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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會管理創新和提升居民主觀幸福感既是破解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難題的關鍵舉措，又是推動幸福導向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轉型戰略。社會管理創新和提升居民主觀幸福感存在著互促互動機制：一方面，提升居民主觀幸福感有利于拉動社會管理創新并促進高質量發展的幸福價值歸屬。另一方面，社會管理創新又有利于推動“幸福產業”驅動式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和居民主觀幸福感的提升。
關鍵詞：高質量發展；幸福產業；社會管理創新；主觀幸福感；互動機制
一、提升居民主觀幸福感對社會管理創新的拉動機制
追求幸福是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終極目的。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創新方式之一，社會管理創新應當把居民主觀幸福感的提升作為其發展目標和價值歸屬。居民主觀幸福感提升對創新社會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拉動作用。2012年6月28日，第六十六屆聯合國宣布把每年的3月20日定為“國際幸福日”，其根本動因就是把追求幸福和福祉視為全世界人類生活中的普遍目標。然而，現實經驗證明，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單純追求GDP增長并不可能必然地相應會帶來人民幸福感的同步增加，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和社會文明進步。經濟學家們曾相繼提出相對消費理論、適應性水平理論、幸福悖論、福祉經濟理論、加拿大真實財富理論（凡勃倫ThorsteinVelben，1899；杜森貝JamesS.Duesenberry，1949；坎貝爾DonaldT.Campbell,1971；Easterlin，1974；黃有光，2005；馬克•安尼爾斯基Mark•Anielski，2010）等都說明人們的幸福感除了受到收入的因素影響以外，還會受到環境污染、失業、通貨膨脹、政府治理、社會資本、公共支出、城市化等諸多因素的影響。與此同時，盡管人們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可是幸福指數并沒有隨之同步增長。因為“為了追求GDP增長，我們可能最終造成一個國民生活狀況更糟的社會”。另外，從幸福量化實證的角度來看，隨著英國新經濟基金的“快樂星球指數”、大衛•布蘭奇勞爾和安德魯•奧斯瓦的福利函數、馬克•安尼爾斯基的真實財富模型、聯合國公布的“世界幸福指數”以及我國政府和學界陸續公布的“人均GDP含金量”、“幸福指數”、“綠色指數”、“美好生活指數”、“民眾獲得感”等多種內涵形式的幸福感量化指標不斷出現，積極尋求適合自身國情的不同幸福發展模式已悄然成世界各國政府工作的重點內容。根據聯合國《世界幸福報告2017》的顯示，根據人均GDP、社會支持、預期壽命、社會自由、慷慨和缺乏腐敗等因素作為衡量每個國家或地區公民主觀幸福感的量化標準，我國居民平均主觀幸福度卻不如20世紀90年代的水平。長期以來，我國一直重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更加關注GDP指標在宏觀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據黨的報告數據顯示，十二五期末，“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從54萬億元增長到80億萬元，穩居世界第二，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目前，中國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經濟發展前景、潛力無限。但是，該報告中也明確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因為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要在發展中補齊民生短板、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使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在我國社會矛盾已發生變化根本性的變化條件下，將幸福價值目標融入經濟社會發展過程，著力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化解發展中諸多不幸福不和諧的因素已成為關系改革發展成敗的重難點。因此，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追求“質量第一、效益優先”的高質量發展為核心目標的現代化經濟體系發展模式應運而生。即在繼續保持生產力一定發展速度的同時，更加注重發展的質量，更加注重“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幸福已經成為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領航燈”。提升居民主觀幸福是拉動社會管理創新，更是完善政府宏觀政策調控測評體系的內在要求。當前，我國把幸福戰略作為經濟社會轉型的重要方向。在幸福轉型期，社會化的背景下，提升社會管理水平，解決老百姓的民生問題，關注群眾的幸福生活更成為目前我國學界和政府需要解決的發展難題。從政府層面來看，“幸福江陰”、“幸福廣東”等是政府幸福實踐的有益探索。從理論學界來看，邢占軍（2005）從知足充裕體驗、心理健康體驗、成長發展體驗、社會信心體驗、目標價值體驗、自我接受體驗、人際適應體驗、身體健康體驗、心態平衡體驗和家庭氛圍體驗十個方面建構居民的主觀幸福感指標體系。此外，積極健康的休閑也已成為影響居民幸福感的關鍵變量（中國旅游研究院，2014；李粉等2018）。基于此，筆者根據中國規模最大媒體民生調查活動《中國經濟生活大調查》的歷年相關數據整理發現（如圖1所示），以2012年、2016年度為參照，2017年影響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前三大因素中主要包括收入水平（46.10%）、健康狀況（53.70%）、婚姻情感狀況（34.60%）。尤其是，目前健康狀況已成為超過收入水平的首要影響因素，但收入水平仍然是影響當代中國居民的重要因素。正如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劉偉教授所說，“影響幸福指數的因素固然很多，但經濟成分無疑是最本質、最核心的因素之一。”與此同時，社會保障、人際關系、生態環境等因素對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影響作用繼續增加。由此可見，通過找出制約和影響主觀幸福感的經濟因素、社會因素、文化因素、生態因素等可知，主觀幸福感的獲得與提升必然同經濟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建設、生態建設、政治建設的“五位一體”格局緊密相聯。值得一提的是，盡管社會管理具有構建主觀幸福感的功能作用，但是要想真正地發揮這種功能作用還要取決于：第一、社會管理是否健全；第二、社會管理是否能夠積極優化配置經濟社會資源；第三、社會管理是否能夠有效改善經濟社會結構；第四、社會管理是否能夠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簡言之，即通過社會管理創新來滿足并擴大新常態下全社會居民的有效需求，進而增進人類的幸福福祉。尤其是，總理在2016年的夏季達沃斯論壇開幕式致辭時，曾提出促進“旅游、文化、體育、健康、養老”五大幸福產業快速發展。這些與人民的生活質量和幸福感緊密相關的“幸福產業”所強調的不僅是“產業”，更要求“幸福”，實際上是現代社會民本、民生思想在經濟領域的直接體現。提升居民主觀幸福感作為改革發展的目的和價值歸屬，需要積極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社會發展方式，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和幸福產業質量提升。這將有助于拉動并增強社會管理理念創新、制度創新、體制機制創新、方法創新等方面能力水平提高。與此同時，這一點也可以從《國家關于進一步擴大旅游文化體育健康養老教育培訓等領域消費的意見》、全國老齡辦等25個部門印發的《關于推進老年宜居環境建設的指導意見》中有關滿足老年人的使用需求，以此增強老年人幸福感、獲得感的政策措施中窺探一二。
二、社會管理創新對提升居民主觀幸福感的推動機制
社會管理是幸福水平的重要來源，社會管理創新對提升居民主觀幸福感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一）社會管理創新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以人民為中心，為提升主觀幸福感提供其所必需的民生權益基礎保障
社會管理創新強調人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主體性地位，一切以維護好廣大人民群眾最根本、最關心的切身利益為根本出發點。其核心在于服務民生幸福。社會管理創新通過對生存、生活、生計三個民生幸福的基本層次產生作用影響。特別是，社會管理體系創新有助于推動家庭、消費、休閑、環境等領域更多體現出居民對醫療、教育、安全、養老、社會保障、環保等經濟、社會、文化生活條件的獲得感和幸福感。以內蒙古包頭市為例，2016年包頭市政府也通過社會管理創新，相繼出臺一系列政策如《關于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的實施辦法》，積極引導社會資本在旅游、科技、健康、體育、養老等服務業領域加大投資力度，不斷提升服務品質、增加服務供給，有效地提升由于加快“幸福產業”驅動式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給居民生活增進的“幸福感”。
（二）社會管理創新堅持服務優先的理念，為提升主觀幸福感提供其所需要的服務權益基礎保障
在社會管理創新領域，政府必須對社會事務進行管理，并且規范相應的社會政策。因此，在社會管理創新進程中，政府要以建設服務型政府為其施政目標，切實轉變政府的各項職能，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以服務為優，在服務中積極落實強化管理。尤其是，政府應加快推進均等化、市場化、城鄉一體化的公共服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新。其中，最主要的是，要在服務群眾、企業和整個社會發展過程中融入政府社會管理的價值目標，以此不斷增進群眾對政府服務狀況的獲得感和滿意度。以多次考察的內蒙古錫林郭勒盟為例，2017年該區通過加快公共服務供給側改革，補足社會建設的短板,促進社會管理創新，形成以“集中居住、養老育幼、政府扶持、多元運營”為主體，能夠充分體現蒙古族文化底蘊和民族風情特色的“養老扶幼型、醫養結合型、民俗頤養型”等休閑養老服務產業發展模式。與此同時，該區以智能信息管理養老平臺開發為基礎，通過創新政府在醫療、保健、文化等方面為牧區老年人提供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不斷提升公共服務供給質量，形成以社區服務組織、慈善惠民超市為載體的牧民養老園區發展新模式。以此，不僅有效破解牧區養老問題，實現家庭老人“老有所養”，而且為加快“幸福產業”高質量進程中產業系列品牌建設打下良好的基礎，推動“幸福產業”驅動式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同時，增進該區居民對政府服務狀況的獲得感、愉悅感和滿足感。
（三）社會管理創新堅持協同合作，為提升主觀幸福感提供所必需的政治權益和文化權益基礎保障
社會管理創新強調發揮非營利的社會組織和基層自治組織的功能，積極培育各類社會組織，進一步明確基層社會自治組織和社會中介組織等主體的社會管理責任。通過全社會的協同合作、民主管理，有效整合經濟社會發展資源，不斷擴大公民參與社會管理的渠道，努力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主體多元化格局，使居民的政治權益和文化權益得到充分保障的同時，充分體驗主人翁的地位，進而增進居民對社會民主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滿意感、安全感和價值感，有效提升居民的政治幸福感和文化幸福感。
（四）社會管理創新堅持綠色發展，為提升主觀幸福感所必需的經濟權益、人文權益和生態權益基礎保障
社會管理創新要求堅持生態優先，堅持以綠色經濟、低碳經濟、循環經濟、生態經濟等形式的綠色發展道路。即進一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一、二、三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提升產業發展質量，為建立現代化經濟體系提供必要條件準備。更重要的是，社會管理創新要求整合社會資源，大力培育和發展人力資本、社會資本以及生態資本，從而為群眾主觀幸福感的提升提供相應的經濟權益保障同時，協調保障人文權益和生態權益。進而，有利于促進人民群眾對人文環境、生態環境的滿意度，有效提升居民的文化幸福感和生態幸福感。以內蒙古自治區為例，綠色是內蒙古發展的底色和潛力。70多年來，該區先后制訂“保護牧場、禁止開荒”、保護草原森林、禁止亂墾濫伐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落實生態文明建設。其主要是做法是率先在全國實施草畜統一經營責任制，制定《內蒙古自治區草原管理條例》，推行生態補獎制度、領導干部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以及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等一系列嚴格制度，大力推進資源節約、污染防治工作，有利于推動資源利用方式實現根本轉變。從發展質量來看，根據歷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6年，全區的人均生產總值達到74069元，仍居全國前列（如圖2所示）。甚至，單位生產總值能耗下降4%，主要污染物減排也達到國家要求。與此同時，不僅從發展的動力結構來看，創新驅動正逐步代替傳統產業驅動；而且從市場結構來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也更加凸顯，市場活力變得更強。據有關資料顯示，2016全年專利申請量增長25%，新登記市場主體36.7萬戶，增長8.3%，平均每天超過1000戶。由此，積極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長期堅持綠色發展對于增進居民主觀幸福感具有非凡的意義。
三、結論
提升居民主觀幸福感有利于拉動社會管理創新并促進高質量發展的幸福價值歸屬。同時，社會管理創新有利于推動“幸福產業”驅動式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和居民主觀幸福感的提升。兩者存在互促互動的機制作用（如圖3所示）。然而，基于個人心理體驗的主觀幸福感會因不同標準而產生因人而異的差別性。要想縮小這種個體的幸福感差異，提升居民的幸福感水平就必須通過社會管理創新，以突破原有的管理理念、管理體制機制、管理方法等主要內容，不斷超越現有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態和程度?；诖?，這樣才能解決好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促使經濟社會實現高質量發展。與此同時，為人的全面發展提供良好的物質基礎和經濟社會環境，使人們能夠感受到生活更加幸福，更加美好。換句話說，只有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圖主線，以生態文明建設為中心，以幸福產業高質量發展為驅動，使經濟資源、社會資源、文化資源、生態資源等實現最優配置，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進而，推動經濟社會“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位一體高質量發展，才有可能促使全面發展，也才有可能提升人們的主觀幸福感。眾所周知，目前我國正處于經濟結構轉型和社會體制轉軌的“雙轉型”關鍵時期。特別是隨著“互聯網+”、數字經濟、網絡經濟等不斷加速，社會結構變革持續加快的同時，社會利益日益分化、收入分配方式形式也日益呈現多樣化的狀態。我國的發展“黃金期”與矛盾“凸顯期”并存。因此，如何針對當前我國社會管理創新和提升居民主觀幸福感相互影響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尋找出其制約因素和原因，從而提出實現兩者互動并進的路徑選擇是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問題。更為重要的是，學界應高度重視如何將這種互動機制運用到不同區域特色“幸福產業”、“休閑養老產業”等產業發展問題的相關研究中。
作者:杭麗 單位:云南大學旅游文化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