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網絡虛擬社群社會管理論文，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全媒體”概念最早來自傳媒業界應用層面，作為傳播學術語研究內容則是近年來的事。2009年，我國學者彭蘭和周洋分別從“營運理念說”與“傳播形態說”提出了“全媒體”概念。隨著媒介深度融合兼具所有媒體手段來構建大傳播體系，全媒體使網絡空間全面拓展，融合終端集文字、圖片、音頻、視頻等多媒體于一身，一個開放且不斷兼容并蓄的傳播形態悄然而至，人們通過三網融合、三屏合一超時空的“全媒體”傳播渠道能實現隨時隨地的交流與互動。全媒體最突出的特點就是信息渠道的無限多元化，它開放松散的多形態、多平臺、多節點覆蓋開辟出新的秒互動、泛關聯、弱把關的虛擬社群地帶。這種傳播渠道給社情民意帶來前所未聞的便捷通道，它異于傳統網絡社區（貓撲、天涯等），一種移動性、互動性、體驗性的無邊界的網絡虛擬社群正在形成。由于網民對全媒體移動網絡的粘合度增高，一個個碎片時間成為人際互動的“微交流”高峰，這種極具特色的信息交流新平臺重構著網絡社群的傳播模式，人們越來越不受制于某些固定社區或自然的控制了，它成為創新社會管理一個值得研究的新領域。網絡社群是由一定的社會關系連結起來進行網絡互動的集合體，它有穩定的群體結構和較一致的群體意識和持續的人際互動關系。全媒體時代網絡社群的加速發展突破了傳統網絡虛擬組織的特征，它更加體現出人類深層的社交需求。全方位隨時隨地地全媒體互動，使虛擬“集群”變得簡單而普遍。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統計，截至2013年12月底，我國網民規模達6.18億，手機網民規模達5億。另據統計，2012年底“全國有5000多萬個QQ群，按平均每個群10人計算，就有5億人在群里”（嚴宏，2012）。因為，社交媒體最大的特點是賦予每個網民創造并傳播內容的能力，依據這一特點全媒體虛擬社群就易成為“微力量”的匯聚平臺，它正在再造個體行動、群體串聯的能力。在群體性事件中，網絡社群成為影響力極強的社會動員力量，對全媒體下虛擬社群的演化需要把握其傳播規律。有學者指出，“全媒體網絡使世界變平了：意愿表達扁平化、時空傳導無限化、身份認可虛擬化、溝通路徑多節點、互動關系平等化、社會價值多元化”（辜勝阻和李洪斌，2011）。綜合一些學者的觀點，可以看到，全媒體網絡虛擬社群體現出以下傳播特點：
（1）多媒體性。
全媒體綜合運用了文字、音像、影視、網絡等信息技術與新媒介手段，在一個開放的系統中，全方位、多渠道、立體化的社交網絡中進行人際交往，它影響與改變了原有的媒介生態。
（2）虛擬性。
它是基于數字技術多網融合下的人機交往，它不是傳統社會的延伸，而是虛擬社會中的社區活動，這里人們大都使用網名、代號等虛擬身份，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不需要面對面，而是憑借全媒體形成移動網來交流。
（3）跨時空性。
全媒體網絡是一個全開放式的互動平臺，它跨越國界地域，這種扁平化的傳播空間無限延展，使網民之間的傳播幾乎沒了邊界，傳播廣度無限拓展，人際交往較傳統網絡社區更加開放。
（4）自由性。
全媒體社交媒介的準入門檻低，媒介應用平臺多樣化，而網民主體趨于低端化，傳播的信息又無法及時過濾篩選，網眾便可以隨時運用任何終端自由進行交往、發表見解，言論自由得到前所未有的彰顯。
（5）互動性。
全媒體社群的互動就是“跨媒體”間的全方位融合帶來的全面互動；網民間的虛擬互動，這種互動是“所有人面向所有人”的傳播。
（6）去中心性。
傳統社會是一種金字塔式的傳播結構，交流者之間的地位往往存在著不對等性。而網絡社會是一個去權威、無中心的開放空間，網眾交流呈現明顯的平等性，使草根群體真正進入公共領域視野。
（7）碎片性。
指完整的東西破成諸多零塊，即信息來源的多元化、觀察視角的分散化、信息文本的零散性。當今虛擬交往主要利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使用手持智能終端，在一個個碎片時間交往交流，信息以裂變的速度充斥生活的每個角落。
（8）情緒性。
傳統社會中社群互動，由于社會環境的壓力，人際交往情緒往往受理性的控制，然而，網絡交往特性決定網民可以“暢所欲言”，情感化、非理性的表達突出，這樣就為網民提供了情緒發泄的渠道。
二、網絡虛擬社群的發展現狀及對社會的影響
1.全媒體網絡社群為虛擬政治組織的生成提供了空間
傳統社會自組織是參與公共管理的一支有形的存在力量，因而明顯受控于“把關人”的約束。然而，全媒體網絡虛擬社群傳播中的把關人的作用弱化，其傳播的自由性大大增加；加之，網絡媒體的小眾化趨勢，虛擬社群聚集了同質化的網民，促成有著共同信息需求與思想觀點的“虛擬共同體”形成，“作為一種歷史趨勢，信息時代支配性功能與過程日益以網絡組織起來”（盧斯特，2001）。這就為虛擬社群建立“政治同盟”提供了空間。網絡社群交往是把“雙刃劍”，它在為網民積極參與政治民主提供平臺的同時，由于網絡交往的虛擬隱蔽性等特點，虛擬信息就成為虛擬政治組織聯系的中介，近年來“網絡同盟”、“網絡社會運動”就不斷出現。社群網民在網中從事的各種政治傳播活動，其行為蹤跡往往難以捕捉，活動時空無法把控，傳播內容多元難辨，而導致虛擬政治組織的管理失去針對性的把控目標，把關人的信息控制權在此弱化。致使網絡政治組織呈現出非理性、非法性甚至出現“群體極化”的政治傳播傾向，從而“綁架”政治輿論走勢。某些從事反國家反民族的網絡組織，更是散播政治謠言，進行政治煽動，制造政治混亂等，它往往超出管理者規范與控制的范圍。
2.全媒體網絡虛擬社群活動易成為社會危機事件的引發源
全媒體的合力傳播，往往是輿論熱潮的引爆源，易導致“突發公共事件”發生。網絡社群成員通過終端媒介，能同時獲知同一信息，并不約而同地迅速傳播、輻射這些信息，甚至引發群體騷動。2012年，根據百度高級搜索平臺及新浪微博平臺篩選出的輿情熱度在10000以上的42起突發公共事件中，多數事件引發來自于社交網絡。如廣東“烏坎事件”、四川“什邡事件”、江蘇“啟東事件”等均是在網絡社群推播下將敏感熱點事件不斷炒作、放大導致群體極化現象發生，對社會穩定造成了極大的影響。尤其是網絡“地球村”結構，其無邊界傳播功能，使得網絡更加復雜混亂。境外敵對勢力往往利用網絡社交媒體將網絡社群作為滲透、煽動的主體，有意制造與傳播負面有害信息，歪曲事實，虛構真相，煽動社群成員的不滿情緒。如“2012年的一份調查顯示，美國駐華大使館在中國的微博視頻使用率達到18.97%，并對我國的輿論和民意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力。‘美國之音’等諸多視聽媒體也加大‘從電波到比特’的轉型以及向社會化媒體的融合嵌入”（徐翔，2013）。這樣，國內矛盾和國外干預推波助瀾，更易引發危機事件，形成蝴蝶效應，造成我國社會不穩定。
3.全媒體網絡虛擬社群活動易成為低俗文化傳播的溫床
近年來，隨著媒體市場化的推進與全民娛樂化的凸顯，移動終端的大量普及，打造出網絡社交媒體的升級版，全媒體的虛擬社群交往已經成為當今人們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全面加速與滿足了碎片時間文化娛樂的需求，碎片化的娛樂互動正在顛覆傳統媒體的深度傳播。微電影、微小說、拍客、MV、在線音樂等與社交網絡有著天然的契合度，它的草根性、娛樂性、分享性、即時性等諸多特點大大助推了新興虛擬文化的傳播。碎片化與扁平化的社交文化使網民生活趨向膚淺與畸形，致使格調低下、媚俗庸俗等不良有害信息蔓延于網絡社群生活，污染著網絡環境。某些社交網甚至借爆料炒作、推播丑事而走紅；有的借“網絡水軍”來綁架網眾的言論自由等，這些都極大地敗壞了社會風氣，造成了惡劣影響。當下微博微信也成了爾虞我詐、胡言亂語、相互揭丑、情緒宣泄的場所，如2012年“韓方大戰”，“李開復微博抵制《非你莫屬》”等，虛擬社群互動出現傳播紊亂，降低了網媒的公信力，給虛擬社會管理帶來嚴峻挑戰。
4.全媒體網絡虛擬社群易成為新形式違法犯罪的助推平臺
全媒體網絡的出現，為方便人際交往、彰顯個性提供了傳播的技術平臺，與此同時也為人們傳播不良信息、虛假信息等提供了空間。由于全媒體網絡運用的經濟成本更低，傳播更為快捷，關注度更高，加之，網絡立法滯后，監管力度不足，近年來，全媒體網絡虛擬社區往往成了違法犯罪的場所（如2013年對“秦火火”等某些網絡“大V”違法行為的懲罰）。各種網絡暴力、謠言攻擊、惡意誹謗、網絡審判、網絡盜竊、網絡詐騙、網絡泄密、網絡賭博、網絡色情等行為日益成為新的嚴重的社會公害。尤其是近年來虛擬社群交往中，對人生權益的損害而引發的網絡事件時有發生。與傳統網絡媒體相比，全媒體網絡社群傳播更具突發性、放大性、情緒性、煽動性和不可控性等特點，這種傳播環境存在著傳播自由性被濫用放縱的狀況，一個個伴隨著大量網民侵犯個人隱私權、肖像權、名譽權等事件在虛擬社區不斷出現，在網絡圍觀、信息瘋傳、輿論發酵中，或經少數別有用心的人惡意炒作或渲染，不僅造成了他人權益的損害，而且在“集體無意識”或“集體狂歡”的社群傳播中很快點燃社會危機事件的發生。
三、我國網絡虛擬社群管理中存在的問題與原因
（一）我國網絡虛擬社群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1.傳統管理機制已無法應對全媒體網絡社群傳播
傳統媒體環境下政府有一整套有效線性管理機制。然而隨著全媒體網絡社群的發展，過去那種“威權傳播”的管理機制已開始失效，即體制帶來的職能部門之間“多頭管理”的溝通協調機制壁壘越發突出；原有針對傳統媒體管理的法律法規有些已滯后于全媒體飛速發展的現實。尤其是全媒體網絡社群的生成，很大程度上迎合了移動網絡交流時間碎片化的趨勢，網民間的虛擬交往與傳播，變成了以“微內容”、“微操作”等碎片化的非線性“微傳播模式”，它的輿論擴散效應已完全不同于傳統網絡社群傳播。面對全媒體生態系統，傳統的把控機制已無法應對了，易造成工作的不到位，出現監管漏洞，致使對網絡事件的異常被動。因此，針對全媒體網絡社群的新發展，我們缺乏法制化與穩定性的有效監管機制。
2.現有的技術管理手段已無法應對全媒體網絡社群管理
傳統媒體環境下行政職責交叉、多頭指揮、流程破碎、效能低下等管理弊病，已經無法應對全媒體網絡的發展變化。新媒體技術的發展正使我國步入“三網融合”的大媒體、大傳播、大數據時代，這是一種新的數字技術傳播環境，傳統部門之間高壁壘式的技術管理方式已經無法適應變化了的新的技術路徑環境。比如在PC（個人計算機）時代，瀏覽器是唯一的網絡入口，而在全媒體移動網絡時代，手機本身就是一個智能終端，無論從軟件還是硬件來看，人與人的網絡虛擬交往途徑眾多、角色千變萬化，這時，技術的監管力在下降，而技術帶來的虛擬交往個體與群體的放大力卻在不斷增加，這就為虛擬社群人際傳播的技術管理提出了全新挑戰。
3.全媒體網絡虛擬社群日益復雜多變致使輿情難以引導與監管
網絡輿情是指網眾通過網絡表達和傳播路徑，將自我所關心或與自身利益緊密相關的各種公共事務所持有的多種情緒、態度和意見交錯的總和。隨著社會轉型期的到來與全媒體網絡社群的快速發展，社會矛盾日顯突出，民意迅速聚集且前臺化與組織化，人們在網絡社群中頻繁交往，傳播思想、表達意愿，信息傳播呈井噴般涌現、病毒式擴散，網中輿論力度驟然增加，網絡輿情事件呈上升趨勢。社交全媒體正在日益成為重要的網絡輿論載體、輿情溫室，甚至成為謠言的重災區，對社會秩序影響是非常大的，甚至造成社會影響會呈幾何級數“惡性膨脹”，成為影響和諧穩定的最新鮮、最豐富的信息源。然而，面對全媒體網絡社群新的傳播走向，管理與引導的難度大大增加，政府封閉式的行政監督機制趨于低效，法律保障時常失靈，就事論事式的引導已經失效，傳統媒體輿論強勢聲音逐漸弱化，長此以往會危及政府的公信力。
（二）我國網絡虛擬社群管理中存在問題的原因
1.全媒體網絡社群管理環境發生了變化
社會轉型正在加速，各種社會矛盾更為頻繁爆發，成為危機事件的產生源。全媒體網絡社群正好充當了民意表達的公共空間，它成為輿情波動的重要觸發因素，這樣，轉型期社會共性情緒形成的“輿論一律”與社會危機事件共振，一件輿情事件引發此起彼伏的同類事件，在虛擬社群輿情彌漫與疊加效應下，信息生成與擴散的同步性，使社會突發事件在移動網絡中迅速發酵為公共危機事件。面對變化了的傳播環境，虛擬社會管理的整合能力開始失效。
2.全媒體網絡社群管理對象發生了變化
傳統網絡的虛擬性與開放性等傳播特點，已經給社會管理帶來了極大難度，然而，全媒體網絡虛擬社交的崛起，形成了一個個流動的“人以群分”的群體圈子，更是加大了這種管理的難度。人們虛擬交往的不確定性、碎片化、迅捷性等新的傳播特點，多元主體之間易形成“虛擬串聯效應”，形成“多聲道”的交流互動傳播效應，更是強化了虛擬社群管理的難度。喻國明等（2011）說：“微博用戶間的社會網絡關系，也可能影響、規定他們對某一信息的獲得、解讀，甚至界定和塑造其對現實的理解，達成群體共識，進而促成具有較高組織程度的群體行為。”如果我們重視虛擬主體角色的變化，還是要沿用傳統媒體“時間差”的管理方式來應對具有信息同步性實時傳播的全媒體虛擬社群交往，虛擬社會的信息管控、治理能力必然下降。
3.全媒體網絡社群管理手段發生了變化
由于全媒體網絡是一種多級傳播，虛擬社群交往就具有多節點性，使得傳統意義上傳者所具有的絕對信息特權，即信息生產先過濾后輸出的機制已經改變，“人人都是麥克風”的信息生產的“大數據”時代真正到來。虛擬社交主體有著、討論信息的權力，這種虛擬交往是在“流動空間”中進行的，它是建立在新數字信息和通信技術基礎上的一種虛擬社會組織方式。比如微信傳播中的“搖一搖”、“查找附近的人”等新傳播方式的興起，就給虛擬管理帶來較大難度。這樣，社會管理目標的實現就必須通過引導民意和社會動員來實現，若還依照傳統管理網絡的手段來應對，虛擬社群管理的控制能力就會大大降低。
四、全媒體網絡虛擬社群建設中創新社會管理的路徑選擇
1.構建多元化的治理體系，加強虛擬社群治理的結構創新
加強虛擬社群管理在內的社會管理結構創新是一項重要任務，其目的就是要改變過去政府單一“管控”的體制機制，應該構建多管齊下的復合網絡虛擬社群管理模式。第一，全媒體網絡的監管體制是根據信息傳播路徑，實行關聯主體監管的多主體的管理體制，信息通信保障歸屬于工業和信息化部，信息內容的把關則屬于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這樣必然導致各管理部門監管的邊界模糊，責權難分，造成“監管真空”。因此，要加快媒介融合中的體制改革與建設，加快“三網融合”的步伐，改變政府部門的“多頭管理”、“職權交叉”現象，真正做到監管的協調性、互補性和統一性。第二，相對于全媒體網絡融合形成過程，法治管理還剛剛起步，跟不上全媒體發展的速度而顯露出滯后性，出現監管空白。多主體監管也不可能解決媒介融合所帶來的諸多問題，應該建立超脫行業利益的第三方獨立監管（政監分離）的新機制。不可否認，虛擬社會是現實社會的延伸，卡斯特（2001）指出：“虛擬社群確實是社群，但不是實質的社群，不會遵循實質社群的那種溝通和互動模式。但虛擬社群并非‘不真實’，而是在不一樣的現實層面上運作。”因此，必須將網絡虛擬社群成員的信用信息納入法律規范進行管理，從根本上解決形形色色的網絡交往的失范問題，以完善虛擬社會失信懲罰機制。第三，全媒體網絡社交活動必須加快法規制定，完善行業自律規范。事實表明，諸多網絡缺失問題，導源于網絡律規的不健全不完善。我們要加強網民的自我管理、自我調節能力，更要加強網絡運營商的自我監管。政府是宏觀調控和管理，網絡運營商則可以發揮自身的優勢，在推出全媒體網絡社交平臺的同時，強化對機房、網絡接入點的管理，開發相關過濾軟件凈化網絡交往或設置固定網絡監管人員，全面強化網絡社群的監管。這樣，才能多種管理手段綜合運用，全方位地實現良性管理。
2.加強網絡社區的輿情監測，建立輿情快速應對管理機制
實踐證明，網絡輿情對加強社會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動作用。而全媒體網絡的多級傳播性，使得虛擬社群形成多渠道、多節點傳播，網民的情緒、意愿、意見的更易表達并迅速形成網絡輿情，故此我們必須變革社會管理方式。第一，要提高網絡輿情的綜合研判能力。全媒體網絡傳輸技術的發展，大大暢通了網民公共表達的渠道，提高了公民參政的能力。面對網絡社群傳播的活躍，我們必須充分保障網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利用社交媒體充分保障公民依法享有的言論自由，借此平臺來主動進入網絡聽民聲、察民情、納民意、解民憂，增強全局的把控能力。與此同時，我們更要利用新媒體技術帶來的“大數據”時代來臨的時機，兼容各種終端高訪問，隨時分析海量數據，建立政府各種渠道的數據分享平臺，通過“大數據”挖掘輿情，迅速調整管理方式、形成管理對策與措施。第二，要建立各種信息渠道，強化輿論引導。創新虛擬社會管理，各級政府要強化對虛擬社會的服務意識與提升服務能力，增強與健全網絡輿情危機化解辦法和快速的信息機制，如“網絡新聞發言人制”、“大數據新聞呈現制”等，及時準確信息，為公共輿論提供新的引導平臺。第三，要發揮網中“意見領袖”的引導作用。隨著網絡新媒介的出現伴之產生了眾多影響力大的網絡“意見領袖”，如與我國目前發行量超過百萬的19份報紙相比，擁有百萬以上粉絲的微博用戶數以千萬計。網絡“意見領袖”是虛擬空間對網民具有較大影響力的“新意見階層”。2009年6月《哈佛商業評論》的調查報告稱：Twitter最活躍的10%的使用者產生90%的推訊。從眾心理是中國傳統群體心理的一個突出特點，全媒體網絡交往中從眾心理往往會導致社會熱點的放大，因此，我們必須注重網絡思想引導和共識凝聚，健全預警防范機制，掌握網絡輿情，及時疏導民意與處理網民普遍關注的問題，確保輿論平衡。第四，要加強網絡輿情的研究，掌握其發展規律。然而，近年來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高校，政府部門、社會機構等的研究還不夠。從徐厭平和邵夢潔（2013）的研究結果看，“在檢索到的170篇有效論文中，高等院校網絡輿情類論文數量為151篇，占88.69%，其次是社科院，占4.76%。高校有著其他機構無法比擬的豐富的科研資源，是網絡輿情最主要的研究機構……可見，網絡輿情研究的機構比較單一，學術力量構成比較單一。”
3.加強虛擬媒介使用的素養教育，提高網民識別抵制負面信息的能力
全媒體網絡交往是以符號方式進行的虛擬化生存，網民之間的互動可以多重分解的角色來進行，開放的虛擬空間容易讓人忽視交往的種種約束。無論虛擬社群成員的交流如何具有隱匿性，然而，行為交往主體仍然是現實社會中真實人的延伸，人的媒介素質的高低決定著網絡人際傳播行為的美丑。因此，第一，要提升網民的媒體素質與自律意識，以增強自身的免疫力。國際上傳媒比較發達的國家，諸如英、美、法、日、韓等國早已把公民的“媒介素養”提升納入正規的教育體系中。對比我國，目前“媒介素養”教育遠遠跟不上新媒體的發展速度，我國也應該在大、中學校開設媒體運用公共必修課程，在全媒體環境下，加強青少年虛擬媒介使用的素養培育，讓青少年學生真正掌握新媒體的傳播規律，使他們的媒介信息辨析和應對能力不斷提升。社會運行也應建立公民媒介素質的培訓機構，加強公民的信息獲取、辨識、應用和生產的能力。這樣，才能實現人與人之間健康有效的溝通和良性的互動互利。第二，要加強網民的心理教育與培訓?，F在網絡社區流行著不信任情緒和不滿情緒，這兩種情緒往往是網絡事件的助推源。要解決這些情緒問題，最好的途徑是：一方面要加強政府官員自身媒介素養的提升；另一方面，建立網絡社區心理引導機制，設置優質互動話題（有新鮮感、貼近生活、趣味性強的話題），整合網絡中的“影響力資源”，及時引導網民的心理健康和興趣走向。因此，要積極開展網民的媒介素養教育，強化虛擬社會網民的社會責任，提高上網者、管網者的素質，恪守道德規范與話語底線，明辨是非真偽，推進全媒體網絡社群成員的自律，更多地運用柔性的網絡管理模式來強化虛擬社群傳播的管理。
4.加強“虛擬領土”的有效管轄，實現虛擬世界的全球共建
我國對網絡虛擬和諧社會的建設與安全非常重視，對網絡的治理與控制依然有力，國家在網絡空間行使管轄權，依法實行有效管理。但是，目前治理與控制的效果并不盡如人意，原因是全媒體“網絡傳播最大的優勢之一就是超越了時空、文化、政治的限制，有效地打破了國家、地區之間的各種有形和無形的界限，把世界上不同地域之間的距離縮短為零而連成了一個‘地球村’，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全球性。每個人都是地球村的一個居民，全世界各個角落的人能夠跨越地域、時間、甚至語言的障礙，相互自由交流”（張品良，2006）。這種無中心、無邊界、平等開放、互聯互通的全媒體網絡跨境的網絡生態環境和傳播特點，導致技術層面的監管控制非常難。面對這種情況，我們必須促使社會管理從封閉走向開放，高度重視虛擬社群管理的跨國路徑，依法保障各國網絡空間的信息安全。第一，全球化時代必須建立起世界網絡法治保障體系。全媒體時代各國都在更加開放地融入到國際環境之中，此時若沒有跨國的網絡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就會給各國帶來嚴重的問題，因為網絡決不是法外之地。比如發生在美國的“棱鏡”竊聽事件，就使許多國家成為受害國，因其侵犯了國家主權和人權，而遭到國際的普遍譴責。這就需要制定國際相關法律，以確保各國的網絡安全。第二，建立全媒體網絡的國際協調機制，以更好地促進全球傳播的民主化與現代化。和諧共處、自由交往的網絡世界，應該是全人類共同的目標與追求。我們必須重視網絡虛擬傳播的全球共管、共建、共贏，國與國、民族與民族之間要有足夠的力量和氛圍包容差異，建立起多種多樣的國際網絡治理、管控標準、協調合作的機制，以化解隔閡、控制矛盾、解決重大問題，共同建設一個和諧的網絡世界，為人類創造更多福祉。
五、結論
我國正處于輿論事件高發階段，全媒體網絡社群交往的“雙刃劍”效應此時此刻更加凸顯，各種新問題、新矛盾、新風險在全媒體網絡交往中不斷涌現，影響著社會的安穩與和諧，對社會管理增加了難度，考驗著政府和社會的執政與應急管理的能力。與此同時，全媒體網絡又是創新社會管理的重要力量，面對網絡虛擬社群新的發展狀況，我們必須創新社會管理與加強網絡治理。然而，全媒體環境下網絡虛擬社群發展及社會管理創新這種管理又不能沿用傳統一事一治的局部性被動的辦法，而是要創新虛擬社會管理的形式，統籌虛擬社會和現實社會的管理，形成符合網絡社會的本質、順應虛擬社群交往發展趨勢的管理方式，即建立政府主導→市場自發調節→第三部門參與管理的剛性管理與柔性管理相結合的社會協同管理形式，從而實現“政府管理社會”和“社會自治管理”；從國內治理到國際共管的新模式，打造全媒體時代虛擬社群人性化、互聯化、智能化為特征統籌整合的全新管理平臺，培育虛擬社群的公共精神，形成社民共同的價值觀與良性互動，使虛擬人際交往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作者：張品良 單位：江西財經大學人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