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海派文化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海派文化范文1
1843年開埠以前的上海，客觀地講，它的文化在中國文化中處于中等水平。盡管它所在的地區是江蘇省的松江府，這是中國最近一千年來經濟文化各個方面最先進的地區，但平心而論，當時的上?？h在松江府中不過處于中等地位，無論是它的文化底蘊，還是它當時的文化狀況，都抵不上松江府的華亭縣，抵不上青浦，甚至抵不上嘉定。上海不過是一個縣城，顯不出多少優勢來。但是，在1843年開埠以后，外國租界林立，西方文化融入，上海的發展速度非?？臁５缴鲜兰o初期，國內外公認上海已經具備了文化方面的某種優勢。
除了租界以外，靠什么呢？應該講就是靠人口的流動。在上海剛開埠的時候，整個縣的人口僅僅50萬多一點，但是它的發展速度快到什么程度呢？到1900年的時候，上海的人口突破100萬；1915年的時候，人口突破200萬；1929年的時候，人口達到300萬；1942年的時候，人口已經接近400萬；到1949年上海解放的時候，常住人口是550萬，加上流動人口號稱600萬。這樣的速度，在國際上是少有先例的。英國倫敦的城市化發展速度也非常快，但是在人口增長方面，無論是從速度，還是從外來人口的比例來講，都沒有上海那么快、那么高。上海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外來的移民占到總人口的80%，而且這些人多數是以定居為目的。來自各地的高素質外來人口，使上海的文化吸收了營養，也使這些差異很大的文化在上海匯集、交流。
文化交流的多元融合
上海的文化交流靠什么？就靠大批外來人口。這批人又是素質比較高的。為什么？上海主要的移民來自浙江和江蘇，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又來自長江三角洲，就是以前我們講的浙西，現在叫浙江南部，還有江蘇南部。這些地方是從公元10世紀以來，也就是說從五代到北宋初年開始，已經在經濟、文化方面處于先進地位的地方，并且久盛不衰。所以上海流動人口來源的地方本身就是經濟、文化發達的地區，相對而言，這些移民的素質是比較高的。還有一些人盡管不是來自發達地區，但是能夠在上海生存下去，是因為有他們的特長。所以，上海移民本身素質高，傳播文化的能力就強。
另一方面呢，它是多元的。比如說，除了江蘇、浙江以外，還有一批很重要的移民來自廣東。我們知道，清朝在五口通商以前，唯一開放的口岸就是廣州，廣州早就積累了一批涉外人才。上海在剛開埠的時候，涉外人才十之八九來自廣州。從一般的Boy（服務員）到打字員，到洋行的Compardor，就是買辦，都清一色是廣州人，以后才慢慢增加了蘇州人、寧波人、本地人。廣東移民在上海也有很多優勢，比如南京東路上的四大百貨公司，全是廣東人開的。
又比如來到上海的安徽移民，特別是在華界的商業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還有上海移民中的湖北人，因為當年張之洞在湖北辦洋務，在鐵路、機器制造、開采礦產方面，湖北有一批人才，在上海辦洋務、造鐵路、搞機器生產的時候，他們就發揮作用了。
這樣看來，跟天津等其他移民城市相比，上海的國內移民是最多元的。幾乎在全中國，沒有一個地方的人當中沒人移居上海，沒有一個少數民族的人當中沒人移居上海。這就使上海的文化吸收了各方面的營養，也使這樣一些差異很大的文化在上海匯集起來，進行交流。
上海的文化來自于國內外，也融入了傳統與現代的交流。上海剛開埠的時候，只有26個外國人。但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期，上海外僑的高峰達到15萬人，這15萬人還不包括流動人口，是經登記的、在上海常住的僑民。其中有幾支外國人群體起的作用顯然更大。
一支是猶太人。我們知道，沙遜、哈同、嘉道理家族中，很多都是猶太人。猶太人在上海這樣一個新興發展起來的工商業、服務型的國際大都市中，如魚得水。講上海是冒險家的樂園，這個話是西方人說出來的?！懊半U家的樂園”有兩層意思，一方面當然包括有些人利用非法的手段獲取財富，但是另一方面也說明，這些人到上海，他們承擔了風險并且也獲得了成功，所以才成為樂園。
另外一支就是白俄。俄國革命以后，被驅逐出境的那些俄國的上層、貴族和知識分子，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到了上海。他們對西方文化與上海文化的交流，比如在音樂、繪畫、舞蹈、語言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當時很多在上海學習西方文化的人，就是跟著這些白俄知識分子學的，在上海一些主要的藝術社團里，白俄移民都起了作用。
還有一個特殊的群體就是日本人，在文化上對上海的影響也是不可小覷的。這其中，有的是正常的文化交流，但同時日本也利用上海在文化上進行滲透，進行他們的活動。
提到傳統和現代的交流，有人覺得不理解，上海既然是這樣一個現代大都會，它的傳統體現在哪里呢？因為，傳統文化的擁有者，他們也會到上海來。這樣，上海在近代這段時期內，就發生了傳統和現代之間的交流。它的結果是相當積極的，加深了上海文化的原層面。
文化生命力在于流動
當時的上海，由于處在這樣的交流中，它的人口絕不是只進不出。比如說，上海在遷移的高峰時候，每年遷入人口大概在50萬左右，但是每年遷出多少呢？上世紀30年代，有好幾年遷出的人口在45萬以上。也就是說，上海的人口盡管增長，但是曾經有進有出，交流不是單向的，而是雙向的，并不是所有人才都要集中到上海來。比如蘇州的東吳大學是當時中國法學水平最高的學府之一，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以后，在世界范圍內產生影響的幾位大法官、法學界的泰斗人物，幾乎都是東吳大學出來的，他們并沒有因為上海重要，而都遷居到上海來。當時經常有這樣的情況，有人是在上海念的大學，然后到江蘇去做小學教師，再到浙江去辦一所中學，然后又回到上海，是處于一種良性循環的交流過程。這樣的交流對雙方都是互利的。
但是非常遺憾，1950年以后，這樣的交流逐步停止了。人才的交流越來越困難。我們還記憶猶新，當時有誰要調到外地，或者從外地調進來，一般都要找到對象進行“兩調”。從1958年國家制訂法律不得隨便遷入城市開始，體制以外的流動都停止了。
這種狀況，改革開放以來有沒有改變？當然有了很大的改變。行政區劃、單位所有和有進無出，是阻礙文化交流的三個主要因素。在今天，一方面資訊發達，另外一方面交通越來越便利，但是與此同時，阻礙文化交流的因素依然存在，首先是行政區劃。以前上海如果要做什么事，比如當年南京梅山鋼鐵廠要劃歸上海，那里就要通用上海糧票、上海戶口，就只能用行政區劃的方法才能解決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文化的自由交流很難實現。
其次，就是單位所有?，F在的交流，要么我們想把他們的人才“挖”過來，要么他們想把我們的人才“挖”過去。如果不“挖”，正常的人才交流就很困難。還有，我們往往認為人才歸了你，我這里就削弱了。我們為什么就不能通過交流，像歷史上曾經有過的那樣，讓雙方互補互利呢？
海派文化范文2
一、海派文化呈現出的主要特征
經過長期歷史錘煉的海派文化，主要是指植根于中華傳統文化基礎之中，融匯了吳越文化等中國其它地域優秀文化的精華，吸收消化了一些國外主要是西方的文化因素，發展形成了新的富有自己獨特個性的海派文化。從這個角度來看，如今的海派文化不僅得益于中華文化以及世界文化的精髓，而且又演繹出了十分鮮明、十分獨特的地域文化特征。根據長期研究探討的結果，目前社會上比較普遍認為海派文化的主要特點是：吸納百川，善于揚棄，追求卓越，勇于創新。也就是說，如今的海派文化的基本特征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具有很大的開放性
海派文化的一個鮮明特征，就是開放兼容，也就是具有十分明顯的開放性。一方面是海納百川，融合中西，為我所用，化腐朽為神奇，創風氣之先；另一方面表現在不閉關自守，不固步自封，不拒絕先進，不排斥時尚。因此，這種地域文化上的開放性，使得海派文化多彩多姿，內涵豐富，也使得海派文化得以不斷傳承和發展。
二是具有很強的創造性
從海派文化發展的歷史演變來考察，海派文化具有海納百川的鮮明特征，但是，這并不等于是全盤吸收，不等于是照搬照抄，也不是簡單地重復和模仿其他的文化，而是在充分吸取和借鑒國內外其他優秀文化、先進文化精髓的基礎上，融入了獨特的創新元素和創新精神，從而使得歷史上的海派文化洋溢著創造的活力和動力。
三是具有很好的揚棄性
在海派文化歷史形成過程中，由于海納百川和百川歸海，難免也會出現泥沙俱下、魚龍混雜的現象，也有可能會出現饑不擇食、來者不拒的情況，但是，最終還是經過大浪淘沙，使得海派文化進行了有選擇地、有區別地吸收消化，不僅避免了盲目和盲從，而且還吸取并提升了各類文化的精華，從而充分體現出了海派文化的揚棄性。
四是具有很廣的多元性
一般來講，海派文化和其它文化一樣，都是復雜的文化共同體，因此，海派文化不可能純而又純，但是，海派文化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最終融合形成了海內外文化的復合體，呈現出海派文化多元、多樣、多內涵、多形式的特征。當然，這中間也會有雅與俗，洋與土，陽春白雪與下里巴人，以致先進與落后，也特別需要海派文化區別對待。
二、商品包裝設計需要文化底蘊支持
文化支持是指人們所掌握的現有物質文化成果和精神文化成果的功底及其應用能力。掌握比較多的文化成果，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這是從事現代商品包裝設計的重要基礎?，F代商品包裝設計之所以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蘊的支持，是由包裝商品及其設計的功能性、審美性、獨創性等三大所特性決定的。從這個角度來看，文化底蘊對現代商品包裝設計具有以下四個方面的重要支持作用：
一是科技文化對包裝設計的智力支持作用
科學技術作為系統的理論化的知識體系、社會意識的一種特殊形式，它不但是創造和發展文化的有力手段，而且是對社會生產和產品開發與設計的一種重要的智力支持。在當代社會，科技文化已經成為以計算機技術為核心的高級文化系統。例如，在國外商品包裝的造型設計、結構設計、裝潢設計等一條龍設計過程中，早已實現了計算機化。如今，運用計算機設計，可以將包裝設計過程中的反復計算、反復比較、反復修改都由計算機完成，可以使包裝設計從令人苦惱的繁瑣的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中解放出來，還可以大大縮短設計周期，提高設計的精確度，從而獲得優化的設計成果，而包裝設計的電子計算機化也是未來的發展趨勢，因此，包裝設計工作者如果沒有深厚的科技功底，其商品市場調研、新材料的選用、設計資料的檢索、設計程序的編制等，都將受到極大的影響。
二是審美文化對包裝設計美學應用的支持作用
審美文化是以主體精神體驗和情感享受為主導的社會情感文化。伴隨著社會整體文明的不斷進步，人類的審美視野和審美活動的范圍在不斷擴大和延伸。今天，隨著社會物質財富的日益豐富和人的文化素養的提高，人們的消費心理和需求觀念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人們在購買商品時，不僅僅看重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價格，而且十分講究由商品和包裝的審美價值、情感價值、社交價值等文化價值提升的商品的附加價值。如今，因為商品包裝質量低劣而積壓滯銷或在出口創匯方面造成巨大經濟損失的實例不勝枚舉；同樣，因為商品包裝稍作美學質量改進即獲得積壓商品暢銷或出口創匯增加的情況，也不乏其例。商品包裝設計，從構圖來說，離不開對比、比例、對稱、平衡、韻律、空間、調和等多方面形式美規律的運用；從造型結構來說，離不開安定與生動、對稱與均衡、對比與調和、比例與尺度、重復與呼應、節奏與韻律、變化與統一等多方面美學關系法則的處理；從裝潢心理感受來說，離不開適用感、特色感、質量感、廉價感、名貴感、新奇感、柔美感、群體屬性感等各種心理感受的美學表現。這表明，包裝設計者如果沒有審美文化功底，就難以在設計中創造出寓于商品包裝中的完善的美學功能及其所體現出來的美學價值。
三是道德文化對包裝設計的警示作用
道德文化是一種規范人們的社會行為，依靠社會輿論和行為主體的自覺意識調節社會關系的一種“調適文化”，它是構成社會文化的重要內容之一。在中國古代文化中，傳統的道德文化占有重要的地位。實際上，商品包裝與被包裝商品本體是一種形式與內容、表與里的關系。形式與內容、表與里是否一致，需要現代商品包裝設計工作者的自身道德自律或道德心理自律，不作“缺德”的欺騙性包裝。如果商品包裝設計者能夠用道德原則警醒自己、約束自己，那么，對杜絕假、冒、偽、劣產品上市，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有序運行，推動社會生產的繁榮和進步，都將發揮出很大的作用。
四是營銷文化對包裝設計的指導作用
營銷文化是市場經營或市場行銷文化，也是旨在面對瞬息萬變的市場環境，加強市場調查，采取有效的市場營銷策略，開展市場營銷活動的文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營銷文化的內容日益豐富起來，它的研究范圍已擴大到始于商品被生產出來之前，而終于商品實現銷售、價值得以實現之后。同時，現代市場營銷文化已經同經濟學、管理學、心理學、社會消費學、市場預測學、廣告學、經濟計量學等多種學科緊密地結合起來，形成了一門綜合性的學問。因此，商品包裝設計人員一定要用市場營銷學的文化支持進行商品包裝設計，沒有這個文化支持，就難以對市場營銷環境、消費心理作出科學的分析；難以在對市場細分的基礎上確定正確的市場營銷策略，包括產品策略、價格策略、渠道策略、促銷策略、競爭策略和多角化經營策略等；更難以對國際市場進行細分和適應經濟全球化日益加強的趨勢使包裝設計有利于開拓國際市場。
三、海派文化與現代商品包裝設計的結合
在當今市場經濟條件和市場競爭環境下，現代商品包裝設計必須充分吸取海派文化的精髓和營養，從民族傳統文化入手， 賦予文字、圖形、顏色、材料的傳統韻律，構成有“上海特征”的現代商品包裝設計風格，使本地的商品包裝設計賦有新的文化意義和文化特征，并且以特別的設計理念以及設計元素加以發展，給以創新。從這個角度出發，海派文化與現代商品包裝設計的有機結合主要應該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設計理念在繼承的基礎上注重發展
現代包裝設計與海派文化的關系，并不是對傳統海派文化的膚淺理解，即“形”的簡單套用和照搬，而是要將傳統海派文化的精髓融入進去，在充分理解海派文化的基礎上延期“意”傳其“神”，讓海派元素為現代包裝設計注入新活力。當前，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不僅強烈地刺激了傳統海派文化的神經，而且也為海派文化的創新帶來許多新的思考和契機。從這個角度來看，在認識和了解傳統海派藝術文化的基礎上，逐步挖掘、變化成為現代商品包裝設計新的創意點和啟示點，是塑造海派商品包裝設計風格的必由之路。
二是設計元素在借鑒的基礎上注重創新
在商品包裝設計中利用傳統海派元素的再次造型，是基于對傳統海派文化借鑒的基礎上，結合現代藝術表現形式進行新的圖形創作；是將結構繁復、形式陳舊，不符合現代審美需要的藝術形式，加以提煉、概括、醒目強化，通過新的設計重組，再將這種立足在傳統海派元素原型上，而又對原型不斷分解、轉變和重構的衍生型糅合到現代包裝的設計之中。這樣設計出來的圖形，不僅能夠保留傳統藝術的神韻，又能夠帶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包裝設計中的海派元素再構成是在新時代審美意識下的一種再生創造，它是傳統圖案、紋樣符號與現代圖形設計新舊兩種形式之間的激烈碰撞，在這種碰撞中得以誕生，并散發出其獨特的海派神韻和魅力。
三是海派文化元素在發揚的基礎上得以傳播
海派文化范文3
一、聚焦課堂――打造高效模式
1.優化課堂，高效模式初具模型
學校結合實際，大膽探索高效課堂教學模式，營造學生自主發展的“海精靈靈動課堂”，初步探索了五字教學模式：導――學案先行，預習新知，學――伙伴互助，自主學習，展――小組展示，質疑解惑，練――主動練習，形成技能，悟――啟迪思維，感悟創新。引導教師培養學生良好的學習習慣，特別是對自主學習能力和合作學習能力的培養。
2.制度保障――高效模式有效發展
為了保證高效課堂的順利實施，學校在教學管理上采取了相應的配套措施。一是每周教學研討會制度，安排固定時間以備課組為單位進行教學研討，以求教有所悟，教有所得;二是錄像課制度，每天安排一名教師在學校錄播室進行觀摩課直播，在教學研討會上進行教師自評、組內互評、專家點評，以求集思廣益，揚長避短。
3.課堂展示，高效模式延展落實
通過開展骨干教師示范課、青年教師匯報課及課堂開放等活動，校長、教導處深入到教研活動中，了解各學科的教學和教研情況，及時解決問題;針對性地聽課，課后和任課教師及時交換意見，及時反饋，及時做出評價，以促進教學。師徒通過開展“同研一節課”“同一角度觀課”的互助活動，不斷發現教學過程的新問題，研究解決教學中的實際問題，總結、提升教學經驗。這一系列活動促進了“五字教學法”的進一步深化落實。
創建高效課堂模式對我校是一個全新的挑戰，它既要有勇于開拓的膽識和勇氣，也要有豐厚的教育理論基礎。面對已經取得成績，我校應進一步結合實際，深入探究高效課堂模式，逐步確立可操作、符合科學教育規律的高效課堂模式。
二、依托課程――創建特色品牌
我校立足學科教學，開發系列海洋教育課程，依托校本課程的開發與實踐，引領學生認識大海、親近大海、熱愛大海。
1.以基礎型課程為根基，承載特色
學校通過在國家課程中融合滲透，以國家課程目標、內容、途徑、評價等為主體，結合年級特色目標，尋找與海文化要素相關的內容，建立學科“海文化”滲透系列。語文課開發“我愛大?！敝黝}閱讀微型課程，并要求每名學生誦讀8首海洋詩歌;科學課開展海洋動植物的研究性學習，激發學生關注大海、保護海洋資源與環境的意識;美術課開發微型課程“海洋生物剪紙”，通過畫、折、剪紙這些活動，使學生對海洋生物有更直觀的認識，在觀察、想象、創造中提高審美能力;音樂課開發海洋歌曲展播，各學段學習課本中關于海洋的歌曲，以及歌唱威海的歌曲，如《海濱小城威海衛》《威海之戀》等。
2.以拓展型課程為主體，凸顯特色
我校開發的海洋特色主體校本課程，以學生熟悉和喜愛的海洋生物為主要素材，通過對海洋生物習性、生存環境、經濟價值等的探究，達到科普教育、感恩教育、環保教育、國防教育等目標。去年9月，首套海洋教材《藍色家園》走進我們的課堂，我校以這套教材的實施為契機，進一步優化海洋教育的普及，為師生樹立了正確的海洋觀等，促進人文素養的全面提升。
3.以實踐型課程為載體，深化特色
實踐型課程包括社團課程、班本課程兩大方面，是以學生實踐體驗為特征，遵照自主選擇、多元發展的原則，以激發興趣、人人參與、個性發展為目標的選修課程。
（1）學校成立船模、鵝卵石繪畫、貝殼貼畫、海洋生物剪紙、海之聲合唱團等學生社團，制定社團管理、考核和評價等系列制度，確保社團課程良性發展?！白灾鬟x擇、多元發展”的課程建設思路，能滿足不同學生發展的需要，在動手動腦中，激發學生的興趣，培養學生的特長。
（2）學校提出“班班創特色”的海洋特色班級創建策略，要求每個班級選擇學生最喜愛的一種海洋生物作為班級吉祥物，并從這種海洋生物的特點中提煉出班級精神。憨態可掬的企鵝，霸氣十足的螃蟹，溫文爾雅的海星，搏擊風浪的海燕，以靜制動的海螺等被學生推選出來，校園氛圍也顯得愈發活潑。今后，我們還需要在“全員參與”和“傳承海洋精神”這兩個方面不斷完善班本課程，引導師生在參與、體驗、創造的過程中，共同構建富有個性的、充滿活力的班級文化。
三、活動采擷――提升特色品牌
豐富多彩的活動不僅要使學生學到很多知識，還要使學生從中受到很好的教育。我校每年都在各種節日、紀念日開展主題活動。讀書節、算術節、英語節、體育藝術節、校園文化節就如同一條美麗的珍珠鏈讓師生全員參與，鍛煉自我，展示自我。
本學年，乘著省規范化檢查的東風，我們重新整修了各種功能室，新增添了美術室、綜合實踐室、科技活動室、舞蹈室、音樂室及器樂排練室，整修了圖書室、閱覽室、微機室、科學實驗室等。這些為學校興趣小組的開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圍棋、朗讀、船模、剪紙、軟筆書法、貝殼貼畫、鵝卵石繪畫等興趣小組活動開展得如火如荼，并先后舉行了“聆聽大海、書寫情懷”軟筆、硬筆書法比賽，“海之韻，說之樂”英語口語比賽，“海洋世界巧手剪紙”比賽，“海精靈之佳作大比拼”活動，“搏擊長空，勇奪桂冠”數學趣味比賽，“海精靈之海灣藍色閱讀”英語情景劇、英語故事比賽活動，“逐浪競千帆，巧手制船模”活動，“海魂訓練營”良好學習習慣養成展示等活動。
同時，學校結合“體育藝術2+1”模式，開展了系列“陽光體育”活動：舉行了“千錘百煉，鑄就軍人本色”隊列比賽，同學們精神抖擻，體現軍人本色;“繩舞飛揚，運動快樂”跳繩比賽，同學們全力以赴，賽出優異成績;“百舸競帆、活力飛揚”秋季趣味運動會的賽場上，全體運動員繼承了“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優良傳統，發揚“更高、更快、更強”的奧運精神，取得可喜成績;“千帆同競進，追夢展風采”2014年春季趣味運動會，使學生展示自己的風采;“學韻律動，海燕競飛”隊列隊形及七彩陽光廣播操比賽，讓學生的廣播操成為展示我校學生的一個亮點、窗口;“陽光體育大課間，律動體操展風采”活動如期開幕，展示了各班良好的精神風貌。學生在各種體育運動中，不僅鍛煉了體能，更增強了集體榮譽感。
海派文化范文4
[關鍵詞]市場；社區；根基
[作者]馬嵐，南京大學社會學系。南京，210093
[中圖分類號]G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54X(2008)01-0173-005
我國少數民族眾多，大多集中在西部和邊疆地區，因其地理位置和周邊環境的特殊性，呈現出特別的自然景觀。這些少數民族大多擁有古樸濃郁的民俗風情，積淀深厚的文化底蘊，在、風俗特征、生活方式上差別很大，并且由于少數民族地處比較偏僻的地區，無論是自然環境還是風俗傳統，都較少受到外界的影響和破壞，大都保留了未經人工雕飾的原始風貌。這些迥然不同的自然景觀和文化氛圍，因其積淀性、差別性、原始性與漢族地區的旅游資源形成了互補，成為一種寶貴的文化資源，為民族旅游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如“人間瑤池”的黃龍、“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壁畫長廊”的敦煌莫高窟等，都是世界級的精品和絕品資源。
近年來，國內的民族旅游開始迅速發展，各少數民族紛紛開始利用自己的自然、文化資源，打起“民族旅游”的牌子，建設旅游設施，招徠、接待旅游者，為其提供游覽、交通、食宿、購物、文化娛樂等綜合，從中獲得收益。民族地區旅游業發展最大的特點就是民族性，利用民族文化與主流文化的差異吸引旅游者。對于游客而言，他們的目光始終聚焦在通過民族差異尋求“真實感”，追尋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如藝術品、節慶、儀式、飲食、服飾、建筑，等等。正是游客的這種心理需求，使得民族地區日益關注并維護本民族的傳統文化。如云南省彌勒縣可邑村在“彝族文化生態旅游村”建設中，彝族村民就主動穿上已不多見的民族服裝，加入民族的集體活動，并自發地將本民族的傳統文化習俗進行整理、創新、傳承，成為了較成功的民族旅游“文化示范點”。然而，很多現實也表明，旅游在民族地區經過幾十年的迅速發展，現在雖已進入空前繁榮階段，但伴隨著這種繁榮，各種消極效應也開始出現并顯示出其潛在的威脅。旅游業的發展不僅一定程度上污染了目的地民族社區的自然環境，而且有一些民族文化不僅沒有因此發揚光大，反而受到外部侵蝕，出現了衰退的趨勢。如貴州省黔東南州曾經先后開發了八個民族風情旅游村寨，接待了成千上萬國內外游客。20年過去了，這8個旅游景點相繼出現老化的趨勢，甚至倒閉。最典型的是當初參觀者如云的自治州民族博物館如今改建成了家具市場。(引自中國工商時報)民族旅游緣何在20年的發展中，不僅沒能做大，反而出現了衰退的危機，是民族文化在現代文明的侵蝕下被取代，還是民族文化自身沒有足夠的吸引力?
有的學者批判某些少數民族把自己的民族文化遺產當作商品出售，文化要素被商品化，只要出錢，都可以購買，他們把注意力完全放到飯店規模以及如何吸引游客、餐館、購買紀念品等，使得當地社會道德風尚退化，淳樸的民風商品化，最后喪失了自己的文化。而有的人支持少數民族的市場化、商業化進程，提倡少數民族應該和漢族一樣享有均等的發展機會，應該積極地參與到市場經濟中，獲取一定的經濟利益，提高生活水平。究竟應該如何發展民族旅游?Gudeman的經濟人類學視角或許能給我們一定的啟發。
經濟中的社區和市場
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假設就是理性化假設，任何經濟主體都是為了實現利潤和效用的最大化，每個參與者都必須是完全理性的，以個人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將社會、道德、情感、習慣等非理性因素排除在外。在當代經濟話語中，社區和市場常常是分離的。如新古典經濟學只關注一個領域，即市場，認為正是這個單獨的領域組成了經濟的全部，在其中所有的物品都是有價的都是可以用于交換的。效率是中心價值觀。許多當代經濟學理論研究個人偏好如何影響需求，需求與供應結合在一起如何決定了商品的價格或價值。(Gudeman，2001：5)
在談及民族旅游發展給少數民族帶來的消極影響時，有人認為旅游開發造成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價值觀的改變，古雅淳樸的民俗民風商品化。他們認為少數民族大多熱情好客、忠誠樸實、重義輕利，具有敦厚淳樸的民風。但是，隨著旅游的開發，受外來風氣影響，一些地區少數民族民眾的價值觀被同化，出現了明顯的退化現象。比如的有些旅游地，經過旅游開發，商品意識和貨幣概念漸漸深入人心，這本來是社會變遷和文化變遷的正常情況，但在有的地方卻走上了極端。例如在牧區，科研考察人員看到藏民的小孩子，就想與他們合個影，小孩子也非常配合，可是攝影完畢，他們伸手要錢的動作卻也非常的干脆和老練，讓人感嘆不已。(孫天勝摩永樂中國民族雜志2006/9)
首先，這種看法明顯是沿襲了傳統經濟學的看法，把社區排除出經濟領域，認為社區、社會關系、文化傳統與商業活動、市場經濟、商品化是兩個完全隔絕對立的系統，社區內部不存在經濟利益的算計，而一旦開始追求經濟利益就會喪失社區的文化傳統。其次，這種看法明顯是在少數民族和主流民族之間作了類似于人類學學科傳統的二元區分，即一方面把少數民族看作是原始的、落后的、前現代化的，而另一方面又認為他們未受到商品化侵蝕，性格中保留了人性中最本真、最單純的部分，善良淳樸；而主流民族、城市族群則是雖然具有先進的現代文明的，但是因為受到市場經濟、商品化的影響，變得斤斤計較，精于算計，任何東西都用金錢來衡量。這樣，一旦少數民族地區作為旅游景點開放，就會受到外部影響，丟掉自己的本真而變得商業化，在一定程度上人性也發生了變化。
而人類學拓寬了對經濟的理解，Gudeman認為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包括市場和社區兩個領域以及根基、社會關系、交易和積累四個價值維度。這些領域和維度的重要性隨社會和歷史而變化，但是經濟行為常常是置身于價值背景中的。經濟的兩個領域中，社區代表基本的社會關系。社區中的互動都是面對面的，經濟價值觀是地方性的、具體的、由社會關系建構的、情景性定義的。而市場是匿名的、短期、遠距離的交換，在其中經濟是非個人化的、全球性的、是從具體的社會情境中抽離出來的。Gudeman認為社區是互惠的、非標準化的領域，但它并不是資本主義的對立面。社區和市場通過制度和實踐相聯系，因為即便是最具市場導向的行為，也依賴社會關系和社會資源。但是無論在哪個領域，人們都是由社會成就、好奇心、控制欲以及工具性的目的，由競爭、積累所驅使。(Gudeman，2001：1)因而分別
處于社區和市場中的人并不存在人性的差別，少數民族開放社區從事商業活動，也并不是人性發生了變化，社區通過道德責任來維持，但并非就是平等的和利他主義的，它的內部也充滿了權力和剝削。(Gudeman，2001：28)少數民族之前也并不是不懂追求利益，只不過社區和市場的側重點不同而已。
Gudeman的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是“base”，即社區的“根基”。根基是群體共享的利益或價值，包括諸如土地、水等可持續資源，生產性產品和一些觀念性構造，如知識、技術、法律、習俗，儀式。(Gudeman，2001：1)在經濟的社區領域，根基和社會關系是最為重要的，盡管交易、分配也存在，但個人都被置于社會關系之中，社區事業高于個人利益，利益具有穩定性、可預測性。而在市場領域，交換和分配是最重要的，個人和群體被看作分離的行動者，交換和互動都是短期的，匿名的，自我利益是首要目標。在嵌人性經濟學中，也認為土地和勞動通過社會關系來進行交易。當受親屬關系支配時，是互惠；當受政治、宗教制度支配時，是在分配；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所有東西都從生產的社會關系中去嵌入化。(Gudeman，2001：18)可見社區和市場只是在一個連續統中處于不同位置而已。
保持根基和資本積累是社區和市場差異的縮影。根基的組成物沒有統一的衡量標準，而資本的所有部分都是由金錢來衡量，在交換中可通約的。競爭性的、市場性的資本主義的根本特征就是獲取利潤和積累資本，而社區的中心過程是生產和維持根基，但它們都是在交易中實現的。社區交換是保證、維護與支持根基，馬克思認為這是一種“物品――金錢――物品”的交易；市場交換是為了增加金融資本，是“金錢――商品――金錢”的交易。
而無論在哪個領域，人們也都不可能丟掉自己所依附的社會關系。因而社區和市場在行為、制度上是分開的，但市場是依賴于社區的，依賴組成社區的群體和社會關系。(Gudeman，2001：10)市場不能離開社區的支持而存在，社區也是內在于市場的。比如在殖民統治中，跨國企業憑借政治力量來利用社區經濟，同樣，世界港口在某些地區經濟中有特殊的地位。社區和市場相互交織，交易的合作雙方希望保持一種持久的關系，這體現了社區的方面，同時希望從對方獲得利益，這是商業的一方面，并且交易者自身也常常面臨著利益最大化和維持關系的困境。(Gudeman，2001：11)日常生活中我們也常常利用經濟的兩個方面。比如大型超市就是匿名的，非個人化的，滿足個人交易的目的；而社區中的小店則是群體關系的體現，不僅僅是為了購物，也在購物中滿足了個人與他人溝通交流，維持社會關系的目的。(Gudeman，2001：12)
Gudeman將經濟看作是由民間模式和隱喻建構起來的，質疑一般的“經濟”概念，認為并不存在基礎的、唯一的經濟，而是在具體文化情境中的多樣化的、有意義的形式。(Gudeman，2001：4)
社區的根基――民族旅游的資本
伴隨著旅游的開發，現代化所具有的普遍商品化原則，使得文化產品更加標準化，這在民族旅游開發過程中表現為民族傳統文化的過度商品化導致民族傳統文化的退色。旅游形象為了迎合大范圍的游客愛好而發生改變，開發商讓當地社區改變自己傳統習俗及一些儀式的原有功能，使之變成商品。例如婚俗、節日等，目的地人民不分時間和地點地把一些旅游者希望一睹的習俗禮儀表演一番，或者在當地少數民族群眾進行多年一次的神圣宗教禮儀時，有意識地把這些活動包裝為商品，出售給游客，使得這些具有特定含義的習俗商品化，失去其原有的意義和功能。例如一些旅游點將少數民族的婚俗進行開發后成為游客可以參與的一項表演活動，但在一些地方為了迎合一些游客的需要，竟出現了只要給錢，游客就可以摸“新娘”的怪現象。這些對民族文化缺乏尊重的做法讓許多游客大倒胃口，扭轉了游客最初的追求真實的旅游興趣，那些抱著尋找真實文化想法的游客難免會乘興而來，敗興而歸。
其次，有些少數民族社區受到外部的影響和同化，改變了生活方式。由于經濟落后，少數民族對自己所擁有的文化遺產價值缺乏認識，缺乏自信心，轉而盲目追求所謂“現代化”，對民族文化造成了破壞。例如，貴州鎮山作為一個民族旅游點，其布依族服飾文化集中表現為，沒有冗繁的圖案，青布服裝清新淡雅，服裝上的繡花簡潔明快。但隨著旅游的發展，年輕人受到都市潮流的影響，牛仔衣、牛仔褲大量流行，更有甚者，都市里一些極為暴露的服裝，在鎮山也時時可見。還有一些少數民族山寨，拆了古老的木樓，蓋上貼了白瓷磚的新房子等。在貴州省黔東南州的一些民族村寨，漢文化的侵襲無所不在，村民們講的是漢語、穿的是漢裝。這些行為破壞了民族地區的社會文化遺產，滿足不了旅游者求知求異的心理需求，久而久之，對游客缺乏吸引力，市場效益也會日趨下降。如果失去了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也就失去了旅游資源的生命力。
還有一些民族文化遺產正在慢慢絕跡，如在貴州省臺江縣的一個村莊，一個八十多歲的苗族老太太，沒有文化，她的剪紙圖案就有上百件，但老太太的這一絕技卻沒有繼承人，這種斷層讓人擔憂。(引自中國工商時報)
一方面是社會文明的進步，另一方面則是民族文化的逐漸消失。現代物質文明的入侵，給民族文化帶來的沖擊是巨大的，習俗和信仰陷入了迷茫。在一些地方傳統文化只在節日中被形式化的表演出來，而以現代文明的產品改變它們的生活方式，到底是進步還是倒退?民族文化以什么樣的方式存在?
一個社區創造并共享一個根基，根基是群體共享的利益或價值，它是一個社區的遺產，是社區成員的物質和社會，包括諸如土地、水等可持續資源，生產性產品和一些觀念性構造，如知識、技術、法律、習俗，儀式。通過物品、服務、觀念體現出地方性的價值維度，表達了群體認同，是非價格化的，異質性的。(Gudeman，2001：7～8)雖然根基會隨著時間發生變化，但它體現了臨時性和持續性。根基是一群人所共有的物質或知識，它不是偶然存在的而是一種社會事件，沒有一個根基，就不存在社區。(Gudeman，2001：27)
社區根基的核心部分“sacra”，它是一種象征物，可以是一面旗幟，一部憲法，一個徽章，一頂王冠，想象的圣杯，祖先或具體化的精神，被看作一個神圣的、神秘的世界，通過儀式呈現出來，并被當作財富保存下來。作為sacra的食物具有神圣性，它傳達、維持了群體認同和社區的權力，處于社區的中心地位，被一些禁忌圍繞、保護。這些事物不能被交易，甚至不能在社區內部流通，是被限制的和不能轉讓的。(Gudeman，2001：32)它不能被用于交易，象征著社區本身不能被出賣。(Gudeman，2001：28)Sacra與社區是同一的，sacra的破壞，對一個社區來說是災難性的，奪取一個社區的sacra，如同破壞了這個社區。(Gudeman，2001：30)
根基常常具有雙重意義：作為一個群體，作為一種延續性的財產。根基具有社區價值，它是群體認同的象征，是價值的體現，是物質的來源，但可以用于市場用途。(Gudeman，2001：29)當今經濟的一
個特點就是將建立根基和積累資本的沖動的融合，將不可通約性與統一性相結合，將地方性與全球化相結合。經濟的一端是普遍換和全球化，另一端是有限交換和地方性實踐，兩類是交織在一起，外部的、標準化的實踐是在地方情境中實現的。(Gudernan，2001：121)比如市場中一些的“基礎產品”――汽車、牛奶、紙巾、剃須膏以及漢堡等都可以在任何地區被制造出來，但是對于另一些產品來說，原產地就非常重要，決定了它們的品質和價值。比如酒，往往就比較強調原料產地和釀造工藝，因為它們傳達了社區產品的信息。產地作為一種標志，表達了與歷史遺產的聯系，包含了繼承性技能和地方性資源。比如佛羅里達的橙汁，就是宣稱這種果汁是合作加工生產出來的，暗示它包含更精心的培育和制造，作為社區繼承物具有更好的品質。(Gudeman，2001：159)
而民族旅游正是在這種背景中出現并發展起來的。異質性、原生態的自然、歷史、文化傳承成為一種資源、一種品牌。從游客角度來看，人們出游的目的本身就是為了追求“差異性”，希望能夠觀光、體驗和經歷與自己熟悉的文化體系完全不一樣的東西。二者的差異越大，對游客的吸引力也就越大。少數民族地區奇特的自然生態和豐富多姿的民族文化由于與客源地自然環境和文化產生巨大的反差，因而對游客具有無窮的魅力。購買者通過消費，使社區和對它的品質成為自己的一部分。產品被想象為神圣的，滿足了消費者通過共享一個社區物質加入一個社區的愿望。換言之，這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對地方性的一種追求，在現代化世界中對原生態的一種回歸，在標準化場景下對異質性的一種探索。因而這種異質性、原生態和非標準化可以說是這些少數民族社區賴以存在和發展的根基。保留根基、形成認同是關鍵，正如跨國市場通過標準化和商品化的過程擴大其領域，社區的核心問題是如何通過創造社區認同，保留根基產品。(Gudeman，2001：159)公園和紀念碑都改為收費項目的問題能夠給我們一些啟發。公園和紀念碑是國家的根基，如果將這種根基商品化，就會失去公共性，失去我們的社區。國家的承諾之一，就是使少數族群、窮人和主流群體、富人一樣，共享根基。這種居住在社區中的價值是沒有市場價格的，這是社區何以成為社區的根本。(Gudeman，2001：163)以上提到的那些例子，正是該少數民族社區只一味注重商品化、現代化，而丟了自己的根，從而“賠了夫人又折兵”。
出路：以兩個社區為例
然而民族旅游究竟應該如何在市場和社區之間進行抉擇，如何既利用市場機會來獲取一定的收益，同時又不被背上“賣文化”的罵名，維護和拓展了社區的根基。
Gudeman的書中提到Guatemala西部的兩個高原城鎮的例子，表明通過轉變市場行為，市場可用于維護地方遺產，從而用資本維護了社區的根基。這兩個城鎮具有宗教上的兄弟關系，它們都有一系列偶像崇拜儀式，這些獨特的儀式通過吸引游客，使地方經濟獲益。但是舉行儀式所需的樂隊、舞蹈、小船等等花費都很高，會增加社區的經濟支出，使社區面臨經濟危機。
在第一個社區，地方政府為了促進經濟發展，提供了經濟支持，但是要求當地人只能在非宗教日為游客表演，游客為這種娛樂性表演付費。作為回應，當地人說他們可以找到一些廉價的物品來完成宗教儀式，因為這種表演是一種義務，但是對游客的表演會收費高一些。由此，他們把市場性支付與社區服務區分開來。
在第二個社區，旅館、飯店、和商店一致同意支付儀式所需的花費，但是當地人回答說他們對宗教服務不收費，建議企業提供一些捐贈。通過將社區語匯施加于互動，將商業活動引進了社區，同時獲取了商業財富。
海派文化范文5
作為最早誕生和成熟的海派藝術品種，海派書畫自 20世紀初崛起之時，便為海派文化確立了文化高標與商業高格，并在此后的幾十年里，一直成為海派文化的標志性形態。通過這個過程，可較為清晰地認知這一海派藝術與整個海派文化之間的關系。
一方面，海派書畫是由上海特定歷史與地域文化孕育和催生的風格性藝術。上海自 1843年開埠后，只消半個多世紀便從一個尋常的濱海城鎮成為全國乃至東南亞最大的城市，在生成最大規模市場的同時，營造出不同于當時國內任何地域的文化，即兼收并蓄、博采眾長、中西合璧、雅俗共賞的商業文化。這種文化的根源和實質，是各種文化形態在一種高質量、高品位、高信用的商業文明之上的融變與發展。來自江浙的書畫家們身處近水樓臺，引領風氣之先，不但早早“僑居賣畫”、“技鳴滬上”，且隨時代變革而變、伴社會轉型而轉，將自身的傳統文化底蘊、藝術追求與上海地域特征、市民日常生活、相近審美情趣融合起來，呈現出既有強烈個性、更有群體取向和共同文化追求的風格與精神。
另一方面，海派文化是由海派書畫等風格性藝術集聚和彰顯的地域性文化。以任伯年、趙之謙為首的海派書畫開創者們，既擁有著傳統的文化底蘊，又浸潤于上海的商業文明，自身的文化視野、藝術個性以及在上述氛圍中形成的開放胸襟、突破魄力和創造能力，使自己的作品既來自傳統又走向現代、既滿足文人又取悅市民，實現了文化品位與商業融為一體的綜合價值。具有這種價值的作品一旦成形，就為海派文化提供了有形且又有力的支撐，為海派文化之大殿、之巨舟，打造了一根最堅硬的柱石、一條最強韌的龍骨。海派書畫出現以后，當仁不讓地成為海派文化的最早代言人和最強主力軍，并與此后生成的海派京劇、海派歌曲、海派電影、海派建筑等一道，使整個海派藝術群體從曲曲濫觴直到浩浩大江。其中情況較為特殊的是京劇。“海派”原是對上海早期京劇演出缺乏規范的一種貶稱；但在周信芳崛起后，海派京劇的思想藝術價值與商業價值達成了較高端的平衡，始與海派書畫一并成為海派文化兩道最為醒目的風景。
海派書畫與海派文化之間，猶如 “果”與“樹”之間的關系。作為海派文化之樹上率先結出的果子，海派書畫集中映現出了海派文化的藝術價值、商業價值和文化精神價值；果子落地生根，長出更多的幼樹，結出更新的果實，第二、三代海派畫家群體猶如廣袤而深遠的林帶，不但自身綿延數十年之久，更為改革開放以后直至 21世紀的上海書畫撐起了濃濃如蓋的綠蔭。
“斷”與“絕”
自20世紀后半葉始，海派書畫逐漸萎縮，其因歸于海派文化之樹逐漸枯萎，無力給予包括海派書畫在內的一切海派藝術果實以足夠的養分了。在此后約五十年里，海派文化遭遇的斷層不是一次，而是三次，每次斷層都來自社會、經濟、文化的最基本面。既然斷層發于根系、必定傷及主干和枝葉，果實更無法幸免。而果實的凋敝和消失，又加速了海派文化之樹的枯萎和消亡。
第一次是計劃經濟的覆蓋，使海派文化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商品市場。海派文化的實質和命脈，乃是商業文明。當畫家們紛紛成為國家干部職工、不須（或不能）依靠賣畫謀生（或發財）時；當書畫會、書畫店紛紛合并為公私合營、最終成為一兩家國營單位時，就意味著自由買賣的文化市場漸趨消失，海派書畫所依附的商業文明被釜底抽薪，難以燒沸書畫家們的熱情和活力了。
第二次是“”風暴的掃蕩，使海派文化失去了最后一線存活的希望。商品市場的喪失尚能為海派書畫創作留存一線生機，因為雖然沒了盈利動機，但那些正當盛年的第三代海派書畫家們仍可循著既有的思路和技法進行創作；他們的作品雖不能作為商品換錢，卻至少可以拿來饋贈。因此，起碼在某些情況下，上海的書畫風格依然有別于各地，尚可勉強稱作“海派”。然而“”爆發以后，一切海派藝術盡行滅絕――凡是全國的藝術，就是上海的藝術；而上海的藝術，也就是全國的藝術。上海書畫在喪失了商品性之后，又喪失了地域性，而地域性的喪失，宣告了海派書畫的徹底湮滅。
第三次是無序市場的毀傷，使海派文化失去了死而復生的優質土壤。改革開放以后，市場經濟雖在摸索中得以部分而又緩慢的恢復，但無論是規模還是質量，無論是規范性還是公平性，都與三四十年代海派文化的鼎盛期有著很大差距。具體而言，改革開放初期，計劃經濟的隨時干涉，令市場貌似松綁卻仍然縛手縛腳；改革開放中期，因“”禍害造成的傳統道德的喪失，因外來文化沖擊導致的民族藝術的失落，使大多已到垂暮之年的海派畫家及其畫作的藝術價值，與商業價值不成比例、嚴重失衡；三十年后，時過境遷，盡管現下情況整個兒顛倒了過來，但藝術與市場的關系依然難言協調。不良之徒唯利是圖的爆炒、不法之輩肆無忌憚的造假，使那些號稱“海派”的劣作、贗品的藝術價值與商業價格反向而行，越拉越大――而這一切大多打著“弘揚海派文化、振興海派書畫”的浮華招牌，招搖過市大行其道。應該看到，海派藝術的質量和成就取決于海派文化、也即孕育它的商業文明的質量和成就，只有當市場的理性足以表達出藝術的理性、藝術的感性足以駕馭市場的感性，海派文化才能獲得健康的成長和發展。換言之，市場無形之手與繆斯夢幻之手牽得越緊，才越接近海派文化的黃金時代。如今要在一個缺乏道德誠信、缺乏準則規范，實質上是缺乏共同精神價值和文化追求的市場里成就一個高質量的海派文化、一批高成就的海派藝術家及其作品，無異癡人說夢。
綜上所述，對于一種以商品性為本、以地域性為根，且在中華文明史上說不上十分偉大的文化來說，要想在其歷經了三次重大打擊、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斷層后，硬生生地從已衰微的土壤之上重新長出參天大樹、結出累累碩果，委實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在這種幻想中空喊“重振海派書畫雄風”、“再現海派文化繁榮”，是無視歷史和社會經濟變化的，因而是輕率而無望的。這就是為什么有人會對“海派書畫”、“海派文化”的提法反感，倡議以 “上海書畫”、“上海文化”之類稱呼取而代之的動因。
“泛”與“虛”
從20世紀末到 21世紀初，隨著日益加劇的經濟全球化、交通便利化、信息網絡化、人才流動化，上海無論是在交通地理、信息資訊還是人才資源上的優勢，都通過各種硬件和軟件被各地分享，海派文化呈現泛化現象。當今許多城市、許多地域都已擁有了當年海派文化精神賴以生成的幾乎所有要素，加上當地政府支持的靈動、資源縱深的寬厚、發展空間的廣袤，更使這些城市和地域具有上海難以奢望的優勢。極而言之，如今全國各地，沒有“?！钡牡胤揭呀浐堋昂！保小昂！钡牡胤礁昂！?。它們雖然不打“海納百川”的旗號，不喊“兼容并蓄”的口號，但無論是理念還是行動，都比它們曾經仰視的半個多世紀前的上海猶有過之。在傳統海派文化精神開始全國性泛化的過程中，海派文化的特點和優勢快速消融，它的臉面顯得茫然而又蒼白。
當今海派文化精神所面臨的困境，一面是曾經勇于創新、敢為敢試的精神隨著長期的穩定安逸漸趨弱化；一面是原本謹慎、規矩的優點在其他城市大膽成功的映照下和自身屢失良機的挫折中，成了畏首畏尾的缺點。一消一長，即呈現為一種精神的虛弱，無論是進行創新的耐性和承受失敗的韌性均顯不足，便轉而寄望于對黃金時代的緬懷及對表象世界的復制。這種情況遍及各個藝術領域，同樣包含書畫在內。進入 21世紀后，海派書畫的授受者、欣賞者、收藏者、交易者劇增，不但頂尖海派畫家作品身價暴漲、次流海派畫家作品躍躍欲試，而且摹仿之作也是生逢其時、大行其道。人們往往對海派書畫的技法風格、畫家名氣和升值空間樂道而不厭，而對海派書畫生成原因的研究、成功秘辛的分析、精神特質的提煉鮮至而彌淺。忽略經濟社會的變化，忽略精神審美的演進，特別是忽略上海文化地位的巨大變遷和自身的文化責任，如同刻舟求劍般地試圖撈回屬于昔日的輝煌，自然在可笑之中可憫；等而下之者則竭澤而漁地利用祖上老本換得俗世利益，則更是可鄙的心態和可悲的行為，最終只能導致更大幅度的落后和愚昧。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論語 ?陽貨》）縱觀如今，有的是對無“禮 ”之玉帛的跪拜、有的是對無“樂”之鐘鼓的仰瞻，在這種心態和行為之下的所謂“海派書畫”，盡管也有繁榮的“創作”、熱鬧的“買賣”和豪華的“排場”，卻絲毫掩蓋不了虛浮、虛偽而又虛妄的本質。
“傳”與“變”
從海派文化的半世紀斷層與全國性泛化這兩個時空維度觀察，當年海派書畫的“玉帛”和“鐘鼓”都已無法重續，更不可復制。無視于此而空談“重振海派雄風”、“振興海派書畫”，實質是將海派文化和海派書畫靜止化，為所謂“虛浮的海派”或“凝固的海派”提供生成和生存的條件。
不妨先從積極的意義看待“虛浮的海派”或“凝固的海派”。即使當代書畫家們是從藝術出發、即使他們付出了十二萬分的努力，但最多只能產生與當年海派書畫酷似的技法、風格的畫家和畫作，作為 20世紀海派書畫的余波而被載入上海美術史冊，如此而已――這是身處當代的書畫家們無論是理智上還是情感上都無法接受的。當代的上海書畫究竟是將 20世紀海派書畫的技法、內容和風格還原在當下城市文化版圖之中，還是將其創造精神、智慧和理念，也即海派文化活用在當代創作之內、顯現于作品之外，答案應該十分明確。在此基礎上，對傳承與創新的關系應有更為明確的認識和更為明智的選擇。書畫藝術乃至文化的興盛，固然首重在延續和繼承，但更重在創新和創造。前者是后者之基本，后者是前者之目的，這早已被海派書畫前輩的實踐所證明、被海派書畫家本身所認可，正如程十發所說：“海派既注重傳統，也講究變法”。這里的“海派”既指海派書畫，更指海派文化。
海派文化從來是一種“變”的文化、崇尚創造的文化，而絕不僅是一種“傳”的文化、崇拜復制的文化。正是因此，海派文化始終是一種活生生躍動的文化，而不是一種僵兮兮蠕動的文化。海派書畫作為海派文化的具象和載體之一，自然同樣如此。海派書畫將“變”從個體性趨向群體性，海派文化則將“變”從群體性推向個體性?！白儭?，在個體與群體之間達成創造。
凡有創造之處，必定生機盎然。 1926年潘天壽在的《中國繪畫史》中寫道，海派書畫使“清末花卉畫得一新走焉”。確實，當年的海派書畫充滿活力和激情，猶如長期盤桓的一群健馬，突然發現一條極為寬廣的空間，于是在幾匹頭馬的率領下，放開四蹄、盡情馳騁，那是何等歡騰的場面和激揚的氣勢。反觀現今，在循規蹈矩的教授、暮氣沉沉的描摹下，海派書畫的皮相雖被復制得纖毫無遺，惟靈氣和創造力卻已蕩然無存。姑且不論對于天生不拘泥于成法的海派書畫而言，繼承到底要到何種程度才能得成正果；就只消看看當今上海書畫活力和激情何在，便可知道我們究竟失去了什么。
當然，對于“變”來說，“傳”仍是必要的、前提性的，關鍵是要“傳”什么。老一輩海派書畫家們雖然已逝，但他們的生命活力仍在其作品之中。今人需要通過他們留下的“玉帛”和“鐘鼓”，感知他們當年審時度勢的文化自覺、睿智精確的創造精神，融入當代上海的審美趣味、市場需求和自身的個性和藝術選擇之中。當代海派書畫的主力，毫無疑問是中青年書畫家群體，他們擁有沖破傳統的力量，他們的生命活力需要得到盡情的釋放。當傳統的力量對其發生束縛時，就有必要請它讓位。自然，前提是須在學術上進行科學的定位和有效的研判，以便將假意與真意、矯情與才情、潛力與乏力、前途與末途、庸才與天才區分開來。筆者認為，這無論是技術上還是理念上均可行，簡單說來，即“新奇之中見古意”、“變化之中現規律”。
“變”的時空，需要從海派藝術與海派文化兩個方面同時拓展。一方面，海派書畫的輝煌不僅來自海派書畫家的睿智和努力，更仰賴海派文化的滋養與呵護，若沒有適宜的海派文化環境的支撐，要出現新一輪海派書畫巔峰是不可能的。當今海派書畫新的創造、新的成就，需在上海通過創新轉型、走向國際大都市的歷史進程中，也即在海派文化的重塑過程中得到滋養、呵護與推動。另一方面，海派文化正是海派書畫在內的各種有形藝術的聚合。所有的海派書畫家既是海派文化的受益者，又是海派文化的締造者。他們要在承繼傳統海派文化精神的基礎上，用創意的匯聚、靈感的迸發和活力的涌動，為傳統的“海納百川”、“兼收并蓄”注入更新的精神內涵、達成更高層次的開放、實現更多領域的創新。這種“變”的渴望及行動，實質上是發自書畫家的內心的、對于永恒的現代性的追求。
海派文化范文6
南京大學教授、中國城市社會學會副會長張鴻雁教授在2011年第1-3期的《中國名城》雜志上連續發表關于城市問題的批判性系列研究文章，關注“城市文化資本”視野下的城市空間發展戰略和城市定位理論創新。作者認為，在世界經濟文化一體化的潮流下，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城市空間形態、城市街區意象、城市景觀、城市建筑風格等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種變化表現為兩種傾向：一是模仿西方的拿來主義，城市成為西方城市空間與建筑符號的實驗場域；二是復古化主義，城市成為明清建筑的復興地。對此，作者基于“十二五”規劃，對北京、上海、南京這些中國特大城市的發展戰略規劃進行糾謬，重新審視這些城市的城市發展戰略和城市定位問題。
對于北京，作者認為城市問題表現為五個方面，即城市功能定位過多、“同心圓”式的城市空間規劃理論與理念嚴重滯后、沒有擔負中國傳統本土化城市形態的引領責任、近60年的城市建設未能構筑未來本土化城市記憶、城市形態結構外展價值不充分。為此，作者認為北京的發展應著眼于四方面：一是北京應該是中國文化的守望者與創新地，應是中國城市集體記憶的創新引領者；二是北京應該創造典型的“區域核”空間的再生產模式；三是北京應該明確提出中國本土化城市空間創造模式與理論，應該成為中國式城市文藝復興的復興首發地，創造性地形成中國本土化城市空間的創新實踐場域；四是北京應該有一定空間再造中國傳統城市空間肌理，讓城市重新走回自然，讓城市更具有中國化的本土化特質。
對于上海，作者認為城市問題表現為六個方面的海派文化缺失，即海派歷史文化的“定格化”、海派核心要素的固化、傳統與未來歷史地段記憶的喪失、精英文化的衰弱、非“克里奧爾化”的深化與上海文化的模糊化、“城市文化資本”價值的失落。為此，作者認為創造21世紀“新海派文化”勢在必行，而前提是對“海派文化”的核心價值進行再認識：中國元素中的江南文化是海派之文化基因，長江和黃河文化是海派之文化血脈，中國傳統和華夏國學是海派之文化脊梁，外來文化是海派之文化羽翼，中國沿海文明是海派之文化切面，近代港口經濟的繁榮與國際貿易是海派之文化資本。最后作者認為，對于上?！俺鞘形幕Y本”的建構，體現的是“新海派文化”的城市哲學價值體系。
對于南京，作者認為存在著影響城市發展的主要問題，即創新機制與思路缺失、在長三角城市群的“結構空洞”中被固化、產業空間集聚功能與效應的缺失、國際產業價值鏈高端介入模式的缺失、城市形象建構與城市品牌的缺失、多元區域核心結構規劃的滯后、歷史文化記憶的缺失。為此，作者認為南京應該選取“差異化定位”、“唯一性定位”和“超強定位”的三維一體定位模式。針對南京已經出臺的發展戰略規劃，作者從南京“天下文樞，智慧之都”的城市定位角度，對南京新一輪發展作五項戰略性補充：一是實施城市“頂層設計”模式，創造穩定的戰略主線——循環社會型城市發展模式；二是創新主城區功能定位，打造千億級城市核心區國際商務服務經濟產業區；三是打造國際化與本土化相結合的“南京金融街”，建立省級金融產業經濟區；四是“促強補弱”，推進產業轉型、升級與優化模式的戰略；五是建構“城市文化資本”再生產場域，促進智慧產業發展與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