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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被推翻范文1
"日升昌"票號，是清代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開設的。這個票號的創始經理人名叫雷履泰，其東家為平遙縣的達蒲村李家。"日升昌"票號的前身，是"西玉成"顏料鋪，后來才更名日升昌，并發展為票號。"日升昌"票號，平遙為總號，其分號遍及全國各大城市。"日升昌"票號主要業務是包辦國內公私匯兌銀錢。當時由于的發展，現銀運輸量頗大，公路交通運輸不發達，其它運輸手段費用高而且很不安全。
在這種情況下，專門經營匯兌業務的金融機構應運而生了，"日升昌"的誕生從此結束了我國鏢局押送現銀的落后金融局面，極大地加速了商業運轉和貨幣流通，有力地推動了社會經濟迅猛發展。其經營的黃金時期年匯兌總額高達3800萬兩白銀，可謂"日利千金"；其經營網點遍布除東北、西北以外的整個中國，可謂"一紙風行"。然而，更讓我們嘆服的是：票號產生的百余年間，外患頻頻，內亂不斷，日昇昌在風雨飄搖的一百年，縱橫捭闔，雄視商界，形成了一整套極具現代意義的管理制度。
"日升昌"票號，當時在國內是首屈一指的首創金融機構，曾以"天下第一號"、"匯遍天下"而聞名于世。"日升昌"票號，在咸豐同治年間為極剩時期。到清朝末年，先進的銀行興起，票號逐步被取代。由于爆發和清朝政府被推翻，"日升昌"票號就隨之倒閉了。
清朝被推翻范文2
清代服飾以濃郁的滿族民族特色和獨特的裝飾風格，曾經盛行近三百年時間，并對近現代的服飾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它是我國服飾發展史的一個重要歷史階段。從整個服裝發展的歷史來看，清代服飾的形制，在中國歷史服飾中最為龐雜，繁縟條文規章也多于以前任何一代，是中國服飾沉淀、固化的時期。而清代服飾是以滿族服飾為基礎，又采納了漢族服飾的某些服飾元素發展起來的。清代服飾文化的產生與滿族形成的歷史及清入關前后所處的社會背景有著十分重要的聯系。因此，研究清代服飾，首先要了解滿族服飾。一個民族的服飾，是這個民族風俗的反映，是人民在長期生活和斗爭中所創造、享有的整個文化財富的一部分。清入關前的滿族服飾的發展，無疑為清代服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早期滿族的習俗，是女真族習俗的綿延。甚至直到進關以后，盡管是受到了許多漢族習俗的影響但在其主要方面，卻仍是長期保持著，有些方面直到清代末期依然如故，滿族服飾就是其中之一。滿族的衣著服飾，基本上是因襲女真族的《大金國志》卷39記載：“好白衣、辮發垂肩”，又“垂金環、留顱后發，系以色絲”，他們以“厚毛為衣，非入室不撒”。努爾哈赤和皇太極時期，制定了一系列的服飾制度，這為后來入關后的服飾制度奠定了基礎。清代的冠服制度，據《清史稿?輿服志》記載：“自崇德初元，已定上下冠服諸制，高宗一代，法式加詳。”這就是說，清代的冠服制度形成于崇德年間，成形于乾隆時期。因此，清入關前的冠服制度的發展變化，是清代冠服制度的基礎。
在清入關之前，因為其為北方的游牧民族，所以服飾多以窄身緊袖為主，同樣也不帶帽子，這就與中原華夏民族的寬衣大袖格格不入。17世紀初，隨著滿洲的興起和擴張，這一特定的風俗習慣轉而就演變成民族斗爭執間征服與被征服、奴役與被奴役的政治問題，而清代在與明的戰爭中以及滅明之后，清朝的統治者為了達到消滅漢族的民族認同感并進一步維護滿洲貴族統治的目的，進而大力推行甚至可以說是殘忍的推行本民族的發型和服裝，并用殘酷的手段來禁止人們穿戴漢族服裝，在歷史上被稱作“剃發易服”。
剃發易服這一強制性活動的范圍與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因此遭到漢族人民的堅決抵抗。漢族人素持“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之意識，在“寧可斷頭，決不剃發”的口號下聚集起來，對滿族統治者進行多次斗爭，“江陰十日”、“嘉定三屠”、“六萬人同心死義，存大明三百里江山”的詩句就是最好的見證。
二、短期繁榮，滿漢相融
康熙帝作為清代第二代皇帝，同時也作為中國封建史上不可多得的圣明君主，他看到單以野蠻落后的方式去統治中原，實際上破壞了漢族已達到的比較進步的生產關系，于是不得不緩和滿族和漢族之間的激烈矛盾，使生產力得到了恢復和發展，并且在不成文的“十從十不從”、“男從女不從”的條例下，兩族矛盾才暫時得到緩解。習俗有極強的傳承性，也會隨時隨地而變，由于兩族人民的廣泛接觸且頻繁，所以其演變過程中互為滲透融合，互為影響。
由于滿族服飾具有典型的游牧風格，帶有濃郁的大風格，而中原地帶由于其地理位置、氣候環境，長期以來崇尚文儒柔雅之風，所以滿漢兩族服飾在相融的過程中，既有互相替代，也保留了各自的服裝特色。
清前期，從帝后到官員的各色各式服飾，無論就其形制而論，抑或是條文規章而言，均較以前任何一個朝代繁復。從總體上看，清政府制定的帝后、官員服飾之制，既保留了漢族傳統服制中的某些特點，又不失其滿族本民族的習俗禮儀，如以中國傳統的十二章紋作為袞服、朝服的紋飾，以繡有禽獸的“補子”為文武官員職別的標志，以金鳳、金翟等紋樣作為后妃、命婦冠帽服裝上的裝飾，而廢棄了歷代以袞冕衣裳為祭祀之服及以通天冠、絳紗袍為朝服的傳統制度。這既是清代滿漢服飾文化融匯的結果，在一定意義上說，更是清代“多元一體化”服飾文明的生動體現。
（一）皇帝的服飾與規制
清代皇帝服飾有朝服、吉服、常服、行服等。皇帝朝服及所戴的冠，分冬夏二式。冬夏朝服區別主要在衣服的邊緣，春夏用緞，秋冬用珍貴皮毛為緣飾之。朝服的顏色以黃色為主，以明黃為貴，只有在祭祀天時用藍色，朝日時用紅色，夕月時用白色。朝服的紋樣主要為龍紋及十二章紋樣。一般在正前、背后及兩臂繡正龍各一條；腰帷繡行龍五條襞積（折裥處）前后各繡團龍九條；裳繡正龍兩條、行龍四條；披肩繡行龍兩條；袖端繡正龍各一條。十二章紋樣為日、月、星辰、山、龍、華蟲、黼、黻八章在衣上；其余四種藻、火、宗彝、米粉在裳上，并配用五色云紋。
皇帝的龍袍屬于吉服范疇，比朝服、袞服等禮服略次一等，平時較多穿著。穿龍袍時，必須戴吉服冠，束吉服帶及掛朝珠。龍袍以明黃色為主也可用金黃杏黃等色。古時稱帝王之位，為九五之尊。九、五兩數，通常象征著高貴，在皇室建筑、生活器具等方面都有所反映。清朝皇帝的龍袍，據文獻記載，也繡有九條龍。從實物來看，前后只有八條龍，與文字記載不符，缺一條龍。有人認為還有一條龍是皇帝本身。其實這條龍客觀存在著，只是被繡在衣襟里面，一般不易看到。這樣一來，每件龍袍實際即為九龍，而從正面或背面單獨看時，所看見的都是五龍，與九五之數正好相吻合。另外，龍袍的下擺，斜向排列著許多彎曲的線條，名謂水腳。水腳之上，還有許多波浪翻滾的水浪，水浪之上，又立有山石寶物，俗稱“海水江涯”，它除了表示綿延不斷的吉祥含意之外，還有“一統山河”和“萬世升平”的寓意。
（二）皇后等的冠服之制
清前期，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的冠服之制相同。其冠服與飾物，有朝冠、吉服冠、金約、耳飾、朝褂、朝袍、龍褂、龍袍、領約、朝服朝珠、采蛻、朝裙。
皇太后和皇后的冬朝冠為熏貂。上綴朱緯，頂三層。飾有珍珠、金鳳、寶石、珊珊等飾物，冠后有護領，垂明黃帶；夏朝冠為青絨。
皇太后和皇后的金約（用金做成的飾物），上綴青金石、綠松石、珍珠、珊珊等為垂褂物。皇太后和皇后的耳飾左右各三，由金龍銜一等珠：皇貴妃和貴妃的耳飾，宮中貴人耳朵扎有三個孔，配戴三副耳墜?；侍?、皇后、皇貴妃的朝褂，用石青色片金緣，以立龍、正龍和萬福萬壽為繡衣圖案。領后垂明黃絳，飾以珠寶；也有以正龍、行龍或立龍和八寶平水為圖案繡文。
皇太后和皇后、皇貴妃的冬朝袍用明黃色、披領和袖均用石青，肩的上下均加緣，并有金龍、行龍、正龍以及八寶平水等圖案繡文。
皇太后和皇后的領約，以縷金鑄之，以珍珠、綠松石、珊珊為飾。皇太后和皇后著朝服時胸前掛有三盤朝珠。著吉服掛一盤朝珠，均為珍珠和珊珊等高檔飾物；皇貴妃、貴妃和妃的朝珠，是用密珀為飾。這種朝珠共計一百零八顆，分四部分，以三顆大珠間隔，每個部分二十七顆。
皇太后、皇后和皇貴妃配有綠色采，絳用明黃色，繡文為五谷豐登。
皇太后、皇后、皇貴妃、貴妃、妃和嬪的冬朝裙，用片金加海龍緣，紅織金壽字緞和石青行龍莊緞；夏朝裙用緞紗，圖案與冬裙相同。
（三）官員的服飾與規制
清前期，官員系指異姓封爵的公、侯、伯、子、男、文武一品至幾品官員、未人流的品官以及進士、舉人、會試中式貢士、貢生、監生、外郎耆老、從耕農官，一等、二等、三等侍衛、藍翎侍衛、侍臣等人而言。這些人的冠服，其具體制式，按官階的高低、品位，均有嚴格的規定。
1.官員的冠飾
朝冠，文一品、武一品、鎮國將軍、郡主額駙及子爵朝冠相同。官員品級高低的最大差別與標志，主要表現在朝冠的頂子之上。冠頂均按官品品級戴用，不得僭越。所謂幾品頂戴（或頂帶）主要看官員帽子上是什么頂子。官員如被朝廷降職、革職，這就是摘去或革掉他原有應戴的頂子。
2.官員的服飾
清代前期，官員服飾最具代表性、穿用場所和時間最多的是“補服”（或稱“補褂”，前后各綴有一塊補子）。能表示官職差別的補于，即是兩塊繡有文禽與猛獸的紋飾。除補服外，清代官員的服飾還有朝服、朝袍、蟒袍、端罩、行褂、行袍、行裳等。
3.官員的服飾飾物
清代前期，官員的服飾飾物與附件，則有冠上的花翎；朝服上的披領；領衣褂的朝珠：腰間束的帶及靴等。其中最具特色的是花翎。其中以三眼花翎最貴，而無眼的則稱藍翎。凡截花翎之人，首先是有爵位的規定，其次是接近皇帝的近侍者和王府護衛人員，再次是禁衛于京師內外的武職營官，復次是有軍功者，最后是皇帝特賜著。
清代平民男子以袍、褂、襖、衫、褲為主，相繼改寬衣大袖為窄袖筒身，衣襟以鈕扣系之，代替了漢族慣用的綢帶；領口變化較多，無領子，而另加領衣，俗稱“牛舌頭”。在滿族的服裝上采用了漢族冕服中的十二章紋飾，只是不在常服上綴補子，而是直接繡方形或圓形補于衣上，稱之為補服；袍服袖口有吐出于外的“箭袖”，具有典型的地區特征，因形似馬蹄，被俗稱為“馬蹄袖”。其形源于北方惡劣天氣中避寒而用，待狩獵射箭時又可卷上，不妨礙形動。袍服中還有一種“缺襟袍”，前襟下擺分開，右邊裁下一塊，比左面略短一尺，便于乘騎，因而謂之“行裝”。在“嘉乾”之后，開始效仿漢服，漢服雖屢遭禁止，但其趨勢仍在不斷擴大。漢族女子清初服裝基本與明代相同，到后來不斷變化，終于形成清朝服裝特色。云肩在明代已現于社會女子之間，可作為禮服，清初女子在行禮或新婚時作為裝飾；清初滿族與漢族女子各自保留本族發型形制，至中期漢女仿滿宮女，以高髻為尚；鞋式旗漢各異，旗女天足，穿木底高跟鞋，漢女纏足，多穿木底弓鞋。
清朝雖有百年盛世，卻擺脫不了封建帝制統治的陋病，愚昧的閉關鎖國之政，使得國運每況愈下，而此時的服飾卻崇尚奢靡，追求繁縟的風格，導致服裝邊緣、飾物等形成精致細密之風。乾隆時達官貴人為顯闊，曾實行過一陣反穿馬褂，以炫耀其高級裘皮。在衣服邊緣地方施繡鑲滾花邊是清代女子衣服裝飾的一大特點，早期只有三鑲五滾，后來越發繁闊，為十八鑲滾，以至連衣服本料都顯見不多了。《紅樓夢》中的賈府，不光老爺太太們遍體綺羅，就是妻妾仆人們也穿著綢緞為之，而其中描繪的村建家族生活奢侈無度，服飾攀貴顯富，便是這個封建王朝末期腐化的真實縮影。
三、后期衰敗，西風東漸
至清朝后期一切都預示著清王朝已經開始衰敗，同樣也標志著一個革命時代的開始。19世紀末，民族資產階級開始作為新的力量登上舞臺，掀起了一場具有一定群眾性的救亡圖存的維新變法運動，一批帶有資產階級改良維新思想的知識分子聯名上書，建議變法維新，其中既有政治大事，也有服飾習俗。清朝末年人們服飾的變化，不僅是清王朝走向沒落的象征，也是西方文化沖擊產生的結果，人們由于年齡、性格、職務、愛好、階層、水平和社交范圍的不同，也在大同之中求各異：穿長袍、馬褂，頭戴瓜皮帽或羅宋帽，下身穿中式褲子，登布鞋，這是中年男子及公務人員交際時裝束；西服革履，戴禮帽這是青年男子或從事洋務者所喜好的裝束；還有極少數的開明男子的服裝中西結合，長袍，西褲，禮帽，皮鞋。而女子的服裝著重點在旗袍，旗袍本意為旗女之袍，清末時體寬大，腰平直，衣長至足，衣上飾有壽字和各色花卉圖案，如“如意牡丹”、“福祿壽喜”等，制作細膩精巧，色彩講求層次變化。服裝造型基本上采用直線，胸、肩、腰、臀呈平直狀態，沒有明顯的曲折變化，掩蓋了女子的身材形體，也就談不上女性的人體美了。但由于受外來文化影響，開始縮短長度，收緊腰身，衣領緊扣，曲線鮮明，或大襟或斜襟的旗袍為一些女性所青睞，邊緣處鑲滾花邊或刺繡紋飾，從而襯托出端莊、典雅、沉靜、含蓄的東方女性之美；經濟便利，美觀飾體，再加上高跟鞋的襯托，更體現出婦女的秀美身姿。
清朝被推翻范文3
關鍵詞：《船山遺書》；劉毓松；劉壽曾，劉師培；民族主義
許多人撰寫清初的思想與學術史的時候大都會提到清初的顧炎武、黃宗羲與王夫之三大思想家。但是王船山的學說只是到了之時為了發揚湖湘文化，命儀征劉毓松、劉壽曾父子整理出來。本文擬從船山學說被發掘整理及其后與章太炎、劉師培革命派以船山學說為推翻滿清之思想武器的巨大反差來探討近代學術和思想闡變的內在理路。
一
面對理學不能應付日益復雜的局面。尤其是內亂，不同于倭仁等迂腐的理學家，而是切于實際，開始講求經世之學，主張提高經濟之學的地位。他說：“有義理之學。有辭章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考據之學。義理之學，即《宋史》所謂道學也，在孔門為德行之科。辭章之學。在孔門為言語之科。經濟之學，在孔門為政事之科。考據之學，即今世所謂漢學也，在孔門為文學之科。此四者闕一不可”。多次強調這一點。是因為要消滅內亂，儒家士大夫不但要內圣。而且要外王。要達到此目的，就必須提高湘軍的戰斗力，就要宣揚湖湘文化。提高湘軍這支鄉軍的凝聚力。就把目標對準了湖湘前賢王船山。
在幕府里設有采訪忠義局、編書局等機構。設立采訪忠義局的目的是希望通過表彰在與戰爭中死難的官紳，來激勵更多的人同對抗。成豐十年。首次于行營設立忠義局，其主要任務是搜集和整理死難官紳的資料，由匯總奏報朝廷。請建總祠總坊或專祠專坊。“以慰忠魂而維風化”。編書局于同治三年設立，親自制定章程，挑選學識淵博、擅長?？钡哪涣艑Ｋ酒涫隆种卸嗨迣W名儒，主要有歐陽兆熊、洪汝奎、李善蘭、張文虎、劉毓松、劉壽曾、汪士鐸、莫友芝、唐仁壽、倪文蔚、戴望、成蓉鏡、劉恭冕等。
書局初設于安慶，后移往金陵。主持金陵書局的便是劉毓松，死后，由其子劉壽曾總領其事。書局是、曾國莖等為出版《王船山遺書》而設，時僅稱“書局”，并不叫做“金陵書局”。該書局“初設于鐵作坊，后移江寧府學非霞閣。延請一紳士督理局事?！敝凉饩w六年(1880)以前的十幾年間，該書局出版圖書三十一部，其中經部十種、史部十八種、子部七種、集部六種。在編輯這些圖書的過程中，壽曾“時從諸儒上下其議論，所詣乃益邃”。從事圖書編輯業務更是得心應手，精于?？保煜んw例，放為所賞識。在《文集》卷一《北堂書鈔斛讎商例答蒯禮卿》一文中，恭甫圍繞《北堂書鈔》一書出版之前的校刊方法和次序、早期版本的優劣、征引之書的利用、學習前人校例以及文字格式與避諱等問題。談論透徹細致，據恭甫所示?！侗碧脮n》需經反復五次?？?，才得以完成?？梢娦量嗪驼J真。
當然，最重要的是，在劉氏的主持下，刊刻了《船山遺書》。王夫之主要的著作有《周易外傳》、《尚書引義》、《讀四書大全說》、《思問錄》、《張子正蒙注》等，其主要刻本就是和曾國筌的刻本，即金陵刻本。
劉毓松根據所刻的《船山遺書》，還編有《王船山年譜》二卷。讓劉氏父子編輯《船山遺書》的目的，主要是繼承湖湘的經世致用學風的影響，“效法前賢。澄清天下”。
湖南是陶澍、賀長齡、魏源等經世思想家的故鄉。表現尤為突出。由賀長齡主持、魏源編輯的《皇朝經世文編》刊行后，“三湘學人，誦習成風，土皆有用世之志”，所以，“嘉、道以后，留心時政之士大夫，以湖南為最盛”。他們針對當時的社會問題和社會弊病。涉獵了傳統經世之學的方方面面。如唐鑒“圖纂北五省水利書”：左宗堂精通時務，不僅擅長河、鹽二務，而且胸羅古今地圖兵法，“所作輿地圖，實為精絕”，羅澤南究心水利邊患等書，細考內地邊外山道水勢兼及苗疆諸務，“其所著地理水道書，多論兵家形要”：丁取忠則編有明代王、戚諸家兵法：鄒漢章“出入子史百家。尤留心圖地兵制之學，凡山川險要，道里遠近，靡不記于心”，其兄弟漢勛、漢池同樣如此。
劉氏?？摹洞竭z書》極大地滿足了對湘鄉民風的訴求。這位湘鄉前賢遺說的介紹，有助于提高湘鄉的威望。崇祀先賢遠祖并非是湘人獨有的文化特征，但先人作為一種符號象征卻可以映射出不同的傳承意義。對于湘人而言，奉祀祖先、修撰族譜等社區活動首先是一種聚宗收族“聯其宗姓而益篤其其親愛之誼”的文化使命。所以非?？粗亍洞竭z書》的修撰與校刊。而劉氏父子豐厚的家學功底使他們終于不辱使命完成了這項重要的修書工程。使得曾氏不僅完成了榮耀先賢的鄉約規勸其鄉民建功立業，同時他本人也從《船山遺書》中汲取營養，也效仿王船山光復明室的舉動，通過嚴格的修身程序來強化自身的個人魅力。使其言行體現出清教徒式的精英化傾向。
王夫之在《周易外傳·系詞傳上》中說：“故古之圣人能治器，而不能治道。治器者則謂之道。道得則謂之德。器成則謂之行。器用之廣，則謂之變通。器效之著，則謂之事業。故《易》有象，象者，像器者也。卦有爻。爻者，效器者也。爻有辭，辭者，辨器者也。故圣人者，善治器而已矣。自其治而言之。而上之名立焉。上之名立而下之名立焉?！边@句話可以看出湘籍學人的行事的原則，換句話說。這就是湖湘學派的源流衣缽，他們大都講究事功，認為“立言”必須落實于“立功”才有意義。而正是按照王船山的這一原則來為人處事。觀船山遺書中內容非常推崇老莊之道與德，這與另位湘籍人士王閩運引莊子之旨進人儒學廣義“道統”的殿堂相類?？梢姾笫老婕畬W者對王說的繼承。王闿運首先把莊子歸人能繼承孔子“經世學”的宗師行列。所以近代湘系集團有不少人強調“立德”與“治術”的銜接關系，都來自于王船山的學說精髓?？傮w而觀，王船山之后的魏源、王闿運到都以霸術的權變運用為主旨。能屢敗屢戰。而最終打敗洪、楊，實現同治中興的局面與湘人這種事功精神是分不開的。
王船山的學說對的影響莫大焉，而劉毓松父子修書之功莫大焉。但正是被用來為其鄉土張揚的船山遺說竟后來成為革命派宣傳的有力武器。被章太炎斥為“大盜”、“漢奸”的，他也能敏銳地識別出在那被扭曲的靈魂中殘留的種族意識。王夫之著書?！耙灰庖匀梁鸀楸尽?，但因僻處山澤，一個半世紀以來他的思想鮮為人知，而卻將其書刊刻播揚，遂成為清末反清的重要思想資料之一。其刻王氏書，“無所剟削，獨于胡虜丑名，為方格以避之”?？芍^欲蓋彌彰。因而章太炎也不得不承認其種族之辨，“心固知之矣”。而作為劉毓松之孫的劉師培對王船山學說的重新認識正是在革命派的民族主義思想激蕩下的產物。
二
劉師培，江蘇儀征人，是劉毓松、壽曾之后裔，他于1903年癸卯會試落第，滯留上海，識章太炎、及愛國學社諸人。加人中國教育會，思想轉向革命，主張“攘除清廷，光復漢族”。因更名“光漢”。他于是年寫成《王船山史說申義》一文。劉氏觀王氏書之最要處多用“口口”字代之，即認為曾氏未敢言之語?！白酝負苁现d。假中國之禮樂文章而冒其族姓。隋唐以降胥為中國之民且進而為士大夫，以自旌其伐閱矣。高門大姓十五而非五帝三王之支庶婚宦相雜。無與辨之矣。”劉氏進而認為“按夷狄盜賊之敢于竊天下者以恃有敗類之儒為之送徽號而頌功德也。夫人未有自能自欺其心者，夷狄盜賊豈不白知?……夫天下惟名與器不可假人，以夷狄盜賊何以被太祖太宗之名!則敗類之儒假之也?！瓎韬?愧夷之為中國主，自船山出之，吾知其若何之沉痛也!”
清朝由少數民族入主中原，滿漢關系一直是十分尖銳的社會問題。漢族士大夫的民族主義情緒或隱或現，連綿不絕。以古文家為主力的國粹派十分重視激發民族主義。章太炎少時讀史，便“覺異種亂華，是我們心里第一恨事”。后來讀鄭所南、王船山的書?！懊褡逅枷霛u次發達”。
到了清末。傳統的經學已經衰落。但經世致用的傳統的落實，使史學貼近社會現實。國粹派提倡“國粹”“只是要愛惜我們漢種的歷史”。這里的“歷史”包括：“一是語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跡。”擴展“歷史”內涵是為了適應思想構建的需要。《國粹學報》刊載、表彰的人物事跡除遺民學者如顧炎武、黃宗羲、顏元、呂留良等人外。還刊載大量遺民事跡，如陳去病撰寫的《明遺民錄》涉及直隸、山東、山西、江蘇等各省，每省達數十人之多。此外。該刊還撰錄包括岳飛、文天祥、東林黨等大批忠臣義士的志行。這主要是表彰民族氣節，激發國人的民族主義。劉師培在《王船山史說申義》中便是借王船山來申發自己的民族主義思想。劉師堵還——論列，《齊詩》、《韓詩》均含“種族之學”，《春秋三傳》更是包含“攘夷大義”，《三禮》也“明種族之殊”?？傊麄€儒經都貫穿著尊華夏、攘夷狄的思想。這些看法反映了劉氏立足于現實而重新解“經”釋“漢”。
劉師培寫了一些個人傳贊如《梁于涘傳》、《孫蘭傳》、《徐石麒傳》、《蔡廷治傳》、《王玉藻傳》、《廣陵三奇士傳》、《顏李二先生傳》等。他們均為明季遺民，具有一定的學識，又保持堅貞的民族氣節，“學術之界可以泯。種族之界不可亡?！倍?、李則是“尚力行于學術。則崇實用而分科講習之立法尤精”，從而改變了儒家“以道為本。以藝為末”?！坝梅撬鶎W，學非所用”的傳統。
可見，劉氏立言在于“攘胡”之民族主義。這在國粹學派同人的“正統觀”中尤其可以看出。唐朝有貞觀、開元氣象，“姑列之于中國，特不可以正統盲”?！笆枪实锰煜抡呶纯裳灾袊弥袊呶纯裳哉y。”南宋義士的鄭所南(恩肖)這種完全把歷代人主中原的少數民族政權排除在“正統”之列的思想頗得國粹學派同人的贊賞。劉師培也說：“吾獨惜乎宋丙子之后，無正統者幾百年，明甲申之后，無正統者又百年。其所謂修史者，乃胡史而非華史，長夜漫漫，待且無期，史臣不察，謬以正統歸之?！眲h《春秋》“攘夷之義”在此再次體現。
劉師培有感于盧梭的《民約論》傳人以后，“吾國得此乃僅僅于學界增一新名詞，他者無有。而苧舊頑老且以邪說日之，若以為吾國圣賢從未有斯義者?！庇谑?，他融合中西，搜集前圣曩哲的“民約論”思想而撰《中國民約精義》。
劉師培的《中國民約精義》分上古、中古、近世三篇，闡述從《周易》到清代論著中華夷之變的民主思想，近世篇包括明清學者如呂坤、王守仁、王廷相、李經綸、黃道周、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唐甄、李垬、呂留良、胡石莊、全祖望、戴震、王昶、魏源、龔自珍、章學誠、戴望等人。他認為，王夫之雖然不倡庶民之權，立說與霍布士相同。而有別與盧梭。“至其言君位無常，民情可畏，則未始非儆戒人君之一法，其論豈可斥哉!”他認為王夫之的《尚書引義，說命篇》講得最為沉痛。劉氏這樣寫的目的或許是為了凸顯傳統學術的價值。但也不乏嫁接西學、傳播西學的意圖。
劉氏更看中鄉土志的編寫，他寫的《編輯鄉土志序例》，特別提到人物志的編寫有助于鄉民樹立愛鄉愛國的信心。在《論中國宜建藏書樓》有感于易代鼎革之際，書籍焚毀，倘若能建藏書樓。則“載籍浩博，班班可考，若能誦詩說書、知人論世，抒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既萌，保土之念，國學保存甚遠，乃惟今之人不尚有舊圖書，典籍棄若土苴亦獨何哉!
劉師培有感于家族之藏書毀于洪、楊之亂，思恢復舊籍，但此時已不是為了營營于漢學。而是為了存愛國之心。慕攘除外寇，保鄉保土?？梢?，劉氏所處之時代。已把史學作為革命的武器。
劉師培為何會把王船山的學說作為革命的思想武器，而且革命的火種首先出現在南方?首先是因為，自北宋以后劉氏所處的江浙一帶漸次成為華夏民族精神的最主要堡壘。劉師培曾對這一民族精神策源地的形成緣由做過描述：“虜馬南來，胡氛暗天：河北關中，淪為左衽；積時既久，民習于夷：而中原甲姓，避亂南遷；冠帶之民，萃居江表：流風所被，文化日滋?！?/p>
清朝被推翻范文4
一、文獻實證
文學研究的主要依據是文獻，包括經史子集四部以及佛道文獻，重點是集部。掌握第一手的文獻是研究得以展開的基礎，沒有文獻的積累，研究是無從談起的。只有在文獻掌握的基礎上提出問題，才能采用適當的方法得出恰當的結論，由此可見在文學研究中文獻的重要性?？急媸俏墨I搜集之后更重要的工作。由于年代久遠或作偽等原因，一手文獻資料并不都可靠，其中存在虛假的材料，這時首先就應該將其剔除出去，然后在真實可靠的文獻基礎上開始研究，否則難以得到客觀合理的結論。比如，《周禮》雖然是儒家經典之一，但其最終成書是在漢代，其中的很多內容并不是周代的，假如有學者不經考辨完全以此為據來研究周代禮制，就存在很大問題。再如《尚書》有古今之分，但都被作為經典而為學者尊崇，宋代朱熹雖明確對《古文尚書》表示懷疑，但沒有定案，直至明清之際，學者閻若璩著《尚書古文疏證》才最終認定東晉梅賾所獻《古文尚書》和孔安國《尚書傳》是偽作。在現代學術史上，也出現過類似的情況?！抖脑娖贰肥侵袊糯膶W批評史、詩歌史、美學史上的經典文獻，盡管相關研究著作非常多，但人們對其作者和產生時代其實是有疑問的。1994年陳尚君、汪涌豪在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七屆年會上提交《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辨偽》一文，認為《二十四詩品》并非司空圖所作，此文一出，引起了熱烈討論，因為一旦證實此書是偽書，它的產生時代就會從唐代變成元明時期，那么以往的研究結論有很多將被推翻，相關的研究史也將改寫?！抖脑娖贰返恼鎮螁栴}提出后，既有贊同者也有反對者，到現在已經20多年的時間，還不時有文章探討這一問題，就雙方所持證據來說，都難以使對方完全信服，所以目前只能是存疑。但是，這一問題的提出本身就有重要的意義，即它再次強調了文獻的重要性。文獻首先要注重真實可靠，但并不是說凡是偽書就毫無價值。陳寅恪說：以中國今日之考據學，已足辨別古書之真偽。然真偽者，不過相對問題，而最要在能審定偽材料之時代及作者，而利用之。蓋偽材料亦有時與真材料同一可貴。如某種偽材料，若徑認為其所依托之時代及作者之真產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偽時代及作者，即據以說明此時代及作者之思想，則變為一真材料矣。中國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諸子等經典，皆非一時代一作者之產物。昔人籠統認為一人一時之作，其誤固不俟論。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時之所作，而不知以縱貫之眼光，視為一種學術之叢書，或一宗傳燈之語錄，而龂龂致辯于其橫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學之通識所致。280因此，我們對文獻之真偽不能不顧，但也不要執著于真而對假的材料全部棄之不用。辨別偽書是有一套方法的，明代胡應麟在《四部正訛》中提到辨偽八法，梁啟超在此基礎上總結出辨偽十二法：一、其書前代從未著錄或絕無人征引而忽然出現者，十有九皆偽；二、其書雖前代有著錄，然久經散逸，乃忽有一異本突出，篇數及內容等與舊本完全不同者，十有九皆偽；三、其書不問有無舊本，但是今本來歷不明者，即不可輕信；四、其書流傳之緒從他方面可以考見，而因以證明今本題某人舊撰為不確者；五、真書原本經過前人稱引，確有左證，而今本與之歧異者，則今本必偽；六、其書題某人撰而書中所載事跡在本人后者，則其書或者全偽或一部分偽；七、其書雖真，然一部分經后人竄亂之跡既確鑿有據，則對于其書之全體須慎加鑒別；八、書中所言確與事實相反者，則其書必偽；九、兩書同載一事絕對矛盾者，則必有一偽或兩俱偽；十、各時代之文體蓋有天然界畫，多讀書者自能知之，故后人偽作之書有不必從字句求枝葉之反證，但一望文體即能斷其偽者；十一、各時代之社會狀態，吾儕據各方面之資料總可以推見崖略，若某書中所言其時代之狀態與情理相去懸絕者，即可斷為偽；十二、各時代之思想，其進化階段，自有一定。若某書中所表現之思想與其時代不相銜接者，即可斷為偽。前人總結的方法對當今的學術研究很有借鑒意義，除了研究方法的啟示，他們嚴謹治學的精神也時刻提醒著當今的學者。
文獻實證的另一個具體表現是年譜編纂，其學理依據則是孟子的知人論世說。通過年譜來顯示一個人一生的經歷和他所處的時代，并把文學作品按照時間編年，就能了解具體作品的創作背景，為作品的解讀建立歷史的根據。但在實際操作中，或者由于材料有限人物的事跡不能完全落實，或者由于考訂有誤造成人物事跡錯誤，作品編年也存在類似的問題，所以有時候運用年譜―作品的方法做研究，容易導致穿鑿附會。面對如此問題，學者就應該多聞闕疑，不要強作解人?？蛇@樣說，并不是不追求史實的準確性，而是為了更符合真實。就實際的研究成果來說，采用知人論世的研究方法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產生了一批優秀的著作，如張采田《玉溪生年譜會箋》、鄧廣銘《辛稼軒年譜》、夏承燾《唐宋詞人年譜》等。與年譜密切相關的作品編年也是文學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很多作品集的整理都有編年的部分，在實際的研究中，更會處處用到。
實證研究的文獻主要是傳世文獻，但隨著考古成果的涌現，地下出土文獻也受到學者的高度重視。20世紀，王國維運用二重證據法進行研究，取得了巨大的學術成就。針對敦煌文獻的新發現，陳寅恪指出：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266在唐代文史研究領域，出土墓志成了近年文史研究的熱點，這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大量的出土墓志拓展了可利用的文獻范圍，學者可借此彌補傳世文獻之不足；第二，出土墓志埋藏于地下，未經后人篡改，其真實性相對較高，可以和傳世文獻對照，對于歷史真實的認識有很大的助益。但若反思這一研究，其實隱含著危險。這是因為如果過分強調出土的新材料，人人以新材料為秘籍，則有可能導致對舊材料的忽視，所做的研究流于新材料的展覽而很難有深度。
二、鑒賞批評
文學不同于歷史，文學需要靈心賞悟。文學研究者必須具備對文學作品的感悟力和鑒賞力，這和文獻實證的研究方法不同，可稱之為鑒賞批評。古代中國很少有系統嚴密的文學理論作品（《文心雕龍》除外），更多的是對文學作品感悟性的短評，如極具中國特色的詩話詞話等。鐘嶸的《詩品》被譽為百代詩話之祖，其書以三品論人，詩人之間多有源流關系，整體具有系統性，但就其中具體作家的評價來看依然是感悟鑒賞式的，往往通過描述給人一種印象，如流風回雪落花依草等。后世的文論家亦大致如此，王國維《人間詞話》雖引入了西方的哲學、美學觀念，但其形式還是傳統的樣式。在現代學者中，將鑒賞批評這一研究方法運用得最充分的要數錢鐘書的《談藝錄》?！墩勊囦洝芬埠蛡鹘y詩話一樣，分為若干篇，篇與篇之間基本相互獨立，具體內容是對一些文藝問題的論析，雖然也涉及文獻考證，但數量較少，而且明顯不是重點。此外，將鑒賞批評這一方法表現得最明顯的是鑒賞辭典，如《唐詩鑒賞辭典》《宋詞鑒賞辭典》等，此類書對普通讀者而言是很好的詩詞讀本，但此風盛行也產生了大量低劣作品。除了這種集體成果，一些學者也有詩詞賞析之作，如沈祖棻《宋詞賞析》因感受細膩、分析到位，受到學者的一致好評，霍松林《唐宋詩文鑒賞舉隅》也是高質量的著作。
鑒賞批評是文學研究的基礎之一，對學者的要求其實是很高的。鑒賞批評不是完全的主觀臆斷，它不僅需要讀者具有深厚的審美積累和審美經驗，而且需要讀者有靈心善感，能夠穿越文字的阻隔與作者進行心與心的交流。此外，讀者還應該具備一定的創作經驗，能夠感知創作的甘苦，知道創作的關鍵所在，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評判作品的優劣，即劉勰《文心雕龍·知音》所言：凡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器。古代學者的很多感悟性論斷，即使在今天看來也非常準確，這與他們既是文論家也是優秀作家有關?？稍诂F代，由于文體、語體的差異，很多學者已經不具備豐富的創作經驗，以至在古代文學研究中，藝術審美研究一直是比較欠缺的，當然這已經受到學者的重視。
文獻實證與鑒賞批評是相輔相成的，二者不可偏廢。優秀的學者都能把兩者結合在一起，從而為學術研究的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聞一多是唐詩研究的大家，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高的成績，一方面是因為他本身是詩人，對詩歌有很好的感悟；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在唐詩文獻考訂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朱自清說：他在‘故紙堆內討生活’，第一步還得走正統的道路，就是語史學的和歷史學的道路，也就是還得從訓詁和史料的考據下手。在青島大學任教的時候，他已經開始研究唐詩。他本是個詩人，從詩到詩是很近便的路。那時工作的重心在歷史的考據。聞一多的唐詩研究成果主要有《唐詩雜論》《唐詩大系》，其中《唐詩大系》對所選詩人生卒年的考證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為研究者所信奉。當然，聞一多的代表作首推《唐詩雜論》，從該書內的文章題目就能看出聞一多是把文獻考證和鑒賞批評綜合運用的，如《少陵先生年譜會箋》《岑嘉州系年考證》是偏向考證的，《宮體詩的自贖》《孟浩然》等則偏于文藝研究，但也是以文獻考證為基礎的。明確提出把文獻學和文藝學結合起來研究古代文學的是程千帆。1954年，沈祖棻在她與程千帆合著的《古典詩歌論叢》后記里提到：我們就嘗試著一種將批評建立在考據基礎上的方法。程千帆在《桑榆憶往》中明確說：文藝學在理論上解決問題，文獻學在史料上、背景上解決問題，我所追求的是文藝學與文獻學的高度結合。這一方法有著豐富的內涵：首先它意味著應當把版本?？?、文字訓詁以及名物考訂等一般屬于考據學方法的研究，與批評即與對文學作品的理解、對文學家心靈的感知很好地結合起來……把考據與批評結合起來的另一層含義，又意味著應當把對作者生平與思想的探索，對作品寫作的時間、地點，作者所生活的時代背景等史實和材料的考辨，與文學的批評結合起來……同時還包含著把考據之外的其它不同學科的知識和方法，盡可能地運用到文學批評中來的意思，如果這種知識和方法有助于說明和解決我們所研究的問題。程先生還提到了文學研究的另一方面，即理論分析。鑒賞批評雖然強調審美和感悟，但也離不開理論分析，否則只能停留在感性的層面，難以有更高的提升。所以，在鑒賞批評時既要善于借鑒理論，又不能被理論左右，要從作品研究中總結提煉理論，而不是用理論來套作品。因此在具體的研究中，如何將文獻與文藝完美結合沒有一定的規定，需要學者靈活應用，其根本目的是解決學術問題。
三、文史互證
中國古代學術文史不分家，進入現代以后，受西方學術的影響，學科門類逐漸細化，文學和歷史被分為兩科，學者的知識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以至歷史學者不懂文學，文學研究者不通歷史，這給學術研究帶來很多不便，阻礙了學術的發展?；仡欀袊鴮W術史，可以看到一流的學者往往文史貫通，有意識地打破學科界限進行綜合研究，此一方法可概括為文史互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