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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兒童詩范文1
【關鍵詞】現代；后現代；兒童；兒童觀
【中圖分類號】G6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604（2007）02-0001-03
后現論的首要特點是認可世界的多樣性。它了現代論的一些核心價值觀念，如統一性和普遍性等。如果說自由、平等、博愛是現代論的代名詞，那么自由、多元、包容則成為后現論的慣用語。后現論認可，甚至歡迎不確定性、復雜性、主觀性和多樣性的參與。從后現論的觀點看，兒童總是存在于和他人的相互關系之中，并總是處在特定的情境之中，不存在諸如兒童或兒童期這樣的基本狀態等著我們去發現和確定。后現論對兒童與兒童期的解釋建構了多樣化的兒童與兒童期。例如，我們不再是等著科學研究去證實兒童是什么，而是可以主動選擇自己的立場去解釋兒童的意義。
洛克將兒童看作是知識、個性與文化的再生產者，將兒童解釋成白板一樣的新生命的開始；盧梭認為兒童處在黃金一般的年齡，天真無知，成人有義務為他們構建一個有保障的連續、安全的環境；皮亞杰的兒童觀認為兒童是自然的存在體，兒童的發展序列和速度聽從生物成長規律的決定。后現代主義者則認為兒童期是針對兒童并由兒童進行的一種社會性建構，兒童是知識、個性、文化的共同建構者。作為一種社會性建構的產物，兒童期總是隨著時間、地點、文化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內涵，并會隨著階層、性別和其他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化而變化。因此，既沒有所謂的自然的兒童，也沒有普遍的兒童，而只有多樣的兒童與兒童期。
一、基于傳統理論的兒童發展研究存在缺陷
后現論提倡的多樣化兒童觀在如何優化兒童的發展，如何滿足兒童的發展需要，如何為特定年齡段兒童提供適當的保護等問題上還無法達成共識，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目前許多來自歐美的研究試圖依據西方社會的兒童觀，探尋適合全世界兒童的發展軌跡，這無疑是不現實的。這些研究雖然提供了相當多的有關兒童發展的數據，但是并沒有解答環境對兒童行為的影響以及兒童與周圍世界的關系問題。這些基于傳統理論的研究在兒童發展研究領域留下了嚴重的后遺癥。
1.盲目認為兒童期存在一個普遍的發展過程
這種觀點認為兒童發展存在一種自然的順序和法則，它決定了兒童成長成熟的過程。這種觀點沒有考慮到兒童發展過程中其他因素的影響作用，如家庭氛圍、兄弟姐妹的年齡、社會文化、社會經濟地位以及周圍的環境等。
2.錯誤推崇兒童無能論
這種觀點假設兒童的狀態是不成熟的，以被動、依賴為特征，缺乏理性和能力，缺少社會歸屬感。一些基于兒童無能論的發展社會學理論認為，在任何情況下成人都是對的，兒童則是錯的，成人應該保護兒童，反對兒童過早進入成人世界。
3.籠統歸納兒童發展的普遍目標
有關兒童發展的傳統理論認為，兒童發展的基本目標是讓兒童在個人、社會和政治方面獲得自由、獨立和自足。此外，理性思維的獲得也是兒童發展的基本目標之一。然而，這些目標并不具有普遍性。在某種程度上說，兒童發展的目標是由所處社會的具體政治、經濟和文化條件決定的，是不斷變化的，尚無法應用某種普遍標準進行統一。
4.過分渲染發展常態范圍的臨界作用
承認發展具有不變的階段過程的理論流派都認為，每一種與已經建立的發展常態不一致的行為就是一種異常表現。這種假設的應用已經影響了上百萬兒童的發展，許多兒童被貼上了“問題標簽”，能力發展緩慢，或者出現發展偏差。
心理學家們提出了一種理論構想，把兒童的發展看作是一個文化過程，把兒童期看作是特定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它明確了兒童所處的物質環境和社會環境以及由文化決定的傳統習俗和養育實踐等對兒童發展的重要影響。由此可見，兒童發展應該主要是一種社會性概念，而非生物性概念。然而，我們也不能據此完全皮亞杰的兒童發展階段理論。雖然兒童個體之間確實存在很大的差異，但仍有明顯的證據表明，在基于生物因素的兒童身體發展過程中確實存在著特定的普遍性，例如兒童的骨骼、肌肉生長等。
二、后現代兒童觀對傳統理論的顛覆
1.了解兒童的新視角
后現論提倡對兒童和兒童期作多樣化理解，顛覆了傳統理論，為兒童發展研究提供了新視角。
在進行跨文化比較時，兒童行為的多樣化表現尤其明顯。后現論認為，我們不應該把兒童看作是一個同質的群體，性別、身體狀態、社會起源、文化、種族等因素都不可避免地會與年齡一起對兒童的生活及其能力發展產生影響。
在比較了美國、危地馬拉、印度和土耳其兒童的早期生活條件之后，Rogoff發現，盡管由父母實施的引導兒童參與日常活動的過程是普遍的，但各個國家兒童的行為表現仍然受文化環境的影響而表現出顯著差異。在那些排斥兒童參與成人活動的社會中，成人必須花費大量的精力去管理兒童的活動和興趣；而在那些歡迎兒童融入成人環境的社會中，兒童會主動用成人的活動來鑒定自己的動機，并且會以成人為榜樣，觀察和模仿成人的技能。所以，與其過分渲染兒童發展的適宜年齡范圍，不如采取有效措施尊重、保護和促進兒童能力的發展。
在為兒童創建適宜發展需要的環境方面，世界各國所作的努力還遠遠不夠。適宜兒童發展的環境一方面要能夠讓兒童的天賦得到最大程度的施展，另一方面又要讓兒童在家庭、學校、醫療保健機構、當地社區和政府機構里獲得對其參與和決定自身事務的能力的尊重。因此，我們需要挑戰傳統兒童觀，全面了解《兒童權利公約》，讓兒童參與到文化變革的立法和實踐中來，使兒童的能力和兒童對社會的潛在貢獻獲得認可。
2.顛覆傳統質量標準
早期兒童服務質量是一個已經建立的概念，它具有主觀性，是基于一定的價值觀、信念和興趣建立的。這種質量標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觀察者的眼睛，并非一種客觀、普遍的現實存在（Pence & Moss,1994）。
我們質疑任何教育質量標準的全球可行性，這種標準會不可避免地存在一種讓世界趨于統一的危險，即為全世界開出一張優質教育的標準化處方。實際上，優質教育存在多種潛在的質量標準，每一種標準都與對優質教育目標和功能的信念緊密相關。這些信念又是由文化形態、個人價值觀、個人對兒童期的理解方式等決定的（Woodhead,1996）。
兒童怎樣看待生活世界？在我們看來，兒童總是在全身心地創造著，像藝術家一樣按照自己的想象去描繪世界，而所描繪的東西又不總是現實的客觀反映。兒童向成人提出的一些看似奇怪的問題并不是他們一時的想法，而是他們試圖與自己的經驗保持一致的結果，是他們試圖用已知的和可理解的要素來描繪世界的結果。兒童有自己的邏輯，而且大多數學前兒童更相信自己的邏輯和據此建構的世界。對他們來說，世界就是一份有價值的資產。很多成人因為童年時失去了這樣的世界，所以他們今天生活在各種想法互相沖突的世界里，失去了自我。
兒童的思維能力遠遠超過其表面上表現出來的能力，他們用一種原始的方式掌握著幾乎所有的科學概念。后現論提醒我們，當我們輕易地認為兒童還不能做某件事情時，或許我們應該仔細思考一下，是否我們自己還沒有真正理解這件事，是否我們以為是事實的東西在兒童眼中卻并非如此。我們必須弄清楚，我們是已經進入了兒童的世界，還是仍然處在成人的世界里而自以為很理解兒童。認知理論研究已經證明，兒童不是以自我為中心的。兒童的世界和他們的思維方式有許多獨有的特征。
兒童全身心關注當前的現實。兒童是生活在當前的，他們用自己的身體和知覺去理解當前的一切。這使得兒童能夠與世界保持對話，可以隨時通過探索來豐富自己的內心世界。
兒童努力探尋世界的意義。兒童有一種潛在的理解周圍世界的愿望，并且愿意賦予他們遇到的各種事實和現象以不同的意義。這種意義與成人賦予的意義很可能有所不同，但并不表示兒童自己賦予的意義就是不正確的或者是沒有理由的。
兒童通過填空的方式創造理論。由于我們給予兒童的有關世界的解釋常常是不完整的，兒童常常會創造性地進行填空，企圖創造一個與他們的知識和想法相匹配的完整世界。
兒童對情境具有依賴性。兒童主要是基于事實發生的情境和各種條件賦予特定事實一定的意義。這種依賴性常常使兒童對特定的條件比成人更敏感。
兒童用“故事”劃分世界。兒童認識事物時對情境的依賴性同樣影響了他們的分類方式。兒童通常不是按照不同的類別劃分事物的，而是將應該分類的物體組合成一個個“故事”，用“故事”的分類方式認識世界。
兒童推崇整體優先原則。兒童很強調整體的重要性，他們認為意義是通過整體圖片賦予的。例如，兒童首先會注意到物體的表面和體積，然后才會注意到線條；兒童會先理解整個句子的含義， 然后才開始理解單個詞語。
對兒童來說，詞語是十分重要的。兒童常常認為自己有足夠的力量去改變現實。我們甚至可以說，兒童在很小的時候就能區分原因和結果，他們可以理解數量概念和其他科學概念，即使這是一種原始的和未發展的方式。兒童用他們的奇思妙想認識和改造世界，不斷促進自身的發展。
Interpreting the Concept of the Child: A Postmodernist Perspective
Sra. Selma Simonstein, OMEP World President
(The Central University of Chile)
現代兒童詩范文2
關鍵詞：分離焦慮 家庭因素 兒童
中圖分類號：G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9795（2013）05（c）-0228-02
眾所周知，焦慮是在人類成長和生活中最常面對的一種心理狀態。伴隨著年齡的成長、環境的變化，我們常常會感到不安、恐慌、不知所措，而這些負面情緒，就是焦慮?！懊绹癫÷摵蠒o焦慮定義為‘由緊張的煩躁不安或身體癥狀所伴隨的，對未來危險和不幸的憂慮預期，[1]。而對于兒童來說，焦慮是一種普遍存在的心理障礙：與父母分離、處于陌生環境中，過多的陌生人都會讓兒童產生焦慮的情緒。而分離焦慮應該是兒童成長過程中面臨的最早也是最頻繁的一種焦慮情況。它通常出現在與父母分離或與所愛和依賴的人分離或面臨分離的威脅的情況下。表現為恐懼、焦慮緊張、不安等情緒反應。[2]許多心理學研究也表明了，3～5歲兒童在他們成長中經歷著最強烈的分離焦慮”。[3]而現代城市兒童由于缺少同伴，大多數的嬰幼兒時期都悶在家中與父母或者是保姆生活在一起，在進入托兒所或者是幼兒園的初期，分離焦慮情況更為明顯。兒童產生分離焦慮除了自身因素之外，與原生家庭、幼兒園老師的教育方式都有著十分明顯的關聯。一般來說，心理學界普遍認為家庭因素是現代城市兒童出現分離焦慮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我們時常可以在每個學期初期小朋友入園的時候看見很多孩子哭鬧，抱著父母不撒手，甚至用絕食來表達激烈抗議的現象；同時，我們也會聽見一些父母反饋孩子不愿去上幼兒園，或者漸漸不愛說話等反常現象。根據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派理論，這是由于“兒童見生人而驚退，乃因為他習慣于……因此希望著……一個親愛而相熟的面孔，主要是母親。他既感失望，便一變而成驚駭……他的力比多，既無可消耗，那時又不能久儲不用，就變成驚駭而得以發泄了。這個情境乃是兒童焦慮的原型，是出生時與母親分離的原始焦慮的條件的復現?！盵4]上述理論固然是在說明嬰兒時期兒童分離焦慮的主要發展過程，但是從中我們不難看出，在兒童進入幼兒園的初期階段，他的焦慮來源主要是由于和長期的陪伴者（包括父母、保姆等）分開，并且進入新的環境，面對許多生人所產生的。而包括霍妮、艾里克森等心理學家都曾分析過這種心理焦慮與父母或者說原生家庭環境之間的聯系。我們通常認為，在城市長大的學齡前的兒童由于缺少同伴，缺少足夠的社會活動，甚至有部分缺少父母的關愛，主要由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扶養，這樣的孩子對家庭會有更為明顯的依戀情緒，在進入幼兒園的初期會表現出明顯的分離焦慮現象，這種現象與孩子的教養方式、父母關系、父母情緒、突發事件等多個方面有著密切的聯系。
1 家庭教養方式
家庭是3歲之前孩子成長的最重要場所，家庭成員也是影響甚至覺得孩子人生觀、價值觀、行為方式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而所謂的家庭教養方式，在普遍意義上值得就是父母在對孩子進行教育和撫養中運用的方法和形式，是父母教育觀念和家庭教育行為的綜合體現。[5]不同的家庭教養方式對孩子身體的成長和情緒的控制發展都會產生重要影響。由此可以得出，兒童環境控制力和分離焦慮情緒的強弱都和家庭教養方式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
通常意義上，人們普遍認為在城市長大的孩子，特別是那些父母親受過高等教育、具有一定的文化背景下成長的孩子一般情況下對于分離焦慮的適應能力較強。但是事實上，根據相關研究顯示，這樣的假設并不成立。許多城市中長大的孩子，由于父母親忙于工作，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關心和照看孩子成長過程中的大小事宜，很多都是由祖父母進行照看，這也造成了許多體現兩種民主和專制的極端案例。
1.1 過于溺愛
有部分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常常由祖父母或者保姆進行照看，父母沒有足夠的時間關心孩子，而祖父母在照看過程中又采取了較為溺愛的方式，盡量滿足孩子的要求；而父母難得回到家中，對于年齡尚小的孩子也大多采取了溺愛、滿足的方式。這樣在溺愛環境中成長的孩子，對于家庭的依賴心理更高。并且由于大多和祖父母一起玩樂，沒有足夠的同伴，常常對于陌生環境又不安感，大多以自我為中心，情緒不穩的情況比較普遍，容易過度自卑或者自傲，較難進行人際交往。因而在進入幼兒園初期，非常容易出現分離焦慮的情況。在進入幼兒園以后，他們在家里一直保持著的中心地位喪失，容易出現失落感；而老師要照顧全班的同學，他們很難找到一個固定的人可以依賴，會出現不安的情緒；同時由于沒有很多與同齡小朋友交往的經驗，容易出現沒有朋友，孤獨無依，甚至被孤立的情況。在這樣的情況下，這些孩子的分離焦慮也就尤為明顯。
1.2 過于嚴格
現代兒童詩范文3
一、關于“中國兒童文學”的具體發生時間的辨析
關于“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具體發生時期一直是學界爭論的焦點，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中國兒童文學是否古已有之”這一爭論了。在中國古代是否存在“兒童文學”?存在著什么樣的“兒童文學”?針對這些問題，不同的學者持有不同的觀點。其中，以蔣風、王泉根、方衛平、張之偉、譚元亨為代表的學者認為中國古代就已經存在兒童文學了。蔣風在《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史》的緒論當中這樣寫道:“歷代兒童常常把豐富多彩的人民口頭創作和古代文人文學中的優秀篇章攫為自己的寶貴精神財富，以滿足精神上的渴求和需要。這就使我國兒童文學的發展與我國古代優秀的文學保持著傳統的血緣關系?！保?］1蔣風先生所指的優秀文學中，除了《西游記》《水滸傳》等文人文學外，他還特別提到民間文學對我國兒童文學的巨大影響:“我國古代的民間童話和民間故事，從來就主要生活在孩子們中間，滋養并豐富了過去時代的兒童精神生活，也是我國兒童文學的一宗極其豐富的遺產?！保?］2王泉根在《中國現代兒童文學主潮》《中國兒童文學概論》等論著中也大抵持相似的觀點:“由此觀察中國兒童文學，中國古代有童謠、童話的存在，自然有兒童文學的存在。”［2］13“如是我們說中國兒童文學的歷史資源源遠流長，這顯然是指千百年來民間流傳的口頭兒童文學?！保?］14張之偉在《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史稿》中將“五四”以前的兒童文學稱為“客觀存在的兒童文學”［3］。這種提法與方衛平在《中國兒童文學理論批評史》中對古代兒童文學的提法不謀而合。但是，方衛平也指出，中國古代兒童文學具有非自覺性。“除了符合傳統教育需要的作品之外，它們基本上都不是專門為兒童所創作的自覺的兒童文學作品?！保?］縱觀這幾位學者的觀點，不難做出如下的概述:他們認為古代文學中的民間文學、中某些適合兒童閱讀的作品以及兒童之間傳唱的童謠等可以看作是兒童文學，但是古代并沒有出現專門為兒童創作的文學，也就是自覺的兒童文學，真正自覺的兒童文學要到“五四”時期才出現。吳其南在《20世紀中國兒童文學的文化闡釋》一書中使用類似的稱法，即將“五四”以前的“兒童文學”稱為“非自覺的兒童文學”。他指出:“中國古代文獻中關于冠禮的記載值得關注。而真正將兒童作為一個共同體來想象其特點的是一批美學家，如老子、李贄等。因此，現代社會以前是有童年觀念的，古人也意識到了兒童與成人的不同，只不過他們的注意點多在生物學層次上，而現代的學者關注的則是文化層面。而兒童文學的產生與近代以來的新式教育制度密不可分。學校的建立推動了兒童文學讀者群的生成。學校創造一個兒童的文化群體，為兒童提供了一個特殊、介于家庭和社會之間的空間，創造了一種兒童自己的、又有別于成人的生活方式，在深層為兒童文學的特殊存在提供了依據。更為重要的是新式教育基本暢通了兒童自身的接受能力這個制約兒童文學建立和走向自覺的瓶頸。”［5］
在“兒童文學是古已有之”這一陣營中，譚元亨的觀點顯得與眾不同。他在《中國兒童文學———天賦身份的背離》一書中將孫悟空、哪吒等神話故事中的人物形象歸為“兒童形象”。并且認為，“《西游記》在很大成分上，是給兒童們寫的，而且，可以被視作中國兒童文學的一個雛形”［6］。以朱自強為代表的另一方則認為中國兒童文學并非古已有之，而是現代社會的產物，甚至連“中國兒童文學”這個名詞都不存在。這一觀點最先在他的《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化進程》一書中提出:“從有人類的那天起便有兒童，但是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兒童卻并不能作為‘兒童’而存在。兒童作為兒童被發現，是西方進入現代社會以后才完成的劃時代創舉。沒有現代社會對‘人’的發現，就不會有‘兒童’的發現，而沒有‘兒童’的發現作為前提，為兒童的兒童文學是不可能產生的?！保?］3而關于民間文學與兒童文學之間的關系，朱自強則表示:“民間文學要成為兒童文學，一定要經過現代轉化。”［7］4在《“兒童文學”的知識考古———論中國兒童文學不是“古已有之”》一文中，朱自強運用?？碌闹R考古方法和布爾迪厄的“文學場”的概念，對“兒童文學”這一觀念進行知識考古。［8］因此，他認為不能采取對細部進行孤證的做法，認為古代那些零星的作品不足以促成“兒童文學”這一重大的事件的發生。“建構的本質論”是朱自強針對兒童文學界出現的“本質主義”和“建構主義”兩種傾向所提出的。在朱自強看來，杜傳坤是建構主義的代表。杜傳坤在《現代性中的“兒童話語”———從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的起源談起》一文中表示:“現代兒童文學起源的‘元研究’的意義并不在于具體是哪一個時期，而是為什么是這個時期。兒童文學的真實起源來自于成人對兒童的想象?，F代兒童文學的發生和發展就是兒童被‘他者化’的過程。”［9］在這里，杜傳坤顯然受到了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認為兒童是通過“顛倒”而被發現的風景。不可否認，兒童文學在一定程度上的確是成人為隱含的兒童讀者所構建的一個“烏托邦世界”(尤其在狹義的兒童文學中)，是成人想象出來供他們閱讀或欣賞或受益的東西。但我們應該同時注意到，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對文本所提供的理想化世界并非是被動的接受。相反，他們正在積極抵抗這些理想化的過程。路易絲·喬伊在2019年出版的專著Literature'sChildren:TheCriticalChildandtheArtofIdealization(筆者譯:《文學的兒童:批判的讀者與理想化藝術》)中，分析了“兒童讀者從事的實際的批評活動的本質，強調兒童對文本起何種作用”［10］。通過細讀一系列“黃金時代”為兒童創作的兒童小說，證明了兒童批評是如何在這些文本中抵抗理想化的過程。也許，這本書提供的全新視角，可以在某些程度上糾正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偏頗，從而使我們更加理性地看待“兒童文學的發生”這一問題。
而關于“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的起源，大多數的學者都持“五四說”的觀點。但也有少數學者持“晚清說”的觀點。張建青論文《晚清兒童文學翻譯與中國兒童文學之誕生》運用譯介學的方法，從晚清的兒童文學翻譯入手，對不同譯文以及茅盾、葉圣陶、孫毓修的童話作比較分析，從而得出“中國的兒童文學逐漸誕生于晚清，標志性的作品是1908年出現的《無貓國》，它標志著中國兒童文學的誕生”［11］。持相同觀點的還有孫建江，他在《清末民初: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的起源》一文中對清末民初兒童文學活動史料的梳理和整理，發現“清末民初時兒童文學活動的創作思想日趨成熟、兒童文學創作實踐豐富多彩、兒童文學活動的積極影響不斷顯現，因此清末民初的兒童文學活動，是具有民族性、現代性根本特征的我國現代兒童文學的真正起源，清末民初也正是我國兒童文學真正呱呱墜地的誕生期”［12］。
二、對這一時期具體文學實績進行研究
對于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發生期史料的整理從未停止過。1982年胡從經編纂的《晚清兒童鉤沉》是中國大陸較早關于晚清時期兒童文學史實的著作。隨后，蔣風的《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史》、王泉根的《中國現代兒童文學主潮》、張之偉的《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史稿》等一系列現代兒童文學史著眼于“五四”到前的兒童文學史實的梳理。對于這一時期兒童文學也以正面評價為主，肯定了“五四”時期兒童文學的對傳統文化的反撥，把“五四”時期作為兒童文學史上的重要節點。但這些著作對史料的平面梳理，大多是從兒童文學觀、域外翻譯的兒童文學和原創文學三個角度來論述，缺少對史料更深入探究。
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研究者逐漸從各個角度審視晚清至“五四”這一時期的兒童文學，試圖探究這一時期兒童文學與歷史、社會和民族國家等之間復雜的關系。談鳳霞教授在論文《論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發生期的審美困境》中，從“審美”的角度，對1903－1927年間的兒童文字進行評價。在肯定這一時期兒童文學的成就的基礎上，同時指出了這一時期兒童文學的審美困境:偏重教化、偏重“玄美”和矯枉過正。作者選取的切口很小，但是輻射的面卻非常廣。通過研究發生時期兒童文學的審美性，我們可以關照到整個現代甚至當代兒童文學的審美面貌。［13］張梅的《從晚清到五四兒童期刊上的圖像敘事》另辟溪徑，從“圖像”這個在兒童文學中習以為常但卻又最容易為人忽視的文體入手，考察圖像由敘事的點綴到直接參與敘事的演變，從而折射出兒童文學發生期的復雜性。圖像在晚清時期給兒童帶來視覺上的沖擊，在民國初年成為啟蒙的利器，并出現了完全以圖像為主導的《兒童教育畫》，到了“五四”時期，“圖畫故事”作為一種新文體正式出現。圖像對葉圣陶等最早一批的兒童文學作家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是現代兒童文學誕生重要的推動力量。［14］
兒童文學與國家民族之間的復雜關系一直伴隨著中國兒童文學的各個階段，尤其在中國兒童文學的發生階段。吳翔宇的論文《想象中國:五四兒童文學的局限與張力》從“五四”時期的兒童文學創作入手，發現了“五四”兒童文學無法回避成人———兒童的張力關系。在“五四”時期的許多兒童文學作品中，都無法回避地出現成人的聲音。在成人和兒童的身上同樣都存在著自然性和社會性兩種屬性?！霸趦和膶W與政治的關系問題上，無論是過分強調政治之于兒童文學的訓諭和教化功能，還是將兒童文學超脫于政治之外，都是對兩者之間深度關聯的片面理解。”［15］
從兒童文學內部探討兒童與民族國家的命題是另外一個趨勢。在“五四”時期，周作人和魯迅在兒童文學方面的貢獻不可小覷。對周作人的研究，學者大多集中在他的“兒童本位”理論以及他將民俗學、人類學與兒童文學交叉在一起的跨學科方法上。而對魯迅的研究，則更多集中在他對愛羅先珂童話的翻譯上面。談鳳霞教授的論文《魯迅與愛羅先珂的童話》一文中闡述了魯迅選擇譯介愛羅先珂童話的標準在于“有益有味”，“有益”指的是有益于兒童健康成長，并從長遠來看能有利于改良社會人生;“有味”指的是活潑、積極的生活情趣和雋永的藝術魅力，能吸引小讀者。論文的著眼點仍在啟蒙與斗爭的主題之中。［16］美國學者安德魯·瓊斯的《發展的童話:魯迅、愛羅先珂和現代中國兒童文學》一文則揭示了魯迅對于啟蒙這一命題十分曖昧的看法。魯迅和愛羅先珂一樣持續關注著進化論及其帶來的發展渴求，但也時刻懷疑這種發展的希望只是幻想。安德魯認為《狹的籠》是一個后殖民的寓言:本土知識分子的發展主體為啟蒙價值的“普世性”所篡代。［17］106－132謝曉虹的論文《五四的童話觀念和讀者對象———以魯迅的童話譯介為例》以魯迅的童話譯介為例從讀者對象的角度介入來重審“五四”時期的童話。她提出了很有趣的問題:童話在“五四”時期是否真的如通常所說的是“專為兒童用的文學”?作者的答案是:“五四”時期當童話被視為“專為兒童所用的文學”時，一個嶄新的讀者群———擁有“赤子之心”或“童心”的成人也被構建出來。具體到魯迅1926—1927年所翻譯的《小約翰》，進一步闡述了魯迅所看重的童話作品中的“社會批判力”不是源自童心的“無邪”，而是必須擁有“成人”與“兒童”的雙重視點。因此，魯迅所翻譯的童話，是獻給他們的———那些徘徊在“成人”與“兒童”世界之間，擁有雙重視點的痛苦的覺醒者。［17］133－153加拿大學者佩里·諾德曼在《隱藏的成人:定義的兒童文學》中曾說:“我推定敘述者(指兒童文學文本的敘述者)是一個成年人，這些文本往往提供兩種不同的視角，一種是兒童式的，一種是成人式的?！保?8］其實在魯迅翻譯的童話也存在著這種雙重視點，因此才會邀請同樣具有“雙重視點”的讀者進入文本。在余話中，謝曉虹希望借此豐富現時對“五四兒童”、國族想象等課題之探討。李瑋的論文《在東西之間發明兒童———論民族政治與魯迅的兒童觀》一文打破了前者啟蒙語境下的研究范式，在殖民的語境下探討了魯迅的兒童觀。她提出也許并非是魯迅“發現”了作為“人”的存在的兒童，而是魯迅通過“發明”兒童來實現他特定的文化目的?！皟和笔囚斞笇崿F民族解放的一個工具。在謝曉紅“雙重論點”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其翻譯的作品并不存在于成人與兒童之間，而是存在于殖民語境下魯迅所建構的東/西、新/舊的中國秩序之間。在東西結構中，在新舊轉換之間，“兒童”被賦予分裂傳統文化秩序的特質———“童心”或“童話”?！巴摹被颉巴挕睖贤硪粋€“成人世界”。［19］
還有相當一部分學者研究的重點是某一份刊物、某一個作家或是某一部分特定人群對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發生期產生的影響。宋莉華的論文《從晚清到“五四”:傳教士與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的萌蘗》指出傳教士在晚清時期的兒童文學活動。在翻譯福音小說方面，傳教士將其改編為兒童讀物，前期的目的在于傳播宗教教義，后期則被賦予了更多的啟蒙色彩;在寓言方面，傳教士將寓言進行改編，使其更加適合兒童閱讀，寓言正式成為了兒童文學的一種文體;在童話方面，傳教士用白話文譯介了大量經典的作品，代表了中國現代兒童文學未來的發生方向。［20］美國學者洪長泰《到民間去:中國知識分子與民間文學，1918—1937》一書專門為兒童文學單列一章，重點論述了“五四”時期知識分子對民間文學的采集，作者尤其肯定這個時期中國知識分子把純兒歌從傳統的、道德教化的成人正統文學中分離出來，把它歸入一個專門的民間文學體裁，并肯定它在民間文學教育方面不可估量的作用，具有開拓性的作用。［21］陳恩黎的論文《顛覆還是綿延———再論〈小孩月報〉與中國兒童文化的現代啟蒙之路》，通過對《小孩月報》的再考察，發現了《小孩月報》所開啟的“啟蒙之路”并沒有完成一種對傳統中國文化形成挑戰、顛覆和互補的橫向文化移植，而是變異為在現代化名義下繼續綿延的縱向繁殖，進一步加大了傳統中國對童年的不信任以及意欲多方規范、塑造與利用的文化慣性。［22］李艷利的論文《〈蒙學報〉與晚清兒童文學的覺醒》以《蒙學報》為中心考察了其下設欄目在中國兒童文學自覺的路上所起到的作用。［23］胡麗娜的論文《〈婦女雜志〉與中國現代兒童文學》與之結構類似。通過對《婦女雜志》下設欄目《兒童領地》和《玩具俱樂部》發表文章的整理，作者發現《婦女雜志》對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尤其是其階段的重大貢獻。它在“兒童的發現”、兒童文學的創作、譯介和本土兒童文學理論的構建方面都發揮了巨大作用。［24］
近年來，研究者逐漸關注到了兒童報刊圖像的作用。除了上文提到的張梅的《從晚清到五四兒童期刊上的圖像敘事》一文，陳平原在“中國現代文學和文化中的‘兒童的發現’”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名為《轉型期中國的“兒童相”———以〈啟蒙畫報〉為中心》，以1902—1904年間存在北京《啟蒙畫報》為中心，探討轉型時期的“兒童相”?！耙詧D像為中心，兼及相關文字，對比‘婦女相’和‘兒童相’，解讀《小英雄歌》等歌謠的精神意蘊，探究教科書中的插圖，進而關注‘游戲’怎樣成為兒童教育的重要內涵、‘知識’可否變得有趣、采用版刻而非石印對于《啟蒙畫報》的利弊得失。”［17］73－90梅家玲的論文《晚清童蒙教育中的文化傳譯、知識結構與表述方式———以〈蒙學報〉與〈啟蒙畫報〉為中心》，從蒙學報刊與新式小學教育的引進講起，進而講到兩份報刊中的知識結構，包括文學、歷史、算術和地理等多門學科，最后談到了新知識的表述方式并探究晚清報刊童蒙教育的開拓與局限。［17］35－72可以看出，這兩篇論文中真正涉及文學史方面的并不多，更多是在美術史、報刊史、教育史以及思想史的背景下思考晚清時期“何謂兒童，如何啟蒙”。
在晚清至“五四”時期有許多人物都對中國兒童文學的誕生做出了貢獻。王蕾的《安徒生童話與中國現代兒童文學》按照專題研究的方式說明了安徒生童話對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的觀念生成、兒童文學理論的構建、兒童文學的創作實踐等方面對中國的影響。［25］
三、結語
綜上所述，新時期以來關于中國兒童文學發生期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對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的話語資源，在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的語境下梳理兒童文學發生期的文學實績，考察這一時期兒童文學與現實社會、文化、歷史的復雜關系。
中國兒童文學到底起源于何時?中國古代到底有沒有兒童文學?這些問題至今仍是學界的熱門話題。針對以上這些議題，筆者認為還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進一步完善研究: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兒童?什么是兒童文學?兒童存在于自然和社會兩個維度上。存在于自然維度上的兒童，從古至今都是存在的，他指的是人類在成長過程中的一個時期;而在社會維度上的兒童，不同的歷史時期則會呈現出不同的形態。即使在同一個時代，不同階級和社會背景的人看待兒童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在古代，官方的正統思想是壓抑兒童天性的，那些所謂的蒙學讀物是不能夠算作兒童文學的，但是在民間，有許多故事和歌謠仍然是受到兒童喜愛的。所以，關于“兒童文學是否古已有之”的爭論點在于雙方對于“兒童文學”的定義有所不同。持“古代說”觀點的學者是從兒童接受的角度來定義兒童文學的。他們認為，古代文學中的某些作品為兒童所喜愛，那么就可以算作是兒童文學。而朱自強認為，“兒童文學”應當是一種觀念，只有得到成人認可，尤其是官方認可的兒童文學才是真正的兒童文學。但“兒童文學”究竟應當如何定義，學界至今也沒有準確的定論。在看待這些問題的時候，我們更應該關注作品誕生的條件，包括社會、歷史、文化等多種因素。作為研究者，更應該考察兒童文學作品在每一個具體歷史環境中如何為讀者所接受或排斥，怎樣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讀者，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又是怎樣反過來塑造文本的。
其次，在兒童文學發生期的史料研究方面，呈現出從平面化的史料整理轉變為多角度挖掘史料背后隱含的復雜內涵，從而糾正了人們之前的許多誤解，但在史料的深度挖掘方面仍需要進一步探究。更為重要的是，研究者對待史料要有著自己的價值立場，才能發現歷史框架中的“血肉”。如果只是將史料的研究變成單純的考據，那也就失去了研究的價值。
現代兒童詩范文4
關鍵詞：兒童文獻 歷史文獻 開放獲取 中國古代
我國古代擁有燦爛的歷史和文化，其中不乏類型眾多的兒童歷史文獻資源。隨著全世界互聯網開放獲取運動的蓬勃發展，我國古代兒童歷史文獻資源中一些原本僅用于古代文獻收藏的，同時也是難以獲得的珍貴歷史文獻得以重見天日，可以為我們今天的兒童教育、兒童研究、兒童學習、兒童生活和兒童娛樂提供重要的歷史參考文獻資料。因此，了解和研究開放獲取環境中的我國古代兒童歷史文獻資源，并且免費全文地獲取這些飽經歷史滄桑的珍貴兒童歷史文獻資源，在今天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參考價值。
一、古代兒童圖書資源
（一）清代兒童圖書資源
《孺子歌圖》是清代光緒26年（公元1900年）由北京匯文書院的美國人艾薩克?何德蘭收集并撰輯的中國童謠圖書。該書1900年出版于紐約，由美國紐約藜威勒公司印發。全書157頁，圖文并茂，采用中英文對照，配有眾多有關中國兒童及中國兒童家庭的珍貴攝影照片，封面上有32個中國兒童在玩耍嬉戲。我國最早的照片出現在1844年，到了1856年，中國宮廷及地方官員照相已經成為上層社會的時尚。因此，1900年出版的《孺子歌圖》中的這些照片，是照相技術已經普及到民間的證明。該書的開放獲取電子版圖書采用了國際通用的PDF格式，源自于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圖書館的文獻收藏。
（二）明代兒童圖書資源
《幼學瓊林》是中國古代兒童的啟蒙讀物圖書，編著者為明代末期的西昌人程登吉（字允升）。該書本名原為《幼學須知》，清代人鄒圣脈作了增補，改名為《幼學瓊林》，也叫《幼學故事瓊林》。該書共4卷，收錄的內容相當廣泛，共分為28類。其中社會科學類有政治類的武職、科第，司法宗教類的訟獄、釋道、鬼神，經濟類的貧富，親朋好友類的夫婦、兄弟、祖孫、父子、叔侄、外戚、師生、朋友、賓主，風俗類的婚姻、老幼、壽誕；自然科學類有天文、地輿、時序、技藝、身體、飲食、衣飾、人事器用、珍寶、疾病死喪制作、鳥獸、花木。該書屬于讀《增廣》會說話，讀《幼學》走天下之稱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宋代兒童繪畫資源
（一）《冬日戲嬰圖》
該圖為北宋末年汴梁人蘇漢臣所作。該作品現藏于臺北的故宮博物院。畫中一只毛絨絨可愛的小花貓，正讓一對小姐弟玩得不亦樂乎，小花貓則歡快地跳躍奔跑于其間。庭院里的梅花和山茶正開得五彩繽紛，小姐姐手里拿著漂亮的彩旗，弟弟則拿著用紅線綁著的孔雀羽毛，他們似乎正在比賽看誰的東西更能吸引小花貓的注意。如此一來，可讓小花貓傷透了腦筋，一時竟不知該選誰的才好?？v觀全畫的鋪陳，無論是山石皴法，兒童口、眼與手，皆表現的活靈活現，無一不入神似。該畫生動地表現了兒童生活的情形，手法很細膩，形象寫實，色彩明快。
（二）《秋庭戲嬰圖》
該圖也是北宋末年汴梁人蘇漢臣所作。該作品為畫軸，絹本，設色。縱向長197.5厘米，橫向寬108.7厘米，現藏于臺北的故宮博物院。在本幅畫湖石花叢下的庭院中，兩個孩子――身穿白衣、腰系紅帶的小姐姐和身穿紅衫的小弟弟，正圍站在一個空心圓凳旁，聚精會神地在玩著推棗磨的游戲。小男孩正在用手撥弄著棗磨，小姐姐則在一旁悉心地照顧著，唯恐弟弟不小心把棗磨弄翻了。在兩個玩耍孩子的周圍，那些簇擁盛開著的芙蓉花與雛菊，則點明了畫作所表現的秋天節令。全畫的描寫非常細膩和寫實，體現了小姐弟倆親密無間的美好感情。
（三）《浴嬰圖》
該圖是宋代佚名畫家作品的一幅扇面浴嬰圖，為團扇，絹本，設色。該作品縱向長35.8厘米，橫向寬35.9厘米。此圖展示了古人日常生活中最為常見的場景――為嬰兒洗澡。畫面上有3名婦女和4名兒童，其中一名兒童正坐在浴盆中洗浴，母親在給他洗頭。另一名兒童在用雙手扶著浴盆等待洗浴的同時，正在看另一名兒童脫衣。第4名兒童此時則正抱著母親在撒嬌。整個畫面設色淡雅明快，氣氛溫馨和諧，表現出了婦女的溫情慈祥和嬰兒的天真無邪，無不充滿了濃郁的母子親情和現實意義。此作品現在美國弗利爾美術館收藏，其圖像資源可提供開放獲取。
（四）《纏枝花卉童子紋綾》
該圖反映的是1973年在湖南衡陽何家皂山北宋墓出土的北宋時期金黃色纏枝花卉童子紋綾，長43厘米，寬40厘米，存在于服裝殘片上，質地為綾類絲織品。殘片花紋為蓮蓬、牡丹等，其間有攀枝童子，并以纏枝相連。孩童在纏枝牡丹和蓮花中嬉戲玩耍，拙態可掬、生動形象。整個作品的圖案布局協調、線條流暢。從出土墓葬的規格判斷，墓主人應是宋代的一般士人。墓中出土了大小衣物及服飾殘片200余件，
質地以綾羅居多。該作品現在湖南省博物館收藏，其圖像資源可提供開放獲取。
（五）《村童鬧學圖》
這是后人臨摹宋代人畫作作品的一系列繪畫作品，有多幅主題內容類似的不同畫作。如教室內有4個孩童和14個孩童的《村童鬧學圖》，也有教室內外共有8個孩童和16個孩童的《村童鬧學圖》。畫作的主題都是描繪一群在村校讀書的孩童，在炎炎夏日中，他們耐不住靜靜地坐著聽課，乘老師打瞌睡之際，便四處嬉戲、搗蛋、玩雜耍、裝鬼臉、給老師畫像、玩蒙眼游戲、戲弄老師、孩童追打等，把書室弄得翻天覆地。
（六）《古代畫家的兒童畫選集》
由于我國古代兒童題材的繪畫作品內容豐富、形式多樣，兒童人物形象生動活潑自然，所以，雅俗共賞的兒童繪畫和形式多變的兒童繪畫圖案，互為補充、互相襯托，構成了豐富多彩的我國古代兒童題材繪畫體系。該古代畫家兒童畫選集，共收錄了宋代的兒童題材繪畫作品38幅，其中部分繪畫作品的圖像資源可以提供開放獲取。
三、唐代兒童繪畫資源
在湖南長沙唐代銅官窯遺址出土的褐綠彩童子持蓮紋青釉執壺上，出現了以兒童形象在陶瓷上裝飾的繪畫作品。在該壺的八角形流下，繪畫有一名男嬰。在他的身體上系著一件紅色的肚兜。他肩扛荷花蓮杖，手挽飄帶，彩帶在臂間飄舞。該作品因為男嬰的兩眼望向前方，下巴微微揚起，既具有“太子”的一股傲氣，又不乏孩童那一副天真爛漫的神氣。由于很像托塔天王之子哪吒，故又名蓮花太子圖。在陶瓷裝飾中以表現兒童嬉戲和玩耍的畫面又稱嬰戲紋，自唐代出現以來發展迅速，直到明清時代，并且多數用于瓶、罐、盤、碗等器物上的裝飾。
四、三國時代兒童繪畫資源
三國時期甌窯百戲谷倉罐上的嬰戲圖，是出現在1985年于浙江溫州瑞安塘下場橋龍翔寺三國墓出土的甌窯一尊百戲谷倉罐上的嬰孩堆塑造型，這是目前國內發現的青瓷上最早的兒童嬰戲傳世作品。此罐通高30厘米，口徑13.2厘米，腹徑17厘米，底徑16.5厘米。該罐采用平唇、扁型的鼓口，直筒型的罐腹，以及平底的造型。罐體施以黃綠色的玻璃釉料，釉面開有細碎的冰裂紋。在罐口的四周，對稱分布有4只敞開口的小罐。在該罐的肩部和腹部，堆塑有33尊正在玩雜耍和舞樂的人像。這些堆塑的小人被4只小罐分隔成了4組。其中有3組是表演的場面，分別表演有雜技類的倒立和疊羅漢，體育類的玩球和拳擊，樂器類的吹笙、操琴和彈琵琶，以及舞蹈表演。
參考文獻：
[1]劉麗斌，杜玉榮.文化價值觀影響下的中國古代文獻收藏活動[J].蘭臺世界，2009，（15）：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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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照“增強綜合生產能力”的新要求，推動農業發展由主要依靠分散經營向集約化、規模化方向轉變
近年來，隨著農村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一家一戶分散經營模式越來越不適應現代農業的發展需要。實現“小農戶”與“大市場”、“小生產”與“大流通”的緊密銜接，就必須按照十提出的“培育新型經營主體”的新要求，推動我市農業生產走組織化、規模化和集約化發展之路。一是推動土地流轉，實現“小戶”變“大戶”。提高農業生產經營組織化程度，是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有力抓手。要充分發揮經營主體的龍頭作用，積極推動土地向種糧大戶、合作社和現代農業公司集中，形成多元化、多層次、多形式的經營方式，走商品化、專業化、社會化的發展道路。為了充分發揮合作社的示范引領作用，近期我們將出臺《哈爾濱市人民政府關于加快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的若干意見》，完善農業合作組織各種服務功能，推動土地流轉，讓農民“抱團”闖市場。二是推動農業科技園區建設，實現“小塊”變“大塊”。農業園區具有設施先進、技術領先、規模適度、高效開放的特點，代表了現代農業的發展方向，是提高經濟效益和農民收入的必然選擇，也是我市農業重點打造的精品工程。我們要在繼續完善現有現代農業示范園區的基礎上，圍繞糧食、蔬菜、果品等優勢農產品生產，再建設一批各具特色的現代農業科技園區和示范基地，集中打造示范帶21條，示范區37個，示范園53個，努力把這些園區打造成展示我市農業發展成果、探索現代經營模式、示范帶動作用突出的現代農業先行區。三是推動大型農機合作社發展，實現“小機”變“大機”。農業機械是現代農業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提高土地產出率、資源利用率和勞動生產率的根本所在，是先進生產力集中體現。我們要在完善提高已建的106個現代農機專業合作社的基礎上，抓住國家和省加大農機投入的有利契機，再爭取新建一批現代農機大型專業合作社，力爭全市綜合機械化程度達到86.5%，提升1.5個百分點。
二、按照“改善需求結構”的新要求，推動農業發展由主要依靠數量增長向總量平衡、結構優化轉變
推進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區域結構調整是提升農產品質量效益和競爭能力的基本途徑。面對制約我市現代農業發展的結構性矛盾和問題，我們要以敢于擔當的勇氣和前所未有的動作，做好農業結構調整這篇大文章，努力實現農業增長方式的根本性轉變，促進糧食增產、農業增效和農民增收。一是“旱改水”，豐富“米袋子”。我市地處北緯45度，寒地黑土的資源生態優勢適宜高產優質水稻生產，且江河密集，過境水豐富，能夠有效滿足水稻持續發展。同時，發展水稻不僅是農民增收的重要來源，也是我市參與全省農業經濟區域分工的基礎產業。近年來，通過實施“提水擴稻工程”，我市水稻種植面積逐年提高，以五常、方正、通河為代表的哈爾濱大米的知名度、美譽度和影響力不斷提升，市場拓展潛力很大。今后一個時期，我們要緊緊抓住國家、省大力扶持發展粳稻生產的契機，把發展優質水稻作為調整種植業結構的重點，每年新增水田80萬畝，打造1個（五常）200萬畝、5個（通河、木蘭、依蘭、延壽、方正）100萬畝水田大縣，兩年后力爭達到千萬畝以上規模，項目區內農民每年人均增收4200元左右。二是“糧改菜”，建好“菜園子”。以發展棚室種植為重點，將市區周邊糧田有序改種菜田，是平抑菜價、保證供給、惠及百姓的長效之舉。在各級政府的努力和支持下，五常紅旗鄉、雙城市公正鄉、道里太平鎮立業村等一大批設施蔬菜基地相繼建成，結束了我市冬季不能生產蔬菜的歷史，不但滿足了市場供應，還實現了“北菜南運”，蔬菜基地區菜農收入大幅度提高。近期，我們將根據國家和省實施新一輪菜籃子工程的指導意見，大手筆謀劃2013年蔬菜產業發展計劃，形成蔬菜生產設施化、基地規模化、經營產業化、監管制度化新格局，在全省率先實現綠色蔬菜生產基地、儲藏基地、加工基地、北菜南運基地“四型基地”的轉型跨越。
三、按照“創新驅動”的新要求，推動農業發展由主要依靠物質投入向依靠科技進步轉變
在農業面臨日益嚴峻的資源約束條件下，科技是實現農業發展方式轉變的關鍵。因為無論是提高農業的產量、質量和效益，還是增強農業的競爭力、實現可持續發展，都依賴于農業科技的進步和創新。目前我市農業科技對農業增長的貢獻率還只有55%左右，而農業發達國家已達到80%左右，且農業人才嚴重流失，走科教興農之路是不二的選擇。一是大力加強農業技術的研究和開發。引導重點龍頭企業加強農產品深加工技術研究，延長農業生產鏈，提高農產品附加值。圍繞發展“高產、優質、高效” 的農業發展方向，應集中突破一批節能、節水、節地、節肥、節藥和循環利用的關鍵技術，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切實把農業科技的重點放在良種培育上，運用生物技術加大種植業、園藝等優良品種的培育和推廣，努力推進良種產業化。重點支持本地科研單位和企業發展適宜我市種植的玉米水稻等優良品種，形成核心競爭力，擴大市場占有率。二是促進農業技術的推廣與普及。主要抓好優良品種、節水灌溉、配方施肥、病蟲害綜合防治、作物栽培與管理等的推廣。2013年，重點推廣玉米坐濾水種、玉米通透密植栽培、水稻全程機械化、生物災害綜合防治、測土配方施肥等十大重點技術，建立新型多元化農技推廣體系，啟動實施農業科技示范“千戶工程”，提高輻射帶動能力。推廣應用高產、優質品種，良種覆蓋率達到99%。大規模開展糧食高產創建活動，集成推廣良種良法，通過提高單產水平來克服耕地資源限制。三是加強對農民的培訓。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發展現代農業，必須著力提高農村勞動者素質，使其實現從經驗型向知識型、從單干型向組織型、從身份型向職業型、從被動型向主動型轉變。現在農村文盲人數雖然減少，但真正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并不多。因此，加快培育與現代農業發展相適應的新型農民顯得尤為迫切。
四、按照“優化產業結構”的新要求，推動農業發展由主要依靠高產優質向精深加工和利益聯結轉變
轉變農業發展方式，核心要義是向農業的廣度和深度進軍，用工業化的理念發展農業，促進農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促進農民就業增收。一要優布局。事實充分證明，農業發展的動力在產業，潛力在產業，希望也在產業。針對我市農業資源趨同性特點和糧食生產功能區規劃布局，合理調整結構，加快建立生態循環農業產業體系。積極引導企業提升加工規模和檔次，提高農產品原料利用率和科技含量。按照市委、市政府提出的“重點發展產業，培育三大特色養殖加工板塊，打造十大產業基地，”的總體布局，區、縣（市）也要在總體規劃的指導下，立足自身資源，研究制定自己的產業規劃，上下對接，有序發展。二要抓龍頭。龍頭企業壯則帶動能力強。要通過強管理、擴規模、上水平，做大做強我市水稻、生豬等8大主導產業，進一步叫響賓縣肉牛、雙城乳品、五常大米等名優品牌。采取招商引資大上一批、改造擴建壯大一批、整合資源發展一批的方式，扶持壯大以雙城雀巢、尚志蒙牛、巴彥金鑼、方正綠寶石米業等為代表的龍頭企業群體，努力爭取政策和資金，重點扶持銷售收入超億元以上的龍頭企業。市級龍頭企業增加到130家，銷售收入增長8%以上。基地面積達到2024萬畝，參與農戶增加到100萬戶。三要建基地。堅持全市一盤棋，打破行政區劃和城鄉分割，采取政策扶持、以獎代補、利益返還、稅收分成等形式，鼓勵圍繞龍頭企業規?；l展原料基地，切實解決龍頭企業吃不飽和農副產品銷路不暢等問題。引導加工、流通、儲運設施建設向產業基地聚集。四要重雙贏。強化龍頭企業、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和農民的利益聯結機制，引導和鼓勵龍頭企業通過風險基金、訂單生產、保護價收購和返還加工利潤等多種方式，加強契約聯結、服務聯結和資產聯結，建立完善“龍頭企業+合作組織+基地+農戶”的產業化經營組織形式，真正讓廣大農民在產業化經營更多地分享增值利潤、得到實惠。
五、按照“建立新型工農、城鄉關系”的新要求，推動農業發展由主要依靠封閉運行向工農聯手、城鄉互動轉變
目前，我國工業化進程雖然已進入中期階段，但農業的基礎地位沒有變。一方面，農業自身發展受資源、資本、技術、勞動力等因素的制約，對工業的反哺的依賴明顯增強；另一方面，城市和工業發展迅速，具備了反哺農業的條件和實力，但由于涉及利益分配調整，農業農村經濟社會滯后于城市的問題仍沒有改變。工農關系和城鄉關系的新變化，要求我們把統籌城鄉發展作為今后一個時期改革發展的重要方向，堅持一手抓工業化、城鎮化發展，一手抓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提升，著力做好工農聯手、城鄉互動的文章，探索大城市、大工業如何帶動大農村、大農業發展的新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