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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語堂散文范文1
文學傳統是一個可以為作家提供宏大社會背景、廣闊創作空間和豐富創作素材的體系。林語堂認為，明清小品內容豐富，存在不少優秀散文，他在創作中不斷汲取其營養，他極力推崇的性靈文學與明清小品的“性靈說”一脈相承。在《論文》中，他曾說:“……性靈派文學，是抓住近代文的命脈，而足以啟近代散文的源流。性靈就是自我。代表此派議論最暢快的，見于袁宗道《論文》上下二。……‘性靈’二字，不僅為近代散文之命脈，抑且足矯目前文人空疏浮泛雷同木陋之弊。吾知此二字將啟現代散文之緒，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比站腿〔呐c思想而言，林語堂在20世紀30年代創辦的《論語》《人間世》等刊物以及其大量小品文都與明清小品存在內在的聯系。如王兆勝所言:“明清小品給林語堂一個非常有力的支點，使他能夠撬動人生和文學這塊巨石，從而產生與眾不同的效果。林語堂對明清小品的接受與認同同樣體現在小說的人物思想上，姚思安的塑造就是一個典型。
法國后結構主義文藝批評家朱莉婭·克里斯蒂娃(Julia I}risteva)曾提出互文性的概念，即文學文本的互文性問題。她說:“任何一部文學文本事實上都是由其他文本以多種方式組合而成的，如這一文本中公開的或隱秘的引用與典故，對先前文本形式特征及本質特征的重復與改造，或僅僅是文本對共同累積的語言、文學慣例與手法不可避免的參與等方式。換言之，作家在創作虛構小說文本時借鑒已有的文本，任何文學文本實際上只有通過自身與其他文本的聯系才得以存在，互文就是其他無數文本交叉之地。就文學藝術中的積極互文性而言，李玉平認為:“文學藝術文本中很少有直接引語式的互文性，更多的是經過作者消化吸收和改寫變形后的互文性。”在小說中，姚思安對自己外出十年云游四方進行了闡述，他所進行的旅行既是游山玩水觀賞風景，也是自我尋求解脫。他說:“自我解脫的基礎在于身體的鍛煉，人必須無錢無憂慮，隨時死就死。這樣你才能像個死而復生的人一樣云游四方……我在路上向人家乞討，村里的人對老人很慈善。我能躺在硬石頭上過夜。到了廟里，人家總是給我飯食住處…... "姚思安云游中所持的居無定所、隨遇而安的旅行姿態與林語堂在《生活的藝術》X1937)里英譯屠隆的《冥寥子游》全文所闡明的“旅行之法”如出一轍。冥寥子攜友出游，“兩人乞食，無問城郭村落，朱門百屋，仙觀僧廬。戒所乞，以飯不以酒，以蔬不以肉。……行不擇所之，居不擇所止。其行甚緩，日或十里，或二十里，或三十、四十、五十里而止。行旅者如果遭遇天災、疾病、野獸等，“如其不免，則游止矣;幸而獲免，游如初。林語堂顯然認同屠隆所闡述的旅行之道:“一個真正的旅行家必是一個流浪者，經歷著流浪者的快樂、誘惑和探險意念。旅行必須流浪式，否則不成其為旅行·····一個好的旅行家絕不知道他往哪里去，更好的甚至不知從何處而來，他甚至忘卻了自己的姓名。林語堂出于對《冥寥子游》的喜愛，他在《生活的藝術》里談論“旅行的享受”一章中全篇翻譯引用了屠隆的文章，并以漢英對照方式于1940年在《西風(上海)》第41-48期連載刊發。王瑾認為:“任何藝術作品都必然會融人過去與現在的系統，對過去和現在的互文本發生作用。其實，林語堂在小說中刻畫姚思安這種流浪式的旅行者的概念是林語堂較早之前提出的“大荒旅行者”的進一步闡發，“在大荒中孤游的人·····一日或二三里或百里，無人干涉，不用計較，莫須商量……在這種寂寞的孤游中，是容易認識自己及認識宇宙與人生的。林語堂推崇孤游者的快樂，因此把其第二本書籍取名為《大荒集》。
可見，林語堂對姚思安闡述云游四方的描述借鑒了《冥寥子游》中的觀點。這其實也是福斯特在《小說面面觀》里談到的小說家在創作時經常使用的“戲仿”或“改編”的手法，他認為這類手法有助于塑造人物的飽滿形象:“戲仿和改編卻有極大的助益……已有的作品或者已經存在的文學傳統或可對他們有所啟發—這類小說家或可在它們的畫棟之上尋得合適的圖樣開始勾畫自家的藍圖，或可在它們的雕梁間反復觀瞻，汲取力量。
林語堂散文范文2
我所愛的是秋林古氣磅礴氣象。有人以老氣橫秋罵人，可見是不懂得秋林古色之滋味。在四時中我于秋是有偏愛的，所以不妨說說。秋是代表成熟，對于春天之明媚嬌艷，夏日之茂密濃深，都是過來人，不足為奇了，所以其色淡，葉多黃，有古色蒼蘢之概，不單以蔥翠爭榮了。
這是我所謂秋天的意味。
大概我所愛的不是晚秋，是初秋，那時暄氣初消，月正圓，蟹正肥，桂花皎潔，也未陷入凜冽蕭瑟氣態，這是最值得賞樂的。
……如一只熏黑的陶鍋在烘爐上用慢火燉豬肉時所發出的鍋中徐吟的聲調，使我感到同觀人燒大煙一樣的興趣?；蛉缫槐居眠^二十年而尚未破爛的字典，或是一張用了半世的書桌，或如看見街上一塊熏黑了老氣橫秋的招牌，或是看見書法大家蒼勁雄深的筆跡，都令人有相同的快樂。人生世上如歲月之有四時，必須要經過這純熟時期，如女人發育健全遭遇安順的，亦必有一時徐娘半老的風韻，為二八佳人所絕不可及者……
作者林語堂(1895-1976)福建龍溪人。原名和樂，后改玉堂，又改為語堂。1912年入上海圣約翰大學，畢業后在清華大學任教。1919年之后去西方留學多年獲博士學位后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等職。主編《論語》半月刊，創辦《人間世》 《宇宙風》 《天風》雜志。1966年定居臺灣。1967年受聘為香港中文大學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舉為國際筆會副會長。1976年在香港逝世。提倡“以自我為中心，以閑適為格調”的小品文。著有《吾國與吾民》 《京華煙云》 《風聲鶴唳》等。
在《秋天的況味》中，作者開頭并沒有大肆渲染秋景之美，而是通過一段香煙煙氣的描寫，把讀者帶入秋天那寧靜、淡泊的氣氛中?！翱礋燁^白灰之下露出暖氣，心頭的情緒便跟著那藍煙繚繞而上，一樣輕松，一樣的自由?！睙煔廨p盈，縹緲，變幻莫測。作者把自己的思緒比作輕煙，巧妙體現出心中無限的遐想，打開了文章的內容，從而引出對秋天的感悟。
“秋天，使人聯想的是肅殺，是凄涼，是秋扇，是紅葉，是凄草。”這句話是作者對古代詩詞中秋的評價的闡述。這看似與作者愛秋的思想相悖，但經過作者進一步與其它三季對比描寫之后，卻顯出秋的古氣磅礴。在作者的筆下，春是嬌媚的，夏是熱情的，冬是冰冷的，只有秋是最成熟與穩重的。
接著，作者又將秋天之美深化，突出表現初秋之美。文中用兩個形象生動的比喻句，突出了初秋美的特點?！俺跚锏臏睾?，如煙上的紅灰，只是一股熏熟的溫香罷了?；蛉缥娜艘雅琶撓鹿P驚人的格調，而漸趨純熟練達，宏毅堅實，其文讀來有深長意味?！边@里我們不難看出秋天的溫和、沉醉、成熟、韻律。
之后，作者又將文章回歸到開頭意境，進一步表現自己沉浸在“古老、純熟、熏黃、熟煉”的秋之中。將秋景比喻成“慢為熬燉回鍋肉，古老卻完整的舊字典，熏黑了老氣橫秋的招牌，大書法家蒼勁雄渾的筆跡”。讓讀者慢慢去品味。
文章最后感嘆到人們常在意春天的美好，卻總忘記秋天的“華麗、恢奇”。這使文章發人沉醉，韻味意長。描寫季節，人們大多從自然景物著手，但作者另辟蹊徑，著重于秋天的“況味”，把“秋”比作“過來人”，比作“煙上的紅灰”，比作文人筆下成熟的文章，比作又醇又老的酒，還有雪茄、鴉片、用過二十年的破爛字典，甚至一只陶鍋在烘爐上用慢火燉豬肉時發出的聲調，都是作者用來傳遞秋天“況味”的道具或者媒介。當讀者細細品味蘊含其中的秋的豐厚和醇美時，你就不由得進入作者巧妙營造的秋的境界了。
一煙在手，獨對黃昏，在一片寧靜、愜意的氛圍中，林語堂的思緒如白色飄渺的煙霧，悠然地飄忽著，如無韁的野馬，秋的溫潤便在心中悠悠無羈地蕩漾開來，秋成了代表成熟的內蘊、古色蒼茫的過來人，成為煙上的紅灰，又如又老又醇的酒帶一股熏熟的溫香，散發著一種純正的意味深長的氣息。秋被比作雪茄、鴉片、用過二十年的爛字典、用過半世紀的書桌、一塊老氣橫秋的招牌，甚至一只熏黑的陶鍋在烘爐上用慢火燉豬肉時所發出的徐吟的聲調。
作者寫秋天，不是登山遠眺或臨海感懷，決不同于在秋景之中賞秋，見一葉落而知秋色。在許多名家筆下的秋大多為悲涼、凄惶、蕭瑟、肅殺，而作者的意圖是寫秋天的況味，是寫秋天的味道。秋是豐碩、成熟、收獲的季節，可林語堂沒有對秋的豐腴、肥美過多著墨，而是以一種怡然的心態，寫秋的一種綿延細節的意味。
整個文章毫無絢爛之彩繪，但筆鋒過處濃情四溢，透出濃陽襲人的醇美與豐厚?！叭说囊簧鸁o論成敗，他都有權休息，過優哉優哉的日子”，林語堂這一人生格言在文中灑脫地飄逸出來，人生之秋的豐厚，人之生命的厚重底蘊在林語堂的筆觸下從容瀟灑，充滿了睿智。
“正得秋而萬寶成”，林語堂的秋有著豁達的人生觀，他的《秋天的況味》制造出一種溫馨而富有人情味的氛圍。
秋天的況味是什么呢？作者寫出了秋天的味覺。由酒談起，若之醇老為佳，又談及煙，紅光炙發。這些極言秋天的老辣味醇，而這老辣味醇能給人美的，雋永的回味。是“其色淡，葉多黃，有古色蒼龍之慨”，這是多么沉著的色彩，很像一幅圖畫中的淺繞山水，微閉上眼，便看到朦朧的秋色，一片古銅的秋色。這個色彩是沉著的，厚重的。古色蒼蘢，秋的神采和色彩盡收其中，大有蒼茫厚重的氣勢，給人以曠達的感覺。但，這只是秋天的外在形態，真正秋的神采卻是在作者的想象中，這里才是秋天真正的氣質所在，這其中的美感的意味正是秋天的內涵。
然而，《秋天的況味》風格清淡甘美，筆調是閑適，由平淡而逐漸純厚，對秋天新奇而獨特的感受，給人留下一方想象的天地，使讀者同作者一樣，從沉靜而閑適的遐想中過渡 到老辣之處，從靜態的寧靜中感到一種渾厚奔涌的秋天的氣質。如果說文章前半部給人以陰柔之美，那么后半部則使人受到一種陽剛之美的陶冶。全文充滿性靈閑適的特點,幽默而機敏,淡泊而深遠,讓人讀后心曠神怡,回味無窮。他既不同于林清玄散文的文采華麗,也不同于席慕容散文的感情細膩,更不同于余秋雨散文的文化苦旅……而是以其獨特的閑談風格作為一種意趣去感化讀者。
林語堂散文范文3
關鍵詞： 林語堂 勞倫斯 審美觀 影響
林語堂是一位學貫中西的現代作家，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不可或缺的思想家和文學家。他將畢生精力都奉獻給中西文化交融的事業，孜孜不倦地實現“兩腳踏中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的人生諾言。作為一名雙語作家，他不僅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還受到西方文化的浸染，許多西方作家對他的寫作都產生過深遠影響。如蕭伯納、賽珍珠、尼采等，而勞倫斯無疑是他最欣賞的作家之一，對他的創作產生了重要影響，這在他的《談勞倫斯》一文中表現得最明顯。本文主要通過具體的事實聯系，從勞倫斯的審美觀對林語堂產生的影響展示這兩位性格、氣質頗為相似的作家在創作中的風格特點，進一步深化對作家、作品的理解與鑒賞。
一、崇尚健朗、陽剛的自然之子
由“性”而推崇人的生命元氣，贊美“大丈夫”氣魄，極看不起鄉愿小人和道學家，這在勞倫斯與林語堂身上是一樣的。林語堂在《談勞倫斯》中說：“那種女子式小白臉的青年，沒有蛋。一個人若沒有一點大丈夫氣，你說他沒有，這就是靡靡不振了?！薄坝闹械入A級一口飯就得嚼三十次，因為他們的肚腸太窄了，一粒小豆般的東西就可以塞得腸胃不通。天地間就沒有看過這樣小姐式的鳥，又自豪，又膽小，連鞋帶結得不合適都怕人家見笑，又像陳老的野味一般霉腐，又自以為盡合圣道。所以我吃不消，再不振作了。叩頭、叩頭，舔屁股舔到舌頭也厚起來了，然而他們還是自以為盡合圣道。而且都是一般鄉愿小人。就是鄉愿的小人！一代小姐式的鄉愿小人，一人只有半只?！睆倪@里，我們容易理解：為什么林語堂那樣極力推崇頂天立地的“大丈夫”，無情嘲弄孔子所謂的“鄉愿小人”;那樣自豪于自己的胃口之好，說什么除橡膠皮他的胃什么都能消化;那樣厭惡道學家與小白臉式的男人，那樣喜歡我行我素、率性自由的性格等。如在《泥做的男人》中林語堂這樣說：“我想以前俗語所謂漢子決不是江南才子的小白臉。所謂好漢，也就是英雄人物，有矯健的身材與超人的毅力，有作有為，人氣十足……我想應伯爵及賈璉這些人，決不是孟子所謂大丈夫的好漢吧。”這里就頗有勞倫斯的口吻，而其中“小白臉”、“大丈夫”和“人氣”與勞倫斯的說法并無二致。在《恰特萊夫人的情人》中，護林人麥洛斯肌體強健但缺乏文化，這反映了勞倫斯的審美觀;在《紅牡丹》中，林語堂塑造的農民傅南濤也是如此。他雖然識字不多但生命力旺盛。值得注意的是，恰特萊夫人棄丈夫而選擇護林人;紅牡丹舍學識淵博的孟嘉投身農人，二者具有同構性。從傅南濤身上似乎可見麥洛斯的影子，隱約可見林語堂所受勞倫斯的深刻影響。
無論是勞倫斯還是林語堂，在他們的筆下崇尚的都是雄強、男子氣十足的自然之子，鄙棄受文明教化而喪失自然天性、虛偽造作的男性。可以說，林語堂肯定的男性形象與勞倫斯的自然之子形象是一脈相承的。勞倫斯筆下的自然之子有的是地地道道的農民（如喬治、布蘭文），有的是終日勞作于黑暗地底的礦工（如莫瑞爾），有的是身份低微的守林人（如安納布、麥洛斯）。勞倫斯將自己理想中的男性形象透過這些人物體現出來。麥洛斯無疑是健朗、雄強、陽剛男性的典型代表，也是勞倫斯自然之子中最具象征意義的一個。他集中體現了勞倫斯對男性的審美意識――以生生不息的強大力量、本真的人性代替受到文明異化、摧殘、麻木不仁的理性外殼。
麥洛斯的形象無疑深深影響了林語堂。在他的《紅牡丹》中，傅南濤的塑造簡直就是麥洛斯的翻版，只是他比麥洛斯更純粹、更厚樸。麥洛斯還接受過現代文明教育，而傅南濤整一個地道農民，甚至字都不識幾個，而他身上煥發的男子氣與活力卻與麥洛斯是一致的。他們的陽剛美與生命力簡直如出一轍。林語堂在《談勞倫斯》中對麥洛斯形象予以高度評價，稱他為“代表作者主義的園丁”。如前所述，林語堂盛贊勞倫斯塑造麥洛斯的“男子氣”，所以他筆下的傅南濤也是孔武有力，十足的“大丈夫”。
林語堂在勞倫斯的影響下創造的傅南濤這一形象正是純樸自然的代表。林語堂曾自稱“鄉下人”，他從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他曾談到他的母親：“不管什么農夫，她都會請到家里喝杯茶?！绷终Z堂還非常佩服白克夫人，因為白克夫人在《福地》一書中說：“中國民族之偉大，正在高等華人所引以為恥的勤苦耐勞之農夫也，正是在愛國志士所急欲掩飾之‘苦力’奶媽也?！绷终Z堂甚至贊同鄭板橋說的“農夫第一”，認為“農夫既不識字，而文人自己過耕樵漁獵的生活，能體會農民血汗之勞饑寒之迫者，寥寥少數”。所以農民傅南濤并不是作為一個愚昧無知的形象出現的，而是有著比那些道貌岸然的知識分子更本真、更強健的靈魂。正是在這陰柔與陽剛、懦弱與堅定、“文明”與純樸的比照中，健朗雄強的傅南濤呼之欲出。
二、崇尚熱烈、率性的自然女兒
林語堂同勞倫斯一樣，把兩性關系的視角聚焦于女性，創造出眾多性格鮮明的女性形象。對這些女性形象的刻畫和描繪，表達了作家對社會、歷史和文明的藝術思考。從這些女性人物身上，我們可以看出勞倫斯對林語堂的深刻影響。勞倫斯主張：正常的兩性關系應當是“每方必須忠實地保持他的個性、她的個性、他自己的男子本色、她自己的女性本色，而讓相互關系順其自然地發展”。也就是說女性應該有獨立的人格，不應該成為男性話語權社會的犧牲品。勞倫斯的代表作《恰特萊夫人的情人》中的女主人公――康妮可以看做他塑造的理想的現代女性形象的代表。她是傳統觀念、道德的叛逆者，她的身上“體現了勞倫斯的反叛精神，要廢除傳統和一切現存的宗教、政治和社會的慣例”。林語堂筆下的女性人物不乏對傳統的叛逆色彩，這也是他追求個性解放精神的體現和在當時文化語境下對中國封建禮教對人性壓抑批判。林語堂厭惡傳統禮教對婦女人性的壓制，理想的女性不應是那種低眉順眼、嫻靜文雅的弱女子，而是接近歐洲婦女那樣“天真、活潑、健美的女性”。從這一觀點看，其小說《紅牡丹》中塑造的女性形象梁牡丹正是現想女性的代表，因為她是位“風華絕代、迷人、自由、聰明、有點叛逆性，思想獨立，愛做夢，愉快，不同流俗”的年輕女性。她藐視一切舊習俗，“渴望百分之百的自由”，“完全獨立，對誰都不必負責”，在她身上依稀可見“康妮”的影子。與中國傳統文學作品不同，林語堂不把女性當做性經驗的被動者，而是同勞倫斯一樣讓她們保持性體驗中的“個性”――“她自己的女性本色”，甚至女性比男性有著更深切的體驗，這顯然是對傳統男性話語權的突破。他認為“婦女只有在性完善中，在性的莊嚴的職責中，才是真正偉大的”。熱烈、率性的自然女兒是他們共同崇尚的對象。
林語堂不是、道德觀念特別強的作家。他認為人性是自然的，因之，不應受到壓抑，從中可看到女性的體驗的纖細與敏銳。如牡丹對幾個男性的感受是其他許多作家望塵莫及的。作者在寫到牡丹與德年相會時，有這樣的描述：“茶房把牡丹從一條黑暗的通道領至安德年的房間時，那條通道更增加了牡丹心情的激動?！薄澳档ぽp輕叩門，德年走來開門，那年輕狂喜的招呼，使牡丹的心竅振動。兩人的眼睛含情脈脈地互看了一剎那。德年顯然覺得怪難為情，低低叫了一聲牡丹，然后忽然間把牡丹拉近自己，接了長長而不肯分離的吻，把兩只胳膊緊緊地抱住她。牡丹把頭垂到德年肩上，享受德年身上的溫暖，將自己最深深的部分欣然貼近了他。她渾身上下一直顫抖。然后，她抬起頭來，仍然把德年緊抱著，把嘴在德年的臉上像雨點兒般輕吻個沒完。”這里把牡丹的心理細如發絲地描寫出來?？梢哉f，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很少有人像林語堂這樣如此細膩、生動地展示女性的意識尤其是性意識的萌動、發展的過程，而且描寫得如此優美無邪。就如同有的論者說的：“無論沈從文還是巴金，都不曾深入少女意識深層，如此逼真地描寫她們性意識的萌動。他們無不樂于玩賞少女天真情態，理想化以至于‘圣潔化’中有十足的男味?！辈徽撌菍矍榈膱讨非?，還是對自然天性的尊重，不論是對傳統道德的反叛，還是對自由個性的要求，勞倫斯筆下的康妮與林語堂筆下的牡丹都有異曲同工之妙。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勞倫斯的影響下，林語堂的女性審美觀與傳統中國作家是迥然不同的。
大凡一切藝術作品的創作者都為了實現美、創作美而孜孜以求。作為以語言藝術為表達手段的作家，他們往往把自己對美的理解和認識通過小說中的人物表現出來?；蛏苹蛐蚺蛄R，無不是作者心理世界的體現?！胺卜仙畹乃囆g品就是美的，反之就是丑的;凡是真正的藝術家必定是要弘揚美的，反之就不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我們從這樣一個觀點出發，比較勞倫斯與林語堂筆下的人物，不難看出兩者在審美意趣上的相似，從而透過這些人物，發現勞倫斯對林語堂的影響。恩斯特?卡西爾在《人論》中寫道：“認識自我乃是哲學探究的最高目標?！笨ㄎ鳡栠€借用蒙田“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認識自我”證明自己觀點的正確?！白鳛橛^念形態的文藝作品，都是一定社會生活在人類頭腦中反映的產物”。由此可知，任何藝術作品的“美”是不肯脫離創作者的意識與理解而存在的。從根本上說，一件藝術品反映出來的美便是創作者頭腦里的美，也就是創作者自我意識的具體表現。“自我意識包括兩個不可分割的內涵：自我認識和自我實現。在自我實現中認識自我，在自我認識基礎上自我實現。自我實現既是自我認識的手段，又是自我認識的目的”。所以，作家對作品中人物的塑造其實就是主觀情感的一種反映，勞倫斯與林語堂的整個審美意識大體相似。通過作品塑造出給讀者以美感的人物典型，這種美感并不因民族的差別、時代的變遷而消失，也就是說他們作品的美學價值永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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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語堂散文范文4
關鍵詞: 文化轉向譯者主體性翻譯策略林語堂《老子的智慧》
20世紀70年代以來,在世界范圍內,隨著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人們將關注的焦點從原來的文本轉向各種影響翻譯過程的社會和文化因素。在文化轉向的熱潮中人們認識到,翻譯不僅涉及源語及目的語文本,還牽涉到影響譯者確定翻譯策略的各種因素,譯者的主體地位也越來越受到關注。Bassnett曾指出,翻譯研究在60年代后期的焦點是“對等”,70年代后期是“歷史”,80年代后期是“文化”,90年代則是譯者的“可見性”(translator’s visibility)。受解構主義、女性主義及目的論影響,學者們開始呼吁重新審視譯者地位,對譯者地位的重視首次超過原作者,譯者身份由傳統的“仆人”轉變為“叛逆者”[1]。功能派、目的派、解構主義及后殖民主義等研究方法都滲透著譯者主體性和創造性研究[2]。
關于譯者主體性問題,國內的翻譯評論家楊武能最早曾在其《闡釋、接受與再創造的循環》一文中指出[3]:“與其他文學活動一樣,文學翻譯的主體同樣是人,也即作家、翻譯家和讀者;原著和譯文,都不過是他們之間進行思想和感情交流的工具或載體,都是他們創造的客體,而在這整個的創造性活動中,翻譯家無疑處于中心的樞紐地位,發揮著最積極的作用。”從文學翻譯的角度出發,查明建為“譯者主體性”概念作出了界定[4]:譯者主體性是指作為翻譯主體的譯者在尊重翻譯對象的前提下,為實現翻譯目的而在翻譯活動中表現出的主觀能動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譯主體自覺的文化意識、人文品格和文化、審美創造性。許鈞從創造性叛逆的角度,探討了在翻譯活動中處于中心地位的譯者的主體性,并區分了廣義的和狹義的翻譯主體概念[5]。如果將翻譯看作一種帶有特定社會文化目的的創造流活動,那么毫無疑問,譯者主體性也必將包含極強的社會文化內涵,譯者的意識形態、文化取向、人格品格、哲學態度、審美傾向等都將影響翻譯的過程和最終的作品內容和影響力。
一、譯者主體性的文化內涵
翻譯不僅是一種語際轉換,更是一種跨文化和社會的溝通與交流。在翻譯研究出現“文化轉向”之后,譯者的主體地位受到重視,并更多地從歷史、社會和文化角度得到研究。文化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它無處不在。脫離了文化內涵,任何人都無法真正地觀察世界和感知現實。文化對人們的社會活動有著強大的控制作用,并且不可抗拒。
在大多數情況下,譯者雖背負文化交流的責任,但作為一個社會個人,他也時刻處于目的語文化的操縱之下。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從選定文本范圍到對原文的解讀,再到確定翻譯策略和語言技巧,譯者主體性的發揮無不受到文化語境的影響和制約。譯者受到意識形態、政治干預、文化權力、倫理道德等文化因素的影響,是受到制約的主體。但同時,譯者也并非完全被動,他積極主動,能對文化進行反制約,即對文化進行操縱。這種文化操縱突出表現在譯者的翻譯目的、文化取向、人生態度、審美觀念等所形成的特定的文化創造性及叛逆性,以及對文化的構建。在翻譯過程中,譯者的有意誤譯、缺譯甚至刪改等“創造性叛逆”現象,往往正是為適應目的語文化要求而進行的創造性選擇,譯者有時甚至還需要考慮目標讀者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審美取向和期待視野,從而最終確定適合的翻譯策略。而所有這些翻譯過程中所體現的文化內涵,都恰恰更加肯定了譯者在翻譯活動中的主體性[1],[4],[6]。因此可以說,翻譯的文化轉向使譯者主體性地位得到了有力彰顯和提升,譯者主體性的文化內涵值得深入分析和探討。下面就以林語堂的英文著作《老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Laotse)[7]為例,來品味譯者主體性的文化內涵的各種表現。
二、《老子的智慧》及林語堂翻譯思想
林語堂是中國著名的作家、翻譯家和語言學家。“兩腳踏中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正是對他文化思想和翻譯思想的最好評價。林語堂用英語創作了一系列作品,致力于向西方展示和介紹中華民族悠久燦爛的東方文化,為弱勢的東方文化進入強勢的西方,以及與世界文化的平等交流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除了其成名作《吾國與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和曾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京華煙云》(Moment in Peking)等原創英文作品外,林語堂還有相當一部分著作是對中國古籍的編譯或翻譯,如作品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就是對清朝作家沈復的著名小說《浮生六記》的英譯版本,至今仍廣為人們所樂讀。《老子的智慧》則是林語堂對老子《道德經》的英文翻譯和解讀作品,集中體現了林語堂的傳統道家思想,很多西方人就是從這部作品開始了解中國的道家文化的。
林語堂自稱“道家老莊之門徒”,創作過多部闡釋與表現道家文化底蘊的作品?！独献拥闹腔邸烦藢献印兜赖陆洝愤M行翻譯之外,更是加入了很多作者自己的解讀,并結合對莊子言論的整理分類非常系統詳盡地介紹了道家思想的方方面面。因此,《老子的智慧》不僅是譯作,更是一本原創性很高的英文哲學散文集。林語堂從小接受西方式文化教育,在青年時期又鉆研過中國傳統哲學和文學,中國的傳統價值觀和西式的文化思維在他這里碰撞激蕩,可以說,林語堂對物質世界的認識更多來自西方,但骨子里的信念、態度和行動卻仍受到最深層中國傳統價值觀的支配,最好的體現就是他對道儒傳統中國文化孜孜不倦的鉆研和探索。林語堂通曉中英兩種語言,掌握中西兩種文化的精髓,這都為其在翻譯方面的造詣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礎,同時使其在作為譯者進行跨文化交流創作時有了更廣闊的包容心和更多面的視角。在其創作過程中,他能夠從容地對中西兩種文化進行觀照揣摩,從而避免作品一極化,內容和語言形式都令人耳目一新。這也是林語堂在異質文化語境下成功發揮文化傳播功能的最大優勢[8]。
林語堂對翻譯理論的貢獻主要在于翻譯美學論。林語堂認為[9],“翻譯于用之外,還有美一方面須兼顧的,理想的翻譯家應當將其工作做一種藝術。以愛藝術之心愛它,以對藝術謹慎不茍之心對它,使翻譯成為美術之一種(translation as a fine art)”。同時,林語堂對翻譯還提出三條標準:忠實、通順和美,對應這三重標準的是譯者的三種責任:譯者對原著者的責任、對讀者的責任及對藝術的責任[10]。對譯者責任的確定實際是突出了譯者的主體地位。將翻譯當做一門藝術的心態,以及對譯者提出的負責要求,這兩者結合到一起就自然促使林語堂在選擇翻譯文本范圍時必須遵從個人的審美情趣、性格氣質和處世態度。因此,也就不難理解林語堂的翻譯作品一般只選取適合他自身文化氣質和審美觀點的作品,而拒絕迎合所謂主流價值取向。林語堂以自己深厚的中國傳統哲學修養,選擇翻譯《老子的智慧》,其目的便是傳播中國傳統哲學和文化,向西方人介紹中國,同時將自我的哲學觀、人生觀、處世理想等展現于世人眼前。他以學貫中西的底蘊,既把艱深的中國文化通俗地介紹給世界,也把先進的西方文化傳播給中國大眾。
三、翻譯策略和譯者主體性的體現
按照林語堂提出的“忠實、通順和美”的三條翻譯標準,不難發現林語堂是想極力在原作者與譯者、譯者和讀者、對原作的忠實與譯作的藝術表現力等多種關系中找到一種和諧共存的平衡點。由于林語堂具有異質文化傳播的最大優勢:精通中西文化和語言,這種平衡便不難找到。在林語堂的翻譯作品中歸化(domestication)和異化(foreignization)等翻譯策略[11]的運用便顯得信手拈來了。譯者主體性在林語堂的翻譯作品中,表現為一種流暢自然、不著痕跡的美學氣質,中西文化的交匯貫通,以及技巧與藝術的完美結合。下面就給出幾個在《老子的智慧》中的例子來說明其翻譯策略與所體現的譯者主體性。
1.The universe is everlasting.The reason the universe is everlasting is that it does not live for self.Therefore it can long endure.(selected from Chapter 7,The Wisdom of Laotse)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道德經》第7章文言文原句)
自古至今,天還是這個天,地還是這個地。天地所以能長且久的緣故,乃因它不自營其生,所以才能長生。(黃嘉德譯白話文[12])
東方與西方對世界的稱呼是不同的,在中國向來用“天地”二字即表示整個世界,而西方則用“universe”(萬事萬物)來表示全世界。林語堂在此處沒有拘泥于忠實字面直譯,而是用了歸化的策略,使得西方讀者可以直接領會這里的所指。這種歸化策略在很多名詞的翻譯時都被運用,究其本質,即是因為翻譯文化目的重在傳播東方哲學思想,如果東西方都存在類似的世界觀概念,按照西方讀者習慣的名詞來對等替換,效果便更佳。
2.The best of men is like water;water benefits all things and does not compete with them.It dwells in(the lowly)places that all disdain――wherein it comes near to the Tao.In his dwelling,(the sage)loves the(lowly)earth;in his heart,he loves what is profound;in his relations with others,he loves kindness;in his words,he loves sincerity; in government,he loves peace; in business affairs,he loves ability;in his actions,he loves choosing the right time.(selected from Chapter 8,The Wisdom of Laotse)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道德經》第8章文言文原句)
合于道體的人,好比水,水是善利萬物卻又最不會與物相爭的。他們樂于停留在大家所厭惡的卑下地方,所以最接近“道”。他樂與卑下的人相處,心境十分沉靜,交友真誠相愛,言語信實可靠,為政國泰民安,行事必能盡其所長,舉動必能適其會。(黃嘉德譯白話文)
后面4句話文言文原句很工整,都用了一個“善”字做核心修飾語或中心詞。為求藝術效果不缺失,林語堂翻譯中采取的也是工整格式,只不過結構稍微復雜,都是用了一個介詞短語加上一個以“he loves...”開頭的句子,讀起來朗朗上口,絲毫不遜于原作的語言氣質。歸化還是異化?兩種語言在此處竟已看不出太大區別,中英語言的優點卻都體現得淋漓盡致。若非深厚的語言功底,恐怕很難做到這種程度。
3.The Danger of overweening success
Stretch(a bow)to the very full,And you will wish you had stopped in time.
Temper a(sword-edge)to its very sharpest,And the edge will not last long.
When gold and jade fill your hall,You will not be able to keep them safe.
To be proud with wealth and honor Is to sow the seeds of one’s own downfall.
Retire when your work is done,Such is Heaven’s way.
(selected from Chapter 9,The Wisdom of Laotse)
自滿的危險: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道德經》第9章文言文原句)
若是自滿自夸,不如適時而止,因為水滿自溢,過于自滿的人,必會跌倒。若常顯露鋒芒,這種銳勢總不能長久保住;因為過于剛強則易折,慣于逼人,必易遭打擊。金玉滿堂的人雖然富有,但卻不能永久保住他的財富;而那持富而驕的人,最后必自取其禍。只有功成身退,含藏收斂不自滿、不自驕的人,才合乎自然之道。(黃嘉德譯白話文)
這是《道德經》第9章整章內容。原文本無韻律,但是經林語堂翻譯后,則成了完全押韻(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己查詢英文詩韻的要求)的英文詩。林語堂自己提出的三條標準“忠實、通順和美”在這里完全都達到了,其譯文不僅對原作者老子負責,更對廣大的西方英語讀者負責,還在語言藝術上達到又一個高度。看到這樣的譯文怎能不驚嘆林語堂在翻譯時的主體性是多么的鮮明而富有創造力,其對翻譯藝術之美的追求令人不得不敬仰。
四、結語
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之后,譯者主體性研究成為熱點。本文通過探討譯者主體性的文化內涵,以林語堂翻譯思想及其英文譯作《老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Laotse)為例,深入分析并總結了譯者根據自身的文化、哲學、審美等態度和情趣,選擇翻譯文本和相應翻譯策略,完成文化交流和傳播目的的過程,從而說明譯者主體性對翻譯作品的跨文化創造性的積極影響,并希望借此推動進一步有關譯者主體性的研究。
參考文獻:
[1]Bassnett Susan.Research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 Case for Docroral Research[A].Peter Bush and Kirsten Malmkjar. Rimbaud’s Rainbow:Literary Transl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C].Amsterdam:John Benjamins,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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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浪江濤,王靜.林語堂譯學思想述評[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3,(9).
林語堂散文范文5
“冬天的西北風把街道吹得干干凈凈，陽光淡淡地掛在天際，人們則被包得嚴嚴的，只露出一張臉?！绷终Z堂在《北平的冬天》中做了以上的描述。但在他看來，冷也有冷的好處，人們呆在家中，體會合家團圓、其樂融融的溫暖;一出門，被冷風一吹，又能叫人精神為之一振。林語堂的朋友郁達夫，生活在江南，他眼中的冬天就別有一番韻味了。冬日的江南，溫柔，平和，嫻靜。郁達夫借助豐富的想象，在不經意的點染之間，一幅悠閑情調的水墨畫，呈現在了我們眼前。
相比林語堂，豐子愷筆下的冬天就顯得簡潔恬淡了許多。在《初冬浴日漫感》中，豐子愷寫初冬的街道，是安謐的蕭條，也是寂寥的活潑?！奥飞响o悄悄的，再看不到多的行人，卻時時可以看見黃葉飄零?！倍骷胰A嘉在《冬日雜感》中認為，“都市的冬天，表現在街上男女的衣著上，不知是炫耀，還是對季節的特別敏感，畢竟再穿夏威夷是不成的了”。而實在的冬天，卻“確實表現在寒夜，今年的冬天卻特別有使人這樣的感覺，而嶺南的冬天更尤其如此”。冬愈深，則冬之去愈近，而冬則愈寒，挨受得住的也只有松柏而已。
不過，文人冬天的最愛，當屬下雪的日子了。在古代，文人冬天煮茶飲酒、賞雪對詩、踏雪尋梅。雜文家夏丐尊就特別愛雪景，他在《白馬湖之冬》中寫道：“下雪的日子，室內分外明亮，晚上差不多不用燃燈，遠山積雪，足供半個月的觀看，舉頭即可從窗口望見。”作家高紅十在《多雪多思的冬天》中，也寫“我愛多雪的冬天，像田野里的一畦麥苗和檐下的一溜冰凌。我愛在無人踏過的雪地踏上清晰的腳印，愛摔了一跤跌淌的紅頭巾，愛紅頭巾上的笑，愛笑上的高天流云”。所以，在他們看來，冬天的多思勝過春天的多情。
林語堂散文范文6
因此，筆者認為在語文教學中，教師因勢利導，把學生喜聞樂見的名著引入課堂，其效果應能使語文學習事半功倍，當然或許有人會提出疑義，認為這會耽誤教學大綱任務，會破壞學校教育計劃，對于這些，筆者認為這無疑是杞人憂天。為什么這么講呢？
一、能使學生學到名著精華
從語言方面，能學到其各種表達方式的運用，像人物的描寫、事情的鋪敘、人物的評價等；從寫作結構方面，可學到其獨具匠心的材料安排，比如“花開兩朵，各表一枝”的平敘結構，先敘后議，先議后敘的結構等；從政治、經濟方面又能了解當時社會的發展狀況，就拿《三國演義》來說吧，日本人經商還反復研讀呢，這是為什么呢？這主要是因為《三國》中充滿了各種知識，如計謀、道德、禮法、用人之道、友情、親情、治國、服裝、人物個性化語言等，而這些學習之后，可謂“世事洞明”了，作為經商者不正需要對市場世事洞明嗎？當然，學生是不經商的，但筆者認為在如今市場經濟高度發展的時期，學生做一個“世事洞明”的人總是有益而無害的吧，何況又能使學生在做人講道德講禮義方面大有裨益，這難道無益嗎？
二、能使學生明鑒古今，知興衰，明得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