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心心相印折紙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心心相印折紙范文1
【關鍵詞】 腎移植;心理護理;干預性研究
腎移植已成為終末期腎病患者恢復健康和提高生活質量的最佳選擇。由于經濟水平的限制、腎源的短缺以及地區醫療水平的差異，接受腎移植手術后腎功能恢復進程、長期服用免疫抑制劑、昂貴的醫療費用，長期血液透析治療等均對患者的心理產生負性影響[1]。術前抑郁、焦慮等負性心理的發生率為68%[2]。近年來，我們對影響腎移植患者心理狀態的因素進行分析，做出相應的護理干預，幫助患者適應疾病過程，提高生活質量，取得一定成效，總結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2008年1月至2009年1月在本院全軍器官移植中心住院的腎臟移植手術患者173例作為研究對象，其中男108例，女65例;年齡18～61歲，平均年齡32歲。存在的負性心理問題：(1)恐懼：擔心手術風險、排斥反應及術后并發癥等;(2)焦慮：擔心治療的效果及經濟負擔;(3)悲觀：認為腎移植術未必能夠徹底解決生存問題和提高生活質量;(4)人際關系敏感：對醫療、護理及家庭支持程度感到不滿，表現為多疑、自卑、孤獨感，或對其親屬供腎者及家庭產生內疚、負罪感;(5)心理排斥：對移植器官有“異物”感。
1.2 心理干預措施
1.2.1 術前健康宣教：對患者進行自我介紹， 說明宣教目的，解答疑問，鼓勵患者表達感情。在了解患者經濟狀況、家庭狀況、文化程度基礎上，向患者介紹手術方式，手術醫生的情況，手術的簡要步驟、手術、麻醉方式、相關知識及配合要點;必要時請同病友現身說教，介紹自我護理的有關知識和基本技能，器官排異反應和感染的癥狀，預防感染和應對藥物的副反應，維持促進健康的行為[3]。促使患者能進行自我觀察和監測。
1.2.2 加強護理、家庭及社會支持：建立良好的護患關系，盡量與患者溝通，鼓勵安慰患者，了解患者最擔心、最需要解決的問題，盡力解決。鼓勵家屬、親友多探視，開導、支持患者，避免將家庭困難和矛盾直接暴露給患者，給患者以希望與信心;定期組織病友交流，由移植專家向患者講解移植方面的有關知識，通過健康教育減輕患者的焦慮和恐懼，使其了解腎移植;另一方面，爭取社會的支持，使患者術后可以參加工作及社交活動。
1.2.3 康復后心理指導：指導患者做好康復后角色轉換，盡早轉換患者角色到健康的換腎者角色，消除對疾病復發的不必要的擔心，提高心理素質，盡早重返工作崗位，一般腎移植手術后3～6個月的患者即可從事適當的體力勞動。
2 結果
手術后隨訪3～6個月，有患者均不同程度產生恐懼感，產生焦慮情緒128例，產生悲觀情緒77例，人際關系敏感35例，產生對移植器官有“異物”感45例。經心理干預后所有患者負性心理明顯改善，社會適應能力明顯加強。
3 討論
目前，腎移植患者作為一個不可忽視的社會群體，已經越來越受到大家的重視。我們通過分析影響腎移植患者負性心理的影響因素，有計劃、有目的地進行心理干預，改善患者的情緒，提高患者對疾病的認識，大多數的心理問題得到明顯減輕或解除。良好的心理護理有助于患者緩解壓力、保持樂觀，積極配合治療，有益于身心健康。因此優質的護理工作和受者良好的心理狀態是臨床腎移植成功的重要保障。
腎移植患者的負性心理影響因素主要有：患者的文化修養、年齡、家庭經濟狀況、社會經歷、疾病嚴重程度等因素。(1)文化背景及程度：宗教信仰及風俗習慣的不同及文化氛圍的陌生感會大大提高心理問題的發生率。楊淑玲等[4]在探討腎移植患者的多元文化護理時發現，同文化組的患者孤獨和陌生感發生率(0.4%)比跨文化組的孤獨和陌生感發生率(72.2%)要低的多。(2)年齡：在移植領域，一般將50歲以上者稱為高齡。李玲等[5]發現，高齡腎移植患者術前的焦慮癥和抑郁癥患病率顯著高于非高齡組(p<0.01)。(3)家庭狀況及經濟條件：腎移植手術費用較高，加上術前透析及術后服用免疫抑制劑的費用，這給很多患者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經濟條件是影響術后心理狀態的一個重要因素。患者家屬的狀況也會影響患者心理狀態[6]。(4)移植本身：移植腎功能能否順利恢復對患者的心理有著重要的影響。王靜新等[7]調查顯示，移植腎功能喪失的患者中100.0%存在焦慮，77.8%存在抑郁;腎功能恢復順利的患者中28.7%存在焦慮，28.6%存在抑郁。因此，提高腎移植手術的成功率是改善患者心理狀態的有效途徑。(5)環境因素：患者術后在封閉式隔離病房，雖然減少了感染機會，增加了安靜氣氛，但也帶來了社交隔離和感情的剝奪[8]。護理人員與患者缺少交流，易使其產生孤獨、恐懼等負性心理，產生一些不適反應，表現出失眠、食欲不振等癥狀[9]。
我們采取多種方式(安慰、交流、健康宣教)調整患者情緒，從而減輕患者的負性心理。本結果表明：通過進行術前宣教和心理疏導，讓患者了解腎移植相關知識有利于患者的康復和自我健康檢測，使患者早日融入社會[10]。護理人員應根據腎移植患者的不同時期、不同個體的心理活動特點及病情，給予針對性的心理干預，使患者早日康復，提高生活質量。
【參考文獻】
1 葉啟榮.腎移植患者健康教育模式探討.現代護理，2003，85：809810.
2 曹曼林，程安龍.腎移植患者術前心理狀況及術后心理干預.中國臨床康復，2004，8：2953.
3 張慶，李留洋，李力任，等.腎移植患者的自測健康影響因素研究.中國全科學醫學，2006，9：16021604.
4 楊淑玲，徐莉，趙代紅.移植患者的多元文化護理.山西護理雜志，1997，11：111112.
5 李玲，劉慧玲，謝翠媚.高齡腎移植圍手術期患者心理障礙特點.廣東醫學，2005，1：134135.
6 段秀英，李曉娟，李麗紅，等.腎移植病人親屬心理狀態分析.中華護理雜志，2008，43：280282.
7 王靜新，葉桂榮.腎移植受者手術前、后心理狀態調查分析及對策.實用護理雜志，2001，17：4748.
8 羅艷華.60例社區腎移植患者心理健康狀況與社會支持相關性研究.中華護理雜志，2005，40：169171.
心心相印折紙范文2
關鍵詞 傳媒從業者 流動 市場化
中圖分類號G214 文獻標識碼A
作者簡介 中國勞動關系學院文化傳播學院講師，北京100000
我國傳媒產業正處于“雙重轉型階段”，即體制轉軌和媒體轉型，所謂體制轉軌，即從計劃經濟時代的大一統的事業體制，市場經濟起步階段的“事業性質、企業化管理”，向逐漸成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要求的政企分離的雙軌制轉變；媒體轉型是依托數字技術的推進，在多媒體融合的大平臺上，從傳統的廣播、電視、報刊、網絡等單一媒體向多媒體轉型。隨著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傳媒市場化浪潮，曾經作為事業單位甚至享受機關穩定待遇的新聞從業人員的流動越來越常態化，媒體單位已經不再是計劃經濟時代的“鐵飯碗”，新聞從業者的觀念也產生了急劇的變化。
近年來隨著文化產業振興戰略的實施，傳媒人才的需求不斷上升，對傳媒人才的需求在市場化環境中得到釋放。
由于高等教育的逐漸普及、新聞和相關專業畢業生的供大于求以及應屆生培訓成本高等原因，越來越多的媒體已經不再招聘應屆畢業生，轉而直接聘用有工作經驗的傳媒人，媒體單位不再承擔人才培養的責任。以北京為例，2001年創刊的《京華時報》，吸收了北京、廣州、西安、四川等地的一大批報業人才加盟，《北京晨報》、《北京青年報》、《南方都市報》以及中央級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均有人流向《京華時報》；2003年《新京報》在北京創刊時，當時在京城已嶄露頭角的《京華時報》竟有十數記者前往；《法制晚報》創刊時，在京城其他媒體的記者中也曾引起過騷動。在這兩份報紙創刊期間，有媒體的采編人員流動率竟然超過了30％，據2011年《中國調查記者行業生態報告》顯示，40％的調查記者不打算繼續從事調查性報道想跳槽；傳媒產業的迅速發展導致各類新辦媒體層出不窮，新辦媒體無法完全依靠缺乏經驗的應屆畢業生來發展，如2011年2月新浪浙江站在招聘人員時幾乎對所有職位都有1-5年以上從業經驗的要求，這必然帶來傳媒行業人員流動的加劇。
那么，當前新聞記者隊伍流動性究竟如何?哪些因素影響了新聞從業者的流動性?2010年10月8日－11月2日，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對中國大陸主流媒體的從業者，進行了一項調查，本文基于這次調查的相關結論來分析傳媒從業者職業流動的現狀及其影響因素。
一、研究方法
首先，本次調查選擇了北京、上海、廣州、成都、重慶五個中國特大型城市的媒體進行抽樣調查。一是這五個城市代表中國的東南西北四個區域，分別是四個區域的中心城市。
北京在北方，上海在東部，廣州在南部，成都、重慶在西部；二是這五座城市代表中國文化、經濟、區域發展的趨勢。北京是首都，是中國的文化和政治中心，同時是中央級媒體的所在地。上海是中國的經濟中心，是中國最大的城市，廣州是中國南方的文化、經濟、政治中心，中國最活躍的媒體大都出自該市，北京、上海、廣東三地的廣告額占全國廣告額一半左右。成都是中國西部的文化中心，是中國都市報和中國第一家媒體上市公司的誕生地，重慶是中國西部的經濟中心和西部最大城市，是中國第四個直轄市。
其次，對五個城市的報紙、電視、新聞網站、新聞雜志進行抽樣。
在報紙方面，對五個城市的都市類報紙和黨報都進行抽樣，但有所偏重。廣州的報紙是中國最發達的，還對該市市場化程度高的專門化報紙做了調查，北京有中國最多的行業類報紙，對北京該類報紙進行了抽樣；在電視方面，主要對北京和廣州的電視臺進行了調查，包括北京的中央電視臺和北京電視臺以及廣州的南方電視臺；在雜志方面，中國有影響力的新聞雜志都分布在北京、廣州和上海，本次的雜志調查也只在這三地進行抽樣；在新聞廣播方面，有全國影響的新聞廣播電臺主要在北京，故只在北京進行抽樣；新聞網站選擇了中國最大的商業新聞網站新浪和地方政府投資較大的重慶華龍網進行調查。
第三，對于選擇的新聞媒體進行整群抽樣(cluster sampling)。也就是對于一家媒體的一個部門全體從業者進行問卷訪問，這樣為避免某一個部門人員上班時間不同而漏填造成樣本偏差(如白天調查會漏掉夜班編輯)。
第四，本次調查共發放問卷1500份，回收有效問卷1309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87.27％，問卷由訪員當面發放，自填密封后再由訪員回收，調查數據采用SPSS軟件包進行統計分析。
二、當前新聞從業者流動現狀
本調查關于新聞從業者職業流動的變量主要有三個：工作過的媒體數、新聞從業年限和重新擇業意向，本文主要從這三方面來評價當前新聞從業者流動性的現狀。
本次調查發現大多數從業者的工作年限在10年以內(占71.7％)，約1／3的被調查者從業5年及5年以下(占38.6％)。計劃經濟時期新聞工作者在一個單位工作二三十年甚至一輩子比較常見，而本次調查調查發現在一家媒體從業20年以上的新聞工作者很少(僅占8.41％)，而新聞網站從業者的流動性更加突出，5年及5年以下從業者比例達到76.3％(表1)，當然新聞網站從業者工作年限短與網站是一種新媒體有關。
將從業年限賦值，大致得到新聞從業人員的平均年資同為8.66年(N=1304)，不同媒介從業者新聞職業從業年限存在較大差異，報社從業人員平均年資8.68年(N=726)，電視臺和電臺從業人員年資相對較長，分別為9.75年(N=268)和9.65年(N=126)，而網站從業人員年資最短，僅為4.35年(N=80)；如果縱向比較，中國大陸新聞工作者從事新聞工作的年資縮短了，從業者職業流動增強了。由于媒介市場化剛剛起步，二十世紀末兩次調查均顯示我國大陸新聞從業者年資較長，1997年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的全國新聞工作者調查顯示我國新聞工作者從事新聞工作的總體平均年資為12年，其中，從事新聞工作11年以上的資深人士占現職新聞工作者總數的48.4％(N=1649)；2002年調查顯示，上海新聞從業者從事新聞工作的平均年限為10年。隨著傳媒市場化的發展和市場類媒體的興起，一方面一大批新人加入新聞媒體，另一方面，傳媒從業者和其他行業之間的流動性增強，從而傳媒從業者平均從業年限越來越短，傳媒從業者流動性增強。
本次調查顯示，將近一半(46.9％)的新聞從業
者至少在兩家或者兩家以上的媒體(包括現工作媒體)工作過，換句話說，近一半的新聞從業者有過跳槽經歷。
從不同媒介來看，報紙、電臺和電視臺等傳統媒體從業者流動性較小，超過一半的被調查者只在一家媒體工作過，而雜志和網站的從業者流動性較大(表2)。雖然幾種媒介中網站從業人員從業年限最短，但仍然有超過一半的從業者在兩家或兩家以上網站工作過，可見網絡新媒體從業者的流動性最強。
再看被調查的新聞從業者重新擇業方向，只有37.2％的被調查者表示重新選擇仍會從事傳媒業，但明確表示不會選擇傳媒業的也僅占15.2％，而超過四成(43.47％)的受訪者回答“不好說”，這說明新聞從業者對職業的忠誠還處于比較模糊的狀態，與歷次調查相比，這種對新聞職業未來的堅持在下降。
2002-2003年在全國八個城市進行的新聞從業者的隨機抽樣調查顯示有72.8％的受訪者認為自己5年以后還會繼續從事新聞工作；類似的，2002-2003年在杭州的新聞工作者問卷調查顯示，72.4％的受調查者表示五年后愿意從事新聞工作，除了職業忠誠度可能的下降，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傳媒從業者擇業的市場化。
另外，本次調查中超過四成的“說不清”，說明當前轉型期的新聞從業者對未來迷茫、矛盾的心態。不同媒體從業者對重新擇業問題的回答有顯著性差異，電臺從業者有一半比例表示愿意繼續從事新聞業，而新聞網站和雜志卻分別只有26.9％和29.6％的人表示愿意(表3)，調查顯示，電臺從業者繼續從事新聞業的意愿最高、網站從業者的意愿最低。
從未來就業意向看，電臺員工的忠誠度最高，有一半的員工表示如果重新擇業，還會選擇選擇新聞業。
三、不同新聞從業者流動性的差異分析
新聞從業者的身份、所在單位的性質、性別、職務等因素與其流動性緊密相關。
與新聞從業者流動性聯系的首要因素是從業者的“身份”。在傳媒市場化之前進入媒體工作的從業者，多屬傳統事業編制，但新聞單位的“鐵飯碗”正在被打破，越來越多的新聞單位，尤其是都市類媒體、新媒體均逐步引入競爭機制，在用人上實行聘用制，進入媒體較晚的從業者多屬聘用制，目前媒體通行的用人體制實行“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本次調查發現，聘任制成為新聞單位用人主流體制，占被調查對象的六成。在新舊用人制度并存的情況下，事業編制身份的從業者往往比聘用制從業者擁有更優越的福利、待遇和保障，在同一家媒體同一職位的員工，事業編制員工往往比聘用制員工月薪高兩三千元；另外，由于聘用制員工不屬于鐵飯碗，員工職業流動程序也更方便，因此聘用制身份人員的流動性明顯高于事業單位編制人員。本次調查也顯示，三分之二的事業編制人員只在一家媒體工作過，而在聘任制人員中這一比例僅為44.1％；在兩家或者以上媒體中工作過的人員比例，事業編制人員中只有三分之一，而聘任制人員中有一半以上比例(表4)。
本次調查發現，工作時間越短的員工中聘用制身份的越多，而工作時間越長，則事業編制從業者的比例越高(表5)。從業者事業編制者多是傳統計劃經濟下媒體的用人制度，事業編制新聞工作者從業年限相對較長，這一方面因為事業編制的從業者相對穩定舒適，不愿流動，另一方面，事業編制是計劃經濟時代的傳媒用人機制，這就自然導致事業編制從業者的從業年限長于聘用制員工。聘用制是一種市場化用人方式，從業者與媒體是一種合同關系，而事業編制是一種事業單位身份，等同于政府公務員的待遇，從本次調查可以看出，中國新聞從業者的身份正在處于從事業單位編制向市場聘用制的轉變過程中。
通過加權計算，有正式事業編制員工從業年限平均為11.28年，而聘用制員工從業年限平均為6.95年，T檢驗顯示，事業編制員工從業年限顯著長于聘用制員工(t=14.10，p
其次，從業者所在媒介單位屬性顯著影響了其流動性。媒體性質不同，從業年資具有明顯差異，黨報／臺作為黨和政府的喉舌，在傳媒體制改革中作為公益性事業來對待，其從業者具有更高的社會地位，也能獲得更多的資源和更好的待遇，而都市類媒體以市場為導向，經營性產業成分更多，其用人機制相對靈活，因此黨報／臺員工比都市類媒體員工更具穩定性。本次調查顯示黨報／臺新聞從業人員的新聞年資平均為10.01年(N=564)，而都市類媒體從業人員平均年資為7.83年(N=463)，另外，行業類媒體從業人員的平均年資為7.98年(N=161)，新媒體從業人員平均年資僅4.09年(N=66)；黨報／臺從業人員不但從業年限長于都市類媒體員工，且超過六成(60.82％)的黨報／臺新聞從業者一直只在一家媒介工作過，而只有45.79％的都市類媒體從業者只在一家媒介工作過。
實際上，從業者的身份和所在媒介的屬性是密切相關的，如果將從業人員身份和媒體性質進行交互分析，可以明顯發現黨報／臺的員工大多有正式編制，占52.7％，而都市類媒體員工則以聘用制為主，占68％(表6)。因此從業者的身份和單位性質交互影響了其職業流動性。
另外，傳媒從業者所在單位的待遇影響了其流動性。本次調查雖然沒有涉及工資收入等經濟待遇，但調查中涉及的簽訂勞動合同與否顯著影響其流動性。與單位簽訂勞動合同的員工忠誠度明顯高于未與單位簽訂勞動合同的員工。與單位簽有勞動合同的員工只在一家媒介工作過的占53.95％，即僅有46.15％的員工有過跳槽經歷，而未與單位簽勞動合同的員工跳槽率(在2家或2家以上媒體工作過的比例)高達62.30％。
再次，本次調查發現從業者職務與其流動性具有明顯相關，職務越高的從業者工作過的媒體也越多。本次調查的7位媒體老總均在2家以上媒體工作過，即均有職業流動經歷，媒體從業人員的年資和職務呈正相關，即職務越高其從業年資越長，基層員工的平均新聞年資為7.61年(N=1034)、部室主任為12.90年(N=228)、媒體老總則達到18年(N=8)，從業年資越長其工作的媒體一般就會更多。但另一方面，從未來職業意向看，職務越高者越不傾向于再流動，調查的7位媒體老總中4位表示，如果重新選擇職業還會選擇新聞業，而基層員工的這一比例僅為38.31％，這表明，較高職務的新聞從業者往往通過較長年資、職業流動等經歷來積累的，當他們獲得較高職務后，便不太愿意流動了。
最后，由于生理特征、家庭特征和社會因素的差異，性別對職業流動有顯著影響，女性較男性傾
向于穩定。本次調查顯示，男性從業者平均在1.80個新聞媒體工作過，而女性從業者平均在1.67個媒體工作過，T檢驗顯示，兩者具有顯著差異(p
四、結論和討論
新聞從業者是新聞單位的核心，穩定、高素質從業者對一個單位的持續發展至關重要。通過本文分析可見，我國新聞從業者的職業流動性呈逐漸增強的趨勢，并且在重新選擇職業意向上再選新聞業的比重也在下降，隨著傳媒市場化的深入，可以預見，未來新聞從業者的流動性將會進一步增強。
對任何行業而言，規范、有序的人才流動能促進行業的健康發展，只有流動才有活力，所謂“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就是這個道理。對于新聞工作者個人而言，流動能幫助其找到適合自己的傳媒單位，從而最大可能的發揮自己的潛力，對于傳媒業來說，新聞從業者的適度流動有助于媒體建立靈活的用人體制，加強了媒介從業者的競爭意識、市場意識，不同媒介從業人員的相互流動也有助于不同媒介間取長補短、相互學習，特別是隨著不同媒介界限的模糊化，跨媒介、跨地區和跨行業成為中國媒介發展的方向，不同媒介從業者的相互流動給媒介業帶來新鮮血液，有利于媒介之間的有序競爭，也最終促進媒介市場化的建立。
但傳媒從業者過度、無序流動也會帶來一些弊端。首先，媒介從業者流動過于頻繁會影響媒介單位的穩定和可持續發展，也使員工缺乏歸屬感，一位報社記者稱，許多記者在各家報紙間跳來跳去，“沒有根的感覺”，“沒有時間思考”，“沒有職業的榮譽感”，“只是謀生的職業，而不是什么新聞理想”；其次，有些競爭白熱化的同城媒介互挖墻腳不利于媒介間的有序競爭和良好合作。一些經常跳槽的“漂記”身在曹營心在漢，工作時心不在焉，反正不行就走，不利于媒體的發展，傳媒人的頻繁流動加重了本來就存在的報刊同質化問題，過度流動也讓媒體都不愿培養人才而傾向于挖人，因為培養人才要承擔被挖的風險，長期以引進代替培養往往會“引進女婿氣跑兒”，引起員工的不滿；再次，不理性流動不利于傳媒人個人的發展。媒介從業者跳槽到了另一家媒體經?！八敛环保恍I記者、編輯被挖去搞管理，是對專業人才的極大浪費并且效果不好，以傳媒“川軍”外流為例，2002年原成都《蜀報》、《商務早報》部分記者投奔《21世紀經濟報道》后，呆了不到兩月，就被悉數淘汰出局，一些曾在昆明、福建、廣州等地媒體擔任領導職務的四川記者也紛紛打道回府，“寧為雞頭，不為牛后”、傳媒人“文而優則仕”的現象往往影響了傳媒人的發展，優秀的采編人員并不一定適合做管理工作；最后，一些媒介從業者在不同行業間跳來跳去，將新聞行業看作是吃青春飯的行業。本次調查中有被訪者表示新聞從業者在年輕的時候是個不錯的選擇，幾年后會重新考慮職業前景，本調查顯示，新聞從業年資平均8.66年，這種情況不利于資深新聞人的培養，對比美國的新聞同行，從業年限長的資深新聞工作者很多，如美國著名電視主播丹?拉瑟直到74歲才告別他服務了44年的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新聞部。
要規范傳媒從業者適度、有序的流動，首先要建立優勝劣汰的市場化用人機制。從前述分析可以看出，從業者的身份顯著影響了其流動性，表面上看這是身份造成的差異，而背后則是這種身份差異帶來的薪酬、待遇和地位的差距。這是我國傳媒業發展特定歷史階段所決定的，當務之急是逐漸加強人事制度改革，打破鐵飯碗，打破因身份差異，建立起按勞分配的機制，減小因身份差異帶來的流動；其次，相關部門要創造有利于媒介從業者有序流動的體制。在新聞人才的培養責任和償付、人才流動與保障媒體工作相對穩定、流動人才的社會保障，以及媒體宏觀的新聞人才調配等等方面，現在各個媒體均有自己的政策，相互間矛盾甚至對立，缺少新聞傳播行業整體性的人才流動的制度空間，這亟需建立有利于媒介從業者合理流動的配套機制，特別是成熟的傳媒人力資源市場的建立；第三，媒介要加強企業文化建設和員工培養，真正做到事業留人、感情留人。媒介單位要為其員工創造充分發揮個人才干的平臺，注重對自己員工的教育和培訓，如果各個媒體都想搶現成的熟手而不愿意培養記者編輯，這將扼殺傳媒人才的成長環境。當前，過度追求市場占有率、吸引眼球的媒體競爭打亂了市場秩序，有的報社記者感覺像是“寫稿機器”，嚴格的績效考評體系逼得記者無法做深入報道?，F在的很多傳媒重用人輕育人，據調查，近90％的新聞從業人員“從未有”或“極少有”脫產進修的機會，近一半左右的人“從未有”或“極少有”聆聽專家學者講座的機會，而在對青年傳媒人的一項調查中也發現，如在進修、提職、加薪三者中只選一個的話，50％的被訪者選擇了進修。所以，建立合理、透明的績效考核辦法，制定切實可行的傳媒人才培訓制度，加強自身企業文化建設，提高員工的歸屬感，是我國傳媒積累高素質人才、讓傳媒走可持續發展之路的唯一辦法。
參考文獻
[1]林暉：《“雙重轉型”態勢下中國傳媒業發展戰略》，《新聞記者》，2009年，第8期
[2]佚名：《人才流動的驛站?記者紛紛跳槽為哪般》，《招商周刊》，2004年，第48期
[3]周凱：《首發四成調查記者計劃轉行》，《中國青年報》，2011年6月14日，第3版
[4]《新浪浙江站誠聘英才》，引自新浪城市，
[5]全國主流媒體的從業者對整個中國新聞從業者有示范性意義，他們是當前中國最有影響力的、最活躍的、也是代表下一步中國新聞業走向的從業者群體。
[6]這種賦值的標準是：從業年限5年或5年以下記作5年，6-10年記作8年，11-15年記作13年，15-20年記作17年，20年以上記作20年。
[7]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中國新聞工作者的職業意識與道德》，《新聞記者》，1998年，第3期
[8]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中國新聞工作者的職業意識與道德》，《新聞記者》，1998年，第3期
[9]吳飛：《新聞專業主義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374頁
[10]陸曄：《社會控制與自主性――新聞從業者工作滿意度與角色沖突分析》，《現代傳播》，2004年，第6期
[11]吳飛：《新聞專業主義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376頁
[12]包麗敏：《報人“轉會”》，《中國青年報》2005年8月31日
心心相印折紙范文3
由于在“不對稱信息”市場研究方面的開創性貢獻，美國經濟學家阿克洛夫、斯賓塞和斯蒂格里茨成為2001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這也是自1994年以來，信息經濟學家第三次榮獲該獎。信息不對稱現象在世界普遍存在，在現代金融領域更為突出，在發展中國家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中尤為嚴重。在我國的銀行信貸市場中，信息不對稱先是導致巨額不良資產，后來缺乏信息的銀行一方實行了嚴格的信貸配給，又導致出現了所謂的“惜貸”現象。面臨金融全球化的挑戰，銀行體系如何解決好信息不對稱問題，從根本上防范信貸風險，既為經濟增長提供足夠的信貸支持，又保持自身穩健運行，不僅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搞好金融改革和發展的關鍵，而且對于鞏固和增強國內外對中國金融體系乃至整個經濟的信心，也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
一、我國信貸風險形成中的信息不對稱因素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同時，金融業又是一個特殊的高風險行業。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認為，我國現在的金融體系相當脆弱，最脆弱的地方是銀行體系，不良資產數量很大，已成為社會穩定的隱患。針對我國銀行不良資產數額巨大的問題，經濟學界的一般的解釋是成因復雜，主要是體制問題。筆者認為，體制問題固然是不良資產產生的重要原因，但是信息不對稱才是我國銀行信貸風險產生的深層次原因。
銀行正常運行時，可以將擁有富余儲蓄的人的資金導向需要資金進行生產性投資的人，從而對經濟增長起到重要的基礎性作用。銀行圓滿完成這項工作的主要障礙是信息不對稱。由于銀行信貸交易存在跨時風險，因此具有天然的脆弱性。這種天然的脆弱性不僅是因為當前處理的資金的未來支付與預期有關，而且也與對交易對手的逆向選擇及其承擔的道德風險存在信息不充分和信息不對稱有關。銀行信貸風險分如下三種：
第一，銀行與企業之外的環境風險。這種風險超出銀行的控制范圍，即使對于最安全型的借款人而言，這種不確定性依然存在。
第二，企業與銀行之間信息不對稱帶來的風險。一是銀行對不具備履約能力的借款者的風險和質量類型做出錯誤的判斷，即逆向選擇；二是有能力履約的借款人故意毀約的風險，即道德風險。信息不對稱對銀行、企業交易行為的不利影響，在每一種經濟體制中都存在。但是西方發達國家銀行在長達數百年的發展過程中已經形成了一套較為有效的解決辦法，如利用同業的信息共享來查詢，采用專業的信用評級機構對企業的資信進行評級等，努力減輕這方面的負面影響。而我國由于社會信用管理體系尚未建立，銀行管理簡單粗放，導致企業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這兩個問題長期困擾我們，一直未能很好得到解決。由于銀行無法克服銀企信息不對稱的障礙，也就導致了不良貸款產生的必然性。
第三，銀行內部風險，即總行與分支行在信貸管理中存在信息不對稱導致的“委托—問題”。針對一筆新增不良貸款，總行難以區分不良貸款是由分支銀行草率行事甚至是尋租行為造成的，還是由于客觀因素造成的?？傂凶鳛槲腥?，期望付出既定的工資且只愿承擔最小化的風險，是風險規避者。分支行是對信貸風險負有責任的人，它往往表現為風險中立者。分支銀行的效用函數為：A=A(e，r)，其中e表示分支行在信貸過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包括收集信息，認真審貸，并嚴格監控企業的貸款使用情況等。e和A正相關，因為分支行領導可以通過努力工作獲得工資收入且尋求進一步升遷的機會。r表示分支行所能支配的信貸資源的數量。r和A存在高度正相關的關系，因為分支行領導可以從支配更大的資源中獲得成就感或獲得更多的尋租機會和數量更大的租金。目前，銀行系統一般采取定額薪酬，導致嚴重的激勵不足，分支行在審貸和監控貸款的工作中的努力程度相對有限，也沒有足夠的動機在風險控制中投入更多的成本，包括發展適宜本機構的風險決策、控制模型、高薪雇傭專業人才以及對職員培訓采取嚴格的態度。而且，由于實行了貸款責任終身制，信貸人員不愿承擔責任而選擇避險的“惜貸”策略，形成信貸市場的異常性收縮。信貸交易的內部性問題具有普遍性和周期性，但我國這個問題特別突出且有上升的趨勢。這主要因為信用觀念的缺失、金融體系演進的特性和激勵約束機制不健全造成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不斷上升，成為新增不良資產的根源之一。
一般而言，銀行的努力只能使后兩種風險降低。銀行可以通過加強客戶識別和嚴格監管等信息方面的努力，也可以通過信貸合約和機制設計等激勵手段來降低風險。
二、關于銀行降低信息不對稱的對策建議
1．完善銀行內部信貸運行管理機制，減少內部信息不對稱
第一，設置合理的組織機構，健全內部控制機制。包括建立部門獨立、業務分離、權力制衡的內部組織管理體系；建立以業務操作規程為基礎、崗位獨立、人員分工、職責分明的業務操作制度；建立以審批權限為核心的法人授權授信制度；建立嚴密、有權威的內部監督制度；建立完備的激勵約束機制和以提高職員素質敬業精神為核心的人事管理制度。
第二，加大技術支持力度，充分運用先進工具。一是運用科學的、以數據統計為基礎建立起的系統和工具，包括貸款決策系統，五級貸款分類、行業信用風險評級、抵押價值評估、貸后管理預警系統和信貸組合管理系統等，將貸前的評審、貸中的管理和貸后的監測考核有機結合起來，提高項目的評價和選擇、動態監控和內部風險管理水平。二是建立銀行內部系統，實現信息的快速流動。如工商銀行在2001年運用信貸管理綜合系統等先進的科技手段，由總行對一級、二級分行的主要業務實行直接監控，充分發揮總行信貸監測控制中心功能，進一步完善加強了風險監測和快速反應機制，逐戶逐筆監控信貸投放，每旬通報信貸資產質量狀況。借鑒央行監管模式，建立內部警告、整改、停牌、市場禁人和責令退出制度，增強了總行對全系統的監控能力，2001年末新增貸款不良率僅為0．17％，信貸資產質量較上年明顯好轉。
2．創建新型銀企關系，努力減少信息不對稱帶來的障礙
第一，銀企之間要建立良好而持久的合作關系。銀行和企業作為信用鏈的重要節點，只有相互依存，互惠互利，才能鞏固各自的長期利益，這一點必須成為雙方的共識。銀行可以向重要企業的董事會中派駐代表，以更好地了解企業的財務狀況、現金來往及管理層對未來經營的判斷等，搜集企業全方位信息，為銀行決策提供依據。同時，通過提供理財服務，協助客戶進行債務的重組、融資的規劃，解決客戶實際困難，改善與企業的關系，提高企業還款的主動性。
第二，要設計信貸合約，形成激勵作用。銀行應逐漸減少格式文本的使用，而使用框架文本，根據不同風險的客戶，與企業談判確定不同利率和擔保條件組合的信貸合約，以激勵企業按期還款。
第三，要提高監管質量，實現預警功能。充分利用銀行信貸登記咨詢系統，監控借款人的所有借貸行為，防止出現借款人利用銀行間信息傳遞不暢的缺陷，通過多方借款實現循環質押和循環貸款。密切了解企業經營狀況、貸款物質保證及各項指標完成情況，及時發現信貸資產質量轉劣的苗頭，并有針對性地采取有效措施。
3．加強同業溝通，共同防范信息不對稱
第一，互通信息，協調行動。同業之間應建立通暢的信息溝通渠道，做到客戶信用等級等信息資源共享，預防和減少有嚴重道德風險傾向的不良客戶利用銀行間的業務競爭而重復借貸或多頭騙取銀行資金現象的發生。同時，對不良客戶實施“黑名單”制度，統一制裁。
第二，積極推廣銀團貸款模式。銀團貸款是當今國際信貸業務的通行做法，由于貸款風險是由各貸款參加行按照份額承擔，分散了銀行的風險。而且，多家銀行會根據各自得到的不同信息對項目進行判斷，導致壞項目不容易獲得貸款或貸款后被及時中止，從客觀上減少了信息不對稱，有利于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減少不良資款，具有不可比擬的優勢。而目前我國一個很普遍的現象是，銀行對于一個項目或一筆貸款，要么全部承貸，要么不貸。而且，即使一個項目由多家銀行提供貸款；通常也是各簽各的合同，互不相干。各家銀行為了爭奪優質客戶常陷入無序競爭中，紛紛對大企業提供綜合授信和巨額貸款，從“惜貸”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形成了“局部的信用膨脹”，實質上又加大了信息不對稱，對銀行信貸資產質量構成了新的威脅。因此，對切實防范風險，必須加強同業間的合作，按照風險分散化的謹慎原則采用銀團貸款模式。
三、相關問題
信用制度及社會信用管理體系是現代生活的基礎，銀行機制是否能順利運行最終依賴于社會信用管理體系的完備程度，而完善社會信用管理體系，是政府責無旁貸的任務。
第一，樹立正確的輿論導向，培育社會信用意識。加強宣傳和信息披露，形成全社會講信用、守信用、重信用的輿論環境。
第二，盡快建立完善社會信用管理體系，即法律制度體系、市場監督體系和信用評價體系。
第三，建立信用擔保體系，借助專業擔保公司實現企業信用提級，減少銀行信貸風險，促進信貸交易形成。
參考文獻：
[1]張維迎．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M]．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于爾根·艾希貝格爾，伊恩·哈珀．金融經濟學[M]．成都：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0．
[3]駱玉鼎．信用經濟中的金融控制[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0．
心心相印折紙范文4
【關鍵詞】 音樂語言治療；戒毒者；負性情緒；心理；行為
Effect of Language and Music Psychological Therapy on Negative Emotions and Behavior Correct Effecacy. Zhang Jinxiang, Zhai Ailing, Wang Yong, et al. Jining Mental Hospital, Jining 272051, P.R.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ngst depressed and harmful active correct effect of music language psychology therapy to detoxificatee. Methods Sixty detoxificatee were divided randomly into behavior modification and psychotherapy interventions group and control croup, both group were managed and educated with the roution manage way,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the currently (espouse) psychology nurse, 30 detoxificatees(study group) were treated by the music language cure way for 6 weeks. All subjects were estimated by SDS/SAS, and NOSIE. Results Decreases of all the scales score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obviously more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The music cure way with language introducing could improve the harmful emotion, correct the mistake acknowledge, recover society function, It had the actively affect for psychology rehabilitation.
【Key Words】 Music and language therapy; Detoxificatee; Negative emotion; Psychotherapy; Active
海洛因依賴是一種慢性反復發作性腦部疾患。據文獻報道[1]，海洛因依賴患者存有一定的焦慮、抑郁等負性情緒。該情緒與認知功能障礙相互影響，為海洛因依賴者的身心健康帶來不利影響，也給臨床診斷治療增加一定難度。因此，全面分析每位海洛因依賴者的負性情緒及其認知功能的損害程度，再根據其個性的負性情緒開展有針對性地心理干預和行為矯治，對海洛因依賴者的康復和預后判定有較高的價值。有文獻報道[2]，目前，強制、勞教和自愿戒毒所都存在身心康復措施薄弱，重藥物脫毒，輕身心康復；重戒毒所內戒毒，輕社會幫教的情況，這也是造成戒毒所成效差，復吸率高的一個重要因素，亟待研究和解決。鑒于此，我們對30例脫毒后具有焦慮、抑郁等負性情緒，及其不良心理狀態和行為的戒毒者進行了音樂語言心理治療，取得了較為滿意的效果，現報告如下。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為2007年1月～4月在我所進行戒毒的60例戒毒者，符合CCMD-3關于海洛因依賴的診斷標準，入所時尿嗎啡檢測陽性，排除嚴重的精神疾患，隨機分為觀察組和對照組，各30例。其中，觀察組男23例，女7例；年齡：24.86±13.71歲；文化程度：小學6例，初中20例，高中及以上者4例；職業：個體經營者21例，無業者5例，其他4例。婚姻狀況：已婚8例，未婚13例，離異或分居者9例。吸毒方式：燙吸4例，注射8例，混合18例。吸毒劑量1.02±0.21g，吸毒時間1.86±0.83年。對照組男25例，女5例；年齡22.48±9.69歲。文化程度：小學7例，初中19例，高中及以上者4例。職
業：個體經營者20例，無業者5例，其他5例。婚姻狀況：已婚10例，未婚12例，離異或分居者8例。吸毒方式：燙吸3例，注射6例，混合21例。吸毒劑量0.96±0.16g，吸毒時間2.07±0.71年。兩組戒毒者在上述變量間的比較均無統計學差異(P>0.05)。
1.2 方法 兩組戒毒者經2周系統的藥物治療脫毒成功后入組，入組后，對照組進行常規性管教，給予一般支持性的心理治療，觀察組在此基礎實施為期4周的音樂語言心理治療。音樂語言心理治療由工娛療科具有一定音樂治療能力的護士專職具體實施。根據患者各自不同的病情進行針對性的音樂治療，音樂采取感受式和參與式相結合的方式，前者以聆聽針對陰性癥狀特制的具有輕松、活潑、愉快、歡樂、節奏感強、熱情奔放的樂曲，包括輕音樂、民樂、世界名曲等。具體方法是：每周一～周五上午9：30～10：30和下午2：30～3：30到工娛療科接受音樂治療，時間為40min。治療前，調查、測試、分析患者的心理狀態，確定治療的目的；選擇與之相匹配的音樂，以及編寫相應的誘導語言；播放背景音樂。與此同時，根據不同的背景音樂和治療目的，對患者進行語言誘導和溝通。治療的方法是在播放一段特定的背景音樂的同時進行語言誘導。在不同的治療階段有不同的治療目的，同時，也有不同的音樂的誘導語言。在治療過程中，先后采用了以音樂為背景的語言誘導人生歷程回憶，以音樂為背景的語言誘導催眠，以音樂為背景的語言誘導積極性暗示，以音樂為背景的語言誘導吶喊與宣泄，以音樂為背景的語言誘導對未來生活憧憬，以音樂為背景的語言誘導對家庭和社會的責任感，以音樂為背景的語言誘導對母愛的感恩等。誘導語言的節奏、聲音的大小，語言的內容與治療的目標與背景相匹配。在每次誘導治療后，與患者進行雙向溝通交流，對出現的心理問題和心理現象及時給予具體的指導。
1.3 評定標準 采用抑郁自評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3]，焦慮自評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3]，分別于治療前和治療后4周，由2名從事多年的精神科主治醫師于入所后2周及6周后進行評定，護士用住院病人觀察量表(Nurses, Observation Scale for Inpatient Evaluation，NOISE)[3]于治療前及每兩周末由分管護士進行評定。
1.4 統計方法 所有資料建立數據庫輸入SPSS 11.0進行分析處理，計數資料用χ2檢驗，計量資料用t檢驗。
2 結 果
2.1 治療前后兩組患者SAS、SDS評分結果比較 見表1。
3 討 論
有關資料表明[4]，大多數海洛因依賴者在脫毒治療后，存在不同程度的焦慮和抑郁癥狀，且與濫用量、濫用年限、濫用方式、復吸次數有一定的關系。文獻報道[5]，在強制戒毒所戒毒康復期的海洛因依賴者抑郁癥狀的出現率為87.3%，以中度和重度抑郁表現尤為突出，分別占被調查者的38.2%和41.8%。大多數海洛因依賴者在急性戒斷反應基本消失的情況下，均出現不同程度的抑郁，且抑郁程度較重者居多，如不及時發現及控制，易將成為導致復吸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必須尋找產生抑郁焦慮情緒和不良心理的原因，對癥下藥。采取多種干預措施，從多方面幫助他們解決問題，使患者處于最佳心理狀態接受治療和護理。
音樂作為一種心理干預的方法，其臨床療效已被證實。音樂主要式是通過它的物理性和對人情緒作用來影響人的心理。文獻報道[6]，音樂干預是精神疾病較好的行之有效的輔助治療，它能分散精神病患者的注意力，轉移患者的活動能力，調節情感反應，巧妙地把各種病態行為引入正常軌道，豐富住院生活，促進大腦功能恢復。但是，單純音樂治療也存在不足，
音樂崇尚的是一種感染情緒作用，而不是智力、推理和判斷活動，它具有難理解性和缺乏針對性的弱點[7]。語言作為心理治療媒介，雖然具有邏輯性和說理性強的特點，但卻有著“情景性”和“感染性”不足的特點，在很多情況下，被治療者會出現“道理我明白，可就是控制不了情緒的情況，使治療者無可奈何[8]。有學者報道[9]，音樂為背景的語言誘導能提高情緒機的穩定性，且效果要好于單純音樂治療。以音樂為背景的語言誘導，被治療者想象、思維、回憶等心理活動在治療師主動的引導下進行，這樣更有利于對被治療者的掌握，從而提高治療效果。本文對音樂語言治療對戒毒者心理行為干預效果進行了臨床對照觀察，兩組患者的一般性資料比較無顯著性差異，干預前，兩組SAS、SDS、NOSIE評分無顯著性差異，提示，兩組患者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干預后，觀察組SAS，SDS，NOSIE各量表評分均明顯優于對照組(P
綜合分析表明，音樂語言心理治療，能夠有針對性地改善戒毒者的負性情緒，矯治行為障礙，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對其心理康復有著積極的作用，不失為一種行之有效的治療措施。
4 參考文獻
［1］穆俊林,孫敏,陳興時,等.海洛因依賴者的負性情緒與P300電位.中國藥物依賴性雜志,2005,14(3):205-207
［2］劉志民,連智,劉銳克,等.昆明、北京兩地不同戒毒機構戒毒治療基本情況的流行病學調查.中國藥物濫用雜志,2005,11(4):214-221
［3］張明園.精神評定量表手冊.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3,8:35-217
［4］馮怡,徐嗣蓀,王秀華.50例海洛因依賴者脫毒治療前后抑郁和焦慮狀況分析.中國藥物濫用防治雜志,1999,5(1):12-15
［5］張建球,李輝.曲唑酮治療海洛因依賴者脫毒后焦慮抑郁的臨床對照研究.中國藥物依賴性雜志,2003,12(3):201-203
［6］顧紅.音樂干預的特征.中國臨床康復,2006,10(18):164-167
［7］徐光興.臨床心理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1:234
［8］浦仁.神奇的音樂治療.了望新聞周刊,2000,28:48-49
心心相印折紙范文5
關鍵詞：心功能不全；不同病因；腦納肽；射血分數；相關性
腦納肽（BNP）又可稱之為B型利鈉肽，是一種心臟分泌的利尿鈉肽家族的重要成員，主要是由32各氨基酸殘基組合而成的多肽。BNP在臨床中具有非常重要的病理生理學意義，具有較強的舒張血管的作用。實際上BNP主要來源于心室，為此，當機體出現心功能障礙時，BNP系統會因此受到刺激，致使心室的負荷加重進而致使大量BNP釋放。隨著BNP在心血管疾病臨床診斷和治療等方面的廣泛應用，特別是針對心力衰竭方面診治、預后判斷等方面具有較高的應用價值。有研究者通過對BNP研究發現[1]，就某層面上來說，BNP是心功能分級的重要表現，但通過長時間的臨床觀察發現，不同病因導致的心功能不全，盡管心功能分級處于相同等級，患者的BNP水平與對射血分數（EF）的預測性同樣存在一定的差異。鑒于此，本研究選取心功能分級相同的不同病因致心功能不全患者，對其BNP與EF的相關性進行探討?，F將有關情況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本研究病例均來自我院2014年1月-2015年4月接診心力衰竭患者。納入標準：引起心功能不全的病因主要為：冠心病、肥厚性心肌病、擴張型心肌病等；簽訂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同時合并有內分泌系統性疾病、嚴重肝腎功能不全、嚴重呼吸系統疾病以及急慢性感染等患者；合并多種心臟疾病患者。根據上述標準，共選取88例心力衰竭患者作為觀察組，其中女性38例，男性50例，患者平均年齡為（64.66±12.40）歲；其中12例冠心病，19例高血壓性心臟病，16例風濕性心臟病，17例肥厚性心肌病，24例擴張型心肌病。另從同期健康體檢人群中，選取36例健康人群作為對照組，其中女性14例，男性22例，平均年齡為（63.91±7.89）歲。兩組一般資料逐項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生化指標測定 兩組對象均于晨起空腹狀態下，行肘靜脈血抽檢，每人均采集4ml，對采集到的血液進行離心處理，取上清液，均分為兩份備用。取其中一份血清，運用全自動生化分析儀（日本，AU5400）對血清進行檢測，重點了解兩組對象肌酐（Cr）、尿素氮（BUN）、尿酸（UA）、血清甘油三酯（TG）、總膽固醇（TC）、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DL-C）、低密度值蛋白膽固醇（LDL-C）以及高敏C反應蛋白（hs-CRP）等指標。
1.2.2 BNP水平測定 取另一份血清，以免疫熒光法對BNP水平進行測定，運用Triage B-type natriureticuretic assay儀，所有操作均嚴格按照說明書要求進行操作，其正常值因包括0-80pg/mL。
1.2.3 超聲心動圖檢測 運用彩色多普勒超聲診斷儀（飛利浦，SONOS5500），探頭頻率為2.5-4.0MHz。對患者EF、左室舒張末期內徑（LVEDd）、室間隔厚度（IVS）、左室收縮末期內徑（LVEDs）、左室后壁厚度（LVPW）、左房內徑（LA）。每例均連續進行3次測試，取中間值。所有操作均由經驗豐富的醫師獨立進行。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各項指標比較
觀察組與對照組UA、hs-CRP、BNP、EF、LVEDd、LVEDs測定結果對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2.2 不同病因患者相同心功能分級BNP水平比較
不同病因引起心功能不全的患者，其心功能分級BNP水平也存在顯著差異（P
2.3 不同病因致心功能不全BNP與EF相關性分析
擴張性心肌病組、冠心病組以及高血壓性心臟病組患者BNP與EF呈現為負相關性，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
3 討論
BNP最早是從豬腦中分離出的一種利鈉多肽，其能夠充分反映出機體心功能變化。根據本研究結果來看，通過對心力衰竭患者與健康人群各項指標測定結果進行比較，結果顯示，心力衰竭患者BNP與EF水平顯著高于健康人群（P
綜上所述，盡管BNP水平與心功能分級有較高的平行性，但在對心功能進行評級時，不能夠單純依靠BNP來進行診斷。在BNP臨床運用過程中，同樣需要對BNP以及EF進行區別，針對不同的病因應當做出不同的判斷，以免耽誤病情治療。
參考文獻：
[1] 李樂雯，張艷，秀梅.腦鈉肽和D二聚體對老年心功能不全預后的評估價值[J].中國實驗診斷學，2012，16（1）：77-78.
[2] 盧雁屏，陳宏坤.心功能不全患者腦鈉肽前體與心功能分級和左室射血分數相關[J].中國社區醫師（醫學專業），2013，15（4）：126-127.
心心相印折紙范文6
【摘要】 目的 研究烏司他丁在體外循環（cardiopulmonreal bypass， CPB）心臟瓣膜置換手術中對炎性細胞因子以及炎癥反應的影響。 方法 選擇擇期體外循環下行瓣膜置換術病人36例，隨機分為烏司他丁組（U組）和對照組（C組），每組18例。U組給予烏司他丁1.2×104U/kg，C組予與等容量生理鹽水。分別于麻醉誘導前（T1），CPB開始后1h（T2），CPB停止后1h（T3），CPB停止后24h（T4）抽取動脈血，用酶聯免疫吸附（ELISA）法測定血漿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白細胞介素-6（IL-6）和白細胞介素-10（IL-10）濃度。結果 兩組病人血漿TNF-α、IL-6和IL-10的濃度，在T2～T4各時點與CPB前比較均明顯增加（P
【關鍵詞】 烏司他丁; 體外循環; 炎癥反應; 細胞因子
and inflammatory response resulting from cardiopulmonary bypass(CPB) in cardiac valve replacement surgery.METHODS Thirty-six patients scheduled for elective cardiac valve replacement with CPB were randomly pided into two groups of 18 each: control group(C) and ulinastatin group(U). Group U received ulinastatin 1.2×104 U/kg and group C received same volume of normal saline instead of ulinastatin as control. Blood samples were taken from radial artery for determination of plasma TNF-α， IL-6 and IL-10 concentrations before induction of anesthesia(T1)， 1 h after start of CPB (T2)， 1 h after (T3) and 24 h(T4) after termination of CPB. All of these was estimat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 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in plasma TNF-α ， IL-6 and IL-10 level at T1. The level of TNF-α， IL-6 and IL-10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t T2-T4 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CPB(T1) in both groups. However， the plasma concentrations of TNF-αand IL-6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while the level of IL-10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group U than those in group C at T2-T4.CONCLUSION Ulinastatin could reduce the increased amplitude of plasma levels of TNF-αand IL-6， whereas enhance the increased amplitude of the plasma IL-10 levels that result from CPB in cardiac valve replacement. In other word， Ulinastatin posseses the effect to regulate inflammatory cytokines balance and down-regulate inflammatory response during CPB.
Key words： Cardiopulmonary bypass; Inflammatory response; Cytokines
在心血管手術中，體外循環（cardiopulmonary bypass， CPB）能引起嚴重的全身炎癥反應，加重術前已有的心肺功能損傷，導致術后并發癥發生［1］。
因此，探索行之有效的防治措施降低CPB引發的全身炎癥反應一直很受關注。本研究將其應用于風濕性心臟病瓣膜置換手術，通過觀察圍手術期血漿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白細胞介素-6(IL-6)，白細胞介素-10(IL-10)的濃度變化規律，探討烏司他丁干預對體外循環所致全身炎癥反應的作用。
1 資料與方法
1.1 病例選擇和分組 選擇心功能Ⅱ～Ⅲ級，擇期在CPB下行心內直視瓣膜置換手術病人36例，其中男性17例，女性19例，年齡31～72歲，單瓣置換28例，雙瓣置換8例。排除標準：年齡＞80歲、LVEF＜30%、再次手術、術前一周內使用激素和抗生素、肝腎功能障礙及凝血功能障礙者。隨機分為對照組(C組)和烏司他丁組(U組)，每組18例。烏司他丁1.2×104 U/kg(廣東天普生化醫藥股份有限公司)用100 ml生理鹽水稀釋后，于麻醉誘導后開胸前經頸內靜脈緩慢靜滴半量，另半量加入預充液中。對照組用等量生理鹽水代替。
1.2 麻醉與體外循環方法 所有病人術前常規禁食8h，術前30 min肌肉注射嗎啡10 mg，東莨菪鹼0.3 mg。入室后即監測ECG、SpO2 及NBP，開放靜脈通路，局麻下行橈動脈穿刺置管監測動脈壓。麻醉誘導用藥為咪噠唑侖0.03～0.05 mg/kg，依托咪酯0.3 mg/kg，舒芬太尼0.6～1 μg/kg，哌庫溴銨0.15 mg/kg靜脈注射，氣管插管后行純氧機械控制通氣， 呼吸頻率10～12 次/min，潮氣量8～10 ml/kg，維持PetCO2在35～45 mmHg，于右側頸內靜脈平行置入雙腔中心靜脈導管和六腔Swan-Ganz導管，連接Edwards Vigilance CCO/SvO2 監測系統連續測量血流動力學和氧代謝變化。麻醉維持采用全憑靜脈方法，間斷靜注舒芬太尼，持續泵注異丙酚3～5 mg/(kg·h)維持麻醉，間斷追加哌庫溴銨維持肌松，術中酌情使用阿托品、多巴胺、去氧腎上腺素等血管活性藥物調控心率和血壓變化。
體外循環采用進口人工心肺機和膜式氧合器進行心肺轉流。預充液主要為乳酸林格氏液、萬汶注射液、人血白蛋白、5%NaHCO3及20%甘露醇注射液。轉機前靜注肝素3 mg/kg，使ACT＞480s，采用4：1高鉀含血冷停搏液經主動脈根部順行間斷灌注方法進行心肌保護。中度血液稀釋，血液稀釋后動脈血pH值維持在7.35～7.45，轉流期間灌注流量60～70 ml/（kg·min），平均動脈壓維持在60～80 mmHg，鼻咽溫度維持在28℃～32℃。心臟復跳腔靜脈開放后用3～10 μg/(kg·min)多巴胺輔助循環穩定。
1.3 標本采集與檢測 分別于誘導前(T1)，轉流1h(T2)，停機1h(T3)，停機24h(T4)四個時點抽取動脈血3ml，枸櫞酸鈉抗凝，測定紅細胞壓積(HCT)，立即以3 000r/min離心10 min，取上層血漿，置入-20℃冰箱內保存待測，用酶聯免疫吸附（ELISA）法(試劑盒為R＆D Systems公司產品，指標檢測由北京尚柏生命科學實驗中心完成)測定血漿TNF-α、IL-6及IL-10的濃度。由于CPB期間的血液稀釋程度不斷在變化中，為排除血液稀釋對測定值的影響，所有數據都按下列公式進行矯正，矯正值=實測值×(術前HCT/采樣時HCT)。
1.4 統計學處理 所有計量資料均用均數±標準差( ±s )表示。用SPSS13.0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分析。組內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組間比較采用成組t檢驗。P
2 結 果
2.1 一般情況 兩組患者之間年齡、性別比、體重、手術類型、術中最低鼻咽溫度、CPB時間、主動脈阻斷時間和手術時間均無統計學差異，見表1。表1 病人臨床資料比較
2.2 細胞因子TNF-α， IL-6及IL-10的濃度變化 兩組病人組內比較TNF-α、IL-6和IL-10的濃度在T2、T3、T4時點均明顯高于T1時點(P
2.2 其他監測結果 兩組病人圍術期MAP、HR、CVP、SpO2均保持穩定，無顯著性差異。兩組病人體外循環后均順利停機，應用血管活性藥物情況無明顯差異。所有病人術后均無低心排綜合征、心包填塞、嚴重心律失常等嚴重并發癥。
3 討 論
CPB期間由于血液與體外循環管道等人工材料的異物表面相互接觸，引起了一系列的生物不相容性反應，同時CPB中許多因素如手術創傷、器官缺表2 兩組病人不同時點血漿炎性因子濃度比較注：與T1比較，*P＜0.05，**P＜0.01；組間比較， P＜0.05，P＜0.01
血再灌注、體溫的改變、補體活化和內毒素的釋放等，激活單核細胞、巨噬細胞、內皮細胞等產生炎性細胞因子，引起以心血管功能和肺功能改變為主要特征的全身炎癥反應綜合征(SIRS) ［2］。細胞因子是一類具有復雜生物學活性的效應物質，在機體炎癥反應中起著重要介導作用。CPB期間產生的多種細胞因子之間形成復雜的網絡體系，不僅參與了全身炎癥反應，而且參與了缺血再灌注損傷過程。
本實驗結果表明，在心臟瓣膜置換手術中，促炎細胞因子TNF-α、IL-6的血漿水平在CPB開始后1 h開始明顯上升，在CPB結束后1 h達到高峰，在CPB結束后24 h仍高于正常水平，說明CPB本身可以引起TNF-α和IL-6的釋放，CPB停止后1 h是全身炎癥反應最重的階段，這與文獻報道一致［3］。說明體外循環下，由于非搏動性灌注、血液與異物接觸以及微血栓的形成等種種非生理性狀態造成的全身炎癥反應綜合征是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促炎細胞因子的表達持續到CPB結束后較長的一段時間。TNF-α是CPB所致SIRS時的主要致炎因子，在炎癥瀑布級聯反應中起核心作用，是CPB后炎癥反應過程中釋放最早同時也是最重要的內源性介質之一，既可損傷血管內皮細胞，促進內皮細胞黏附分子的表達，又可促進白細胞介素的合成，激活血小板，誘導產生多種活性物質，增強炎癥反應，導致組織器官損傷［4］。IL-6是細胞因子釋放第二中的主要因子，也是急性期反應蛋白合成和炎性細胞積聚的主要因素，它能整合早期炎癥反應信號，促進炎性因子的進一步釋放，其水平升高與CPB后心功能不全有關，是反映組織損傷的早期和敏感指標［5］。
圍術期高促炎性細胞因子血癥與術后器官損傷有關，包括SIRS、低心排綜合征、ARDS等，然而這些術后并發癥的發生率均較低，提示機體同時存在抗炎癥反應。本研究顯示IL-10與TNF-α、IL-6同步升高，高峰在CPB停止后1 h，說明機體的炎癥反應中既有促炎細胞因子的產生，同時又有抗炎細胞因子的產生。IL-10是抗炎細胞因子，可抑制炎癥反應和免疫反應，對全身炎癥反應導致的臟器損傷有一定的保護作用［6］。IL-10的釋放增加代表著限制炎癥反應的內源性反應，大量強效抗炎因子的產生反映了人體自身也盡可能地限制過激的炎癥反應，使機體度過難關。在CPB心內直視手術中，維持促炎細胞因子和抗炎細胞因子之間的平衡對減輕炎癥反應、心肌保護和降低術后并發癥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烏司他丁是一種從健康成年男性尿液中分離純化的廣譜蛋白酶抑制藥，能夠同時抑制多種水解酶的活性［7-8］。本研究觀察到烏司他丁組TNF-α和IL-6雖然在CPB期間及CPB后都有明顯增加，但各時點值均明顯低于對照組(P
總之，本研究結果提示，烏司他丁能夠抑制CPB心臟瓣膜置換手術引起的促炎細胞因子TNF-α和IL-6以及促進抗炎細胞因子IL-10的釋放，調節促炎因子和抗炎因子之間的平衡，下調CPB 引起的炎癥反應，減輕心肺的損傷，對機體具有一定的保護作用，有利于改善CPB下心臟瓣膜置換手術的效果。
參考文獻
［1］ Massoudy P， Zahler S， Becker BF， et al. Evidence for inflammatory responses of the lungs during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 with cardiopulmonary bypass ［J］. Chest， 2001， 119(1): 31-36.
［2］ Wan S， LeClerc JL， Vincent JL. Inflammatory response to cardiopulmonary bypass: mechanisms involved and possible therapeutic strategies ［J］. Chest， 1997， 112(3): 676-692.
［3］ Kawamura T， Wakasawa R， Inada K. Interleukin-10 and Interleukin-1 receptor antagonists increase during cardiac surgery ［J］. Can J Anaesth， 1997， 44(1): 38-42.
［4］ Aosasa S， Ono S， Mochizuki H， et al. Mechanism of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protease inhibitor on tumor necrosis factor alpha production of monocytes ［J］. Shock， 2001， 15(2): 101-105.
［5］ Pallua N， Low JF， von Heimburg D. Pathogenic role of interleukin-6 in the development of sepsis. Part Ⅱ: Significance of anti-interleukin-6 and anti-soluble interleukin-6 receptor-alpha antibodies in a standardized murine contact burn model ［J］. Crit Care Med， 2003， 31(5): 1495-1501.
［6］ Giomarelli P， Scolletta S， Borrelli E， et al. Myocardial and lung injury after cardiopulmonary bypass: role of interleukin ( IL) -10 ［J］. Ann Thorac Surg， 2003， 76(1): 117-123.
［7］ Yano T， Anraku S， Nakayama R， et al. Neuroprotective effect of urinary trypsin inhibitor against focal cerebr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in rats ［J］. Anesthesiology，2003， 98(2): 465- 473.
［8］ Ito K， Mizutani A， Kira S， et al. Effect of Ulinastatin， a human urinary trypsin inhibitor， on the oleic acid-induced acute lung injury in rats via the inhibition of activated leukocytes［J］. Injury， 2005， 36(3): 387-394.
［9］ Komori M， Takada K， Tomizawa Y， et al. Urinary trypsin inhibitor improves peripheral microcirculation and bronchospasm associated with systemic anaphylaxis in rabbits in vivo［J］. Shock， 2003， 20(2): 189-194.
［10］ Bingyang J， Jinping L， Mingzheng L， et al. Effects of urinary protease inhibitor on inflammatory response during on-pump coronary revascularisation. Effect of ulinastatin on inflammatory response［J］. J Cardiovasc Surg， 2007， 48(4): 497-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