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者過度自信對盈余管理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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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過度自信對盈余管理影響

【摘要】文章以2012—2016年我國深滬主板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考察了管理者過度自信對應計及真實盈余管理影響。研究發現:(1)管理者過度自信與應計盈余管理顯著正相關,與真實盈余管理綜合水平及銷售、成本、酌量性費用操控的真實盈余管理也顯著正相關,也即公司管理者過度自信水平越高,盈余管理程度越高,且各種盈余方式都可能運用;(2)非國有企業中,過度自信的管理者傾向于選擇應計盈余管理方式。

【關鍵詞】管理者過度自信;應計盈余管理;真實盈余管理

一、引言

盈余管理是在不違背會計準則前提下,管理層為影響利益相關者對公司經營情況的理解以及依據財務信息所做出的決策,運用職業判斷編制財務報告或者構造真實交易事項變更財務報告操縱盈余以實現其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行為。但高程度的盈余管理降低了會計信息質量,影響投資人的正確決策和長期利益,不利于證券市場優化配置資源,危害證券市場的穩定和發展。盈余管理行為也會損害企業價值,不利于企業自身的長遠發展。因此,“盈余管理”一直是國內外學者研究的熱點?;?ldquo;理性經濟人”假設,傳統經濟學對盈余管理主要集中在公司內外部環境對管理者的影響。而事實上,管理者在進行決策時并非完全理性,其盈余管理行為不僅受到外部環境和內部治理結構的制約,而且受到自身行為特征的影響,過度自信就是管理者較為典型的自身認知及心理偏差的行為特征之一。本文試圖從盈余管理動機切入,結合過度自信理論,探究管理者過度自信對盈余管理行為的影響。

二、文獻回顧及研究假設

管理者進行盈余管理主要基于以下動機:(1)薪酬契約動機。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后,股東與管理者形成委托關系,公司所有者主要依據管理者會計報表反映的經營業績來評定管理者的薪酬及能力,這促使管理者會想方設法讓企業的盈利狀況向著自己有利的方向發展。Healy(1985)[1]研究證實高管進行盈余管理是為了提高自身薪酬水平。我國學者南曉莉等(2013)[2]也證實管理者進行盈余管理是為了薪酬和契約。(2)債務契約動機。公司負債比例越高,面臨的財務風險越大,就有可能會產生資不抵債的現象,面臨違反債務契約的風險。債權人可以通過約定限制性條款來約束債務人行為,降低自身投資風險。雙方信息不對稱,債務人可以調節會計盈余來達到限制性條款要求以避免支付過高的違約成本,Scott(1997)[3]的研究表明,管理者會為了避免發生違約或推遲違約時間進行盈余管理。而薄瀾、馮陽(2014)[4]認為債務契約在一定程度上能制約管理層的盈余管理行為,但隨著負債率的增加,則可能誘發盈余管理行為。(3)資本市場動機。企業可能為了上市資格、配股和增發新股等進行盈余管理。金蓮花、賈莎(2015)[5]發現虧損企業為了避免證券市場的監管及處罰措施,會在虧損當年及之后連續年度進行盈余管理。應計盈余管理是在不違背會計準則前提下,通過調節會計政策或者變更會計估計等方法調整利潤進行盈余操縱的會計手段。真實活動盈余管理是通過構造真實的經濟交易活動來達到調節企業盈余的目的,如折扣銷售、關聯交易、減少廣告費用等,主要有以下三種方式:銷售操控、生產成本操控、酌量性費用操控。應計項目盈余管理行為通常在年底進行便可,操縱簡單,而且只會改變不同會計期間的盈余分布,不會改變公司各會計期間盈余總額,也不會直接影響企業經營現金流量,但往往在財務報表中有跡可循,容易被審查發現。真實活動盈余管理行為在時間安排上更靈活,隱蔽性更強,但會對公司經營現金凈流量產生影響,對企業價值產生的后果也更為嚴重。周曉蘇、陳沉(2016)[6]從動態視角探析了二者關系,研究表明企業生命周期是影響應計盈余管理和真實盈余管理的重要因素。心理學研究表明,過度自信往往表現為過于樂觀。HribarandYang(2016)[7]通過實證檢驗證實,過度自信的管理者傾向于做出過于樂觀的盈余預測,而當實際盈余達不到預測值時,為了不出現預測誤差管理者可能會進行盈余管理。SchrandandZechman(2012)[8]也提出過度自信的管理者更容易表現出樂觀的偏見,因此更有可能故意虛報。何威風等(2011)[9]研究了管理者過度自信對應計盈余管理的影響,研究認為管理者過度自信可能致使其進行正向盈余管理,也可能致使其進行負向盈余管理。進一步研究發現,管理者的性別、年齡及學歷都會對其盈余管理行為產生影響。張澤南等(2016)[10]研究了管理者過度自信對真實盈余管理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過度自信的管理者相比其他管理者更易使用真實活動盈余管理,同時加入了高管性別加以考察,發現在國有企業中,女性高管中過度自信者的盈余管理動機顯著增強。過度自信的管理者傾向于過高的估計公司未來的收益,過低的估計企業的財務風險。當公司實際經營業績與預期差距較大或者面臨債務違約境地時,管理者作為“經濟人”,很可能出于薪酬契約、債務契約或者迫于資本市場的壓力進行一種或兩種方式的盈余管理以達到目的。因此,本文提出假設1:H1a:管理者過度自信與應計盈余管理正相關H1b:管理者過度自信與真實盈余管理正相關不同環境下,不同的盈余管理方式的成本收益也會發生改變,對兩種盈余管理的權衡可能發生改變(周曉蘇、陳沉,2016)[6]。在我國,國有企業占據了重要地位,因此在研究中國資本市場時不能忽略產權性質這一特殊差異。國家控股企業因為政企關系有著天然的優勢,更易獲得政府支持,面臨的經營破產風險更小,因此在盈余方式選擇上更加穩定。非國有企業的經營風險相對較大,也會更謹慎權衡不同盈余管理方式的成本收益。應計盈余管理方式雖然更容易被發現,但操作簡單,且不會影響公司盈余總額及經營現金流,對公司價值影響相對較小。過度自信的管理者往往表現出較強的風險偏好,在非國有企業中可能更傾向于選擇應計盈余管理方式。因此,本文提出假設2:H2:非國有企業中,過度自信的管理者更傾向于應計盈余管理方式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數據及來源

本文的研究選取2010—2016年深滬主板上市公司作為初始樣本,并對樣本進行了如下篩選:(1)剔除金融保險類、ST及已經退市的樣本公司;(2)剔除交叉上市的樣本;(3)剔除數據缺失的樣本;(4)由于計算真實盈余管理需要前兩期的數據,本研究回歸分析采用2012—2016年數據。最終得到的總樣本觀測值為3335個。本文數據均來自國泰安CSMAR數據庫。此外,為了降低離群值對文章結論的影響,我們對所有連續變量都進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處理。

(二)研究變量

1.盈余管理

(1)應計盈余管理。本文對應計盈余管理的衡量采用修正的Jones模型,具體如下:TACCi,t為總應計,由凈利潤NIi,t扣除經營凈現金流CFOi,t所得,NDAi,t為非操控性應計,Ai,t-1為公司上期期末總資產,PPEi,t為當期固定資產凈值,△REVi,t為銷售收入的當期變動,△RECi,t為當期應收賬款減去上期應收賬款后的當期應收賬款變動值。DAi,t為公司可操控性應計盈余。(2)真實盈余管理。本文對真實盈余管理的衡量借鑒Roychowdhury(2006)[11]的方法。CFOi,t為公司當期實際經營凈現金流,PRODi,t為當期的總成本,DISPi,t為當期的酌量性費用(管理費用與銷售費用之和),Ai,t-1為公司期初資產總額,Salesi,t為當期營業收入,Salesi,t-1為上期營業收入,△Salesi,t為當期營業收入減去上期營業收入。μi,t、θi,t、ωi,t分別為以現金流、成本和費用操控的真實盈余管理,RMi,t為綜合的真實盈余管理。為了更好地衡量管理層操控盈余的程度,本文將對以上計算的盈余管理指標取絕對值進行后文的回歸。

2.管理者過度自信

對于管理者過度自信的衡量,國內外學者沒有形成統一的定論。目前主要有以下幾種主流的衡量方法:企業盈利預測偏差、CEO并購頻率、主流媒體的評價、消費者情緒指數、CEO的相對報酬及CEO持股情況。鑒于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借鑒姜付秀等(2009)[12]的做法,用薪酬最高的前三名高管薪酬之和與所有高管薪酬的比例來衡量管理者過度自信。3.控制變量參考以往學者的研究,本文選擇股權分散度(FSHARE)、資產負債率(LEV)、上期資產凈利率(ROA)、資產規模(SIZE)、資產周轉率(TO)和產權性質(STATE)作為控制變量對可能影響盈余管理的公司治理結構和財務特征加以控制。此外,還控制了年份(YEAR)和行業(INDUSTRY)。

(三)構建模型

為驗證管理者過度自信與應計和真實盈余管理的關系,本文借鑒陳沉(2016)[13]建立了如下多元回歸模型。模型1-驗證管理者過度自信與應計盈余管理關系的回歸模型:模型2-驗證管理者過度自信與真實盈余管理關系的回歸模型: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2報告了描述性統計情況,應計盈余管理的均值為0.07,中位數為0.05,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別為0.001和0.403。真實盈余管理綜合指標abs_RM的均值為0.196,中位數為0.121,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別為0.002和1.258。以銷售活動操控的真實盈余管理(abs_RCFO)的均值為0.102,中位數為0.070,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別為-0.001和0.492。以成本操控的真實盈余管理(abs_RPROD)的均值為0.111,中位數為0.064,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別為0.001和0.941。以酌量性費用操控的真實盈余管理(abs_DISP)的均值為0.053,中位數為0.025,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別為0.000和0.025。從盈余管理的描述性統計結果來看,我國上市公司即存在應計盈余管理,也存在真實盈余管理,且真實盈余管理程度大于應計盈余管理程度。管理者過度自信的均值為0.410,中位數為0.385,均值大于中位數,呈右偏分布;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別為0.107和1,說明我國上市公司管理者自信水平存在較大差異。資產規模、資產負債率等控制變量與以往的研究處于類似的水平。

(二)相關性分析

為了檢驗模型中各變量之間的相關性,本文對主要變量進行了皮爾森相關性檢驗。從表3可以看出,CON與abs_DA在1%置信水平上正相關,與abs_RM在1%置信水平上正相關,初步證明了管理者過度自信與盈余管理的正相關假設。FSHARE、SIZE、ROA和TO與abs_DA和abs_RM顯著相關,說明股權分散度、資產規模、經營業績和資產周轉率對公司盈余管理有顯著影響。各控制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均小于0.5,表明控制變量之間不存在嚴重多重共線性問題。

(三)回歸分析

1.管理者過度自信與應計盈余管理及真實盈余管理

表4提供了管理者過度自信對應計盈余管理程度和真實盈余管理程度影響的回歸分析結果,我們發現,CON對abs_DA的回歸系數為0.031,在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管理者過度自信水平越高,公司的應計盈余管理程度越高,驗證了本文假設H1a。CON對abs_RM的回歸系數為0.087,在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管理者過度自信水平越高,公司的真實盈余管理程度越高,驗證了本文假設H1b。CON與abs_RCFO、abs_RPROD、abs_RDISP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說明過度自信的管理者在進行盈余管理時,銷售、成本和酌量性費用三種操控方式都可能使用。關于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股權分散度(FSHARE)與應計盈余管理和真實盈余管理均顯著正相關,這與以往學者的結論成果一致。資產負債率(LEV)與應計盈余管理正相關,與真實盈余管理負相關,與薄瀾、馮陽(2014)[4]的結論一致。資產規模(SIZE)、資產收益率(ROA)和產權性質(STATE)僅與應計或真實盈余管理其中一種顯著相關,說明僅影響一種盈余管理方式,這也說明了區分兩種盈余管理方式進行研究的必要性。

2.產權性質對管理者過度自信與應計盈余管理和真實盈余管理影響的回歸結果

在上述回歸的基礎上,我們進一步將樣本分成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兩個子樣本對模型進行回歸。表5中的結果顯示,管理者過度自信(CON)對應計盈余管理的回歸系數,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非國有企業中都是顯著正相關,對真實盈余管理的回歸系數僅在國有企業中顯著正相關。這表明在非國有企業中,過度自信的管理者傾向于選擇應計盈余管理方式。假設2得到驗證。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以2012—2016年深滬主板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實證檢驗了管理層過度自信與應計及真實盈余管理的關系,并進一步探究了產權性質差異對管理者過度自信與應計及真實盈余管理關系的不同影響。研究結果表明:(1)管理者過度自信與應計盈余管理顯著正相關,與真實盈余管理綜合水平及銷售、成本、酌量性費用操控的真實盈余管理也顯著正相關,也即公司管理者過度自信水平越高,盈余管理程度越高,且各種盈余方式都可能運用;(2)非國有企業中過度自信的管理者傾向于選擇應計盈余管理方式,國有企業中,過度自信的管理者選擇應計或真實盈余管理方式。

作者:黃莉媛 易顏新 單位:杭州電子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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