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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媒體的飛速發展及在社會領域的廣泛運用顯著改變了人們的生活，作為特殊群體之一的農民工群體，也自然加入到與新媒體環境融合的浪潮中。從傳媒社會管理功能角度看，新媒體環境下農民工社會管理問題需要進行科學設計，精準發現農民工群體與新媒體環境之間的關系變化，為傳媒產業升級和社會管理工作提供可靠依據。本文以特殊群體中的農民工群體的社會管理問題為研究范本，著重探討新媒體環境下的社會管理問題，以及面臨的新情況，并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對新媒體環境下的社會管理創新提出完善建議。
關鍵詞：
特殊群體；新媒體環境；社會管理；農民工
隨著微信、微博、網絡直播等新技術手段的發展，融入百姓生活的新媒體成為當下最受歡迎的信息渠道。繁華都市中的農民工群體，一方面在逐步適應和融入新媒體環境，一方面也受到行業身份特征的制約，在社會生活中的層級和內容方面具有局限性。農民工原本是指在本地鄉鎮企業或者進入城鎮務工的農業戶口人員，是我國特有的城鄉二元體制的產物。他們遠離土地，勞動場所轉變為城市，因此，社會管理和政府職能應對此有所回應。
一、農民工社會管理的路徑和措施
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的組成部分，農民工社會管理的路徑分為三種：
（一）基本管控手段的國家政策。國家政策干預是指政府在特定時期內，為實現一定的經濟和社會目標對相關對象進行規劃、引導、促進、調整、保護、扶持、限制等各種政策的總和。例如，1981年國務院《關于嚴格控制農村勞動力遷向城市和農業人口轉為非農業人口的通知》要求，城市的勞動、財政、公安等部門嚴格限制農民流動；1995年國務院轉發《關于加強流動人口就業證和暫住證制度》，提出要從總量上控制，優先解決城市就業、工種限制等政策；2008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切實做好當前農民工工作的通知》，采取多種措施促進農民工就業。
（二）基本制度框架的法律法規。法律法規包括現行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以及依據法律法規所出臺的立法解釋、司法解釋等。例如，2002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土地承包法》，根據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賦予農民長期保障的土地使用權；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勞動合同法》《就業促進法》《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以如何簽訂城市就業勞動合同為主要基本內容，側重保護弱勢群體就業；2004年，北京市印發《北京市外地農民工參加工傷保險暫行辦法》和《北京市外地農民工參加基本醫療保險暫行辦法》，規定在京工作的外地農民工參加工傷保險和醫療保險的范圍、流程、主體內容等。
（三）作為基本底線的社會保障。社會保障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濟、社會福利、優撫安置等部分，其中社會保險是社會保障的核心。對農民工而言，這是在城市工作生活過程中需要的最基本的社會福利性措施。社會保障內容的特殊性，決定其對于農民工社會管理的無可替代性，如子女入學、醫療保健、工傷保障等。2003年，國務院《關于做好農民進城務工就業管理和服務工作的通知》，2004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關于農民工參加工傷保險有關問題的通知》和《關于推進混合所有制企業和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從業人員參加醫療保險的通知》，規定在工農民工如果遭受事故傷害或患職業病等，均有基本保障。
二、新媒體環境提出的社會管理新要求
新媒體改變了信息獲取渠道，信息傳遞的效率被急速擴充，延長了人們了解周圍社會生活的信息半徑。經調查，在關于個人重大決策問題，農民工群體主要的可靠信息來源依然是親屬和朋友。因此，社會管理務必注意到：
（一）新媒體環境要求管理思路具有預見性。不同于傳統社區，新媒體社區經歷著不同形態的演變，虛擬社區多樣紛呈。無線網絡技術和移動WIFI媒體的普及，使得信息交流的成本呈現出低廉化，大量的自媒體不斷產生，打破了以往傳媒集團的壟斷性。農民工群體在這一過程中已適應這種交流方式，通過建立“老鄉群”、“同鄉會”，以“抱團取暖”的形式融入虛擬社區。鑒于傳播速度快，社會管理措施的制定和出臺務必具有前瞻預見性，否則，不具有時效性的管理措施是無法達到預期目的的。
（二）新媒體環境要求管理手段具有高科技含量。在大城市工作、生活，農民工群體已不再滿足于通訊，互聯網信息和智能化服務的含金量隨著移動智能手機的普及，已經深入千家萬戶。由于生活內容或圈子范圍相對匱乏，手機和互聯網成為農民工群體打發“閑散”時間的基本方式。有意見主張應以婦聯、青聯、工會等組織形式在社交媒體上多方籠絡農民工，越是科技和信息含量高的平臺，越在群體中有權威性，特別是能夠吸引教育水平仍不算高的農民工群體。例如，使用手機APP終端形成農民工稅費減免平臺、車輛進京證等證照申領，行政審批類辦公都可拓展到信息化渠道上。
（三）新媒體環境要求管理渠道開放透明。新媒體拓展了民眾的信息獲取渠道，過去的行政秘密主義傳統，比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已徹底成為歷史，在當前的社會環境下已難以為繼。過去，政府早習慣于在封閉的狀態下開展社會管理工作，對信息公開也頗為抵觸。然而，200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施行至今，民眾對于政府信息公開的知情權保障要求開始逐步提高。不過，客觀來看，“我國現行的社會體制缺乏制度化的公民參與渠道和方式，而將公眾排除在決策程序之外。”新媒體的出現，很大程度上顛覆了傳統政治方式和政治過程的隱秘性和封閉性，傳統媒體信息的“守門人”模式被瓦解，信息在官方媒介之前或許已經被上傳至微信、微博等新媒體平臺，能夠瞬間形成事件印象，先于官方信息的。因此社會管理在涉及政務信息時，開放性和透明化是必須的。
（四）新媒體環境要求管理必須尊重民意。自媒體是指為個體提供信息生產、積累、共享，傳播內容兼具私密性和公開性的信息傳播方式。因為低門檻、實時性以及人脈鏈接的獨特性，自媒體形成了傳統媒體難以比擬的傳播優勢。以農民工為代表的弱勢群體可以通過自媒體平臺建立自助、互助體系，實現社會資源共享、個人意見表達以及利益群體形成。以微博為例，有數據統計，由農民工和關注該群體的NGO、公共知識分子開設，以聲張該群體權益為目的的活躍微博在300個以上，他們相互呼應，提出權利目標，組織維權活動，交流抗爭策略，形成了“孫恒為勞動歌唱”“關注新生代農民工”“打工者中心”等粉絲數從幾百到十幾萬不等的網絡群體。因此，社會管理者既要重視這一群體的外在行為與表現，又要關注農民工群體的意見表達與文化訴求，監管之余要根據輿論和民意，率先做好服務疏導。
三、新媒體環境下對農民工問題的新思考
有報告指出，20世紀8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已達1億人，成為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加快推動城鎮化進程的關鍵人群。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的價值取向和行為規則已發生很大變化。
（一）新生代農民工群體與過去的群體印象不同。過去，社會對農民工的關注多集中在經濟層面，很少涉及文化和政治層面。然而，新生代農民工大部分是接受義務教育后的務工人員。國家統計局于2014年5月的《2013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新生代農民工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僅占6.1%，初中占60.6%，高中占20.5%，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2.8%。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新生代農民工占到三分之一。由于大部分人不掌握農業生產技能，但又不愿意回到農村，對城市有強烈的認同和追求，而城市發展還沒有能力容納如此龐大的數量群體，導致“回不去、留不下”成為新生代農民工的“死胡同”。
（二）新媒體環境對政府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在制定社會管理的政策和實施這些政策時，必須考慮到農民工群體對于政策的接受程度。新媒體的傳播速度和傳播范圍，使政府政策能在第一時間普及到農民工群體的絕大多數，不再需要通過鄉規民約、口口相傳的方式實現傳達。如果政策制定不符合農民工群體意愿，很可能引起反彈和抵制。二是在出臺管理政策前必須考慮現實中農民工群體的剛性劣勢。新媒體渠道通暢便捷，在利益訴求無法走上正常的發泄渠道時，農民工極容易將意見表達至網絡上。三是新媒體環境的信息暢達效果要求管理必須具有人文關懷。過去因為信息溝通不便捷，農民工更多通過季節性回家與留守的老人和孩子進行交流，社會管理在服務保障上如果能夠滿足需要，會得到農民工群體的接受。
（三）社會管理的效果都在新媒體環境下迅速強化。首先，中國農民群體人數多，如果不解決好農民工問題則會在新媒體環境下被負面夸大。其次，已經普遍被接受的農民工“社會弱勢群體”的階層界定，使社會管理在政治和社會方面壓力很大，對農民工的態度可以反映執政者的水平，也反饋執政合理性程度。三是在新媒體不斷發達的局面下，信息控制和信息封鎖難度很大，“懶政”不具有容忍的可能性，對待農民工社會管理問題，只能依法依規進行，過去通過對報紙雜志的內容審查途徑或許會為不當行政行為掩蓋分毫，而現在已經不具有這方面的條件，全社會所關注的信息平臺是共同和共融的。畢竟，“隨著公民素養的提高和公共參與意識的覺醒，制度化、多渠道的風險結構機制必將隨之打通。”
四、對新媒體與特殊群體管理互動的建言
鑒于以上種種情況，結合新媒體環境的特征和農民工管理面臨的新情況、新局面，筆者提出如下建議：
（一）發展整合新媒體平臺，作為社會管理改革的突破口。新媒體環境下，農民工社會管理要正確、有效運用新媒體，信息的和搜集形成立體化格局：一是利用微博、博客、政府網站等消息，獲取調查結果，增強溝通的公信力，擴大民主渠道。建立跨時空、跨部門的全天候社會服務體系。二是關注網上微博、微信朋友圈、網絡社區上的自由表達意見，從中甄別有效信息，形成經驗報告匯總至政府工作決策過程。三是運用新媒體提升管理柔性，利用新媒體平臺的減壓作用，讓民意表達暢通無阻。
（二）充分運用新媒體途徑獲取民生動態，預防和減少社會矛盾。政府與公眾的溝通和互動是減少社會矛盾、降低社會管理成本的重要手段。當經濟體制、社會結構、利益格局發生深刻變化，貧富差距拉大、貪污腐敗現象增多后，一部分人的情緒不滿、心態失衡，社會矛盾“觸點”多、“燃點”低。因此，社會管理工作在針對特殊群體時，應當將定位確定在隱患消滅的層面上，從預防和減少矛盾的角度出發尋求出路。一是主動引入新媒體工具，搭建便民服務和監督平臺，讓公眾意見表達釋放在陽光下。二是整合民意表達渠道，主流平臺與網絡渠道要相互支撐，并嘗試為社會不同群體提供相對集中的討論空間。三是實時監測網絡輿情熱點，收集分析信息，了解社情民意?？煽紤]建立專業的民意調查機構，對帶有一定苗頭性、傾向性的利益訴求，在第一時間報送職能部門。
（三）提升優勢新媒體的輿論引導效能，營造良好輿論氛圍。優勢新媒體屬于在新媒體市場競爭中逐步取得信任、信賴和好評的新媒體終端平臺。當危機事件發生時，具有較高聲譽的輿論平臺在信息不充分前提下，能有效發揮示范效應，贏得信任。政府是很多危機事件的當事人，單純依靠政府發聲，不足以客觀陳述，勢必要求通過第三方披露事件真相，引導口碑良好的優勢新媒體積極參加。特別是“老鄉會”等民間組織，能夠彌補群體需求與現實供給的鴻溝，可以在群體信息、親情營造、社交關系等方面起到黏合作用。
（四）挖掘新媒體技術手段的先進性，降低管理工作成本。新媒體的發展是以科學技術進步為支撐的。在信息化和智能化發展的背景下，新媒體的形式和手段層出不窮。一要注重聽取農民工群體在信息使用交流過程中的需求，以便捷、高效的溝通效果為追求。二要鼓勵信息技術市場化過程中的低成本導向，以最大的技術進步換取最顯著的效率提升。三是加強政府服務水平，增加對于新媒體技術手段升級的投入力度。四是以手機通訊手段為主，發展便捷、完整、即時的信息服務模式，擴大信息向農民工群體的滲透程度，縮小主流媒體的覆蓋盲區，更廣泛地吸引農民工。
五、結束語
“推動公眾參與公共政治生活、促進政府政治變革，既是大眾傳媒主要的政治功能，也是其在社會正義實踐中所應擔負的重要社會責任。”“國家要想長治久安，就需要平衡社會各階層群體訴求，從制度上盡可能照顧多方切實期待。”社會管理工作中，農民工社會管理的問題和內容非常復雜，不但需要管理者具有相當的智慧，同時也需要新媒體產業和技術不斷提供新的、更大范圍的支持，更需要農民工群體與社會管理者之間的理解溝通逐步加深。因此，通過媒體、官方和社會的共同努力，在新媒體環境下重新正確調整和豐富社會管理方式，才是積極應對農民工社會管理問題的正途。
作者：甘露 單位：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傳播學部電視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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