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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港渡者范文1
【關鍵詞】 脛骨骨折；開放性；VSD；鎖定鋼板；療效
脛骨Ellis分型[1]中、重度骨折常伴廣泛軟組織損傷， 傷口污染嚴重， 手術治療困難， 易出現皮膚壞死、感染、慢性骨髓炎、骨不連及患肢功能障礙。山東省東平縣人民醫院自2011年9月～2013年2月采用VSD結合鎖定鋼板治療20例脛骨Ellis分型中、重度骨折， 并且與20例換藥結合外固定組進行對比， 取得滿意療效， 現將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 1 一般資料 取自本科自2011年9月～2013年2月40例脛骨Ellis分型中、重度骨折患者， 其中， 男21例， 女19例；年齡為20～50歲， 平均27.3歲；交通傷18例， 墜落傷12例， 重物砸傷10例。脛骨Ellis分型中度骨折患者28例、重度患者12例：受傷至手術時間， 1～8 h， 平均4h。根據患者自愿原則及家屬要求， 將患者分為：VSD負壓引流結合鎖定鋼板組和常規換藥結合外固定組。兩組患者在性別、年齡及病程等一般資料經統計學處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具有可比性（P>0.05）。
1. 2 納入標準 ①受傷時間
1. 3 治療方法
1. 3. 1 換藥組+外固定 給予患者創面清創， 用過氧化氫、碘伏和生理鹽水反復沖洗創面， 盡可能去除一切污染物， 切除竇道、避免殘留死腔， 清除壞死的組織， 并將游離骨塊泡置于碘伏中滅菌、生理鹽水沖洗后備用。清創術畢， 重新鋪單、消毒。分別于骨折遠近端各固定2枚螺釘， 組合外支架， 盡量解剖復位后固定。將游離骨折塊在支撐物的保護下大致復位。并將骨折端固定牢固， 再次沖洗創面及傷口。逐層縫合傷口， 術后進行常規換藥治療。
1. 3. 2 VSD+鎖定鋼板組 給予患者創面清創， 用過氧化氫、碘伏和生理鹽水反復沖洗創面， 盡可能去除一切污染物， 切除竇道、避免殘留死腔， 清除壞死的組織， 并將游離骨塊泡置于碘伏中滅菌、生理鹽水沖洗后備用。清創術畢， 重新鋪單、消毒。術中骨折處復位、鎖定鋼板固定， 術中盡量保護周圍血運及減少骨膜剝離。將負壓封閉引流護創材料按創面大小或略小于創面修剪后覆蓋創面， 創緣周圍與負壓封閉， 引流護創材料邊緣間斷縫合。將生物透性薄膜粘貼密閉整個創面并使用系膜法密封引流管， 密閉前用， 生理鹽水酒精擦洗創面周圍， 確保不漏氣。術后密切注意引流管是否有大量新鮮血液， 引流管是否有壓迫、折疊等導致的不通。警惕引流管堵塞， 一般堵塞物為血凝塊和滲出物凝塊， 應該特別注意此情況的發生， 堵及時進行處理 。
1. 4 療效評定 術前術中比較兩組的創面大小及手術時間， 手術后比較軟組織壞死率、骨折愈合時間、肉芽組織生長情況， 以及對40例患者進行臨床隨訪， 隨訪時間為4～18個月，平均10個月， 40例術后均獲得隨訪。作者同時采用脛骨骨折療效評定系統Johner-Wruhs評分[2]對患者術后功能進行評價。該系統分為疼痛、步態、跛行、費力活動、膝關節活動、踝關節活動及距下關節活動、畸形等7個方面進行評價。
1. 5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16.0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用x-±s表示， 計量資料用t檢驗或校正t檢驗， 計數資料用χ2檢驗， P
2 結果
2. 1 兩組患者在創面大小及手術時間比較 患者在VSD組和換藥組在創面大小分別為（876.1±5.65）和（904.28±2.97），兩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患者在手術時間上分別為（3.9±2.82）和（4.2±3.32），兩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兩組患者在創面大小及手術時間比較（x-±s）
創面大小 手術時間
VSD組 876.1±5.65 3.9±2.82
換藥組 904.28±2.97 4.2±3.32
2. 2 兩組患者在骨折愈合時間、軟組織壞死率評分比較 兩組患者在骨折愈合時間分別為VSD組（6.7±3.06）和換藥組（12.6±2.42）， 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6.7， P
表2 兩組患者在骨折愈合時間、軟組織壞死率
評分比較（x-±s）
骨折愈合時間 軟組織壞死率
VSD組 6.7±3.06 11.8±5.4
換藥組 12.6±2.42 20.6±4.4
2. 3 兩組患者脛骨骨折療效評定系統Johner-Wruhs評分分別為見表3。
表3 兩組患者脛骨骨折療效評定
Johner-Wruhs評分 優 良 可 差 優良率（%）
VSD組 6 10 2 2 80
換藥組 2 3 8 7 25
注：χ2=12.68， P
3 討論
脛骨骨折Ellis中度指骨折移位直徑的51%～100%， 有0～1塊蝶形骨塊， Ⅱ度開放損傷， 患者遭受中度的能量；而重度骨折是指骨折移位直徑的100%， 大于2個游離骨塊， Ⅲ～Ⅳ度開放損傷， 患者遭受高度的能量。我們通過臨床研究認為該系統兼顧了軟組織的損傷程度， 并且成為了脛骨干骨折臨床分度的一種普遍采用的方法， 是采用最嚴重的因素對骨折進行分級， 臨床分型較好。作者認為該系統分型對軟組織損傷、骨折移位程度、暴力大小進行系統分類， 臨床指導效果好。
目前， 脛骨開放骨折治療方法報道有很多， 主要有常規換藥結合外固定架固定或者交鎖髓內釘固定等治療。張伯峰等[3]對24例開放性脛骨骨折行急診外固定架治療， 取得較好的療效， 他認為急診外固定架治療是治療開放性脛骨骨折的首選， 但他未對軟組織損傷進行報道。賴志軍等[4]應用髓內釘治療開放性脛骨骨折患者性急診手術， 取得較好的效果， 他認為髓內釘有利于脛骨遠端的骨折。但是髓內釘在急診手術中容易破壞骨膜， 也可能導致脂肪滴進入血管， 并且他也未對軟組織損傷修復未進行報道。
創面負壓封閉引流技術（vacuum sealing drainage， VSD）是由德國Fleischmann[5]首創， 由裘華德等[6]率先引進我國的新式引流方法， 現已廣泛應用于多種急慢性軟組織缺損或促進移植皮膚成活的治療， 在骨科臨床運用中已得到了充分肯定， 是一種簡便有效的理想方法。VSD能促進組織的血液循環， 減輕組織創面水腫， 抑制細菌繁殖， 促進肉芽組織生長。
鎖定鋼板是近年來骨外科治療中應用較廣泛、效果較理想的新型內固定材料， 其具有多方面優點[7]：①作為一種內固定支架， 鋼板與骨的解剖形狀相匹配， 術中無需預彎， 無需緊貼骨質， 減少骨膜和軟組織剝離， 使接骨板與骨面間壓力降至最低， 最大程度的保護了骨膜和骨的血運， 從而使骨折愈合有更好的生物學環境。②鋼板與螺釘之間具備成角穩定性， 避免復位丟失。對骨質疏松、嚴重粉碎性骨折患者也可達到堅強的內固定作用。并允許術后早期功能鍛煉。③鎖定螺釘可以根據骨折情況選擇單層或雙側皮質固定， 減少骨折端骨質二次破壞。④通過鋼板與螺釘之間的鎖定構成一種類似內固定支架的結構， 允許在接骨板與骨骼之間存在一定空隙， 可以減少骨折端軟組織和骨膜的剝離， 有效的促進骨折的愈合。
作者采用VSD結合鎖定鋼板治療的20例患者較常規換藥結合外固定組取得較好的療效， 作者推測其可能的機制是利用VSD負壓引流的抑制細菌繁殖、控制感染， 增加創面血供、改善創面微循環， 減輕水腫、降低微血管通透性的優點。同時， 術中鎖定鋼板的內固定支架作用， 其不僅可以減少創傷，保護因為大面積軟組織剝脫導致的骨折端血運破壞，而且有利于維持良好復位，避免了應力遮擋， 有利于骨折早日愈合， 促進早日進行功能鍛煉及關節功能的康復。
本次研究結果顯示， VSD結合鎖定鋼板治療的20例脛骨Ellis分型中、重度骨折患者在骨折愈合時間、軟組織壞死率、脛骨骨折療效評定系統Edwards評分上較常規換藥外固定組明顯改善， 臨床療效滿意， 值得推廣。
參考文獻
[1] Bruce D Browner，Jesse B Jupiter， Alan M levine，et al.Skeletal Trauma， 2nd ED.w B Saunders，1998.
[2] Johner R，Wruhs O.Classification of tibial shaft fractures and correlation with Results after rigid internal fixation.Clin orthop， 1983（178）：7-25.
[3] 張伯鋒，張英澤，潘進社，等.急診外固定架治療脛骨開放性骨折. 中華急診醫學雜志， 2011，20（1）：90-92.
[4] 賴志軍，謝查緘，謝衷，等.第三代擴髓髓內釘治療脛骨干開放性骨折. 中華創傷雜志， 2002，18（12）：758-759.
[5] Fleischmann W，Strecker W，Bombelli M，et al.Vacuum sealing as treatment of soft tissue damage in open fractures.Unfallehirurg， 1993， 96（9）：488-492.
小港渡者范文2
一、福建渡臺港口與其開發臺灣功能
《臺灣通史》卷一開辟紀說：“而澎湖之有居人，尤遠在秦、漢之際?；蛉眨缭?，越之子孫遷于閩，流落海上，或居于澎湖。是澎湖之與中國通也已久，而其見于載籍者，則始于隋代爾。”
榕臺之間航海通商活動，由來已久。近年來，臺灣特別是澎湖在考古發掘中，出土許多宋時大陸瓷器。其中有連江浦口窯的宋代印花青瓷殘片，有閩侯縣油窯的印花青瓷殘片。閩省可耕地少，歷來人多糧缺，福州尤甚。時勢迫使閩東南沿海向海商發展。宋元時期海商異軍突起。宋蘇軾在所著《率高麗進貢狀》一書中述及：“福建一路，以海商為業”。福州為八閩之首港，海商興起，造船業隨之發達，并成商品。海商既走東南亞，亦通臺灣。有從閩安鎮過五虎門出航的，有從梅花出航的。
到了元朝，泉臺之間經濟聯系更加頻繁，每年都有幾十艘船只來往于澎湖和泉州之間，當時稱澎湖為“泉州外府”。1292年至1294年，元朝政府在澎湖島上設立“巡檢司”，管轄澎湖、臺灣的民政，隸屬于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到大德元年(公元1297年)，已經有200戶1600余人，“巨細相間，坡垅相望”，形成具有相當規模的村莊和農田。澎湖的開發，為大陸漢人橫渡臺灣海峽，進一步與島內土著居民的接觸、交往乃至移居臺灣、傳播漢族文化，提供更加便利的條件。澎湖群島在赴臺移民過程中也越來越重要。
入唐以后，隨著福建南部社會經濟的開發，與海外交往的興旺，物產殷富、絲瓷鮮美的泉州，開始成為中國東南沿海對外往來和貿易的重要口岸之一。也是當時大陸去澎湖、臺灣的要沖。
由于泉州港與澎湖港口的開辟，福建與臺灣航運往來縮短2/3的距離。
明代，官方海運衰落。福建海商、海商集團崛起，使漳州月港興起，在閩臺交通運輸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海商在福建沿海各地遍布，如志書所載：“福地素通番船，其賊多諳水道，操舟善斗，皆漳泉福寧人?！焙Ｉ谭植家哉娜獮槎啵幋沃?，尤以漳州地位最重要，其主要據點在漳州月港(又名月泉港，在今龍?？h海澄鎮)，位于漳州城東南25公里，東距廈門僅幾公里，外通海潮，內接溪澗，因“一水中塹環繞如偃月”而得名。該港為九龍江出海處。
明代，雖然官方執行海禁政策，但由于月港遠離省會，地僻一隅，“正座官司，威令不到”，故其私商航海活動十分頻繁。景泰四年(1453年)，“民多貨番”，成化八年(1472年)，泉州市舶司遷福州后，這里更成為民間海上走私的中心?！伴}人通番，皆從漳州月港出洋”。其中整個臺澎沿海都是其東洋航線落腳點及中繼站。
勇于開創的福建海商，在與明政府不斷斗爭中，探索、總結了不少遠洋航路(當時稱“針路”，因其以指南針辨別航向而得名)。有紀錄在史的有52條。這些航路多從漳州月港起程，其中經澎湖至雞籠(臺灣基隆港)、淡水(臺灣淡水港)是最繁忙的航路之一。
由于海商們的頻繁活動，當時福建與臺灣的貨運聯系是密切的。據統計，從1636年11月至1638年12月共2年零2個月，由福建往臺灣的貿易船有1014條，臺灣回福建的貿易船672條。其中雖然有的是漁船，但當時的漁船也兼營貿易，所以都按貿易船統計。
在福建省石獅市蚶江鎮蚶江村前，有一個清代蚶江海防官署遺址。在遺址中央，倚著斷壁，“對渡碑”默默矗立。
蚶江港位于蚶江鎮，地處泉州灣口南岸，距岸600米即為10米深線。航道長9.5公里、寬0.4～0.65公里，水深11.5～22米。是古代泉州通往海外的外港停泊地，上襟崇武獺窟，下帶祥芝、永寧，以石湖為門戶，以大小墜島為藩籬。內通浦內、洛陽、法石、后渚諸港，直通晉江東、西溪。唐宋時代建有林鑾渡、前港、后港渡等數座古渡、碼頭，仍存林鑾、前港、后港3座。明永樂十五年(1417年)鄭和下西洋的船隊曾寄泊于此。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清廷開放蚶江與臺灣鹿港對渡，并移福寧州通判于蚶江，專管掛驗、巡防及關口征稅。泉州附屬各港口航行臺灣的船舶均要到蚶江關口掛驗，方準出海。臺灣至漳州的船泊也于此停泊。清乾隆五十七年又準蚶江與臺灣八里岔對渡。蚶江港興盛日時期，每日有300余艘船舶進出港口，僅蚶江一處就有20多家船行，擁有運輸船200多艘。直至清末、民國初期，仍有20多艘運輸船航行于臺灣海峽之間。20年代后，由于航道日見淤淺，內港航運衰落。蚶江港碼頭僅作為城鄉之間渡船駁運輪渡小碼頭，有機電船航行于蚶江至泉州之問。
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清政府在蚶江設正五品海防官署，統轄泉州一府五縣(含今廈門)的對臺貿易，俗稱“泉州分府”。負責商漁掛驗、海域巡防、督促“臺運”、處理民間訴訟等事務。欲渡臺者由官署通判發照，禁止偷渡。同年，清政府詔令蚶江為“泉州總口”，指令蚶江港與臺灣鹿仔港對渡。
蚶江至鹿港的對渡航線開通后，海峽兩岸航行時間僅需一晝夜，所以，泉州等附近各縣的對臺貿易，都經蚶江出入。乾隆五十七年，蚶江又辟航線至臺灣淡水八里坌；道光四年，再辟航線到臺灣海豐。至此，兩岸對渡的5條航線中，蚶江占了3條。
清政府開放臺灣鹿港與泉州蚶江港對渡之后，始于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逐漸形成第三次移民，甚至出現了舉家遷徙現象。此次移民，人數高達百萬人。
從蚶江運往鹿港的貨物，以陶瓷、家具、藥材、茶葉、布匹、煙葉為主。貨物一到港口，駐地人員就聯系銷售，然后采購臺灣貨裝船回載。回程的貨物多為大米和木材，有時也運水果、鮑魚、江貝、紫魚巴、白糖，等等。
與蚶江對渡后，鹿港“舟車輔樓，百貨充盈”，被人們稱為“繁華勝似小泉州”。鹿港集市是當時臺灣最大的貨物集散地，僅“臺運”糧食一項，每年由此地轉運的就有2萬余石。由于泉州人紛紛移居，鹿港人口增至近20萬，成為臺灣島上的第二大市鎮。
以蚶江為總口的兩岸對渡的鼎盛時期持續了近60年。
廈門，更是自古以來閩粵移民前往臺灣的主要集散地。
廈門是福建四大海島(不包括臺灣)之一，位于閩南九龍江入海處。明初為了防倭，筑廈門城，當時，海舶從漳州月港啟航，半潮可至廈門，在此盤驗后，移泊曾家澳，伺風開洋。
廈門自設關開埠后，就成為“臺運”與“通洋”正口。
雍正五年至乾隆初年(1727～1736年)，廈門港國內外航海很快地興盛起來?！稄B門志》記載：當時“服賈者以販海為利藪，視巨浸如衽席，……；“廈門商船對渡臺灣鹿耳門，向來千余號”；“對渡臺灣，一歲往來數次?！薄俺鮿t獲利數倍至數十倍不等，故有傾
產造船者……舵水人等借此為活者以萬計”。
1661年鄭成功從廈門出發、之后，鄭成功的部眾中，漳、泉兩地人為數甚眾，他們安營扎寨，分區屯墾，許多人成了臺灣各地區的開基始祖。在鄭氏政權經營的23年中，福建入臺移民多達20萬人以上，多從廈門進出。
1684年9月，康熙帝解除“海禁”，宣布“開海貿易”。從此，臺灣與祖國大陸的通商貨運，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
海禁開放以后，隨著沿海貨運的復興，各港的貨運船舶數量也相應地有所發展。對當時福建沿海港口的商船有過如下的統計：
廈門港，擁有商船500艘，總載重噸位10萬噸。其外港漳浦、詔安的商船，除有一部分大船在廈門港掛驗登記在案外，尚有略小的海船200艘，約計有3～4萬噸。
泉州港，包括晉江、惠安、南安3處的海船，約有300余艘，載重總噸約計4萬噸。
福州港，有海船100余艘，船體略小于廈門船，而比泉州船略大，其總載重量約有1.4～1.5萬噸。
總計以上各港，共有海船1200艘左右，共計載重8.5～9.5萬噸之間。這就是清中葉福建沿海各港開展航?；顒拥牧α炕A。
二、臺灣著名西渡港口及其開發歲月
當時臺灣海峽是閩臺的內海，臺灣港口主要分布在西部海岸。
鹿耳門位于臺灣南部安平以西30里處，因為“有山對峙如鹿耳，日鹿耳門?！卑财剑琶祸H身，又稱臺窩灣，是臺灣文化最早的發源地，也是“臺灣”名詞的肇始。
鹿耳門，顧名思義形狀像鹿耳，是航道出入口。到了明朝末年，才在其地圖上出現了Lamuyse(鹿耳門)這個名稱。它是一條水道，可容數只船并列進出，是臺灣咽喉，臺江主要的航道。
在鹿耳門峽口南方為“北線尾嶼”，面臨江洋浩瀚的臺江和鹿耳門航道，地位險要。據《臺灣縣志卷二、建置志扼塞條》記稱――澎湖固守則鹿耳門安，鹿耳門安則全臺與之俱安。可見三百年前，鹿耳門乃臺灣之大門，經濟、軍事之地，維系著臺灣生存的命脈，是臺灣開發史上重要一環。
乾隆年間，鹿耳門為兩岸唯一港口。
鹿耳門在臺灣開拓史上扮演著重要角色。三百年前，臺灣南部一處可容納千艘商船的內海(臺江)；其出入口便是鹿耳門海峽及大港航道。鄭成功收臺后，大港航道淤積，鹿耳門成為臺江唯一的出入口，極盡舟楫之利，繁榮著古城――臺南府，而今僅存一條鹿耳門溪，昔日臺灣的浩翰之區也成為鹽田或魯蝦養殖場。
18世紀臺灣的淡水港、鹿港與福州港、泉州港都有對口通航，雙方港口都很繁榮。
臺北縣的淡水鎮位于臺灣西北端，在淡水河下游北岸，大屯山系西側，與觀音山隔岸相望。地表總面積約71平方公里，除淡水和口狹小平原外，多半為大屯山陵被覆，形成山城河港，風景秀麗，自古為臺灣八景之一。兇本鎮地處迎風區，夏季多雨潮濕，尤其西北臺風過境時經常引起海水倒灌，造成嚴重水災。
淡水舊名“滬尾”，一種說法說是土著語hoba轉音而來，意指河口；另一種說法是因為淡水發跡于海濱捕魚處的末端(“滬”字原意為在潮間帶所筑的攔魚竹柵)，所以這樣命名。在早期，“淡水”是使用于淡水河口與港埠的總稱，“滬尾”是村落名稱，后來有混用現象，直到日治時期才正式定名而沿用至今。
清咸豐10年(1860年)，淡水港正式與外國通商，在同治、光緒年間，成為北臺灣第一大港，主要輸出茶葉、樟腦、硫磺等，極盛時可停泊2千噸級的輪船。淡水因河、海運發達帶來商務繁榮。
以后，在咸豐8年(1858)英法聯軍之役后簽訂的中，要求開放滬尾在內的十個通商口岸。由于英國人認為滬尾比其它港口更具有商業利益，因此獨占廣大地區為其租界，并興建領事官邸。后來美、德、法等國也都相繼來此增設洋行，一時之間各色人種往來穿梭，滬尾街頭宛如一個小型的聯合國。各國在這里進行掠奪性貿易，而從中所獲取的鉅額入超，不僅使滬尾成為當時全臺的貿易港，也將純樸的滬尾引入奢華的流金歲月。
鹿港原名鹿仔港，隸屬臺灣彰化縣，位北緯24度至24度10分、東經120度22分30秒至120度30分；東接秀水鄉，西臨臺灣海峽，南與福興鄉以福鹿溪為界，北與線西鄉、和美鎮相臨，為臺灣三百年史中的一個歷史重鎮。
鹿港早期漢人移民未大量遷入之時為平埔族之巴布薩族(Babuza)之居住地，當時屬馬芝遴社，其住民過著較原始的生活。在荷蘭人占據臺灣之前，傳說是原住民獵鹿的地方。
鹿仔港之港名在中國歷史中首見于清康熙34年(1695年)高拱干所修之臺灣府志卷四武備志：“臺灣水師左營……一分防鹿仔港，系報部本營官兵輪防……”。而鹿仔港被首稱為“鹿港”則見于清乾隆48年(1783年)，福建將軍永德奏設正口，曰：“……至北路諸羅彰化等屬，則由鹿港出洋……”。
隋煬帝大業6年(610年)，煬帝派遣虎賁中郎將陳棱與朝靖大夫張鎮州率師登陸鹿港，從此漸有漢人來此與原住民來往貿易。清代之前，鹿港港深可泊巨艦，并可容納商船百余艘，實為天然良港。且鹿港于全臺各港中，離大陸最近，風不論南北，時不論春冬，而進，八更即至泉州，九更即到蚶江，十二更即達廈門，故鹿港自然成為唐山移民臺灣之主要出入口。明鄭永歷19年(1666年)，設北路安撫司于今日之彰化，漢人于是開始彰化平原之開墾。最先移進鹿港的漢人為閩省興化人，再來為泉州、漳州人，最后為粵省潮州人、諸邑人。鹿港街市最初型成于現今鹿港東北北橋頭客仔厝附近，港口則于今日之舊港一帶，然而因港口淤塞，碼頭遷至現今之市場附近，聚落便漸擴展移至現在之鹿港街(大有街一帶)。乾隆50年至道光末年的六十多年間尤其是鹿港的全盛時期，與現今的臺南、萬華并稱為“一府、二鹿、三艋胛”臺灣三大門戶，“鹿港飛帆”為當時出名之勝景。
鹿港本為河港，易受河沙遷襲堆積影響，時為深水良港，時為積沙閉塞。清康熙56年已有首次淤沙紀錄，雍正年間船只已不能抵港，乾隆中葉至嘉慶年間，港復寬大，水復廣深，又值正式設口開渡，于是又開啟了一段黃金歲月。
光緒24年(1898年)，沖西港又因洪水泛濫再告淤塞，于是又在鎮郊洋子厝溪下游設立新港口，名為“福隆港”，位于鹿港街西北方6公里處。但帆船于福隆港僅能趁浦潮時進出，再以竹筏運輸至鹿港街上。
日治末期，沙洲淤積已至無可救藥的地步，連小型船只也無法入港停泊；此時又臨中日戰爭爆發，與大陸斷絕通商，鹿港已有名無實，形同廢港。雖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大陸帆船曾一度恢復往來貿易，但仍只是曇花一現，政府退臺后又告關閉。此后，鹿港經濟一落千丈，許多居民被迫出外謀生，稱為“鹿僑”。
歷史學家連橫，在他所著《臺灣通史》卷一《開辟記》中指出：“歷更五代，終及兩
宋，中原板蕩，戰爭未息，漳、泉邊民漸來臺灣，而以北港為互審之口?！边@就是說，閩臺區域貿易，始自北宋，其交易口岸在北港(北港又稱笨港)。
臺灣笨港(云林縣北港)，系由笨港溪南北兩岸同時發展出來之城市，對外通稱笨港，本身卻再分成南北二港。天啟元年(一六三一)，顏思齊入墾笨北港，立十寨，其地分布在今北港鎮及緊鄰之水林鄉一帶，天啟四年(一六二四)，鄭芝龍附之，后顏思齊病逝，鄭芝龍代領其眾。崇禎元年(一六二八)芝龍受招撫，開始為明朝防守海疆，其弟鴻逵、芝豹等人，亦轉為明朝鎮將。不數年，熊文燦撫閩，值大早，民饑，上下無策。文燦向芝龍謀之。芝龍乃招饑民數萬人，人給銀三兩，三人給牛一頭，用海舶載至臺灣，令其開墾荒土為田，辟建莊屋。其涵蓋區域為今臺南縣鹽水港以北，至云林縣北港、虎尾一帶，諸羅縣志稱為“外九莊”，而以笨港為門戶。此為笨港開發之始。且以當地屬初辟，田惟上上，秋成所獲，倍于中土。其人以衣食之余，納租鄭氏。
笨港之發達，不僅在墾務之進展，為臺灣中南部貨物吞吐口之商港功能，更為其主要原因之一。諸羅縣志謂：“笨港：商船輳集，載五谷貨物”。據康熙六十一年巡臺御史黃叔礅所撰《臺海使槎錄》中的《赤嵌筆談》所載：“當時近海港口，哨船可入者，只鹿耳門及南路之打狗港，北路之蚊港、笨港等處。如笨港比鄰之猴樹港、海豐港、二林港、三林港、鹿子港……則僅可通杉板船而已。又謂當時臺米販運內地，北路米由笨港販運。南路米由打狗港販運，而笨港并有小港可通鹿耳門內，即名馬沙溝是也。”由此可知笨港地理形勢之佳，無怪漢人自始即以之為開臺根據地。
笨港得迅速發展，肇因于當地郊行林立，郊行最大者，為經營笨港、泉州間貿易之泉州郊；經營笨港、廈門間貿易之廈門郊；經營笨港、龍溪間貿易之龍江郊，此外尚有糖郊、米郊、嵌郊、市郊及甚多之船行、油車，列肆之盛，不難想象。故諸歲縣志笨港項下謂：“臺屬近海市鎮，此為最大”。
三、兩岸港口開放帶來閩臺商貿繁榮
1980年7月，臺灣考古學者在臺東縣卑南鄉發現許多二千年前的古石器、古陶片及古玉器，經過研究，確認其為我國南方古越族所特有。
大業六年(610年)，隋煬帝又派遣虎賁郎將陳棱率兵萬余人，由義安郡(今廣東潮州市)啟航，橫渡臺灣海峽與南海之間水域，先至澎湖，后到臺灣，前后共費時月余。據稱：“隋軍至時，流求人初見船艦，以為商旅，往往詣軍中貿易”?？梢娝宄蹘煹诌_臺灣之前，大陸與臺灣民間已存在一定的通商關系，才有初見船艦，以為商旅之狀。這進一步說明與隋軍作戰的這個族群，社會發展程度較高，經濟上已懂得貿易交換，交換的對象主要來自大陸。
陶瓷產品是福建手工業的主要外銷品，也使福建成為海上絲瓷之路重要起點之一。宋元時期是福建古代陶瓷生產和外銷的鼎盛時期，幾乎福建各地都燒制陶瓷。其中以泉州青瓷、德化青白瓷和當時中國南方三大瓷系之一的建窯(即建陽水吉窯)黑釉瓷為主要代表。近年，考古學家在澎湖發現了數處“宋墟”，其中白沙鄉的一處完整房基長13米，寬s米，建材多出自福建，年代約在北宋與南宋之間。在這些遺址中還發現了大量宋代福建的陶瓷殘片及元寶、錢幣等。澎湖地處海路要津，元代方志說，當時到此的商船，“歲常數百艘”。
宋元時代人們依然按照隋代的稱呼稱臺灣為琉球。雖然南宋趙汝適《諸蕃志》與《宋史外國列傳》的“流求條”是以《隋書》為基礎加工而成，但對于方位卻明確得多了：“在泉州之東，有海島日澎湖，煙火相望?！薄吨T蕃志》還加上了新的內容，說“土人間以所產黃蠟、土金、牦尾、豹脯，往售于三嶼?！?/p>
直到元末，福建才有去臺灣本島貿易的商船。汪大淵在琉球條中說：“地產沙金、黃豆、黍子、琉黃、黃蠟、鹿、豹、麂皮，貿易之貨，用土珠、瑪瑙、金珠、處州瓷器之屬，海外諸國，蓋由此始?！笨梢姰敃r福建商人已將士珠、瑪珠、瑪瑙、金珠、處洲的瓷器運到臺灣，與當地居民交換沙金、黃豆、黍子、琉黃、麂皮等土特產。汪大淵所附的海舶就是商船，所以《島夷志略》對于臺島的物產及貿易之貨，記載特別詳細。
公元1644年(崇禎17年)“淡水已出產大量之琉磺，由于中國有戰事，故多輸往大陸，本年初有大小帆船30艘，為裝運琉磺而開來淡水”。
臺灣島內，土沃宜稻，一歲三熟，故民無饑患。鄭成功治臺時期，申屯田墾荒之制，糧食富裕，可接濟泉、廈。清廷后，島上分駐戍兵，皆調自福建，三年一換。當時，除了臺灣戍兵外，福建境內尚有水陸官兵50營及駐防的清兵不下10余萬人。而沿海的福寧、福州、興化、泉州四府多缺糧。駐兵驟增，福建的軍糧及兵眷食米(時稱“兵米”)皆傾賴臺糧調運供應。清雍正年間(1723～1735年)，臺灣歲運福建軍糧及兵眷米谷85297石、閏年加運4298石，此即謂之“臺運”。廈門港被指定為唯一的“臺運”口岸。
清廷后的次年(1684年)，在臺灣設立1府3縣，隸屬福建省，并正式宣布停止海禁，廢除遷界令，準許沿海居民出海捕魚與貿易。在這種情況下，福建的沿海航運又逐漸復蘇。尤其廈門港自此崛起。
臺灣口岸的開放，不僅掃除了兩岸貿易發展的障礙，而且給臺灣島內區域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新的契機。臺灣港口一經官方正式開口后，既提高了港口的官方等級層次，也提升了港口的各種機能。港口所承擔的機能越多，商務就越繁榮，港口周邊地區經濟自然蒸蒸日上，成為區域經濟的核心。鹿港、八里坌等港口的相繼開放，區域港口的機能和貿易自主性不斷提高，逐漸形成各自獨立的港口體系，從而帶動了臺灣南部鹿港和北部艋兩地商業的發展、城鎮的興起和區域經濟的繁榮。鹿港市鎮在鹿港開放后，發展日新月異，“舟車輻輳，百貨充盈”。八里坌開放后，北部艋舯地區更是“商船聚集，鬩閔最盛”。兩地商業貿易的發達，幾乎可以與臺灣府城相媲美。
自實行閩臺指定口岸貿易政策后，閩臺地緣優勢得以發揮，閩臺間的物資交流進入空前繁榮的時期。成書于康熙年問，由陳文達編纂的《臺灣縣志》在對臺灣海道的敘述中有如下記載：“臺灣地極東南，上通江浙，下抵閩廣，來往商艘，歲殆以數千計?！边@里指的顯然是康熙年代大陸與臺灣的通商航運情況。
雍乾時期，臺灣與福建一省的貿易的商船，亦有千艘。貿易商船有“糖船、橫洋船，材堅而巨大者可載六七千石?！庇捎谂_灣同大陸的通商貿易經營獲利豐厚，臺灣海商往返大陸一次，“獲利數千金”，使臺灣海峽出現了“舳艫相望，絡繹于途”的盛況。僅臺灣府治一地，即有貿易商行二十余家，商船一千多只。
在清代前期閩臺間物資交流中，臺灣主要提供的是農副產品?！堕}政領要》云：臺灣“其種植者稻、粟而外，更有栽種糖蔗、番薯、芝麻、落花生、綠豆等項，以資民用。豐
收之歲，所產米、粟除供臺澎等處民食外，其余粟石運至內地，接濟漳、泉民食?！薄爸僚_北一路出產米谷，泉、漳地方終歲民食，仰賴于彼口仔各船赴北賂販運?！?/p>
乾隆末年，臺灣與大陸的貿易達到了鼎盛的階段，僅糧食一項，臺本產各地，福、漳、泉三府民食仰，商運常百萬，江、浙、天津亦至，如此巨額的糧食販運，即使全部使用運轉量達三千石的橫洋船，每年僅往返臺灣與大陸之間的運糧船只，亦當需有五百艘次左右，這其中還不包括無從計數的走私糧食的“編港船”。連橫的《臺灣通史》指出：“雍乾之間，商務大盛，帆檣相接?！?/p>
閩省供給臺灣的商品十分豐富，幾乎包括除了糧食以外的其它各種生活和生產必須用品。臺灣“百貨皆取資于內地?！?/p>
黃叔撰《赤嵌筆談》云：“海船多漳、泉商賈，貿易于漳州，則載絲線、漳紗、剪絨、紙料、煙、布、草席、磚瓦、小杉料、鼎鐺、雨傘、柑柚、青果、桔餅、柿餅；泉州則載瓷器、紙張；興化則載杉板、磚瓦；福州則載大小杉料、干筍、香菇；建寧則載茶?；貢r載米、麥、菽豆、黑白糖餳、番薯、鹿肉售于廈門諸?？凇！?/p>
到了光緒十八年至二十七年(1892～1901年)，閩海關報告又稱：民船運輸貿易量很大，并且十分繁榮。開往臺灣的船，稱“臺灣船”，約有70艘，它們運進食糖、樟木、牛皮、煤、鹿皮和西藥，運走原木、原木板、紙張、筍和柴火。每艘載貨價值約2萬元。
上世紀初臺灣和福建貿易往來頻繁，福建的木材、茶葉、雜貨、藥材輸入臺灣，臺灣大米、白糖、香蕉、樟腦也不斷運往福建。即使在海峽兩岸關系緊張的時期，民間的海上貿易也沒有停止，這種民間直接貿易近二、三十年發展很快，已形成福州－基隆、平潭－新竹、廈門－高雄、東山－高雄、東山－臺南、東山－澎湖等主要航線，定期往來于上述航線貨輪有10多艘。民間貿易使臺灣市面上隨時可見到大陸蔬菜、雜貨、鮮魚等。民間往來貨物從零星發展到大宗。
福建所產之木統稱“建木”，其中杉木稱“福杉”。臺灣建筑、制造家具多取“建木”為之。其原因有二：一是臺灣雖產木材，但建筑所需之木材缺乏，故臺灣所用蓋房之木材多取閩省“福杉”。二是閩臺一水之隔，朝發夕至，海上運輸便捷。有關資料統計，明清時期，閩省“建木”年輸臺額占臺灣木材總輸入額的十分之九。
臺南、鳳山及嘉義一帶居民，有筑魚媼養殖“目虱魚”的習慣。而“目虱魚”最好的飼料來自福州的茶籽餅(俗稱“茶丘”，即茶籽榨油后所剩之渣粕)。古田、閩清、侯官、永泰各縣盛產茶丘，且質佳，集中福州后輸往臺灣，每年約有四五千擔。
當時福州是福建對臺灣貿易的重要港口，位處閩江的出?？冢瑥V闊的閩江流域擁有重要的經濟腹地，福州港成為重要的貿易集散地。其主要輸入貿易品有紡織口、棉絲、石油、砂糖、海產品以及磷、錫、鉛等礦石原料，人參及雜貨；輸出的產品亦以木材、紙、煙草、筍、茶、陶瓷器等為主。臺灣輸入福州各港的貿易品主要為香蕉、砂糖、咸魚、石油、絲棉布、麻、石炭、銅及其他雜貨。
小港渡者范文3
明清時期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淡水養殖業較以前又有顯著的發展，養殖技術有很大的進步與提高，青、草、鰱、鳙的養殖方法尤為完善，并有魚類專著和農書等相關篇幅進行經驗總結，形成了一整套科學的養魚理論。如明代黃省曾所著《養魚經》及徐光啟所著《農政全書》及其他文獻都總結了當時的養魚經驗，從魚苗孵化、采集到商品魚飼養的各個階段，包括放養密度、魚種搭配、餌料投放、分魚轉塘、施肥、魚病害防治、?；~塘生態養殖等都有詳細記述，達到了較高的技術水平，至今仍有參考價值。以下主要從魚苗的生產與販運這一側面來揭示明清時期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淡水養殖業。
對于長江中下游地區的魚苗生產和販運業，已往學者的研究已有涉及[1]，但多為斷代漁業史或漁業通史中論及，專文論及魚苗生產與販運的則較少見。論及時期也以唐宋居多，明清則相對較少。事實上，隨著長江中下游地區淡水養殖業的發展，魚苗的生產與販運更加興盛，況且這二者之間也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系。
一 魚類的繁殖習性
1．繁殖季節
魚類產卵孵化后稱為魚苗，俗又稱魚秧。各種魚類的產卵繁殖對季節要求有所不同，有在夏間產卵的，但大多數魚類的繁殖季節在春季，如農人廣為養殖的一些魚類如草、鯉、青等魚類就多在春季產卵。浙東一帶，“土人率以陂塘養魚，乘春魚初生時取種于江外，長不過半寸”[2]。詩文中有關魚苗的吟詠，亦大多與春風、春草等相連。如明人詩《戲為友人千魚苗》云，“聞君鑿池種魚子，遠注潯陽一泓水。春風昨夜化靈苗，中有十萬橫波尾”[3]。《漁人》一首云，“江頭春草生，江上春水長。十日不出門，魚苗大如掌”[4]。又如《湘江漁父詞》云，“柳花飄盡荻芽長，艇艇魚苗有數筐。日晩江光看漸遠，販兒燈火下瀟湘”[5]。
2．產卵場地
不同魚類的產卵繁殖對場地的要求也不一樣，有的魚類喜在靜水中產卵、有的魚類則喜在流水中產卵，但大多選擇在江河河口或兩種水系交匯、浮游生物餌料豐盛的水域為其產卵場，或稱繁殖場。江西九江湖口一帶為鄱陽湖水系匯注長江處，向來為一大型魚類的產卵場地，上述《戲為友人千魚苗》中之“潯陽”即指此地。又如史料記載說安徽新安山區一帶，由于沒有大型湖澤產魚，宋代時民人食魚即主要靠疏鑿池塘養殖鯉、鯇與鯖等魚類。而其魚苗來源則為“首春，鬻魚苗者來自湖口界中。買才數寸，日取草飼之”[6]。岳陽城陵磯一帶是洞庭湖水系匯注長江處，也是一個較好的魚類產卵場，史料記載云有“魚苗洋湖，在巴陵縣北十五里”[7]，古巴陵即今岳陽。此外，江上凡為江河水系交匯處，一般都可能成為魚類的產卵繁殖場地。如上述浙東一帶土人養魚，即乘春天“魚初生時取種于江外”。又如《漁人》詩中云江上之魚苗，《湘江漁父詞》中所云艇艇之魚苗等。
[1] 如陳偉明《唐宋時期的漁業生產》，載《農業考古》1994年第3期；又如叢子明、李挺主編《中國漁業史》中關于“魚苗裝撈專業化”等內容，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年7月出版。
[2]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下；《浙江通志》卷一百六。
[3] （明）劉嵩《槎翁詩集》卷四。
[4] （清）胡文學輯《甬上耆舊詩》卷二十三。
[5] （明）張吉《古城集》卷六。
[6] （宋）羅愿《新安志》卷二。
[7] 《大清一統志》卷二百七十九。
二 興盛的魚苗生產業
1．魚苗的捕撈采集：
據叢子明等編《中國漁業史》研究，隋唐以前，淡水養殖所需魚苗尚少有自江河中捕撈者，養殖者或“求懷子親魚”放入池中，或用天然孵化之法。明徐光啟《農政全書》卷四十一轉引《農圃四書·魚種》云：“古法俱求懷子鯉魚納之池中，但自涵育；或在取近江湖藪澤陂泖水際之土數舟布底，則二年之內土中自有大魚宿子，得水即生也?！碧扑我院?，人們則多自江河中捕撈魚苗售賣，養殖者購魚苗入池飼養。明清以后，養殖所用魚苗幾乎全部取自江河而很少再用天然孵化之法?！掇r政全書》卷四十一云，“今人但上江販魚，取種塘內蓄之，飼以青蔬，歲可及尺，以供食用”；“今之俗惟購魚秧，其秧也，漁人泛大江乘潮而布網取之者”。漁人在大江上乘潮布網而撈集魚苗，并將所得魚苗售販于池養之人。這在明代學者黃省曾所著《養魚經》中亦有記載，“仲春，取子于江，曰魚苗”[1]。在九江下游的安慶地區，凡于池塘圩泊蓄養魚類之人，“每年值春夏之交，在江上小孤山上下擇流水回旋處撈取各種魚苗，分別蓄置塘堰中，俟養成后取之”[2]。
以上多指的是江西九江湖口一帶的魚苗采集。前已述及，其它凡江河水系交匯之處往往也有魚苗出產，如丹徒縣高資地區的孩溪江即為一例。孩溪江也是一個興盛的魚苗產地，每年三、四月間漁人用特制的漁具捕撈魚苗。方志中對其魚苗捕撈采集方式記載頗為詳細，“魚苗俗名魚秧，一曰魚花，出高資孩溪江中。三四月間諸魚哺子，于是漁人結小方囊連綴數十，置沿江淺水中”捕撈魚苗以出售[3]。
2．魚苗的選種與培育：
剛剛孵化之魚秧極為細小，所謂“初也，如針鋒然”[4]。又有詩云，“沙遠晴波淺漾金，魚苗初上小如針”[5]。但經驗豐富的漁人“取水視之，才如蚊芒，輒能辨其種類多寡”[6]。也就是說，漁人對于剛采集上來的細如針鋒的魚秧，就能分辨出是什么魚，數量有多少。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在這些魚秧中往往混雜有肉食性的害魚苗如鱧魚苗等。如果沒有及時將那些害魚苗剔除掉的話，則養殖用的青魚、草魚、鯉魚苗等就可能被它們吃掉。因此要將“能傷其眾，稍大而黑鱗者去之”，即剔除不利于養殖的肉食性害魚苗。
剛從江河中采撈到的魚秧極為細小，因此，要用精飼料喂養一段時間，其喂養方法為“飼之以雞鴨之卵黃或大麥之麩屑，或炒大豆之末稍”；待其稍長才能入池養殖，即“大則鬻魚池養之家”[7]。當然，魚苗的培育方式視所采集到的魚秧規格大小而各異。明代黃省曾《養魚經》云，“仲春，取子于江，曰魚苗。畜于小池，稍長，入中塘”。對于長約半寸之魚苗，宋代時即“以木桶置水中，細切草為食，如食蠶”[8]。
3．澇戶、魚苗廠與魚苗街
前已述及長江中下游地區江湖水系交匯、餌料豐富之地往往是良好的魚類繁殖場地，其中最為典型的莫過于“江州”，即江西九江地區鄱陽湖水系與長江水系交匯之地。江西九江自古為長江中下游地區規模最大的魚苗孵化產地。南宋寧宗嘉泰年間（1201－1204）編修的《紹興府志》中說，紹興、諸暨以南大片地區的大戶人家，都從江州（即今九江）魚苗販子中買苗種鑿池養魚[9]。
在九江湖口一帶，由于處于江湖交匯之地，是良好的天然魚類繁殖產卵場地，魚苗捕撈生產規模非常大，有專門以捕撈魚苗為生的漁民群體。明代陸深《儼山外集》卷二十對此有詳細記載，下引為證：
今人家池塘所蓄魚，其種皆出九江，謂之魚苗，或曰魚秧。南至閩廣，北越淮泗，東至于海，無別種也。蓋江湖交會之間，氣蘊所鐘。每歲于三月初旬，挹取于水。其細如發，養之舟中，漸次長成。亦有盈縮，其利頗廣。九江設廠以課之，洪武十四年，欽差總旗王道兒等至府編簽漁人，謂之澇戶。
據此條材料可知，江西九江一帶有一獨特的漁民群體，他們專門以捕撈采集并培育魚苗為生。明洪武十四年，朝廷官府專門派飲差總旗王道兒等人前往九江府編定簽發這一漁民群體，并把他們稱為澇戶，意為專門于江湖中以撈取魚苗為生的人戶。每年三月上旬，澇戶們于江湖交匯之水流捕撈魚苗。魚秧剛上水時，細如發絲，澇戶們即于舟中培育。大約即以前述之法，也就是用雞蛋或鴨蛋蛋黃或者麥屑、豆末等喂養，等長到一定規格大小即賣于各地魚苗販運商。
漁民的魚苗捕撈與售賣獲利頗豐，因此官府特設有稅收機構向其征收課稅。記載，早在元代至大年間（1308-1311年）即在德安縣南三進四十步設有魚苗倉，后毀于兵火，僅存址基[10]。明代江西九江府設有專門機構——魚苗廠以向澇戶征收魚苗稅，即前引之“九江設廠以課之”，廠址就在德化縣湓浦門外龍開河渡口。在嘉靖《九江府志》卷9《職官志·公署》中，魚苗廠作為公署與各河泊所并列，官府并對其征收一定的魚苗稅以補財政。[11]
魚苗廠之西有魚苗廠巷，又稱魚苗街，路通湓浦港[12]。估計就是以魚苗捕撈生產和批售為業的漁民——澇戶的居住聚集地。前述《戲為友人千魚苗》詩云，“聞君鑿池種魚子，遠注潯陽一泓水。春風昨夜化靈苗，中有十萬橫波尾”。雖不乏詩文之夸張，亦可見該地魚苗孵化及捕撈生產規模之大，數量之多。
除上述最為典型的魚苗生產基地九江外，在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其它水鄉也有以捕撈魚苗為生者。如在太湖吳中地區，有詩云，“官舍晩涼飛燕子，水鄉人靜賣魚苗”[13]。又如在安徽安慶樅陽一帶，明代張煌言有《樅陽謠》云，“八尺風帆百丈牽，樅陽湖里去如煙?！瓱艋鸷鈨号Γ~秧種得不須田”[14]。
[1] 《叢書集成新編》第四十七冊，第571頁。
[2] 民國《宿松縣志》卷十八《實業志·漁業》。
[3] 光緒《丹徒縣志》卷十八《食貨志十一·物產二》。
[4] （明）徐光啟《農政全書》卷四十一。
[5] （明）曹學佺《石倉歷代詩選》卷二百四十九。
[6] 光緒《丹徒縣志》卷十八《食貨志十一·物產二》。
[7] （明）徐光啟《農政全書》卷四十一。
[8]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下。
[9] 叢子明先生等主編的《中國漁業史》，第44頁。
[10] 同治《九江府志》卷七《地理志·古跡》。
[11] 河泊所是一種漁業稅收與管理機構，詳細情況參閱拙文《明代江西九江地區的漁業經濟》，《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0年第2期。
[12] 嘉靖《九江府志》卷二《方輿志·坊鄉》。
[13] （明）曹學佺《石倉歷代詩選》卷三百四十三。
[14] 《御選明詩》卷十四。
轉貼于 三 魚苗的販運貿易
1．規模盛大的魚苗市場
適宜的自然水文環境使江湖交匯處之魚苗產地具有豐富的魚苗資源，從而形成規模盛大的魚苗市場。宋代時安徽新安山區一帶的池塘青魚、草魚、鯉魚養殖，其魚苗來源即依賴“首春，鬻魚苗者來自湖口界中”[1]。如前引之文云“今人家池塘所蓄，其種皆出九江”，“南至閩廣，北越淮泗，東至于海，無別種也”，可見其產量規模之大，覆蓋范圍之廣，亦可想見其魚苗市場之興盛。
湖楚一帶同為江湖交匯之區，也是魚苗的盛產地。明代太湖流域淡水養殖的魚苗來源 地即為楚中地區。有方志記載云，“池魚，一名草魚，產楚中。賈人販魚秧到此，蓄之池中，至一二尺即市之。此中不產子，楚中長至四、五尺者方有子”[2]。由此可知，太湖嘉興一帶所長的草魚，其體形尺寸一般尚達不到繁殖標準，只有湖湘一帶長到四、五尺長的草魚才能懷子繁殖。商人每年到湖廣一帶販買草魚魚秧在該地區出售，當地民人購買魚秧于池塘中放養，待養到一、二尺長即可撈取上市售賣。
當然，除了九江湖口、湖楚洞庭這些規模巨大、覆蓋地域廣大的超大型魚苗市場外，其它一些江湖交匯之地也有規模較為可觀的魚苗市場。如丹徒縣高資地區孩溪江的魚苗市場，也出現“取之市者，千里爭集”的盛況[3]。
2．魚苗的長途販運
規模盛大而集中的魚苗產地市場與各地淡水養殖業對魚苗的大量需求，推動與促進了興盛的魚苗長途販運業。每至春間魚苗孵化時，各地魚苗販運商即前往魚苗產地批販魚秧至各淡水養殖水域出售。上述《儼山外集》所載云“南到閩廣，北越淮泗，東至于?！边@一廣大地域范圍的淡水養殖，其所需魚苗都取自于江西九江；太湖地區嘉興一帶的草魚養殖所需魚苗取給于湖楚洞庭。如此，則每到春天三四月間，各地魚苗販運商必大量云集九江、洞庭等地批販魚苗，再經長途運輸轉往各地出售。例如，太湖流域每年春天即有專用的“魚秧船”，前往魚苗出產地――九江販運魚苗。同治《湖州府志》卷三十三《輿地略·物產下》記載：“魚苗出九江，曰魚秧。春間以舟由蘇常出長江往販，謂之魚秧船”。民國《吳縣志》卷51《物產二》亦有類似記載。同治《蘇州府志》卷20《物產》中亦云：“魚秧，細如針縷；蓄之池，三年可食。在鄉以此販鬻?！?/p>
丹徒縣高資地區孩溪江的魚苗販運，“船載肩挑，云屯霧散”[4]。其它又如《湘江漁父詞》云：“柳花飄盡荻芽長，艇艇魚苗有數筐。日晩江光看漸遠，販兒燈火下瀟湘”[5]，販售者為減少因魚苗死亡損失，連夜星火趕運“下瀟湘”而去。
人們通過長期的魚苗捕撈生產及裝載販運，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早在宋人周密（1232－1298）所著《癸辛雜識》中即記及魚苗裝載有特制的裝盛工具“魚籮”，有換水、激水等運輸方法，至養蓄地時“縱魚苗于廣水布兜中養之一月半月”，即下池蓄養前先對魚苗進行鍛煉[6]。人們認識到魚秧的生命力較弱，而且由于數量眾多，裝載密度大，很可能由于缺氧等原因而大量死亡，因此魚苗販運對運輸條件與技術的要求都很高。
明清時期，人們更已純熟的掌握了魚苗裝運技術。如丹徒高資孩溪江地區的魚苗販運，有專門的裝盛器具和激水加氧裝置，以保證魚苗的高存活率。在運輸途中的時間必須盡可能短，同時要求水中的含氧量要保持在一定的水平，稍低就可能導致魚秧大量死亡。所以販運者“云屯霧散”以縮短運輸時間；容器中魚苗數量巨大，便采取“晝夜搖動，瞬息不敢稍休” 以增加水中的溶氧量，確保其高存活率[7]。
太湖流域前往九江地區販運魚苗的魚秧船，由于魚苗在運輸途中因數量多、易缺氧而窒息死亡，故魚秧船以極快的速度行進，而且要采取活水艙等供氧措施。關隘都不能延滯其運輸時間，以使其到達目的地、進入蓄養池前仍能保持高存活率。此事由蘇州督撫批示、飭令執行并進行備案，所謂魚秧船“其行甚速，關隘不能阻止，由蘇撫示飭在案”[8]?？梢娖鋾r官方對淡水養殖業的重視程度，以及魚苗販運所需條件與技術的特殊性。
太湖流域的魚苗販運除以船運輸外，又有“由四安旱路步販者，謂之秧擔”；由于以船運輸所需之成本遠遠高于肩挑負擔販運，故“近日多用擔、少用船者，以省費也”[9]。即減少運輸成本以求多有營利。
3．官方干預與稅收管理
在魚苗的長途販運過程中，也有官方的參于與干預。如上述清代蘇州督撫批示、飭令并備案的，對于太湖地區販運魚苗的魚秧船，為縮短其運輸時間而確保存活率，“關隘不能阻止”。又如在高資孩溪江魚苗產地，由于“貧民無賴在于出處及沿途勒索，所費不資。同治初年漁人控諸撫憲，丁公日昌揭示通衢，令所屬文武佐貳各官在在彈壓，由是費減”[10]。由于魚苗販運受到上述運輸時間等各方面的限制，就給沿途的敲榨勒索提供了方便。漁人販運魚苗的成本費用過高難以獲利，以致清同治初年漁人不得不訴諸官府以求保護。官方采取了較強硬的措施后，漁民的販運成本降低。但由于自然水文條件已有所改變，天然魚苗資源也就大為減少而“苗亦漸稀矣”。
明清時期，對販運魚秧的魚苗船征稅較重。如康熙朝《大清會典》卷三十四《戶部·課程三·關稅》記載：“魚苗船，販賣滿貫船曰全苗，征二料銀二十五兩；本地裝載船曰半苗、曰劃苗，各止征一料銀十七兩五錢”。魚苗船與茶船一樣，都要“照商船之例征收”船料稅銀[11]。前述太湖流域湖州府地區魚苗販者為避重稅，故“多用擔、少用船者，以省費也”之記載即可為證。這種情形在清人詩文中都有所反映，如“幾片紅旗報販鮮，魚苗百斛楚人船。憐他性命如針細，也與官家辦稅錢”[12]。
魚苗的大規模生產與販運已如前述，由此可以從側面說明長江中下游地區興盛的淡水養殖業。史料中亦有淡水養殖的直接記載，如：“漁業分兩種，一家魚、一野魚。家魚者即池塘圩泊人力蓄養之魚也，養家魚者必先造作池塘圩泊，購買魚秧，用食料蓄養，其長成甚速，隔年即可出售，獲利極為豐厚。鄰縣懷寧、桐城等處筑池蓄魚以營利者，其成效甚著”[13]；懷寧縣“魚歲有常課，鄉間塘多養魚花，每歲終以網取之，通呼之為塘魚”[14]；青魚“大者長三、四尺，產于江者曰，養殖于河沼者曰草青……草青則鄉村池沼都有養殖，大約二、三年即可捕捉以出售或自用”[15]。
[1] （宋）羅愿《新安志》卷二。
[2] 光緒《丹徒縣志》卷十八《食貨志十一·物產二》。
[3] 光緒《丹徒縣志》卷十八《食貨志十一·物產二》。
[4] 光緒《丹徒縣志》卷十八《食貨志十一·物產二》。
[5] （明）張吉《古城集》卷六。
[6] 叢子明先生等主編《中國漁業史》，第44頁。
[7] 光緒《丹徒縣志》卷十八《食貨志十一·物產二》。
[8] 民國《吳縣志》卷五十一《物產二》。
[9] 同治《湖州府志》卷三十三《輿地略·物產下》。
[10] 光緒《丹徒縣志》卷十八《食貨志十一·物產二》。
[11] 《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卷四十七。
[12] （清）查慎行《敬業堂詩集》卷十四《魚苗船》。
[13] 民國《宿松縣志》卷18《實業志·漁業》。
[14] 民國《懷寧縣志》卷6《物產》。
[15] 民國《寶山縣再續志》卷6《實業志·漁業》。 第四節 水產商貿與市鎮發展
一 各魚市、水市的地理位置
魚市一般都集中在交通便利的江濱水浦、津梁渡口、大小港灣，或者魚利豐富的湖泊、魚池、陂塘等地，其魚市規模有大有小，貿易額有多有少，因地而異。以下分類敘述：
1．江濱水浦
“江花夾岸江水深，此時尺魚如寸金……家家賣魚向江浦，大船小船不知數”[1]，初春時，魚市價格頗高，漁人爭先恐后將魚船劃向江濱水浦吆喝賣魚，大大小小的漁船不計其數，錯落有致的列成繁榮興旺的魚市景觀。又如明人何景明《大復集》卷11《津市打魚歌》一詩云：“大船峨峨系江岸，鲇魴鱍鱍收百萬。小船取速不取多，往來拋網如擲梭。野人無船住水滸，織竹為梁數如罟。夜來水長沒沙背，津市家家有魚賣?！贝笮〈皇褂镁W罟魚梁各與江上取魚，漁獲物數以百萬計，夜來漲水，淹沒了水中的沙洲，漁民捕獲的魚兒更多，第二天早上，家家均于江濱魚市出售鮮魚。
2．津梁渡口
津梁渡口大都亦有漁市之設，有詩為證：
“鷓鴣聲斷雨初晴，渡口風來水氣腥。村北村南齊曬網，釣舟閑在夕陽汀?！盵2]
“津晚人爭渡，林寒鳥獨還。漁翁收網去，幾個釣舟閑?！盵3]
“橫湖如疋練，風景此中稀。日暖赤鱗躍，天晴白鳥飛。寒松蟠石岸，春水沒苔磯。幾度斜陽晚，漁舟渡口歸?！盵4]
3．湖塘、港灣
在各大小港灣及魚利豐厚的湖池陂塘邊大都自然而成漁市，有詩為證：
“僧居映柳莊，漁市入橫塘?！盵5]
“湖鄉風景三秋后，佛界軒亭四望開?！~商酒市晴偏集，釣艇蓮舟晚共回?！盵6]
“風雨方知客路難，飛鴻相逐渡江湍。港收漁市舟歸晚……?！盵7]
“縱橫如葉傍汀沙，誰識張騫海上槎。白鷺行邊長作市，黃蘆深處即為家。云迷短棹穿荷葉，笛弄西風起浪花。幾度雨晴歸曬網，鴛鴦浦口夕陽斜?！盵8]
設有河泊所的水域一般都有一定規模的魚市、水市，有些市鎮即與河泊所同名。如沔陽州明初設沙湖河泊所在州東一百二十里，黃蓬湖河泊所在州南二百里[9]，該州有沙湖市“在州東二百四十里”，黃蓬市“在州南二百里”[10]；其位置亦基本于河泊所公署設置地點相吻合。又如岳州府巴陵縣明初設有鹿角古塚湖河泊所，公署在縣南五十里[11]；該縣有鹿角鎮在縣東南“洞庭湖濱”[12]。華容縣明初設褚塘湖河泊所在縣西南二十五里[13]，即有褚塘市在縣南二十五里[14]。南康府都昌縣明初設有柴棚河泊所，公署即在柴棚；柴棚鎮在“縣東南七十里鄱陽湖中”[15]。
與各魚市、水市的地理位置相對應，凡江濱水浦之墟市都會有興盛的水產商貿活動。從前已述及的明人富寧《南市漁歌》及何景明《津市打魚歌》二詩的詩題也可推斷“南市”、“津市”都是以漁業貿易為主的商業市集。在江西地區，有些河泊所的公署就設在水濱的市場邊，對漁船征收漁稅，“公庭依水市，官稅在漁船”[16]，所謂水市，可能就是以魚類貿易為主的魚市。湖口縣之風俗，“鄉務農業，市熟操舟”[17]，從事商業的人員都能熟練的操縱舟船，說明市場也以依托水濱的居多。又如九江府小江市，“一名官簰夾，去府治西五里許，有河匯于大江，水漲通龍坑、赤湖等處。舟楫上下皆泊于此，又陸通德安、瑞昌……商賈貿易、四時如一，亦要會也”；楊家穴市“一名斷腰，在江北岸，去府治二十里許。前有夾洲，袤延七八里，可泊舟楫，商賈交易不絕”；女兒港市“去府治三十五里，臨宮亭湖，與大孤山相對。一港委曲，可泊舟楫，又陸通府城，四時貿易無異”[18]。小江、楊家穴、女兒港三市均為天然良港，故發展為大型的江濱水市，四時貿易十分發達。可以推斷，在這些水市上，魚市貿易肯定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1] （明）李東陽《懷麓堂集》卷3《捕魚圖歌》。
[2] （明）史謹《獨醉亭集》卷下《漁村夕照》。四庫1233-145
[3] （明）胡儼《頤庵文選》卷下《龍沙夕照》。（江西）四庫1237-628
[4] （明）程本立《巽隱集》卷2《橫湖》。四庫1236-169
[5] （明）楊基《眉庵集》卷7《江村雜興之十五》。四庫1230-403
[6] （明）張羽《靜庵集》卷3《登德清百僚山》。
[7] （明）高啟《大全集》卷15《過吳淞江風雨不可渡，晚覓漁舟抵松陵官館》。四庫1230-201
[8] （明）史謹《獨醉亭集》卷下《南浦漁舟》。四庫1233-154
[9] 嘉靖《沔陽州志》卷7《創設志》。
[10] 嘉靖《湖廣圖經志書》卷11。
[11] 弘治《岳州府志》卷3。
[12] 《大清一統志》卷359《岳州府二》。
[13] 弘治《岳州府志》卷6。
[14] 《大清一統志》卷359《岳州府二》。
[15]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84。
[16] （明）王直《過江西河泊所》，同治《南昌府志》卷6《地理志·市鎮》。
[17] 嘉靖《九江府志》卷1《方輿志·風俗》。
[18] 嘉靖《九江府志》卷2《方輿志·坊鄉》。
二 水產商貿對市鎮發展的促進
以上論及數量眾多、貿易興盛的魚市、水市設置于各河湖水系的江濱港灣、橋梁渡口等交通要道，沿江的各大小市鎮也大都分布于江濱港口等江河交匯之地。這二者之間無疑存在著一種密切的聯系，繁榮的水產商貿必然促進飲食業及居住業的發展從而加速市鎮的發展，而便利的水路交通與繁榮的商貿又加強了各單一市鎮之間的聯系，從而有利于沿江市鎮體系的形成及整合。以下即具體論述水產商貿對市鎮發展的作用：
1．飲食業
水產貿易對飲食業的促進作用在飲酒與治鲙兩個方面體現最為明顯。前文已述及漁人與酒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凡有漁民處，必有酒；凡有漁村、漁市處，必有酒店。明清時期文人所作的詩詞，往往是打魚與飲酒并提、酒肆與魚市并列，略舉幾例如下：
“連復井絡，犬吠雜雞鳴……垂簾酒肆列，入市魚舟腥?！盵1]
“綠陰夾道樹重重，人雜漁樵遠近通?；赝萍疑缴?，青簾斜飏落花風?！盵2]
“湖鄉風景三秋后，佛界軒亭四望開。……魚商酒市晴偏集，釣艇蓮舟晚共回?！盵3]
“青楓岸隱白鷗沙，篁竹林中有酒家。日日得魚沽一醉，何須分外作生涯?！盵4]
“萬嚅長江遠，扁舟一葉孤。山連彭澤縣，水接洞庭湖?？褪恤~堪買，人家酒可沽?！盵5]
飲酒則必有下酒之菜，傍魚市而開的酒家，各類鮮魚便是其最好也是最易得的菜源， “江邊酒樓燕估客，割鬐砍鲙不論百”[6]。因此，各類鮮魚的飲饌加工工藝即治魚鲙之法必定日益精湛，有詩云：“日高湖冰解作塊，水落舊痕出洲背。漁翁招搖沉網罟，上客游觀緩裘帶。躍青跳白舉數尾，魴鯉不言羊豕膾?！窕ㄐ锌吹谴浔P，素鬐早已揚清瀨。”各地的名特優菜肴也因繁榮的商貿而得到傳播，有詩為證：“平湖如席洲若塊，漁子擊水驚魚背。一網數鱗如拾芥，駢頭貫？相縈帶。饔人揮刀飛雪花，座客停餐談玉膾”。[7]
繁榮的商貿必然聚集大量的生產者、經營者及消費者人群，有人群聚集，則飲食業必盛；聚集人群越多，飲食業也必然越發達。明人薛瑄《敬軒文集》卷4《出漢口五首之四》詩云，“人家樓閣枕江煙，江上危檣泊萬船”[8]。漢口的迅速發展是從成化年間漢水入江口改道之后開始的，其后很快便形成一個商業巨鎮。商貿盛時，漢口江上停泊著數以萬計的商船貨輪，其時該地所聚集的人群數量可想而知。而飲食業的發展也必須同時跟上商貿的發展，這是一個自然的調節過程。前已述及，湖廣為貨物魚鹽之地，即言漢陽地區本身，其漁業經濟也是十分發達的，水產貿易必定亦很發達。因此說，繁榮的水產商貿不僅促進了飲酒業與治鲙工藝的發展，對飲食業的其它方面也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2．居住業
同上述對市鎮飲食業的促進作用相對應，繁榮的商貿也必然促進市鎮居住業的發展。衣食住行總是相提并論的，是人類生活不可或缺的四人方面，而商貿活動即涉及到食、住、行三大方面，可見商業貿易的重要性。水產貿易是商業貿易的一個組成部分，它也對市鎮居住業的發展起著促進作用?？梢哉f，漁業貿易在一定程度上直接促進了市鎮的形成或促進市鎮人口及規模的發展。
繁榮的商貿對市鎮居住業的發展之促進作用主要體現于系列配套服務性店鋪市肆的發展，既包括數量的增長，也包括服務質量的提高，這其中又包括旅店建筑裝璜、各類店鋪是否齊全等硬件設施和店鋪服務態度等軟件設施。這一切都處在一種自然發展、自我完備的過程當中，即取決于市場經濟的發展。當然，同時也取決于官方的政策與管理。
可以這樣推斷，某些大型的市鎮，最初就是由一些小小的漁村或魚市、水市發展而成的。正德《安慶府志》卷8《建置志》記載，望江縣楊溪長河雷港口河泊所“在急水溝，縣南五里”；武昌湖河泊所“在武昌，縣東北七十里”；泊湖鱭湖河泊所“在香草鎮，縣西四十里”；漳湖新口河泊所“在大溝河，縣東北七十里”。而修于明代后期的萬歷《望江縣志》卷1《輿地類·鄉鎮》記載，該縣之市鎮有“香草鎮，在縣西三十里，民居八十余家，泊湖所在焉。萬歷九年裁革，所基存。秋冬客旅鬻販魚鹽舟聚于此”；“蘇家嘴鎮，在縣北三十里，居民八十余家，武昌河泊所在焉。嘉靖三十九年裁革，所基存。秋冬鬻魚之旅舟聚于此”；“新溝鎮，在縣八十里，民居夾岸七十余家。漳湖河泊所在焉”；“埭溝鎮，在縣東七十里，民居七十余家。昔漳湖河泊所在此，后移于新溝”。
對比二志所載可推知，正德年間各湖河泊所中尚只泊湖鱭湖所所在地成鎮，即香草鎮，而其它各地則均未成鎮，因如已成鎮，按修志體例當亦記為鎮。但時至萬歷年間，各河泊所所在則都已成鎮。從其地名中尚可看出前后之聯系，如“大溝河”與“新溝鎮”、“埭溝鎮”；從二者之方位及距離更能進一步推斷，埭溝鎮可能即從原新溝河發展而成。估計由于魚利的轉移，漳湖河泊所由埭溝鎮轉設于新溝鎮，“新溝”一名亦頗稱玩味。望江縣明初共設有四個河泊所，《萬歷志》中未記及楊溪長河雷港口河泊所，據《正德志》知其公署在急水溝。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26記載，望江縣有急水、新溝、埭溝、華陽、陽灣五鎮。由此可以推測，楊溪長河雷港口河泊所所在的急水溝至明代后期亦已發展成鎮。又據《大清一統志》卷110記載，吉水鎮，在“縣南三里，本名急水，西通便民倉鎮”；其方位及距離與《正德志》所載基本吻合。由此可以斷定，急水鎮即由原來的急水溝發展而成，后又改名吉水鎮。楊溪長河雷港口河泊所中之雷港口亦有雷港鎮，在縣東三十五里。由此可知，凡設置有河泊所的地方，基本上都發展成了經濟較為發達、人口較多的市鎮。上述香草鎮、蘇家嘴鎮、新溝鎮、埭溝鎮四鎮的人口規模基本上都是七、八十余戶人家，以每戶五口計，則各鎮大約有350－400余名人口。其它各鎮之規模估計大體亦與這幾鎮相仿。在各湖漁業經濟有所衰落、河泊所陸續裁革以后，每至秋冬時期鬻販魚鹽之舟仍聚集在原河泊所所在之市鎮，說明仍有相當規模的漁業生產。由此也可以推知，明代前期漁業生產更為興盛時期的漁業貿易當更為繁盛，其漁業貿易對市鎮發展的推動也當更顯著。同時，我們也應看到，漁業貿易促進市鎮的繁榮有一定的季節性，一般來說，在秋冬季節的捕撈盛期，其市鎮經濟要較春夏時期相對繁榮。
凡一定面積的魚利較豐的河湖水域，一般都有河泊所的設置，這在第八章中已詳細論述。河泊所建置辦公公署位置的選擇則有一定的規律，即一般都位于交通便利的江濱水浦、津梁渡口，如前述明王直所作《過江西河泊所》詩云，“公庭依水市，官稅在漁船”。又如安慶府懷寧縣山口曹顏河泊所設在皖水入江之口的皖口鎮，又名山口鎮，該地宋時即已成鎮；寧國府魚潭河泊所設在縣東北三里的三汊河口，宣城縣南湖河泊所設在縣東北六十里的馬山埠[9]?；蛘邔⒑硬此鹬苯觿撝糜谘亟闹葜位蚩h治，如揚州府高郵州河泊所設于州東北新城內，泰州淤溪薄湖河泊所與興化縣河泊所均設在州治或縣治北門外，通州河泊所與寶應縣河泊所均設在州治或縣治南門外[10]。因此說，河泊所公署建置地點的選擇與水產貿易對市鎮的發展是一種相輔相成，互為促進的關系。
3．其它相關行業
興盛的漁業貿易除促進上述飲食業及居住業的發展外，也能帶動其它相關行業的發展第八章中曾述及捕撈生產盛時要有大量的漁業用鹽，即水產防腐。漁業生產興盛之地并不一定是鹽產地，因此，其漁業用鹽大都要從外地產鹽區販運。興盛的水產貿易必定帶動繁榮的鹽業貿易，明清二代行鹽引制度，因大有利可圖，經營鹽業的鹽商在商業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不乏豪商巨賈。鹽商販售之鹽，雖以食用為主，但在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各湖區水鄉，漁業用鹽（為食用鹽之特例）也占了一定的比例。本章第二節中已述及，在水產冰藏保鮮大量應用于漁業生產之前，魚類防腐主要采用鹽藏。一般用鹽量占漁獲物的二成，即每一斤鮮魚就要用二兩鹽來防腐[11]；而每人每天的食鹽用量其實甚少，只是因人口基數高，用鹽總量才高，因此相對來說，漁業用鹽的比例還是較高的。長江中下游地區鹽商的活動是較為活躍的，亦必促進市鎮的發展。
本章第二節中已述及明清時期已出現較大規模的冰廠，尤其是在清代后期，沿海一帶用于海洋魚類保鮮的藏冰業已開始迅速發展起來。清沈德潛《元和縣志》中對冰窨位置、數量、藏冰的全過程及其用途都有詳細記載，“冰窨在葑門外，設窨二十四座……每遇嚴寒，戽水蓄于蕩田；冰既堅，貯之于窨，盛夏需以護魚鮮，并以滌暑”。其藏冰主要用于魚類保鮮，兼以消暑。尤悼《冰窨歌》一詩體現更為明顯，“葑溪門外二十四，年年特為海鮮置”。從其開辦冰廠、設置冰窨的位置也能看出其與漁業的緊密聯系，正德《姑蘇志》卷21《官署上》與隆慶《長洲縣志》卷5均記載，明初設長洲縣河泊所在石家匯南，洪武十年罷后，移置常熟沙頭河泊所于葑門外，仍其舊名?？梢姡摰卣幱跐O業生產和貿易較為繁盛的地帶，故而促進了藏冰業的發展。
[1] （明）孫承恩《文簡集》卷12《詠城居》。四庫1271-164
[2] （明）史謹《獨醉亭集》卷下《山市晴嵐》。四庫1233-145
[3] （明）張羽《靜庵集》卷3《登德清百僚山》。
[4] （明）徐有貞《武功集》卷5《題謝庭循滄洲漁趣圖》。四庫1245-218
[5] （明）唐文鳳《梧岡集》卷2《湖口縣》。四庫1242-558
[6] （明）何景明《大復集》卷11《津市打魚歌》。
[7] （明）孫承恩《文簡集》卷21《臘月同霍渭厓諸公烏龍潭觀打魚用坡翁韻》二首之一。四庫1271-264
[8] （明）薛瑄《敬軒文集》卷4《出漢口》五首之四。四庫1243-100
[9] 《大清一統志》卷116《寧國府二》。
[10] 嘉靖《惟揚志》卷7《公署志》。
[11] 參考叢子明等《中國漁業史》，第78頁。轉貼于 三 市鎮體系的形成及整合
隨著水產貿易的興盛，各魚市、水市逐漸發展成小型市鎮，與各市鎮貿易的發展相對應，明初各府、州、縣甚或大多數鎮均設有稅課司、稅課局以征收商稅。茲舉一例：太平府繁昌縣設有荻港河泊所，公署在春谷鄉，則其地應有較為興盛的漁業生產和水產貿易。《明太祖實錄》記載，洪武十年（1377）九月，“太平府言繁昌縣荻港鎮商賈所集，戶部委官收課歲計米八百九十余石，宜于其地置稅課局，從之”[1]。由此可略窺荻港鎮的發展軌跡，稅課局的設置是對其地市鎮發展的認同和進一步規定。據明清時期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方志記載，凡設有河泊所的市鎮，幾乎同時都設有稅課司、局。而當市鎮人口增多、規模擴展的同時，城鎮治安也被提上了日程，于是又有巡檢司之設。又據《明太祖實錄》記載，洪武十三年二月，太祖詔曰：“朕設巡檢于關津，扼要道、察奸偽，期在士民樂業，商旅無艱。自設置以來，未聞其舉職者。今特遣使分視各處，諭以巡防有道、譏察有方，有能堅守是職、鎮靜一方，秩滿來朝，朕必嘉焉”[2]，凡治秩有序者則有獎。上述繁昌縣荻港鎮即設有巡檢司。因此說，市鎮功能是處在不斷完善的過程當中的，而市鎮的發展本身也就體現在這個過程當中。光緒《南昌縣志》卷4《方域下·市鎮》言，“市鎮之設，所以聚商賈、通貨財、便日用、利民生也”，這一敘述當可以大致概括市鎮之功能。
商業貿易在促進各單一市鎮發展的同時，也加強了各市鎮之間的有機聯系，從而促進市鎮體系的形成及整合。在古代陸路運載只能依靠人力和畜力的條件下，無疑是水路航運要較陸路運輸便利，其經濟效率也是前者高于后者。因此，河湖水系發達、交通便利的地區一般都要較交通閉塞的地區經濟開發早、發展速度快，前者市鎮體系的形成也要較后者早，整合程度較后者好。也就是說，從地形、地貌而言，平原較山區經濟發達；而在平原區，河湖水系發育良好的地方又要比水系不太發達的地方經濟開發好，市鎮體系的發展程度也是如此。凡商賈聚集、市場繁盛之地大多都是水路四通八達之地，以下以江西南康府都昌縣的市鎮體系為例，列表說明：
據上表可知，都昌縣的市集數量多，且幾乎所有的集市都為通水路者，僅新橋市未注明通水路，但據其市集名“新橋”可推測亦為通水路之市。集市分布于縣境各地，中境、東境、北境又各有相對來說最為繁盛者，墟市體系十分發達。其它府縣水鄉之墟市體系亦同樣如此，如南昌府南昌縣“村居稠密，每七八里或三數里輒有墟市；每市所屬皆數千戶，大者近萬余戶，而市肆多者不過數百，所積之貨皆日用之需；……市多濱河，西成之后，遠賈爭集，帆檣林立”[3]?？梢娖涫屑?，市鎮人口之多、規模之大，商貿交通之發達。具體例言之，南昌縣三江口市（江本作港），“地界三縣，東北屬進賢，南屬豐城，過河而東南為臨川。三、六、九日依市為集。薰蕕雜處，設有主簿稽查?！笔秀怄偂盀l河為市，西南通瑞河、東南通兩廣、下通省會以達于湖，對河為豐城，稍西即新建。商賈輳集，帆檣如織，為本邑一大鎮。設有巡檢把總?！辈绺凼小暗嘏R大河，上通撫建，下達省會，地密人稠。一、四、七日百貨輳集，遠近皆至?！盵4]
上述南昌縣三大市鎮之例不僅說明了該縣境內有發達的墟市體系，也體現出其以水路與鄰境、省會甚至外省相溝通，以商貿航運相聯系的更高層級的城鎮體系。因此說，城鎮體系的形成就是通過繁榮的商貿而實現并最終達到整合的，即墟市――小城鎮――地方城市（府、州縣治）――區域中心城市的多層級城市體系的形成，都是在長時期的商品貿易過程中由市場本身逐步調整、整合而最終形成的。漁業貿易則在整個商品貿易中占據一定比例，故其對市鎮體系的形成及整合也就起著相當的促進作用。茲舉一例為證：安慶宿松地區有“販魚之船，一曰鮮船”；船販“除販運本境及鄰境之內河通水各市鎮外，并販運出江，上或九江、下或安慶，均為極大之銷場。蓋九江、安慶輪舟便利并可將魚用篾簍裝置轉附輪舟運至滬鎮等處，故販魚營業者每以船販為大宗也”[5]。我們從這當中便可清晰地看到一個多層級的城鎮體系，即小城市（內河通水各市鎮）――區域中心城市（九江、安慶）――大型港口城市（滬鎮即上海）。其商品貿易主體就是水產商貿活動，其交通運輸形式就是水路航運。運船規格又因各江河支流水力承載能力的不同而各異，從小型的船只到大型的輪舟，故其商貿狀況亦由少量、分散售賣到大量、集中轉販，規模不等。
[1] 《明太祖實錄》卷115，第1881頁。
[2] 《明太祖實錄》卷130，第2059頁。
[3] 光緒《南昌縣志》卷4《方域下·市鎮》。
[4] 同治《南昌府志》卷6《地理志·市鎮》。
[5] 民國《宿松縣志》卷18《實業志·漁業》。
小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