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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細胞計數范文1
通訊作者:吳樹林
【摘要】 目的 探討不同計數法對乙肝患者白細胞檢測的影響。方法 對筆者所在醫院50例慢性乙型重癥肝炎患者(血清膽紅素150~500 μmol/L),用血細胞分析儀計數和手工方法計數,對兩種方法進行比較。結果 高膽紅素血用血細胞分析儀計數與手工法計數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高膽紅素血能夠使血細胞分析儀白細胞計數假性增高。結論 高膽紅素血對血細胞分析儀計數結果有較大影響,應用手工方法復檢。
【關鍵詞】 計數法; 乙肝; 白細胞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2.06.050
黃疸是慢性重癥肝炎的主要表現之一,主要是由肝細胞受損、壞死后攝取、轉化、排泄膽紅素的能力下降使得血液中的膽紅素濃度升高所致。近年來,隨著醫學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的發展,全自動血細胞分析儀已在全國廣泛應用,這不僅提高了實驗結果的精密性和準確性,而且也提高了工作人員的效率。但是,各類儀器仍有其不足之處,在日常工作中筆者發現,用血細胞分析儀對重癥黃疸肝炎患者進行血常規測定時,部分患者白細胞假性增高,如果檢驗人員不進行下一步手工復查,會發出不準確的檢驗結果,嚴重影響臨床醫生對患者的治療。本文探討不同計數法對白細胞計數分類的影響?,F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50例重癥乙型肝炎患者的血常規標本均來自筆者所在醫院2011年1月~2011年6月感染科患者,其中男33例,女17例,年齡19 d~72歲,其中嬰兒5例。經生化檢驗膽紅素150~500 μmol/L。
1.2 儀器與試劑 深圳邁瑞公司生產的BC-5380五分類血細胞分析儀及配套試劑和質控;日本Olympus顯微鏡;血清膽紅素檢測使用羅氏MODULE P800生化分析儀及原裝配套試劑。
1.3 方法 (1)血細胞分析儀檢測方法:使用邁瑞BC-5380血細胞分析儀對50份標本進行檢測,操作嚴格按生產廠商的操作手冊進行。即取患者靜脈血2.0 ml,置于EDTA-K2抗凝管內,充分顛倒混勻,1 h內上機檢測。同種標本用相同儀器RRBC模式復檢。(2)手工操作方法:嚴格按《全國臨床檢驗操作規程》第2版進行[1]。即用已校正好的微量吸管吸取20 μl上述血樣,放入0.38 ml WBC稀釋液內,用改良牛鮑氏計數板顯微鏡計數。手工檢測由于使用顯微鏡目測,能夠排除紅細胞及紅細胞碎片的影響,此結果與有關研究[2,3]相符。體外標本去除高膽紅素血漿后,不能導致儀器檢測白細胞數的改變,此結果與有關研究[4]相符。
1.4 統計學處理 應用PEMS 3.1醫學統計學軟件對數據進行處理,數據采用單樣本t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50例重癥黃疸肝炎患者的白細胞檢測中,血細胞分析儀檢測與手工操作方法檢測的結果分別為(6.934±4.323)×109/L和(5.4±2.16)×109/L,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6.1264,P<0.001)。
3 討論
深圳邁瑞公司生產的BC-5380型全自動五分類血細胞分析儀采用半導體激光散射技術、細胞化學染色技術和先進的流式分析裝置對白細胞、紅細胞、血小板系列多個參數進行精確的計數和分類分析,是目前國內能生產五分類血細胞分析儀為數不多的廠家,具有快速、準確、穩定性好等優點。白細胞計數前會自動以溶血劑先將紅細胞溶解,紅細胞溶解后血細胞分析儀再計數白細胞池中顆粒數量,對白細胞是否有干擾取決于紅細胞在溶血素作用后的破壞程度。正常人的紅細胞加入溶血素后很容易溶解,肝病患者肝細胞受損后其攝取、轉化、排泄游離膽紅素的能力下降,從而使患者出現高膽紅素血癥。高膽紅素能夠使紅細胞膜出現異常,使紅細胞對溶血素具有一定的抵抗能力,使一部分溶血素被消耗而導致溶血素相對不足,紅細胞不能夠被完全破壞,未破壞的紅細胞和碎片由于和淋巴細胞體積大小接近使血細胞分析儀誤認其為白細胞,因此導致白細胞計數假性增高和白細胞分類不準確。同時,高膽紅素能夠和紅細胞膜結合,血小板脂質結合形成大分子物質,血細胞分析儀檢測時會把這些大分子物質和未破壞的紅細胞記成淋巴細胞,從而使白細胞的總數明顯高于手工計數,細胞分類時淋巴細胞假性增高,中性粒細胞相對減少。另外,標本的溶血不全可能會堵塞機器。
生理性膽紅素可以清除脂質過氧化物,能保持正常細胞膜脂質的流動性。但高濃度的膽紅素容易形成穩定的膽紅素自由基[5],使多余的細胞膜脂不能被清除,細胞膜脂結合蛋白質后溶血劑也難以溶解,導致儀器在進行白細胞計數時出現誤判,把未溶解的紅細胞記成白細胞,出現白細胞的假性增高,但并不是所有的高膽紅素血癥的白細胞計數都假性增高。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由于膽紅素會導致白細胞計數的假性增高和細胞分類時淋巴細胞假性增高,當遇到分析儀計數此兩項同時增高時,應用手工方法復查是否是膽紅素影響的假性增高。
有資料表明,肝病患者和新生兒紅細胞膜脂類異常,具有抵抗溶血素的作用,導致紅細胞溶解不全[6],就會干擾白細胞的測定,造成白細胞假性增高。而手工方法用1%的HCL可溶解紅細胞,不受上述因素的影響。有文獻報道,重癥黃疸患者血液標本按儀器要求稀釋后,在顯微鏡下觀察紅細胞的溶解情況,需經120 s才能完全溶解紅細胞,而一般的血細胞分析儀測定白細胞的時間會小于60 s。因此,溶血素的作用時間也是導致紅細胞溶解不全的原因。消除膽紅素對白細胞計數的影響,可采用離心洗滌,用生理鹽水洗滌后重新檢測。
綜上所述,重癥肝病患者的高膽紅素血液標本能夠引起血細胞分析儀白細胞計數假性增高,如果偏信血細胞分析儀的檢測結果,會誤導醫生按合并感染處理,不僅給患者造成一定的經濟負擔,還會給患者的病情造成一定的影響。因此,在遇到黃疸患者血細胞分析白細胞增高時,必須使用手工方法復查,才能為臨床提供更為準確,可靠的依據。
參 考 文 獻
[1] 葉應嫵,王毓三.全國臨床檢驗操作規程[M].第2版.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1997:4.
[2] 鄺泳云.一種異常白細胞直方圖的分析及原因初探[J].上海醫學檢驗雜志,2000,15(1):15.
[3] 凌勵,金麗茵,林紫云.肝病患者白細胞異常直方圖原因初探[J].上海醫學檢驗雜志,2000,15(6):337-338.
[4] 呂斌斌,梁海麗,馮靜霞.黃疸乳糜對血液細胞分析結果的影響[J].江蘇大學學報(醫學版),2004(1):64-65.
[5] 劉湘陶,劉慧娟.膽紅素自由基對大鼠肝細胞損傷作用的研究[J].生物化學雜志,1995,11(1):71-75.
白細胞計數范文2
【關鍵詞】 尿中附菌上皮細胞;尿路感染;女性;尿白細胞;尿培養細菌;診斷
在臨床醫學中, 尿路感染主要是指病原體侵犯尿路黏膜或者是尿路組織, 從而造成患者出現尿路感染癥狀, 多發于女性患者。通常情況下, 尿路感染患者的尿沉渣中尿中附菌上皮細胞以及尿白細胞等的計數會發生一定的變化, 進行尿中附菌上皮細胞聯合尿白細胞計數對女性感染診斷的分析, 有利于提高對于女性患者尿路感染病癥的診斷率, 提高臨床診斷水平, 具有積極作用意義。
1 資料與方法
1. 1 一般資料
以某醫院在2011年間收治的40例女性尿路感染患者為例, 所有患者年齡均在58~70歲之間, 患者的平均年齡為64歲。根據醫院對于患者的診治資料顯示, 所有患者的發病時間均超過12個月, 并且病程時間最長的患者可達3年, 對于40例女性尿路感染患者的臨床診斷中, 除了有尿路感染病癥癥狀外, 一些患者還伴有不同程度的糖尿病以及腎結石等病癥情況。
1. 2 分析方法
對于上述40例女性尿路感染患者的尿中附菌上皮細胞聯合尿白細胞計數對于患者病癥的診斷意義分析, 首先在通過對于所有病癥患者進行尿沉渣相差顯微鏡檢查后, 對于檢查得出數據情況與正常計數標準進行對比分析, 以得出相關結論意義。對于患者的尿沉渣相差顯微鏡檢查具體方法如下:采取所有患者的新鮮尿液10 ml, 離心處理5 min后, 清除尿液中的上清液, 清除上清液使用劑品劑量約為0.1 ml到0.3 ml之間, 混合均勻后取1滴放置于專用計數板上, 通過相差顯微鏡進行觀察記錄。此外, 對計數對比的尿常規使用干化學法進行處理, 而尿培養實現通過微生物法進行, 并對于處理后的觀察分析結果進行對比分析應用。
2 結果
根據上述方法, 對于患者尿沉渣中的尿中附菌上皮細胞計數情況, 在0周以及1周、2周、4周等不同時段的計數結果為7.0±5.7、3.9±2.8、2.4±1.9以及1.0±1.3等, 對于尿培養的計數結果分別為0.4±0.5、0.2±0.24, 對于尿白細胞的計數結果分別為11.5±12.2、7.2±4.5、8.2±2.6以及4.4±2.2等, 而對于病癥患者臨床表現的分級計數結果分別應為0.7±0.8、0.5±0.7、0.2±0.4以及0.3±0.5等。
在對于這幾組計數結果進行對比分析的基礎上可以知道, 尿中附菌上皮細胞的計數情況以及尿培養細菌的計數情況, 在進行女性尿路感染患者病癥的臨床診斷中, 與病癥患者的臨床表現之間有著明顯的相關性, 而尿白細胞計數與患者臨床表現之間沒有明顯的相關性。
3 討論
在臨床診斷與治療中, 尿路感染病癥多發于女性群體, 并且是一種多發性病癥, 在臨床診斷與治療的過程中會反復進行發作, 難以根治, 在臨床治療中, 對于該病癥的治療方法也相對比較單一。尿路感染癥狀的女性患者群體中, 由于已經進入絕經期的女性患者, 其雌性激素的水平與能力逐漸下降, 從而也會影響患者尿道的PH值發生相應的變化, 從而導致患者的尿道黏膜發生變化, 而患者的尿道黏膜一旦發生變化, 相應的患者尿道局部的保護作用就會呈現逐漸減弱變化, 因此更加容易引發尿路感染病癥的發生。
上文中在對尿路感染患者進行尿沉渣相差顯微鏡檢查后, 根據檢查結果明顯可以看出尿路感染患者與常規尿檢中, 尿附菌上皮細胞陽性率變化情況比尿培養細菌檢查中尿中附菌上皮細胞的計數檢查結果, 也就是陽性變化率要高, 因此, 根據這一檢查分析結果就可以知道, 在女性尿路感染患者中, 尿中附菌上皮細胞的計數情況與尿路感染患者的臨床表現之間有一定的關系, 而對于尿路感染患者的尿白細胞計數檢查結果, 與尿培養細菌中的尿白細胞檢查結果相比, 經觀察分析可知與尿路感染患者的臨床表現之間沒有明顯的相關性。
因此, 在進行女性尿路感染患者病癥的臨床診治中, 可以通過尿沉渣相差顯微鏡檢查的方法, 對于患者尿中附菌上皮細胞計數進行檢查診治應用, 既方便并且診治效果也相對比較好。
參考文獻
[1]薄玉紅,姜楓,畢增祺.相差顯微鏡檢查尿沉渣上皮細胞黏附細菌對老年女性尿路感染的診斷意義.首都醫科大學學報, 2009, 08(1):117-118.
[2]肖紅桃.回腸代膀胱術后不同膀胱沖洗方法的比較.南昌大學學報, 2012,09(7):98-99.
白細胞計數范文3
[關鍵詞] 新生兒;降鈣素原;抗菌素;感染指標;超敏C-反應蛋白;應激狀態
[中圖分類號] R722.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0742(2016)04(c)-0059-02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neonatal procalcitonin, white blood cell count, high 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 and stress state. Methods 391 cases of full-term and antibiotics-unused neonates transferred to the neonate intensive care unit of our hospital at 3d after birth from November 2013 to August 2015 were divided into the stress group (including vomiting and asphyxia), non-stress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30 cases of healthy neonates), the femoral vein blood was drawn at 3d after birth, the serum procalcitonin, white blood cell count and high 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 were examined by the electrochemiluminescence, and the differences in the various infectious indexes between the stress group (including vomiting and asphyxia), non-stress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counted by T-test. Results The differences in the WBC, PCT and hsCRP indexes between the stress group and the non-stress group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the WBC and PCT indexes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etween the stress group and the healthy group(PCT: t=2.918, P
[Key words] Neonate; Procalcitonin; Antibiotics; Infection index; High 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 Stress State
降鈣素原能早期反映細菌感染、真菌感染及寄生蟲感染的檢測手段。由于新生兒感染臨床表現不典型,PCT更是作為膿毒血癥早期標志物而日益受到重視[1],其敏感性和特異性均優于白細胞計數和高敏C-反應蛋白(hsCRP)。但可能受一些機體內外環境的干擾而影響其臨床診斷價值。該實驗整群選取2013年11月―2015年8月,出生3 d轉入該院兒科新生兒監護室住院、未使用抗菌素的足月新生兒391例,其中頻繁嘔吐29例(嘔吐次數>5次/d)、窒息41例。通過觀察嘔吐、窒息等應激狀態新生兒的WBC、PCT、hsCRP與非應激組、健康對照組比較,找出應激狀態對各項感染指標干擾的規律?,F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整群選取2013年11月―2015年8月,出生3 d內轉入該院兒科新生兒監護室未使用抗菌素的足月新生兒391例,其中男性220例,女性172例;第一診斷新生兒窒息41例,新生兒肺炎115例,新生兒高膽紅素血癥97例,低血糖癥18例,頭顱血腫及顱內出血15例,咽下綜合征21例,高危兒83例,隱性梅毒1例。臍帶繞頸98例,胎膜早破26例,前置胎盤4例,母患妊娠糖尿病18例,宮內窘迫16例,羊水清277例、Ⅰ度污染22例、Ⅱ度污染53例、Ⅲ度污染39例。發熱3例。嘔吐29例,其中男14例,女15例,年齡6~72.5 h,平均47.7 h。窒息41例,其中男22例,女性19例,輕度窒息36例,重度窒息5例,年齡0.5~36 h,平均8.2 h。對照組30例,男女各15例,年齡3 d。應激組與非應激組、對照組在性別、臍帶繞頸、胎膜早破、前置胎盤、母患妊娠糖尿病、宮內窘迫、羊水污染程度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為了避免降鈣素原生理性升高對數據造成影響,該文所選病例抽血時日齡均>72 h。該研究經過廣東省韶關市鐵路醫院( 該院) 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受試者家屬均簽署知情同意書。
1.2 方法
將出生3 d未用抗菌素的足月新生兒391例,分為應激組(包括嘔吐和窒息)、非應激組和對照組,并設健康的新生兒30例為對照組,于生后3 d抽股靜脈血,用電化學發光法查血清降鈣素原、白細胞計數、超敏C-反應蛋白(hsCRP),用t檢驗統計應激組(包括嘔吐與窒息)與非應激組及對照組各感染指標的差異。
1.3 檢測方法
降鈣素原:采用梅里埃產的免疫熒光分析儀型號:MiNiVIDAS。法國生物梅里埃股份有限公司。采用電化學發光法檢測。廣州金域檢驗中心。高敏C-反應蛋白:飛測免疫熒光分析儀,廣州萬孚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白細胞:邁瑞五分類全自動血球分析儀,型號:BC-5180。廠家:深圳邁瑞生物醫療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注冊商標:邁瑞.mindray。
1.4 統計方法
采用SPSS 17統計學軟件,對該研究數據進行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進行t檢驗。
1.6 診斷標準
嘔吐組為日嘔5次及以上,伴或不伴咖啡色液體,大量消化道出血及消化道畸形被剔除出組。窒息診斷:0~3分為重度窒息,4~7分為輕度窒息[2]。
2 結果
2.1 應激組與非應激組的WBC、PCT、HsCRP指標的比較
29例嘔吐患兒與362例無嘔吐患兒比較,經兩獨立樣本的t檢驗,各指標的統計結果分別為[PCT(2.75±2.7)ng/mL,WBC:(16.59±4.10)×109/L,hsCRP:(4.46±4.007)ng/mL,P>0.05];41例窒息患兒與350例無窒息患兒,經兩獨立樣本的t檢驗,各指標的統計結果分別為(PCT:3.49±10.14,WBC:17.06±5.59, hsCRP:6.44±8.39,P均>0.05,應激組與非應激組新生兒PCT、WBC、HsCRP指標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2.2 應激組與健康組的WBC、PCT、hsCRP指標比較。
應激組70例(包括嘔吐29例,窒息41例)與對照組30例比較,經兩獨立樣本的t檢驗,各指標的統計結果見下表,PCT及WBC的P0.05,見表1。
3 討論
血清前降鈣素(PCT)是最先從甲狀腺腫瘤細胞培養液中提取的一種多肽激素。正常情況血中含量極低。全身細菌感染時血清降鈣素原會明顯升高。近年來廣泛用于兒科感染性疾病的診斷,曹紅霞[3]研究表明重癥感染組、病毒感染組及局部感染組患兒血清降鈣素原陽性率均顯著高于對照組 (P局部感染組(P病毒感染組(P
譚長英等[5]報導指出臨床工作中存在 PCT 水平假性升高和假性低水平,提示PCT雖是早期細菌感染的敏感指標,且其值與感染程度呈正相關,但除感染外,仍存在干擾因素。劉云峰等[1]報導稱新生兒顱內出血、氣胸或嚴重窒息復蘇后其血清PCT濃度也顯著增高,而圍產期窒息缺氧、呼吸困難等可提高機體應激性,出現PCT 數值增高。認為可能存在未知的影響PCT變化的因素,如分娩方式、母親孕期合并癥如妊高征和糖尿病、新生兒貧血等都有可能導致早產兒產生應激反應,從而影響PCT的分泌。該試驗觀察結果顯示應激組與對照組比較,血清降鈣素原及白細胞計數較對照組顯著增高(P
綜上所述,PCT雖是新生兒感染敏感性和特異性俱佳的指標,但仍受應激狀態的干擾,且對新生兒早期輕癥感染敏感性差[8],但對重癥全身性感染有其優勢。盡管王寶鳳[7]研究認為降鈣素原、hs-CRP的檢測,對新生兒敗血癥的早期診斷和治療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但各有不足。WBC計數在新生兒感染的診斷中準確性低,新生兒本身白細胞值較高,重癥感染時因機體反應差反而降低,且受應激狀態影響故三項指標共同使用,PCT做為重癥感染預警指標,hs-CRP對早期診斷有其價值,白細胞是基層醫院常用的感染指標,各取長處。仍需注意排除應激狀態的干擾,定期復查,及時停用抗菌素,既可早期發現重癥患兒,又不至于濫用抗菌素,值得臨床推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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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張寧,張志紅. 降鈣素原對生后72小時內新生兒感染性疾病的臨床意義[J].臨床醫學,2015(24):109,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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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細胞計數范文4
[關鍵詞] 肺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反應蛋白;白細胞;紅細胞沉降率
[中圖分類號] R56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4721(2012)02(b)-0008-03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C-reactive protein and white blood cell count,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in the early efficacy assessment of lung infection
HU Dezhong1 ZHU Xiaoji2 ZHANG Yanyan1 YANG Hua2 ZHANG Keli2 LI Ning2 MA Jinan2
1.Weifang Medical College in Shandong Province, Weifang 261053, China; 2.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Medicine, the 89th Hospital of PLA in Weifang City of Shandong Province, Weifang 26102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erum C-reactive protein (CRP) and white blood cell count (WBC),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ESR) in assessing the early efficacy of lung infection. Methods The subjects were analyzed 63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infection, including 33 patients in the aged and elderly people with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CAP), 30 patients with acute exacerbation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AECOPD) and pulmonary infection; 28 healthy people as control group. The CRP, WBC and ESR levels were detected before treatment and on the 3rd, 7th, 14th days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CRP levels rised rapidly in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infection and declined significantly 3 days later after anti-infection therapy; While WBC, ESR levels in lung infection increased slowly and decreased gradually after effective treatment. On the fourteenth day after treatment, the patients′ CRP levels decreased to normal range, most patients′ WBC levels to normal range too, but many patients′ ESR levels were still higher than normal level. Conclusion The value of CRP in assessing the early anti-infection efficacy of pulmonary infection is greater than WBC and ESR.
[Key words] Pneumonia;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reactive protein; White blood cell;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近年來,肺部感染的發病率呈上升趨勢,加之耐藥菌的產生使得其治療更加棘手,給人類的健康構成極大威脅。為此,肺部感染早期療效的判斷對提高救治成功率、改善預后具有重要意義。傳統指標血白細胞計數(white blood cell count,WBC)和紅細胞沉降率(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ESR)對判斷肺部感染早期療效顯示出較大弊端,因為ESR不能預示治療成敗及體溫是否延遲下降[1];感染嚴重程度、治療因素,如類固醇類藥物等會影響機體感染導致的WBC變化規律。C-反應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水平于感染初期迅速升高,感染控制后其水平迅速回落,而且糖皮質激素不會影響CRP自身時間依賴性的變化規律[2]。Arinzon Z等[3]建議對疑診肺炎者常規做CRP監測,提示CRP可能比WBC和ESR更能準確地反映患者肺部感染的動態變化;檢測CRP水平,還有助于鑒別肺水腫與肺炎[4]、制定治療方案等[5]。本研究著重比較CRP與WBC、ESR在肺部感染早期療效判斷方面的差異性,以供臨床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本院2010年1月~2011年9月肺部感染患者72例為研究對象,均經臨床癥狀、體征、胸部X線、血液化驗、痰培養等檢查確診,排除引起CRP升高的其他疾病,如風濕性疾病、慢性肝病等。因患者原因(中途出院、失訪、依從性差等)脫漏9例,臨床資料完整者63例,其中,中老年社區獲得性肺炎(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CAP)33例,男19例,女14例,年齡48~76歲,平均(59.40±7.87)歲,符合《社區獲得性肺炎診斷和治療指南》中的診斷標準,無慢性支氣管-肺疾??;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發作(acute exacerbation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AECOPD)合并肺部感染30例,男女各15例,年齡46~78歲,平均 (61.63±8.52)歲,符合《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診治指南》中的診斷標準;正常對照組28例,男15例,女13例,年齡48~72歲,平均(59.03±7.12)歲,均來自本院查體中心。
1.2 方法
治療前及治療后第3、7、14天采集靜脈血,分別應用免疫透射比濁法、全自動血細胞分析儀(日本Sysmex公司)及手工魏氏法測定CRP、WBC及ESR,其正常值范圍分別為0~5 mg/L、4~10×109/L、0~20 mm/h。
1.3 統計處理
采用SPSS 17.0統計軟件,數據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組間及組內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檢驗水準α=0.05,P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病情轉歸
2例CAP患者發展為重癥肺炎,經過積極處理后病情得到有效控制;其余31例CAP患者及全部AECOPD患者體溫逐漸下降至正常水平,痰液由膿性變為稀薄白色,食欲及體力增加,影像學檢查顯示炎癥病灶明顯吸收,AECOPD患者喘憋癥狀明顯緩解,最后所有肺部感染患者臨床治愈或好轉后出院。
2.2 治療前3組間CRP、WBC、ESR
治療前兩組肺部感染患者CRP、WBC、ESR水平均高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 0.05);CAP組與AECOPD組比較,ESR水平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1。
2.3 CAP患者治療前及治療后第3、7、14天CRP、WBC、ESR水平
CAP組治療前及治療后第3、7、14天CRP、WBC、ESR的兩兩比較發現,抗感染治療有效時3 d后CRP水平即有明顯下降(P < 0.05),且第3、7及7、14天間繼續明顯下降(P < 0.05),部分患者于第7天降至正常,所有患者于第14天降至正常;ESR水平 3 d后增快,此后逐漸下降;WBC、ESR水平分別于治療后第14、7天出現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的下降,而且治療后第14天多數患者ESR水平未降至正常值范圍,見表2。
2.4 AECOPD患者治療前及治療后第3、7、14天CRP、WBC、ESR水平
AECOPD組治療前及治療后第3、7、14天CRP、WBC、ESR的兩兩比較發現,抗感染治療有效時3 d后CRP水平即迅速下降(P < 0.05),且第3、7及7、14天間下降仍然顯著(P < 0.05);ESR第3天明顯升高(P < 0.05),此后逐漸下降;WBC、ESR分別于治療后第7、14天出現明顯下降(P < 0.05), 見表3。
3 討論
目前,有關CRP對CAP 或AECOPD患者療效判斷價值以及同時與WBC、ESR進行對比的研究眾多,但同時納入CAP組和AECOPD組且進行連續動態研究者甚少。本研究探討CRP與WBC、ESR在CAP及AECOPD兩組群體接受抗感染治療后早期療效判斷的差異性,同時了解CAP及AECOPD兩組群體治療后CRP的變化規律是否一致,為臨床選擇有效治療方案提供更加客觀的證據。
本研究發現,無論CAP組還是AECOPD組,經過有效抗感染治療后,其CRP變化規律是一致的,即有效治療后第3天患者CRP水平大幅度下降,此后繼續保持下降態勢,部分患者于治療后第7天下降,所有患者于治療后第14天降至正常范圍內。分析其原因,主要是由CRP本身的生理特性決定的。Clyne B等[6]、Tonstad S等[7]證實,肺臟局部發生炎癥反應或(和)全身炎癥反應綜合征時,炎癥介質白細胞介素-6(IL-6)、白細胞介素-1β(IL-1β)等會刺激肝臟細胞快速合成和分泌CRP,其血漿水平2 h后開始升高,大約8 h升高一倍,48 h達高峰,半衰期短于24 h,所以經有效治療后,患者的CRP水平迅速降低并回落至正常范圍。Bruns AH等[8]研究表明,如果重度CAP患者接受治療后1周內CRP延遲下降,則高度提示抗生素選擇不當、療效差。本研究發現,患者接受抗病原微生物藥物治療1周內CRP水平的變化與臨床病情的變化相吻合,治療有效者其CRP迅速下降;病情未得到有效控制者,其CRP水平延遲下降,提示患者的抗生素選擇不當或者病情嚴重。入選本研究的CAP患者中有2例發展為重癥CAP,其CRP水平1周內沒有顯著下降。CRP在CAP組及AECOPD組兩群體接受抗感染治療后變化趨勢的同步性體現出其獨特的固定性變化規律,推測肺部感染患者無論有無其他基礎疾病,甚至存在影響CRP水平的并發疾病,接受有效抗感染治療后的變化規律仍然不會改變,分析可能因并發病的存在使CRP不能像單純CAP那樣在較短時間內降至正常,但不會因此影響其作為判斷肺部感染早期療效的重要指標之一。Lacoma A等[9]研究發現,CRP水平與AECOPD臨床情況、短期預后具有相關性,支持本研究的結論。
本研究中,治療后CAP組WBC、ESR的變化與AECOPD組存在差異性,分析可能系患者入院前患病時間長短不一所致。AECOPD并肺部感染時咳嗽、咳痰、氣短、喘憋明顯,體力活動受限,促使患者及時就醫,使得來診時CAP組與AECOPD組病情嚴重程度不一,成為治療前CAP組與AECOPD組CRP、WBC、ESR水平差異的最主要原因。由于ESR在機體感染后2~3 d才出現增快,故AECOPD患者治療3 d后ESR出現一過性的明顯增快,而CAP患者來診相對較晚,所以ESR升高不明顯。WBC受年齡、開始治療時間等多種因素影響,而且一部分肺炎患者WBC仍然在正常值范圍內[10],AECOPD組入院時WBC水平的陽性率僅為53%,有效治療后下降亦緩慢且幅度小。兩組患者WBC、ESR出現明顯下降至少需要7 d,并且對于老年人而言,ESR存在生理性增快的現象。正因為如此,CRP用于判斷肺部感染早期療效的價值大于WBC和ESR。雖然治療后WBC及ESR水平也呈下降趨勢,但其變化的時間明顯大于CRP。Coelho L等[11]研究表明,連續監測重癥CAP患者CRP水平能夠幫助判斷抗生素的療效、患者臨床情況的變化,這一提示作用在抗生素治療后前3 d最有價值,而WBC則無此應用價值。劉珊珊等[12]的研究同樣證實,CRP能夠及時有效地幫助判斷老年肺部感染患者的療效[13],且應用價值明顯優于WBC、ESR,這與本研究的結論相符。
總之,血清CRP水平的變化規律在輔助判斷肺部感染早期療效方面具有很大的應用價值,且檢測費用低廉,方便快捷,值得臨床推廣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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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細胞計數范文5
【關鍵詞】 腦出血 白細胞總數 中性粒細胞計數 病情程度 預后
腦出血(ICH)是指非外傷性腦實質出血,為中老年人常見的腦血管疾病。具有起病急、進展迅速、致殘率高、病死率高等特征。1994年3月—2006年9月,對本院收治的482例急性腦出血患者進行外周血白細胞總數和中性粒細胞數檢測,并分析二者變化與病情輕重及預后的關系,現報告如下。
1 對象和方法
1.1 對象 本組482例,男292例,女190例。年齡56~94歲,平均68.32歲。所有病例均符合中華醫學會第4屆腦血管病會議診斷標準[1]。經臨床檢查及CT或MRI證實, 其中殼核出血297例,丘腦出血49例,腦葉出血46例,小腦出血49例,腦干出血41例。按神經功能缺損評分標準[1](入院后12 h內進行),輕型(0~15)198例,中型(16~30)172例,重型(31~45)112例。排除標準:血液系統疾病;發病時及前2周有嚴重感染性疾病;伴有惡性腫瘤或自身免疫性疾??;發病前1個月使用過激素或其他免疫抑制劑。
1.2 方法 所有患者均在入院后24 h內查外周血。檢測采用美國庫爾特-貝克曼公司MMX5分類血細胞計數儀及其原裝配套試劑。
1.3 分組 根據外周血白細胞總數及中性粒細胞計數值進行分組。按白細胞總數水平,將患者分為正常組(
1.4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11.5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行χ2檢驗 ,檢驗水準:α=0.05。
2 結 果
2.1 外周血白細胞總數與急性腦出血患者病情及預后的關系 見表1。
白細胞總數升高組與正常組相比,中、重度患者所占百分比顯著增高(分別為P<0.01, P<0.05),病死率顯著增高(P<0.05);白細胞總數顯著升高組與正常組相比,中、重度患者所占百分比顯著增高(分別為P<0.05, P<0.01),病死率顯著增高(P<0.01);白細胞總數顯著升高組與升高組相比,中、重度患者所占百分比無顯著差異(P>0.05),病死率顯著增高(P<0.01)。
2.2 中性粒細胞計數與急性腦出血患者病情及預后的關系 見表2。 表1 白細胞總數與急性腦出血患者病情及預后的關系表2 中性粒細胞計數與急性腦出血患者病情及預后的關系與正常組比較:*P
中性粒細胞計數升高組與正常組相比,中、重度患者所占百分比增高有顯著性意義(分別為P<0.01, P<0.05), 病死率增高有顯著性意義(P<0.01); 中性粒細胞計數顯著升高組與正常組相比,中度患者所占百分比無顯著差異(P>0.05),重度患者所占百分比升高有顯著性意義(P<0.01),病死率增高有顯著性意義(P<0.01); 中性粒細胞計數顯著升高組與升高組相比,中、重度患者所占百分比無顯著性差異(P>0.05),病死率增高有顯著性意義(P<0.01)。
3 討 論
一般認為,腦出血的預后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如發病年齡、發病前病理基礎、出血部位、出血量、合并癥等。一些臨床研究表明,腦出血發病后血糖、腎功能、白細胞計數等可作為判斷腦出血預后的良好參數[2]。本組資料顯示,急性腦出血的早期會出現白細胞及中性粒細胞增高,白細胞總數和中性粒細胞計數增高提示病情嚴重[3]、預后差、病死率高。
分析腦出血后白細胞增高的原因,可能與以下幾點因素有關:①腦出血后腦組織水腫明顯,導致顱內壓增高,下丘腦及垂體軸的神經體液內分泌增強,交感神經興奮性增高,血漿皮質醇增加引起白細胞反應性增高;②丘腦、下丘腦受壓引起嚴重自主神經功能失調癥狀,缺氧及交感神經興奮促進骨髓池的釋放,導致白細胞增加;③血液對腦膜刺激,白細胞反應性增高。
腦出血后,白細胞,主要是多型核細胞和單核細胞,可被某些物質所激活成為活化白細胞[4],后者的流變學行為可發生改變,表現為聚集性、黏附性顯著增高和變形能力顯著降低。同時,血液中可溶性細胞間黏附分子-1(sICAM-1)[5]、核轉錄因子(NF-κB)、白細胞介素-6(IL-6)、基質金屬蛋白酶(MMPs)顯著增高。sICAM-1是最重要的白細胞-內皮細胞黏附分子之一,可介導白細胞黏附,造成微循環堵塞,腦組織有效灌注壓下降,并釋放神經毒性物質,引起并加重腦組織的繼發性的缺血性損害[6]。NF-κB[7]是一種具有多向轉錄調節作用的蛋白質,參與炎癥反應、細胞凋亡等重要的病理生理過程,持續激活可誘導神經細胞死亡。 IL-6是一種促炎癥介質,在腦出血后調節成熟的中性粒細胞功能,參與腦損傷。MMPs的作用是攻擊腦血管的基底膜和破壞血-腦屏障,導致腦出血和腦水腫[8]?;罨行粤<毎a生大量的氧自由基,引起脂質過氧化反應,丙二醛(malondialdehyde,MDA)產生過多[9],使腦組織神經、血管內皮細胞生物膜結構破壞,膜通道開放,導致興奮性氨基酸釋放和細胞外鈣離子內流[10]?;罨闹行粤<毎尫乓环N細胞毒性的彈性蛋白,它可降解細胞外基膜成分,血-腦屏障遭破壞[11]?;罨准毎僧a生多種生物活性物質、酶類(蛋白水解酶等),對局部腦組織(腦神經元和神經膠質)造成直接而嚴重的損傷。活化白細胞使細胞因子的產生和釋放增加,它們可激活補體產生補體介導的細胞損傷。腦組織受損后可進一步誘導白細胞變形能力的降低,形成惡性循環,疾病的嚴重程度不斷加重以致造成疾病的不良預后。
腦出血后,炎癥反應是病情加重的重要原因之一。類似于腦梗死,腦出血后血腫周邊會存在缺血半暗帶[12]。半暗帶內神經元的病理改變在一定時間內是可逆的。因此,對于腦出血患者,早期對其病情及預后進行評估,并采取積極有效的抗感染、脫水以及穩定血壓、維持水電解質平衡等對癥處理,能夠改善神經功能[13]、提高治療效果、降低病死率及并發癥。外周血白細胞及中性粒細胞計數方法簡單易行,不受條件限制,可作為常規檢查、評估項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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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細胞計數范文6
【關鍵詞】 血必凈;消化道惡性腫瘤;相關性腹膜炎;白細胞計數;C反應蛋白;降鈣素原
DOI:10.14163/ki.11-5547/r.2016.29.082
常見的消化道惡性腫瘤, 如直腸癌、胃癌等疾病, 通常在晚期時會出現腸道功能紊亂, 引起腸道細菌過度生長及菌群失調、腸道黏膜受損致腸道細菌移位, 如大腸埃希菌移位, 腫瘤晚期患者自身免疫力低下, 肝合成各種補體減少及合并感染機會的增多, 經常會出現自反性腹膜炎的發生[1]。為進一步了解血必凈對消化道惡性腫瘤相關性腹膜炎患者白細胞計數、C反應蛋白、降鈣素原水平的影響, 現選取本院2013年8月~2014年7月收治的80例消化道惡性腫瘤相關性腹膜炎患者的臨床治療資料進行調查研究, 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 1 一般資料 選取本院2013年8月~2014年7月期間收治的80例消化道惡性腫瘤相關性腹膜炎患者;均依據《中國常見惡性腫瘤診治規范》進行診斷, 并結合患者的臨床體征、癥狀、影像學的檢查及相關的病理活動進行確診;所有患者由同一主治醫師負責;其中, 原發性支氣管肺癌42例, 原發性肝癌13例, 大腸癌11例, 食管癌3例, 胃癌3例, 乳腺癌4例, 胰腺癌4例;患者的臨床表現以間隙性、持續性或無規律性低熱為主, 伴消瘦、納差、乏力等癥狀為主, 惡性腫瘤主要有結腸癌、肺癌、胃癌、卵巢癌、乳腺癌等多種類型癌癥。將患者隨機分為觀察組和對照組, 每組40例。對照組男24例, 女16例, 年齡45~74歲, 平均年齡(59.10±4.97)歲;
病程1.0~5.2 d, 平均病程(2.98±1.58)d;原發性支氣管肺癌20例, 原發性肝癌7例, 大腸癌6例, 食管癌2例, 胃癌1例, 乳腺癌2例, 胰腺癌2例;觀察組男26例, 女14例, 年齡43~75歲, 平均年齡(60.14±4.97)歲;病程1.4~5.1 d, 平均病程(3.04±1.52)d;原發性支氣管肺癌22例, 原發性肝癌6例, 大腸癌5例, 食管癌1例, 胃癌2例, 乳腺癌2例, 胰腺癌2例。兩組患者性別、年齡、病程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治療方法 對照組患者口服0.5 g芬必得, 2次/d, ;觀察組患者在對照組基礎上, 靜脈滴注50 ml血必凈注射液+100 ml 5%葡萄糖注射液或0.9%氯化鈉注射液, 1次/d;兩組患者以7 d為1個療程。在用藥期間, 根據患者的病情嚴重程度及自身體質、進食等相關情況, 給予相應的營養支持治療, 并對其體溫進行嚴密的監測, 3次/d;另外需要對患者用藥前后的血常規進行化驗檢查。1個療程后對兩組患者進行臨床療效對比。
1. 3 觀察指標及療效判定標準 兩組患者在診斷腫瘤相關性腹膜炎前, 治療后的第3、7天檢查白細胞計數、C反應蛋白、降鈣素原水平、腫瘤壞死因子等。將臨床療效劃分為三個等級:痊愈、有效、無效;痊愈:治療后, 臨床癥狀體征消失或有所改善, 血白細胞計數和分類下降至正常狀態, 腹水消退;有效:經治療臨床體征癥狀有所改善;無效:經治療, 患者的病情、體征未得到有效控制或改善, 甚至出現惡化, 腹水量較之前增多, 白細胞的計數或分類未下降??傆行?痊愈率+有效率。
1. 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17.0統計學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x-±s)表示, 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 檢驗。P
2 結果
2. 1 兩組臨床療效比較 對照組痊愈10例(25.0%), 有效19例(47.5%), 無效11例(27.5%), 總有效率為72.5%;觀察組痊愈15例(37.5%), 有效23例(57.5%), 無效2例(5.0%), 總有效率為95.0%。兩組總有效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2. 2 兩組相關炎癥指標比較 兩組患者用藥前后的白細胞計數、C反應蛋白、降鈣素原水平均出現了較為明顯的改善, 組內比較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
2.5)×109/L、(2.2±0.9)mg/L、(0.4±0.1)ng/ml, 下降幅度均優于對照組的(6.9±1.8)×109/L、(4.9±1.3)mg/L、(0.7±0.2)ng/ml,
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
3 討論
造成自發性腹膜炎的致病菌釋放內毒素刺激機體的炎性細胞, 形成炎性介質介導的瀑布樣連鎖反應, 從而導致全身性炎癥反應綜合征[2]。血必凈由于自身具有抗細菌毒素、降低內毒素水平、調節免疫及炎性介質、改善微循環、保護血管內皮膚的作用, 近年來廣泛應用于器官功能障礙綜合征膿毒癥、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等病癥的治療干預, 并且獲得了較好的治療效果[3]。
關于血必凈在消化道惡性腫瘤相關性腹膜炎患者的臨床應用較多, 相關的調查和研究也較多;血必凈對惡性腫瘤全身性炎癥反應有一定程度的緩解作用, 其作用機制之一在于降低白細胞計數、C反應蛋白、降鈣素原水平, 從而減輕全身性炎癥反應的程度[4]。消化道惡性腫瘤患者白細胞計數、C反應蛋白, 在常規干預聯合血必凈干預后的第7天, 觀察組的細胞計數、C反應蛋白有了明顯的改善, 有效減輕了患者的急性炎癥的反應程度。本研究結果顯示:采用單純的抗生素干預治療的對照組患者治療總有效率(72.5%), 低于采用血必凈干預治療的觀察組(95.0%), 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綜上所述, 血必凈對消化道惡性腫瘤相關性腹膜炎患者白細胞計數、C反應蛋白、降鈣素原水平方面的臨床療效顯著, 并且能有效改善患者在發病期間出現的發熱、腹痛、腹脹等不適癥狀, 不良反應較少, 值得臨床應用和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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