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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理論范文1
關鍵詞：馬克思；貨幣需求理論；古典貨幣需求理論；新貨幣數量學說；比較
中圖分類號：A8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08-0001-02
貨幣理論是經濟學中最富爭論的理論之一，從古至今有不少學者發表了不同的看法，形成了幾種互不相同但彼此又有一定聯系的學說，其中以馬克思貨幣需求理論、費雪的交易方程式、劍橋方程式、凱恩斯學派貨幣需求理論和弗里德曼的新貨幣數量說尤為突出。
一、理論回顧
（一）馬克思貨幣需求理論
馬克思為方便分析流通中的貨幣量問題，完全以金幣流通作為假設條件。其論證過程是：（1）商品價格由商品的價值和金的價值所決定，商品帶著價格進入流通。（2）商品價格有多大，就需要多少黃金來實現它。（3）商品與貨幣交換后，商品退出流通領域，黃金留在流通中可以重復使用。
馬克思貨幣需求理論或稱貨幣必要量理論集中表現在其貨幣流通規律公式中，即：
執行流通手段職能的貨幣量=商品價格總額÷同名貨幣的流通次數
這一規律表明，流通手段取決于流通商品的價格總額和貨幣流通的平均速度。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這樣提到：“任何一個期間內當做流通手段發生作用的貨幣的總量，都一方面由流通商品界的價格總額決定，另一方面由互相對立的流通過程繼續進行的速度決定。同量貨幣能實現那個價格總額多大的部分，就是取決于這種速度。但商品價格總額又視商品的數量和價格而定。這三個因素：價格的變動，待要流通的商品的總量，貨幣的流通速度，能夠按不同的方向不同的比率發生變動?！?/p>
（二）古典貨幣需求理論
古典貨幣需求理論認為，貨幣本身并不存在內在價值，其價值純粹源于其交換價值，即貨幣的價值。它是對商品和勞務的實際購買力，貨幣只是遮掩“實質力量行動的面紗”，或披蓋于“經濟生活軀體上的外衣”。這種理論思想有著相當悠久的歷史，在經濟學說史上被稱為“貨幣數量說”。相對于貨幣學派的新貨幣數量說，古典貨幣論的貨幣數量說被稱為舊貨幣數量說。由舊貨幣數量說發展而來的古典貨幣數量說主要有以下兩種成熟形態。
1.費雪的交易方程式。費雪分析的出發點是一個被稱作“貨幣速度”的概念。貨幣速度就是貨幣周轉率，即1美元貨幣每年用來購買經濟中產出的最終產品和勞務總量的平均次數。貨幣速度（V）可以定義為總產量的名義價值（等于名義收入PT，P是價格水平，Y是總產量）除以貨幣總量（M）。即：
這里的貨幣是純粹的交易工具，發揮流通媒介的功能。所謂貨幣數量不過是一定時期流通的用作交易媒介的貨幣量，因此交易方程式又稱現金交易數量論。
2.劍橋方程式。劍橋學派的主要觀點是，經濟單位在通常情況下所持有的貨幣量與國民所得保持一個固定或穩定的關系。如果以Q表示實際生產總量，P代表平均物價水平，Md代表貨幣需求，K代表一個常數即國民所得中以貨幣形式持有的比例，則：
可見劍橋方程式著眼于貨幣儲藏手段職能，認為貨幣是購買力的暫棲所，所以通常又被稱為現金余額方程式。
（三）凱恩斯學派貨幣需求理論
凱恩斯對貨幣需求理論的突出貢獻是關于貨幣需求動機的分析。他認為，人們的貨幣需求行為是由3種動機決定的：交易動機、預防動機和投機動機。前兩個動機決定的貨幣需求取決于收入水平，基于投機動機的貨幣需求取決于利率水平，凱恩斯的貨幣需求函數如下：
（四）弗里德曼的新貨幣數量學說
弗里德曼給了貨幣數量說以新的解釋，因此他的理論被稱為新貨幣數量說。他將決定貨幣需求的主要因素歸結為財富總額（Y）、債券的預期收益（rb）、股票的預期收益（re）、實物資產的預期收益（rm）和非人力財富對人力財富的比例（W）以及財富所有者對各種財富的嗜好與偏好（U）等。根據以上因素，弗里德曼的貨幣需求函數可以寫成：
綜合分析以上貨幣需求公式的形式以發現，古典貨幣數量論的貨幣需求公式與凱恩斯學派理論以及弗里德曼新貨幣理論的貨幣需求公式形式有著很大的差別，因此，在這里把它們歸為兩類，然后再與馬克思貨幣需求理論分別進行比較。
二、馬克思貨幣需求理論與古典貨幣數量論的比較
從理論基礎來看，馬克思貨幣需求理論與古典貨幣數量論有著本質區別。馬克思貨幣需求理論以勞動價值論為理論基礎，認為貨幣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是充當一般等價物的特殊商品，其價值是在進入流通之前就已經決定了的。商品帶著價格進入流通。貨幣的數量取決于交換中的商品數量和價格水平。商品流通是第一性的，貨幣流通是第二性的。古典貨幣數量論則持有不同的看法。古典貨幣數量論以貨幣名目論為其理論基礎，認為在進入流通之前貨幣沒有價值，商品不是帶著價格進入流通的，其價格由進入流通的貨幣數量與商品數量的對比來決定。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貨幣數量的變化將引起價格水平的同比例變化。即貨幣流通是第一性的，商品流通是第二性的。
雖然二者在理論基礎上有著本質區別，但是它們還是有共同之處的：馬克思貨幣流通規律公式與古典貨幣數量論特別是費雪的交易方程式在揭示貨幣需求的決定因素方面是一致的，即貨幣需求量都是由一國商品的產出量、商品的價格以及貨幣流通速度決定的，二者的形式基本相同。
三、馬克思貨幣需求理論與凱恩斯學派和貨幣學派貨幣需求理論的比較
馬克思貨幣需求理論與凱恩斯學派和貨幣學派貨幣需求理論對貨幣需求的研究方法截然不同，因此，其公式的表現形式也截然不同。具體包括兩個方面：首先，研究的角度不同。馬克思把貨幣作為媒介商品交易的手段，從商品流通對貨幣需求的角度研究貨幣需求問題，因而馬克思貨幣需求是貨幣的交易需求；凱恩斯學派和貨幣學派把貨幣視為資產或財富的持有形式，從貨幣需求的主體即社會公眾持有貨幣的動機出發研究貨幣需求問題，因而貨幣需求不僅包括交易需求，還包括資產需求。其次，貨幣需求的決定因素不同。馬克思認為貨幣需求量取決于商品數量、價格水平和貨幣流通速度3個因素的變動；凱恩斯學派的貨幣需求，理論中把貨幣需求范圍擴大化，認為人們不僅對貨幣具有需求還對資產的持有具有需求，于是決定貨幣需求的因素不僅包括決定交易規模的收入水平，還包括影響人們資產選擇行為的利率；在貨幣學派中對于資產的分類更細，不僅包括股票，還有債券等，因此對貨幣需求的影響還包括各種財富的收益率或報酬率。
它們的相同之處是：馬克思的貨幣流通規律公式中，貨幣流通速度與商品數量及價格水平是3個決定貨幣需要量的因素；凱恩斯雖然沒有把貨幣流通速度直接引入貨幣需求函數中，但他認為利率作用的最后結果還是反映在貨幣流通速度上；同凱恩斯一樣，弗里德曼也沒有把貨幣流通速度直接引入他的貨幣需求函數，但他在證明其貨幣需求函數穩定時指出貨幣流通速度是一個多變量的函數，對貨幣需求的影響是穩定的。
每一個理論都是在當時特定的環境下產生的，與當時的經濟條件、知識條件相統一。馬克思貨幣需求理論與西方貨幣需求理論產生于不同的環境，它們之間既有不同之處，又有相同之處。這些理論從不同的角度、運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探討了一國貨幣需求量的問題，每一個理論都值得我們去深入思考。
Comparison of Marx's monetary demand theory and the western monetary demand theory
DAI Yi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Beijing 100875，China）
貨幣理論范文2
摘要：20世紀90年代以來貨幣金融危機頻繁爆發，給危機國家乃至世界經濟帶來了災難性的影響，學界對貨幣危機的根源進行了大量的研究。文章對貨幣危機的傳統理論及其最新進展做一綜述，為以后的研究提供一個平臺。
關鍵詞：貨幣危機；理論模型；綜述
一、第一代貨幣危機理論
貨幣危機的理論研究始于70年代后期的拉美貨幣危機，Paul Krugman 早在1979年發表的文章中構造了貨幣危機的最早的理論模型。他提出的貨幣危機的早期理論模型是基于Salant和Henderson（1978）關于商品價格穩定機制研究。在Krugman的理論框架下，Flood和Garber及其他學者從不同的方面改進、修正了這一模型，形成了第一代貨幣危機模型。
在Krugman模型中，貨幣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源于宏觀經濟政策不能與穩定匯率政策協調一致。貨幣政策的財政赤字化會造成本幣供應量增加，本幣繼而貶值，在這種情況下理性的投資者會選擇持有外幣；此時央行在固定匯率制下以固定的匯率賣出外幣。隨著赤字的貨幣化，央行的外匯儲備將不斷減少，當外匯儲備減少殆盡，固定匯率機制就會崩潰，此時貨幣危機發生。若是存在投機者時，當外匯儲備減少到一定程度時，投機者就會對本幣發起沖擊，耗掉央行的最后外匯儲備，導致匯率崩潰。在Krugman的工作基礎上，諸多學者繼續改進、完善Krugman的模型： Flood和Garber（1984）將隨機因素引入構建了簡單的線性模型；Connolly和Taylor（1984）強調了匯率崩潰前貿易商品的相對價格行為，通過分析蠕動盯住匯率體制，指出了匯率崩潰前存在的實際匯率升值和經常項目惡化的現象。
Krugman模型及其他學者的擴展構成了著名的第一代模型，它較好地解釋了“拉美型”貨幣危機，如1973～1982墨西哥危機、1978～1981阿根廷危機。第一代模型主要認為，宏觀經濟基礎變量的惡化是危機發生的根本原因，即貨幣與財政政策的過度擴張、實際匯率升值、經常項目惡化等。因此，對于政策制定者來說，必須保證政策間的一致性，不斷強化宏觀經濟基礎變量。
二、第二代貨幣危機理論
20世紀80年代是第一代模型的全盛時期，然而第一代模型中，政府的政策具有外生性，并沒有考慮政府行為的影響。但是，事實上很多發生危機的國家并不是因為沒有足夠的外匯儲備才放棄了固定匯率制度，政府的行為在危機中也是有影響的。Obstfeld等人針對歐洲貨幣危機的研究，提出了貨幣危機的第二代模型。
該模型認為： 一國政府在制定經濟政策時存在多重目標，經濟政策的多重目標導致了多重均衡，因此政府既會捍衛匯率穩定也有可能放棄匯率穩定。外匯市場存在著中央銀行和廣大的市場投資者，根據對方的行為和掌握的信息，雙方會不斷修正自己的行為，這種修正又影響著對方的下一次修正，形成了一種自促成。隨著公眾的預期和信心的偏差不斷累積，維持穩定匯率的成本大于放棄穩定匯率的成本時，中央銀行就會選擇放棄，此時貨幣危機就會發生。以Obstfeld為代表的學者在強調危機的自我促成時，仍然重視經濟基本面的情況，公眾的預期在一國經濟基本面的情況比較好就不會發生大的偏差，危機可以避免發生。同時，另一些第二代貨幣危機模型則認為危機可能純粹由投機者的攻擊導致，與經濟基本面的情況無關。市場上的廣大投資者的情緒、預期在投機者的攻擊下發生了變化，出現“傳染效應”和“羊群效應”推動危機的爆發。這些模型強調了即使不存在不斷惡化的經濟基礎，危機也可能發生。
第二代模型較好地解釋了所謂的“歐洲型”貨幣危機，如歐洲1992～1993貨幣危機和墨西哥1994～1995比索危機。第二代模型和第一代模型都認為危機發生的原因是政府政策的不一致性，然而二者是有區別的：第一代模型認為過多的國內信貸創造造成了中央銀行進行貨幣貶值或匯率浮動；而第二代模型認為在貨幣危機發生以前并不存在實際政策上的不一致，而是危機本身導致了政策的變化，危機是自我證實的。
三、新一代貨幣危機理論
第一、二代模型盡管較好地解釋了大量的貨幣危機現象，但它們卻很難解釋以1997年亞洲危機為代表的這些金融危機。許多主流理論分析逐漸開始著眼于金融中介、資產價格變化方面，跳出匯率機制、公共政策等宏觀經濟分析范圍，由此提出一系列基于金融中介的金融危機模型。這些模型都是從不同側面分析了銀行業資本充足率低、缺乏謹慎監管的信用過度擴張而導致銀行業危機并誘發的貨幣危機，并且危機的自強化作用進一步促成更嚴重的金融危機。下面對這些模型作簡單介紹：
1.道德風險模型
道德風險是指借款人從事不道德行為而導致貸款發生損失的風險。在金融中介具有免費保險且又監管不嚴的情況下，Krugman（1998）認為經紀人的理性選擇的邏輯是“賺了歸自己，賠了歸納稅人”。這樣，金融中介機構很少考慮投資項目的貸款風險，主要將目光放在擴張上，整個經濟很容易出現過度投資的情況。同樣的道理應用于經濟體系。在從國際資本市場國內機構無法融資時，國內投資需求過度只會造成國內利率的上升，而不至于引發投資過度。在資本項目放開的條件下，國內的金融中介機構可以在世界資本市場上自由融資，政府擔保的道德風險就可能導致經濟的過度投資。當國外貸款人拒絕再為其國內機構債務提供資金的時政府被迫介入，為其國內部門的未償外債提供擔保。政府可能不得不求助于鑄幣收益，預期的通貨膨脹就可能引發貨幣危機。
2.金融恐慌危機模型
最初是由Diamond和Diybvig（1983）在分析銀行擠提現象時提出了金融恐慌模型。該模型指出，金融中介的重要經濟職能就是以短貸長、期限轉換。當銀行的貸款可以支持長期經濟投資，經濟正常運轉，存款人得到合理的存款利息，這就實現了經濟中的好的平衡點。然而當大量的存款人從銀行提款時，銀行的流動資金緊張，銀行就不得不迫使停止其貸款支持的長期經濟投資項目，這將導致銀行貸款的損失，此時銀行也不可能全額支付所有存款人的本金和利息。這樣率先提款的存款人損失很小，而最后提款的存款人損失最大。因而，如果確信他人將會提款，則每一個存款人的合乎邏輯的選擇是立刻從銀行提款，結果導致所有的人都受到較大損失，出現經濟中的壞的平衡點。通常稱這種現象為“金融恐慌”。
3.資產負債表危機模型
Krugman認為，在用道德風險模型和金融恐慌模型解釋東南亞危機時，忽略了下面幾個因素： 公司的資產負債表在決定其在投資方面的作用以及資本流動在影響實際匯率方面的作用。為此，他和Aghion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解釋，他們認為如果本國的企業部門外債的水平很高，外幣的風險頭寸越大，“資產負債表效應”越大，經濟出現危機的可能性就越大。他們認為這是自我實現的一種過程，在亞洲國家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和信用風險偏大，銀行要求企業提供足額擔保才發放貸款。這樣從總量來講，一個國家的總投資水平就應該取決于國內企業的財富水平，當企業持有大量外債，這個國家的經濟就會被國外的債權人悲觀地看待，對這個國家的企業的貸款也會減少，繼而本幣貶值，企業的財富下降，能申請到的貸款下降，造成全社會投資規模下降，經濟逐步蕭條。第四代危機模型尚待完善，對于企業的外債累積問題，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銀行的低效率會影響到危機的程度，有待進一步考察。
4.貨幣危機的羊群行為理論
“羊群行為”是信息連鎖反應造成的一種行為方式，在個體依據其他行為主體的行為而選擇采取類似的行為時就會產生羊群行為。Banerjee等認為，羊群行為一般發生在投資者信息不完備或信息不對稱環境下的預期形式模式下。在每個投資者擁有一些私人信息且也知道其他投資者也擁有私人信息，如果不能有效地分享他人的信息，觀察他人的行動便可以獲得有用線索，此時模仿他人的行為就是一種理性的行為。Krugman（1998）認為金融市場上發生羊群行為的另一個原因是，委托的問題，因為大部分投資在一些易于發生危機國家的資金通常是由人來代為管理的。如果當外資涌入某個新興市場化國家利用利差賺取大量收益時，即使基金管理者覺得資本流入國的實際經濟基礎并不如投資者預期的那樣樂觀，他也會傾向于跟進，因為如同“法不責眾”的道理，如果其他投資者從中獲利巨大而自己空手而回的話，就會被委托人指責為判斷失誤，錯過了好的行情。反之，如果跟進之后遭受損失，一方面會由于眾多的投資者一同承擔損失而使自己損失不至過大，在委托人面前也不至于顯得自己無能。
5.金融過度危機模型
針對1997年下半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Krugman 提出了新的想法，因為這次的金融危機在傳染的廣度、深度等方面都有別于以往的貨幣危機。他認為一個國家貨幣的實際貶值或經常帳戶的逆差和國際資本流動的逆轉將引發貨幣危機。在這個理論中，Krugman 引入了金融過度（Financial Excess）的概念，即當一國的金融機構可以自由進入國際資本市場時，金融機構會容易冒險，將資金投向證券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引發金融泡沫，加劇一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引發銀行體系的系統性風險。同時，他也提到親緣政治的存在增加了金融過度的程度，尤其是在東南業國家，存在政府對金融企業和大企業提供隱性擔保的現象，由此導致加劇了銀行體系的道德風險。
參考文獻：
[1]劉明興，羅俊偉.金融危機理論綜述[J].經濟科學，2000年04期.
[2]金洪飛.貨幣危機理論綜述[J].當代經濟科學，2001年05期.
貨幣理論范文3
［關鍵詞］斯密 貨幣購買力 貨幣金融思想
斯密在1776年發表的《國富論》一書中系統的分析了國民財富的性質以及其增長的源泉，它的問世對西歐乃至整個世界的資本主義都產生了重大影響。他的貨幣思想理論為后人在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理論來源。
一、淺析斯密論貨幣的購買力
斯密認為，國民真實財富的大小取決于純收入的大小而不是總收入的大小。固定資本中的機器和工具都不是社會純收入或是總收入的一部分，它只是資本的一部分。機器和工具的維護費也不是社會純收入的一部分。貨幣也是如此。構成社會收入的只是生產出來的產品，而不是作為交換媒介的貨幣。貨幣不是社會收入的一部分，貨幣只是貨物借以流通的輪轂，而和它所流通的貨物大不相同。在這里亞當.斯密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貨幣理論即貨幣的購買力。斯密認為貨幣是指兩種價值；1.是指貨幣內所含有的金量，2.是指貨幣所能購買到的商品的價值。但是貨幣所代表的財富決不能同時等于這兩種價值，卻只能等于二者之一，但與其說等于前者，毋寧說等于后者，與其說等于貨幣，毋寧說等于貨幣所值。他認為貨幣所代表的不是貨幣或貨幣中所含的金量本身，而是代表著一定的購買力。人們獲得貨幣不是最終的目的，而只是手段，貨幣只是一個可供交換使用的媒介工具，而真正的目的是貨幣所代表的購買力即貨幣能夠換回多少生活必須品，便利品和娛樂商品等。正如斯密所說：“如果這一個幾尼竟然不能換得什么物品，那么它的價值就像破產者所開出的票據，同樣沒有價值。拋開貨幣所代表的購買力，貨幣什么都不是。英國20世紀的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也提出，人們持有貨幣不是為了貨幣本身而是為了它的購買力，也就是為了它所能購買到東西。因此，他所需要的便不是若干單位的貨幣本身而是若干單位的購買力。同時斯密也認為收入代表著個人的消費或購買力，因此社會收入是購買力，是那些輾轉在每個人手中的金塊陸續購得的貨物。
二、淺析斯密的貨幣金融思想
斯密在《國富論》第二篇第二章中詳細闡述了他的貨幣金融思想，他認為維持貨幣費用的減少，必然會增加社會的真實收入，節省的費用會增加產業的基金，從而增加投入的資本，增加社會的生產物即社會的純收入。所以用紙幣來替代金銀幣是有好處的，它不僅可以降低維持貨幣的費用，還能替代金銀幣在市場上起到流通作用。有了紙幣，流通界無異使用了一個新輪，它的建立費和維持費，比較舊輪，顯的輕微的多。然而國內的流通渠道只能容納剛夠流通國內全部年產物的貨幣量，紙幣的發行必然會充滿流通界，將金銀幣擠出。這樣便會
產生一個溢出效應，多余的金銀幣便會溢出，那么人們就會把溢出的多余金銀幣輸往國外。但這巨量金銀送往外國，決不是無所為的，決不是送給外國作禮物的。它的外流，定然會換進一些外國貨來，供本國人消費，或轉賣給別國人民消費。斯密認為人們用來購買所需商品之中就包括用于增加生產物的原材料和工具等，這樣便可以增加國內的生產投資，進而增加一國的年產物，增加其社會純收入。這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斯密關于增加貨幣供應量可以促進經濟發展的貨幣金融思想。銀行在一定程度和范圍內增加的貨幣供應量會起到擴大生產投資和消費的目的，從而擴大國內的生產物，增加社會的純收入，使得商業發展的速度加快。這一觀念被認為最早來自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的國家貨幣經濟干預論。但斯密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而只是認為紙幣是廉價的商業工具，它可以減少金銀幣的維護費用，把節省的費用投入到生產中，以便增加社會的總收入或純收入。
斯密認為銀行發行的紙幣代替金銀幣的流量不能超過其所代表的價值。如果發行過多，多發行的紙幣一定又會流回銀行去兌換金銀幣，必然會引起擠兌的麻煩，增加銀行經營風險。但斯密只是強調貨幣的溢出效用，并沒有意識到多發行的貨幣會引起物價的上漲。
斯密認同銀行的融資作用，認為銀行的作用主要是盤活那些暫時不用的資本，使這些閑置的錢能投入到資本經營之中，變成有利于增加國民財富收入的可用資本，帶來可觀的經濟收益。所以銀行要找準自己的定位，發揮自己應有的作用，而不是濫發紙幣，把錢貸給一些還款能力不足的人或是企業，用于一些投機的事業上。這充分反映了他穩定發展的貨幣金融理念。但是在我國當今社會的金融發展之中卻恰恰忽略了這種謹慎、穩健的金融發展理念。
三、結論
綜上所述，斯密的學說雖然受時代的影響有其不足之處，但他的學說對于古典政治經濟學以至于對后來的經濟學的發展都起到了巨大的影響。直到上世紀80年代，經濟學最熱門的主題都可以在斯密的作品中找到源泉。他關于貨幣購買力的理論詳細的揭示出了貨幣的本質。而他的穩健的貨幣金融理念也初步的揭示出銀行金融業主要的目的和作用。雖然斯密那個時代距今已二百多年的歷史了，但他關于貨幣的思想理論對現今的社會經濟發展依然有著很重要的參考借鑒。
參考文獻：
[l]亞當•斯密：國富論[M].郭大力,王亞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2.
貨幣理論范文4
一、貨幣政策對保險政策的影響和制約作用
貨幣政策對保險政策的影響是通過其對保險市場的影響反映出來的。貨幣政策一般分為擴張性貨幣政策、緊縮性貨幣政策以及中性貨幣政策。運用不同的貨幣政策對保險市場的影響不同。
（一）不當的貨幣政策會影響保險市場的正常發展
1.在市場貨幣供求均衡或貨幣供應量小于需求量時，如果運用減少貨幣供應量，提高利率的緊縮性貨幣政策，會打破市場供求的平衡，加劇市場的不平衡，導致貨幣供應緊張，市場有效需求不足，生產能力相對過剩，經濟結構不合理，物價跌落，經濟停滯，即通貨緊縮現象。這對保險市場非常不利表現為：首先，影響保險市場的有效需求。從個人投保需求來看，通貨緊縮、失業增加、收入減少、個人對保險的有效需求相應減少。從企業投保需求來看，通貨緊縮、市場需求不足，使市場競爭激烈，許多企業被淘汰出局，生產經營規?？s小；另一方面，市場需求不足，導致產品價格下降，企業（特別是傳統企業）利潤下滑，許多企業因此發生不同程度的支付困難和償付困難。為了節約費用開支、降低成本，企業一般會選擇自?；蚱渌D移風險的方式，盡可能擴大自擔風險的限額，減少對商業保險的需求。因此通貨緊縮使保險投保人的投保愿望、投保能力、投保需求降低。其次，緊縮性貨幣政策使保險企業的盈利能力和償付能力降低。一方面由于保險市場有效需求減少，市場規模的偏小，保險市場的競爭顯得尤為激烈，為了拓展市場，開拓新業務，在競爭中占據有利地位，降低費率，加大業務投入，提高服務質量將是許多保險公司的必然選擇，這將影響他們的承保利潤；另一方面，通貨緊縮，資本市場萎縮，減少了保險資金投資運用的機會，增大投資風險，影響保險公司的投資收益。保險公司承保利潤和投資收益是其利潤的主要來源，二者的減少必然降低保險公司的盈利能力，從而削弱其償付能力。
2.在市場貨幣供求平衡或貨幣供應量大于需求量時，如果運用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的擴張性貨幣政策，會使貨幣供應超過市場對其需要的量，過多的貨幣投入將引起物價上漲，貨幣貶值，通貨膨脹。這對保險市場發展仍然不利。由于物價上漲，貨幣貶值，保單保值和增值能力下降，保險的預期保障程度降低，使人們投保的積極性大受影響，表現為退保的大量增加，保單繼續率下降和新業務發展困難。同時，在費率缺乏彈性的條件下，由于保單實際賠付率（或給付率）小于名義賠付率（或給付率），而投保人所交的費率卻是按名義賠付率（或給付率）來確定的。這樣實際上是減輕了保險人的實際經濟責任，損害了投保人的經濟權益，保險人處于有利地位。這種狀態會使保險公司獲利豐厚，并誘使更多的資本、機構和其它稀缺資源擠進保險供給行列，導致保險市場供過于求，引起市場的失衡。
（二）恰當的貨幣政策有利于保險政策作用的發揮
在市場貨幣供大于求時，運用緊縮性貨幣政策，可抑制總需求，減少通貨膨脹；反之，在市場貨幣供給小于需求時，則運用擴張性貨幣政策，刺激總需求，增加就業，推動經濟增長。貨幣政策的正確運用可使社會經濟走向健康之道，并消除通貨緊縮或通貨膨脹對保險市場的不利影響，為保險市場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社會經濟環境。
二、保險政策對貨幣政策的影響
保險政策的正確與否將影響貨幣政策的作用效果。正確的保險政策可促進貨幣政策作用的發揮，增強貨幣政策的作用效果，而不合理的保險政策則會抑制貨幣政策的作用效果。例如在通貨緊縮時期，國家一般運用擴張性貨幣政策，通過公開市場業務，貼現率等貨幣政策工具的使用，增加貨幣供應量，刺激消費需求，在這種情況下，保險可：（1）通過開辦各種財產保險業務，為企業研制開發新產品，降低產品成本，生產價廉物美，適應社會需求的優質產品提供風險保障，鼓勵新興產業發展。（2）通過開辦個人消費信貸保險業務，為商業銀行開辦個人消費信貸業務解除后顧之憂，以增大個人消費信貸規模，從而增加貨幣供應量。（3）通過開辦各種個人保險業務，為社會公眾個人的財產安全和人身風險提供經濟保障，解除顧慮，激發其消費欲望。（4）擴大保險資金直接運用規模，調整資金運用方向借以影響公開市場業務，進而影響市場利率。
又如在通貨膨脹時期，國家運用緊縮性貨幣政策減少貨幣供應量，抑制過度膨脹的消費需求。在這種情況下，保險可：（1）通過開辦各種財產保險業務，為企業生產的順利進行提供經濟保障，促進企業生產出更多的產品，提高社會商品供給能力，實現社會商品總量與貨幣總量的均衡。（2）增加保險商品供應，提高服務質量，刺激保險需求，推遲居民對社會產品的消費，改變儲蓄和消費的比例。（3）縮小保險資金直接運用的比例，增加國債或銀行存款規模，以控制信貸規模。
可見，通過保險活動一方面可鼓勵企業生產適銷對路的產品，增加或控制社會產品總量；另一方面又影響貨幣供應量，刺激或抑制社會需求，雙管齊下，有利于充分發揮貨幣政策的作用，實現貨幣政策的目標——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的平衡，從而穩定貨幣。當然，如果保險政策運用不適，則會抑制貨幣政策的作用效果。
三、近幾年我國的利率政策及其對保險市場的影響
在貨幣政策中，利率政策對我國保險市場的影響最為直接。1998年由于國際國內形勢的重大變化，使我國國民經濟出現了明顯的通貨緊縮。為了抑制通貨緊縮，我國政府實施了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刺激經濟增長。在這一輪經濟周期的調控過程中，國家將利率作為主要的政策手段，自1996年5月第一次降息之后，在短短的幾年中已連續8次降息，擴張性利率政策的頻繁出臺，利率的連續下調對我國保險市場（特別是壽險市場）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主要表現在：
（一）動搖了社會公眾對保險的信任度，使投保人的投保意愿下降
連續下調利率，迫使以銀行利率作為保費計算基礎的我國壽險公司不得不隨之頻繁調整壽險保費的預定利率（如下表），不斷上調保險費率，這有違費率應相對穩定的原則，社會公眾對此感到無所是從，難以接受，從而影響了社會公眾對保險的信任。同時，由于我國的壽險產品儲蓄性過強，保險宣傳不當，公眾保險意識尚欠成熟，使許多人買保險時總是將目光緊盯住資金回報率，單純地將費率與銀行利率相對比，因此，費率的不斷上調必然會影響到投保人的投保意愿，近一兩年儲蓄性險種銷售難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二）對保險公司的給付能力造成極大的沖擊，影響保險市場的健康發展
利率的調整一方面影響著保險資金運用的收益，另一方面每一次利率的調整也形成了高利率保單熱銷的景況，使我國保險業步入嚴重的“利差倒掛”境地。
1.利率調整對保險資金收益率的影響。我國保險資金運用受《保險法》規定的限制，只能投資于銀行存款、國債、金融債券和國務院批準的其它方式。1998年10月保險資金允許進入全國同業拆借市場，1999年10月保險資金獲準通過買賣證券投資基金間接進入證券市場。由于國債市場、債券市場容量有限，進入證券市場方式以及其它資金運用渠道的限制，目前我國保險資金仍然有相當的比例（大約為30%～50%）存放于銀行。目前我國保險資金運用收益主要由銀行存款利息、債券收益和證券投資收益構成。前二者收益直接與銀行利息掛鉤，后者的收益也間接地與銀行利息發生聯系，這是因為股市的波動與經濟的增長率和利率的變化息息相關。由于銀行利率的連續下調，使我國壽險公司的損失達280億人民幣。因此，銀行利率的下調，對保險資金運用收益率的影響極大。保險資金運用收益難以彌補前些年較高預定利率險種所帶來的巨額利差損。
2.利率的調整使我國壽險步入嚴重的“利差倒掛”的境地。由于我國保險業在經營管理體制上長期存在不注重效率，盲目追求保費收入的問題，使得各保險分支機構將其保費收入最大化作為其利益的唯一硬約束。此外，由于銀行利率下調與保險預定利率下調之間存在一定的時間差，每一次銀行利率的下調都大大地刺激了壽險需求，形成了公眾購買保險的熱潮，各保險公司以此為契機，大量銷售高利率保單拓展業務，帶來保險公司業務的高峰，其結果是壽險公司積累大量的利差損失，形成嚴重的“利差倒掛”，極大地影響了保險公司的給付能力，進而影響保險公司經營的穩定。
擴張性利率政策對我國保險市場的不利影響是顯著的，但它對我國保險市場也有著促進的一面，主要表現在：（1）利率不斷下調，保單預定利率也隨之下調，促使保險公司從以往的以高預定利率保單為主的價格競爭中擺脫出來，而轉向產品服務質量方面的競爭，進而促使保險市場競爭更加有序規范。（2）利率的下調迫使保險公司轉變經營戰略，放棄過去粗放型的經營模式，轉向通過調整險種結構、控制經營成本、提高資產質量等來緩解利率下調對保險公司盈利能力的不利影響。
由此可見，近幾年我國利率政策的調整，對我國保險市場建設，保險業的穩健經營有著直接的制約、促進和破壞作用。如何制定相應的保險政策，消除利率政策變動對我國保險市場的不利影響，是我國保險政策制定者面臨的一個非?，F實而又重要的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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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理論范文5
[論文摘要] 本文介紹了區域貨幣合作的主要理論——最優貨幣區理論的產生和發展歷程，并通過對歐、美、非三種區域貨幣合作的動因、模式、匯率制度等方面的比較后，得出啟示：區域貨幣合作是今后一段時間內亞洲貨幣金融合作的重點，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是區域貨幣合作穩步推進的保障。
在世界經濟尤其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大背景下，區域貨幣合作已成為國際金融界的一個研究熱點，并在部分國家和地區出現嘗試性實踐，其中歐盟的區域貨幣一體化進程最引人注目。與區域貨幣合作直接相關的理論是最優貨幣區理論(簡稱OCA理論)。本文介紹了區域貨幣合作的主要理論——最優貨幣區理論的產生和發展歷程，對迄今為止幾個影響較大的區域貨幣合作案例進行剖析，通過對歐、美、非三種貨幣合作的比較后，認為區域貨幣合作是今后一段時間內亞洲貨幣金融合作的重點，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是區域貨幣合作穩步推進的保障。
一、區域貨幣合作理論的產生和發展
1.最優貨幣區理論的產生和發展歷程。根據《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的定義，最優貨幣區(OCA)是這樣一種區域，在此區域內，“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種單一的共同貨幣，或是幾種貨幣，這幾種貨幣之間具有無限可兌換性，其匯率在進行經常交易和資本交易時互相釘住，保持不變；但是區域內國家與區域以外的國家之間的匯率保持浮動?！?/p>
1961年9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羅伯特·蒙代爾(Robert Mundell)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了他著名的《最優貨幣區理論》一文，以全新的視角看待固定匯率制和浮動匯率制問題，他從一個嶄新的角度研究匯率和貨幣區，開創了觀察匯率問題和貨幣區的全新視野，觸發了有關“最優貨幣區(OCA)”理論的大量文獻。蒙代爾提出用生產要素的流動性作為確定最優貨幣區的標準，所以有人將他的OCA理論稱為要素流動論。
蒙代爾的最優貨幣區理論提出之后，引起了西方經濟學界的密切關注，也引起了更多經濟學家對有關最優貨幣區判斷標準的討論，促進了最優貨幣區理論的進一步發展。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學者們對最優貨幣理論的討論大多集中在最優貨幣區的構成條件上，這些討論從不同的側面發展了最優貨幣區理論。
1963年，羅納德·麥金農 (R.I. McKinnon )提出了把“經濟開放度”作為衡量最優貨幣區的又一評價標準，即一國生產或消費中貿易品占社會總產品的比率。1969年，彼得·凱南 (P.B. Kenen) 在《最佳貨幣區：一個折衷的觀念》提出，經濟高度多樣化的國家是貨幣區的更為理想的參與者。詹姆斯·英格拉姆（J·C·Ingram，1969）指出，為了達到貨幣區的最優化，有必要考察經濟社會的金融特征，并提出以“國際金融高度一體化”作為最優貨幣區標準的觀點。哈伯勒 (C·Haberler，1970)和弗萊明（J·M·Fleming，1971）分別提出把“通貨膨脹率的相似性”作為衡量最優貨幣區的標準，即通貨膨脹率接近的國家更適于達成貨幣一體化。1976年，愛德華·托維爾 (E·Tower)、托馬斯·維利特(T·Willet)和弗萊明強調把“貨幣區成員國之間的政策相似性”作為衡量最優貨幣區的標準。
但是，以上這些研究也不可避免帶有一些局限性。首先，這些標準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其次，有些標準難以量化，缺乏實際上的可操作性。第三，這些理論在強調組成貨幣區的正面效應時忽視了一國加入貨幣區的成本問題。加入貨幣區在給一國帶來收益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一定的成本；特別是，貨幣是一國經濟主權的象征，加入某一貨幣區即意味著該國對其主權的放棄。因此，成本和收益的權衡對一個考慮加入貨幣聯盟的國家而言，具有現實的重要意義。
2.最優貨幣區理論的進展。傳統的對最優貨幣區的研究視角是短期的、靜態的，側重于現實約束對匯率制度選擇的影響。20世紀80年代以后，濱田宏一 (Hamada，1985)研究了一些國家加入貨幣區的福利含義。而20世紀90年代出現的新理論加入了私人部門的自由選擇權和自由放任思潮。克魯格曼和奧博斯菲爾德(Krugman & Obstfeld，1998)也對該理論的研究做了總結，并提出了通過GG一LL模型判斷加入貨幣聯盟的時機。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現實世界一體化和區域化發展趨勢的增強，各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重點逐步從相對孤立的宏觀經濟穩定轉移到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共同發展上，匯率制度本身越來越成為促進區域一體化發展的政策工具。新的研究不僅放寬了對于價格和市場競爭性的假設，綜合了各種關于最優現實標準的探討，而且提供了從動態視角闡釋”最優”的研究思路。區域一體化發展和區域對稱性的動態聯系，成為主導最優貨幣區成本一收益判斷的主要因素，對于區域貨幣合作前景的判斷，從關注成本——收益的現實約束狀態，放到關注區域貨幣一體化發展和實質經濟一體化發展，以及同區域內部對稱性增強之間的動態前景上，研究的視野更加寬廣。
二、區域貨幣合作的主要實踐
1.歐洲貨幣一體化。早在20世紀50年代起，歐洲聯盟（歐洲共同體的前身）就開始了進行貨幣一體化的嘗試，一直到2002年1月1日起歐元正式流通，成為歐元區各國惟一的法定貨幣。歐洲貨幣一體化的實現是世界貨幣史上的一個創舉。正如歐洲中央銀行前行長杜伊森貝赫所說，歐元是歐洲人民聯合的象征。
隨著歐元區資本市場不斷一體化發展，歐元區國家投資者，尤其是政府部門更愿意在歐元區而非國內市場借債，單一貨幣歐元為在國際市場融資帶來的優勢，同時投資銀行費率的降低和投資者傾向于通過國際市場進行投資組合分散風險也帶動歐元區的主權債券發行的增長。以歐元發行的國際負債額已經遠遠超過以美元發行的國際負債額，成為全球最大的發行比重。伴隨著歐元區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及巨大的具備較強流動性的金融市場的形成，歐元擁有了挑戰美元作為最大儲備貨幣的潛力。由于許多國家的中央銀行，尤其是亞洲國家的中央銀行在將外匯儲備多元化時越來越青睞于歐元。2006年末，美元占全球官方外匯儲備的比例降至約64.7%，而與此同時，歐元占全球官方外匯儲備的比例從1999年17.9%升至2006年底的25.8%。隨著近年來歐元兌美元的匯率水平屢創新高，歐元占全球官方外匯儲備的比例也會不斷提高。
2.拉美國家美元化。拉美國家貨幣美元化的內涵，從經濟學角度來解釋，就是通常所說的“貨幣替代”現象 。“貨幣替代”是指一國居民因對本幣的幣值穩定失去信心，或本幣資產收益率相對較低時發生的大規模貨幣兌換，從而外幣在價值儲藏、交易媒介和計價標準等貨幣職能方面全部或部分地替代本幣。在經濟易發生動蕩的拉美國家，為尋求本國經濟的穩定增長，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開始實施美元化政策，使美元具有和本國貨幣同等的法定貨幣資格，由此形成了特有的美元區域化現象。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政策制定者早就提議在西半球建立美元集團，NAFTA的貿易伙伴們在許多貿易中已經大量使用了美元。 根據統計，已經有包括阿根廷、秘魯、烏拉圭、厄瓜多爾、墨西哥、多美尼加等多個國家已成為高度或中度美元化國家。
地區經濟一體化是拉美經濟“美元化”的重要動因。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拉美國家為適應經濟全球化的需要，不斷加強區域內聯系與合作，以增強抵御外來沖擊的能力。南方共同市場、安第斯共同體、美洲自由貿易區等經濟協作體的建立，就是這種合作的體現。地區經濟一體化，特別是貿易一體化推動了貨幣一體化。當貿易關系加強時，同主要的經濟伙伴分享一種共同貨幣自然會帶來利益，因為利用匯率差別轉移資本的成本會變得更高。2005年美洲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加強了拉美同占統治地位的美國市場的貿易聯系，并加速了這個地區的“美元化”。
3.非洲區域貨幣合作。非洲的貨幣合作最早起源于殖民地時期，法屬殖民地和英屬殖民地的各類國家群體聯合進行了共同的貨幣制度安排。當時實行的貨幣制度安排主要采取兩種方式:英屬殖民地國家的貨幣釘住英鎊，并由英鎊支持，當地政府的作用是極其有限的，殖民行政當局憑借在英國政府儲備投資的利息而獲得領地特權收入;而法屬殖民地的法郎也是釘住宗主國法國的法郎，且殖民地的貨幣發行最終是由法國財政部的可兌換性保證和對政府借貸融資幅度的限制來支持的。
非洲法郎區形成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貨幣、經濟和文化區域，是世界上惟一一個融合不同發展水平國家的真正的地區性貨幣體系。非洲法郎區貨幣合作的模式是在原法屬殖民地的法郎聯盟逐漸擴展基礎上組成了非洲法郎貨幣聯盟。該種模式的特征是：從技術層面上講，法郎區是一個具有內外聯系的貨幣體系。從政治層面上講，法郎區則是各成員國政府所支持的合法組織（張延良、木澤姆，2002），它以一種國家責任的方式實施對金融機構的監管，是不發達金融合作體系的典范。
三、區域貨幣合作給我們的啟示
貨幣理論范文6
1929-1932年出現全球性經濟大蕭條之前，以馬歇爾為代表的古典主義學說占統治地位，觀點是市場自由放任論。凱恩斯主義（因為產生在經濟大蕭條背景下被稱之為“蕭條經濟學”）認為自由放任的市場調節不能自發實現平衡，用有效需求不足理論說明必須依賴財政刺激，3%左右的溫和通脹水平對經濟增長是有利的。直到1974-1975年出現最奇特的滯脹危機，古典主義卷土重來，認為滯脹是凱恩斯主義財政刺激的惡果。在批評凱恩斯主義基礎上，貨幣主義、理性預期學派和供給學派興起，相互之間論戰相互進行理論修補。在新（后）凱恩斯主義、現代貨幣主義、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理性預期學派）、供給學派等模型中，以及實驗經濟學、演化經濟學和行為宏觀經濟學等前沿研究中，都可以尋找到宏觀經濟理論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研究的爭議。
1930年代大蕭條出現后，費雪的“債務-緊縮理論”，或明斯基“信用-緊縮理論”認為，大蕭條經濟危機出現是由于繁榮時期過度負債（信用）的存在，走出“大蕭條”解決通貨（信用）緊縮的對策或是自由放任，企業破產后的強制恢復，或是增加貨幣供給，利用通貨膨脹的方式助其恢復?，F代貨幣主義對1970年代的滯漲進行研究認為，由于私人經濟具有天然不穩定性，中央銀行應奉行與實際經濟增長率相適應的“單一規則”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無效。但是1980年代初發生通貨緊縮的衰退（因降低貨幣增長率），1990年代初發生衰退（貨幣是穩定的），在上述理論中找不到答案。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理性預期學派）研究認為，貨幣在長期是中性的，貨幣在短期也是中性的，因而提出公開宣布的穩定的貨幣政策主張。1970年代真實經濟周期模型（RBC）認為，全要素生產率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經濟增長和經濟周期都由一個變量的變動來解釋，貨幣沖擊是真實沖擊之外的一個變量。在此基礎上擴展研究而來的隨機動態一般均衡（SDGE）模型，包含了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和物價水平等貨幣因子。阿爾克洛夫（2005）認為，自然率假說與現實相悖，古典主義對于貨幣中性的判斷是錯誤的，實際經濟活動中存在低水平貨幣幻覺。小規模滯后調價或工資黏性會導致貨幣數量改變，從而影響到宏觀經濟均衡的顯著變化。阿爾克洛夫等在行為宏觀經濟學框架下通過實證研究認為，需要構建一個穩定化的低通脹目標而不是零通脹目標的宏觀政策框架，宏觀經濟學在偏離完全競爭時才有意義。
（二）微觀基礎是一種泡沫長期可持續的貨幣沖擊吸收機制
大多數研究者認為泡沫具有反穩定的負面效應。另外一些學者研究表明泡沫具有積極效應，特別是經濟面臨金融抑制、實體經濟和需求約束時，在經濟趨于動態無效的情況下積極效應就會變得顯著。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Shefrin和Statement（1994）的“行為資本資產定價模型”（Behavioralcapitalassetpricingmodel，BCAPT）研究了市場有效性的微觀基礎—泡沫市場中交易者行為。行為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修正了資產定價理論的理性預期假定前提，分析了市場中存在噪音交易者（Noisetrade）與信息交易者（Informationtrade）時的泡沫如何形成。行為資本資產定價模型推導了價格效率的必要與充分條件，分析了噪音交易者對價格效率、波動率、報酬率異象和交易量的影響，認為在價格有效市場中，價格效率均衡都可以有效地進行重新構造。借鑒1980年代以來美國、日本和歐洲通過泡沫化機制刺激經濟，及其經濟泡沫治理的教訓，我國迫切需要通過金融部門變革來建立強大開放的金融市場和高度發達的金融體系，在金融制度上建立有助于設置防范泡沫和泡沫破裂的貨幣沖擊吸收機制。金融部門變革與創新，金融深化與實體經濟結構調整互相促進，泡沫可能具有長期可持續性；當資本市場可以維持較高的平均信心值水平并維持較高回報率時，泡沫的長期持續有可能提高經濟的動態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