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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思想范文1
在全球化趨勢的帶動下，各行各業的經濟發展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因此，有效開展經濟學人才的培養非常重要，在教學中適時滲透經濟思想也非常必要，這是適應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
1.1適應市場需求的必然途徑教學的實質是幫助學生盡快融入到社會實踐中，因而加強教學的實用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前提。電子商務及國際貿易不斷發展，極大地增加了各大企業的經營風險，在這種復雜的經濟環境下，要及時融入新思想，以更好地幫助企業適應當前的經濟環境。傳統的經濟學教學理念無法滿足當前的市場需求，加強經濟思想的滲透可改善教學現狀，適應市場的發展需求。
1.2經濟學教學質量提升的有效方法經濟學教學的目的是通過培養專業性人才，幫助人們客觀分析當前的經濟環境，為下階段的經濟活動做準備。雖然當前的高校教學中現代化程度有所提高，但實際教學質量仍然存在較大不足，教學內容滯后、教學方法單一等弊端，導致經濟學教學的優勢無法有效發揮出來。經濟思想的滲透可以很好地改善經濟學的教學現狀，突破傳統的經濟學教學。
2經濟學教學中的不足
教學質量的提升需要多方面因素的共同配合才能實現，教師個人的專業素養、學生對于知識的吸收能力、教學設備及教材等都會對教學質量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
2.1教師自身不足這種不足不僅表現在專業能力上，同時也表現在教學方法與教學理念上。教師自身的專業經驗對教學而言也是十分重要的，高效的經濟學教學需要教師依據自身經驗，全面理解并合理安排教材內容。這就對專業教師提出較高要求。
2.2學生個人意識的影響經濟學在高校中比較普遍，其作為一門基礎性較強的學科往往無法得到學生的重視，學生僅出于對學分的需求，側重于對考試技巧的掌握，而在系統性知識與思維的培養中存在較大。
2.3經濟學自身教學特點的影響經濟學對師生的要求比較高，且涉及的知識面也非常廣，在實際教學中，部分理論知識過于抽象，學生不能很好地掌握。受教師個人教學習慣的影響，無法充分發揮當前先進教學設備的優勢，在營造課堂氛圍方面存在一定不足，不利于學生個人興趣的培養。
3經濟學教學中經濟思想滲透的措施
3.1加強重視，改進教學理念經濟學是一門較為實用的學科，在具體的教學中可結合實例具體分析，從而讓學生直觀地感受到經濟學的作用，轉變意識。經濟思想的滲透可幫助學生了更好地實現角色轉變，主動承擔相應責任，從而促進教學質量的提升。
3.2教師的自我完善由于經濟學是一門重要的基礎性學科，因而在實際教學中要充分發揮教師的優勢，提高教學效果。定期擴充專業知識，更新教學理念，發揮先進教學設備的優勢，重視新思維的學習與分析，加強與學生之間的溝通，從學生感興趣的地方著手，有針對性的進行經濟思想的滲透，營造活躍的教學氛圍，幫助學生形成良好的學習習慣。
3.3教學重點轉移到經濟思想和原理方面經濟學中的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是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在這兩門課程的教學中，應將教學重點轉移到經濟思想和原理方面。對低年級的學生來說，在講授經濟學課程時應把教學重點放在經濟學經濟思想和原理方面。在經濟學課堂上多穿插一些經濟思想方面的內容，包括近來的經濟學思想與早期理論的聯系。
3.4采取融合的教學思維模式教師在講授原理之前要為學生提供各種背景材料，在解釋過去文獻的基礎上介紹最新的理論，并依據不同背景點評經濟學家的處境和思想，從而引出東西方經濟思想的差異性。結合原理揭示經濟現象的本質特征，據此講解經濟學基本原理，使學生掌握經濟學的基本定義和實質，總結經濟學研究的方法和模型，利用簡單的方法和模型解讀經濟學原理，理解其內在規律。
4結語
經濟思想范文2
關鍵詞：馬克思經濟學；西方經濟學；生態經濟思想；比較研究對于“生態問題”，馬克思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均作出了較為詳盡的闡述，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生態經濟思想。馬克思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方法，結合社會發展現實，將生態問題內生化，研究了生態問題的起源、本質和解決途徑，并得出了科學的結論。西方經濟學作為資本主義經濟學理論，將生態問題外生化，從生產和消費角度分析了生態問題產生的原因及解決途徑。在剖析馬克思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生態經濟思想的基礎上，比較分析二者的時代背景、理論基礎、研究方法、基本內容和結論的異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這兩種生態經濟思想。
一、馬克思經濟學的生態經濟思想
生態經濟理論是馬克思經濟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西方經濟學認為，馬克思經濟學較少關注生態環境問題，而將研究重心更多地放在了對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結構的分析上，忽視了自然資源的有限性和復雜性，缺乏可持續發腱的理念。這顯然是一種誤解。事實上，馬克思和恩格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揭示了“人與自然之間”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經濟學的理論樞紐，馬克思將其生態思想滲透在對勞動與勞動過程的分析之中。
(一)勞動與勞動過程理論是馬克思經濟學生態經濟思想的基石
馬克思經濟學研究的出發點是人類的物質資料生產。馬克思認為，“勞動或實踐是人的本質”，“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所以，在一定社會關系下進行的物質生產實踐活動中，“人才真正地證明自己是類存在物。這種生產是人的能動的類生活。通過這種生產，自然界才表現為他的作品和他的現實”。在馬克思看來，社會勞動是調整人與自然界之間物質變換的途徑，“勞動過程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一般條件，是人類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條件，因此，它不以人類生活的任何形式為轉移，倒不如說，它是人類生活的一切社會形式所共有的……一邊是人及其勞動，另一邊是自然及其物質。”勞動與自然之間的聯系不僅體現了物質與人的關系，同時也體現了人與人的社會關系。“只有在社會中，自然界對人說來才是人與人聯系的紐帶，才是他為別人的存在和別人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現實的生活的要素；只有在社會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礎。”
(二)勞動體現了人與自然之間的生態關系
馬克思以勞動是人類有目的的、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為起點來考察勞動，認為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關系是勞動的本質，它是所有社會形態所具有的普遍關系，而這種普遍關系就是人與自然之間的生態關系，它不以社會形態為轉移。馬克思明確指出，“勞動作為使用價值的創造者，作為有用勞動，是不以一切社會形式為轉移的人類生存條件。”他將人與自然之間的生態關系稱為“人類生活得以實現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此外，馬克思認為，人通過創造性勞動占有外部世界，通過社會勞動感知并支配自然，所以“勞動的本質就是自然界的人的本質，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質”。在馬克思看來，當人通過社會勞動與自然發生物質變換關系并改變外部世界時，“也就同時改變他自身的自然”。所以，社會勞動使自然界人化或人的存在對象化。勞動使人成為社會化的人，使改變自然界的有目的的實踐活動變成社會化的活動，從而使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成為社會中普遍的生態關系。
(三)勞動過程既是物質交換過程也是社會關系的總和
勞動過程既體現人與自然的物質交換，也體現人與人的社會關系。馬克思指出：“勞動過程首先要撇開各種特定的社會形式來加以考察。”勞動過程是人們從對自身有用性角度出發有目的且有意識地利用自然物質的活動過程，是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過程的實質。在考察商品的基本屬性時，馬克思指出，商品體現了使用價值和價值的辯證統一關系：使用價值是商品的自然屬性，反映了商品生產過程中人與自然的關系；價值是商品的社會屬性，反映了商品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在闡述勞動二重性理論時，馬克思指出，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辯證統一于商品之中：具體勞動生產商品的使用價值，反映人與自然的關系；抽象勞動生產商品的價值，反映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在考察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時，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體現了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辯證統一關系：勞動過程體現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價值增殖過程體現了剝削性生產關系的生產與再生產。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剩余價值的生產過程不僅加快了人類攫取自然界物質和能量的速度、深度和廣度，還決定著資本主義的主要矛盾發展的全部過程，決定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滅亡。馬克思把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關系納入了社會關系中進行研究，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被資本雇用意味著連接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轉換方式被資本所雇用，因此，對剩余價值的無限追求促使資本家支配更多的生產要素。資本主義經濟的飛速發展是依靠人與自然的物質交換手段在它的兩端產生了不同的后果而換來的：在人與自然的一端，表現為資源耗竭與環境退化等生態環境問題；在人與人的一端，表現為貧富差距擴大、生產生存環境惡化以及社會矛盾激化等問題。而一切問題的根源都來自資本對剩余價值的無限追求。
(四)生產經濟關系是生態關系與生產關系的有機統一
馬克思在《雇傭勞動與資本》中指出：“人們在生產中不僅影響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響。他們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才能進行生產。為了進行生產，人們相互之間便發生一定的聯系和關系；只有在這些社會聯系和社會關系的范圍內，才會有他們對自然界的影響，才會有生產。”在這段論述中，馬克思不僅揭示了生產過程中應當包含人與人之間的社會聯系和社會關系，而且還指明了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體現了人與自然的生態關系，人類自身的生產活動體現了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經濟關系，二者是辯證統一的。顯然，馬克思將人類社會系統和自然生產系統納入了自然——人——社會所構成的大系統中，因此，生態關系與經濟關系也是內存統一的，它們構成了生產經濟關系。
二、西方經濟學的生態經濟思想
(一)古典經濟學的生態經濟思想
經濟學研究從其起源開始，就將經濟活動與自然資源之間的關系納入了研究范疇之內。如果
從重農學派算起，兩方經濟學迄今已有250多年的歷史，大體經歷了古典、新古典和當代西方經濟學三個階段。從英國古典經濟學奠基人威廉·配第開始，經濟學家們就已經認識到自然條件會約束勞動創造財富的能力。配第將勞動和土地看作是價值的兩個同等重要的源泉，并提出了“土地為財富之母，而勞動及其能動要素為財富之父”的論斷。盡管后來的西方經濟學將研究重點從價值論轉向社會經濟方面，勞動和資本逐漸成為研究的焦點問題，但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問題仍然沒有脫離西方經濟學的研究視野。從馬爾薩斯開始，西方經濟學逐漸意識到資源承載力和環境容量將會約束經濟增長。在《人口原理》和《政治經濟學原理》中，馬爾薩斯認為，由于人口和收入是以冪指數形式增長的，對自然資源的需求也將呈冪指數增長，但自然資源的供給是有限的或是以線性形式增長的，以冪指數形式增長的對自然資源的需求會超過固定的或線性增長的自然資源的供給。因此，資源的稀缺不會因為技術進步和社會發展而有所改觀，而將是一種絕對稀缺。李嘉圖將其生態思想建立在薩伊定律、土地收益遞減規律以及馬爾薩斯人口法則的基礎之上。他也看到了人口增長給生活資料帶來的壓力，并認為自然資源的空間分布是不均勻的，自然資源之所以稀缺是生產率較高的自然資源的相對稀缺。對此，他提出了自然資源的“相對稀缺論”。在解決自然資源相對稀缺的問題上，李嘉圖主張技術進步的作用，認為優質資源的相對稀缺不會成為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鴻溝。穆勒將稀缺概念引入廣義的環境分析中，提出并建立了“靜態經濟”的概念。在他看來，自然資源、環境、人口和社會財富應保持在一個相對靜止的穩態，為了防止出現食物短缺和自然環境的退化，該穩態要遠離自然資源和環境的供給極限。在穆勒看來，勞動、資本和自然資源構成了生產的三個要素。他認為，依據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人口的自然增長率是無限的，所以勞動不會成為生產增長的限制因素，而資本的增加取決于儲蓄率的大小，其總額限制了生產的發展。此外，土地作為一個重要的生產要素，由于存在邊際收益遞減效應，所以土地也會制約生產的發展。
(二)新古典經濟學的生態經濟思想
在新古典時期，人口增長、資源稀缺等問題遭到了壓制，但他們并沒有從西方經濟學研究中消失?；籼亓痔岢隽朔窃偕Y源的最優開采率，確信價格在替代資源開發、經濟持續增長中的作用，認為可以僅由資源的效用來衡量社會福利最優，而無須政府的干預。龐巴維克認為，土地和資本應該與耐用消費品處于同一集合，土地地租和礦藏地稅應該等同。索利首次根據邊際效用原則探討了采掘業的價值問題，他推進了穆勒的礦業生產中存在現在與未來矛盾觀念的分析，認為次級礦藏不能無限地持續下去，而次級土地是可以的，所以李嘉圖的農業地租理論不適用于礦業；自然資源最終的耗竭證明，即使最壞的礦藏，一旦涉及價格，礦產地稅就是正當的，而最壞的農業用地則不可以繳租。馬歇爾首次引入了外部性概念，認為商人們沒有支付市場的外部成本，而是分享了那些利益。布坎南和斯塔布爾賓認為，外部效應打破了經濟學中資源最適宜配置的條件，然而徹底消除外部性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應當的，因此，馬歇爾的原理可以作為辨明社會最可接受的副作用標準。新古典經濟學始終認為，市場價格是由供給和需求的均衡所決定的，一所以生態環境問題也可以通過價格和產權來調節。
(三)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生態經濟思想
20世紀3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經濟學開始了凱恩斯主義革命。此時，國家干預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并存，而西方經濟學的生態經濟思想也沿著這兩條道路不斷發展。庇古是干預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他認為，自由市場經濟不可能總是有效地運行，因此，在推進經濟福利目標上需要政府干預。“人們自然而然地傾向于將其過多的資源用于現在的服務，而將過少的資源用于未來的服務，鑒于這樣的‘自然’趨勢，除非政府在分配方面進行利益補償，否則，政府進行任何人工于預以支持這種趨勢，必將減少經濟福利。”關于資源破壞問題，庇古認為，“市場力量常常無助于以自然資源為基礎的資本的創造或者保存”，“從性質上看，政府既是未來人，也是當代人的受托人，如果必要的話，需要依據法律監督和行動，以保衛本國可耗竭資源免受過早或者不顧一切的開發”。關于可耗竭資源的理性使用、環境質量的保護、限制過度消費、推進節制等，庇古提出了國家補貼、稅收和立法等解決方案。凱恩斯雖然沒有圍繞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展開廣泛論述，但他對人口增長、自然資源富足抱有樂觀態度，他認為，“從現在起，我們不需要期盼如此大的人口增長。進入黃金時代的節奏，將部分地依賴我們控制人口的能力，這個我們能夠做得到。”盡管國家干預主義學派的目標是促進資源有效配置，但在政府干預中卻出現了“政府失靈”，因此，市場又成為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的另一條道路，并逐漸形成了基于所有權的經濟自由主義流派的生態經濟思想?？扑箯乃袡嘟嵌戎赋?，在交易費用為零的前提下，只要自然資源的產權已明確界定并受到法律的有效保護，那么交易的任何一方擁有產權都能帶來同樣的最優配置結果，這可以通過雙方之間的談判自然實現，產權賦予不同的人只會帶來收入分配結果的不同。然而實踐證明，科斯的理論依舊具有很大局限性。此后，戴爾斯和蒙哥馬利又提出了頒布市場污染許可證等措施來控制污染的思想。
(四)西方經濟學生態經濟思想的新發展
由于當代西方經濟學將其研究重點放在了究竟依靠政府還是市場來解決生態環境問題方面，而對支持人類經濟系統的生態環境缺乏系統研究，因此受到了自然科學家的抨擊。在20世紀60～70年代，以埃里奇的《人炸》和羅馬俱樂部的《增長的極限》為代表的一批學者考察了人口對土地、水資源、空氣、自然資源采掘和生產部門的壓力。盡管當時的主流經濟學家以技術進步對日益嚴重的環境與資源問題的緩解作出了解釋，但是這種論戰引發了更多的關于經濟與生態環境之間關系問題的思考。以肯尼思·博爾丁的《飛船地球》和赫爾曼·戴利的《穩定的經濟》等為開端，西方經濟學家對傳統的無節制增長的觀點提出了強有力的挑戰，生態經濟學隨之迅速發展起來。
三、兩種生態經濟思想的比較
兩種生態經濟思想的相通之處主要體現在：第一，兩者都以事物的普遍聯系為出發點，將人類經濟社會活動納入制度、文化和自然界的大系統之中。第二，兩者都要求人與自然必須保持和喈統一。兩者都認為人類與自然具有統一性，是一個有機的整體，破壞自然就是破壞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第三，兩者在生態問題上都表現出了以人為本的人文關懷精神。兩者都要求人們在利用和改造資源環境的同時，必須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發展的能力構成危害。
盡管兩種生態經濟思想之間存在一些相通之處，但是兩者的差異性卻是根本的。具體表現
在：第一，兩者的研究方法存在差異。馬克思經濟學生態經濟思想產生的時代背景是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研究方法是描述、演繹、歸納與推理等方法。兩方經濟學對生態問題的闡釋更多地出現在當代西方經濟學之后，研究的時代背景已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高級階段，研究假設是理性人假設，研究方法以實證分析為主，同時也存在規范分析。第二，二者的研究進程和邏輯不同。馬克思經濟學以研究人與自然的關系為基點，運用歷史唯物論考察經濟現象，以勞動既是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又是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系為出發點，不僅分析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方式與生態環境之間的內在矛盾關系，而且還將其運用到商品生產與交換過程的考察中，通過強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資本追求剩余價值對自然和人的屬性的破壞性后果，指出了人與人的關系和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同一生產過程的辯證統一，從而將生態問題產生的根源歸結為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將生態問題納入了經濟學的研究框架之中。西方經濟學以人口增長同資源有限性之間的矛盾為研究起點，借助薩伊定理、有效需求理論、外部性等理論，對生態問題進行自然科學角度甚至是量化的詮釋，他們將生態環境問題產生的根源歸結為生產和消貲問題?？梢?，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馬克思經濟學認為生態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內生的，而西方經濟學認為生態危機的根源是外生的。第三，兩者對生態問題解決方法存在差異。馬克思經濟學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高度，在考察資本主義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得出資本主義社會必然由絳濟危機轉向生態危機的結論。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生產使它匯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來越占優勢，這樣一來，它一方面聚集著社會的歷史動力，另一方面又破壞著人類和土地之間的物質變換，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費掉的土地組成部分不能同到土地，從而破壞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條件。”馬克思認為，徹底解決生態問題的唯一途徑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消亡，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消亡只能依靠其自身矛盾運動的積累。而西方經濟學內部對于解決生態環境問題出現了較大分歧。國家干預主義主張依靠政府即“看得見的手”干預市場，在國家補貼、稅收和立法的協助下解決生態問題；基于產權理論的經濟自由主義流派主張依靠市場即“看小見的手”，在產權明晰的前提下，通過市場來解決生態問題。南此可見，西方經濟學的生態經濟思想是一種對現實生態環境問題的危機呼吁，而馬克思經濟學是站在辯證唯物和歷史唯物高度對生態問題的宏觀考量。
經濟思想范文3
關鍵詞：坎蒂隆 市場機制 企業家 貨幣
理查德·坎蒂隆是一名愛爾蘭裔的法國經濟學家。他著有《商業性質概論》一書，主要闡述了經濟體系之間的關系和運行。書中對于價值、貨幣、利息、工資、企業家等領域進行了開創性的深入研究。
關于《商業性質概論》的概述
坎蒂隆的《商業性質概論》一書是由三個部分組成的。在《商業性質概論》的第一部分中，坎蒂隆描繪了一個經濟循環的過程。這個循環的過程從地主支出貨幣開始，到貨幣流回地主的手中結束，然后從下一個循環開始。在經濟循環理論中，坎蒂隆著重解釋了經濟體系內部各個部分之間的相互關系。在坎蒂隆看來，由于人口、技術、嗜好等不斷地在發生著變化，所以經濟體系也就不斷地發生著調整來適應這些變化。利己地追求利潤最大化是這種調整的中軸，起著與牛頓宇宙學中萬有引力定律相同的作用。在這一部分中，坎蒂隆不僅有對于市場機制運行的精彩描述，也有對于企業家作用的開創性表述。
《商業性質概論》一書中的第二部分描繪了貨幣在經濟循環中所扮演的角色?？驳俾≡谪泿爬碚擃I域達到了他經濟理論成就的最高峰。在這一部分中，坎蒂隆深入分析了貨幣數量變化對于價格和實體經濟的影響，并進一步闡述了貨幣在國際貿易中所處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
《商業性質概論》一書的第三部分是對國際貿易、外匯、銀行和信用的探討。令人驚訝的是，該部分中可以發現許多重商主義的觀點。在這部分中，坎蒂隆倡導進行貿易保護，并鼓吹貿易順差。雖然坎蒂隆和重商主義者身處相同的年代，但他的經濟理論大部分都是非重商主義式的，但在貿易政策上，卻又有明顯的重商主義痕跡，這也構成與亞當·斯密的重大分野。
坎蒂隆的市場理論
在坎蒂隆看來，人與人之間因為交易關系而相互依存。交易自然會導致供求的發生進而形成市場。所謂經濟，就是相互聯系市場的有機系統?？驳俾≌J為相互聯系的市場以實現某種均衡的方式來運作。人們交易的習慣會形成市場中的制度，這些制度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時間不斷演進的。
坎蒂隆所闡述的經濟制度結構實際上是一種等級結構。在一個經濟體系中，主要涉及到地主、企業家和居民三大類主體。這其中，地主處于經濟結構和社會秩序的頂端。居民只有從地主那里才能獲取生產所必需的自然資源，地主又從居民那里取得他們的收入。企業家處于中間位置，他們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充當著至關重要的角色。
坎蒂隆認識到價格是市場機制的核心。在坎蒂隆的著作中，可以發現一個稱之為內在價值的概念。內在價值是對商品生產過程中所耗費的土地和勞動的數量和質量的測量。內在價值衡量了生產商品所耗費的真實的成本，決定了商品的長期均衡價格。但坎蒂隆明顯認識到，短期價格絕不僅僅取決于內在價值，因為短期中的價格偏離商品的內在價值是最常見不過的現象。在坎蒂隆看來，短期價格對于內在價值的偏離是由兩個原因造成的：第一，短期中，消費者對于商品的主觀評價將起到重大作用；第二，生產者的計劃和消費者的計劃不可能始終是完全協調的。
坎蒂隆的功績并不止于提出了內在價值的概念，并解釋了短期價格偏離內在價值的原因，更為重要的是，為了解釋最初消費者和生產者計劃的不協調最終能夠調整到協調一致的問題，即經濟能夠從最初的不均衡走向均衡的原因，坎蒂隆提出了一個關于聯系不同市場的價格信號網絡的初步理論。在這個理論中，坎蒂隆指出，生產者和消費者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要受到價格的指引，不同商品間供求的變化會帶來相對價格的變化，相對價格的變化會引發機會成本的變化（坎蒂隆并沒有創造出類似于機會成本這樣的概念，但他顯然已經具備了有關機會成本的思想），機會成本的變化會導致資源配置的變化，這種變化一直會持續到出現均衡為止，也就是持續到消費者的計劃和生產者的計劃協調一致為止。市場是一個網絡，市場中的價格自然也是一個網絡，市場中存在無數種不同的相對價格，這些相對價格的變化是市場向生產者和消費者發出的有力信號，出于對機會成本的考慮，當相對價格發生變化，資源的配置必然也會隨著調整，這樣才能符合生產者和消費者對自身利益的追求?？驳俾≌J為，他的這套用來解釋市場均衡的價格信號網絡理論，不僅可以適用于商品市場，還可以適用于要素市場，他運用這個理論解釋了勞動力轉移的現象。
坎蒂隆的企業家理論
坎蒂隆所說的企業家與現今的用法有很大的區別。他將君主和地主以外的人分成兩種：工資收入者和企業家。凡是拿確定的工資數額的人，無論他是將軍、侍臣還是奴仆，都是工資收入者。凡是收入不確定的人，無論有無資本，甚至即便是乞丐和強盜，也被看成是企業家。企業家活動的本質是冒險。企業家不會是厭惡風險或者懦弱的人，他們喜歡冒險和挑戰。如果一個企業家是一個商人，那么他將按照一定的價格購進商品，再按不確定的價格以或大或小的數量將之賣出。
市場是一個由地主、工資收入者和企業家構成的有機的系統，在這個系統中，追求自身利益的企業家不斷地適應著需求的變化，不斷地創造出新的需求，在特定的市場上不斷地對價格變動做出反應，以使特定供給和特定需求之間達到試驗性的平衡。企業家是面向未來的群體，他們的決策是在未來不確定的條件下做出的，在市場從不均衡走向均衡的過程中，企業家發揮著核心的作用。不同的企業家之間會相互成為消費者和顧客，企業家和企業家之間的交易與企業家和工資收入者之間的交易一樣，都建立在互惠的基礎之上。企業家一方面承擔著市場的需求，另一方面兼顧著市場的供給，他們的存在保證了市場均衡的實現。因此，在坎蒂隆看來，一個成熟的市場中，對于經濟事務而言，政府是多余的，沒有政府干預的市場制度能實現最好的運作效果。但是也要看到，雖然坎蒂隆十分強調支配市場運行的自動機制，他仍然在價格管制、貨幣統制、利率政策以及貿易保護等方面為政府的干預留下了余地。
坎蒂隆的貨幣理論
坎蒂隆的貨幣理論是他對于經濟學所做出的最為出色和最為持久的貢獻。坎蒂隆對于貨幣的分析發端于其對于農業部門收入和支出的核算。農民將地租支付給地主，再對勞動、家畜和制造品進行第二次支出，剩余（坎蒂隆稱之為第三種地租）構成了農民的凈收入。為了能夠構建一個關于三種地租的清晰的理論框架，坎蒂隆通過估計使經濟平穩運行所需的貨幣存量來建立他的有關三種地租的相關概念。為此，坎蒂隆首創了貨幣理論的收入方法，就是將貨幣存量的變化同總支出、收入、就業和價格的變化等聯系起來的因果鏈分析。在闡述有關貨幣存量的問題時，坎蒂隆還為貨幣流通速度提供了一個清晰的解釋。他認為在貨幣稀缺的國家，貨幣流通的速度更快，因此在估計流通中的貨幣量時，貨幣的流通速度是必須要考慮的一個重要變量。
坎蒂隆更重要的貢獻在于對貨幣存量和價格之間的關系分析。他指出，對一個經濟體而言，如果交易中的貨幣數量增加，將會提高每一種東西的價格。這已經由洛克的貨幣數量論證明。但是，貨幣的增加是以什么方式和什么比例提高了價格水平呢？坎蒂隆堅信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絕不向早期的貨幣數量論那樣的簡單和直接?？梢哉f，坎蒂隆是第一個認識到貨幣量增加會導致不同商品和要素價格漲幅程度不一致的經濟學家。他進而認為貨幣量的變化對實體經濟的不同影響取決于貨幣介入經濟的方式，以及誰是新增貨幣的持有者。這就是著名的坎蒂隆效應。
根據坎蒂隆的理論，貨幣和信貸供應量的變化會影響相對價格的變動，并進而對經濟產生重大影響。貨幣增量并不會在同一時間等量地作用于所有價格，而是逐漸地擴散，因而，增量貨幣會對經濟產生怎樣的影響，取決于貨幣注入的方式和渠道。增發貨幣未必會有利于所有人，相反，這可能會伴隨一個再分配過程。如果增加的貨幣落入揮霍者的手里，他們會增加在某些商品上的支出并導致這些商品的價格上升，進而改變原來的相對價格狀況。而如果增加的貨幣最初落入儲蓄者的手里，可貸資金的供給將會因此而增加，假如其他條件不發生變化的話，利率水平必然會因為可貸資金的增加而下降，總產出的構成會因此而發生有利于投資的變化。
坎蒂隆理論的影響
坎蒂隆對于市場制度的理解，對后世的影響極為深遠。坎蒂隆從交易到供求再到均衡的分析思路甚至與今天的經濟學邏輯都是一致的。他相信均衡狀態的存在，這顯然是由于受到了牛頓力學的影響。亞當·斯密同樣深受牛頓力學的影響，也像坎蒂隆一樣思索市場均衡是如何達成的問題。他思考的結果被稱之為“看不見的手”的原理，“看不見的手”就是市場中的價格機制和競爭機制。如果將坎蒂隆的內在價值換成亞當·斯密的自然價值，就能看出他們對于價格機制的闡述是何等接近。坎蒂隆關于經濟如何從非均衡走向均衡的理論，也啟發了后來的動態經濟理論。盡管如此，坎蒂隆與后來的純粹的經濟均衡論者如瓦爾拉斯是有很大不同的，他將市場看成一個有機的系統而非一個機械的結構，他強調市場這個系統中的制度會隨著時間的變化以對“需要”做出反應而不斷地演進。這些重要的思想觀點都與后世的經濟演化論更加接近。
坎蒂隆是最早關注和討論企業家和企業家行為的經濟學家之一。他最早將企業家這個名詞引入經濟學研究領域，并且專門論述了經濟行為中的企業家。坎蒂隆的企業家概念是依據收入的確定性與否來定義的?？驳俾×信e了許多事例來說明企業家是怎樣的一些人和他們的利潤或收入是怎樣的不確定。這種不確定就是業主們所面臨的風險。企業家應當是風險的承擔者，是偏好風險的冒險家。
后世的薩伊沿襲了坎蒂隆從社會分層角度劃分企業家的分析方法，深入探討了企業家所需要的各種特殊品質和技能，明確地提出了企業家是生產要素的組織者，是生產的核心。馬歇爾指出了企業家的三種角色：即作為生產要素組織者的企業家、承擔風險的企業家和企業組織中的企業家。熊彼特強調企業家的創新功能，科斯強調企業家的權威功能，彭羅斯將企業的任務歸結為主動克服不確定性，奈特將企業家定義為不確定性決策者?？梢钥闯?，坎蒂隆的企業家理論盡管并不復雜，但后世的種種企業家理論總能在這里找到它們的源頭。
坎蒂隆的智慧在于貨幣理論領域完全開放。他的貨幣理論對于后世的歐文·費雪、魏克賽爾直至弗里德曼等人都有影響?？驳俾≈赋鲐泿艛盗康脑黾訒绊憣ι唐返男枨螅M而會影響到相對價格的變化。但他包括他之后的古典貨幣理論家，顯然缺乏對于新均衡如何實現以及實現條件的分析，這個缺陷由歐文·費雪和魏克賽爾進行了彌補。歐文·費雪的實際余額效應，魏克賽爾的累積過程都是對早期貨幣理論的重大發展。但相比較而言，坎蒂隆的貨幣理論對于奧地利學派的影響猶大。奧地利學派的重要人物米塞斯利用由坎蒂隆首先提出的洞見，將他的貨幣分析集中在貨幣存量的變動對于經濟行為的影響之上。米塞斯把坎蒂隆效應和邊際效用理論相結合，闡明了貨幣供給變化所帶來的沖擊。
米塞斯指出，在現代社會中，當貨幣供給增加時，新增的貨幣是用來購買某些特殊商品和勞務的。這些特殊商品和勞務的需求的上升會帶來相對價格的變化。隨著人們根據邊際效用原理對持有的商品和貨幣量進行調整，貨幣增加最終會提高所有商品的價格。在這個過程中，較早獲得新貨幣的人從財富再分配中得益，而較晚得到新貨幣或者沒有獲得新貨幣的人承擔損失。后來，米塞斯的學生哈耶克從米塞斯的貨幣理論出發，完整闡述了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周期理論?？梢哉f，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周期理論的思想源頭在坎蒂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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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仲君.理查德.坎蒂隆的市場經濟思想[J].鐵道師院學報，1999（4）
經濟思想范文4
【英文摘要】When Confucius found disparity existing in the soicaldistribution system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heprotested that it was not right to go on enlarging thisdisparity.With a view to achieving the goal of running thestate well and giving the people peace and security, heappealed to the state rulers to economize goods. Meanwhile, healso advocated that individual consumption be promoted. Heregarded men’s material desires as natural and reasonable.And,he himself made a living by selling knowledge. At the sametime,he also stressed that it was necessary to control one’smaterial desires,advocating a life outlook of viewing spiritabove material so as to purify people’s souls and heightentheir feelings towards each other. In this sense, it is ofsignificance to do further research on confucias’consumptioneconomic viewpoint, because it can help people set up acorrect consumption outlook.
【關 鍵 詞】差等/精神/勞務
disparity/spirit/labour services
【 正 文】
中圖分類號：B22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074（2001）01—0034—07
孔子思想是人類智慧的結晶?？鬃铀_創的儒家文化，歷萬古而常新，在我國古代，它隨著社會條件的改變而不斷發展和進步。歷史的風風雨雨，使孔子的思想逐漸滲透在我們民族的價值觀念、思維方法、行為準則和文化心理的深層結構之中。因此，深入地對這份遺產進行研究，不僅是我國兩個文明建設的需要，而且對當代世界文化的發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至今，對孔子的哲學、社會學、教育學、倫理學等思想，學者們見仁見智，多方面進行闡釋，而對孔子的消費經濟思想，則涉及較少?，F就散見于古籍中的有關材料，談談個人的一點看法，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差等結構的消費觀
孔子生活的時代，是我國經濟迅猛發展，社會急劇轉型的時代。生產力的提高，物質財富的增長，體腦勞動分工的明細，使人與人之間的社會地位，貧富貴賤也相應拉大了差距。對于社會發展中所形成的這種差等結構，孔子是清醒地認識到并極力地維護其上下尊卑的差等存在的。但怎樣處理客觀現實中統治者、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的關系，即通常所說政治層面上的君民關系，經濟層面上的貧富關系，對此孔子則有其獨特的思考。在政治上，即在君臣關系上，孔子認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個上下差等是只能恪守而不能逾越的，而在經濟上，即貧富懸殊的物質分配與消費上，孔子面對著剝削者的貪得無厭與奢侈浪費，在社會整體消費的差等結構上，提出了“損有余”而“補不足”的宏觀調控主張。即占有豐厚物質的在上者，要降低消費而“節財”[1]（《史記·孔子世家》），以施惠于民；物質匱乏的在下者，要滿足其生活的基本需求而“足食”[2]（《論語·顏淵》）， 以利于社會的再生產。
經濟思想范文5
關鍵詞：馬克思；技術變遷；演化
中圖分類號：F091.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656(2007)04―0065―06
一、引 言
雖然早在19世紀90年代，馬歇爾(Marshall，1890)就指出“經濟學的麥加在于經濟生物學而非經濟力學”，凡勃倫(veblen，1898)也質問“經濟學為什么不是一門進化科學?”，但經濟學研究的演化方法卻是在近一百年后的20世紀80年代由博爾丁(Boulding，1981)及納爾遜和溫特(Nelson&Winter，1982)做了開創性的工作之后才逐漸發展起來的。90年代以來，演化經濟學得到蓬勃發展，涌現出一批演化經濟學家和大量的相關文獻，以致“演化”已成為一個非常流行的標簽。
與主流經濟學采納笛卡爾－牛頓世界觀，借用經典物理學均衡、彈性等概念進行簡單化和還原化的經濟學類比方法不同，演化(或進化)經濟學則接受達爾文的進化世界觀，認為經濟演化的核心不在于靜態的存在(Being)，而在于動態的生成(Becoming)，倡導從生物學尤其是進化生物學中汲取豐富營養，通過遺傳、變異、復制、選擇等生物學概念的隱喻方法來理解和處理動態復雜經濟系統，從而發展了一種富有前途的經濟學方法(Foster&Metcalfe，2001)。然而，到目前為止，演化經濟學還未能形成較為統一的研究綱領和理論范式，其內部對很多問題都還存在著廣泛的分歧和爭論。對于馬克思是否是一位演化經濟學家這個問題同樣存在著不同意見，弗里曼(Freelnan)和盧桑(Louca)把馬克思認作演化經濟學的前驅，而霍奇遜(Hodgson)則把馬克思逐于演化經濟學的大門之外。但是，包括上述人物在內的幾乎所有演化經濟學家都一致承認：馬克思經濟學的確蘊含著豐富的演化思想。
任何一個學派的發展都需要從前人成果中汲取充足的養分，演化經濟學概莫能外。然而令人稍感遺憾的是，迄今為止，國內外對馬克思經濟學的演化思想進行挖掘的成果和文獻還甚為鮮見。技術變遷理論在整個馬克思理論體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馬克思豐富的演化思想也在其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充分挖掘和發揚馬克思技術變遷理論中的演化思想和洞見正是本文之意圖所在。
二、關于技術與社會的關系的演化經濟思想
馬克思生活于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工業革命時代，時代背景讓他深切體會到科學技術對于社會歷史演變的巨大作用。馬克思寫道：“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茖W技術如此重要，以至社會變革的決定性因素“勞動生產力是隨著科學和技術的不斷發展而不斷進步的”。也正因如此，有關技術變遷的理論在整個馬克思理論體系中占據著相當重要的地位。
眾所周知，達爾文和馬克思是同時代的人物。當馬克思于1860年第一次閱讀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時，他在寫給恩格斯的信中說：“雖然它是以天然的英國風格發揮的，但正是這本書為我們觀點提供了自然歷史基礎”。一年后他在寫給拉薩爾的信中重申了同樣的觀點：“達爾文的著作非常有意義，這本書我可以用來當作歷史上的階級斗爭的自然科學根據”。但是，由于當時達爾文主義的漸進觀點與馬克思力主通過暴力革命跳躍式建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思想不相容，所以后來，“達爾文及其追隨者成了馬克思敵意的犧牲品……但是，他將達爾文的概念適用于技術進步分析”。因而，“達爾文對經濟思想的影響在馬克思發展的技術進步概念范圍內特別有意義”。
技術變遷的巨大作用在馬克思生活的年代有目共睹，但當時大多數學者都只把技術簡單地看成一個自變量和動因，并不去深入研究這個變量和動因本身，而馬克思顯然并沒有犯同樣的錯誤。在他看來，科學技術并不從來就是這么重要的，只有到了資本主義時期才開始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馬克思寫道：“十八世紀，數學、力學、化學領域的發現和進步，無論在法國、瑞典、德國，幾乎都達到和英國同樣的程度。發明也是如此，例如在法國就和英國差不多。然而，在當時它們的資本主義應用卻只發生在英國，因為只有在那里，經濟關系才發展到使資本有可能利用科學進步的程度?！痹谶@里，馬克思已經敏銳地洞察到了科學技術與社會之間復雜的相互關系，正如羅森伯格所正確理解的：馬克思堅持認為技術必須理解為一種社會過程，“技術變遷被(馬克思)理解為一種對變化經濟壓力適應性反應的社會活動(過程)，而人類需求的變化是這種經濟壓力的主要內容之一”。20世紀80年代后出現的新技術社會學無疑從馬克思這里汲取了豐富的營養。
而當技術變遷被馬克思恰當地理解為一種社會過程時，其中就已經蘊含著豐富的演化思想。達爾文將生物器官的進化理解為環境的自然選擇過程，自然選擇機制既來自于外部生態環境，也來自于生物內部本身(如新特征要與內部特征和諧一致等)，進化表現為一種生物與環境(注意包括內外部環境)相適應的過程。而技術變遷，和生物器官進化一樣，在馬克思看來必須當成一種技術與社會之間相互作用的復雜過程來理解。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寫道：“達爾文注意到自然工藝史，即注意到動植物的生活中作為生產工具的動植物器官是怎樣形成的。社會人的生產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個特殊社會組織的物質基礎形成史，難道不值得同樣注意嗎?而且這樣一部歷史不是更容易寫出來嗎?”在這里，馬克思明確表達了將技術變遷類比生物器官進化的思想，試圖以此來理解技術變遷的整個歷史，并嘗試用人類技術的歷史階段作為不同經濟時代劃分的根據。因此，他的“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等著名論斷，其實應該被更好地理解為這種深邃演化經濟思想的應用而不應該簡單化地理解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原理。
三、關于技術進步的演化經濟思想
雖然在馬克思所處的時代達爾文進化理論還備受爭議，遠沒有如今的這種被普遍接受的顯赫地位，更沒有能夠證明其合理性的現代遺傳理論。但馬克思顯然走在時代的前列，不僅明確提出將人類技術變遷類比生物器官進化的思想，還進一步地應用和發揮了這種思想和方法，試圖開創和發展一種關于技術進步的演化理論，提出了許多超前而又深邃的演化洞見。
1．作為知識的技術。馬克思已經認識到，技術本質上應該是作為知識的技術，人造物(或稱人工物品、勞動資料)只是技術的外在形態和實物載體，技術不應該被曲解為“勞動資料或勞動手段的總和”。馬克思明確指出：“利用機器的方法和機器本身完全是兩回事”，“機器是勞動工具的組合，但決不是工人本身的各種操作方法的組合”。馬克思還更加明確地寫道：“自然界沒有制造任何的機器……它們
是人類的產物……是人類的手創造出來的人類頭腦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識力量。固定資本的發展表明：一般的社會知識、學問，已經在多么大的程度上變成了直接的生產力，從而社會生活過程的條件本身已經是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知識的控制并根據此種知識而進行改造，不但在知識的形態上，而且作為社會實踐的直接器官，作為實際生活過程的直接器官被生產出來”，他甚至還直接指出：“直接的生產過程……就是知識的運用”?？梢姡隈R克思看來，技術――這種人類社會生產工藝的本質――應該是包括科學原理、操作方法、使用技巧等在內的一個知識集合體。
一旦技術被馬克思看成是作為知識的技術，這其實就是一種極為超前而深邃的演化思想洞見。因為這種理解為解決技術從而人工制品的“自我繁殖”及其“選擇和自我進化”過程提供了一個可行的思路和方法，在這里馬克思已經潛在地意識到知識而非人工制品才是技術遺傳和進化的基本單位，技術變遷的演化理論中，知識才應該被視為現代遺傳學中的基因或DNA概念的隱喻對象，知識才是技術演化和變遷的縻母(Meme)?？紤]到當時還沒有作為進化理論基礎的現代遺傳學，馬克思的這種演化思想洞見是多么難能可貴。
2．作為累積過程的技術進步。和達爾文理解生物進化過程類似，馬克思則將技術進步理解為一個累積和漸進的過程。有別于當時(乃至現在)大多數人強調技術進步過程中“大發明家”和“重大突破”的重要性，馬克思則強調技術進步的累積性和漸進性，認為發明是建立在許多微小改進基礎之上的技術累積過程，而不是少數天才人物的個人英雄主義的杰作。他寫道：“如果有一部批判的工藝(技術)史，就會證明，十八世紀的任何發明，很少是屬于某一個人的”。這是一種鮮明的技術進步演化思想，馬克思在考察具體技術時繼續堅持并發揮了這種演化思想。在研究機器發展時他寫道：“最初的機械織機主要是木制的，改良后的現代機械織機是鐵制的。只要表面上把現代蒸汽織機和舊的蒸汽織機比較一下，把鑄鐵廠的現代鼓風工具和當初仿照普通風箱制成的笨拙的機械風箱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出生產資料的舊形式最初如何支配著它的新形式”。在關于磨的細致研究中，馬克思將這種演化思想表達得更為精妙：“最早是把谷物砸碎。起先是用石頭把谷物砸碎。以后，開始用容器或臼，把谷物放在里面用杵搗碎。后來人們發現碾碎比搗碎好。因此，人們使臼內的杵作旋轉運動。這最好是用一個手柄來完成，手柄固定在杵桿上，并由人來轉動……手磨就這樣發明了……以后用轅桿代替手柄，把馬、牛以及驢子套在轅桿上……這就有了馬拉磨……接著馬拉磨得到了改進……”。這些言論中，馬克思表達了一種清晰的把技術進步理解為一種累積漸進過程的演化經濟思想。
半個多世紀后，美國學者吉爾菲蘭(Gilfillan)追隨馬克思這種技術進步的累積思想，對船舶進化進行了細致的研究，從最早的漂浮的掏空了的圓木一直研究到內燃蒸汽機驅動的汽船，得出“發明事實是不可分割的連續統一體”的類似結論。一些技術史學家也開始接受馬克思這種觀點，堅信技術進步是一種累積和漸進的過程，并試圖對人工制品序列進行分類整理，以證明這種過程的累積和漸進性。比如美國著名技術史學家巴薩拉(Basalla)寫道：“假如人造物鏈中缺項比生物鏈中缺項顯得更多的話，那只是因為，對植物和動物的采樣和分類已經進行了幾個世紀，而對人造物的整理和分類僅僅才剛剛開始”。顯然，馬克思是他們當之無愧的理論先驅。
3．作為選擇過程的技術進步。對生物進化而言，自然選擇是在變異的基礎上進行的，通過自然選擇作用，能適應環境(包括內外部環境)的有利變異得到保留，有害變異則被淘汰，如此完成生物的不斷進化，同時造就生物的多樣性。馬克思已經注意到技術進步類似的選擇適應特征和多樣化特征，他寫道：“單在伯明翰就生產出約500種不同的錘，不但每一種錘只適用于一個特殊的生產過程，而且往往好多種錘只用于同一過程的不同操作。工場手工業時期通過勞動工具適合局部工人的專門的特殊職能，使勞動工具簡化、改進和多樣化”。在這句話的注腳里，馬克思還毫不諱言自己是從進化論那里獲取了靈感，寫道：“達爾文在其劃時代的著作《物種起源》中，談到動植物的自然器官指出：‘在同一個器官需要從事不同的工作時，這個器官容易變異的原因也許在于：自然選擇對于每一形態的細小差異的保存或抑制，不如在同一個器官專用于一個特殊目的時那樣小心。比如，用來切各種東西的大刀，大體上可保持同樣的形態；但專供一種用途的工具，如作另一種用途，就必須具有另一種形式’?！憋@然，馬克思在這里巧妙地運用了生物學隱喻方法，將技術進步理解為一個類似于生物進化的選擇適應過程。
馬克思雖然表達了這樣一種思想，但應該說他的這種隱喻還是較為模糊和籠統的，也是不夠徹底的，馬克思并沒有對技術進步的選擇適應過程作進一步的隱喻和更深入的研究，對技術“變異”及起選擇作用的“環境”等問題也很少涉及。其原因不在于馬克思意圖發展一種技術進步演化思想的立場和態度是否堅定，而是在于當時人們對達爾文的理解遠不如今天這么深刻和清晰，進化論在當時還遠非一個成熟的理論，這才是影響馬克思發展一種技術變遷的演化理論的真正原因。而他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一貫是明確和堅定的，這種堅定態度也為后人繼續研究技術變遷提供了一個明確的方向。
四、關于技術消失的演化經濟思想
現代生物學研究已經清楚地告訴我們，地球上曾存在過的物種數量大得驚人，但其中99％以上的生物都消失了，幸存至今的物種僅是總量的一個零頭不到，而外部環境的急劇變化是大量物種滅絕的最主要原因。馬克思生活的年代，達爾文《物種起源》還剛剛問世不久，物種“神創論”還有著廣泛影響，人類對于物種的整理和分類也才剛剛開始，對生物化石亦知之不多，但馬克思顯然已經較好地理解了達爾文并將其進化理論應用到對技術變遷的研究中，已經意識到技術和物種一樣存在著滅絕和消失的可能。馬克思寫道：“某一個地域創造出來的生產力，特別是發明，在往后的發展中是否會失傳，完全取決于交往擴展的情況……一些純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蠻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戰爭，都足以使一個具有發達生產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國家處于一切都必須重頭開始的境地……關于這一點，腓尼基人的例子就可以說明……腓尼基人的大部分發明都長期失傳了。再如中世紀的玻璃繪畫術也有同樣的遭遇。只有當交往成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業為基礎的時候，只有當一切民族都卷入競爭斗爭的時候，保持已創造出來的生產力才有了保障”。
可見，馬克思已經敏銳地洞察到技術演化不僅和生物物種一樣有著滅絕和消失的可能，而且造成技術消失的原因也和物種滅絕的原因有著極大的相似性。大量生物物種滅絕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外部環境的急劇變化，尤其是大災難突然降臨(如五次動物大滅絕時期地球自然環境的劇烈變化)，而技術或文明的消失也往往是由于“一些純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蠻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戰爭”等引起的技術賴以生存的“社會環境”的急劇變化。馬克思在這里發揮了一個絕佳的生物學隱喻，甚至還闡述了通過交往和競爭來保障技術和文明不斷傳承演化的思想，考慮到馬克思對技術本質的認識，這就已經蘊含著通過基因重組、突變和頻率等概念的生物學隱喻方法來進一步研究技術變遷演化理論的可能性。如果這些遺傳學的概念和理論馬克思已然了解的話，如果馬克思時代進化生物學已像今天一樣成熟的話，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馬克思會在這種演化方法和思想上走得更遠。
五、結束語
經濟思想范文6
可以說，在關于經濟人的理論中，功利主義思想包括了，自由、平等、效率和自由放任的思想，這是近代西方經濟倫理思想的主要遺產。而當代西方的經濟倫理思想又主要是在上述思想的社會實際運用過程的矛盾沖突中發展和衍變的。具體地說，在當代西方經濟倫理思想中，表現出以下突出的矛盾。
（一）經濟人假設的立論基礎——“利己”與“利他”、“個人主義”和“整體主義”的矛盾
經濟人假設的歷史背景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文明的出現。這一假設首先肯定了兩個倫理前提：一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合理性、正義性，因而肯定人們遵守這一制度是所謂理性的表現。二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正義性，因而肯定人們在道義上追求自身滿足的天性。
在古典經濟學那里，“經濟人”假設下的“利己”準則與“利他”，個體效用最大化與社會整體效用最大化是統一的。到了二十世紀，人們開始對經濟人出于自私的利益最大化追求問題提出質疑。反對者認為，追求最大利潤這一假定既不符合實際，也不可能實現。1947年，西蒙在《管理行為》中對經濟人的假設提出更強烈的批評，他認為，與其說經濟人的自私出發點和理性規定是人們真實行為的寫照，還不如說它只是“具有很大的智慧和美學魅力”（注：［美］赫伯特·西蒙：《管理行為》，楊礫等譯，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頁。）的形而上玄想。
自從七十年代瓊·羅賓遜宣布“第二次經濟學危機”以來，在重建經濟學基礎的爭論中，經濟人的立論問題又引起人們的關注。保羅·斯諾維克(PaulSlovic)和薩拉·利切坦斯泰因(SarahLichtenstenion)，通過“偏好顛倒”(perferencereversals)企圖證明即使在最簡單的人類行為中，也不存在任何最優原則。尼爾森和溫特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阿馬蒂亞·森則在八十年代指出，如果重新考察亞當·斯密講述的屠夫和面包師的故事，就發現古典經濟學從未單獨把自利作為經濟人的立論假設，他說：“亞當·斯密恰恰明確地站到了另外一邊，他并沒有滿足于把經濟拯救建立在某種單一的動機之上。”（注：［印度］阿馬蒂亞·森：《倫理學與經濟學》，王宇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28頁。）
由經濟人的爭論還衍生了制度經濟學關于人們接受經濟倫理規范的個人主義或整體主義的方法論基礎的爭論。所謂方法論個人主義，是指人類個體行為是社會行為的前提和出發點，所有社會或集體現象，諸如制度，都有待內生制度和制度變遷。與此相對照，整體主義關注對個人行為發生的社會影響。個人被看成社會化的人，已經將自己身處其中的社會規范和價值內生化。整體主義者集中考察社會“力量”（制度、社會慣例）如何制約個人行為。方法論個人主義與整體主義的主要區別在于，前者將個人行為擺在第一位，而后者認為社會或制度整體高于一切。
盡管波普爾通常被看作是個人主義者，盡管他對整體主義的其他方面也有批評，但他仍指出，“社會群體大于其成員的單純加總，也大于其任何成員任何時刻存在的諸多個人關系的簡單總和……成員的個性可能對群體的歷史和結構產生很大的影響，但這并不妨礙群體有它自己的歷史和結構。也不妨礙該群體對其成員的個性產生強烈影響?！保ㄗⅲ海勖溃蓠R爾科姆·盧瑟福：《經濟學中的制度》，陳建波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5頁。）這種方法論個人主義與整體主義的爭論是十分激烈的，塔爾科特·帕森斯聲稱：“個人主義者”“要么根本不承認，要么從未公正對待過”下列事實，即經濟行為發生“在一整套規則框架之內，不依賴于簽約各方直接的個人動機?！保ㄗⅲ海勖溃蓠R爾科姆·盧瑟福：《經濟學中的制度》，陳建波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頁。）而海薩尼則反駁道，帕森斯的立場意味著“放棄根據個人目標和社會個體成員的利益來解釋這些社會規范自身存在的任何可能。”（注：［美］馬爾科姆·盧瑟福：《經濟學中的制度》，陳建波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頁。）當然，這種方法論的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的區別也不是絕對的，布坎南曾說：“在作為一種推導出社會組織原則的方法的個體主義與作為這種組織的一個描述性特征的集體主義之間，不存在任何邏輯上的不一致。……給定一些有關人類行為模式的基礎性假設，以及一種特定的道德倫理立場，即可以根據個人選擇的計算而將集體主義的政治經濟秩序理性化?！保ㄗⅲ海勖溃菡材匪埂·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計算——立憲民主的邏輯基礎》，陳光金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48頁。）
（二）功利主義與非功利主義的諸正義形式倫理的矛盾
功利主義是經濟學說史中最重要的倫理基礎。熊彼特曾指出：“首先，它是一種人生哲學，展示了有關‘最終價值’的圖式?！髁x，特別是邊沁的功利主義，是某種新東西，與舊體系是根本對立的?！浯?，功利主義是一種具有強烈法律傾向的體系。……在這一原則中，平均主義要素與幸福要素同樣重要。”（注：［美］約瑟夫·熊彼特：《經濟分析史》第1卷，朱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版，第204-205頁。）在熊彼特那里，功利主義受到了批判。他說，“第一，功利主義的假設對于解釋經濟史，對于解釋經濟的推動力毫無價值。第二，功利主義的假設對于解釋所有涉及實際動機的問題，例如對于解釋遺產的經濟影響問題，要比沒有價值更糟糕。第三，功利主義的假設實際上只對經濟理論的一部分即通常所謂的‘福利經濟學’具有根本性的意義，……第四，在最狹義的經濟理論領域內，功利主義的假設不僅是多余的，而且是有害的。”（注：［美］約瑟夫·熊彼特：《經濟分析史》第1卷，朱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版，第206-207頁。）熊彼特對功利主義的批評并非是全盤否定福利主義的經濟倫理觀念，而是認為這種功利主義過于工具理性化，并沒有明確指明一種社會形態的合理的經濟倫理理想。
功利主義最顯著的特征之一表現為集合理論。為了使總體行為正確，不同的個人利益必須以產生全體人員的最大幸福或滿意為目標而疊加到一起。功利主義者時常指出這一點作為其理論優越性的一方面。它所運用的是一種實踐合理性的簡單模式，由于這種模式是我們在個人層次上自然而然地接受的，所以可以恰當地轉換到社會層次上來使用。
但是，批評者認為這種推論是荒謬的。羅伯特·諾齊克指出，“因為并不存在為它自己的利益而愿承擔某種犧牲的有自身利益的社會實體。只有個別的人存在，只有各不同的有他們自己的個人生命的個人存在?！保ㄗⅲ海勖溃葜Z齊克：《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何懷宏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41頁。）如果一個人決定犧牲某些自己的利益，那是因為他能夠從中受益，因此這種犧牲可以被證明是合理的。然而，在功利計算中被棄之不顧的個人的利益只是一種犧牲，犧牲者往往得不到任何補償?！叭祟悺被颉吧鐣辈⒉皇亲鲞@種決定的單一行為者，不是犧牲或受益的承受者。這樣決定的結果只是一些人受損而另一些人受益。用羅爾斯的話來說，“功利主義觀點的突出特征是：它直接地涉及一個人怎樣在不同的時間里分配他的滿足，但除此之外，就不再關心（除了間接的）滿足的總量怎樣在個人之間進行分配?！保ㄗⅲ海勖溃萘_爾斯：《正義論》，何懷宏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頁。）以羅爾斯一貫的觀點，他認為功利主義無法最大限度地彌補社會個人由正義原則導致的差別，功利主義的最大幸福論既損害了社會正義的本質，又損害了個人的利益。從功利主義與非功利主義的矛盾沖突中，還衍生了對福利經濟倫理觀點的批判。福利主義經濟學并非沒有確立倫理的基本出發點，問題在于福利目的的倫理出發點，反而損害了與經濟學的結合，并由此忽略了倫理學，影響了自身的發展（注：［印度］阿馬蒂亞·森：《倫理學與經濟學》，王宇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89頁。）。
盡管福利主義思想受到抑制和批評，但它卻還在頑強地發展和發生影響。其中帕累托學派的福利經濟倫理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取得了重要的地位（注：［荷］漢斯·范登·德爾、本·范·韋爾瑟芬《民主與福利經濟學》，陳剛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3-34頁。）。然而，即便是在適合帕累托最優實現的條件下，這一支撐福利經濟學的重要概念，也忽視了公平。因為這里不考慮收益在社會成員間的分配狀態，更不涉及公平與效率間的相互作用。正是這種傳統與公平目標之間發生著深刻的沖撞。
（三）自由放任與國家干預的矛盾
1926年，凱恩斯發表《自由放任主義的終結》一文，批判了古典經濟學自由放任主義的哲學基礎——“看不見的手”的理論。他在批評自由放任的經濟倫理原則的同時，又提出了國家干預的新主張。他說，“在我看來，資本主義在高度有效的管理下，與我們目前為止所看到的任何別一制度比較，的確能夠更加有效地實現經濟目的；不過就這一制度本身看來，有許多方面是極端要不得的，是應當反對的。我們的問題是，如何努力設計出一個社會組織，與我們所滿意的生活方式的觀念既不致發生抵觸，而效能則可以盡可能地提高?！保ㄗⅲ海塾ⅲ輨P恩斯：《勸說集》，謝受百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242頁。）除了凱恩斯之外，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家也津津樂道著這樣的一種理性假設：即“由于私人市場經濟呈現不完善的特性，所以從效率的意義上說，中央計劃經濟能夠對資本主義做出改進?！保ㄗⅲ海塾ⅲ軯.R.沙克爾頓、G.洛克斯利編著：《當代十二位經濟學家》，陶海粟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101頁。）
盡管自凱恩斯以來，國家干預的思想已經深入人心，但是它卻受到哈耶克、斯蒂格勒等人的強烈反駁。哈耶克提出，“中央計劃者沒有得到必不可少的信息。為有效地配置各種資源所需要的價格和成本信息，只有通過市場過程本身的運轉才能獲得。實際上，在奧地利學派‘市場過程’模型中，‘成本’是主觀的東西：它不是用來生產某種商品的看得見的貨幣支出，而是被放棄的從同樣的資源的其他可選擇的使用中生產出的價值。但是很明顯，在經濟過程中，只有行為者才知道這種選擇。競爭市場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優點在于，在這樣的市場上，每個人僅須意識到影響他個人的事情；而從個人行為中產生出來的‘制度’不帶有任何個人的意圖，這種市場制度是未經設計而產生的社會制度的典范。”（注：［英］J.R.沙克爾頓、G.洛克斯利編著：《當代十二位經濟學家》，陶海粟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102頁。）
信奉國家干預者的理由是，一切完美的經濟秩序必定是設計的產物，是理性合理化的過程。哈耶克則反駁說：“如果我們想取得進步，我們就必須為不斷改進我們的觀念和理想留出空間?！保ㄗⅲ海塾ⅲ葸~克爾·H.萊斯諾夫：《二十世紀政治哲學家》，馮克利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200頁。）進步是不能事先進行計劃的（能夠進行計劃的信念，正是理性主義狂妄態度的極端事例），一個不斷進步的社會，肯定也是一個建立在自發秩序上的自由社會。
（四）經濟公正與政治公正的矛盾
人類社會是一個由各種各樣的規范、制度和原則構成的契約組織。這些規范、制度和原則中包含了法律的、經濟的、文化的和道德的要求，并以此為基礎形成人類的傳統、歷史和發展。所謂公正，是指等利（害）交換的行為，公正一開始就是與人類的經濟活動相關聯的，是人們經濟利益分配的基本要求，羅爾斯反復強調：“社會正義原則的主要問題是社會的基本結構，是一種合作體系中的主要社會制度安排。我們知道，這些原則要在這些制度中掌管權利與義務的分派，決定社會生活中利益和負擔的恰當分配?！保ㄗⅲ海勖溃萘_爾斯：《正義論》，何懷宏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50頁。）
經濟學家往往就事論事，他們所言公正和平等，可以是一次經濟活動中的交易價格和交易機會，或者是由此在統計上歸納出來的制度和規則。但是哲學家往往反駁道，把公正定義為等利（害）交換，豈不將公正局限于經濟領域，因而定義過窄？公正作為人與人平等的一個原則，只有當他得到他應得的、或別人欠他的，或他有權利索要的東西時，才算公正。
關于經濟公正與政治公正的矛盾沖突，可以從羅爾斯和諾齊克的理論中窺見一斑。根據羅爾斯的看法，“社會是一種對于相互利益的合作的冒險形式，它卻不僅具有一種利益一致的典型特征，而且也具有一種利益沖突的典型特征?！保ㄗⅲ海勖溃萘_爾斯：《正義論》，何懷宏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頁。）“不平等在任何社會的基本結構中都不可避免”（注：［美］羅爾斯：《正義論》，何懷宏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5頁。），問題在于明確這些不平等怎樣才算是公正的，或是否能夠做到公正。羅爾斯認為絕對的平均是對效率的極大損害。但是他苦心積慮建立的公正原則，是想在一般經濟公正的基礎上設定一些特殊的或優先的或稱之為差別原則的前提；羅爾斯認為雖然經濟不平等不可避免，但是公正的不平等則可以做到。因此，只有當更有能力的人也讓更不幸的人獲益時，他們從這種能力中獲益才是公正的。
諾齊克則對羅爾斯公正的不平等提出質疑，他認為：“任何國家制定的外在的規范必然侵犯人們的道德權利，因此，本質上說是不道德的?！保ㄗⅲ海勖溃萘_爾斯：《正義論》，何懷宏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頁。）他反對那怕是最小國家(minimalstate)實行富人對窮人的再分配，認為那樣侵犯了個人的權利。他的論證可以稱之為經濟公正論(thetheoyofeconomicjustice)，也稱之為“資格理論”(entitlementtheory)（注：［英］邁克爾·H.萊斯諾夫：《二十世紀政治哲學家》，馮克利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339頁。）。諾齊克從維護自由的倫理原則出發，強烈反對羅爾斯的正義補償的預設性倫理原則。與羅爾斯相比，諾齊克的觀點，表現了對資本權利和效率的更多的維護。
二
如果說二十世紀
七、八十年代，作為學科形式的經濟倫理學在歐美誕生，它的研究范圍基本界定在經濟學意識到在經濟行為的倫理、文化的觀點消失之后，因市場失靈而帶來的道德限度問題，那么，二十世紀末和本世紀初，企業倫理的社會契約論的問題，經濟主體的超規范和道德自由限度，全球化和普世倫理的可能性、現實性，生態倫理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等問題，擴展了當代西方經濟倫理思想的理論研究范圍，使西方經濟倫理思想的固有矛盾沖突得以在更寬泛的社會現實背景下展開。
總體來說，當代西方經濟倫理思想在上述矛盾與沖突中體現了如下突出的特點：
首先，上述矛盾沖突更明顯地體現在企業這個經濟主體層次上。在經濟主體問題上，西方經濟學作了拓展研究，由對狹窄的人、集團、階級的研究發展到企業的研究。就企業而言，經濟倫理學指的是為商品和服務的生產、交換過程中的適當行為確立界線的原則。作為經濟主體，企業的倫理特性可以從兩個方面表現，一是在社會契約中顯示的獨立性和主體性；二是企業的道德自由空間的限度。這一經濟主體的拓展不僅僅帶來固有矛盾范圍的變化，同時也帶來相應的道德沖突問題。許多經濟學家發現，要想出一種能夠明確地解決企業的倫理兩難問題的辦法十分不易。
其次，當代西方經濟倫理思想的矛盾沖突在更寬泛的背景下展開，常常與法律、政治、文化的沖突交織一處。最近幾十年，西方探討經濟倫理思想的矛盾沖突往往在綜合的背景下展開，如貝克爾對家庭、婚姻、性別歧視等問題的經濟學分析，布坎南的立憲民主的經濟學研究，制度經濟學對經濟學中的倫理規則的研究和方法論基礎的研究，倫理學家對倫理法的研究，羅爾斯、諾齊克等人的政治倫理思想在經濟活動中的拓展研究，西蒙、福山等人對文化因素、管理因素在經濟倫理思想沖突中作用的研究等等。尤其是文化溝通與文化信任問題，日益成為跨國公司的經濟倫理戰略組成。企業家和學者們都認識到文化差別造成經濟主體遵守信用以及其展示道德自由空間的方式上的差別，例如弗朗西斯·福山看出，一個社會中的信任水平與積聚資本和有效地發展技術之間存在一種關系。他論證說：“由于不信任而造成分裂的社會，以階級、種族、親屬或其他因素為基礎，在采取新的組織形式時會遇到額外的障礙?！保ㄗⅲ海勖溃萃旭R斯·唐納森、托馬斯·鄧菲：《有約束力的關系》，趙月瑟譯，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頁。）值得一提的還有經濟倫理思想與法律的相關影響的研究，正如法律對倫理行為和道德準則的進化有明顯的影響一樣，有關道德的態度也可能經常間接地、有時甚至直接地影響法律準則的進化。
第三，雖然當代西方經濟倫理思想存在著這樣那樣的矛盾沖突，但仍運行著社會普遍遵循的經濟倫理規范。值得關注的是，在這些普遍經濟倫理規范之上，在經濟政治全球化的視野之下，西方社會有一種強要發展中國家認同的超規范理論傾向。而這些超規范說白了，就是所謂跨越的人權思想以及可持續發展的思想等。比如說關于剝削，西方經濟學家仍然回避或淡化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的結論，他們對于貧困線和貧困度量的研究，只是用人的生命權、自由權等抽象概念做一些超規范的警示。再比如效率超規范，它被用來指導現代企業面對的諸如環境問題、知識產權問題以及賄賂問題等，其中最明顯適用的一個是環境問題。歷史上對環境關懷感覺遲鈍的企業，被保羅·斯泰德爾邁耶稱為“前生態經濟主義”，其特征在于相信技術，以及認為在生態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無法解決的沖突。這種態度把生態放在第二位考慮，顯然與效率超規范的含義不符。前生態經濟主義認定的正是效率超規范正式駁斥的東西，即效率僅僅根據國內生產總值的高度來衡量。相反，效率超規范意味著，在我們把供不應求的自然資源的價值計入經濟大方程之前，我們對社會效率的衡量都是不充分的（注：［美］托馬斯·唐納森、托馬斯·鄧菲：《有約束力的關系》，趙月瑟譯，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頁。）。換言之，效率不僅僅要置于公正及一定社會的經濟發展和倫理規范的權衡之下，而且要在更寬范的超規范的普世倫理及可持續發展的視野之下。
三
從馬克思經濟倫理思想的角度來分析，首先，西方當代經濟倫理思想依然具有為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經濟利益辯護的基本特性，馬克思對庸俗經濟學的批判依然適用于當代西方經濟學，馬克思說：“庸俗經濟學所做的事情，實際上不過是對于局限在資產階級生產關系中的生產當事人的觀念，教條式地加以解釋、系統化和辯護。”（注：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3頁。）資產階級企圖用一種超越性的同一關系解釋經濟倫理關系，似乎已有的倫理關系已經天然合理了。馬克思批判道，“墮落的最新經濟學，……它企圖證明，經濟關系到處都表示同一些簡單規定，因而到處都表示交換價值相交換的簡單規定中的平等和自由?！@種歸結法是把包含著發展的差別拋掉，使一切都歸結為一種現實的經濟關系，單從這點來說，它至少在形式上也是不科學的；何況它是時而拋掉這一方面，時而拋掉那一方面，以便時而從這一方面，時而從那一方面來制造同一性。”（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2-203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