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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戶口上小學范文1
從xxx派出所到xxx路派出所，從材料內勤到戶籍內勤，從警5年來，每一個崗位、每一項工作都被xxx當成是體現人生價值、實現為黨和公安事業做貢獻的平臺。由于她工作突出，連續兩年受到市局嘉獎，連續兩年獲得換發二代證先進個人稱號，XX年在全市公安系統“三基”工程建設基本功競賽中榮獲“十佳標兵”民警稱號，XX年被評為xxx區“十佳”政法干警，2011年被評為市級優秀戶籍內勤，她負責的文化路派出所戶籍室被評為市級優秀戶籍室。
微笑服務是名片
xxx常說的一句話：“戶口工作再細心些，對待群眾再用心些，解釋政策再耐心些，只要我們這樣做了，沒有不理解我們的?！?/p>
提起xxx，與她共事過的同事無不豎起拇指夸獎她的為人和工作態度，在她身上，你總能感覺到一種陽光的氣息，與她接觸，你總能感覺到春風般的溫暖，很多人都會問她，一年接待這么多辦理戶口的群眾，你怎么就能對每個群眾都笑得出來呢？每當這時，她都會微微一笑，說“天下之大，人與人相識是緣分，而這緣分中我的微笑就是我的名片??！”簡單樸素的話語透露出她樸素的服務理念。工作中，遇到事情她總能從群眾的角度出發，少一些指責，多一些寬容。遇到個別刻薄的群眾時，她總是本著服務群眾、方便群眾的原則，耐心的講政策、做解釋，一時難以辦妥的就及時與上級戶政部門請示，直至給群眾一個滿意的答復。
2011年9月初的一天，安居社區居民王某拿著戶口本要求給她XX年出生的女兒填補身份證號，xxx接過她的戶口本在微機上查身份證號時，發現王某孩子的戶口未上微機。知道情況后，王某頓時變了臉色，語氣生硬地對xxx說：“我XX年就給孩子報了戶口，你們竟然沒有給我孩子的戶口上微機，你們是干什么吃的，還是警察呢？我不管，我孩子今天就要上學報名了，你們要是耽誤我孩子上學我可饒不了你們”，面對王某的無理吵鬧，xxx努力地克制著自己，仍然微笑著對她解釋。經過一遍又遍耐心的勸說和解釋，王某終于平靜下來，表示想法去按規定辦材料。xxx又利用中午休息時間，在檔案室查找當時孩子報戶口的手續，一邊又聯系轄區民警進行調查。下午，等王某把材料辦齊送來時，離下午下班只剩下一個小時，也是給孩子報名的最后一天。經請示領導，急事急辦，xxx馬上趕到分局戶籍科給她小孩補辦了戶口手續。當王某拿著辦好的新戶口本時，她慚愧地一再向xxx表示歉意：“李警官，今天真對不起，我性子太急了，你別放心里??！”
今年3月份的一天中午12點多，正在家休息的xxx接到錦湖社區居民劉某的電話，他怒氣沖沖說，“我說你們派出所怎么辦事的？把我新辦的身份證號碼弄錯了，害得我沒法匯錢，我孩子在外地上學急等用錢！”當時xxx就聽得莫名其妙，但她仍心平氣和地勸他別心急，把事情說明白些。原來劉某為給孩子匯錢到銀行時，發現他的身份證號在銀行的系統里查無此人，可當天下午孩子就急等用錢。xxx完全可以叫他下午上班后到派出所，但她沒有這樣做，而是叫他立即到派出所，她也馬上回所。xxx趕到單位，先在微機、常表進行查詢，發現他的戶口本、身份證、微機、常表的信息完全一致。憑著職業的敏感，通常這種情況下，是當事人在辦二代證時身份證號輸入錯誤變更過信息，公安戶籍網當天更新，銀行的人口信息網沒有及時更新而造成的。查明情況后，xxx按照程序為他出具了相關證明，幫助他到銀行辦理了匯款手續。事后，劉某發信息給xxx，為他的魯莽道歉，同時表示為她熱心為民辦事的精神而感動。
學習鉆研是職責
xxx說：“戶籍工作幾乎是件件都要與群眾打交道，最普遍的問題就是由于群眾對戶籍政策一知半解，常常產生不理解甚至出現抵觸情緒，要想化解群眾心里的疑慮，為他們解決問題，就必須嫻熟的掌握戶口政策才能向群眾解釋清?！?/p>
xxx同志除了有為群眾服務的熱情外，更重要的是具備較高的業務水平和過硬的工作本領。在“大練兵”和“三基”工程建設中，她刻苦學習、認真鉆研公安業務知識和公安技能，很快的就成為本崗位的行家里手，業務尖兵。在擔任材料內勤時，派出所的卷宗檔案整齊規范，統計數據上報表格準確無誤。XX年11月，在全市公安機關“三基”工程建設比武競賽中，參加派出所材料內勤的角逐，最終以優異成績名列全市第一名，全市公安系統唯一的一名材料內勤榮獲全市“十佳標兵”民警的榮譽稱號。xxx擔任材料內勤的幾年里，年終考核始終名列前茅。
在擔任戶籍內勤工作過程中，常住戶口管理工作內容龐大、繁雜，許多工作既有交叉，又有銜接，千頭萬緒，錯綜復雜，幾十年形成的政策文件、規章制度如何執行，面臨的新問題如何解決，都成為接待群眾的難點問題。為此，xxx自覺刻苦地鉆研業務工作，只要是工作上用得著的，總是想盡辦法學習記載下來。由于常年堅持學習業務，她能夠熟知并掌握戶籍內勤的各種規定和政策，在工作中熟練應用，從而，多次幫助處理疑難戶口問題和化解個別群眾對公安戶籍工作的埋怨和不解。
2011年全市開展全民醫保活動，這對于老百姓，特別一些家庭生活困難的人來說無疑是一件天大好事，這項舉措為他們解決了看病難的后顧之憂。然而，辦理醫保要求必須是全家統一辦理，即一戶中一人辦理，其他家庭成員也必須辦理。這樣，有些人就到派出所要求“分戶”，辦理醫保。這種情況即不符合市委市政府提倡的“全民參?！钡姆结槪膊环瞎矙C關進行“分戶”的規定。前來要求“分戶”的群眾都很激動，有種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態度。在這種情況下，xxx利用嫻熟的戶口政策，耐心細致地做群眾的思想工作，和他們擺事實、講道理，講市里的推行“惠民”政策好處，講公安機關戶籍管理規定等等。在xxx的有理有據地解說下，群眾們紛紛表示：“響應政府號召，支持公安機關的工作?！?/p>
今年4月末，一位胡女士是瀏園社區居民，多年在外地居住，兒子胡陽是1988年4月12日出生，6月份參加高考。兒子出生后，因夫妻感情不和，胡女士就帶著孩子與丈夫分居到外地，從此一直沒有給孩子申報戶口，現在兒子面臨高考，急需使用本人的身份證，這下可急壞了她這個當娘的。這屬戶籍工作中較復雜的一種情況。xxx了解后，正確運用戶口政策，迅速核實情況，準備大量材料。用不到兩天的時間就把所有的申報材料報到了上級戶政部門。7日后胡女士就順利的拿到了孩子的戶口簿和臨時身份證，她感動地拉著xxx的手說：“好妹子、好妹子，我該咋謝你??！”
她就是這樣一個信念：無論在哪個崗位，刻苦鉆研業務技能，提高工作水平是實現為民服務的職責所在。
樂于助人是天性
在戶籍內勤的崗位上，她始終牢記自己是一名人民警察，要做的就是真心實意為群眾解決問題，不分份內份外，能做就做，能幫就幫。
xxx不僅人長的漂亮秀麗，更有一顆純潔善良的心。說她是一個有愛心，樂于助人的人一點也不夸張。她不管左鄰右舍，親朋好友中，誰家遇到困難她都要送去些錢呀物的，即便是遇見不相識的人只要看到人家有困難，她準會停下來幫人一把。XX年1月的一個星期天，xxx在中環廣場溜達時，看到血站的義務獻血宣傳車的宣傳后，就立即登上獻血車，毫不猶豫的捐獻了200cc的血漿。她的這一舉動，還被齊齊哈爾日報專門采訪報道過，評價她是個樂于助人的“熱心腸”。
從xxxx年來，xxx不間斷地幫助一個貧困家庭，幫助其幾乎要輟學的女兒繼續讀書。小丹丹是xxx廠小學五年級的學生，其的父母和xxx家是老鄰居。小丹丹的母親因意外車禍癱瘓，什么家務活干不了不說，連上廁所都得有人幫助。每當過年過節時，xxx就把自己家里的東西給小丹丹送去些；每學期開學，xxx都給小丹丹送去新書包、作業本和筆。在xxx的幫助下，小丹丹的學習成績明顯上升，由原來的后幾名一躍變成現在的前十名?！按笞咴L”活動開始后，xxx除了幫助困難學生小丹丹外，還與派出所的其他民警一起到sos兒童村，幫助看望那里的小朋友。2011年春節，她放棄和家人團聚來到兒童村，與這里的小朋友一起看電視、演節目、包餃子、放鞭炮......
外地戶口上小學范文2
關鍵詞 互聯網；政府信任感；受教育程度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一、前言
人們對政府的信任程度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人們對政府行為的理解、對政權合法性的判斷以及人們對政府行為的服從/反抗。國內外諸多研究發現，人們對政府的信任感受到諸如文化、制度環境及人們對政府的期待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隨著信息時代的來臨，互聯網逐漸成為人們各種信息來源的主要渠道之一，其中當然包括各種與政治有關的信息。根據美國皮尤調查中心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2014年，48%的美國民眾主要通過Facebook來獲取各種政治信息，成為僅次于電視（49%）的第二大政治信息來源。截至2015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達6.68億，互聯網普及率為48.8%。2015年上半年，中國網民的人均周上網時長達25.6小時，其中搜索引擎、網絡新聞作為互聯網的基礎應用，使用率均在80%以上。表明互聯網也成為了中國網民了解時事政治的主要來源之一。尤其是近年來，的發生，多伴隨著網絡媒體的發聲。而網絡媒體的發聲雖說不能導向人們對政府的信任感，但也是為轉型期政府的公共行政能力提出了嚴峻的考驗。比如，2011年，“7.23”甬溫線動車追尾事故的處理過程中，網絡上充斥著各種關于事故發生與處理方式的信息，使得政府的公信力不斷流失，并影響了后期救援的開展。新聞發言官的一句“至于你們信不信，我反正信了！”更是紅遍大江南北，成為網絡流行語，表達了網民對事故處理方式的諸多質疑。
中國正處在深刻而快速的社會轉型期，需要以維系全局穩定為前提。但是信任是行動的前提，如果不能厘清網絡的使用對人們政府信任感的因果效應，將大大增加執政者追求幸福善治的治理成本，也不能為民眾提供公平正義的認知框架。因此，互聯網的飛速發展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人們對政府的信任感就成為了一個亟待探討，并具有重要理論與實踐意義的問題。本文以CGSS2010調查數據為基礎，討論如下問題：1.使用互聯網是否會降低人們對政府的信任感？2.這種影響在不同群體中是否存在差異？
二、研究回顧
已有研究發現，人們對政府的信任感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如宏觀層面的政府治理績效、社會資本等，微觀層面的社會個體的社會參與程度、年齡、受教育程度等。但是，這些不同因素如何影響到人們對政府的信任感？本文認為，主體的信息獲得情況是其中的關鍵性中介。宏觀因素提供了們產生認知的信息，微觀層面的因素則會影響人們對信息的篩選。
人們對事物的評價依賴于他們對該事物的感知，而這種感知則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們獲得的相關信息。對政府的信任也不例外，各種影響因素都可以還原為不同類型的信息，這成為人們對政府進行信任判斷時的依據。那么，海量信息的互聯網出現后，人們對政府的信任感發生了怎樣的改變？目前主要有兩種理論解釋：
一種解釋認為，互聯網上的信息可以實現在不同人群中的自由流動，從而改變人們的政治態度，包括人們的政府信任感。傳統的媒體，比如電視、報紙等，掌握在社會精英手中，他們來決定傳遞給大眾的信息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可以傳遞給大眾的，這一般會導致人們較高的政府信任感。但是互聯網的出現打破了這種白上而下的信息傳遞過程，信息在網絡中的傳播是不同于某種政治機構或意識形態機構開展的白上而下的縱向的宣傳教育，其中大量的信息傳播是在網民中或在廣大社會成員中橫向的信息交流、溝通與評價。這種橫向的平面化信息傳播，一個最突出的作用是增強了處于社會生活不同層面上的溝通效應，使得基層社會成員通過網絡關系可以向傳統權力結構發出批評、否定甚至顛覆傳統的權力。而這種多渠道來源、較少經過“篩選”的信息來源，削弱了傳統媒體對信息的掌控，使得各種關于政府的負面信息較之前更容易被感知，從而削弱了人們對政府的信任感。
Tobin Im等人對韓國的研究發現，人們的上網時間越長，人們對政府的信任感越低?！吨袊鐣芾砜冃гu估研究報告2012》也指出，在中國通過網絡獲取信息的群體，與主要通過廣播電視和報紙等傳統主流媒體獲取信息的群體相比，在基礎秩序維護和公共物品供給等幾個維度上對政府的評價均比較低。
第二種解釋認為，人們在網絡互動過程中對紛繁復雜的信息并非來者不拒，而是有一個自我選擇的過程。一方面，計算機的云端計算系統會根據一個人之前的瀏覽記錄與瀏覽偏好，向他推送符合其閱讀品味的文章或消息。另外一個方面，人們在網上更傾向于與自己政見相同的人進行互動，而屏蔽那些持政治異見的人，更愿意去瀏覽符合自己價值判斷的文章，而忽略掉那些與他們價值判斷相沖突的文章。由此，他們與周邊的人在網絡空間中形成了所謂的過濾泡泡中（Filter Bubble），每個人都沉浸在自己色彩斑斕的世界中，從而強化了他們之前的政治傾向與對政府的認知。凱斯?桑坦斯認為互聯網對民主最大的危害就是因為網絡空間巾信息傳遞的邊界性太強，人們的一些共享經驗是人們溝通、對話或者了解不同觀點的基礎。比如我們因為都看了新聞聯播，所以都知道了某地貪污分子被查處這件事情。所以我們可以就此事展開討論，但是當互聯網出現，傳播選項激增，人們自然會做出不同的選擇，而經驗分享的機會因此降低。并且人們在網絡空間中的虛擬串聯是通過信息的傳遞來實現，由于信息在虛擬空間的流動既迅速又有較強邊界性，導致了群體的極化。
美國皮尤調查中心的一項研究發現，美國民眾的閱讀偏好和他們的政治態度高度相關，網絡中充裕的信息流只是強化了他們之前的政治態度。那些會去使用政府網站的人本身就是對政府信任程度較高的人群。對政府信任感比較低的人，對政府網站的使用程度也比較低。
與上述兩種觀點不同，Eric W.Welch等人的研究發現，互聯網的使用并不一定導致人們對政府信任感的降低。因為在信息時代的潮流下，政府也在積極使用互聯網增加政務公開，提升自身透明度，以贏得民眾信任。研究發現，人們對政府網站的使用可以顯著提高人們對政府的滿意度（e-government），從而提升人們對政府的信任感。從公民的角度，互聯網的使用推動了公民的制度化參與和非制度化參與，這雖然給轉型期政府公共行政能力帶來了不小的挑戰，但是長遠來看有助于人們政府信任感的提升。Peihong Yang的研究發現，人們的社會參與每提高一個標準單位，那么人們的政府信任感隨之提升0.16個標準單位。截至2011年，政務微博已經在中國趨向成熟，因此，2011年被稱為中國“政務微博元年”。突發事件發生后越來越多的機構通過官方微博及時跟進，并與網友互動、釋疑，引導輿論向穩定、良好的方向發展，提升了虛擬社會管理水平，提高了政府形象和公信力。
除此之外，已有研究表明，人們的受教育程度是影響互聯網與政府信任的一個關鍵變量。一方面，互聯網的普及首先從高受教育人群中開始，上網人群平均受教育水要高于不上網人群，而且受教育程度越高，人們對網絡的使用越頻繁。另一個方面，受教育程度會顯著影響人們對政府的信任水平。Christensen Tom等人發現，高受教育群體的政府信任感較低，而低受教育群體則有著較高的政府信任感。雖然我們知道受教育程度是影響人們上網行為與政府信任感的關鍵變量，但是上網對不同受教育程度人群的政府信任感的影響，目前還比較少有文章涉及。
雖然以上的兩個理論都解釋了人們的上網行為為什么會降低政府信任感，但是兩個理論的基本出發點是截然相反的。而且，目前關于互聯網與政府信任感的研究主要見諸西方國家。因此本文希望通過中國的數據來對兩個理論在中國的應用進行檢驗，也希望能對互聯網的使用對中國民眾的政府信任感有一個初步了解。
三、研究假設
根據第一種理論假設，互聯網的使用會普遍降低人們對政府的信任感，但是，人們面對互聯網上海量的信息時，他們的搜索能力是有限的。研究發現，受教育程度越高，人們的信息搜索能力越強，他們也就更有可能獲得關于政府的負面信息。因此，互聯網的使用對于高教育人群的政府信任感的削弱作用，要高于低受教育人群。由此，本文的第一個假設為：
假設la：上網人群的政府信任感要低于非上網人群的政府信任感。
假設lb：受教育程度越高，使用互聯網對他們政府信任感的減弱作用越明顯。
根據第二種理論假設，互聯網的使用只會降低那些本來就不相信政府的人的政府信任感，卻會提升那些本來就相信政府的人的政府信任感。如果高受教育群體的政府信任感較低，而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群體則有著較高的政府信任感。那么互聯網的使用就會提升受教育程度比較低的人的政府信任感，而降低了受教育程度比較高的人的政府信任感。由此，本文的第二個假設為：
假設2a：在高受教育程度人群中，上網的人的政府信任感低于不上網的人的政府信任感。
假設2b：在低受教育程度人群中，上網的人的政府信任感高于上網的人的政府信任感。
四、數據與方法
（一）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的數據來自中國人民大學主持的中國綜合社會調查2010年調查。該調查采用標準PPS抽樣方法（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調查與數據中心中國綜合社會調查項目組2010），選取全國除港澳臺地區18歲以上的居民作為受訪者，并以問卷調查方式進行。由于本文只選取年齡在18到60之間的受訪者，因此一共保留8998個個案。
（二）變量操作
因變量：對政府的信任感，通過人們對8個政府機構或者部門的信任程度來測量，賦值為從1到5，數值越大表示信任水平越高。經極限標準化處理后生成了一個百分制計量的變量，分值越低，對政府的信任程度越低。由8個項目構成的政府信任感的信度系數為0.84。
自變量：過去一年，休閑時間使用互聯網的程度：從不、一年數次、每月數次、一周數次，每天。本文將該變量重新編碼為0-1變量，0代表從不上網，1代表上網。受教育程度分為：小學及以下、初中、高中、大專及以4類。
控制變量：性別是一個二分變量；性別；年齡、年齡的平方；城鄉變量是一個二分變量；職業類別分為：農民、非技術工人、管理及技術工人、無業這4類；收入：采用相對收入進行測量，以受訪者的收入除于其所在市區的城鎮可支配收入/農村人均純收入，以考察受訪者的收入在當地的水平；遷移狀態通過測量人們的4種戶口類型來獲得：當地農村、當地城鎮、外地農村、外地城鎮；社會信任水平，通過對人們對朋友、同事、領導、干部、生意人、同學、老鄉7個群體的信任水平來測量，賦值為從1到5。經極限標準化處理后生成了一個百分制計量的變量，分值越低，社會信任程度越低。由7個項目構成的社會信任感的信度系數為0.89。政府治理績效，通過受訪者所在縣區2010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和2010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來測量。
（三）方法
因為本文想要研究的是上網行為對政府信任感的影響，但是上網行為本身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并非隨機分配，因此上網行為與人們的政府信任感之間可能存在內生性的問題。比如，城鎮居民比農村居民更有可能上網，而城鎮居民可能因為接受了更好的公共服務而對政政府有較高信任感。在受教育程度、職業、年齡等8個變量中，上網人群與非上網人群所占的比例存在顯著性差異（表1）。比如，以下人群更有可能會上網：居住在城市地區、年齡在15-34歲之間、男性、受教育程度為大專及以上、職業地位較高的人以及城鎮戶口人群。這些特征，與之前對上網人群的研究發現基本一致。
因此本文采用傾向值匹配的方法，運用貪婪匹配（Greedy Matching）來評估上網對人們政府信任感的影響。該方法首先通過邏輯斯蒂回歸（表2）來計算出人們是否上網的傾向值分數P。其次，依據干預（上網）中個案的傾向值分數（Pi），在控制組（不上網）中挑選出與其傾向值最為接近的一個個案（Pj）。若其傾向值分數與控制組中的任一傾向值分數之差超過傾向值方差的0.25倍（0.25σp），則將該個案刪除，進行下一輪匹配。本文傾向值的標準差為2.54，因此控制組與匹配組的傾向值之差的絕對值應該小于0.635。公式如下：
第三，將匹配好的個案從總體樣本中抽出（不放回），如此循環往復，被抽出的樣本就組成了一個新樣本，通過傾向值匹配選出的樣本基本上解決了內生性問題。之后便可以進行進一步分析，談論上網對人們政府信任感的影響。
在傾向值匹配完成后，因為政府信任感同時受政府治理的客觀表現及受訪者個體特征的影響，為了從方法論上克服社會科學研究中的生態學謬誤和簡化論謬誤，本文采用固定效應回歸模型來討論互聯網對政府信任感的影響。
五、研究發現
（一）傾向值匹配
首先，通過模型一，我們發現，受教育程度、年齡、職業類別等變量均對人們是否上網有顯著影響。比如，相比18-35歲年齡段的人群，36-45歲年齡段人群上網的發生比下降0.74倍（exp（-1.366）=0.26），46-60歲年齡段人群上網的發生比下降0.92倍（exp（-2.515）=0.08），表明年齡上升越快，上網的可能性下降越快。而城鎮地區人口上網的可能性是農村地區人口的1.74倍（exp（0.558）=1.74）。整個回歸模型的R2達45.91%，說明了這幾個變量對人們是否上網巨有較強的解釋力。根據該模型計算出來的傾向值分數也能較好得預測人們的上網行為。
根據模型一計算出的傾向值，本文一共抽取了2906個個案，樣本保留比例相對較高。通過雙變量卡方檢驗，我們發現經過傾向值匹配后，控制組（不上網）與干預組（上網）除了在受教育程度和戶口類型外，其他變量均實現了平衡，符合傾向值匹配的要求（見表3）。比如，在匹配樣本中，農村地區居民上網人口占51.66%，城鎮地區居民上網人口占49.39%，兩者的差異不存在統計顯著性。
（二）上網對人們政府信任感的影響
第三，將匹配好的個案從總體樣本中抽出（不放回），如此循環往復，被抽出的樣本就組成了一個新樣本，通過傾向值匹配選出的樣本基本上解決了內生性問題。之后便可以進行進一步分析，談論上網對人們政府信任感的影響。
在傾向值匹配完成后，因為政府信任感同時受政府治理的客觀表現及受訪者個體特征的影響，為了從方法論上克服社會科學研究中的生態學謬誤和簡化論謬誤，本文采用固定效應回歸模型來討論互聯網對政府信任感的影響。
五、研究發現
（一）傾向值匹配
首先，通過模型一，我們發現，受教育程度、年齡、職業類別等變量均對人們是否上網有顯著影響。比如，相比18-35歲年齡段的人群，36-45歲年齡段人群上網的發生比下降0.74倍（exp（-1.366）=0.26），46-60歲年齡段人群上網的發生比下降0.92倍（exp（-2.515）=0.08），表明年齡上升越快，上網的可能性下降越快。而城鎮地區人口上網的可能性是農村地區人口的1.74倍（exp（0.558）=1.74）。整個回歸模型的R2達45.91%，說明了這幾個變量對人們是否上網巨有較強的解釋力。根據該模型計算出來的傾向值分數也能較好得預測人們的上網行為。
根據模型一計算出的傾向值，本文一共抽取了2906個個案，樣本保留比例相對較高。通過雙變量卡方檢驗，我們發現經過傾向值匹配后，控制組（不上網）與干預組（上網）除了在受教育程度和戶口類型外，其他變量均實現了平衡，符合傾向值匹配的要求（見表3）。比如，在匹配樣本中，農村地區居民上網人口占51.66%，城鎮地區居民上網人口占49.39%，兩者的差異不存在統計顯著性。
（二）上網對人們政府信任感的影響
如模型二所示，經過傾向值匹配后，上網人群的政府信任比不上網人群的政府信任感低1.478個單位，且具有統計顯著性，研究假設la得證（表4）。在控制變量中，本文發現，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個人的相對收入越高，人們的政府信任感越低。當個人收入每高出所在地區平均收入一倍時，政府信任感下降4.3個單位。人們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政府信任感越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受教育程度為初中、高中的人相比受教育程度為小學的人群，他們的政府信任感分別低2.59、2.04個單位。受教育程度為大專及以上人群的政府信任感比學校教育程度的人低2.49個單位，但是不具體統計顯著性。人們的社會信任感越高，政府信任感也越高，控制其他因素之后，人們的社會信任感每提高一個單位，人們的政府信任感會提高0.349個單位。
模型進一步討論了上網對不同受教育程度人群的政府信任感的影響。通過將上網與人們受教育程度的交互項帶入模型，我們發現，使用互聯網對初中和高中受教育程度人群的政府信任感影響較小，且不具有統計顯著性。因此拒絕研究假設lb與研究假設2b，但是互聯網使用顯著地降低了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人群的政府信任感，相對于從不上網人群，大專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群的政府信任感低6.67個單位，且具有統計顯著性，研究假設2a得證。
六、穩健性分析
為進一步驗證本文的發現，本文使用了多種傾向值分析方法來驗證人們的上網行為與人們政府信任感之間的關系（表5）。首先，本文縮小了傾向值匹配的卡尺（Caliper），采用較為嚴格的匹配方法，將其限定在0.1，分析結果與前文發現一致。
其次，本文使用了馬氏距離法。馬氏距離法（Mahalanobis）運用矩陣的方法來計算協變量之間的距離，公式如下：
d（i，j）=（u-v）TC-1（U-v）
其中，U和V分別代表控制組和干預組的協變量矩陣，C是樣本中干預組的協方差矩陣，通過這個矩陣我們可以在控制組中選取與干預組距離最近的個案進行匹配。如表五所示，通過馬氏距離法，上網行為對人們政府信任感的削弱作用更強，但是他的缺點是樣本損失較為嚴重。
第三，匹配估算法，最終保留了8998個個案。發現，上網行為對人們的政府信任感有明顯削弱作用。
第四，傾向值權重法是以傾向值作為權重帶人到人們政府信任的回歸方程中，他的優點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樣本。權重的計算公式如下：
W代表控制干預變量，因此當W=1時，也就是干預組（上網組）的權重為：
W代表控制干預變量，因此當W=O時，也就是控制組（不上網組）的權重為：
如表5所示，以傾向值為權重帶入到人們的政府信任感的回歸方程中，上網行為對人們的政府信任感有顯著減弱作用。對高受教育程度人群的政府信任感減弱作用更為明顯，但是不具有統計顯著性。
綜上所述，我們運用了多種方法對上網行為與人們的政府信任感之間的關系進行了驗證，發現與前文發現基本一致。
七、結論與討論
本文從互聯網上網信息傳播方式的角度討論了現代信息社會的發展對人們的政府信任感的影響。研究發現，上網行為只是對高受教育程度人群的政府信任感產生影響。而對于受教育程度比較低的人群，互聯網對他們的政府信任感影響不顯著。從這個角度看，第二種理論解釋更適合中國目前的狀況，即人們在上網的過程中可能存在著一個信息的自我選擇機制。但是互聯網使用并沒有提高對受教育程度較低人群的政府信任感，表明網絡空間中信息的自我選擇機制主要體現在受教育程度較高的人群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