府規定：新辦企業和公司享有的國家“開發津貼”（包括獎金、投資補貼、減免稅等），最高額可占其投資的1/4，廠房地價減收1/4，能源、運輸降價收費，工廠投產后的5年內免交或減交營業稅、免征公司稅和紅利稅。凡從巴黎等大城市遷來的500平方米以上的工廠，提供60%的拆遷補貼，遷來的辦事機構、行政管理機構和科研機構等可享有其投資費用10%～20%的補貼。對在老工業區的新辦企業或公司免征地方稅、公司稅和所得稅3年，期滿后仍可享有2年50%的減稅優待。
二、產業援助政策
（一）美國的產業援助政策。美國建立了社區賠償基金和專項保險機制，這是由政府、公司和工會組織注入社區基金，用做賠償、搬遷和再培訓費用，而不是對產業的補貼。建立這種基金的主要原則是讓工人和公司都為這項基金作出貢獻，保證各方都成為受益者。
（二）日本的產業援助政策。對于采掘業的援助比較有代表的是日本，主要采用財政援助方式。地方財政是產業援助政策的主要經濟來源，地方財政援助政策包括產煤地域振興臨時支付金、產煤地域開發事業費補助金、地方支付稅的特例三種。
（三）德國的產業援助政策。德國對資源型城市采取過財政援助的辦法。比如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聯邦政府一直對德國魯爾地區的煤炭、鋼鐵等部門進行補助，尤其是對煤鐵等礦產品的價格補貼。德國政府計劃通過補助使這些老的傳統工業再創競爭力，但補助并沒有帶來積極的效果。在高投入、高資助以后，魯爾地區仍在進一步衰落，對傳統大工業的資助是得不償失的。因此，政府調整了對老工業基地的資助辦法，減少了鋼鐵、造船等部門的資助，只資助其環保等項目，節省下來得資金用于幫助該地區投資生產新產品，扶持當地新型產業、服務業和中小企業的發展，以創造新的就業崗位。同時資助再就業培訓，使從傳統大工業裁剪下來的人員，能夠在新的崗位上就業。
三、啟示
通過比較國外具有典型特點的資源型城市產業轉型模式可以看出，發達國家資源型城市在產業轉型過程中，成立專門機構并及早制定接續產業的發展規劃、發展接續產業方面和人員安置等方面都積累很多成功的經驗。我國資源型城市產業轉型和發展接續產業要注意借鑒其他國家資源型城市的這些成功經驗。
（一）成立專門機構，及早制定接續產業的發展規劃。一是要成立專門領導機構、協調城市產業轉型。二是要及早科學制定接續產業發展規劃。
（二）采用多種手段推進接續產業發展。一要注意依靠市場機制提高資金和技術的使用效率，要依據市場信號，重點投資一些市場潛力大的產業和企業；二要扶植新型產業和高新技術的發展，并且資金使用要主要放在技術投入和設備改造上。三要增加融資渠道，有效利用國有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期貨公司等金融機構和非金融機構等不同的融資渠道。
（三）注重人力資源開發與配置。一是要加強職業培訓，鼓勵個人創業。由于資源型產業的大多數從業人員文化素質較差，技能較為單一，很難適應新型產業的需求。因此，必須注重對其進行有針對性的職業技能再培訓以促進其就業或個人創業。同時，要為其提供就業需求信息以促進盡快就業。二是要制定鼓勵個人創業的優惠政策，通過提供技術支持、資金支持等手段幫助和扶持個人創業。三是要加強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保證解決資源型企業大量職工的失業問題，保持社會的安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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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張文忠，王岱，余建輝.資源型城市接續替代產業發展路徑與模式研究[J].中國科學院院刊，2011（2）：136-137.
國際形勢與政策范文6
[關鍵詞] 有限理性 模型 房地產政策
一、前言――中國房地產政策背景
2001年，中央195號文件確定銀行資金對房地產開發僅僅起輔助推動的作用，不能成為房地產開發的主要資金來源。房地產企業取得相關土地開發資質后自有資金應不低于總投資的30%，商業銀行在項目施工近尾聲時可向個人發放不超過房價80%的按揭貸款，同時允許商業銀行提供房地產公司少量的流動資金貸款。
2002年，中央對房地產金融進行了一次大檢查，目的在于評估195號文件的落實情況。本次檢查后房地產行業暴露出許多當時房地產發展的不良現象，主要集中在違規放貸上，表現為對“四證”――《國有土地使用證》、《建設用地規劃使用證》、《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建設工地施工許可證》不全項目發放貸款，在開發商自有資金尚未達到開發項目總投資30%的情況下發放房地產開發貸款，嚴重違背了195號文件的精神，房地產金融違規現象并未得到有效遏制。
2003年，隨著2月《2002年貨幣政策執行報告》的披露，6月121號文件適時出臺。該文件是對195號文件精神的具體化，主要內容為商業銀行不得向未取得“四證”的開發項目發放任何形式貸款，并不得向房地產開發企業發放用于繳交土地出讓金的貸款，一定數額的流動資金貸款只能用于施工所需設備，禁止為房地產企業墊資，個人住房貸款只能在住房主體結構已封頂時發放。遺憾的是，121號文件收效并不十分顯著。
2004年，中國銀監會2月《商業銀行房地產貸款風險管理指引（征求意見稿）》。
“指引”以非常具體和富于操作性的方式，對商業銀行房地產信貸風險管理做出了要求。意見稿的主要內容是建立核查制度，商業銀行應當加大監督力度，對內部職能部門和分支機構進行房地產貸款發放質量的年度全面稽核，并形成報告；規定具體的違規懲戒措施；要求商業銀行在對房地產企業的貸款前做詳細調查。
2005年，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2005年“將重點抑制生產資料價格和房地產價格過快上漲”。對住房貸款利率和公積金貸款利率有一定的上調。此次通過利率的調控并不是從緊縮開發商和土地供給上，而是從需求上調控，房地產商對此政策反應溫和，老百姓卻態度激烈，普遍人認為央行調整利率受影響最大的是普通買房人。3月，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于切實穩定住房價格的通知》，這份《通知》針對房價上漲過快的現象明確提出八點要求，即“國八條”。第一條要求高度重視穩定房價，第二條要求切實負起穩定住房價格的責任，其余六條均為調控房價的具體政策路徑，包括大力調整和改善住房供應結構，嚴格限制被動性住房需求，正確引導居民合理消費預期，全面監測房地產市場運行，積極貫徹調控住房供求的各項措施，認真組織對穩定住房價格工作的督促檢查。4月，房地產形勢座談會召開，中央再次強調抑制房價過快上漲勢頭是宏觀調控的一項重要任務。5月11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建設部等七部委聯合出臺的《關于做好穩定住房價格工作的意見》，《意見》要求遏制投機性炒房，控制投資性購房，鼓勵普通商品住房和經濟適用住房建設，合理引導住房消費，促進住房價格的基本穩定和房地產業的健康發展。實行實名制購房，“期房”將禁止轉讓，預售商品房在住房未竣工前不得轉讓，推行商品房預銷售合同網上即時備案，防范私下交易行為。5月26日，國稅局發出《關于進一步加強房地產稅收管理的通知》，明確要求以契稅管理先繳納稅款、后辦理產權證書（簡稱“先稅后證”）為把手，加強部門協調配合，實現房地產業諸稅種間的有機銜接。
二、政策模型對于解析中國房地產政策變遷的現實意義
政策模型作為公共政策的一種分析途徑，具有簡化現實社會問題的作用，有助于人們更好地理解社會的一些復雜現象。政策模型更是現實社會中一些利益群體價值的縮影，這些價值之間的相互關系往往體現了政策模型的歸納和分析能力。中國房地產政策作為一個客觀現實的產物，與政策模型應當具有一定的聯系性，這也正符合了政策模型應當以現實生活為參考依據的要求。房產政策一直關乎多個群體的利益，這其中包括政府，公眾，房地產企業，甚至包括寄生于房產企業下的眾多建筑裝潢裝修公司，可見房產政策是一種政治妥協的產物，這需要兼顧各方的利益訴求。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房產政策歷來是一個爭論的話題，“這些政策制定的對不對？落實后到底有沒有成效？”等等問題一直受到人們的關注，為什么一直以來大家對房產政策都抱以希望，到最后卻有所失望，不在于這個政策能帶來多大的社會效用，而是這個政策不是人們所想的那樣容易制定，政策制定以社會實際情況為參照，但房產政策兼顧的利益群體太多，往往不容易制定，不容易制定好，所以引入政策模型進行研究，可以對房產行業做一個抽象的概括，可以提取一些有分析價值的內容，可以讓人們思考房產政策的社會效果和心理趨勢，思考和預測未來的發展，為房產政策分析提供多種途徑。
三、有限理性模型解析中國房地產政策
有限理性模型是美國著名學者赫伯特?A?西蒙在對傳統理性主義總結和批判的基礎上提出的，認為在現實生活中很少具備完全理性的前提。因為，人們很難對每個政策產生的結果具有完全的了解和預測，常常要在信息不完備的情況下根據主觀判斷進行決策?，F實生活中決策者的理性是界于完全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的有限理性，他們不是“經濟人”，而是“行政人”。行政人的價值取向和目標往往是多元，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約，經常處于變動狀態且表現出沖突特征。由于認識水平和能力的有限，以及客觀環境因素的制約，所作出的決策往往是一種滿意解，也可以理解為是一種次優決策，并能滿足需要就行。
中國房地產行業所涉及到的利益群體很多，并受整個市場自身調節的影響，政策制定者往往很難掌握到反映行業發展的完備信息，特別是在早期將房地產作為調控目標的時候。這時決策者只能是以一種個人的價值取向去斷定整個房產行業的發展，而不是從一個宏觀長遠的角度去制定一個符合實際情況的政策。2001年的195號文件僅僅體現了決策者只能在當時斷定出房產行業應當在行政審批的制度下進行監督，因此對某些房產企業在市場準入方面進行一定的限制，如“四證”的辦理和批準，都是對房產企業自有資金的衡量，并判定房產企業是否有能力涉足房產行業。在當時，國家并不知房產行業的發展在拉動經濟的同時，是否會有一些負面影響和不良現象的產生，因此只能去規范它，而不是去鼓勵或者抑制它，在某種層面上，這些政策往往是“試金石”，決策者希望這樣的政策有一定的作用，但不知道這樣的作用是好是壞，是大是小，但決策者明白制定政策帶來的作用遠遠大于不制定政策的作用。遺憾的是，195號文件一直沒有得到有效實施，房地產企業往往用流動資金貸款交納土地出讓金，獲得“四證”，同時申請開發貸款，而施工單位為了單位效益往往墊資修建，項目地基一打好就開始進行個人的按揭貸款，施工單位也常常無力發放民工工資。這些不良現象都是決策者在制定政策時無法預測到的，而這些不良現象也是信息不完備程度的體現，壞現象越多，信息越不完備，所制定的政策所產生的實際效果也不如人意。因此我們可以形成這樣一種邏輯：次優決策和最優決策之間，如果按照有限理性模型去分析，必定存在一定的差距，這種差距往往取決于信息完備程度，而這些差距表現為最優決策預期效果和實際社會效果之間的差距。
(1)f(y)=f(x)(x>0)(2) f(y)=f(x)(x>0)
圖1中，隨著變量X信息完備程度的增加，決策者掌握的信息資源增加，基于有限理性的決策者所制定的次優決策效果漸漸趨近于理想的最優決策效果；（無箭頭的豎線表示最優決策下的預期效果）
圖2中，隨著變量X次優決策預期效果的增加，使最優決策預期效果和實際社會效果之間的差距逐漸縮小。（無箭頭的橫線表示最優決策下的預期效果）
參考文獻:
[1]陳慶云: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