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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星雨的形成范文1
1、流星飛電：比喻迅疾；
2、大步流星：形容步子跨得大，走得快；
3、流星趕月：像流星追趕月亮一樣，形容行動迅速；
4、電流星散：比喻迅速消散；
5、星流霆擊：形容迅猛異常；
流星雨的形成范文2
關鍵詞：網絡流行語；符號；表達渠道；從眾心理
【中圖分類號】G640
隨著互聯網的廣泛使用，網絡逐步成為人際溝通的重要方式。網絡空間出現了一些詞語、短語、句子或特定的句子模式，其使用的頻率比較高，使用范圍比較廣，我們將其稱為網絡流行語。筆者將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分析網絡流行語的特征與形成原因。
一、網絡流行語的特征
（一）網絡流行語呈現出口語化和符號化的特征
網絡流行語不同于傳統媒體的語言用語，它更加隨意，其中部分流行語是網民為了提高輸入速度，對一些漢語和英語詞匯進行改造，對文字、圖片、符號等進行拼裝的結果，因而呈現出口語化和符號化的特征。比如"我倒"、"我勒個去"、"給力"、"打醬油"等語句，其中很多都是地方方言，有些是日常表達的另類運用，他們都呈現出網絡流行語言的口語化特征。
（二）網絡流行語集中反映社會熱點事件
語言作為人際溝通最為重要的工具，它敏銳地反映出社會的發展變化，網絡流行語更是如此。它大多源自對現實世界的關注，是一種觀點和立場，也是一種另類的民意表達。尤其是那些來自于新聞熱點事件的網絡流行語，憑著自身的超級傳播力和巨大影響力，逐漸將公眾事件變成了代表某種社會現象的抽象符號，并在一定時期形成熱點輿論。比如"我爸是李剛"反映出網民對公權力的不信任，"蒜你狠"、"豆你玩"、"姜你軍"、"糖高宗"、"油他去"等網絡流行語表達出當前我國民生領域的物價上漲問題。
（三）網絡流行語體現出跨媒體傳播的特性
一方面，有很多語言是先在傳統媒體中出現，之后在廣大網友的引用和改造之下在網絡上走紅的。比如"此處省略XX字"的流行語便來源于春節聯歡晚會上趙本山小品《同桌的你》的臺詞，"甄體""若能......想必是極好的"、"倒也不負恩澤"來源于電視連續劇《后宮甄傳》。另一方面，一些流行語本來是某一網絡空間的特定用法，但傳統媒體借用使其流行開來。比如"淘寶體""親，......"最早見于淘寶網賣家對買家的親切稱呼，平面媒體的借用使得"親"成為網絡流行語，并成為網民廣泛使用的"淘寶體"。
（四）網絡流行語采用多種修辭手法
網絡流行語在其構成上普遍使用諷喻、借代、歪解、裝拙、打岔等修辭手法，以達到新奇、形象和娛樂的目的。這些修辭手法充分利用了語言的各個要素諸如語音、詞匯、語法、文字等，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語言因素。比如音同音近的詞語可以構成諧音雙關，同形同音詞或多義詞可以構成語義雙關，各種聚合關系、組合關系中的詞語以及同素逆序詞語等都可能被網絡語言創作所廣泛使用。而這些修辭手法一旦形成一種模式，就會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可，成為爭相模仿的對象。
二、網絡流行語形成原因
（一）互聯網的普及
網絡媒介是網絡流行語形成的基本條件。據統計，從2005年到2012年，全國網民規模從1.1億人增加至5.6億人，互聯網普及率從8.5%增加至42.1%。隨著互聯網的普遍運用，特別是各種低價便攜式互聯網終端（如智能機）的出現，加之網絡的開放性、匿名性、多功能性，網絡運用逐漸成為一種民眾的基本生活方式，成為民眾表達、溝通與交流的平臺。網絡空間中各種即時通訊工具、論壇、微博迅速崛起，從而為網絡流行語的形成提供了輿論場。
（二）民眾在網絡之外的表達渠道有限
隨著改革的深入，當前我國民眾的表達渠道已經大為拓展，但在互聯網絡之外，民眾的表達渠道依然有限，依然不暢通。廣播、電視、報刊等傳統媒體為精英階層掌握，普通民眾只可能是傳統媒體的被動接受者，而不可能成為媒體的使用者。在社會問題突出、社會矛盾凸顯、民眾利益屢屢受損的情況下，民眾有著強烈的表達欲望。大量民眾從實在社會轉向虛擬社會，在互聯網這一虛擬空間中聚集、表達、溝通與交流?？梢哉f，網絡流行語的產生在一定程度上是民眾在網絡外表達渠道受擠壓的結果。
（三）語言的經濟原則和類推機制
經濟原則和類推機制是網絡流行語產生的重要機制。所謂經濟原則，就是用最少的字表達最豐富的意思。在信息社會中，人們的生活節奏比較快，其溝通交往也愈加簡明直接，精確而簡潔的語言表達成為一種必然的要求。短小精悍、形象生動、讀起來瑯瑯上口的網絡用語往往能夠得到更多網民的青睞。
（四）從眾和求異心理
從群體心理角度來看，網絡流行語的廣泛傳播是借助群體中的從眾與模仿的心理機制來實現的。在互聯網的交流平臺上，當一種新穎、極具個性且表現力極強的表達方式出現時，一旦這種表達方式在一定規模的群體內使用，其他成員由于擔心被邊緣化，便有意無意地模仿群體中其他成員的主流行為，以獲取群體認同感，特別是那些新加入的網民。這樣一來，某種表達方式的使用者越來越多，在不斷地被效仿、創新、傳播之下，特定的網絡表達方式便從一種"小氣候"轉變為"大氣候"，一種網絡流行語便應運而生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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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肖偉勝，王書林.論網絡語言的青年亞文化特性[J].青年研究，2008（6）
流星雨的形成范文3
關鍵詞：網絡流行語；個案分析；傳播；規范
中圖分類號：H03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26X（2013）12-0000-01
一、概述
“流行是兩種心理――創新與從眾之間張力平衡的結果。”[1]狹義的網絡語言指的是網民在聊天室或論壇中使用的語言；網絡流行語則是特定時期流行于網絡并迅速傳播的網絡語言，它不僅局限于詞語，也常以語篇的形式出現。作為一種語言現象，流行語反映了特定時期、特定地區人們普遍關注的特定事物，因此具有很強的標志性。它既有對傳統修辭手法的創新使用，又有對新的句法和表達方式的強化，尤其一些極具能產性的格式，如“被X”、“裸X”等的廣泛傳播，更是折射了多元化的社會的多元化心理，這種語法變異的背后實質是社會關系的變異。
二、網絡流行語個案分析
網絡流行語種類繁雜，為了有針對性地說明其流行的原因以及傳播與生成的機制，本文特別選取了近年在衍生、泛化和套用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一組網絡流行語―“被X”結構，利用從個別到一般的哲學方法，提取共性，歸納出整體網絡流行語的模式。
1.“被X”的源流
讓群眾從“被幸?！弊呦颉罢嫘腋！保祟}）（天府評論，2009年8月13日）
國家統計局當時的統計數據顯示：上半年全國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11.2%，超過了同期GDP漲幅。僅僅從這光鮮的數據看，國民的確生活富足，而實際狀況大家心知肚明?？梢姡軇诱咛幱谌鮿莸匚?，都存在著無奈與不滿，這無疑是新時代的新產物。
2.“被X”的句法分析
“被X”結構的基本形式是：“NP被X”[2]，“被”逐漸發展為類詞綴。從詞性看，“X”部分可分為名詞性，動詞性和形容詞性三大類。
名詞性：被車禍、被前規則、被精神病
動詞性：被自殺、被贊成、被結婚、被主動辭職
形容詞性：被幸福，被和諧，被快樂
3.“被X”的語義分析
①樹葉被風吹跑了。
②他讓人家給攆走了。
按照現代漢語的規范，被字句表示受事主語“被處置”且處置結果多為不如意，故又稱遭受句，它的動詞一般具有較強的處置性，體現了施動者對受動者的影響，例如“吹”“攆”都有明顯的可控性，動作性弱的詞語是不可以進入被字句。
三、網絡流行語的生成與傳播
（一）網絡流行語的生成
網絡流行語種類繁多，形成的方式也大不相同，以下選取最具代表性的幾種類型予以說明。
1.諧音詞
網絡諧音詞主要包括：普通話諧音詞，方言諧音詞，外來語諧音詞。
普通話諧音詞的“主要構造方式是將錯就錯的諧音，以及有意識地選擇一種能造成逆諧效果的表達”。[3]為了適應網絡交際的速度需求，在鍵盤輸入中人們往往會選擇第一組詞，這樣，一個個“美麗的錯誤”生成了，如：杯具（悲劇）、水餃（睡覺）、墻裂（強烈）、菌男（俊男）、河蟹（和諧）、大蝦（大俠）、人參公雞（人身攻擊）、雞凍（激動）等等。
漢語有七大方言區，各地網民在同一個平臺交流就會產生詞匯、語法上的差異，這時，強勢方言就會迅速蔓延，成為主流。由于字典中收錄的方言詞語很有限，網民就利用同音詞來代替。如閩南語中“偶”的讀音與普通話中“我”近似，網絡上就以“偶”代替“我”，而“稀飯”是粵語“喜歡”的諧音。
外來語諧音就是把外來語音譯成漢語，翻譯后字面上會表現出原詞不具備的意義，比如論壇上第一個搶座的稱“沙發”就是“so fast”的諧音。
2.析字詞
拆字游戲自古有之，有些網絡流行語也擷取了傳統文字游戲的特色，比如“白骨精”=“白領、骨干、精英”，“神童”=“神經病兒童”，“愛心”=“愛錢又沒良心”，這些詞多借助褒義詞的外形來表達貶義的內涵，由于獨特的諷刺效果，像“白骨精”等詞已經頻繁應用于日常生活中。
3.舊詞新用
最突出的例子當屬瘋傳網絡的“”字?！啊痹诩坠俏闹芯痛嬖冢豆糯鷿h語詞典》將“”列為象形字，本義為窗戶通明，引申為明亮。作為網絡語言，“”充分顯示了象形字的功能：“八”是下垂的雙目，“口”代表張得大大的嘴巴，圖案構成了一個抑郁的表情。又因與“窘”的讀音相同，人們將“”與“窘態”“窘迫”等義項聯系起來。在這里，“”的含義已經和古漢語中完全不同，有哭笑不得，無奈，尷尬，郁悶等多重意義。
4.縮略詞
網絡交際中為了省時省事，高效交流，大量縮略詞迅速產生，除了官方的縮略詞如GDP，更多的是根據諧音重造的詞，比如字母詞：JJ（姐姐）、DIY；數字組合：886（拜拜了）；混合：+U（加油）；還有一些純粹由符號構成的詞如“< @ __@ > ”表醉。這種拼盤式組合的出現大大節省了網絡交流的時間，其簡單易懂，表意含蓄，深受網民的喜愛。
5.重疊詞
“東東”“笨笨”“呼呼”等詞是在成人語境下的兒童化表達，可以稱為童言贅語。在巨大的社會壓力下人們渴望回到童年的本真，希望在虛擬世界中表達真性情，這種看似與身份不符的兒童化語言風格，體現了真嫩和裝嫩兩種心理的結合。近年，這些重疊詞又有了新發展，如：范跑跑，樓歪歪等ABB式的組合，這些調侃可愛風格的語言對于緩和氣氛，拉近談話者的距離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網絡流行語的傳播
網絡流行語的傳播動因一般包括以下幾方面：
1.類推性
大部分的網絡流行語都具有強大的能產性。比如“不要迷戀哥，哥只是個傳說”這種句式流行后衍生出了“不要迷戀房，房只是個傳說”，“不要迷戀我，我只是個聲音”等表達；這種衍生只需要按照原有的框架歸納推演，不僅大大減少了對新詞和新句式的創造，而且加快了流行語的傳播速度。
2.經濟實用性
交際中的經濟原則又叫省力原則，說的是如果用一個詞足夠傳達信息，決不用第二個詞。網絡流行語形象生動，對于各種生活現象具有很強的概括性，又不失幽默詼諧的意味。
3.時尚創新性
現代年輕人追求既要從眾又要獨特的矛盾心理，促使創新詞語用法。如2010年最流行的“織圍脖”就是寫微博的意思，“圍脖”作為“微博”的諧音更生動也更通俗，比起中規中矩的表達自然更容易博得大眾的喜愛。
四、結論
網絡語言呈現蓬勃發展的趨勢，在當代社會追求新奇個性的心理驅動下，還會產生更多的網絡熱詞。我們應該從積極和消極兩方面全面審視網絡語言，認識到網絡的不規范現象實際是使用者的問題，所以網絡語言的規范工作需要全社會全方位的努力。只有充分重視網絡語言尤其是網絡流行語的風向，重視語言使用的各個側面才能拓寬語言學的視野，構建和諧的語言生活局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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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洪峰，彭吉軍.論2009年度熱詞“被X”[J]，語言文字應用，2010（3）：81
[3]施春宏.網絡語言的語言價值和語言學價值[J]，語言文字應，2010（3）：71
流星雨的形成范文4
關鍵詞：風險管理 次貸危機 銀行轉型 流程銀行
中圖分類號：F830.4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60-1770(2009)03-053-03
一、次貸危機風險特性與信息責任
次貸危機發生后，評級公司、商業銀行和金融監管部門無一不受到責難。大多指責這些參與次貸生產流程各環節的相關機構，沒有履行盡職責任和承擔相應的風險責任。如指責評級公司低估了CDO違約概率；商業銀行發放、打包出售了太多的次級貸款，但沒有履行盡職調查責任：監管部門沒有履行監管責任。對于金融業而言，無論是盡職責任還是風險責任，本質是信息責任；金融資產本質是信息資產，美國關于信息責任的第一次立法是2002年4月頒布的《薩班斯一奧克斯雷法案》，第一次明確了上市公司管理層的信息責任，這次立法主要解決2001年安然事件所暴露出的信息欺詐問題。該法案頒布以來爭議不斷，但該法案第一次從法律上界定了公司高管層的內控責任，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因為信息責任是以信任為基礎的，可以通過銀行內部控制和外部監管落實，且外部監管以有效的內部控制為前提。次貸危機不同于安然事件的是，次貸及其信貸衍生產品很多參與主體不是上市公司，而且眾多信貸衍生產品的交易不是通過公開市場交易，是通過柜臺交易完成的。美國雖然有較完善的法律體系，全國個人征信系統和信用評級模型技術能力，由于信用風險的特性，僅僅依靠這些技術手段遠遠不足以落實信貸風險相關的信息責任。一方面，信用風險的內生風險高，如欺詐案件中可能損失全部貸款本金，即內生風險等于貸款本金；另一方面，類似次貸這樣違約頻率高，單筆損失額低的信用風險，是可以通過銀行內部進行有效管理的。次貸危機導致美國五大投行全部消失，原因之一就是CDO、CDS這種信貸衍生產品系統性風險一旦從銀行剝離出來投放市場，就難以管理了。在良好的信用風險管理下，內生風險被管理壓縮后的剩余風險可以很低，如國際先進銀行的貸款不良率一般僅2％左右。其中，盡職調查和貸后管理是信貸風險管理的兩個關鍵環節。如果商業銀行沒有履行盡職責任和風險責任，且經過多層次的交易，信用風險的剩余風險可能層層放大，直至投資者承擔全部內生風險。
因此，如果銀行內部不能落實盡職責任和風險責任，或外部不能落實監管責任，那么銀行信用風險就不宜通過資產證券化等信貸衍生產品進行風險轉移。由于違約率高，單筆違約損失額低的特點，信用風險也不宜通過商業保險，如CDS等產品形式進行管理。如全美2000余家保險公司中，多數都不會提供CDS產品，就是因為信用風險的特性，不符合保險公司穩健經營的一般原則。但經營手法一向激進的AIG，截止2009年6月30日通過CDS為高達4410億美元的債券提供了信用違約掉期。
二、銀行業轉型與流程銀行的反思
1、隨著1970年代以來歐美國家金融管制放松和1988年頒布實施的《資本協議》，商業銀行為了規避監管資本要求，加快了資產證券化業務發展，紛紛將表內信用風險通過資產證券化轉移到表外。在銀行監管規則的變化和衍生產品市場興起的背景下，歐美銀行的經營模式已經由傳統商業銀行以“發放－持有”為特征的利差經營模式，轉型為以“發放－銷售”為特征的信貸資產周轉經營模式。1990年代初，歐美銀行在經營模式轉型的同時，進行了較徹底的流程重組。一方面，歐美銀行很多客戶是全球性的跨國公司，區域、部門等“塊塊”管理難以滿足這些大客戶的金融需求，需要成立業務條線為這些跨國公司及其分布在各個區域的分支公司提供統一服務，這就需要以“條條”管理為主：二是在資本監管及其他金融監管規則的共同作用下，商業銀行轉向“發放一銷售”的經營模式，通過資產證券化，把信用風險轉移到表外或轉移給社會，銀行不需要承擔風險責任，管理層的目標是ROA、ROE最大化，在資本一定的前提下，追求更大的銷售額、更高的資產周轉率。因此，對于零售業務，信用卡業務、中小企業業務都實行了條線管理，強調效率優先。這類“流程銀行”共同特征是：按照客戶或產品類別劃分業務條線、條線垂直管理；前、中，后臺相互制衡；后臺業務集中化；流程作業標準化、自動化，信息化、智能化。
美國次貸危機反映出的一大問題是，這些效率優先的“流程銀行”沒有履行其盡職責任和風險責任，本質是信息責任。
下面談談當前國內銀行在“流程銀行”建設中存在的幾個問題及建議。
1、“條塊”問題。大約在1997年以前，國內商業銀行管理模式都是以區域、部門為主的，條線垂直管理功能較少：分行的作用突出、總行的功能較弱。1997年以后，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開始學習追蹤國際先進銀行最佳實踐，總行的控制功能得到加強。隨后，股份制商業銀行也逐步開始改革，加強了總行控制功能。2001年我國加入WTO以后，銀行業的改革步伐加快。2005年，深圳發展銀行在新橋投資入股后，在國內率先實行了信貸，財務、內控三條線的垂直管理，業務條線仍是以分行“塊塊”為主。2007年，民生銀行對主要客戶線和產品線進行事業部改革，設立了投資銀行部、貿易融資部，交通行業部，能源電力行業部、中小企業部，零售銀行部等十個事業部。事業部改革以后，原有的分支行行長將主要從事后臺和零售業務。在風險控制上，每一個事業部均派駐風險控制官。近年來，還有的銀行條線管理更加細化，同一條線內的各個職能崗位都是從總行直接管理分行該條線內的對口職能崗位，基本上淡化了條線在分行所設部門的概念。這是從“塊塊”管理的一個極端，走向“條條”管理的另一個極端。然而，真理常常在這兩端之間。
對于國內銀行而言，流程設計需要兼顧效率和質量，考慮到國內銀行風險不可向行外轉移，質量應優先于效率，國內銀行管理者需要在“條條”管理與“塊塊”管理之間尋找均衡點，不可照搬國外先進銀行的“條條”管理。比較幾家銀行的“條塊”管理實踐，我們認為，國內商業銀行中小企業客戶應以“塊塊”管理為主，零售業務、信用卡業務，大客戶服務可以逐步轉向“條條”管理為主。同時，風險，財務、稽核三條線需要總行實行垂直管理，以加強總行的控制功能。
2、前、中、后臺職責界定問題。前臺業務線與風險線的職責界定，爭議最大的是哪條線應該對風險管理承擔第一責任。一種普遍的想法是，風險就是風險管理部門的責任。其實，根據全面風險管理理念，風險是每一個員工的責任，風險管理
的目標不是零風險，而是在風險容忍度之內，有效確保銀行戰略目標的實現，因此，風險管理的第一責任始終是業務線。
國內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管理最薄弱的環節可能是貸后管理。我們認為，貸后管理水平之所以提高緩慢，很重要的原因是人為地將貸款流程責任割裂為貸前管理與貸后管理。如有的銀行中小企業客戶信貸管理設置了兩個流程崗位，一個是客戶經理，負責發展客戶并負貸前盡職調查責任，另一個是項目經理負貸后管理責任。客戶信貸管理是一個流程，既包括貸前，也包括貸后，就像流水一樣，如何能界定哪是貸前責任、哪是貸后責任呢?
這種貸前流程與貸后流程割裂的思想，反映在總行，分行層面，就是一個部門管信貸審批，一個部門管貸后管理。如果認為客戶風險管理是一個流程，負責信貸審批的部門自然也應該負責貸后客戶層面的風險監測預警和貸后評級，另外可再設一個負責信貸管理的部門，主要是信貸合規監管、盡職檢查管理，風險報告、風險績效責任考核等工作。
在合規監管職能方面，國內各家銀行都成立了全行的合規部門，這個部門屬于前臺、，還是后臺呢?如果界定為前臺，合規部門主要就是外部合規，即業務合規：那么，在風險條線內還應該設置風險合規職能，負責內部合規，屬于。但不少銀行，全行的合規部門既負責外部合規，又負責內部合規，前臺、不分，這樣只會弱化合規管理職能。
再比如，風險條線內一般都有風險盡職檢查職能，后臺稽核部門也會對風險條線進行檢查。有的銀行認為稽核檢查可以代替風險條線內的盡職檢查，這樣后臺與就沒有區分開來。其實，后臺稽核檢查與風險盡職檢查是不同的兩類檢查，后臺稽核檢查主要是檢查風險條線管理者是否履行了內控責任，而風險條線內的盡職檢查是檢查條線內關鍵崗位員工的盡職行為，如評級的準確性、授信的合理性。
3、集中化作業問題。有的銀行成立區域審批中心，即使分行的中小客戶也要上報區域審批中心審批，這樣的流程效率可能相對較高。但區域審批中心的審批官日常工作中既很少實地接觸客戶，也很少與分行、支行的客戶經理現場共事，這些審批官既缺乏對中小企業客戶的誠信信息，也缺乏客戶經理的盡職信息，這樣的審批質量可能不如中小企業信貸審批派駐分行或支行的效果好。
流星雨的形成范文5
關鍵詞：魯迅；生命軌跡；城鄉選擇；精神裂變
中圖分類號：1109.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6604（2013）06―0082―06
魯迅終其一生，曾先后輾轉紹興、南京、東京、仙臺、北京、廈門、廣州、上海等地，這已廣為人知。僅從表面上看，魯迅經歷的城鄉數量有限，從時間角度而言，也顯得較為分散，猶如一張由年份、地點組成的人生簡譜。然而，如果仔細追溯魯迅的行跡，把它們作為一個整體進行考察，則會發現，魯迅的城鄉之行并非是平面的，而是錯綜復雜卻又有跡可循的人生地圖，其中既充滿了騰挪跌宕，又暗含著內在規律，呈現出螺旋上升的軌跡，伴隨著主體心態的錯落變化。這為我們解讀魯迅的生平與思想提供了別一視角。
若以城鄉空間的角度觀照，魯迅1898―1936年的人生歷程是多線交織的過程，可分解成若干支線，如紹興南京東京（1898年至1902年）、東京仙臺（1902年至1904年）、仙臺東京（1904年至1909年）、東京一杭州一紹興（1909年至1912年）、紹興南京北京（1912年至1926年）、北京廈門廣州（1926年至1927年）、廣州上海（1927年至1936年）。這些不同時間的各種路向，即是錢理群先生所言的魯迅人生中“意義重大的‘空間的轉移’”，構成了魯迅人生之行的復雜面向。
按照空間的差異，魯迅所經歷的地點可劃分為多種類型。在城市文化理論中，城鄉是現代社會重要的空間形態，“城市”的發展人口、規模、地域分布、文化水平參差不齊，具體涵蓋了市鎮、中小型城市、都市、都市群、都市圈等類型，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說：“聚落有一個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即從小自然村（hamlet）、村莊（village）、鎮（town）到城市（city）、大都市（metropolis）、大都市區（metropolitan area）、集群城市或城市群（conurbation）和城市帶或城市連綿區（megalopo-lis）”。19世紀末至20世紀前期，紹興和仙臺屬于規模較小、發展落后、位置偏僻的市鎮，構成魯迅所處的社會低谷，同被稱為“鄉”、“鄉間”。紹興僻處東南，仍沉睡在傳統的文化襁褓中，同樣，日本本州島的仙臺當時也只是偏遠小城。廈門、廣州均為僻靜封閉的邊緣城市，作為閩文化中心地的廈門，體現了“邊陲性的區域文化”，而坐落于南海之濱的廣州，是與內陸城市相隔遙遠的商埠，常被視為文化蠻荒地區。而東京、北京、上海則代表了古老或現代的都市，位置優越、人口集中、社會開放、發展水平首屈一指，多為政治、文化、工商業中心，是魯迅一生中所到達的社會制高點。可見，魯迅的生命世界是連結著傳統與現代、小城與都市的網狀空間。
魯迅正是在鄉鎮、小城、都市等多種空間中穿行著，從路線上看，既有“城鎮一中型城市一都市”的前行，又有“都市小城鄉鎮”的回退，前者包括紹興南京東京、仙臺東京、紹興南京北京、廣州上海等行程，后者指東京仙臺、東京杭州紹興、北京廈門廣州等。因此，如果暫不計時間較短的省親，魯迅城市漂流之路主要由兩條主線構成：一是由鄉土、邊緣小城向大城市、都市轉移，一是由大城市退向小城、城鎮。這兩條線索相互交織，構成了一個起起落落的動態過程。
魯迅向大城市行進，共有四個時期，其中兩次以紹興為起點。第一次是始于1898年的“紹興南京東京”，第二次是始于1912年的“紹興南京北京”，前后兩次時隔14年，均是由小城鎮向大城市行進的過程。此外，魯迅還曾兩次向大城市進發，即1906年“仙臺東京”和1927年“廣州上海”。
由此，可以窺見魯迅行走的重要路向。紹興、仙臺、廣州、廈門，一般是魯迅的出發點，也是他急于告別的地方，停留時間均十分短暫。除了魯迅少年時期在紹興生活了18年外，1909年在紹興暫居不足2年（1909年9月―1912年2月），而在其他小城的時間亦如此，廈門4個月（1926年9月―1927年1月）、廣州9個月（1927年1月1927年9月）、仙臺2年（1904年4月―1906年3月）。僅1926―1927年，魯迅先后穿越南方三個城市。總之，魯迅在鄉間、小城鎮、古城總是匆匆作別，走馬燈似地穿梭而過，傳遞出一個重要信號，即魯迅在紹興、仙臺、廈門等中小城市多有不適感。另一方面，東京、北京、上海等都市往往是魯迅“逃”往的目的地，他在那里居住時間相對較久，如東京5年（1902年4月―1904年4月，1906年3月―1909年8月）、北京14年（1912年2月―1926年8月）、上海10年（1927年10月1936年10月），大大超過了他在小城度過的時間。從中不難看出魯迅對城市的親疏關系。
按照這一軌跡，魯迅的人生之路處于現實選擇中。從中，我們可以爬梳出一條比較清晰的線索：魯迅有著強烈的城市認同，不斷尋找城市。他總是選擇由低點向高點跨越，從而多把東京、北京、上海等城市作為前進方向，在此居住時間也最久，而在仙臺、紹興、廈門停留時間較短；他不愿意久居古城，而向往社會開放、文化發達的現代城市，如東京、上海。不管在國內或是日本，魯迅的道路都殊途同歸。有西方學者曾指出鄉土和城市的文化差異：“切默斯、艾曼和沃納發現，在當代伊朗移居城市的人中一般對城市中的社會自由、婦女作用活動擴大和工作機會等方面持積極態度.而那些選擇留在鄉村的人則更重視生活的傳統方面，如宗教團結與擴大的家庭的關系?！送猓切Τ鞘猩罡械绞只氐洁l村的人表示希望能有更多的傳統價值觀?！鄙釛壷行〕擎偠x擇大城市，摒棄傳統古城而選擇現代都市，可謂魯迅城市之行中的內在邏輯，或者說，他的人生行程是在社會文明空間中從低點向高處、由傳統向現代不斷探尋的過程，現代城市則成為魯迅披荊斬棘、走向現代的重要路標。
然而也應看到，魯迅的城市之行是曲折多變的過程，幾經波折動蕩，并非一帆風順。除了1898年的第一次出行，其他三次都是在經歷了“大城―中小城（城鎮）”墜落之后發生的。1912年離紹赴京之前，魯迅從東京節節退回到故鄉。即1909年“東京杭州紹興”，是由目標地向出發地撤退的過程，或者說現代都市向城鎮降落的過程，“飛了一個小圈子，便又回來停在原地點”，使他1912年又一次突圍，盡管前后兩次時間不一，但結果相同，均以急迫離開紹興而告終，其目的地全部為遠方的城市。同樣，1906年由仙臺返回東京，是魯迅對1904年“東京仙臺”的一次逆轉，魯迅在此期間“棄醫從文”，共分兩步，在兩個城市中完成，首先在仙臺“棄醫”，爾后赴東京“從文”，魯迅寄希望于后者，而不是前者。1927年魯迅的“廣州上海”之行，也與以上兩次一樣，緣于1926年“北京廈門廣州”的震蕩，魯迅從北方古都漂泊到南方邊緣小城，正是在如臨深淵的情形下從中擺脫，繼而轉赴上海。這是一個在小城（鎮）與現代城市（都市）之間來回奔波的艱辛過程。
可見，魯迅在城鄉之間并非是直線行走，而是留下錯綜復雜的軌跡。他在由小城鎮走向大城市的途中，歷經崎嶇坎坷，有時順利行進，邁入城市的門檻，有時不進而退，跌回原來的鄉土和小城鎮，然后再繼續向前追索，一生中充滿了這樣反反復復、曲曲折折的螺旋式過程。“逃離―躍升―退回―再逃離”，魯迅永遠都在做著“攀升―下滑―再攀升”的動作。這種動態的前行，也成為魯迅生命之路的內在特征。
在魯迅穿行于城鄉的過程中，其心態也發生著規律性的變化，尤其是在都市與小城鎮之間，往往產生巨大的心理反差，寂寞失落、激情洋溢，構成了他心靈世界的兩個半球。這是他長期城市體驗的表現。
在鄉間和邊緣小城，魯迅總因缺少“新顥氣”而飽受煎熬。對于故鄉紹興，魯迅有著復雜的態度，真正置身其中時，深恐“遽為村人”。這種焦慮在廈門時重復出現，魯迅運用大量言語表達內心無限的失落寂寥，包括“死海”，“深山中”，“很單調”，“交通不便，消息不靈”，“我到此未及兩月，似乎住了一年了，文字是一點也寫不出”等。初到廣州，魯迅不乏新鮮之感，但不久便因當地的文化滯后焦灼萬分，他認為“言論界之暗，實在過于北京”“這里是什么都不知道”。即使在域外，魯迅也產生相同的感受。在仙臺時，魯迅不僅因為“漏題事件”、“幻燈片事件”大受刺激，“咀嚼著屈辱”，而且面臨著“腦力頓錮”的精神危機，在他眼里，仙臺是一個故步自封的“市鎮”“鄉間”。總之，在閉塞的中小城市，魯迅仿佛跌入精神煉獄，往往被緊張感、不適感所困，并不自覺地將目光投向一些大城市，流露出向往之情。
與之相比，魯迅在大城市的心態要從容得多，這與小城鎮形成鮮明對照。他認為北京“人才多于鯽魚”“遍地是古董”，而上海“別有活力”“較便當”。與仙臺相比，東京更是開放發達的現代樂園，為魯迅等留學生打開了心靈窗口，讓他們體嘗到了“急于尋求”“新知識”的，過著“一起來就看報”的現代生活?？傮w而言，從小城鎮到現代城市，魯迅如同從荒漠進入綠洲，產生了巨大的心理波動，他感到了周圍“熱鬧”的跡象，而生命激情得到釋放，思想也迅速活躍起來。
對魯迅而言，大城市和小城市截然不同。前者代表了文化中心，是報刊、商業等現代文化的集中地，富于“活力”、“新顥氣”；而鄉間和邊緣小城，則是社會的低谷，是“寧靜”、“單調”、“頓錮”、“什么也不知道”的地方。紹興、北京等古城，是“魚龍曼衍之戲”、“皇帝氣之積習”，是傳統落后的；而東京、上海則是充滿“新知識”、“較便當”的地方，呈現出自由開放的氛圍。
由此可見，魯迅的城市之路同時是他的心靈尋覓之途，其中充滿了興奮與麻痹、充實與寂寥、絕望與希望。在現代城市中，魯迅的心理基本上處于常態，而到了鄉間小城、古城，則經常發生失衡。魯迅心態就是在兩極中搖擺、掙扎，無時不在發生激烈碰撞，他在鄉間和小城積下的精神封閉、阻滯、焦慮，只有到了大城市才得到紓解。從中可知，魯迅輾轉城市的過程亦是他與“單調”、“腦力頓錮”、“人如機器”的絕望感交戰的過程，是他不斷追尋“新顥氣”、“活力”、“熱鬧”的過程。其間歷經著長期的脫胎換骨的變化，從“精神頓錮”、“什么也不知道”的陰霾中復活，穿越守舊、閉鎖、寂寥、孤獨、絕望，不斷尋求一種熱力噴張、意志飽滿的生命狀態。這是魯迅城市之行所展現的奇妙的心靈地圖。
但是，魯迅對都市的好感不是絕對的，只是與鄉間、小城鎮相對而言。魯迅心目中的“都市”，并非完全指的是北京、上海等城市，實際上也沒有任何一座城市成為他的理想選擇。北京“人才多于鯽魚”，但也是“皇帝氣之積習”的“沙漠”。20世紀30年代的都市上海“別有活力”，在他看來也危機四伏，存在各種弊端，是“勢利之區”、“穢區”。東京是充滿新知識的世界都市，但“也不過如此”?？梢?，魯迅從正反兩個方面看待城市，把現代想象寄托于城市，對城市懷有“幻夢”，但真正體驗之后又不無失望，“幻夢”終究“醒了不少”。在廈門、上海等地，每逢一個十字路口，魯迅都因為將來的去向而感躊躇；在上海，魯迅常常陷入“無處可去”的境地，正反映了他城市之行中的虛妄心理。似乎永無止境，沒有一個城市可以作為永恒的家園，使他形成了“漂流”、“混”的流蕩心態，正如薩義德所說：“永遠處于不能完全適應的狀態，總是覺得仿佛處于當地人居住的親切、熟悉的世界之外，……無法回到某個更早，也許更穩定的安適自在的狀態；而且，更可悲的是，永遠無法完全抵達，永遠無法與新家或新情境合而為一?？梢哉f，魯迅的城市之途也是一條生命跋涉之路，充滿著不懈的選擇、探索，其路向永遠是以“新顥氣”、“活力”的現代文化精神為指針的。
魯迅的城市歷程不僅是心理波動的過程，也是文化身份轉換、調整的過程。有西方學者指出：“只要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存在著沖突和不對稱，文化身份問題就會出現。在相對孤立、繁榮和穩定的環境里，通常不會產生文化身份的問題。身份要成為問題，需要有個動蕩和危機的時期，既有的方式受到威脅?！备〕劣诔青l之間，魯迅經歷了身份得而復失、失而復得的過程，城鄉之行，實質上是魯迅對不同文化身份的選擇，亦是精神裂變的過程。
魯迅在大城市與小城鎮、現代城市與傳統城市之間，經歷了身份錯位、歸位，形成了兩個對立的自我，一是“村人”、“木偶人”、“人如機器”一般形容枯槁的自我，一是向往“熱鬧”、煥發“活力”的生命力旺盛的自我，這兩種截然相反的身份，在魯迅身上無休止地噬咬、糾纏著。其中，東京仙臺、東京紹興、北京廈門等幾個時期，均是他心理失衡、身份錯位的階段，在低微的現實身份中掙扎，比如，在傳統風氣濃厚的紹興，魯迅作為“假洋鬼子”格格不入，內心以“村人”自喻。1926年流徙南國后，魯迅再次從社會之巔跌入低谷，產生“人如機器”的身份焦慮。相反，從紹興南京東京、仙臺東京、紹興北京、廣州上海，是他重塑自我的時期。魯迅更換不同地點，實際上恰是他兩重身份之間不斷調適的過程，這種身份的變化，蘊含著緊張的生命抉擇。最終魯迅通過“市鎮、小城――大城”之間的搖擺，摒棄了“麻醉”的自我，擺脫了窮鄉僻壤中“村人”、“鄉間”的“木偶人”的命運，自覺地回歸到一個富有精神活力的戰斗者位置上，逐步形成一個富有“活力”的新我。
同時，摒棄“幻夢者”身份，蛻變為“現實”的戰斗者，亦是魯迅在城市奔走中實現的。魯迅作為理想者的身份，在早期的都市之行中初步形成，周作人、增田涉、李歐梵等人曾指出，青年魯迅“幻夢者”氣質很大程度上是受梁啟超的影響所致，實際上還與都市的文化環境密切相關。東京濃厚的文化氛圍、密集的知識群體、巨大的都市影響力.使青年魯迅產生身份幻覺，無形中把自己定位成一個超人式的啟蒙者，“為救國而去學習真理”，這從他投考較冷門的醫學專業和位置偏遠的仙臺醫專中可見一斑。據周作人回憶，當時大多數留學生青睞名牌公立大學的熱門專業，原因是“可以領到中國官費，畢業后回國來，說起資格也很響朗，并且容易找到較好的職業”。但青年魯迅篤信文藝的救國功能，尚未充分考慮個人立足與救國救民、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問題，而且無人為魯迅那一代青年提供答案，所以魯迅為了這個渺遠的理想冒險，并從《新生》失利等事件上遭受重創，直接導致了1909―1912年魯迅“東京杭州紹興”的接連受挫，這是魯迅身份產生內省的開端。正如錢理群先生所述，“現在經過了十年的反省，魯迅又打破了自我的神話。在他打破了外在和內在的神話以后，他就真正從縹緲的天國回了現實當中，回到日常生活中來，真正成為了中國這塊真實土地上的普通的一員。――后來他說到知識分子只是‘大眾中的一個人’，是他打破自我神話以后最終必然達到的結論”。實際上，此后的城市經歷，一次又一次改變著魯迅。來到夢寐以求的北京，卻最終“逃”離，1926、1927年南國流徙和1927―1936年上海定居，其問的系列打擊是魯迅思想覺醒與身份轉變的又一重要階段，廈門和廣州之行則使魯迅從“幻夢”中醒來，而上海的勢利、流氓、浮躁的空氣，讓魯迅深陷“無處可去”的厄境。在城鄉行程中，理想光環一層層地被現實所湮沒，四處皆是粗陋不堪的現實行狀、“正人君子”的嘴臉，這使魯迅“越來越失望起來”，其理想逐步化為“幻夢”。從中，他意識到庸眾的強大、個體力量的微弱，看到了一個裸的現實本相和慘淡的人生。這是對外部環境和自我的雙重絕望，不僅精神冠冕破碎，而且尋找理想之地的熱情也日益冷卻。城鄉歷程促使魯迅發生心靈變軌，不再堅持渺不可及的抗爭，而是回到現實漩渦中，與之作殊死對抗、絕境求生。魯迅不僅以這樣的姿態，而且勸誡青年人不要盲目追求文學夢想：“先生進學校去，自然甚好，但先行辭去職業，我以為是失策的?？粗袊F在情形，幾乎要陷于無教育狀態.此后如何，實在是在不可知之數”。通過城鄉之行，魯迅在“經驗的豐實”之中由“幻夢者”變為覺醒者，拒絕空洞的戰叫，牢牢地踩著現實大地，不是跟隨理想火炬沖鋒陷陣，而更像浩渺暗夜中的騎士，自覺地摸索前行，探求中國的現代之路。這可謂魯迅歷經城鄉浮沉后得出的實際經驗，也是對現代知識分子角色的深刻認知。
魯迅的城鄉之行中還經歷了“漂流”者、“僑寓”者向“搗亂”者的角色位移和精神跨越。魯迅常具有“放逐者”的身份認同，在精神層面里卻又和城市存在休戚與共的關系。一方面，魯迅對城市具有疏離的傾向，扮演著城市屋檐下的“客子”角色，除了北京的八道灣，長年過著居無定所的租賃生活，如東京時期租住的伏見館、中越館、伍舍以及北京的“S會館”、上海租界的石庫門等，猶如波西米亞人，由一個城市遷徙到另一城市。不同于許多城市的職業作家，魯迅一貫以樸素的生活方式示人，除了北京十年的部員生涯外，幾乎沒有固定的事業，李歐梵對此曾指出：“魯迅可以說是‘自聘’的”，“通常都在家寫作而不必去任何辦公室報到”。即使在內心深處，魯迅絕少對任何城市產生歸屬感，而甘以“陌生人”、“僑寓”者自居：“但這樣的社會里，怎么生根呢，除非和他們一同腐敗”。他深懷流浪情結，把城市視作“墮落”之地而有意識地疏離城市，自稱：“作者都是生活不能安定的人，為了衣食，奔走四方”。這恰如其分地道出了魯迅懸浮的身份。另一方面，魯迅卻從未遠離城市，在與城市保持游離而又黏合的關系，其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等方面都受到城市文明的影響，乘坐汽車、光顧夜市、喝咖啡、看電影、買報閱報都成為他生活的內容。魯迅與城市難以分離，主要表現在精神層面。所到之處，他表現出強烈的主人翁姿態，對時局動向、社會百態、文壇現象保持關注和介入的熱情，“女師大”事件、“青年必讀書”討論、上海的秦理齋夫人自殺等公共事件，都因魯迅的參與而變得炙手可熱。他堅持不懈地清理城市社會的渣滓，針砭各種積弊，抨擊了華人被洋人毆打身亡、“爭穿”孝服、廣告征父母等弊病。魯迅不僅近距離透視城市萬象，還站在城市之巔，環視偌大的中國：北京時期，魯迅對上海的“靈學會”活動、河南開封士兵“鐵塔奸污女生”案頗為關注；到上海后，把東北戰事、浙江余姚旱災、四川的“短衣運動”、南京的“蕭女士被案”、浙江鄉間的“迎神”和“咬人”等事態納入視野；身在廈門、廣州時，魯迅仍注視著京、滬的社會動態。魯迅通過城市開展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鞭笞城市的亂象，觸及中國社會的神經末梢，“沖破一點中國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濁停滯的空氣”。而且，魯迅適應城市的文化特點，為城市植入新的基因，激活文化空氣。史學家謝國楨認為，黨、社的出現代表了“人民自覺的現象”。近代尤其是“五四”后，中國城市思想漸趨活躍，成為各類政治、文藝團體的集結地。對此，魯迅也有深切的體驗，認為在城市中“沒有一伙，是不行的”。他在各個城市不斷尋找同道，早期接觸光復會、南社、越社，“五四”后與眾多文藝團體過從甚密，參與創辦語絲社、莽原社、未名社和廈門的泱泱社等團體。在廣州曾擬與創造社結成戰線；抵滬后，除了創辦朝華社，參加濟難會、左聯、中國民權保障同盟、自由運動大同盟等一系列社會組織。魯迅之所以親近各類團體，存在復雜的動因，如王宏志斷言：“原因在于他真正相信這樣的一個文學團體會對中國的文壇，甚至中國將來帶來好處”。陳思和認為：“魯迅從來不是一個習慣于孤軍作戰的獨行俠，他在反抗黑暗環境的一生中，始終在尋找自己的同盟軍。他的一生是尋找結盟的一生?！睆某鞘械慕嵌瓤矗渥龇ㄅc城市的特點密切相關。城市社會是以陌生人為主的大舞臺，通過接近各類團體，魯迅能夠走近青年知識者，為之提供成長的“梯子”，通過多方聯袂，超越一己之力，筑起知識分子的長城。魯迅“總是處于孤寂與結盟之間”，在城市中建立陣線，補充自身能量。所以，作為“漂泊者”的魯迅，始終與城市保持著黏合關系，即使面對艱難險阻，仍寸步不移，“所以我的意思，倒不如在都市中，要墮落的從速墮落罷，要苦痛的速速苦痛罷，否則從較為寧靜的地方突到鬧處，也須意外地吃驚受苦，其苦痛之總量，與本在都市者略同”。而魯迅自覺地以城市守望者的姿態，時刻觸摸著現實脈搏，與中國現代社會命運相依。
綜而觀之，魯迅的城鄉之行潛藏著顯形和隱形的線索，從中可以捕捉魯迅生命的動態軌跡與內在邏輯。他在鄉間與城市、小城與大城、理想與現實之間浮沉，經歷著市鎮―小城―都市的跌宕與考驗。在此期間，努力克服“腦力頓錮”的委頓心態，向“新顥氣”、“熱鬧”的生命空間挺進，奮力改變“村人”、“木偶人”、“人如機器”的身份，摒棄“幻夢者”、“漂流者”的角色，而選擇成為現代社會中充滿“活”氣的“搗亂”者。這些蛻變，無疑顯示了魯迅人生中極為復雜的向度，以及在內外部的挑戰與風險中決然邁向現代的生命偉力，同時也昭示出城市文化環境對一個現代知識者的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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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星雨的形成范文6
【關鍵詞】流動性升水；交易成本
一、文獻綜述
Bengt Holmstrom 和Jean Tirole在《LAPM：A LiquidityBased Asset Pricing Model》中列舉了一個簡單地例子，解釋了流動性的價值：在不確定性的未來可以獲得資本進行再投資，獲得更高的收益。在此基礎上，本文增添一點――獲得資本所需要的時間，考察金融資產變現的難易程度對于流動性價值的影響。
二、模型建立
模型分為三期：0期，1期和2期。在0期，企業沒有稟賦，消費者有稟賦。企業向消費者融資，用來投資成本為I的項目和購買無風險資產L0。該項目在1期產生隨機收益X，服從分布g（X），且E（X）>I。無風險資產在1期產生固定的收益1，但是從決定出售到出售成功需要時間z，z服從分布f（z）。1期的收益都是可以確認和抵押的，并且收益在企業、消費者和投資項目上進行分配。
該再投資項目在2期有收益b（z）y（x）-y2（x）/2，b（z）是z的單調減函數。因為對于有正收益的投資項目，從看到投資機會到進行投資，所需要的時間增加，投資的收益會越低。市場上取得正投資收益的資源比較稀少，投資者們追逐利潤，在抓住投資機遇方面會有所競爭，使得投資收益隨時間變化而降低。
企業的最優化問題：
max{y，l}E0[b（z）y（x）-y2（x）/2+t（x）]（1）
約束條件：
y（x）+t（x）≤x+lfor all x（2）
1期的收益必須足夠分配
E0[x-I-y（x）-t（x）-（q-1）l]0（3）
消費者的期望利潤不能為負
由于消費者會投資是風險中性的，且進行任何正收益的投資，所以約束（3）是緊的maxE0{b（z）y（x）-y2（x）/2+t（x）+u[x-I-y（x）-t（x）-（q-1）l]}St.y（x）+t（x）≤x+lfor all x
考慮無約束（2）的情況，有
y*=E（b（z））-u
那么，有約束的最優解是
y=min（y*，x+l）
若u0，那么在最優解中，公司不分給消費者，這違反了約束條件（3）。在u=1時，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流動性稀缺。我們僅考察u>1的情況。
對t（x）求導，有1-u
選擇L來最大化
∫y*-L0∫∞0[b（z）（x+L）-（x+L）2/2-u（I-qL）f（z）g（x）dzdx+∫∞y*-L∫∞0[b（z）y*-（y*）2/2-u（I+y*+（q-1）L-x）]f（z）g（x）dzdx
一階條件有：
q-1=∫y*-L0[E（b）-（x+L）u-1]g（x）dx
定義
m（x）=E（b）-（x+L）u
0otherwise-1forx≤y*-L
m（x）是流動性的邊際價值。
q-1=E0[m（x）]
由于b是z的單調減函數，不妨設b（z）=b0-b1z where b1>0。則：
q-1=∫y*-L0[b0-b1E0（z）-（x+L）u]g（x）dx
PROP 1.dqdE0（z）=-b1uG（y*-L）
PROP 2.dqdl=-1uG（y*-L）
當L>L*時，流動性的供給太多，導致流動性升水價值為0；當L
三、結論
在三期投資模型的框架下，交易成本通過影響未來收益，降低了對提供流動性的資產的需求。流動性作為商品，需求的減少會導致其本身價值――流動性升水的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