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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文天祥傳范文1
黃裳（1044－1130），87歲（《全宋詞簡編》第202頁）
鄭性之（1172－1255），84歲（《中國歷史大辭典·宋史卷》第301頁）；
阮登炳， 82歲（［洪武］《蘇州府志》卷三十五，總頁1424頁）；
劉章（1100－1179），80歲（宋人傳記資料索引》總第3872頁）；
胡旦80歲（《中國歷史大辭典·宋史卷》第324頁）。
70歲至79歲的14人，占20％：
王嗣宗（944－1021），78歲（《宋史· 王嗣宗傳》）；
李迪（971－1047），77歲（宋人傳記資料索引》總第850頁）；
留夢炎（1219－1295），77歲（《元人傳記資料索引》第929頁；沈陽版《中國歷代狀元錄》第170頁）；
莫儔（1089－1164），76歲（《中國歷史大辭典·宋史卷》第370頁）；
章衡（1025－1099），75歲（同上，第442頁）；
許將（1037－1111），75歲（《宋人傳記資料索引》總第2161頁）；
王拱辰（1012－1085），74歲（同上，第319頁）；
馮京（1021—－1094），74歲（《湖北市縣概況》第96、315頁）；
鄒應龍（1172－1244），73歲（宋人傳記資料索引》總第3292頁）；
吳叔告（1193－1265），73歲（同上，第1155頁）；
劉蒙叟，73歲（《宋史·劉蒙叟傳》）；
柴成務（934－1004），71歲（《宋人傳記資料索引》總第1616頁）；
宋庠（996－1066），71歲（同上，第737頁）；
方逢辰（1221－1291），71歲（同上，第81頁）。
60歲至69歲的15人，占21.43％：
楊礪（931－999），69歲（同上，第3147頁）；
張去華（938－1006），69歲（同上，第2362頁）；
張九成（1092－1159），68歲（《中國文學家大辭典》第 677頁）；
衛涇（1159－1226），68歲（《蒲褐山房詩話新編》第202－203頁）；
吳潛（1195－1262），68歲（《唐宋詞鑒賞辭典》總第2480頁）；
呂蒙正（946－ 1011）， 66歲（《中國文學家大辭典》第545頁）；
張觀（985－1050），66歲（《宋人傳記資料索引》總第2340頁及《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六九，總第1556頁）；
沈晦（1084－ 1149）， 66歲（《宋人傳記資料索引》總第679頁）；
王佐（1126－1191），66歲（同上，第124頁）；
陳堯咨（970－1034），65歲①
安德裕（940－1002），63歲（《宋人傳記資料索引》總第554頁）；
王曾（978－1038），61歲（同上，第173頁）；
霍端友（1056－1115），60歲（同上，第400頁）；
王十朋（1112－1171），60歲（《中國文學家大辭典》第699頁）；
梁克家（1128－1187），60歲（同上，第718頁）。
50歲至59歲的12人，占17.11％：
汪應辰（1118－1176），59歲（《宋人傳記資料索引》第727頁）；
陳堯叟（961－1017），57歲（《中國歷史大辭典·宋史卷》第2243頁）；
蔡?（1067－1123），57歲（《宋人傳記資料索引》第3807頁）；
王堯臣（1003－1058），56歲（中國歷史大辭典·宋史卷》第49頁）；
呂溱（014－1068），55歲（《宋史·呂溱傳》）；
彭汝礪（1041—1094），55歲（《中國歷史大辭典·宋史卷》第450頁）；
宋準（938－989），52歲（《宋史·宋準傳》）；
蔡齊（988－1039），52歲（《宋人傳記資料索引》第3797頁）；
李常寧（1037－1088），52歲（同上，第1030頁）；
陳亮（1143－1194），52歲（《全宋詞簡編》第550頁）；
鄭獬（1022－1072），51歲（同上，第118頁）；
徐元杰（1196－1245），50歲（《歷代四季風景詩三百首》第52頁）。
40歲至49歲的14人，占20％：
張師德（978－1026），49歲（《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0四，總第925頁；《東軒筆錄》卷十四，總第159頁）；
孫僅（969－1017），49歲（《宋史·孫僅傳》）；
黃公度（1109－1156），48歲（《全宋詞簡編》第446頁）；
文天祥（1236—1283），48歲（《中國歷史大辭典·宋史卷》第69頁）；
姚勉（1216－1030），47歲（《宋詞四考》第68頁）；
徐?]，46歲（《東軒筆錄》卷十四，總第159頁；《宋人傳記資料索引》第 2008頁）；
陳文龍（232－1277），46歲（《宋人傳記資料索引》第 2545頁）；
孫何（961－1004），44歲（《湖北歷史人物辭典》第115頁）；
賈黯（1022－1065），44歲（《中國歷史大辭典·宋史卷》第376頁）；
張鎮孫（1235－1278），44歲（《廣東歷代狀元》第10頁；《廣州人物傳》第216－229頁）；
王昂（1090－1232），43歲（《宋人傳記資料索引》第131頁；「雍正《揚州府志》卷二八）；
梁灝（963－100），42歲（《宋人傳記資料索引》第2058頁）；
趙逵（1117－1151），41歲（《四川古代名人》第158－159頁）；
蘇易簡（958－997），40歲（《中國歷史大辭典·宋史卷》第 172頁）。
30至39歲8人，占11.40％：
何栗（1089－1127），39歲（同上，第215頁）；
張孝祥（1132—1169），38歲（《于湖居士文集·前言》）；
許安世（1048－1084），37歲②；
劉輝（1030－1065），36歲（《宋人傳記資料索引》第3885頁）；
姚穎（1150－1183），34歲（同上，第1716頁）；
李肅（940－972），33歲（《宋史·李穆傳》附《李肅傳》）；
梁固（987－1019），33歲，（《宋人傳記資料索引》第 2050頁）；
楊??（1014－1044），31歲，（同上，第3125頁）。
不足30歲的2人，占2.86％：
王俊民（1036－1063），28歲（《齊東野語》卷六，總第105－107頁）
張唐卿③（1010－1037），28歲（《宋人傳記資料索引》第2400頁）。
以上70人的平均壽命為57.74歲。
分期來看，太祖朝狀元15人，已知王嗣宗、劉蒙叟、安德裕、楊礪、李肅、宋準、張去華、柴成務等8人年壽，平均63.50歲。
太宗朝8人，已知呂蒙正、孫何、蘇易簡、陳堯叟、胡旦、梁灝等6人年壽，平均54.83歲。
真宗朝12人，已知王曾、孫僅、李迪、陳堯咨、張觀、張師德、梁固、徐?]、蔡齊等9人年壽，平均57.44歲。
仁宗朝13人，已知王堯臣、王拱辰、王俊民、馮京、呂溱、劉輝、宋庠、許將、楊??、張唐卿、鄭賈黯、章衡等12人年壽，平均為53.69歲。兩個不足30歲的都在本朝。
英宗朝僅出彭汝礪1人，他55歲。
神宗朝6人，僅知許安世、黃裳2人壽，平均為62歲。
哲宗朝6人，只知李常寧1人：52歲。
徽宗朝9人，已知王昂、何栗、沈晦、莫儔、蔡?、霍端友6人年壽，平均為56.83歲。
以上北宋8朝，除英、神、哲3朝數據太單薄不足為憑外，其余諸朝的統計平均數應該離實際情形不遠。北宋狀元平均壽命的總數趨勢是：太祖朝最高，以后逐漸向下波動至仁宗朝達于低谷，然后又逐漸上升，但始終未超過太祖朝。整個北宋已知年壽的46名狀元平均年齡為57. 04歲，比兩宋平均數低0.70歲。
南宋的情形如何呢？
高宗朝出狀元11名，已知年壽的9人：
王十朋、王佐、劉章、汪應辰、張九成、張孝樣、趙逵、黃公度、梁克家，平均57.78歲。
孝宗朝共9名，僅知衛涇、姚穎2人年壽，平均51歲。
光宗朝共2人，已知陳亮為52歲。
寧宗朝共10人，知吳潛、鄒應龍、鄭性之3人年壽，平均75歲。
理宗朝13人，知文天祥、方逢辰、吳叔告、徐元杰、姚勉、留夢炎6人年壽，平均61歲。
度宗朝3人：阮登炳、陳文龍、張鎮孫，年壽全知，平均57.33歲。
整個南宋，已知年壽的21名狀元，平均年齡為59.88歲。比北宋高出2.84歲。不過，上述南宋6朝，除高、度兩朝外，其它各朝資料均嫌不足，也許離真實情形較遠。然而，考慮南宋已知年壽的狀元中，包括文天祥、陳文龍、張鎮孫等，他們都死于國事，未盡天年，加之5個80歲以上的狀元中便有3個出于南宋，而已知的10個年齡在40歲以下的狀元除張孝祥、姚穎外，其余8個又都出在北宋，就狀元的平均年齡而言，說南宋高于北宋，大概不至于背離事實。
兩宋合起來，年齡在60及60歲以上的共34人， 60歲以下的36人，大體持平。
透過以上資料，筆者有如下兩點思考。
其一，狀元們的平均年壽與時代的關系：
就北宋而言，太祖朝，天下剛由紛亂走向統一，還并不很太平，且經濟尚處于恢復期，狀元們的平均年齡卻最高，而仁宗朝正是北宋較繁榮穩定的時期，狀元們的平均年齡反倒最低，這是很奇怪的現象。南北宋相比亦如此。南宋只有半壁江山，始終處于金人的壓迫之下，且疆土一天比一天縮小，日子一直不太平，而狀元們的平均年齡卻高于北宋。也許天下太平了，耽于安樂之風便容易刮起來，且逐步影響及全社會，使國民普遍失去緊迫感、危機感，從而放松了生存競爭，其結果是國民生命力、免疫力下降，進而使平均壽命降低？聯想歷代封建王朝的那些太平時代的守成之君，他們從小錦衣玉食，養尊處優，而其壽命大多低于開國之君，上述推測當不至謬誤。若果真如此，在亦為“太平盛世”的當今，我們的國民當從中悟出一些鑒戒。
其二，狀元們的年壽與業績關系：
壽命最短（即40歲以下）的10人中，除張孝祥力主恢復，成了著名的愛國詞人而外，其他人都沒有突出的作為。何栗官職雖高，位至宰輔，卻在北宋末年國家危亡的情況下，畏敵如虎、措置無方，留下了不少笑柄。若不是最后死得還算壯烈，簡直要落個千古罵名（見《宋史·何栗傳》及《宋人軼事匯編》總第756頁）。壽數最高（80歲及80歲以上）的5人中，鄭性之官至參知政事，黃裳官至禮部尚書（《宋人傳記資料索引》總第2866頁），劉章官至權禮部尚書（《宋史·劉章傳》）。他們在當時的地位雖頗高，卻都沒有突出的業績，對后世的影響不大。黃裳甚至在《宋史》中連傳記都沒有，其生平資料都難以搜集。阮登炳則生于末世，僅官秘書郎，更是無聲無息（見《宋人傳記資料索引》第1082頁）。唯一被稱為名狀元的胡旦，他僅官至秘書監，卻有多位執宰都是他的學生，因而影響稍大，不少宋人著作中有關于他的事跡的記載（見《宋人軼事匯編》總第166頁），《宋史》將他列入了《儒林傳》。
宋代最有影響的狀元是文天祥，他是被元蒙統治者殺害的，只活了47歲，屬非正常死亡，是特殊情況。其它較有影響的狀元多集中在60歲至69歲及70歲至79歲這兩個年齡段中。如王十朋、王拱辰、王曾、王嗣宗、馮京、呂蒙正、安德裕、許將、李迪、沈晦、宋庠、楊礪、吳潛、張九成、張去華、張觀、陳堯咨、鄒應龍、鄭獬、柴成務、章衡、梁克家等，占這兩個年齡段29名狀元的75.86％。這些人在當時的政治舞臺上都曾起過相當大的作用，如王曾、呂蒙正、李迪、宋庠、吳潛、王嗣宗、馮京、許將、張觀、鄒應龍、梁克家等11人都曾官至宰相、副宰相，而王曾、呂蒙正、李迪、吳潛等4人還曾獨掌大權多年。這些人《宋史》都有較詳的傳記，還都被收入《中國人名大辭典》。
另外，這兩個年齡段中，有南宋的王佐，官至戶部尚書；衛涇，官至參知政事；方逢辰，官至侍郎。這三人在當時的地位都不低，且不事權貴，敢作敢為，對后世也有較大的影響，而《宋史》無傳是不公平的。他們都被收入了《中國歷史大辭典》，方逢辰還被收入《中國文學家大辭典》。留夢炎，也是歷史名人，只是他晚節不終，屈身事敵，只能作反面教材。加上這4人，則共26人?？梢哉f60歲至79歲的狀元幾乎都有較大的影響。 那么，是否可以說，作為狀元，要想有所作為，壽命太短固然不行，而壽命太長也不行？壽命太短，回旋余地小，除個別天才而外，多數人當然是做不出象樣的業績的；壽數太高者，也許是無所用心，或過于“保存實力”了？要有所作為，總要多經歷一些困苦磨難，不可避免地會耗損掉一部分天年。
這給我們什么啟發呢？筆者認為：要想干一番事業就不必過于顧惜身體，乃至生命。古今中外的壽星們，碌碌無為的無名之輩太多了。
二、宋代狀元的地理分布④ 兩宋118名狀元中，目前尚有李景陽、張拱、劉察、劉寅4人籍貫等考，而王整、李釜兩人的籍貫尚存疑。其余112人中，北宋63人，南宋49人。由于北宋建都汴京（今河南開封市），而南宋建都臨安（今浙江杭州市），且兩者的疆域有很大的差別，所以必須有分有合地考查其地理分布情形。
先看北宋。
河南省19名：王堯臣、王拱辰、呂蒙正、安守亮、安德裕、孫僅、孫何、孫暨、劉蒙叟、許安世、李常寧、李肅、宋準、張去華、張師德、時彥、姚曄、賈黯、蔡?。
山東省10名：王俊民、王曾、李迪、蘇德祥、張唐卿、胡旦、柴成務、梁固、梁灝、蔡齊。
福建省6名：葉祖洽、許將、徐鐸、徐?]、章衡、黃裳。
四川省5名：馬涓、何栗、蘇易簡、陳堯咨、陳堯叟。
江西省5名：馬適、何昌言、何渙、劉輝、彭汝礪。
江蘇省5名：王昂、呂溱、佘中⑤、莫儔、霍瑞友。
湖北省4名：馮京、畢漸、宋庠、鄭獬。
浙江省3名：沈晦、賈安宅、程宿。
山西省2名：王嗣宗、張觀。
安徽省2名：楊??、焦蹈。
陜西省1名：楊礪。
湖南省1名：王世則。
可見，北宋狀元主要集中在河南、山東兩省。這兩省共29名，占63人的46.63％。福建省也較突出。北宋時代，它還算邊遠地區，狀元數亦占近10％。
北宋狀元集中在河南、山東兩省，這首先是地利使然。咸平元年（998）孫僅那一樣共取進土50名，便幾乎都是河南省的舉子，而且其中大多數是京城開封府籍的（見《容齋隨筆》第371頁）。雖然不排除里面有冒籍應考者，但“近水樓臺先得月”的現象是顯而易見的。
另外，還有政治因素。太祖開科取土時，建都于杭州的吳越政權和建都于金陵（今江蘇南京市）的南唐政權尚未歸附，而且前者占有今浙江及江蘇的西南部、福建東北部，后者占有今江蘇大部、安徽的中南部、江西全省及福建南部、廣西北部。南唐還自行開科取土，所以東南幾省的一般讀書人是不可能到汴京去應試的。到太宗朝，吳越納土，南唐被滅，但鑒于南唐君臣的荒誤國，南唐文人作品的浮艷輕靡，朝中大臣又往往看不起南方讀書人。直到真宗大中樣符八年（1015），擬在蔡齊（山東人）和蕭貫（江西人）兩人中挑選狀元之時，知樞密院事寇準還對真宗說，蕭貫是“南方下國之人，不宜魁多士”（見《續資治通鑒》卷三十二，總第713頁）。這種歧視南方士子的觀念，自然有利于河南、山東等地讀書人參與科舉競爭。
再者，北宋前期的元老重臣及操選政的大臣多為太祖、太宗從北周帶過來的北方人，而“糊名考核”的制度至淳化二年采納莆田人陳靖的建議方才確立（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十三，總第282頁）。即使糊了名，考官在感情上也不能說沒有傾向性，何況有22科并未糊名（見《文獻通考》卷三十二）。這方面也不利于南方士子。
再看南宋。
此時，淮河以北大片國土已為金人所有，南宋王朝偏安一隅，河南、河北、山東、山西、陜西等省都不在版圖之內，這些省份的舉子當然不可能到臨安來參加考試。由于都城在浙江省內，浙江人又得了地利，乃至人和。據《浙江通志》載，僅鄞縣（即今浙江鄞縣市）一縣考中進士的，嘉定七年（1214）那一榜有17人，十年（1217）那一榜有20人。到寶慶二年（1226）那一榜竟達37人。當時，北方人不能過江南下，南方不少省份又因兵荒馬亂，不便到臨安，好幾次考試時，應試者多為江蘇、浙江人（見《宋史·選舉志》）。鄞縣人讀書好學的多，所以每榜考上的進土都比較多。
具體說來，南來狀元地理分布如下：
浙江省20人：王十朋、王龍澤、王會龍、王佐、木待問、方山京、方逢辰、毛自知、劉章、劉渭、陳亮、張九成、周坦、徐儼、趙建大、姚穎、袁甫、留夢炎、傅行簡、詹?，占南宋狀元總人數的40.80％。
福建省13人：吳叔告、余復、陳文龍、陳誠之、鄒應龍、鄭僑、鄭性之、黃公度、黃定、黃樸、梁克家、曾從龍、蕭國梁，占26. 50％。
江蘇省5人：衛涇、阮登炳、李易、黃由、蔣重珍，占 10.20％。
江西省5人：文天祥、汪應辰、徐元杰、姚勉、張淵微，占10.20％。
安徽省3人：吳潛、張孝祥、周震炎。
四川省1人：趙逵。
湖南省1人：王容。
廣東省1人：張鎮孫。
這四省共6人，占12.24％。
南宋狀元分布情況最特別的省份是福建。它并不占地利，也許還占不到人和，但是狀元數大大超過了毗鄰浙江的江蘇、安徽和江西。人們說江蘇的蘇州為“狀元之鄉”，那是明清時代的情形。它在北宋沒出一個狀元，到了南宋也只有黃由和阮登炳為蘇州籍。兩宋合起來，狀元最多的省是浙江，共23人，占總數（112人，下同）的20.54％。其次是福建和河南，都是19名，各占16.96％。
再次是山東、江蘇、江西，都是10名，各占8.92％。
其余省份都較少。
若以現在的縣（市）為單位，那么出狀元最多的是4人，這樣的縣（市）有兩個：
福建莆田縣：吳叔告、陳文龍⑥、鄭僑、黃公度。
浙江衢縣市：毛自知、劉章、留夢炎、程宿。
出3個狀元的縣（市）有7個：
河南汝南縣：孫何、孫僅、孫暨（三人為同一家族）；
洛陽市：呂蒙正、安守亮、安德裕（二安為父子）；
睢縣：許安世、張去華、張師德（二 張為父子）。
浙江溫州市：木待問、周坦、趙建大；
鄞縣市：姚穎、袁甫、傅行簡。
福建閩候縣：許將、陳誠之、黃樸。
山東青州市：王曾、蘇德祥、張唐卿。
總之，在宋代，福建省的文化教育是比較突出的，因而除都城所在的兩個省份外，它出的狀元最多。
注釋
①陳堯咨的生卒年各有關記載均未明說，此為筆者據《東軒筆錄》卷三十四及《北宋經撫年表》第35頁有關記載推算出來的。
②《宋人傳記資料索引》第 2175頁指出其出卒年為“1058一—1084”，并說他卒于元豐七年（1084），年僅27歲。然而他奪魁于英宗治平四年（1067），照推則這年僅10歲，顯然不合清理。筆者以為“1058”，當為1048”之誤，相應的“27歲”亦改為“37歲”。
③《宋史》本傳作“孫唐卿”，該處《?？洝分赋?，《續長編》卷一一四、《通考》卷三二等作“張唐卿”，疑“孫”為“張”之誤?！吨袊膶W大辭典》亦作“張唐卿”，此從《?？洝放c《中國文學家大辭典》。
④狀元們的籍貫主要依據《宋史》、《宋人傳記資料索引》、《宋詩紀事》、《宋詞四考》、《宋人軼事匯編》、《宋朝事實類苑》、《中國歷史大辭典》（宋史卷）、《中國人名大辭典》、《中國文學家大辭典》等，少數依據地方志，不—一注明，以免繁瑣。
宋史文天祥傳范文2
向士璧字君玉，常州人。負才氣，精悍甚自好，紹定五年進士，累通判平江府，以臣僚言罷。起為淮西制置司參議官，又以監察卿史胡泓言罷。起知高郵軍，制置使丘崇又論罷。起知安慶府、知黃州，遷淮西提點刑獄兼知黃州。合州告急制置使馬光祖命士璧赴援數立奇功帝亦語群臣曰士璧不待朝命進師歸州且捐家貲百萬以供軍費其志足嘉。進秘閣修撰、樞密副都承旨，仍舊職。
開慶元年，涪州危，又命士璧往援，北兵夫江為營，長數十里，阻舟師不能進至浮橋。時朝廷自揚州移賈似道以樞密使宣撫六路，進駐峽州，檄士璧以軍事付呂文德，士璧不從，以計斷橋奏捷，具言方略。未幾，文德亦以捷聞。士璧還峽州，方懷傾奪之疑，尋辟為宣撫司參議官，遷湖南安撫副使兼知潭州，頃之，升湖南制置副使。大元將兀良合臺兵自交址北還，前鋒至城下，攻圍急，士璧極力守御，聞后隊且至，遣王鋪佑率五百人往覘之，以易正大監其軍，遇于南岳市，一戰有功，潭州圍遂解。事聞，賜金帶，令服系，進兵部侍郎兼轉運使，余依舊職。
似道入相，疾其功，非獨不加賞，反諷監察御史陳寅、侍御史孫附風一再劾罷之，送漳州居住。又稽守城時所用金谷，逮至行部責償。幕屬方元善者，極意逢迎似道意，士璧坐是死，復拘其妻安而征之。其后元善改知吉水縣，俄歸得狂疾，常呼士璧。時輔佑亦遠謫，及文天樣起兵召輔佑于謫所，則死矣。德祜元年三月，詔追復元官，仍還從官恩數，立廟潭州，明年正月，太府卿柳岳乞錄用其子孫，詔從之。（選自《宋史·向士璧傳》，略有刪節）
譯文：
向士璧字君玉，是常州人。恃才負氣，精明強悍，很是潔身自好，紹定五年考中進士，不斷升官至平江府通判，因為臣僚彈劾免職。后起用為淮西制置司參議官，又因為監察御史胡泓彈劾而免職。起用為高郵知軍，制置使丘崇又奏論將他免職。起用為安慶府知府、黃州知州，遷任淮西提點刑獄兼黃州知州。合州告急，制置使馬光祖命令向士璧前往支援，多次建立奇功。皇帝也對眾位大臣說：“向士璧不等朝命，就進軍歸州，并且捐出家財百萬來供給軍費，他的精神值得嘉獎?！鄙蚊亻w修撰、樞密副都承旨，仍擔任舊職。
宋史文天祥傳范文3
2015年高考文言文閱讀考查的考點和命題方式繼續保持穩定，然而并非無話可說。本文試從命題特點、命題存在的問題及其改進等方面做些評述和思考。
一、高考文言文命題特點
1．選材
今年高考文言文閱讀選用的材料嚴格遵循課程標準和考綱關于“淺易”的要求，文體以敘事類的史傳（包括正史和野史）最多，其次是敘議結合類的雜記、贈序和書信等，純粹論說類的材料較少。內容多突出忠孝節義廉等傳統道德、真善美的人物品質，所講之理深入淺出，關聯現實，注重對考生進行人生觀、價值觀的教育引導。人物方面，如新課標I卷中的孫傅忠誠愛國，正直無私，勇敢無畏；新課標Ⅱ卷中的來護兒志向遠大，文治武功，忠誠廉潔；安徽卷中的梁皙次淡泊寧靜，孤介自持，廉潔愛民；江蘇卷中的歐陽發篤志好禮，剛直不阿，治學嚴謹；等等。這些人物個性獨特，形象鮮明，有著非凡的人格魅力。說理方面，比如上海卷《靜者居記》一文先提出“靜系于人不系于居”的看法，然后直指心靈，提出“居仁而靜”這一核心觀點，有意針砭眼下浮躁之弊，給人恍然之感；再如浙江卷《太平州學記》一文借太平州學得以重建說明自古以來天下之治亂強弱、事業成敗皆系于人的道理，議論高遠，順勢而發，不由得人不信服。如果我們承認高考不僅是選拔性測試，也是日常教學的延續，是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試題所選之材就不可小視，課程的三維目標一個不少地要在試題中有所體現。
2．考點與設題
多年以來，文言文閱讀命題依據考試大綱，形成了相對穩定相對一致的考點和命題形式。盡管設題方式各卷并不相同，但對字詞、語句乃至文本的理解仍是關鍵。今年的新課標卷取消了對常見字詞的理解這一題型，但其實在翻譯題中有包含。概括分析類主客觀題型都有，一般都比較簡單，說是“概括”“分析”，往往就是內容對照，談不上細致的分析。其中設置的斷句與翻譯題也是著眼于對內容的淺層次的理解。對于文本的寫法、篇章結構的分析探討等考查點，除了上海卷比較看重外，浙江卷、湖南卷和北京卷等也有所涉及。而把對文本鑒賞能力的考查歸到古代詩歌試題中去似已成命題慣例。談到新意，去年大綱卷中出現的、今年出現在新課標卷中的古代文化常識解說題庶幾可言？這可能跟選修課程的推行有關。在課程標準中“選修課程”目下有“了解相關的中國古代文化常識，豐富傳統文化積累”這樣的要求。還有就是天津卷選用了三篇不同表達方式的非連續性文本，用比較閱讀的方式進行考查，對考生的綜合分析能力的要求更高。
二、文言文命題存在的問題及改進途徑
1．存在的問題
(1)節選和設題措辭不當，影響閱讀的整體認知和考查的信度。文言文文本由于試卷長度的限制，往往是原文本的節選。節選是否得當與設題是否合理，很能看出命題者的用心程度。一般來說，以刪去部分不影響學生對人物和事件的整體認知，不影響考生對文本的理解和對題目的判斷為底線。而事實上則不是這樣。新課標I卷的文言文本是《宋史·孫傅傳》的節選，對照原文可以看出，命題者有意刪去傳主孫傅面對強敵，一味迷信奇門六甲，有識之士向他提意見反遭其斥責等愚妄的一面，大概就是想塑造其忠誠愛國、一身正氣的形象，全然不顧作傳者的本意，給了考生片面的認知。有時一字之差，就歪曲了史實，比如原文在“兵敗退”前面有“京”字，說的是郭京的軍隊敗退，刪去以后的意思就變成了孫傅的軍隊敗退。同時，第6題的選項用語也是不夠嚴謹的。答案是C項，A項就是對的嗎？A項提到“孫傅入仕以后，積極向上建言。他擔任禮部員外郎，對尚書蔡僇縱論天下大事……”就令人生疑。原文是這樣的：“登進士第，中詞學兼茂科，為秘書省正字、校書郎、監察御史、禮部員外郎。時蔡僇為尚書，傅為言天下事……”也就是說他對尚書蔡僇縱論天下大事不一定在禮部員外郎任上，只不過節選時只留下“禮部員外郎”一職，“積極向上建言”這一斷言多少也有些不貼切。新課標Ⅱ卷中也有類似情況。比如“初讀《詩》，舍書嘆日：‘大丈夫在世，會為國滅賊以取功名！’”，“舍書嘆日”這一舉動就讓人摸不著頭腦，在前加上原文中的“至‘擊鼓其鏜，踴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才算合情合理。涉及斷句的那句“會周師定淮南所住白土村地居疆場數見軍旅護兒?？挥辛⒐γ炯伴_皇初宇文忻等鎮廣陵平陳之役護兒有功焉”頗令人費解，前面說多次見到軍隊“?？挥辛⒐γ尽保f明來護兒還是一個平民百姓，后面說“平陳之役護兒有功焉”就“進位上開府”，“進位”首先得有“位”吧，這不是蒙人么？“平陳”之前加上刪去的原文才合理：“并深相禮重。除大都督，領本鄉兵。破陳將曾永，以功授儀同三司……”如此錯謬，不一而足。這種文本節選不當的做法不僅破壞語境，而且反映了隨意竄改歷史的不良傳統；而歷史畢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尊重和敬畏應是從事文化教育的人不可含糊的態度。
(2)考點、題型的固化和命題的區塊化導致言文分離、文白相隔之弊?？键c、題型的固化直接影響的是日常教學中對課程目標的落實。課程標準關于必修課程“閱讀與鑒賞”的第8條規定：“學習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理解古代作品的內容價值，從中汲取民族智慧；用現代觀念審視作品，評價其積極意義與歷史局限。”第9條也指出：“閱讀淺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釋和工具書，理解詞句含義，讀懂文章內容。了解并梳理常見的文言實詞、文言虛詞、文言句式的意義或用法，注重閱讀實踐中舉一反三……”從言文結合的角度看，第8條側重“文”，第9條側重“言”。“言”是語言文字，是載體；“文”是內涵情感，是文學、文化，當然也包括文章。在命題的設置上，人們一般注重第9條的落實，因為命題相對容易且易于把握，并且理由充分：基礎教育重基礎，為學生將來的發展奠基。但他們似乎沒有認識到奠精神、文化之基對人的發展更為重要。這種傾向，表現在教學上就是“言”“文”分離，重“言”輕“文”，或者強調“言”“文”結合，落點在“言”。這樣，文言文教學的重點就是文言詞匯，翻譯準確、通順成了教學追求的最終目標。按照這樣推論下去，不屬淺易、內蘊豐富的文章諸如《滕王閣序》《逍遙游》《報任安書》等經典文本就沒有教學的必要了。另外，設題區塊化也是一個問題?，F代文和文言文涇渭分明，造成文白相隔，也引導教學中的文白分離。文白不能融通削弱了文言本體的價值，使得文言教學越發艱難。文白相隔與我們的觀念不無關系，普遍認為文言是源，現代白話是流。其實兩者都是流，都是歷史都是傳統。我們無法擺脫傳統，過去的都會成為傳統，正在使用的蘊含著顯現著傳統。我們的試題和教學人為地把兩者隔開了，把文言當古董，完全對象化，文言學習就喪失了在現實顯現其自身的主動建構的意義，以致老師教得辛苦，學生學得也辛苦。其實，“言”“文”是不可須臾分離的，文白是可以融通的，并且一直在遵循著語言自身的規律發展融通著。文言自有其本體價值，承載著太多的傳統文化密碼，是我們賴以存在的“家”?。∪欢鋬r值卻在以翻譯準確、通順為目標的功利性教學中完全被消解。怎一個“可惜”了得！
(3)教考分離的不合理性。有不少人認為，教什么考什么考查不出學生真實的語文能力水平，主張教考分離，考查學生的知識遷移能力。這是有一定道理的，多年來的命題思路也是這樣，除了名句默寫和部分虛詞考查之外，很少有試題顧及實際的教學內容的，但也帶來了一些問題。教材中選擇的文本基本都是經典之作，對經典的理解和賞析也能作為考生語文素養的體現，沒有理由一直回避，考考又何妨？只要出題角度獨特，立意新穎，也是能測量考生的語文能力和語文素養的。比如北京卷對課文《論語·侍坐》篇末文段的考查，就很有創意。試題提供兩種標點，要求考生說明兩種標點兩種解讀的不同之處，并辨別其優劣。這一試題突出了試題命制的開放性與探究性，很有啟發意義。試題選材刻意回避教材文本，命題不注重探究性與靈活性，所謂的高考“天天練”“限時練”就應運而生了，人為地加重了考生的負擔，其結果便是大量高分數低素養個體的涌現。
(4)人文性不彰，命題趨向功利化的實用主義。命題者往往會選擇一些人文性較強的材料，但并沒有設計出一些人文性很強的題，讓學生閱讀一下試題就說試題富有人文性其實是個誤解。如果說“人文”中的“人”指向對人的尊重，對獨立人格與思想的尊重，那么“文”字便指向文化，向文化致敬。我們傳統文化中的治學之道便是文史哲一體?，F實是我們的試題命制拋棄了文史哲一體的傳統，而與時事政治、道德教化聯姻。配合十后的反腐大勢，今年的文言文選材特別強調官德，煙火氣很濃。湖北卷的《贈郡侯郭文麓升副使序》一文談了為官清廉的道理，而湖南卷則選用張養浩的《三事忠告》中的二則《治官如治家》和《禁家人侵漁》，直指官員惰政和官員家人受賄的現實，讓人警醒之余不免感嘆：語文時事政治化了！語文考題不能矜持一點么！
(5)考查缺乏探究和批判的設計。中國的文化傳統綿延幾千年而不絕，自然有其獨特的價值，比如“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這樣的士大夫人格傳統，是我們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血脈，需要我們在浮躁的現實面前堅守和傳承。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中國有著長期的專制統治，一直以來思想被鉗制，精神被矮化。愚忠愚孝的奴性人格、三從四德之類的封建意識、重道德人情輕法治程序等不良傳統始終內在地影響著我們的文化。在怎樣對待傳統文化這一課題上，我們可能更多的不自覺地站在歷史的角度去感受、理解當時的人事，而忘記了站在今天的維度去分析、批判，然后才是汲取有益的成分。比如上文分析到的孫傅傳原文中有“傾心待之”“識者危之”等說法，從史家的春秋筆法的角度看，其中褒貶不言自明。此可謂選材不當，既已不當，不妨讓考生探究之或者批判之，比如同為大宋大臣，面對朝廷傾覆之危，孫傅擇死跟從，文天祥擇生抗爭：兩人不同的選擇體現了各自的價值觀，你怎么看？這樣的設計或許更有價值。再如，北京卷中的腹（黃享）在秦惠王因為人情赦免殺人的兒子的情況下，根據墨家私法（“墨者之法日：‘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殺了自己的兒子，這與現代司法精神相悖，屬于不經程序濫用私刑，不值得提倡，而出題者卻據此設題，要求考生“用兩個熟語（包括成語）描述”人物，而答案竟是：“大義滅親、鐵面無私。”其實，這則材料本來可以用來讓考生思考法與情、程序正義等話題，以考查考生作為現代公民的素養的，可惜命題者沒能有相應的考慮和設計。
2．考點和命題方式亟需改變
高考作為選拔性考試，考查的是考生的語文能力和語文素養。語文素養就其內涵而言，是可以涵蓋語文能力的。不可否認的是，語文素養相差很大但測試成績相差不大甚至顛倒的情況屢有發生。究其原因，與我們考試命題的僵化、低端化不無關系。
對照比較成熟的命題，我們會發現自身存在的問題和改進的空間，以下建議或許可以成為改進高考命題內容和方式的可能途徑：
(1)依據大語境設題，考查考生的整體閱讀能力。大至對文意的理解小至對字詞的理解，都離不開語境，設題語境的大小，可以看出命題者的視野寬窄和命題質量的優劣。對于文言知識的考查，命題者往往著眼于基于積累遷移的句中語境（小語境）的考查，而忽視上下文的大語境。在這方面，上海題頗有可觀之處。比如第16題的(2)要求寫出“其俗頗質”中“質”的意思，就要聯系后文的內容，“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鄴都雜俗，人多變詐”，從上下文不同民風的對照中可知，這里的“質”的意思應為“質樸、淳樸或淳厚”。
而要考查根據語境的整體閱讀能力，首先要求命題者能提供完整的語境，而不是任意地刪減、節選，給考生一個支離破碎或者扭曲的語境。
(2)依據課程性質設題，考查考生的綜合文化素養和實際應用能力。
語文課程性質的人文性著眼于提高人的文化素養，工具性著眼于實際應用能力。兩者的統一，首先在于言文并重，言是手段，文是目的，所謂“得意忘言”。其次是文白相融，不能圖區塊分明而人為隔離。臺灣學測國文試題可以給我們很好的啟示。比如2015年第17題：
下列各組“”內詞語，前后意義相同的選項是：
(A)阡陌“交通”，雞犬相聞／賈赦“交通”外官，依勢凌弱
(B)廉、恥，立人之“大節”／沈錬每日間與地方人等，講論忠孝“大節”及古來忠臣義士的故事
(C)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寺中若有此秘徑地道，敝寺“方丈”事先自會知照各派首領，怎能容這些邪魔外道從容脫身
此題為多選題，每個選項的前句為文言語句，后為白話語句。臺灣的學測國文試題十有八九是這種類型的題，可謂抓住了漢語的特質：文白的承續性、相融性、互參性。
依據課程性質設題，同時要克服刻意回避教材文本的傾向，而是能做到綜合、融通、提升，還要與喧囂的現實保持一定的距離，防止淪為純粹功利性的工具。
(3)依據選拔性功能設題，考查考生的評價能力。臺灣學測試題的設置比較簡單，有一半分值采用選擇題的形式，但考生如果沒有廣博的知識背景和深厚的傳統文化素養做支撐，是很難答對的，這也使得猜題押題沒有了市場。而大陸的則顯呆板化，考文化常識就考文化常識，注意到了文化的重要，考的卻是死的知識。比如，新課標I卷對“登進士第”“兵部”“廟號”“太子”的考查和新課標Ⅱ卷對“名字”“謚號”“嗣位”“闕”和“詣闕”的考查。更嚴重的是相對于其他學科，命制的高考語文試題的選拔性功能很弱，造成大多數考生的語文成績分差不大，打擊了學生學習語文的積極性。命制的試題除了缺乏深廣的背景和靈活性之外，還缺乏一定的深度，尤其缺乏對批判性思維的考查。
比較而言，臺灣學測國文試題這方面做得更好。2015年“文章分析”題選用臺灣各版高中國文教科書共同選文曹丕《典論·論文》中的一段（甲段），和高行健的《文學的理由》中的一段話（乙段）形成對照閱讀，要求：
（一）為何人可以透過書寫而不朽？請依據甲段文字，闡釋曹丕的看法。
（二）就“書寫對寫作者個人的價值和意義”這個議題，你認為曹丕、高行健的觀點是否相同？請依據甲、乙二段文字，說明你的看法。
上述試題文白對照，課內外結合，內涵可謂豐富。這樣的題目不僅考查了考生的文言文整體閱讀能力（而不著眼于一詞一句的意義）、思維的深度和思想的廣度，同時很好地考查了學生的語言表達能力，而不必像大陸高考命題那樣糾纏于大作文小作文的分類。
其實，在我們的課程標準中對文言文閱讀有“用現代觀念審視作品，評價其積極意義與歷史局限”的要求，考試大綱也有“鑒賞評價”的考點，而我們的試題命制則往往避重就輕，缺乏這方面有創意的設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