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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貿易范文1
7月13日，記者從商務部獲知，2004年1至6月，中國和歐盟之間的貿易總額達到807億美元，位列中國與其他各國和地區貿易量之首。
“按照這個增長趨勢，中國與歐盟之間今年的貿易量將可能超過1500億美元。歐盟已經成為我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之一?！鄙虅詹繗W洲司司長孫永福告訴《財經》。
有關專家均認為，目前，中歐經濟貿易關系已經進入“歷史最好時期”。
20世紀90年代，中美貿易迅猛發展，歐盟在中國對外貿易關系中的地位一度從第二下滑到第三位；而近幾年，中歐雙邊貿易迅速回升，進出口貿易年增長率保持在15％以上。尤其是經過今年5月歐盟第五次擴大，歐盟已成為擁有25個成員國的全球最大經濟聯合體，中歐雙邊經貿關系隨之進入快速增長時期。今年5月底，擴大后的歐盟與中國的貿易總額一舉超過日本，歐盟成為中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
歐盟貿易逆差的潛臺詞
另一個同樣引人注目的數字是，2003年歐盟對華貿易逆差已經達到500億歐元。雖然歐盟貿易委員拉米對《財經》表示，他并不認為貿易逆差是嚴重的問題，但不少國內專家認為，在近年來中國價格低廉的產品大量向歐盟出口、歐方逆差逐漸增加的情況下，歐盟的貿易保護主義呈抬頭趨勢。
近期，歐盟不時發起對華產品反傾銷調查，且在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初評報告中持否定態度。相對于貿易量的擴大，這顯然是不和諧音。對此，商務部國際貿易研究院歐洲部研究員李鋼認為，雖然中歐貿易總額受反傾銷案件影響的份額較小，不是中歐貿易中的關鍵性問題，“但反傾銷畢竟有損貿易關系”。他主張要努力解決這一問題，要把握分寸，既不宜夸大成國際政治問題，也不宜淡化為純粹技術問題。
李鋼分析，在中歐貿易迅猛發展以及歐盟貿易逆差擴大的總態勢中，影響中歐貿易的因素是：歐盟對華實施的反傾銷及與反傾銷相關的貿易救濟措施；歐盟對中國產品的技術壁壘；中國履行WTO協議承諾狀況、歐盟東擴等等。
非關稅壁壘影響提升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副部長隆國強認為，在影響中國產品出口歐洲市場的因素中，技術壁壘的限制越來越大。
他的觀點代表了不少專家的看法。在他們看來，對于WTO成員而言，關稅壁壘等貿易限制手段的作用很有限，而技術壁壘等非關稅壁壘就成為平衡貿易的一種重要舉措。
中歐學會會長、社科院歐洲問題專家裘元倫概括，歐盟對進口產品設置的技術壁壘主要表現為：技術法規和技術標準繁多且修訂頻繁，嚴格的包裝、標簽以及勞工保護要求，“綠色壁壘”（指對保護環境和人類健康的限制）標準高、范圍廣、變化快等。同時，歐盟十分偏好控制和參與國際標準的制定。
當然，在進口方面，歐盟對所有第三國均執行同一套技術標準，并非專門針對中國。孫永福指出，歐美等發達國家技術比較先進，生活水平較高，在進口產品中設置較高的環境和技術標準，一方面確實出于保護本國公民健康和安全的考慮，但也存在貿易保護的因素。
孫認為，中國企業對此首先應主動適應，提高技術標準。其次，可采取與國外合作和吸引投資的方式，直接利用和引進國外先進技術標準。此外，對于某些過高過嚴、甚至存在歧視傾向的標準，發展中國家也應謀求共同保護自己正當的貿易權力。
“后過渡期”挑戰
根據WTO協議，中國市場的開放大多有三至五年的過渡期規定。按此推算，2004年到2007年為“后過渡期”，進入后過渡期意味著國內履行承諾的壓力增大，中外產品競爭愈加激烈。
隆國強指出，入世后中國全面履行承諾，擴大開放，包括大幅降低關稅，取消非關稅措施。目前關稅下調已基本到位，因此在貨物貿易中，“后過渡期”影響不會很大。但在服務行業和高端服務貿易市場，一旦過渡期結束，中國企業將面臨嚴峻考驗。
據孫永福透露，在近期的中歐雙邊談判磋商和高層互訪中，歐方十分關注中國履行入世承諾的具體情況。裘元倫分析，這是因為歐盟方面將歐盟對華貿易逆差的增加歸因于中國的市場不夠開放，他們希望能夠利用中國加入WTO談判中的承諾條款來加以“糾正”。比如，歐盟十分關注中國的金融、電信等高端服務貿易市場開放情況。在某些領域，如咨詢、投資行業，已有企業頻頻投石問路。
歐盟東擴：商機與挑戰并存
今年5月1日，歐盟成員國增加到25個。專家普遍認為，歐盟東擴對中歐貿易利弊并存。
一個顯而易見的好處是，擴大后的歐盟，將為中國的出口產品創造更統一、更開放的市場。新10國入盟后歐盟的關稅總體水平下降，有利于中國擴大與新10國的多數貿易項目。而各新成員國在加盟后將按照歐盟的要求統一產品標準，能使得國外相關生產企業及出口商節約產品設計成本，提高產品競爭力。
挑戰也同時存在。歐盟東擴后，新入盟10國將實施 “共同貿易政策”，中國出口的部分產品關稅會有所提高；同時，原東歐國家對產品安全、衛生、環保的標準較低，他們執行歐盟統一的高標準，勢必抬高中國產品進入10國的門檻。
中歐貿易范文2
關鍵詞:產業轉移;內部失衡;出口失衡;過渡期
2009年9月24日,歐盟繼美國對華輪胎特保案件后對產自中國的無縫鋼管和鋁箔征收為期5年的稅率高達39.2%和30%正式反傾銷稅。這一舉措使中歐貿易摩擦問題再次成為關注的焦點。據歐盟統計,自1990年3月至2008年7月,歐盟對中國共發起近130多起貿易救濟立案。其中反傾銷立案127起(不含反吸收和反規避案件)、保障措施立案3起,涉及化工、農業、紡織和輕工等產業共計90多種產品,給中國出口造成了極大的損失。另外,中歐貿易摩擦還呈現出產品范圍越來越大、制裁措施越來越重、摩擦數量越來越多以及技術性貿易壁壘對中國出口影響越來越嚴重等新特征。
中歐雙邊貿易量的失衡問題一直是雙邊貿易爭論的核心,也被認為是中國對歐盟不公平貿易的實證依據,但是中歐貿易量的失衡只是問題的表面現象,在中歐貿易量失衡的背后還有很多原因值得我們探討和思考。
一、全球化進程中的產業轉移
發達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使發展中國家逐漸成為世界經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近年來,隨著中國對外政策的逐漸放開,中國對外貿易順差也在逐年增加。全球化使中國成為世界重要的出口大國,同時也改變著中國的產業結構和貿易方式。
(一)全球產業的梯度轉移與中歐貿易摩擦
經濟全球化與國際產業轉移相伴而生,發達國家和地區從“傳統(比較劣勢)產業入手”,向發展中國家實施產業轉移,被轉移產業的層次由低到高呈梯度展開,形成一個以轉出國為起點的產業第次轉移鏈,在全球化進程中歐盟的傳統產業被逐漸轉移到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而傳統產業對就業具有很大的吸納能力,并且隨著產業梯度的拓展,導致了歐盟的“產業空心化”,因此傳統產業的轉移造成了歐盟國家的失業和經濟增長率下降,于是反對中國產品的聲音甚囂塵上,歐盟國家也因此對中國產品以各種理由設限。同時,隨著其比較劣勢的傳統產業不斷向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轉移,其具有比較優勢的高新技術產業卻出于技術保護而惜于向中國出口,最終必然會導致發達國家貿易逆差的產生。但是,全球化的規則是發達國家出于自己的利益制定的,所以在貿易摩擦中發展中國家始終處于被動地位。
(二)歐盟對中國直接投資與中歐貿易摩擦
歐盟對中國投資具有技術水平高、單項規模大、大型公司多等特點,這些特點正是中國加工貿易形成的條件。歐盟對中國FDI的不斷增長導致了中國加工貿易商品出口的不斷增長。有學者分析指出,中國對歐盟出口的主要順差產品不是中國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而是具有較高技術含量的、資本和研發密集型制成品。其中,主要的順差項目依次是電子數據處理及辦公設備、電信設備等。而這些產品多是由外資企業制造。以手機為例,2005年中國出口手機2.28億部,居世界第一位,但是其中外資企業的產品就占95%以上。在中國的貿易結構中,加工貿易幾乎占據了一半,而加工貿易作為一種增值的貿易形式,必然帶來順差。以2006年為例,中國加工貿易進出口總額超過8000億美元,占對外貿易的48.6%,帶來順差1889億美元,成為貿易順差的主要來源。
所以,中歐貿易不平衡引發的中歐貿易摩擦現象不能單純只看到中國對歐盟的順差,事實上,隨著外商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國際貿易平衡應該具有新的含義。由于歐盟等國家對中國的直接投資,中國成為了橫跨多個國家的生產鏈條的最后一個環節,中國將來自不同國家的半成品最后組裝,并打上中國制造的標記出口。這樣一來,中國在承接發達國家比較劣勢產業轉移的過程中也承接了貿易順差。因此,中歐貿易的平衡狀態必然表現為某種不平衡,即一定程度上的中方順差才是歐盟對中國直接投資下的中歐貿易的合理狀態。
二、中國經濟內部不平衡
當前中國經濟的內部不平衡主要表現為儲蓄和投資出現失衡,投資和消費出現不協調。長期以來,中國居民一直保持高儲蓄率、低消費率狀態。高儲蓄率導致了高投資率,而高投資導致的高產出在國內又找不到銷路,只能靠出口來解決過剩的產能。政府的出口導向政策又與投資不斷相互促進,從而使中國經濟的外貿依存度不斷升高。
(一)內需不足是導致中國經濟出口依賴的根源
中國經濟的內需不足是由長期以來中國傳統的消費觀念以及當前中國教育、失業、醫療、養老保障制度不完善造成的,中國經濟長期以來存在著儲蓄大于消費的結構性失衡。2005年中國最終消費率占GDP的比重相對于20世紀80年代下降了約10%,同時居民消費率也下降了10%;與此同時,2005年的儲蓄率相對于2001年在5年內上升了9個百分點。中國消費不足帶來了儲蓄過高,而高儲蓄帶來高放貸和高投資,而高投資帶來的產能過剩只能通過對外出口來釋放,由此導致了不斷擴大的外貿順差。由此可見中國國內經濟的不平衡是導致中國對外經濟不平衡的重要根源。
(二)出口導向政策加劇了中國出口依賴局面
改革開放以來,為了解決中國資金、外匯短缺與經濟發展的矛盾,中國推出了一系列鼓勵出口的政策,發展沿海外向型經濟。1994年人民幣匯率并軌改革、1998年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調整出口退稅率、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以及2005年紡織品配額取消等都使得中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優勢得以發揮,并形成了有利于外向型經濟發展的體制環境。2006年,中國經濟的外貿依存度達65%。
此外,中國出口至上的經濟發展戰略導致了比較優勢的鎖定,中國對世界貿易大國的比較優勢一直是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以低廉的勞動力成本的比較優勢必然導致出口商品的低價格、低技術含量,而且還使得中國的人力資本難以提升。這種比較優勢一旦鎖定,貿易格局只能被限定在低價商品和巨大的出口量上,這種格局不僅對發達國家的一些產業和就業造成沖擊,而且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會直接形成競爭,大量的世界經濟摩擦就不可避免。
三、中國對外貿易出口結構失衡
中國對外貿易出口結構失衡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出口國家過于集中;出口產品結構過于集中。
1979-2004年,美國一直是中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歐盟位居第二,與此同時,美國對中國發起貿易救濟措施調查數量最多,為117起,歐盟第二,為109起。2004年以后,歐盟躍居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位置,與此同時也成了對中國發起貿易救濟調查數量最多的地區。中國對外貿易外部區域結構呈現出“多層次、倒三角形”的特點,即出口市場集中于歐盟、美國和日本,形成倒三角形的頂端,底部為其他市場。這種倒三角形的市場結構極其不穩定,會給中國對外貿易帶來嚴重后果,即使中國對外貿易環境惡化、貿易摩擦增多。同時,中國出口商品結構主要集中在紡織品和機械產品兩大類,1992年該兩類產品占出口總產品的份額為43.57%,到2003年已上升至56.07%,同時,中國對歐盟出口的產品也主要集中在這兩大類。對外出口商品的集中,使得中國的某類產品在進口國市場占據份額過大,也容易引起貿易摩擦。
四、加入世貿組織的過渡期
中國雖然在2001年已經正式加入世貿組織,但是卻未獲得與其他成員享有完全相同待遇的地位,世貿組織在中國《入世議定書》中制訂了專門針對中國的過渡性條款,這些條款為歐盟對中國產品實施歧視性的反傾銷調查提供了“合法”的外衣,在很大程度上加劇了中歐貿易摩擦的發生。
(一)歐盟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的界定
中國《入世議定書》第15條為“非市場經濟條款”。該條款表明從2001年12月中國入世算起,到2016年12月之前,WTO的任何成員在實施反傾銷和反補貼措施時,中國的生產者仍然必須“證明生產該同類產品的產業在制造、生產和銷售該產品方面具備市場經濟條件”,否則,仍將中國視為非市場經濟國家,“可使用不依據與中國國內價格或成本進行嚴格比較的方法”,在對中國產品實施反傾銷調查時給予歧視性待遇。
截至目前,共有75個國家/地區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但是歐盟仍拒絕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1998年的905/98號條例將中國從非市場經濟國家名單中撤下,但是還仍然作為“有條件的市場經濟國家”。由于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未獲歐盟最終承認,因此,歐盟在判定中國產品是否以低于成本價在其境內傾銷時,不是以該類產品在中國國內的價格為參照,而是要以其他國家的同類產品價格為參照。由于選取的“第三國”與中國具體情況之間不存在可比性,而且歐盟選擇的這個“第三國”的消費和價格水平往往遠遠高于中國,歐盟在對中國的“反傾銷”調查中具有較大的隨意性和不公平性。這大大影響了中國企業在應付反傾銷指控時的自衛能力,致使中國企業蒙受“不白之冤”和嚴重損失。
(二)歐盟利用“特保條款”向中國的紡織品發難
“特定產品過渡性保障條款”,簡稱特保條款,指的是中國《入世議定書》第16條款。其中規定,如果WTO成員認為原產于中國的產品對該成員的同行造成威脅或者造成市場擾亂,則該成員可以向中國提出磋商。該條款的適用期為中國正式加入世貿組織后12年。特保條款系單獨針對中國產品制定的一項規定,WTO所有成員可以針對中國產品實施“特定產品過渡性保障措施”。特保措施是與WTO《保障措施協定》不一致的歧視性條款,它背離了WTO的非歧視性及發展中國家優先發展等原則,為貿易摩擦提供了機會。歐盟于2005年5月27日,宣布對中國T恤衫和亞麻紗兩類商品實施紡織品特別限制措施,這次特保措施的使用,歐盟在對中國的紡織品進口上取得了實質性的數量限制,而且延長了限制的時間,達到了限制中國產品的目的。
此外,歐盟還利用WTO爭端機制存在的缺陷,達到了自己抑制進口的目的。相對于GATT而言,WTO爭端解決機制更加及時、自動和具有約束力,其本意在于通過集體或制度力量來增加懲罰的可信性和有效性,從而抑制有關國家單方的投機行為。但是其種種程序性安排不利于對投機國家實行報復性措施,從而也就難以抑制有關國家的投機行為。實際上,歐盟對中國很多產品所采取的反傾銷訴訟,雖然最終并沒有被通過,但是在漫長的爭端解決過程中,歐盟對中國產品所采取的臨時措施卻已經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中國產品進入歐盟市場。因而,WTO爭端解決機制的這種缺陷實際上縱容了有關國家的投機行為,進而加劇了貿易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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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貿易范文3
Abstract： This paper researches on the change of the EU trade volume， trade structure and the proportion of trade， uses the relevant data， sets up ARMA model and further deeply analys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ctual and predicted values of the total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EU. Then， on this basis， we use the monthly data from the past four years， set up the ARIMA model and forecast the total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in the next five months， and then put forwards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on how to expand our trade with the EU.
關鍵詞： 中歐貿易；實證分析；預測
Key words： China-EU trade；empirical analysis；forecast
中圖分類號：F8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3）05-0160-03
0 引言
作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歐盟與我國經濟聯系緊密。特別在歐債危機影響日益凸顯，分析和預測歐債危機對中歐貿易的影響，認清當前中歐貿易的形勢，對于制定正確的貿易戰略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歐債危機下中歐貿易的現狀
1.1 歐債危機下中歐貿易額的變化 歐債危機對于依賴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中國來講，沖擊之大是無疑的。此次危機嚴重地影響了該地區對外貿商品的需求。
從圖1可以看出，2009年歐債危機爆發之前，我國與歐盟貿易呈現指數增長。其中2001年之前我國對歐盟貿易增長平緩，2001年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貿易趨勢曲線變得陡峭，我國與歐盟貿易增長較快。2008年我國對歐盟進出口總額為42，464，610億美元，是2001年進出口總額的5.26倍；2008年對歐盟進、出口額分別是2001年對歐盟進、出口額的3.64、6.58倍。2009年歐債危機爆發，我國對歐盟出口額呈大幅度下降，與上一年相比，我國對歐盟出口額下降了20.12%，進口額下降了4.02%，進出口總額下降了14.59%。2010年，歐債危機有所緩和，我國與歐貿易又恢復增長趨勢，與2009年相比，出口額增長了32.84%，進口額增長了32.27%，進出口總額增長了31.86%。
1.2 歐債危機下我國貿易結構變化 加入WTO后，我國對外際貿易增長迅速，我國也得到了“世界工廠”的稱謂。發達國家在經受了次貸危機以及歐債危機之后，其經濟體緩慢增長，而中國貿易結構卻在發生積極變動。
出口結構變化：對新興經濟體如巴西、印度等出口加快；對歐盟出口雖仍保持上升趨勢，但較之前相比，對歐出口相對減少。數據顯示，中國出口對新興經濟體的依賴已明顯上升，新興市場占中國出口份額大幅上升。過去10年中，美日歐占中國出口的總份額已從2001年的53%下降到2011年的44%。這意味著，中國對其他市場的出口份額已超過50%。具體來看，東盟國家經濟體占中國總出口比例從7%擴大到9%；拉美占比自2001年起翻番，并在2011年達到6.4%。對拉美出口的增速也超過了其他地區，過去十年平均增速為33%，其他地區則為23%。
進口結構變化：中國作為“世界工廠”，需要大規模進口初級產品，然后加工再出口至發達國家。然而，2007年后中國的進口商品中，用于普通貿易的進口額開始大幅上升，而與出口更加相關的加工貿易進口額卻保持得較為平滑，至2011年，普通貿易進口額達到了加工貿易進口額的2倍。與此同時，中國的進口增速2009年后開始明顯高于出口增速，到2011年，中國的月平均出口額僅為平均進口額的1.09倍。
1.3 中歐貿易在我國貿易中所占的比重的變化 據《我國統計年鑒》①數據，我國與歐洲主要國家的貿易比重（2002、2007年數據缺失），如圖2所示。
從2001年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后，中歐貿易在我國貿易中所占的比重呈上升趨勢，2008年比2001年增加了5.2%；2009年歐洲債務危機的爆發，使歐盟大部分發達國家經濟受到重創，這也影響到了我國對歐洲國家的出口。2009年我國對歐盟出口比重同比2008年下降0.9%，歐債危機使中歐貿易在我國貿易中所占的比重出現下滑。
2 歐債危機對中歐貿易影響的定量分析
我們取1994-2010年我國與歐盟國家進出口總額數據，通過時間序列分析方法建立模型，其中我們預留出2009、2010年的數據進行樣本外預測，用于與實際值作比較，進一步研究歐債危機對中歐貿易的影響。
將原始數據畫趨勢圖與單位根檢驗，發現原始序列呈指數增長，于是對原始數據進行取對數，將其變為呈線性增長，再次畫趨勢圖與單位根檢驗，發現依舊非平穩。于是進行一階差分，仍非平穩，繼續進行二階差分，畫出趨勢圖并進行單位根檢驗，如圖3。
由趨勢圖和單位根檢驗圖可以看出，該序列平穩。
觀察其序列自相關圖，確定ARMA（2，2）模型。
運用ARMA（2，2）進行參數估計，得R2=0.957，可以認為模型的擬合程度比較好。同時，比較R2與D-W統計值的大小，可得：R2＜D-W統計值，所以回歸結果是可信的。
我們留出2008年對樣本進行預測，預測得出2008年進出口總額為44576615億美元，因此可得預測誤差為4.97%。
因此，我們可以選用此模型對2009、2010年進行預測，經預測，如表1。
由表1可以看出，受歐洲債務危機的影響，2009年與2010年我國與歐盟進出口總額的實際值均遠小于模型預測的進出口貿易總額。表明歐債危機后，對中歐貿易的影響明顯。
我國與歐盟進出口貿易包括出口與進口。歐洲是我國的第一大出口市場，第二大進口市場，其中出口占據絕大比例。歐債危機后，我國對歐出口的下滑對進出口總額下降的影響明顯。資料顯示，2008年我國對歐出口額與進口額分別為：29，202，265、13，262，345億美元，占進出口總額的比例分別為：68.8%、31.2%；2009年由于歐債危機，我國對歐出口與進口額分別下降為：23，327，114、12，728，150億美元，占進出口總額的比例也相應變為：64.3%、35.7%?？梢钥闯?，歐債危機爆發后，我國對歐出口比例下降，對歐進口比例上升，對歐貿易形勢不容樂觀。
3 歐債危機對中歐貿易影響的短期預測
我們取2009.01-2012.09我國與歐盟國家進出口總額月度數據，通過時間序列分析方法建立預測模型，并對未來5個月中歐進出口總額進行預測。
ARIMA模型構建：
畫出iem（中歐進出口貿易總額）時間序列圖，數列iem具有明顯的增長趨勢，并包含周期為12個月的季節波動，數列是非平穩的。為了消除趨勢同時減少序列波動，對原序列做一階自然對數逐期差分得diem，觀察其自相關與偏自相關分析圖，序列的趨勢基本消除。但當k=12時，樣本的自相關系數與偏自相關系數顯著不為0，表明季節性存在，于是對diem做季節差分得sdiem，得其自相關-偏自相關圖，如圖5。
序列sdiem的樣本自相關與偏自相關系數很快的落入隨機區間，故序列趨勢已基本消除，但k=12時值仍然較大，季節性仍然比較明顯。經檢驗，對序列進行二階季節差分，發現序列季節性并沒有得到顯著改善，故只做一階季節差分即可。
同時，為進一步確定其平穩性，對二階差分序列進行ADF檢驗，如圖6。
可以看出，ADF檢驗值=-6.314363，即t
通過一階季節差分序列自相關圖和偏自相關圖4，建立ARIMA（p，d，q）（P，D，Q）12?？晒┻x擇的（p，q）組合有：（3，1），（4，1），（3，2），（4，0），（3，0），（2，1）。同時為了進一步確定模型的精確性，留出2012年8月和9月的數值進行樣本內預測。
經計算，模型都滿足ARIMA過程的平穩條件，模型設定合理。并且各模型都通過了殘差序列白噪聲檢驗，模型擬合很好。通過相關數據的比較，選擇模型2，其AIC與SC值較小，同時MAPE值顯示其預測精度最高，調整后的樣本決定系數Adjusted R2達到0.994277，因此模型ARIMA（4，1，1）（1，1，1）12模型比較合適。
根據所建立的ARIMA（4，1，1）（1，1，1）12模型，對2012年8月-12月份的中歐貿易額進行預測。預測結果見表4。
從上面的預測可以看出，誤差較小，模型可信。
圖7顯示：2012年與2011年同期相比，中歐貿易總額整體出現下滑，除了2012年2月和5月同比增長率為正值之外，其中2012年2月比2011年同比增長22.84%，5月同比增長4.78%。其余各月同比增長率均為負值，其中，2012年10月比2011年同比下降13.18%，達全年最低。
圖8表明中歐進出口總額在10月、11月呈上升趨勢，但與之前8、9月份相比相對下降；12月中歐進出口較11月下降了3.35%；12月份后，中歐進出口總額一直下滑，且下滑幅度超過11月份，2013.1月與2013.2月份中歐進出口總額下降幅度分別為13.83%、19.25%。預測結果說明雖然歐債危機已經經歷3年，但并未表現出好轉的跡象，反而愈演愈烈，歐洲大多數發達國家在歐債危機的影響下，經濟下滑，貨幣緊縮，失業率居高不下。
4 應對歐債危機、促進中歐貿易的建議
歐洲債務危機的爆發，重創了歐盟的經濟體系，中歐貿易同樣也深受其影響。我國有關部門必須采取有效措施，應對歐債危機對中歐貿易的不利影響。
4.1 加強政府和企業間的交流與合作，激發對歐貿易潛能 中國政府要主動加強與歐盟成員國政府的溝通與合作，爭取創造貿易條件、降低貿易壁壘、減少關稅或采取臨時性稅費減免等措施，鼓勵和支持國內企業“走出去”。長期以來，我國對歐貿易的依存度較高，產業結構不合理，企業訂單大幅度減少。在此情況下，政府應對出口企業給予指導和幫助，如大出口退稅額度，適度放低對困境企業的征稅標準，或通過銀行給與企業及時的資金援助，從而有效提高企業的生存能力和長期競爭能力。
4.2 國內企業要積極應對歐洲市場需求的變化，開發適銷對路的產品 我國勞動力資源比較豐富，原材料價格相對較低，與歐盟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在勞動力和原材料上具有比較優勢。近幾年隨著我國勞動力成本和原材料價格不斷上漲，成本優勢正在逐步喪失。因此企業應加大新產品開發以及技術創新的力度，開發出適銷對路的產品，在蕭條的歐洲市場上尋找潛在的商機。
4.3 外向型企業既要重視歐洲市場，也要重視國內市場的變化 企業在依靠出口的同時，加大內銷力度，促進經濟良性發展。同時重視國內和國外兩個市場?？梢钥闯觯瑲W債危機雖然對中歐貿易產生了明顯的負面影響，但并不能阻擋中國經濟前進的角度。中國經濟仍然在全球經濟中“一枝獨秀”。出口企業要眼睛向外的同時，也要關注國內市場的需求變化，同時利用中歐兩個大市場，以抵御歐債危機帶來的影響。
注釋：
①缺失2002、2007年數據.
參考文獻：
[1]羅傳健.歐洲債務危機及其對中歐貿易的影響研究[J].國際貿易問題，2011，（12）.
中歐貿易范文4
易 歐債危機 應對措施
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中國和歐盟之間一直有著頻繁的經貿往來。目前,歐盟已經超過日本和美國,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中國也自2003年成為歐盟第二大貿易伙伴。中國之于歐盟,歐盟之于中國都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隨著歐債危機的演變,經濟增長放緩,內部壓力增大,必將導致歐盟與中國的產業競爭更加激烈,雙邊貿易摩擦更加頻繁。
隨著中國對歐盟貿易順差不斷增長,歐盟與中國之間貿易摩擦不斷增多,尤其是根據”非市場經濟”反傾銷條款對中國造成了不良影響并引起了一系列連鎖反應,許多國家也紛紛效仿以“非市場經濟”為由對我國產品征收高額的反傾銷稅,我國產品出口受此影響頗大。 在反補貼案問題上,歐盟也是對我國發起貿易調查的主力之一。隨著我國出口產品的結構的調整,除了對我國傳統出口產品如紡織、化工產品進行限制外,歐盟還開始對我國高新技術產品進行限制,貿易摩擦由勞動密集型產品向高新技術產品蔓延,中歐貿易摩擦涉及的產品種類日益多樣化。
一、中歐貿易摩擦動因分析
(一)從內因看
1、貿易順差引起的貿易保護主義抬頭
入世后我國對外貿易發展規模每年以高于30%速度增長,同時我國貿易順差也大幅度增長。在對外貿易發展中,各國都以自身利益為先。這就必然存在貿易利益的爭奪。當中歐雙方存在著利益失衡,市場爭奪等就極易發生貿易摩擦。隨著歐債危機不斷演變,歐盟經濟整體較為低迷,在此情況下中國對外貿易發展卻持續強勁,歐盟為了自身經濟體的利益,必然會掀起以中國為目標的貿易保護主義。
2、中國內需不足導致出口需求偏大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經濟有了極大的增長,同時我國的居民的收入也有了較大的提高,由于中國社會保障機制不完善及受傳統觀念的影響,國內消費需求并沒有得到很大改善。從統計數據看,中國居民消費占 GDP 比重的確從 1978 年的 48、8%下降到 2009 年的 35、6%,同時消費率也有所下降,與此相對應的是中國居民的儲蓄率卻呈上升趨勢。高儲蓄導致高放貸和高投資,由此帶來的過剩產能在國內消費不能夠完全消化的情況下只能尋求對外出口來釋放,外貿順差不斷擴大,外部壓力不斷增強,可以說中國對外經濟發展不均衡的重要根源是我國國內經濟的不平衡。
3、作為WTO成員國,中國還不是很熟悉世貿組織規則
盡管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已經有十多年了,但是在利用世貿規則處理貿易摩擦方面與歐美國家相去甚遠,常處于劣勢。再者,中國未像大部分發達國家那樣加入區域經濟集團,導致的直接后果是,在面對貿易摩擦時會缺乏伙伴的幫助,自身的反擊能力較弱。
(二)從外因看
1、政治和制度因素導致貿易摩擦
自2010年起,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目前正處于高速發展時期,中國在世界舞臺上日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是許多國家尤其是歐美等發達國家并不希望中國真正強大起來,必然要運用各種手段來遏制中國的崛起。采用挑起貿易爭端的方式來阻礙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就是他們的主要手段之一。而貿易爭端必然會造成中歐之間貿易摩擦。另外,中國對歐盟國家出口的產品大多為生活必需品,并在歐盟市場占據了一定的份額,歐盟國家出于對歐盟內產業的保護,防止中國產品壟斷其市場,以及基于穩定原本歐盟國家之間的貿易伙伴關系的考慮,必然會對中國產品出口設限。
2、世貿組織貿易規則和爭端解決機制的缺陷
①世貿組織的例外規則為貿易保護主義披上合理的外衣。世貿組織為了保護參與貿易的各國的利益,避免締約國經濟由于過度貿易自由化而造成太大沖擊,制定了一系列的例外條款,比如:締約國可以以維護國家安全、保護環境、維護國際收支平衡、促進特定產業的建立等理由修改、暫停甚至撤銷WTO的各項義務。這些“例外”因為具有一定的隨意性和模糊性,所以貿易保護主義常常利用其來限制產品的進口,導致貿易摩擦的發生。
②世貿組織的“非市場經濟”條款。中國產品因為低廉的價格常常遭受歐盟等發達國家的反傾銷調查。而在確定傾銷程度時,由于我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不被承認,則需要引用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相當的市場經濟國家作為替代國確定成本數據來計算正常價值,從而來確 定傾銷幅度,而不根據我國的原始數據。同時,在替代國的選擇上往往具有一定的隨意性,有的替代國的消費和價格水平往往遠遠高于中國,這大大影響了中國企業在應付反傾銷指控時的自衛能力,致使中國企業蒙受嚴重損失。 ③WTO 爭端解決機制存在缺陷,而這種缺陷對于經常作為調查目標國的發展中國家成員的危害極大。其主要表現在:
第一,WTO爭端解決機制耗時太長。目前,從提出訴訟開始,各個環節消耗的合理時間加總長達27個月。對抗風險能力不強的中小企業來說,無疑從物質和時間方面都是耗費不起的。然而,無論調查結果怎樣,起訴國都不會被追究法律責任,這就會給調查目標國帶來嚴重損失;第二,缺乏追溯懲罰措施。WTO爭端解決機制沒有對于在申訴、裁決和等待執行的“合理期限”內所發生的經濟損失,進行何種程度賠償的條款規定。勝訴方既沒有對敗訴方進行追溯懲罰的權力,還要承擔訴訟期間造成的各種損失。第三,其他國家報復違約國必須經過WTO的授權,助長了某些發達國家挑起貿易摩擦的囂張氣焰。
3、全球化下的產業轉移影響著中歐貿易摩擦
歐盟國家從“傳統產業入手”, 把在全球化進程中處于產業鏈低端的一些傳統產業向發展中國家實施“產業轉移”,隨著產業的轉移,導致了歐盟的“產業空心化”,造成了原本具有對勞動力有著較強吸納能力的產業萎縮,從而致使歐盟國家的失業率增加和經濟增長率下降。而歐債危機的發生恰恰又加劇了失業率和經濟增長的問題。于是一些人把矛頭指向了中國的外貿出口行業,一方面歐盟具有比較優勢的高新技術產業卻出于技術保護而惜于向中國出口,另一方面,又以“產業空心化”為由對中國產品設限。結果就直接導致其貿易逆差的產生。 二、中歐貿易摩擦的應對措施
(一)政府層面的措施選擇
1、積極開展外交,加強與歐盟的對話與磋商,盡量爭取我國的外貿利益。中國既要與歐盟委員會對話合作又要同各歐盟國家溝通,要善于應用歐盟國家之間的矛盾盡量爭取對我國有利的條件。
2、爭取市場經濟地位國家,弱化特殊期內的“特殊待遇”。中國受到的貿易救濟調查中很大部分是反傾銷調查。而在反傾銷調查中傾銷的認定會受非市場經濟地位的影響。只要我國的非市場經濟地位不確定,我國在確定是否存在反傾銷時就永遠要選擇替代國確定的方式,這樣中國企業就有被任意確定傾銷蒙受不白之冤的可能。在歐盟國家短期內不會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情形下,我們要盡力爭取個別產業或個別企業的市場經濟地位。
3、優化對歐的產品結構,加快產業升級。中歐貿易摩擦的案件主要集中在中國擁有比較優勢的紡織業等勞動密集型傳統產業上,因此我們需要優化對歐盟國家出口產品結構,將經濟發展的重點放在自主創新之上,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同時政府要不斷完善法律法規,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使技術創新的果實能夠得到保護。
(二)行業協會的策略選擇
行業協會在貿易救濟訴訟中發揮的更多是溝通、協調的中間作用。要達到更好發揮行業協會中間作用的目的,行業協會需要更好地上傳下達,加強與相關政府部門的溝通,并且及時給與企業幫助。其次,行業協會還要重視自身的建設提高自身的業務水平,為不斷提高服務能力做好準備。第三,要不斷完善對企業的服務。行業協會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給與企業需要的與貿易救濟訴訟有關的貿易知識、法律法規的服務。
(三)企業的策略選擇
1、企業要增強法律意識,積極應對貿易摩擦。中國的企業在面對歐盟國家對中國企業發起的貿易救濟調查時,只有積極應訴才是真正的應對之策。企業積極應對貿易摩擦案件需要企業用理性的眼光看待貿易摩擦,同時積極配合案件的調查,并盡力申訴,努力爭取自己的合法利益。
2、熟悉歐盟的法律法規和相關政策,利用世貿爭端解決機制解決問題。面對歐盟國家對中國提起的貿易救濟訴訟,中國企業積極應對的同時還應通過政府、國外企業、第三國等渠道了解歐盟國家的法律和法規、政策和程序,不斷地關注歐盟的與本企業出口產品有關的政策、條令、法規,以便較快調節企業的生產,適應歐盟市場盡可能減少貿易摩擦,促進對歐盟貿易的順利進行。世貿組織確立的“非市場經濟”條款能夠被歐盟國家隨意利用來確定我國傾銷,同時我國企業在貿易救濟訴訟中也可以向世貿組織調查組積極申請企業的市場經濟地位;世貿組織設定的很多例外條款也可以為我國企業所用,中國也可以對歐盟國家疑似傾銷和存在補貼情形的產品向世貿組織發出調查申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3、提高產品的質量,走品牌化道路。中國出口到歐盟國家的產品大部分是價格低廉的產品,大量產品占據歐盟大部分市場的同時也極易引起貿易摩擦。中國出口企業要盡量轉變過去的以價格取勝的策略改之以以質取勝的策略,提高產品的質量,加強對企業產品的質量管理。
4、部分企業可以對歐直接投資。中國近幾年來一直保持著對歐盟的貿易順差,貿易順差一定程度上是中歐貿易摩擦的直接根源。中國企業對歐盟國家進行直接投資,可以讓中國企業的產品就地生產就地消化,也就不存在貿易順差問題,從而能夠減少中歐之間的貿易摩擦。
參考文獻:
[1]盧大釗,淺析中歐貿易摩擦問題[J],《黑龍江對外經貿》2010年第7期
中歐貿易范文5
自2008年1月1日起，歐盟對從中國進口的紡織品實行的配額限制宣告結束，取而代之的是一套中歐雙方共同實施的雙重監控制度。在經歷了2005年引人注目的紡織品貿易摩擦后，中歐紡織品貿易再度迎來沒有配額的日子。
2005年，歐盟不顧零售商和消費者的反對，為保護少數本土生產商的利益，以中國輸歐紡織品激增為由，頻繁采取貿易限制措施，所幸爭端最終通過協商得以解決。按照歐盟與中國當時達成的協議，歐盟對中國輸歐的10類紡織品設立年度配額，這一措施一直執行到2007年年底。
在這一期限即將到來之際，中歐雙方去年10月同意配額限制應如期取消，改為在2008年對中國輸歐紡織品實施一年的雙重監控。據此，中方將對原10類輸歐紡織品中的T恤衫、套頭衫和褲子等8類實施出口許可制度，并由雙方對進出口數據進行交換和復核。
歐盟委員會一名負責貿易事務的官員向記者證實，這一新制度的核心在于及時掌握雙方紡織品貿易量的變化，自身并不包含任何限制進口的內容。
業內人士指出，最終取消配額制度，是符合中歐雙方利益的舉措。中國輸歐紡織品將不再受到配額制度的嚴格限制，而歐盟消費者則可以繼續享受到物美價廉的中國紡織品。
此外，中歐之間用雙重監督制度代替配額制的做法如能成功運行，這對于今年年底中美之間紡織品貿易配額制結束后的運作模式將具有很好的借鑒作用。
不過，業內人士同時強調，要順利實施雙重監控制度，中歐雙方還需從大局出發，進行密切配合。
代表歐盟進口商和零售商利益的外貿協會法律顧問斯圖爾特?紐曼日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取消配額固然是個好消息，但實施雙重監控需要中歐雙方密切配合。紐曼解釋說，如果監控數據表明，中國對歐紡織品出口再次出現激增局面，歐盟在生產商的鼓動下，仍有可能動用特殊保障措施等限制進口。
中歐貿易范文6
關鍵詞：引力模型；中歐貿易；貿易流量；貿易不平衡
中圖分類號：F7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2154（2013）03—0091—07
目前，歐盟是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和出口市場，最大技術引進來源地及第四大實際投資方；2011年，中國已經超過美國，成為歐盟第一大貿易伙伴。在中歐貿易蓬勃發展的同時，雙邊貿易流量不平衡的矛盾也日益突出，我國對歐盟的貿易順差在1997年到2010年的14年間增長了30多倍。許多國內外學者對中歐貿易不平衡進行了原因分析，但是總體來看，大多數屬于定性分析，尤其是對始于2009年下半年的歐債危機對中歐貿易流量平衡問題的研究很少。本文從定量的角度，分別構建中歐貿易進口引力模型和出口引力模型，實證分析歐債危機下中歐貿易流量不平衡的影響因素。
一、文獻綜述
（一）關于貿易引力模型運用的研究
戰后被應用于經濟領域的引力模型源于牛頓的物理學概念。Tingbergen和Poyhonen成功將引力模型拓展運用于國際貿易領域的研究，主要用于分析國際貿易流量的影響因素。他們發現貿易國的收入水平對出口有正向的影響，而兩國間的距離對出口具有負面的作用。根據該模型，兩國間的出口貿易流量取決于他們的經濟規模（GDP或GNP）、人口數和兩國間的距離。此后，學者們在原始模型中增加了虛擬變量（例如是否同屬一個區域貿易協定，是否鄰國，是否使用共同的語言以及文化差異等）以檢驗這些虛擬變量對貿易流量的特殊效果。
盡管具有較強的解釋能力，但由于缺乏完善的理論基礎，引力模型在經濟分析領域的應用受到了一些學者的質疑。Anderson在假設貿易產品存在差別性的前提下從理論上推導了引力模型，在Anderson研究的基礎上，Bergstrand成功證明引力模型是子系統局部均衡分析的簡化形式，從而解決了引力模型的理論基礎問題。其后，學者們紛紛將引力模型應用于具體行業的經濟分析中，如Disdier和Head、Petri將其應用于國際直接投資領域；Burger等將其應用于國際貿易領域；Naude和Sayman以及Muhammad將其應用于旅游產業。
國內外許多學者也運用引力模型分析了中國的對外貿易問題，例如，田貞余用引力模型分析中國大陸和香港地區的貿易情況；姜書竹和張旭昆運用貿易引力模型對影響東盟各國雙邊貿易量的因素進行定量的估計和考察，并以此為根據估計中國與東盟的貿易潛力。
（二）關于中歐貿易不平衡問題的研究
近年來，代替美國成為中國貿易順差的第一大來源地，歐盟對華貿易逆差問題正逐漸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熱點之一。多數學者從產業轉移、產品結構、貿易政策、貿易效應等角度研究中歐貿易不平衡產生的原因。
在定性方面，樊瑩認為，中國人世之后在中歐貿易中一直處于順差的原因主要在于跨國公司主導的新型產品內國際分工的深入發展以及生產要素的結構差異導致的國際產業轉移等。鄭晗認為經濟全球化和國際分工、出口產品競爭力加強、大國效應和產業轉移是造成歐中貿易逆差增加的主要原因。楊文蘭認為中國貿易結構的變化、歐盟內部多層次市場的形成以及歐盟在華投資企業的產品返銷都與歐盟對華貿易逆差規模的擴大密切相關，同時，意識形態領域的對抗造成了歐盟對中國出口的保留，特別是歐盟對中國的軍售禁令是貿易逆差形成的重要原因。王三興從貿易產品結構角度分析后得出結論：中歐雙邊貿易模式正逐步由產業問貿易向產業內貿易轉變，產業內貿易已經成為中國與歐盟貿易的主要形式。
在定量方面，楊勇和張彬將Michaely指數納入引力模型框架并建立面板協整和誤差修正模型進行實證分析，得出結論：從長期來看，貿易效應、生產效應、經濟規模及匯率因素對均衡的中歐貿易流量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從短期來看，在生產效應和貿易效應共同作用下，中歐貿易逆差有擴大的趨勢。李俊等從供給、需求以及貿易政策環境三個方面因素，通過對1996-2005年中國與歐盟貿易宏觀數據的時間序列進行主成分分析，得出歐盟對華貿易逆差擴大的本質因素是中國與歐盟制造業的相對勞動生產率差異和非美國國際資本流入，同時，短期內貿易政策環境的變化也推動了雙邊貿易的失衡，而需求方面的匯率因素并不顯著。歐債危機爆發后，國內專家學者采用實證分析、數據分析、情景分析等方法，對歐債危機的原因、傳導機制，對我國宏觀微觀經濟以及中歐貿易的影響方面做了大量研究。但是，得出的結論難免有些局限。同時，危機傳導機制中體現的預防措施和我國存在的某些同質缺陷也尚待深入挖掘。
由以上綜述可以看出，現有針對歐盟對華貿易逆差的文獻較少，且主要是圍繞造成歐盟對華貿易逆差原因的定性分析，較少進行實證分析，尤其是基于引力模型，對歐債危機背景下中歐貿易不平衡影響因素還沒有發現相關的實證研究。本文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是否加入WTO、知識產權保護法律虛擬變量、空間距離、實際匯率納入一個統一的研究框架下，基于引力模型分別構建進口和出口模型進行實證研究，考察歐債危機背景下各因素對貿易流量不平衡的實際影響。
二、歐債危機視角下中歐貿易流量不平衡影響因素
從貿易差額的來源和中歐經濟結構的角度進行研究，歐債危機視角下影響中歐貿易流量不平衡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政治因素
第一，隨著貿易逆差的擴大，歐盟的貿易保護主義也不斷抬頭，所實施的貿易壁壘花樣也越來越多，特別是歐債危機爆發后，為了減輕危機對實體經濟的沖擊，歐盟強化了反傾銷、反補貼等傳統保護手段，還使用綠色壁壘對中國產品進行嚴厲審查。據統計，僅2010年歐盟就針對中國發起了11起貿易救濟調查，比2009年增加了近60%，是所有WTO成員中對我國發起貿易救濟調查最多的經濟體。歐盟委員會于2011年5月14日宣布對從中國進口的銅版紙開征正式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這是歐盟首次對中國產品動用反補貼措施。林立種種的貿易壁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國對歐盟的出口，但違背WTO原則的貿易壁壘措施，往往達不到所期望的效果，如2011年7月，歐盟緊固件反傾銷案就以中方勝訴而告終。同時，由于歐盟拒絕承認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使中國產品出口歐盟時遭到許多不公平待遇，中國為維護自身利益，自然會采取回擊措施，如2011年，我國初步裁定原產于歐盟的進口馬鈴薯淀粉存在補貼，使其本具競爭力的馬鈴薯淀粉生產企業可能失去中國市場。
第二，始于1989年的對華軍售禁令，不僅是對中歐戰略伙伴關系的損害，同時使英、法、意等傳統武器出口國失去了中國市場。
第三，歐盟限制對華出口高科技產品，不僅是對中國的政治歧視，而且使歐盟本具優勢的高科技產品反而成了歐盟的逆差項，且有不斷擴大的趨勢。據商務部統計，近年來，中國在中歐高科技貿易中獲得的順差逐年增加，占全部高科技貿易順差的50%以上。
第四，歐方將中歐經貿問題政治化的態度干擾了中方的決策，削弱了中國投資代替貿易以平衡雙邊貿易流量的努力。歐債危機爆發后，在中國對歐投資問題上，歐方存在著一些負面反應。如：歐盟委員會工業委員塔加尼建議建立一個專門審查外國在戰略部門投資的機構，重點監督中國在歐洲的投資。這無疑阻礙了中歐雙方進行深入合作。
當然，歐盟市場開放程度比我國高，這種不對稱的開放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歐之間貿易流量的不平衡。
（二）經濟因素
第一，國際分工因素。長期以來，在國際分工格局中，我國出口到歐盟的產品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而歐盟出口中國的則絕大部分是技術以及資本密集型產品，并且近年來服務貿易的規模越來越大。中歐之間這種國際分工，本不應成為雙方貿易流量不平衡的主要因素，因為這種互補型的國際分工，反映在雙方貿易額上應該是相對均衡的。但由于上述政治因素，打破了這種均衡，從而造成歐盟對華貿易的逆差。
第二，產業轉移因素。由于中國在勞動力成本方面有較強的競爭力優勢，不僅歐美等發達國家甚至東亞的一些國家和地區紛紛在中國投資建廠，將生產、加工環節轉移到中國，以降低生產成本，一些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轉移到中國，從而使這些國家和地區對歐盟的出口轉移到了中國，使中國對歐盟的出口增加，貿易順差也隨之增加。近年來，歐盟對外直接投資并未因歐債危機而減少，反而在增長。據統計，2008、2009和2010年，中國來自歐洲的外商直接投資分別是545937萬美元、551771萬美元和592183萬美元，三年均保持了一定幅度的增長。歐洲企業（主要是歐盟企業）在華投資，大量產品返銷歐盟，使中國對歐盟的出口增加。
第三，匯率因素。歐債危機爆發以來，歐元不斷貶值，但對減少歐盟對華貿易赤字的作用并沒有想象的那么大。這是因為，從理論上講貨幣貶值有利于出口，但進出口規模更取決于需求而不是匯率。歐盟對華出口的增加依賴于中國經濟的增長及歐盟價格競爭力的增強。2010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有所放慢，而中國所需的高技術產品又無法從歐盟獲得，從而部分抵消了歐元貶值給歐盟出口可能帶來的好處。
三、基于貿易引力模型的中歐貿易流量不平衡影響因素計量分析
本文根據中歐貿易的實際情況，進行樣本選取，建立中歐雙邊貿易引力模型進行擬合回歸，分析中歐貿易流量的影響因素，進而探究雙邊貿易流量不平衡的原因。
（一）貿易引力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