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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意識形態風險點范文1
摘要：隨著網絡普及度的深化和大學生對網絡依賴程度的加強，網絡背景下的高校意識形態安全建設面臨的挑戰壓力越來越大。高校黨建工作人員應加強相關問題的應對能力培養，不斷探索制度創新與路徑建設。
關鍵詞 ：網絡背景 高校意識形態 安全建設
一、加強高校意識形態安全建設的極端重要性
1.關乎黨的執政安全。通過高校意識形態安全建設，可以使我國大學生對域外國家的思想滲透與攻擊進行有效的防御，不受域外國家某些不良思想的干擾，逐漸提高高校教師與大學生的思想政治素質，使高校師生堅定信念，與我黨保持同樣的思想方向，從而為執政安全提供強有力的保障，鞏固基層基礎。
2.構建和諧校園的必然需要。某些高校沒有正確認識高校意識形態安全建設的重要性與作用，沒有將高校意識形態安全建設與和諧校園的構建相聯系，從而導致思想建設遠遠達不到黨建工作的要求。有些干部對工作持敷衍態度，甚至對自己的意識形態也放松要求，影響了高校的穩定發展。因此，高校教師以及黨員干部都應對高校意識形態安全建設提起足夠的重視，將高校意識形態安全建設工作與和諧校園的構建工作相聯系。
3.促進大學生個人全面發展。高校大學生是我國發展的后備力量，決定了我國的命運與發展前途。一些有著不良居心的域外國家也對這一點有著深刻的認識，導致我國某些大學生出現了較為極端的思想意識。因此，高校意識形態安全建設必須得到持續加強，以此來保障我國大學生的思想意識不受到不良思想的影響，促進我國大學生的全面發展。
二、網絡背景下高校意識形態安全建設面臨的新挑戰
隨著我國信息建設的不斷完備，現代化信息技術、網絡技術、計算機技術對我國國民的生活、學習、工作產生的影響也逐漸變大。高校是我國互聯網發展的前沿，在網絡背景下，高校意識形態安全建設主要面臨著三個方面的挑戰。
第一，網絡化對我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主導權，以及高校意識形態安全建設的工作環境帶來了強烈的沖擊。每種意識形態都是與國家和社會發展的階段相適應的，在我國現階段，正確的意識形態是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社會文化不斷積淀的重要保障，不適應現階段經濟社會的意識形態會破環社會發展的自然規律，延緩發展進程。
第二，由于網絡傳播對傳統媒體傳播的強力沖擊，意識形態的管控方式面臨著新的挑戰。隨著網絡的不斷普及和移動終端的廣泛應用，其便利性和普及性不斷提高，大量的網民加入到這個群體中，大學生作為新觀念、新思想的傳導者，是新型媒體的主力使用群體。而新型網絡的自由性又給意識形態的管理和建設帶來了諸多挑戰。
第三，在網絡環境下，域外國家的思想滲透變得更加直接，意識形態的防御能力面臨著巨大的挑戰。網絡環境的自由性與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但是這套體系并不一定適合我國現階段的經濟社會發展。一些域外國家的思想利用了網絡思想的自由性，將其思想和觀念強加給我國的大學生，這對意識形態和價值觀還沒有成熟的大學生群體來說，是有巨大風險的，因而給防御體系帶來了新的挑戰。
三、網絡背景下高校意識形態安全建設的途徑
1.強化高校意識形態安全建設的組織保障。網絡背景下的高校意識形態安全建設應注意強化高校意識形態安全建設的組織保障。對此，應從三個方面進行：第一，我黨應注意加強對高校意識形態安全建設問題的科學決策能力、洞察預測能力以及調查分析能力；第二，加強高校黨建工作隊伍建設；第三，加強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隊伍建設。
2.強化高校意識形態安全建設的載體保障。網絡背景下的高校意識形態安全建設應注意強化高校意識形態安全建設的載體保障。對此，應從三個方面進行：第一，借助網絡技術，通過互聯網進行意識形態教育；第二，增加網絡意識形態信息資源，加大“紅色”網絡資源論壇、網站的建設力度；第三，我國政府相關部門應注意加大網絡監管力度，盡量排除不良信息。
3.加強思想建設。網絡背景下的高校意識形態安全建設應注意加強思想建設。對此，應從兩個方面進行：第一，參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行高校意識形態安全建設；第二，堅持意識形態中排他性與兼容性的統一，繼承性與批判性的統一，以及實踐性與理論性的統一。
4.注意制定完整的規章制度。網絡背景下的高校意識形態安全建設應注意制定完整的規章制度。對此，應從兩個方面進行：第一，構建高校意識形態安全運行機制，確保意識形態教育工作的有序進行；第二，建立高校意識形態安全建設制度體系，確保高校意識形態建設的可持續發展。
總而言之，高校的管理者要充分認識大學生意識形態建設的重要性，不斷適應新型媒體的發展，在網絡背景下強化高校意識形態安全建設的組織保障、載體保障，加強思想建設，制定完整的規章制度，為大學生意識形態建設和價值觀形成提供制度保障和環境基礎。
參考文獻
教師意識形態風險點范文2
［關鍵詞］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導輔協同；范式建構
研究生教育事關國家創新體系構建，是適應我國邁向社會主義現代化新征程發展要求，培養有靈魂的卓越人才的重要保障。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事關高校研究生培養成效，直接影響研究生教育的質量。然而，從其發展現狀來看，卻仍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薄弱環節。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要因事而化、因時而進、因勢而新，必須著眼于研究生群體特點、把握研究生思政教育的獨特規律，從新實踐中探索新理論、建立新制度、形成新模式。其中，重要的問題在于：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能否遵循“導輔協同”的基本思路、能否形成“導輔協同”的工作范式。
一、新時代背景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導輔協同的概念拓展
立德樹人應當是也必然是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環節和根本遵循。導輔協同邏輯起源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對象——研究生群體本身的特殊性。從詞義上看，“導”即啟發、引導、主導；“輔”即幫助、佐助。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輔”與“導”作為矛盾的兩方面，其中居于支配地位的一方對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質與質量起決定性作用。此外，唯物辯證法認為，構成事物的成分在結構和排列順序上發生變化也能引起質變。研究生群體知識水平高、政治參與意識突出、有較強的自我管理和自控能力，總體上思想政治素質高，思想觀念更趨成熟，多數已基本形成相對穩定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無論是在參與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抑或是在自身成才發展過程中，其主動性、自主性都極強。因此，與本科生“輔”重于“導”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不同，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導”應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輔”為次要方面。對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導”“輔”內涵的理解與拓展、作用的辨析是做好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論和邏輯基礎。所謂導輔協同，一般地說，是指基于研究生的群體特征和研究生思政教育特有規律，貫穿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全程的基本線索和總體思路，是構筑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和實踐范式的基本遵循。具體地說，可從狹義和廣義兩方面進行理解。從狹義上講，導輔協同主要指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主體論中導師和輔導員雙主體作用的協同發揮。從廣義上講，導輔協同不僅體現在研究生思政教育主體論中，還包括研究生思政教育功能、價值上的導輔協同，研究生思政教育方式上的導輔協同等。構建新時代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加強和改進新時代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須從廣義的意義上理解導輔協同，不斷拓展導輔協同的外延，挖掘導輔協同的深義，統籌設計、構建體系。
二、構建新時代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范式重要且必要
美國著名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ThomasKuhn，1922－1996年）在其1962年出版的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提出了范式的概念和理論，他以范式及其發展變化為基點系統闡述了科學發展的基本模式。結合庫恩有關范式的研究成果以及國內外學者的觀點，中國學者對范式的內涵基本達成共識：是同一學科或專業領域內普遍認同的基本理論、觀點和研究方法。這成為該學科或專業思考和解決問題的共同的理論基礎與框架，規定并指明了該學科發展的方向。本文所指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即在現有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學術共識、持用話語、既定模式的基礎上，總結本學科或專業領域內普遍認同的價值理念，汲取研究生思政工作實踐中形成的有益發展模式，探求能為人們所認同并施行的教育主體、教育內容、教育方法新結構、新形態，即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作為一個學科或專業領域，應具有的共同的思維方式和實踐形式。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并非先存在，它孕育、形成、確立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實踐及其科學研究的發展進程中，逐步走向科學化、系統性。其標志有多種，如確立了著眼于研究生群體特性及研究生思政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以不斷充實和完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論和學科架構為核心，進而探析特殊規律的學術旨趣；在研究和教育實踐中形成了以研究生思政教育主體、客體、過程、內容、方法為主的概念體系，確立了著眼于運用此概念體系觀察、反思和從事研究生思政工作的基本框架與行動模式，這于推動思想政治教育學科發展、理論研究和現實工作意義非凡。但是，面對當今世界所處之前所未有之大變局，面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處之戰略機遇期，面對中國改革發展所面臨之風險與挑戰，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既有范式也面臨挑戰，體現在：我們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實踐中運用既定范式思考和回應經濟社會新發展所提出的新的理論與實踐問題時，時常發現理論關照和回應現實的不足與無力。（一）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隊伍建設在高校思政工作隊伍建設中式微政工作隊伍建設中式微，導師和輔導員在處理“導”和““輔”的關系中存在“顧此失彼”誤區隊伍建設是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質量的依靠力量，是決定其工作成效最主要的方面。然而，在當前高校思政工作隊伍建設中卻存在“重本輕研”的現象。究其原因，一方面，從大學生總體結構上看，在當前高校中研究生規模普遍小于本科生規模，此外，與本科生群體的整體思想狀況相比，研究生群體的心理素質和思想狀況相對成熟，在學習活動組織和生活自我管理方面自覺性更強。這使得各高校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重心聚焦于本科生，在制定相關思政工作制度時將優勢資源和利好政策向本科生傾斜，這在某種程度上不利于研究生思政工作有關主體積極性的發揮，同時也極大影響了研究生思政教育工作隊伍的充實和完善。另一方面，從客觀外部環境來看，我國經濟結構雖逐步優化、經濟發展前景向好，但由大國競爭加劇、西方“中國威脅”思維慣性導致的意識形態矛盾和斗爭，加之西方對華意識形態輸出方式和策略的轉變，隱蔽性成為其主要特點，這將成為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內研究生思政工作的大背景和重點攻堅領域。如果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主體對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長期性、緊迫性、艱巨性、復雜性預判不足，就會在某種程度上消解主體自覺開展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動性。此外，導師和輔導員是研究生思政教育工作的重要主體，直接決定研究生思政工作成效，其中，導師負首要責任。當前，絕大多數導師能著眼于思政工作的重要性，基本能夠將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研究生學習指導、科研實踐中，較好地完成科研育人的職責。然而，部分研究生導師在研究生培養的過程中體現出重科研指導而輕學術道德規范教育，重學業專業指引而輕人格品行養成教育、職業生涯規劃教育等問題，即“導”而不“輔”。研究生輔導員是研究生思想政治隊伍的要素，是骨干力量，也是主攻手。當前，研究生輔導員在做學生的人生導師和健康成長的知心朋友方面總體上是好的。然而，受研究生培養模式影響，很大一部分研究生輔導員存在重日常事務管理而輕思想政治教育、重具體工作實踐而輕系統工作統籌等問題，也即“輔”而不“導”。因而，研究生導師和輔導員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導”“輔”功能發揮的不平衡、不協調極大影響了研究生思政工作實效。（二）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兩重功能的關系有待調整升級整升級，在實踐中偏向重“非意識形態功能”而輕“意識形態功能形態功能”從價值論維度出發，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均具有“意識形態性、非意識形態性”雙重屬性。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意識形態性”，即向教育客體傳導意識形態、使客體形成教育主體期待的思想道德素質和觀念體系，以此引導和規范教育客體行為方式的效能、屬性。其首要目的是實現統治階級對意識形態領域的掌控。所謂非意識形態功能，是除了意識形態功能以外的其他社會功能，體現了思想政治教育非階級性和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性要求。在任何國家和社會，“意識形態性”和“非意識形態性”雖然均是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這一問題的兩個側面，然而，在看待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兩重特性的地位問題時，仍然要有所側重、不能偏廢。這根本上是由思想政治教育階級性的本質特征所決定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質上是要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在發揮其功能時，意識形態性居于主導地位，體現并代表思政教育的性質和發展方向，其功能的“非意識形態性”之于意識形態學必須也只能是從屬關系，不能獨立存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思政工作的重要方面，其主旨是將廣大研究生培養為我國意識形態戰線的有力維護者，其根本目標是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培養政治素質過硬、專業水平拔尖的頂尖人才。然而，由于進行意識形態教育投入大、見效慢、難度高，且教育效果難以評價和衡量，而對研究生進行非意識形態的思想政治教育則相對難度低、可操作性強、效果容易凸顯，這與教育主體的教育理念方法更新不足、主體間分工配合不力、教育內容結構不夠優化等負面效應疊加，就導致教育主體主動進行意識形態教育的積極性不高，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意識形態功能的發揮。（三）思想政治理論課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主渠道的作用尚未有效發揮渠道的作用尚未有效發揮，社會實踐、校園學術文化等教育載體未有效運用教育載體未有效運用，傳統教育方式與新媒體新技術相融合的教育潛能有待進一步挖掘思想政治理論課是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是引導研究生構建科學“三觀”的主要路徑之一。長期以來，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廣泛、有效開設已成為開展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陣地，但由于部分教師的授課方式未能著眼于研究生的思想特點，更多地采取灌輸方式，對研究生關注的時下熱點問題涉及較少；再加上研究生課業、學術任務重，不少研究生只能把主要精力投入專業能力的提升中去，很大一部分甚至只是為了湊學分才勉強選擇上思想政治理論課。以上種種，導致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論課在研究生課程體系中被“邊緣化”，導致課堂教學效果不明顯，主渠道作用未能有效發揮。社會實踐始終是開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載體和途徑，對于幫助研究生深入社會、認知國情、鍛煉本領、錘品鑄魂的作用無可替代。校園學術文化是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載體和應有之義，其內涵的育人資源、素材所具有的育人價值不可小覷。當前，大多數高校已經把研究生社會實踐教育和學術道德教育納入研究生培養體系和培養方案中，以期促進研究生結合所學為經濟社會發展服務，達成研究生專業素質提升和思想政治水平提高雙軌并行。然而，由于各級各類高校所掌握的社會資源的不平衡性，研究生培養方案制訂和落實的差異性、不均衡性，使得研究生社會實踐教育和學術文化教育缺乏必要的長效機制和保障體系，再加上研究生培養模式所限以及研究生繁重的科研任務，導致部分高校培養方案中規定的研究生社會實踐教育和學術文化教育流于形式，限制了其作為教育載體的功能的發揮。此外，互聯網是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弘揚主旋律的重要手段，是傳統教育方式和載體的必要補充。近年來，校園網建設以及網絡思想政治教育成為各高校開展思政工作的重點，多數高校都能夠主動占領網絡思想政治教育新陣地，利用校園網和公眾號為研究生學習、生活提供服務，達成教育、引領研究生思想和風尚的目標。然而，鑒于傳統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渠道的不可替代性，再加上維護和運用網絡新媒體、新技術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所需的人力、物力、財力成本相較于傳統教育方式和載體要高出許多，且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評估難度相對較大，這使諸多高校在網絡育人資源開發和育人平臺維護方面望而卻步，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線上線下開展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合力的形成與發揮。
三、導輔協同視角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范式構建
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點及其獨特規律決定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構筑方式，應遵循導輔協同的基本思路，全面系統地從其主體、功能、內容、方式等方面著手。（一）存在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主體內的導輔協同同：著眼于構建研究生導師和輔導員“德育共同體”實現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增質提效，隊伍建設是根本，實現對研究生意識形態的掌控，有賴于一支政治強、業務精、紀律嚴、作風正的隊伍，這是我黨長期開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經驗。從教育主體維度看，“導”即導師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所處的主導地位，“輔”即輔導員是研究生思政工作的關鍵主體、相較于導師的首要負責人定位，起輔助作用。當前，突出導師和輔導員的雙主體作用，當從三方面著手。一是優化頂層設計，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在高校思政工作中的地位，使之成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整體規劃中的重點，專門安排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經費，實現優勢資源和政策有效傾斜；著眼研究生群體特征和教育規律，以隊伍建設和制度建設為抓手，高度重視運用制度手段推進工作。二是研究建立健全研究生導師和輔導員德育素質培訓體系和機制，著力提升兩支育人隊伍的綜合素質和參與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論素養、專業水平，增強育人合力。三是研究生導師和輔導員應苦練內功，在開展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樹立德育共同體觀念，立足崗位職責做到既導又輔，增強教育實效性。研究生培養模式決定了導師是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責任人，其兩大基本職責就是教書和育人。因此，導師若想扮演好思想引路人和學業指導者的雙重角色，不僅要具備深厚的學術造詣，提升教學和科研水平，還須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優良教風引導、影響學生，重點從工作崗位的特殊性出發，真正理解和踐行導師工作的“導”“輔”二重性，做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導者和研究生成長成才的主心骨，做黨委工作的輔佐者和研究生成長的引路人，在保證日常教學和科研工作的同時，著重培養研究生的民族責任感，重視研究生理論水平的提升。研究生輔導員是開展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其作用不僅體現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事務管理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把育人作為自身崗位的根本。這就要求研究生輔導員要堅持終身學習，具備思想政治教育相關專業知識結構和寬口徑的知識儲備，加強科學研究，從工作作用和工作方法的角度全面認識研究生輔導員工作的“輔”“導”二重性，即從輔導員崗位的特殊性出發，做好黨委工作的助手、導師教學和科研的助手、學生成才發展的助手的同時，注意運用科學的工作方法，將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同日常事務管理相結合，將系統工作統籌同具體工作實踐相結合，加強研究生政治思想引導、情感疏導、行為教導和就業指導。據此，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雙主體作用的協同發揮，必然要求在開展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導師和輔導員不斷轉變觀念、精誠合作，由傳統的各行其是向形成協同攻堅的德育共同體發展。（二）彰顯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上的導輔協同同：著眼于意識形態和非意識形態雙重功能的優化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意識形態性”和“非意識形態性”的協同發揮同樣須遵循導輔協同的基本思路，即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非意識形態功能必須補充、輔助于意識形態功能。目前，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質發展趨勢雖整體向好，但是個別人還存在理想信念模糊、學術規范、學術道德意識淡薄、知行合一不足等問題，反射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兩重特性的發揮亟待優化。因此，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雙重功能的有效發揮，特別是突出其功能的“意識形態性”，應著力于四個方面。一是加大針對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主體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培訓力度，提升其對我國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和緊迫性的認識，增強其投身意識形態教育的使命感、自覺性和綜合能力。二是立足研究生群體特點，科學構建教育內容體系，優化內容結構，科學設置“意識形態性”和“非意識形態性”內容的比重，形成以理想信念教育和社會責任感教育為核心與主導，兼顧學習觀教育、學術規范和道德教育、婚戀觀教育、擇業觀教育的內容體系。三是探索并引入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評價機制，為意識形態教育功能的發揮提供堅實保障。鑒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識形態功能發揮的效果較難進行量化評價，有關部門應根據實際情況，從科研、管理和活動等不同維度設計工作評價體系和績效考核辦法，其中，尤其要突出和增加意識形態教育所占權重，堅持以科學引導為方向和以客體效果反饋為中心相結合，更加注重教育主體對客體開展意識形態教育的實際效果，以期達到表彰和激勵意識形態教育的目的。四是在調研并分析現有主體在意識形態教育中的優勢和不足的基礎上，建立健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制度，明確并協調好不同主體間的分工與職責，引導、激勵各方著力構建德育共同體，研究并建立思政教育與專業教育協調機制，實現全程育人。（三）承接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上的導輔協同同：著眼于傳統教育方式同新興教育方式相結合教育方式的適配性、豐富性、多樣性直接影響教育效果，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的選取、運用必須因時而新。其中，所謂“導”，即繼續堅持和充分發揮課堂教學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導地位。然而，從研究生培養的角度看，我國現有的思想政治理論課培養模式與研究生招生規模的不斷擴大無法很好地適配，既定的教學理念、方式受到互聯網、新媒體的沖擊。因此，在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改革過程中，不僅要重視教學內容的科學重置，既充分體現理論學科發展的規律性、專業性，還要重視教材建設的實效性，即教材的編寫在結合研究生的思想特點及其關注的熱點問題的同時，還應及時反映國內外最新理論特點。此外，更要重視靈活選擇和運用教學方式，以研究型教學為導向，在課堂上重視翻轉式、討論式、個性化教學方法的運用，并從時展和社會進步的高度引導研究生感知和探究創新型國家建設的戰略意義，從而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所謂“輔”，即注意發揮校園學術文化活動和社會實踐活動等教育途徑的補充作用，結合研究生培養特點，在研究生學術活動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內容，強化實踐環節，實現理論教學與實踐教育的交叉，在推進研究生專業素質和思想道德素質同步提高的同時，引導研究生在社會實踐過程中受教育、長才干、做貢獻。同時，還須重視網絡思想政治教育新陣地，自覺運用新媒體新技術，充分運用校園網、公眾號、手機APP等新媒介、新載體，推動研究生思政工作傳統優勢與新技術相融合，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發展尋找新的生長點、開創新空間。
四、結語
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國培養拔尖創新人才的重要基石”。在新時代，推動研究生思政工作提質增效，需要立足研究生群體的特點，構建導輔協同的新范式，通過優化教育主體的教育方式，促進教育功能的最大限度發揮。
［參考文獻］
［1］.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在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強調：把思想政治工作貫穿教育教學全過程開創我國高等教育事業發展新局面［N］.人民日報，2016-12-09（1）.
［3］劉放桐，等.現代西方哲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4］任少波，許占魯.新時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建構初探［J］.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學報，2018（12）：46-52.
［5］沈壯海.論思想政治教育理論研究的新范式與新形態［J］.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07（2）：40-46.
［6］石書臣.論思想政治教育中意識形態性與非意識形態性的統一［J］.探索，2003（3）：81-83.
［7］吳春梅，陳一恒.意識形態導向下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主體功能研究［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1（4）：22-26.
［8］馮剛.拔尖創新人才培養與加強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J］.思想教育研究，2009（10）：9-14.
［9］任敏.論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J］.中國多媒體與網絡教學學報，2017（6）：332-333.
教師意識形態風險點范文3
關鍵詞:大數據時代;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
“大數據”一詞由英文“BigDate”翻譯而來?！洞髷祿r代》的作者維克托•邁爾•舍爾伯格指出，“大數據是人們在大規模數據的基礎上可以做到的事。大數據是人們獲得新的認知，創造新的價值的源泉”。①大數據擁有海量的數據規模、快速的數據流轉、動態的數據體系以及巨大的數據價值等特征。大數據時代的到來既是信息技術領域的一場深刻持久的革命，更是在全球范圍內開啟思想政治劇變、引領社會實現不斷進步的利器。大數據時代的來臨給當今社會各個領域帶來了深刻的變革。尤其是2013年，大數據的觸角更是延伸到我國的教育領域。面對大數據引發的深刻變革，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臨著更大的挑戰。
一、大數據時代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面臨的挑戰
(一)挑戰傳統的教育內容與方法。大數據時代資源共享、訴求互動，傳統的教育內容與方法受到巨大的沖擊，大數據讓思想政治教育面臨復雜性、技術性與倫理性的挑戰。②大數據正在不斷改變已有的傳播形式，新媒體傳播呈現出一系列鮮明的特點。新媒體具有內容新穎、使用便捷、提供個性化服務、信息傳遞即時性等顯著特征，深刻改變著當今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方法和形式。
(二)挑戰教育者的優勢地位。在傳統思想政治教育中，教師可自由選擇向學生傳授理論知識、思想、政治等價值觀、知識和技能，教育者擁有較強的權威性、自主性和優越性，在日常教學工作中有絕對優勢。而大數據時代擁有較為平等、開發和共享的數據環境，再加上網絡和新媒體的發展，使學生獲取資源的途徑不再單單依靠教育者，學生可根據自身的學習需要和興趣愛好自由選擇和搜索學習內容，教育者不再是學生接受教育的唯一途徑。因此，大數據時代在一定程度上使教育者的優勢地位受到挑戰。
(三)挑戰大學生的思維方式。大數據時代，大學生是數據信息的最早參與群體，更是最活躍的“數據大軍”。在虛擬的網環境絡中，信息的刺激與感化打開了學生接受網絡新鮮事物的好奇心和內動力，給大學生帶來不同程度的困擾。③除此之外，大數據使大學生逐漸接觸到西方的意識形態，但一些不良意識形態卻在學生頭腦中根深蒂固，影響著大學生思想政治的健康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也給大學生的思想狀況帶來挑戰。
二、大數據時代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對策
(一)強化大數據意識。在大數據時代，若要全面、深刻的認識和掌握大學生的思想狀況，就必須樹立大數據意識并掌握大數據技術，對學生的活動信息、思想動態和個人信息進行系統的分析、整理與統計，進而獲取更多、更深的學生信息，以便于教育者根據學生的不同情況對大學生進行有針對性的教育。
(二)創新大數據時代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范式。信息的采集和分析處理是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關鍵步驟。④一方面可與相關部門展開合作，創建適合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大數據平臺，建立科學的信息搜集、整理和分析機制;另一方面可積極組建跨學科研究課題，發揮多學科優勢，形成強有力的研究合力。
(三)提高教育者的媒體素質，加強思政隊伍建設。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深入與發展，網絡等新興媒體正在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動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教育者只有通過培訓等形式，認真學習和強化理論知識和對新媒體的應用能力，借助新媒體的特點提高媒體素質，將新媒體應用到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日程中，更好地發揮新媒體的育人工作，進而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效率。
(四)保護大學生的隱私和個人責任。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對大學生的大數據使用進行正確的引導和正規的測評，并及時地加以反饋。⑤對于那些存在問題的學生，在學校和教育者應通過掌握的數據及時發現問題并提出相應的對策解決問題的同時，加強學校、家長、朋友之間的聯系，發揮全方位的監督和督促作用，保護大學生的隱私。
三、結論
總之，大數據時代的到來為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開辟了一個全新的領域。因此，國家相關部門和各高校應順應時展趨勢，將大數據技術與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機的結合起來，注重防范西方意識形態等風險和不良影響，充分發揮大數據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積極作用。
作者:王妍 單位:大連交通大學思政部
參考文獻:
［1］［英］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與大數據同行———學習和教育的未來》［M］．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
［2］蒲清平，朱麗萍．大數據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綜述［J］．思想教育研究，2016(03)．
［3］劉乃迪，張連春．大數據時代下大學生思想政治教學模式創新［N］．河北北方學院學報，2016(06)．
［4］吳玉梅．大數據時代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徑探究［J］．思想理論教育，2016(03)．
教師意識形態風險點范文4
一、淡化試題與教科書的直接關系是高考命題的發展趨勢
我國的基礎教育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實行高度集中管理的模式，加之意識形態的影響，造成中學歷史教科書的文本單一而枯燥。新課程實施以來，有些版本的教科書注意吸收學術研究的新成果，有些版本仍比較傳統。新課程雖然實行“一標多本”，但受慣性思維的影響，在實際教學中，以教材、教師為中心的現象仍然很普遍。一些中學教師用舊的教學思想評價高考，過于看重教科書內容的再現，過于看重考查基礎知識掌握的準確程度，不理解以能力為核心的綜合素質考查，仍然用“超綱”與否的標準評價高考試題。
高中新課程推動了高考命題改革，高考歷史學科的試題也發生了一系列變化。
從考試內容來說，由于“一綱一本”被“一標多本”所取代，完全依靠教科書表述的內容來命題，在事實上已經沒有可能性?！陡咧袣v史課程標準》按照專題設計課程內容，導致教科書的知識體系跳躍性和開放性較強，高考命題僅僅依靠教科書已難完成任務。如此，通過補充材料來構建知識框架，并擺脫版本差異所導致的“偏見”，就成了命題的必然趨勢。過去那種完全以單一版本的教科書為依據的命題模式必然被淘汰，選用新材料、新情景進行命題的模式應運而生。教學背景決定了命題模式的轉型。
從考試立意來說，考查學科思維能力也是必然的趨勢。《高中歷史課程標準》對“知識與能力”目標有明確的規定，即“認識歷史發展進程中的重大歷史問題，包括重要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歷史現象和歷史發展的基本線索。在掌握基本歷史知識的過程中，進一步提高閱讀和通過多種途徑獲取歷史信息的能力；通過對歷史事實的分析、綜合、比較、歸納、概括等認知活動，培養歷史思維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一目標最終強調駕馭知識的能力?！斑^程與方法”目標要求“做到論從史出、史論結合；注重探究學習，善于從不同角度發現問題，積極探索解決問題的方法；養成獨立思考的學習習慣”，這些都可以概括為能力，或叫思維素質。“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目標也不僅僅是情感問題，其中包含對課程內容的理解。這樣，新課程背景下的高考命題就要以能力為主導，兼顧三維目標、綜合素質的立意。顯然，在新課程背景下，高考命題不可能再回到“以本為本”的時代，逐漸減弱對中學歷史教科書的依附程度，合理地拓展和延伸教科書的知識，已成為高考發展的必然趨勢。應該說，這是課程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
二、高考淡化對教科書的依賴程度不等于完全脫離教科書
高考歷史雖然不再依賴高中歷史教科書命題，但這并不等于命題可以完全脫離教科書。盡管在理論上說教科書不再是唯一的教學資源，但它畢竟是對課程標準的具體闡釋，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說是國家歷史課程的主要表現形式。在實際的教學生活中，教科書也是學生學習的文本，教師落實課程標準的主要抓手。既然教科書仍然是教學的依據，學生學習的依據，那么，無論高考還是校內考試，就都不能輕視教科書的文本表述，更不能漠視教科書在教學中的作用。
重視教科書一直是中國的社會文化傳統。教學就是基于教材文本的學習，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中國式的教材觀和課堂教學觀，決定了考試命題不能完全脫離教科書。
歷史學科的求實特性也要求命題不能完全脫離教科書。一方面，史實是客觀存在的現象，不可能也不應該是想像出來的。教科書的編寫者依據對課程標準的理解陳述史實，或許個別史實已經有了新證據，應該改寫，但教科書所述絕大部分史實應該是可信的，因此，教與學都應優先了解和掌握教科書的內容。高考命題要以考生普遍的學習水平為起點。高考命題不能寄望學生一定要掌握教科書以外的史實，更不能將教科書以外的史實作為全體考生水平的起點。另一方面，歷史的因果分析是基于客觀的主觀建構，不同人站在不同的角度會有不同的看法和觀點，史學界很多爭議就源于此。新課標教科書大都選擇了部分爭鳴性的觀點，以拓展教學視野，同時，也更多地采信公認的歷史認識，因此，教科書也是歷史分析的基本依據。另外，目前歷史學科的意識形態色彩還比較強，高考命題不可能也不應該在歷史認識方面完全無視教科書的基本觀點。
三、高考命題與教科書之間應有一個合適的依存關系
高考命題淡化對高中歷史教科書的直接依賴，又要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教科書，使高考命題與教科書之間形成一個合適的依存關系，合適的“度”是一個關鍵問題。
教師意識形態風險點范文5
關鍵詞：語言；認同；鄉土文化；國家意識
中圖分類號：G4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09-0072-04
一、研究背景
中央第五次工作座談會和四川省藏區工作座談會有關“民漢合?！钡木翊龠M了異地藏漢雙語辦學的迅速發展。四川省汶川縣水磨中學就憑借災后重建的優勢資源承擔了這樣的工作，并從紅原、阿壩等縣牧區招收了藏漢雙語學生八百余人。在語言能力上，這些學生入校時漢語和英語水平都很薄弱；在價值觀上，不少學生的中央政府和國家意識比較模糊，甚至存在價值信仰的認同偏差。雙語班開辦的前兩年，雙語學生與本地師生之間小矛盾不斷，規?；瘺_突時有爆發，而一旦非藏族教師介入干預，他們就假裝聽不懂漢語或者故意只說藏語而不予合作。起初我們認為是學校雙語辦學經驗不足造成的，但調查并未發現明顯的過錯。其后的調查從每次沖突的起因到學生的小學教育逐個進行，最終仍然找不到足夠的理由。在幾個月的駐校研究中，筆者發現該校其他各民族學生對藏族學生一直都很忍讓，即使爆發沖突也極少還手；而這些藏族學生平日也不喜好勇斗狠，相反對各族教師都很尊重，半路相遇也會行大尺度鞠躬禮；至于上課，其他各科基本正常，唯獨（漢）語文和英語課上容易表現出煩躁與不安，課堂上肆意嘯叫、走動、脫鞋、敲桌子和大嚼口香糖，甚至還對教師搞惡作劇，與課后行鞠躬禮完全判若兩人。
二、原因分析
以筆者多年文化教學研究的職業敏感推測，雙語學生在漢語和英語課上的躁動不安反映了他們在語言態度（language attitudes）與身份認同（identity）上的敏感與焦慮，這可能與筆者2008年發現的汶川大地震民族學生災后異地復課存在文化沖突的問題[1]以及2012年提出的“過分強調文化差異，很容易導致學生，尤其是民族學生在緊張、焦慮和排斥中產生文化休克”[2] 有關。換言之，這些雙語學生小學和初中所受的漢語和英語教育以語法翻譯法為主，很少接受語言之間文化差異的知識普及和跨文化的適應能力訓練，在面對各種“莫名其妙”的語言現象時得不到合理的解釋，更談不上與自己的母語文化進行比較，加上從牧區到異地藏漢雙語班，辦學風格、教學理念乃至生活習慣上均有較大調整，一時無法適應，最終導致語言上的文化和政治沖突。
為慎重起見，筆者又從多個角度與其他科目的任課教師作了交流，并親自深入到若爾蓋、松潘和茂縣的藏族聚居區、回族聚居區（這里還有一種古老語言的殘存）和羌族聚居區調研，最終又發現這種躁動心態還可能與羌語區的語言焦慮（language anxiety）有關――德國尚且允許移民學生和外國留學生將自己的母語作為必修外語或第二外語，而英語成為小學必修課的同時羌語課竟然被取締了。學齡兒童羌語能力的喪失讓有著輝煌歷史的古羌人突然在文化上成為一個無根的民族，時刻被語言和族群認同的焦慮襲擾著。羌人的痛苦迅速蔓延到了毗鄰藏區，松潘、若爾蓋的很多原住民都表現出了對土著語前景的憂慮?！皩τ谑澜缟洗蟛糠秩硕?，語言之間不平等的權利分配永遠是造成語言不安感和語言壓迫感的原因。”[3] 盡管藏語保持（language maintenance）在語言人群數量和語言活力（ethno-linguistic vitality）上能夠得到足夠的支持，但語言人群在經濟地位和制度支持等方面的劣勢仍然讓藏語的前景充滿變數。出于本能的對民族語言認同的保護，他們反應異常極端，拒絕學習英語和漢語，唯藏語獨尊，甚至認同達賴喇嘛。
三、基于文化教學的實驗論證
上述對水磨中學藏漢雙語學生煩躁情緒的猜測最終都可以歸結到一點――跨文化焦慮。由于此前在鄉土文化進課堂的實證研究上，我們已經積累了非常豐富的理論基礎與教改經驗，并預期對緩解雙語學生的文化焦慮會有所助益，于是筆者與水磨中學共同申報了課題《藏族鄉土文化資源在初中英語教學中的應用研究》。
課題期間，我們對全體英語教師進行了藏文化普及培訓，同時深入藏區搜集整理學生的母語文化，并跳過漢語（媒介語）文化直接與英語文化進行比較，以避免學生在文化差異的緊張和排斥中產生文化休克（cultural shock）；同時，我們將英語課本中所有生僻難懂的單詞和語言現象全部換成了藏族的文化元素，并設計了一系列支撐模塊[4]。在理論上，我們結合實驗成果，對文化導入（cultural introduction）教學法的原則、內容、方法、尺度等進行了全面深入的論證性研究，糾正了以往學術界存在的一些錯誤認識[5]，并進一步提出了“鄉土文化優越感效應”和“語言立場”理論體系（葉小軍，2013）。經過一年艱苦卓絕的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鄉土文化導入讓雙語學生從家庭和社會獲得的既得認知在英語課堂上得到了應有的重視和延續，切實感受到了英語課堂對其母語文化的尊重，“同時也加深（了）對本民族文化的吸收與理解”[6]，煩躁心理與潛在敵對情緒得到了明顯有效的控制，校園規模化沖突從此絕跡，對英語課和英語教師也表現出了較高的興趣，學習成績更是平均提高了近20分（葉小軍，2013）。實驗證明了筆者對藏漢雙語學生文化焦慮的猜測，并且在英語課堂上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緩解。但是我們并沒有得意于上述成績，相反學生對英語的熱情和學習效能遠遠超過（漢）語文的情況又讓我們對語言的文化安全問題產生了警覺。
四、母語與國家文化安全
過去少數民族自覺自愿學習普通話至少有工具性和功利性目的，于潛移默化中也并未產生過分明顯的文化沖突，但隨著英語普及教育的推進，少數民族語言的課堂空間被大幅擠占了，語言生態平衡明顯惡化。當少數民族語言受到生存威脅時，族語的認同功能（主要是文化的，而非交際的）就會得到加強，漢語作為國語而不是通用語的國家性也會被凸現出來，其政治功能就會被夸大。水磨中學的實證研究表明少數民族語言的生存狀況與少數民族學生的心理和外部反應之間存在關聯，并且是可能引發社會沖突的，也就是文化問題上的政治沖突。雖然藏語的學校教育得到了有效保障，但其他少數民族語言迅速弱化的殘酷現實畢竟讓人感到不安，而且越靠近民族雜居區，藏語的優勢地位（language dominance）就越弱，語言人經濟上的劣勢地位反而越明顯，母語和文化認同焦慮也越嚴重。
“語言及其文化乃一國之國脈所系，是一個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質，是國家全部智慧與文明的集中體現，是維系一個國家的歷史與傳統的精神紐帶”[7] 。最典型的佐證莫過于以色列為了維護國家形象和滿足國人對于尋根的需求，成功恢復了作為日?？谡Z已經死亡近二千年的希伯萊語，并作為“全部文化和文明中最基本、最穩定、最持久的構成部分”[8]得到了強化，成了猶太人文化身份和民族認同的基礎。然而遺憾的是，我們強勢高調地普及英語教育的同時卻任由少數民族語言從課堂上消失。雖說一種語言消失的同時，又會產生新的語言認同，但這種認同是有風險的，特別是在當代多元文化社會，這種認同可能是模糊的、多維度的。以本案為例，在羌語嚴重退化的同時，與成都平原接壤的地區選擇了漢語認同，與黑水、松潘接壤的地區選擇了藏語認同，但至少到目前為止，無論中年人還是年輕人都沒有真正把自己看作是漢族人或者藏族人，而作為羌族人的族群認同又不如以漢語為母語的回族強烈。羌人文化適應（acculturation）上的遭遇進一步加劇了毗鄰藏區的語言生存焦慮和民族危機感，語言上的文化問題逐步升級為文化上的政治問題，這其中就包括不少人英語學得比漢語好，故意挑戰漢語作為國語的政治核心地位，加上雙語學生的國家意識本來就比較模糊，缺少足夠的理解與堅守，任其發展必將導致民族和國家認同的混亂以及意識形態的被動。
王寧、孫煒（2005）認為“當前世界上的民族問題，大多與語言有密切關系” [6]。當年印度獨立后，各少數民族為爭搶官方語言地位而導致社會動蕩，最后殖民者的語言（英語）卻漁翁得利成了官方語言。本案中藏族同胞很清楚地知道藏語不可能與漢語對抗，故意選擇英語來與之叫板，一旦這種情況被廣泛復制，很容易演變成語言上的文化和政治沖突。而且，當英語成為升學和職場門檻的時候，“外語實質上已在某種程度上剝奪了一些人的受教育權并且影響到了其人生的發展”[9]，很多人因為英語問題被迫止步于繼續深造或晉升的大門外，進一步惡化了當地本就薄弱的人才水平，并導致經濟和文化的連鎖反應，最終“語言的弱勢”導致了“民族的弱勢”[10]，地區發展的嚴重不平衡又成了國家安全的另一個隱患。
“文化安全的其他方面，無論是價值觀念、意識形態，還是風俗習慣、生活方式，都沒有像語言文字那樣成為一個國家文化中最穩定的要素”[11]。在如此復雜的局面下環顧世界，追溯歷史，也許我們可以從瑞士的語言國防政策上得到一些啟事：面對法西斯的虎視眈眈，瑞士政府宣布羅曼什語為官方語言，從而剝離了該語言區與意大利的身份聯系，有效保護了國家領土安全。在當前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形勢下，放棄外語謀求語言自保已經不可能，關鍵是我們要在堅持改革開放的基礎上，學會應對挑戰，盡可能消減對外經濟文化交往中產生的負能量。瑞士利用語言規劃（language planning）成功化解了安全危機，我們也可以借鑒美國的經驗，根據國情著手制定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兼顧的語言戰略規劃，同時在微觀層面的語言教育教學中提高學生的文化自覺，也就是潘一禾所說的“通過經常的自我反省，真正清楚自己和他人的地位、所屬、所有和所求”[12]，以讓全社會產生對各種負能量的免疫力，或者至少通過外語水平提高國際競爭力的同時不能忽視語言和少數民族語言自治。
五、鄉土文化與英語文化的抗衡
在實際生活中，人們“會通過語言來調整自己的身份以適應所處的環境” [13]，特別是跨文化經濟活動中，漢語的通用語社會功能是可以讓少數民族自然產生“適應性的工具認同”[14]的，但同時Noels（1992）也指出“如果讓某個人選擇，他或她就會選擇最具活力的民族語言群體”[13]，這其中就存在一種風險――盡管眼下英語在民族地區的實用性還及不上漢語，但英語的國際國內霸權地位卻有可能讓學生產生錯誤的認識和選擇。解決問題并不一定要取消英語課，只要順應語言的文化認同功能，重新確立起少數民族語言和國家通用語的核心地位，建立起兩者之間應有的文化脈絡，就能從文化認同上緩解當前的語言和文化危機。
“中國具有深深扎根于歷史的民族文化，作為國家穩定和統一的基礎，這種歷史文化根基要比思想意識形態更加堅實”[12]。借鑒Phinney和Tarver（1988）對個人民族身份和民族知識之間關系的研究成果，即有強烈民族身份認同的學生對母語文化會特別感興趣，我們可以從學生最親近的鄉土文化出發，本著“根在家鄉，家在中國”的基本思路，將民族鄉土文化導入英語課堂，通過對學生母語文化的肯定，讓他們找到更多的母語文化自尊和自立，在文化自信的基礎上養成對文化差異的普適心態；通過藏、漢、英三語文化的比較，尋求藏、漢語言的文化共性和情感共鳴，謀求藏、漢文化的“大同”格局，從而加強人文教育和國家意識教育。也就是從鄉土文化向國家文化衍射，以鄉土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帶動國家意識的培養，并最終與英語文化霸權抗衡。
從過去的實證研究來看，過分強調文化差異，容易導致學生在文化困惑中產生文化休克（cultural shock）；過分強調文化共性，或者“理解其他民族”，又容易導致認同偏差；相反尋求“被其他民族所理解”，也就是石堅（2012）所謂的“用中國的觀點和立場，用國際接受的表述形式講好、講透、講深中國故事”[15]，倒是語言學習與文化產品打造的雙贏良選。于是我們開始在現有政策框架內著手基于鄉土情結和國家意識的英語教育教學改革，并且以英語鄉土教材開發和文化教學法作為主要突破口。
就教材本身而言，校本教材開發不能為了提高學習者的興趣而在文本內容上過分迎合學生甚至有些世俗傾向的需求，必須兼顧統編教材的權威性和校本教材的靈活性。比如，我們在水磨中學的實驗就盡可能在確保高中以前單詞總量基本不變的前提下（高考畢竟是剛性需求）進行教材的文化內容改編，用反應藏區文化和生活的文本替換原來的內容。就教法來說，教師要在熟悉學生母語文化的基礎上（為此我們做了一系列文化普及培訓）對教材進行二次開發，完成McDon ough & Shaw（2004）所謂的“匹配”（matching）的過程[16]，最終達到因材施教的目的。而對教學過程中的語言文化現象，則應該看成是對母語和母語文化的再認識、再學習，“以往理所當然的東西，在學習中被重新審視，重新認識”[17]，努力做到以富有鄉土特色的英語直覺學習代替規則講解，在提高英語學習興趣的同時增強學生的文化意識、尋根意識和國家意識。
當然了，英語課畢竟不是德育課，所有的改革都必須在確保英語教學效果的前提下才能進行。于是我們將藏―英文化直接比較改成了藏―漢―英三語文化相互比較，并且一改過去刻意尋求藏英文化共性的做法，轉而營造藏漢文化的大同格局，謀求文化共鳴。舉例來說，雖然表面看起來英語和漢語都是SVO結構，藏語是SOV結構，但其實英語的結構是程式化的，不能隨意更改，而漢語卻不同，SOV結構普遍存在于日常口語中，比如“他北京去了?！薄澳銈冿埗汲粤藛?？”等等。再如，藏族以左為尊，接待客人要在帳篷內部的左邊（陽帳），與中國古代“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的歷史典故相同。通過這些藏漢文化相融相通的舉證分析，學生很容易產生歷史文化的共鳴，繼而形成共同的華夏歷史認同、中華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實驗表明，雖然藏英文化的共性比較少了，藏漢文化的共性認識多了，但英語課堂對學生母語文化的尊重沒有變，“鄉土文化優越感效應”仍然在發揮作用，因而他們的英語學習積極性沒有受到太多影響，更重要的是潤物無聲中藏漢英三種文化的博弈能朝著我們希望的方向發展。
六、結束語
波蘭作家約瑟夫?康拉德一直被認為是從對英語的主動認同發展到對英國文化認同的典范，如果這樣的事情發生在整個民族身上，那后果將是災難性的。汶川縣水磨中學異地藏漢雙語學生在語言認同上的偏差雖為個案，但該校從青海、甘肅借調的雙語教師也存在英語比漢語精通的情況，一旦此類情況在民族地區被廣泛復制，語言上的文化問題就可能演變成文化上的政治問題，因此劉躍進才會把語言文字看作國家文化安全的第一個構成要素[18]。作為外語教育工作者，我們有必要在課堂上，尤其是少數民族地區的英語課堂上厘清民、漢、外三種語言的關系，加強人文教育，提高學生的國家文化認同意識，為促進地區文化安全，社會和諧作出應有的貢獻。
參考文獻：
[1] 葉小軍.災后復課需要理性的凸顯[J].中國科教創新導刊，2009，（29）.
[2] 葉小軍.語言立場及其在藏漢英三語教學中的應用[J].學理論，2013，（9）.
[3] 戴曼純.國家語言能力、語言規劃與國家安全[J].語言文字應用，2011，（4）：128.
[4] 葉小軍.文化導入與英語教學――藏語學生英語學習的思路突破[J].北京教育學院學報，2013，（4）.
[5] 葉小軍.外語教學與文化導入――基于實證研究的幾點思考[J].黑河學刊，2013，（8）.
[6] 王寧，孫煒.論母語與母語安全[J].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6）：73-74.
[7] 李克勤，朱慶葆.加強語言戰略研究，確保國家文化安全[J].漢語學報，2009，（1）：11.
[8] 艾萍.語言安全與民族文化安全[J].大連民族學院學報，2009，（4）.
[9] 王銀泉.從國家戰略高度審視中國外語教育的若干問題[J].中國外語，2013，（2）：14.
[10] 佟麗莉，田桂榮.采取由中國特色的英語教學法[J].吉林省教育學院學報，2008，（3）：11.
[11] 劉躍進.國家安全體系中的語言文字問題[J].語言教學與研究，2011，（6）：40.
[12] 潘一禾.當前國家體系中的文化安全問題[J].浙江大學學報（ 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2）：18-19.
[13] 吳海英，左雁.從族群認同角度看近年國外少數民族語言研究[J].綏化學院學報，2008，（5）.
[14] 黃行.論國家語言認同與民族語言認同[J].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3）：50.
[15] 李希.高瞻遠矚，與時俱進，從國家戰略高度規劃外語學科發展[J].中國外語教育，2013，（1）：60.
[16] McDonough，J & C.Shaw，英語教學中的教材和方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76.
[17] 趙洪瑋.大學英語教學的人文性與民族性[J].青島大學師范學院學報，2004，（1）：91.
[18] 劉躍進.解析國家文化安全的基本內容[J].北方論叢，2004，（5）：88.
The Cultivation of Tibetan-Chinese Bilingual Students’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English Culture Teaching
――Also on English Teaching and the National Culture Security
YE Xiao-jun
（Aba Teachers College，Wenchuan 623002，China）
教師意識形態風險點范文6
【關鍵詞】新媒體 輔導員 大學生 思想政治教育 優勢 策略
【中圖分類號】 G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0450-9889（2015）06C-0045-02
新媒體的迅猛發展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全新的環境，改變了學生的學習、生活方式，為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施與發展注以新的機制。高校輔導員是開展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他們與學生有著比較自然的親和力，在新媒體環境中對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有著獨特的優勢，進而影響著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因此，加強新媒體環境下輔導員獨特的教育作用，是新的歷史條件下做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必然要求。
一、新媒體給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帶來了新的機遇
（一）豐富了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資源。長期以來，大學生主要是通過課堂、讀書、看報、看電視、聽廣播的途徑獲取思想政治教育資源，信息獲取方式單一，信息獲取量小。新媒體承載著內容極其豐富、種類特別繁多的教育資源，如匯集科學、文史哲、社會科學等十大領域期刊的中國知網，聚焦中國教育、科研發展、教育信息化等新聞動態的中國教育網，收編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重要著作的馬克思列寧文庫等。大學生只要擁有一臺互聯網電腦或移動手機就可以突破課堂和圖書館有限資源和有限開放時間的限制，了解國內外政治、文化、經濟、思想，比較自由地進行自主學習。
（二）創新了思想政治教育主體雙方的交流范式。傳統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單向正面灌輸的教育方式為主，多是通過講課、報告、開會等形式對大學生施加影響。新媒體將過去單向的自上而下的交流形式演變為雙向的平等交流形式。現在大學生可以利用BBS、QQ、微博、微信等工具，超越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跨越教育雙方在性別、年齡、社會地位等方面的差別，隨時隨地與教育者進行多方位多角度的探討和交流；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話題在自愿、平等的基礎上與教育者交流，毫無顧慮地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發表自己的獨到見解。平等、開放的新媒體交流范式調動了大學生自主、自愿意識，促使大學生與教育者的交流欲望空前高漲，極大地刺激了大學生參與思想政治教育的熱情。
（三）拓展了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話語空間。傳統思想政治教育普遍存在話語霸權現象，大學生或不被允許發表意見或表達權被隨意中止，即使被允許表達，也只能夠在特定的主題或中心下發出有限的聲音。新媒體為高校學生提供了一個超越課堂、講座、報告會、報紙版面、電視時段、地緣等方面限制的信息平臺。大學生不需要經過采訪、編輯、審核、發行等環節，只要以新媒體終端接入互聯網，就可以在任意時間、任意地點，在相對自由舒展的空間里表達意見、創造信息、分享資源，大大改善了傳統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受眾的被動地位，其話語權在較大的程度上得到伸張。
二、新媒體給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帶來了新的挑戰
（一）新媒體信息龐雜而大學生的信息評判能力不足以影響三觀形成。新媒體承載的信息五彩紛呈、龐雜多樣，其中包含許多“無意義”、“虛假”的信息，宣傳享樂主義、拜金主義的信息，違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信息，攻擊社會、侵害他人權益、違背道德和法律的言論等。大學生的自我判斷力和鑒別力較差，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尚未完全確立。新媒體上的這些不良信息容易使大學生在理想信念問題上產生疑惑，在價值判斷上出現偏差，甚至放棄對主流價值觀的認同和敬仰，最終影響正確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形成。
（二）大學生對新媒體的過度依賴導致思維方式固化。在新媒體時代成長起來的大學生不再用過去一種線性的、一頁頁、一行行、一本本的方式閱讀，而是習慣超文本的閱讀方式，習慣通過以搜索、瀏覽的方式獲取知識，將駐足的思考讓位于隨意的瀏覽、頻繁的搜索。滿足于從新媒體上獲得零散知識和信息，導致大學生對問題的理解力、接受力停留在較膚淺的感性認識層面，既降低自身知識儲備，又在很大程度上打壓了獨立思考和創造的能力，使其在思想政治教育話語表達中，出現言之無物、缺少深度、假大空等缺點。
（三）新媒體中大學生話語失范。一是大學生新媒體話語權利意識扭曲。新媒體拓寬了大學生話語空間，一定程度上釋放了大學生在現實社會中被束縛和被壓制的話語權。網絡的開放性和交互性使得個體話語權一旦與不特定群體達到一定共識，在這樣的虛假空間中就會形成輿論合力，使得大學生個體話語權所產生影響力快速放大，很快集合成一個網絡話語群體。這使得思維水平和認知能力都有待提高的大學生在行使網絡話語中面臨著潛在風險。二是大學生新媒體責任意識淡薄。大學生對自己作為網絡公民該“有何為、有何不為”認識模糊，對自己該承擔怎樣的網絡責任以及如何承擔并不明確。加之網絡的虛擬性又使大學生誤以為承擔責任是現實社會中應盡的義務，虛擬世界沒必要履行。最終導致話語隨意粗俗，話語失范。三是大學生新媒體法律意識虛化。新媒體缺少像現實生活中的紀律、法律等社會規范的約束和限制，大學生難以形成這種受制于外部規范的“他律道德”，常出現信息濫用行為，如不加注明地引用、轉載、復制、抄襲網絡信息。也有部分學生能夠意識到這些行為的潛在危害，但行為自律性較差使得網絡信息侵權現象已成為大學校園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
三、輔導員在新媒體環境中開展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優勢
（一）年齡優勢。輔導員總體上是高校中最年輕的教師和管理隊伍，他們多數剛剛畢業開始步入社會，與大學生年齡相仿、生活圈子類似、思想方法和行為方式相近，比較了解大學生所思所想所需，在與大學生的思想交流上不會產生“代溝”。這些都為啟發大學生思考與探索，幫助大學生自己解決自己的思想問題提供有利條件。相比年紀大的教師，年輕的輔導員在開放的環境中長大，更愿意嘗試新鮮事物，又具備開放式的學習品質，往往能夠很快的掌握新媒體技術，進而借助網絡、微博、MSN等工具開展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二）情感優勢。輔導員工作涉及學生的思想、學習、生活、實踐、人際交往等方方面面，需要經常深入學生宿舍、教室，在頻繁接觸交往中和大學生結下深厚的情誼，使大學生愿意敞開心扉向輔導員傾訴內心深處的想法。輔導員在熟悉大學生、了解大學生后，更加深入大學生的精神世界，掌握學生思想狀況，并在第一時間發現學生的思想波動，從而能夠有針對性地、及時地解決大學生思想上的問題。
（三）工作優勢。輔導員選聘的標準：一是政治強、業務精、紀律嚴、作風正；二是具備本科以上學歷，德才兼備，樂于奉獻，潛心教書育人，熱愛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事業；三是具有相關的學科專業背景，具備較強的組織管理能力和語言、文字表達能力，接受過系統的上崗培訓并取得合格證書。這為從源頭上保證輔導員隊伍的整體素質提供了制度保障。輔導員雙重身份所規定的工作職責，使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比其他教師更為有利的形勢和優勢地位。輔導員能夠將一些主流意識和觀念消化、加工、包裝成大學生樂于接受的形式，在日常工作中或以教師或以管理干部的身份向大學生展示宣傳。一個素質高、能力強的輔導員通過日常的接觸交流就能如春風細雨般地影響大學生，幫助大學生打造自己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
四、新媒體時代輔導員開展和完善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策略
（一）增強思想政治教育主題網站吸引力。思想政治教育主題網站須以先進的理論為指導，以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堅持以人為本、堅持開放民主性、堅持法制性等原則，宣傳和弘揚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彰顯科學的、大眾的、民族的先進文化。輔導員是最接近學生的一線工作者，最清楚大學生的思想特點和需要，可以在主題網站上設立貼近學生、學生喜聞樂見的欄目來增強網站吸引力。
（二）加強大學生新媒體素養教育。應大力普及新媒體知識。讓大學生了解常見的新媒體類型、性質、特點、用途等，掌握新媒體最基本的傳播與信息基礎知識，是加強新媒體素養教育的前提。一方面，通過在各班級開展新媒體知識有獎問答，在校園網滾動播放有關新媒體的科教視頻、科教宣傳片等形式向大學生廣泛介紹新媒體知識。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現有的新媒體開展實踐教育，利用輔導員博客、班級論壇、網絡視頻等方式與大學生進行溝通交流、開展活動，重點培養學生辨別是非、理性選擇的能力，讓學生通過新媒體實踐來提升自我新媒體素養。
（三）提高自身新媒體素養。輔導員在大學生新媒體素養教育中承擔著重要責任，只有具備一定的新媒體知識與傳播技術，才能借助它們更好地引導學生提高正確辨別信息的能力，引導學生成為先進文化的學習者和傳播者。輔導員可以通過定期參加新媒體培訓、社會考察活動、邀請社會上的媒體機構到學校加強業務的互動交流等方式強化自身的新媒體素養。
（四）加強網絡法律法規教育。輔導員通過開展專項網絡法律法規教育，提出“文明上網”、“爭做網絡道德學生”的倡議等，加大網絡法律法規的宣傳，增強大學生的法律意識與法制觀念，自覺規范網絡行為。在宣傳網絡法律法規時，可結合網絡法律法規告誡學生要注意甄別網上不良信息，及時剔除不良信息、惡意信息。
總之，在新媒體時代，大學生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出現很多新的問題、新的機遇。這就需要高校輔導員利用自身優勢，結合學生的正當需求，積極正確引導學生，使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在課堂之外向著正能量方向得以延伸，增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
【參考文獻】
[1]吳璇.大學生網絡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權的現狀分析[J].黨史文苑，2014 （2）
[2]黃日干.論高校輔導員開展意識形態教育的獨特優勢[J].傳承，2014（2）
【基金項目】廣西高校“黨的十精神研究”專項課題（DSBD13YB0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