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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貴資本范文1
一、相關概念
1.業務外包
所謂業務外包，是企業通過與外部其他企業或非自然人簽訂契約，將一些傳統上由公司內部員工負責的業務或機能外包給專業、高效的服務提供商的經營形式。在企業發展的特定階段，許多企業明確了外包的業務范圍，管理、準入機制、外包價格等。而在日常管理和實際操作中，外包的發包方又對區域中心外包工作進行指導甚至對承攬方的員工進行直接的工作輔導和現場管理?；鶎拥墓芾韱T兼職外包方的日常管理者。如通常電信外包服務包括基礎設施、網絡系統、業務平臺系統、客服和增值業務及企業管理和營銷等五大類業務，有社會代維公司承攬業務，也有公司的關聯企業甚至個體工商戶承攬代維業務。
2.人力資源成本
人力資源成本是企業成本、費用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高低直接關系到企業的效益、產品的價格和企業的競爭能力。也從另一角度看，人力資源成本直接反映了企業對各種勞動者的全部投入，是員工經濟利益之所在，數據的增減對員工的影響很大。20世紀70年代美國會計學者弗蘭·霍爾茨將人力資源成本定義為“取得、開發和重置作為組織的資源的人所引起的成本”。按照人們賦予人力資源會計的任務，凡是涉及人力資源的取得、開發、使用、保障和離職等投入成本的都應加以反映。
3.全口徑人力資源成本
全口徑人工成本即包括外包的人力資源成本。即自有用工和外包用工的人力資源的取得、開發、使用、保障和離職等投入成本的總和。要加強全口徑人力資源成本使用情況的統計分析，建立全口徑人力資源成本管理與企業經營收入和經濟效益的聯動機制，根據經營發展情況合理調控全口徑人力資源成本規模，推進自有用工人力資源成本與外包成本的統籌管理，提升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和公平性。
4.全口徑人力資源成本規劃
全口徑人力資源規劃是指企業從戰略規劃和發展目標出發，根據其內外部環境的變化，預測企業未來發展對人力資源的需求，以及為滿足這種需要所提供全部的人力資源的活動過程。包括自有用工和外包用工的人力預測、人力增補及人員培訓、合理運用并通過對現有的人力結構作一些分析，使人力資源效能充分發揮，降低人力資源成本的比占。也就是要加強各單位全口徑人力資源總量的統計分析，組織全口徑人力資源勞動生產效率的評估和對標，測算全口徑人力資源總量標準，提高全口徑人力資源使用效率性。
二、全口徑人力資源成本規劃及雙池管理模型
全口徑人力資源規劃是企業從戰略規劃和發展目標出發，根據其內外部環境的變化，對企業自營業務和部份外包業務的預斷，并通過業務發展分析預測企業未來發展對整體人力資源的需求，以及為滿足這種需要所提供人力資源的活動過程。人力資源成本核算和規劃有助于檢查和測算出人力資源規劃方案的實施成本及其帶來的效益。但目前企業中并沒有專門從人力資源成本及效率分析角度系統設立會計科目、進行費用規劃?？蓢L試在人力資源成本測算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建立一個自營即自有用工和代管外包的雙池人力成本管理模型，能夠清晰看到核心經營業績增長與主業人工成本變化之間的關聯，以及外包業務與外包人員人工成本的相關性。下面舉其中一池來說明成本規劃的過程：
第一步，首先基于當年的人員隊伍總量、級別及對應薪酬水平進行測算，得到隊伍結構及薪酬結構兩個金字塔，后續人工成本總額的規劃均將以這兩個金字塔為基礎進行滾動規劃。
第二步，測算逐年因人員隊伍增長及職業發展帶來的薪酬總額變化。
1.預測人員增量帶來的成本增幅。在保持一定勞產率的前提下，根據業務發展規劃，每年因經營規模擴大，需要新招入多少員工，這些人員的大致的級別分布如何，通常何種水平起薪，持續一年后是否予以調薪等等。由此測算出人員增長帶來的年度固定成本增長總額。
2.預測現有人員崗位晉升帶來的成本增加。入職超過一年的人員中，每年員工獲得崗位晉級的比例有多少，通常崗位晉級帶來的平均調薪幅度為多少？僅獲得薪酬調級的比例有多少，上調一級的幅度為多少？考慮到該客戶業務發展態勢良好，在測算中進行了適當放寬的原則，按每年人員晉級比例和調薪幅度進行沒算。
3.預測人員流動。每年人員流失率為多少？該部分人員空余出來的成本總額，應扣除掉其經濟補償、以及根據缺口補充新員工的成本，如招聘費用、試用期工資等，即可測算出年度人員流動的成本差額。
4.預測人員儲備。因企業規模較大，部分業務崗位人員配置需要規劃出一定的余量，招聘優秀的畢業生以實習、在崗培訓等方式進行人才儲備。該部分人員成熟后可以更快適應崗位要求，但在實習、培訓期間，其薪酬額度可單獨規劃。
5.預測人均工資增幅。考慮該企業處于較好的行業環境，且現階段員工平均薪酬水平僅處于行業中位，因此每年在薪酬總額規劃中單獨預留出部份額度，用于適當沖抵CPI及社會平均工資增長幅度。保持企業的薪酬競爭力。
將上述五類數據形成一份堆積圖曲線，可以看到客戶的薪酬總額逐年上漲趨勢明顯，但與經營收入規劃比較，爭取人員隊伍配置到位、隊伍成熟高效。
第三步，預測每年因經營業績指標及人均勞產率達成情況，帶來的年度全面薪酬總額變化。從而測算出人工成本占經營收入占比，同行業對標數據，人力資源成本規劃。
另外，業務外包池的人力資源成本規劃要結合外包界面和外包業務成熟度結合分析。
權貴資本范文2
【關鍵詞】 資本弱化 反避稅 安全港規則 國際應用 啟示
一、資本弱化的稅收表現及負面影響
資本弱化，又稱資本隱藏、股份隱藏或收益抽取，是指企業投資者為了達到避稅或其他目的，在企業融資方式的選擇上，降低股本的比重，提高貸款的比重，以貸款方式替代募股方式進行的投資或者融資。資本弱化特點是企業注冊資本與負債的比例不合理，注冊資本太少，滿足不了企業生產經營對資本金的基本要求；借入資金過多，債務風險太大。[1]
從稅收方面講，資本弱化的表現一方面使公司通過更大比重的貸款融資而獲得更多的利息扣除，從而減少應稅所得，達到減輕稅收負擔的目的；另一方面通過隱藏股本，也可以減少對分配股息征收的稅收。公司特別是跨國公司通過資本弱化的方式運作資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幾方面稅收好處:(1)由于利息作為費用支出起到的抵稅效果，減少了子公司的經營利潤，從而使子公司交納稅率較高的企業所得稅；(2)子公司利息支出過高而造成虧損，還可以獲得別國子公司的損失抵補；(3) 若對公司利潤征收所得稅，而對支付給母公司股息征收預提稅的情況下，可以避免外國對公司利潤的雙重征稅；(4) 在不同稅收管轄權之間轉移納稅義務，以減少在全球的應納稅額，使得歸集股息抵免最大化、外國稅收抵免最大化。
對東道國和投資國來說，資本弱化有著不可忽視的負面影響。從東道國看，高比例的借貸資本導致公司設立時就出資不到位甚至虛假出資，設立后因支付貸款本金及利息被抽走出資，資本金實質減少，增加了公司經營風險、銀行風險和社會金融風險，高額的境外利息扣除損害了東道國應有的稅收權益。從投資國看，由于各國對境外投資所得的征稅及抵免規定不同，監管力度有限，且跨國公司通過設在避稅港的關聯公司進行投融資的情況日益普遍，資本弱化易導致投資國的資金外流，對其稅收權益產生較大的沖擊。
二、安全港規則國際應用實踐
面對公司特別是跨國公司利用資本弱化避稅問題，有關國家紛紛建立起資本弱化稅制加以規避。英國早在1970年就制定了資本弱化稅制；美國1976年也建立起資本弱化稅制，其后，法國、德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也相繼引入和制定了這一稅制；日本于1992年稅制改革時，正式引入了資本弱化稅制。目前，國際上防止資本弱化通行的做法有正常交易法（獨立企業原則）和固定比率法（安全港規則）兩種。由于安全港規則是根據債務/股本比率來確定不允許稅前扣除的利息，相對于正常交易法而言，它具有剛性強、透明度高、操作容易等優點，因而，實行資本弱化稅制的美國、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等多數國家都采用安全港規則，只有英國等少數國家采用正常交易法。
安全港規則也稱為固定比率法，即在稅收上對債務資本和股權資本的比例進行限制，如果公司債務對股本的比率在稅法規定的固定比率之內，稅務部門將不會要求公司證明其按照公平成交原則選擇融資方式，也不會對公司融資方式進行稅收調整；如果公司債務對股本的比率超過稅法規定的固定比率，則稅務部門將要求公司證明，并對其進行調查調整，將超過固定比率部分債務所支付的利息視同股息征收所得稅。這一固定比率在稅收術語上稱為安全港，它代表在稅前扣除上港內是安全的、免稅的，港外則是不安全的、征稅的。
實行安全港規則的國家基本上采用債務對股本的固定比率作為判斷是否存在資本弱化現象的標準，但由于各國立法背景的不同，也就導致所規定的固定比率有高有低。實行1.5:l的國家有法國、美國；實行2:1的國家有葡萄牙；實行3:1的國家最多，有澳大利亞、德國、日本、加拿大、南非、新西蘭、韓國、西班牙等國，荷蘭規定為6:1。由此可以看出，正確計算債務對股本的固定比率就成為安全港規則的核心內容，為使這一比率符合本國的實際情況，各國在資本弱化稅制中就貸款的類型、計算貸款資本金的時間、安全港規則的適用對象等問題進行明確界定。[2]
1．貸款類型的規定。由于企業貸款的類型是多種多樣的，各國計算固定比率的貸款資本金的類型規定不同：
第一，一般性投資貸款，即股東以貸款形式對企業的長期投資，各國都規定要計入貸款資本金。
第二，短期貸款，美國對股東的應付款期限在90天以內的部分，由于不計息，因此不計入貸款資本金中；澳大利亞對其非居民股東的應付款期限在30天以內的，即使計息也不計入貸款資本金中；德國由公司股東提供的期限在6個月以內的貸款，不計入貸款資本金中；而西班牙、加拿大、日本等國，不考慮貸款的期限長短，一律計入貸款資本金中。
第三，背靠背貸款，即股東先將款項存入銀行，再由銀行向公司提供貸款，多數國家規定利息不能在稅前扣除，貸款也不計入貸款資本金總額。
第四，無關聯第三方提供的對股東有追索權的貸款，不同國家有不同的做法。德國、西班牙、美國、葡萄牙、新西蘭、南非等國將此類貸款計入貸款資本金總額；澳大利亞、加拿大、日本等國則將其視為一般的無關聯方提供的貸款，不計入貸款資本金總額。
第五，混合融資工具，因其具有貸款和股本投資兩種性質，且僅支付利息，沒有歸還貸款的期限，并可轉換為公司股份、分享利潤和損失、參與準備金計提和破產清償等原因，多數國家將此類貸款計入貸款資本金。但德國直接采用對此類貸款利息不予扣除的辦法。
2.貸款資本金的確認時間。企業各種貸款的期限不同、貸款的時間也不同，而且貸款總是處于動態，何時將貸款余額計入安全港固定比率計算公式的分子，各國對此有不同的規定，其確認的方法主要有：（1）年底法。美國以年底的貸款余額超過資本總額余額（股本余額和所有貸款余額之和）的60%為標準；（2）平均法。西班牙和日本以納稅年度全年按月計算的平均貸款余額為基礎；（3）最大法。加拿大以一年中貸款額達到最大的那個時點的貸款資本金總額為計算依據；（4）時點法。德國則以一年中任何時點非居民股東提供的貸款超過安全港的數額為計算基礎。另外，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規定企業可在最大法和平均法中進行選擇。
3.貸款提供人的身份和安全港規則的適用對象。美國在計算債務/股本比率時，以公司全部債務為基礎，不考慮貸款提供人是否與公司存在關聯關系。其他實行資本弱化稅制的國家都規定貸款提供人為公司股東時，其所提供的貸款才要計入貸款資本金，來確定是否超過安全港比率；與公司無關聯關系的獨立第三方（如無關聯關系的銀行）提供的貸款不計入貸款資本金，無論其數額多大都不適用資本弱化稅制。
資本弱化規定限于以股東為對象的情況下，對股東提供的貸款資本金，具體計算時是以單個股東分別計算還以非居民股東為整體進行計算，各國規定也不同。一般來說可分為以下三種：一是以單個非居民股東分別計算，分別適用安全港規則，計算貸款資本金與股本的比率以單個股東為單位，即使公司貸款資本金總額與股本總額的比率沒有超過安全港比率；但如果某一股東提供的貸款資本金與其所擁有的公司股本的比率超過安全港比率，其超過部分的利息就不能扣除。二是以非居民股東作為整體，來確定其所提供的貸款資本金與所擁有的公司股本的比率。只有非居民股東所提供的貸款資本金整體地超過安全港比率，才適用資本弱化稅制。三是以公司整體計算的債務/股本的比率、以非居民股東整體計算的債務/股本的比率，同時超過安全港比率的情況下，才適用資本弱化稅制。
各國都規定作為資本弱化稅制適用對象是超過最小的參股水平的非居民股東，參股比例美國、法國規定50%以上，日本、新西蘭、韓國規定達到50%，德國規定超過25%，西班牙規定達到25%，南非規定達到20%，而澳大利亞規定達到15%。
4．股本的確定。作為計算安全港固定比率的分母，股本一般根據企業會計報表的數據加以確定，其內容包括：法定股本（已付款認購）、保留公積金、上年結轉的保留收益、準備金。股本一般以賬面價值為準，但新西蘭規定以資產的市場價值為準。多數國家規定股本的計算時點與上述貸款資本金的計算時點要相互一致，而德國規定股本計算以上一年的年末數為準，而貸款資本金則以當年最大額為基礎。
5．超過比率債務利息的處理方式。如果特定股東的債務／股本比率超過了法定的安全港固定比率，可以認定資本弱化的存在。實行安全港規則的國家，對待超過法定安全港固定比率債務支付的利息有以下兩種處理方法：[3]一種是將超過安全港比率債務所支付的利息不予作為費用扣除。采用這一方法的國家有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和美國，法國采用類似方法。這種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是可能導致國際雙重征稅，因為貸款利息在來源國被征稅，而在利息獲得者的居住國還要被征稅，獲得者在居住國納稅時，其在收入來源國負擔的利息所得稅得不到抵免。既然在收入來源國，利息不被作為費用給予扣除，只能成為所得稅的稅基被征稅，但名義上卻不是以利息稅的形式出現，因而不能在居住國納稅獲得抵免。二是超額利息不被扣除，會減少公司利潤，從而導致對股東分配的減少，而提供貸款資本金的股東只是股東的一部分。由部分股東造成的結果，卻由全體股東承擔，有失公平。另一種是將超額利息視為利潤分配或股息。對超過安全港比率的利息，不僅不能作為費用扣除，而且明確將其重新歸類為公司分配利潤或股息，按股息的稅率征收公司所得稅和預提稅。采用這一方法，“貸款”提供者獲得的這部分“股息”在收入來源國承擔的所得稅和較低的預提稅(如果有雙邊稅收協定)，可在其向居住國納稅時獲得抵免。因此，此方法較上述僅考慮不予扣除的做法更合理一些。這一方法在德國、韓國和西班牙等國采用。
除了上述處理辦法外，許多國家還就特定行業或經營領域規定了特別的規則。一種是規定某些行業免于適用資本弱化稅制，如德國規定銀行只要對其非居民股東提供的貸款資本金按固定利息率支付利息，就不適用資本弱化的規定。二種是對某些行業規定了較高的安全港比率，如澳大利亞對某些金融機構放寬安全港比率，從3:1放寬到6:1；德國對持股公司的安全港比率放寬到9:1 (因為德國對持股公司的子公司不給予安全港比率)。此外，一些國家不普遍推行資本弱化規定，而只在某些行業實行，如挪威的資本弱化規定只適用于在大陸架從事石油、天然氣開采作業的公司，瑞士只在不動產投資公司采用資本弱化規定。
三、對我國建立資本弱化稅制的啟示
目前，利用資本弱化避稅在我國同樣成為納稅人避稅的手段之一，因此，我國有必要借鑒西方國家安全港規則的成功做法，在整理現有零散防止資本弱化的一些規定基礎上，建立一套實用、規范的資本弱化稅收制度。
1．加強對安全港規則的研究，并以此規則來確立我國資本弱化稅制。面對公司特別是跨國公司利用資本弱化避稅的挑戰，我們有必要加強對安全港規則中的債務/股本比率、債務資本和股權資本的計算范圍、超額利息的計算時間和計算公式等問題進行實質性研究，并對我國現有的一些防止資本弱化規定進行認真梳理和分析，在此基礎上，盡快以安全港規則來確立我國的資本弱化稅制基本框架。
2．確定合適的債務/股本比率，并調整關聯方最低控制水平。目前實行資本弱化稅制的國家中，美國、法國和德國的比率為1.5:1；澳大利亞和葡萄牙為2:1；加拿大、日本、南非和韓國實行比率為3:1；對于金融企業，大多數國家規定的最高債務資本比率一般在13:1至20:1之間。債務/股本比率越低，說明資本弱化規則越嚴格。嚴格的資本弱化法規雖然有利于抑制稅前的利息扣除從而增加稅收收入，但同時也可能帶來一些副作用，如抑制國際資本的自由流動，影響跨國公司對本國企業的投資積極性，造成投資扭曲與短期收入增加不相稱，給國家的宏觀經濟利益造成損害等等。因此，在制定資本弱化法規時，應結合OECD國家的經驗，并考慮到我國宏觀經濟環境，以及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我國仍需要大量引進外資繼續促進我國經濟發展，債務/股本比率應較發達國家略高，對一般行業的比率確定為2:1至4:1之間，對金融業、房地產業等一些特殊行業，可根據實際情況適當放寬比率約束。
基于資本弱化規則的目的，我國也應要求居民公司和貸款的提供人之間存在關聯關系或其他特殊關系。值得注意的是，不存在特定股本控制關系的第三方是不適用資本弱化規則的。資本弱化規則所適用的特定股東，多數國家要求的是“非居民股東”，如澳大利亞、加拿大、德國等；而有的國家則不將特定股東限定于來自于境外，國內的股東同樣也適用于資本弱化規則的制裁，如美國和英國。目前，我國關聯方關系最低控制水平是25%，比許多發達國家都低，所以應適當提高，一般認為50%較為合適。另外，為體現公平原則，可借鑒美國的做法，對居民和非居民采用同樣的標準。即我國的一個居民公司如果50%股本由另外一個居民或非居民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則后者是前者的控制方，前者向后者支付的超額利息不能在稅前扣除。
3．明確固定債務/股本比率的計算對象。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筆者認為我國的安全港比率應以單個股東為對象來計算。公司的債務/股本比率超出安全港范圍一般是由于特定股東出于避稅目的多貸款少出資的結果，將一方責任產生的超額利息不予扣除的后果強加給所有的股東來分攤承擔是違背“責任自負”原則的。在我國外商投資企業中，常常是外方利用在企業中的控制地位或中方合作者的其他弱點，實施資本弱化來避稅，中方股東顯然不應當來承擔利息不予扣除的風險。如果多方股東都存在這種債務替代股本的行為時，以單個股東為計算對象顯然也是適用的，完全涵蓋了以公司整體為計算對象的情形。
4．明確債務資本和股權資本的范圍。債務資本應該界定為企業直接或間接從所有關聯方獲得的、按照合同約定需要定期以現金或其他非現金形式支付固定收益的借入資金，具體包括由我國的非居民銀行提供的具有投資替代性固定利率中長期貸款；和居民公司收益掛鉤的浮動利率貸款；背靠背貸款或委托貸款；具有貸款和股本投資雙重特征的混合貸款；無關聯第三方提供的，但對股東有追索權貸款。鑒于投資存在周期性和不穩定性，債務資本的計算時間，應采用加權平均法計算年內債務資本的均值為宜。股權資本應界定為企業所有關聯方擁有的企業凈資產的份額，一般應包括特定股東享有權利的股權資本、留存公積金、未分配利潤、準備金等等。股權資本的計價方式可采用國際通行的歷史成本法，計算時間應與債務資本的計算時間保持一致。
5．明確超額利息的計算和處理。鑒于防止資本弱化規則的目的是避免居民公司的特定股東通過以貸款方式替代股本出資方式，虛增居民公司利息從而規避來源地國的稅收管轄，因此，應針對不同的特定股東貸款來計算其超額利息。對于企業支付的超額利息應視為利潤分配或股息處理，因為若對超額利息采用不予扣除的方法，則超額利息在來源國和股東居住國均要被征稅，且其在來源國負擔的稅額得不到抵免，可能導致國際雙重征稅。如果將超額利息視為利潤分配或股息，這樣貸款提供者獲得的這部分股息，在來源國承擔的所得稅和預提稅，一般是可以在股東居住國得到抵免的，因此，按照股息的稅率征收公司所得稅和預提稅是比較合理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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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楊斌.國際稅收.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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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進猛，劉永軍，沈黎明.資本弱化的國際比較及影響評析.涉外稅務，2003(7).
權貴資本范文3
拋開教育效果不談，創業教育本身就是一件極具挑戰的事情。創業本是一種實踐，將其變為課堂教學，需要怎樣的教學體系和內容，才能接到地氣？這些絕非大學里的教授們所能完成的。偉大的創業者如比爾？蓋茨、喬布斯都不是大學教育的“產品”。市場經濟中的理性人愿意將人力資本投入冒險活動，那是因為他們相信未來能夠從不確定性中獲得極高的風險溢價。這樣的信心不是大學給的，而是一個社會的制度環境。
中國的大學生傾向于選擇安全系數高的行業，對創業缺乏熱情，這不是教育的問題，是制度缺陷導致的勞動力市場扭曲。在中國這樣一個政府權力過大、行政干預普遍的轉型社會，經濟自由化進程受到很大限制，各個市場的競爭都難以達到充分有效，利益逐漸固化在權貴階層，權貴階層掌握著政府部門和壟斷行業，控制和主導財富的流向和分配，從而使利益進一步固化。根據市場規律，人力資本一定是流向勞動回報率高的地方。大學生們之所以千軍萬馬考公務員，擠進金融、電力、石油等壟斷性行業，原因很簡單——這些行業部門的單位勞動投入回報高得驚人，而且這種回報的風險系數極低，與個人努力、教育水平、創新能力也沒有多大關系。
制度決定了人的行為，制度安排不當，就無法“人盡其才”，市場無法根據效率高低來進行資源配置，企業家也無法獲得與其人力資本投入、風險承擔所對應的回報。從更深層次來看，創新和創業意識、企業家精神，這些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其實與自由、公平、民主的社會制度有著天然的聯系，與集權、壟斷、權貴是格格不入。如果沒有明治維新后長達一百多年的政治民主化和經濟自由化，日本也不會有日后制造業崛起的成功；如果不是因為美國社會提供了成熟市場經濟的土壤，也不會成為冒險家的天堂。
權貴資本范文4
2011年給人的突出印象，是中國在全球金融危機繼續發酵的情況下，依然保持了高速度的增長，因而能夠鞏固經濟總量全球第二、出口貿易總額全球第一、制造業增加值全球第一的地位。各地在改善民生的政策設施上也有所建樹。
與此同時，過去幾年被短期債所掩蓋的諸多矛盾，也日益顯露出來。這些矛盾，有的是早已存在的，只不過近幾年變得愈來愈尖銳了。例如，由粗放增長模式帶來的資源短缺、環境破壞、居民收入提高緩慢、國民消費需求等問題，就是這樣。在社會層面上，則有腐敗蔓延和貧富差別擴大帶來的社會不穩定情況加劇的問題。有些矛盾則是近幾年才突出起來的。例如，此伏彼起的土地維權活動，顯然與民眾權利意識的增強，與有的政府工作人員的行為方式依然故我這樣的深層問題有關。
由此看來，2012年，我們所要面對的，將是一種復雜的國際和國內形勢。如何在這樣的形勢下自求多福，取決于方針政策的正確和措施的堅決有力。
近期的一些研究表明，問題的癥結在于，1992年重啟的改革存在一個明顯的缺點，就是只著重經濟體制方面的改革，而不再像上世紀80年代初期和中期那樣，要求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同步前進。這不僅延遲了作為市場運行必要制度支撐的法治、民主政治等體制的形成，也使政府的經濟作用、國有經濟的戰略布局等方面的改革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由于國有經濟和政府部門的改革滯后，就形成了一種市場經濟和統制經濟雙重體制并存的格局：一方面，商品買賣和貨幣交換已經成為社會通行的交易方式，市場價格引導相當一部分資源的流向；這意味著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已經廣泛地發揮作用。另一方面，各級政府仍然掌握著土地等最重要的資源和對企業微觀經濟活動施加廣泛干預的權力；一些重要行業也保持著國有企業的行政壟斷，這就意味著，各級政府和政府官員在經濟資源的配置中依然處于主導地位。
在這種半統制經濟、半市場經濟的雙重體制格局下，中國社會一直存在一個“向何處去”的問題。兩種可能的前途嚴峻地擺在前面：一條是沿著完善市場經濟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權力，走向法治的市場經濟；另一條是沿著強化政府作用的重商主義的道路前行，走向權貴資本主義的窮途。這樣，中國經濟發展的過程就成為一場兩種趨勢誰跑得更快的競賽。
事實說明，當市場化改革大步推進，商品市場尋租的可能性大大縮減時，腐敗被抑制，大眾滿意的聲音也居于支配地位。反之，當進一步的改革受到阻礙、甚至出現了“國進民退”的“開倒車”現象的時候，官商一體、“權力攪買賣”的尋租和設租行為得到加強，貧富差別也因而擴大，社會上不滿的情緒就會變得強烈起來。
面對著這樣的形勢，可以說，除了法治市場經濟和權貴資本主義哪個跑得更快的問題，我們還面臨改革和革命賽跑的問題。中國避免出現社會動蕩的唯一辦法，只有加快經濟政治等方面的改革。
所以，當務之急，就是排除特殊利益的干擾，重啟改革議程，切實推進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和民主化、法治化的政治改革，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的制度基礎，并使公共權力的行使受到憲法法律的約束和民眾的監督。舍此別無他途。
權貴資本范文5
[關鍵詞]：李白 笑 人文內涵 儒家 道家
余光中說：“我想起中外的無盡天才，最高的星星莫非是李白？最亮的星星一定是雪萊。”悠悠歲月飛轉千年，李白的詩篇依然為人們津津樂道，正應了韓愈的“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p>
作為中國人，不了解李白是一種恥辱。
讀古詩的最高境界是讀出人文內涵。李白塑造自我形象時愛用“笑”字，他詩篇中出現“笑”意象者達225篇。⑴如“帝傍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清風生虛空，明月見談笑”、“酣來上馬去，卻笑高陽池”、“苦笑我夸誕，知音安在哉”、“我揮一杯水，自笑何區區”……
李白的笑耐人尋味，這體現了李白的兩種人文精神――儒、道。豪邁和高遠點綴著李白的傳說，“倚天仗劍，掛弓扶桑”的自我刻畫，烘托出一個莊子的超逸和孟子的英氣交相輝映的神仙般的詩人。
李白的詩情發于外物，卻不止于內心世界的感慨，他將一個詩人對人生萬物的遐思寄于詩情，洋灑于天地間，流傳古今。
“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仗劍去國，辭親遠游”、“莫怪無心戀清境，已將書劍許明時”、“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年青時，他游歷天下，在大自然的湖光山色中一路吟詩作樂，“黃河落天走東海，萬里寫入胸懷間”。博大的胸襟溶于濤水，延綿不息。他曾經奉詔入京，供奉翰林，他以為建功立業的時候到了，得意揚揚。
“談笑三軍卻，交游七貴疏。仍留一只箭，未射魯連書”，義同魯連。
“但用東山謝安石，與君談笑凈胡沙”，計勝謝安。這是英雄主義的頌歌。初入長安的李白，“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笔昴ヒ粍?，終有用武時。
“龍巾拭吐，御手調羹”又如何，“美人如花隔云端”，不久被權臣毀謗，被逐出朝廷。即使處在失意的境況中，他也不忘報國。安史亂起之后，他前后兩次從軍就是證明。
“興酣落筆搖五岳，詩成笑傲凌滄洲”張顯的是磅礴氣勢，曠世絕倫。文人習慣性的把自己放在一個別人仰望的高度?！鞍材艽菝颊垩聶噘F，使我不得開心顏！”表現出的錚錚傲骨。這不是李白蔑視權貴，而是李白從人格的角度否定權貴，他甚至還因自己人格上的優越感而表現出一種狂傲。這種狂是種高貴的品質，從不向權貴低頭。然而結果是那個為他脫靴的人依然好好的生活著，而他自己卻即將發配到夜郎。杜甫詩云：“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澳且浑p傲慢的靴子至今還落在高力士羞憤的手里，人卻不見了”
“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瘢秋h逸豪放，率性而為。他的這種狂妄使得他這個渺小人類之中的一員，在言語構筑的想象世界中，一下子擴充到了世界宇宙的范疇?？浊鹬勒侨寮宜枷氲母?，李白能夠“笑孔丘”，就足以看出他對當時占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反叛，“笑殺陶淵明，不飲杯中酒。”李白的狂傲卻顯出一份無奈的苦澀，“我本不棄世，世人自棄我”。這么輕狂的人怎么能夠從政呢？權力場是血腥殘酷的，不能只是一廂情愿的建功立業，更不能把文學資本當作政治資本濫用。
于是道家對儒家的某些“積極進取”產生了深刻的質疑。
“問余何意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這是悠閑的笑，是神秘的笑，一言一蔽之，是道家的笑。是超然物外的笑。
“五岳尋仙不辭遠”，這也是出于一種道家情懷。馮友蘭先生曾經講，不應該以今人的思想感情來臆測古人。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但其動機卻不是“歌頌祖國的大好河山”，這樣理解是典型的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既歪曲了古人又淺薄了自己。
“高歌振林木，大笑喧雷霆”。晚年寓居當涂，終于有了一個棲身之所和歸宿之地。李白生的太晚了，他太孤獨了，如果生在魏晉，他可和劉伶飲酒，與嵇康共曲，他也不會再孤獨，也不會是“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的悲苦。
他并不是沒有愁，李白就經常把愁字掛在嘴邊?！鞍装l三千丈，緣愁是個長”，“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發，朝如青絲暮如雪”，“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但只要將李白的愁與柳永的“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李煜的“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比一比，就會覺得李白愁得有力，愁得健康，愁得有氣派?！拔寤R，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消萬古愁”。這是一種豪情萬丈的愁，愁中自有一股浩然之氣，愁中自有一段唐人風流。
這是一個悲也千古，樂也千古的人。
他要高興，說“人生飄忽百年內，且須酣暢萬古情”；他如果去一個很遠的地方，可以說“狂風吹我心，西掛咸陽樹”；他如果想上天，說“太白與我語，為我開天關”；他如果要是形容朋友對他好，可以說“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贈我情”；他要存有希望就說：“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薄?/p>
儒家精神是一種積極進取的精神，如孔子“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儒家精神又以“仁政”為旨歸，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盛唐是一個經濟文化空前繁盛的時代。李白將儒家的進取精神與盛唐的宏偉氣魄融匯在一起，營造出壯麗的詩篇。這樣一種環境所造就的詩人，筆下自會大氣，千載之下仍能令懦者勇，弱者壯。面對儒、道共榮的紛繁局面，李白亦注重張揚合理的人格，這是李白濃重的道家情懷。
李白終其一生，明朗、天真，他一生的性情就是他最大的驕傲。這個世界上真正自由的人必先精神獨立，李賀“不須浪飲丁都護，世上英雄本無主”，真正的天地英雄是沒有主子的，因為李白不科舉，他依賴的就是他的才情。所以他就成為了一個無所羈絆的天地英雄。
權貴資本范文6
從那時到現在，十多年過去了，這種“兩頭冒尖”的狀況卻似乎愈演愈烈。
從一方面看，經過三十多年的持續高速增長，中國實現了經濟發展的三級跳：從一個典型的低收入國家成長為低中等收入國家，再進一步進入高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二一年，中國的經濟總量超過了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由于人口眾多，體量巨大，它在全球事務中的分量也變得舉足輕重，成為一顆冉冉上升的新星。
可是從另一方面看，圖景卻遠不是那樣美妙亮麗。
實際上，中國的改革還只是走在半途。它在二十世紀末初步建立起來的經濟體制，仍然是一種半統制、半市場的混合體制，政府和國有經濟雖然已經不再囊括一切，但還是牢牢掌握國民經濟的一切“制高點”，主宰著非國有經濟的命運。且不說現行的體制離“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作用”的要求還有很大的距離，即使已經建立起來的市場，也呈現出一種缺乏規則和權力多方干預的“原始”狀態。
在這種體制下，中國在實現高速增長的同時，各種矛盾也逐漸積累。特別是在最近幾年來，多方面的改革出現停滯甚至倒退的情況下，不但資源短缺、環境破壞使經濟活動和人類生存的基本條件受到威脅，愈來愈靠貨幣超發和信用膨脹來維持GDP的增長，促使資產泡沫形成和資產負債表杠桿化等舊的疾患未除，而且腐敗活動愈益猖獗，侵入社會機體的方方面面，貧富懸殊，使各種矛盾趨于激化，社會面臨破裂潰散的危險。
對于這種兩極共生現象的存在，多數人都是承認的。但是，對于為什么發生這樣的現象以及出路何在，卻有著截然相反的看法。
一種先被叫作“北京共識”，后來以“中國模式論”聞名的觀點對這種現象的解讀是：中國能夠創造如此優異的成績，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國具有一個以強勢政府和國有經濟對社會的強力管控為基本特征的政治和經濟制度。這種體制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有力地貫徹國家意志，因而能夠創造北京奧運、高鐵建設和一些地區GDP連續兩位數的增長等“奇跡”。而且由于它能夠在全球金融危機的狂潮中繼續保持GDP的高速度增長，為世界市場提供了支持，應該當之無愧地成為世界各國的楷模。
至于中國社會出現的種種亂象，在這種觀點看來，卻是政府的掌控還不夠全面有力，“舉國體制”的執行還不夠堅決徹底，因而市場自發力量還能夠干擾國家意志的貫徹。由此得出的結論，自然就是應當進一步擴大政府的權力，進一步加強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的控制，進一步強化這種強政府、大國企、用海量投資拉動GDP高速度增長的發展模式。
我們的看法和上述觀點完全相反。
只要對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情況做一番比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模式論”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獲得的良好成績所做的解讀，是完全無法令人信服的。如果說強勢政府和國有經濟的強力管控是中國經濟崛起的秘密，那么，在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中，中國擁有一個較之如今更為強勢的政府和一統天下的國有經濟，為什么中國人得到的卻是無窮無盡的苦難，經歷了一次就奪去了成千上萬人生命的人間慘劇？相反，取得了巨大進步的后三十年和始終未能改變貧困落后面貌的前三十年之間的最大區別，在于中國進行了改革。在原有的所謂“榨取體制”（extractive institutions）之外，以開放市場為前提的所謂“包容性體制”（inclusive institutions）也開始出現。
三十多年來，雖然各個領域改革的推進程度并不相同，而原有的政府和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還在一些重要領域保持未動，但這一輪改革畢竟使一個也對世界市場開放的市場經濟制度局部地建立起來。
從另一方面看，中國社會存在的種種問題，正是由于中國改革尚未取得完全的成功，二十世紀末期初步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體制還很不完善造成的。
這種不完善性主要表現為國家部門（state sector，包括國有經濟和國家黨政機構）仍然在資源配置中起著主導的作用。具體說來，表現在以下方面：一、雖然國有經濟在經濟活動總量中并不占有優勢，但它仍然控制著國民經濟的命脈（commanding heights），國有企業在石油、電信、鐵道、金融等重要行業中繼續處于壟斷地位；二、各級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資金等重要經濟資源的巨大權力；三、現代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礎尚未建立，各級政府和政府官員擁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他們通過直接審批投資項目、設置市場準入的行政許可、管制價格等手段對企業的微觀經濟活動進行頻繁的干預。
制度缺陷造成了兩個嚴重的問題：第一，是中國迫切需要的經濟增長模式轉型，或稱經濟發展方式轉型遲遲不能實現，因此資源短缺、環境破壞、勞動者生活水平提高緩慢等問題變得愈來愈嚴峻。第二，權力對于經濟活動的廣泛干預造成了普遍的尋租環境，使腐敗活動不可扼制地蔓延開來，深入到黨政組織的肌體之中。
特別嚴重的是，由于本世紀初期以來改革出現了停滯甚至倒退的傾向，這就使中國現行的“半統制、半市場”混合體制的消極方面更加強化。
事實上，這種“半統制、半市場”的經濟體制一旦建立，就只可能有兩種發展前途：或者是政府逐漸淡出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加強自己在市場失靈的領域進行諸如市場監管和提供公共產品等方面的職能，逐漸成長為在規則基礎上運轉的現代市場經濟，我把它稱為法治的市場經濟；或者不斷強化政府對市場的控制和干預，不斷擴大國有部門的壟斷力量和對經濟的“控制力”，演變為政府控制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國家資本主義體制。而在中國的條件下，從尋租活動取得巨大利益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必然利用手中的權力和輿論工具竭力把社會拉向極“右”的方向。如果沒有力量阻斷這種進程，國家資本主義十有八九就會演化為權貴資本主義，即或所謂“封建的、買辦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值得警惕的是：根據中國的歷史經驗，這種權貴資本主義的極“右”發展，也可能引發打著激進革命旗幟的極“左”力量的興起。極“左”往往是對極“右”的懲罰。在當今的中國，如果不能采取果斷的經濟和政治改革措施來制止權貴對國庫和各階層人民的掠奪，紓緩社會矛盾，就有可能發生顧準所說的“進化受到壅塞時的潰決”；而某些梟雄式的人物正好可以利用這種情勢，用“打土豪、分田地”一類極端“革命”的口號，誤導深受權貴壓榨因而熱切希望獲得公平正義的大眾，把他們引向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歧途，使建設現代中國的進程遭到中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