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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釋道三家的天人合一觀念體現在古代建筑實踐上又有一定區別:儒家將三綱五常思想契入到建筑理念當中，特別是用綱常思想嚴格規范和約束宗祠建筑;佛教則把慈悲友善意識灌注到殿宇建筑之中，注重以輪回教義掌控和規制大大小小的佛寺;道家將地闊方圓的宇宙觀和返璞歸真的自然觀融入建筑理念，強調建筑物我一體、主客無間、臻于化境的效果。值得一提的是，作為道家思想重要組成部分的易經對于中國古代建筑的影響較為深遠和廣泛，時至今日風水意識(術語為堪輿之術)無論在鄉村還是在都市還在或隱或顯地左右著建筑發展。過去我們一直都把風水意識作為封建迷信加以撻伐和批判，但是堪輿之術的確含納著濃郁的天人合一意識，不僅不應加以否定甚至應當通過堪輿之術來彰顯現代建筑天人合一的主題。在一個社會結構處于超穩定的文化環境里，無論儒家、佛家還是道家，都把人本意識、自然意識和和諧意識熔鑄在建筑中，使中國古代建筑在漫長時間里律動著天地人相融相洽、同質同構的基調，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注重建筑環境與社會結構的協調，凸顯建筑平面布局和空間組織的集聚性、層級性和教化性，強調建筑氤氳著以綱常為統領的倫理道德;二是注重建筑環境與人際關系的契合，講究以家庭院落為基點，街坊鄰里為載體，社區地域為依托的社會網絡系統;三是注重建筑環境與人文精神的統一，倡導外在屋頂、斗拱、柱廊與典籍、詩文、書畫的巧妙融匯、虛實相生?？傊?，中國古代建筑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具象表現，是民族人文傳統的物化表征。盡管歷經無數次社會變革動蕩，經過多個封建王朝輪換交替，建筑活動和建筑風貌均未發生實質性調整和根本性改變，中國傳統文化獨具的封閉性和穩定性塑造的建筑審美觀念漸趨嬗變為一個缺乏生機與活力的封閉體。
歷史并不總是只向人們呈現一副面孔。建筑文化是在先進與保守等正反兩方面因素的此消彼長中推進的，是在諸種錯綜復雜的歷史變量的交織重疊中前行的。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接踵而來，不自覺地拉開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而作為文化重要載體的建筑，成為中西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環節。公元1581年，意大利傳教士利馬竇途徑澳門抵達中國廣東省端州府的所在地肇慶，并于次年在肇慶建造了我國境內第一所教堂［2］，西方建筑文化從此在中國粉墨登場。從明季萬歷年間到清朝中晚期的漫長歲月中，西方建筑文化對中國建筑持續地產生影響。這期間除了傳教士在北京、南京等地建造了諸多教堂、鐘樓、天象臺等西方建筑外，還對中國傳統建筑注入了西式建筑文化元素?！稉P州畫舫錄》記載了西方造景手法在當時揚州園林設計和構建中的具體運用，其中最重要的是意大利巴洛克花園的布景技巧;《紅樓夢》描寫劉姥姥在賈寶玉臥室中見到一面大鏡子，這面鏡子是純正西方建筑的室內裝飾用品。另外，在天津、廣州、揚州、武漢等開埠較早的一些城市，西方建筑風格逐漸在當地商鋪和民居上落腳駐足，成為一些開明士紳追求的房屋式樣。這期間個別封建皇帝也開始接受和認可西方建筑文化，允許甚至支持傳教士建造西式建筑，最具代表性的當屬乾隆啟用王致誠、郎世寧等傳教士建造的圓明園［3］，其中長春園中的一組西洋樓全部借鑒了歐洲宮廷建筑風格，是意大利巴洛克式建筑和法國洛可可式建筑有機結合體。這組西式建筑包括諧奇趣、蓄水樓、養雀籠、方外觀、海晏堂、遠瀛觀、三套大型噴泉和十幾個庭園，這些單體建筑的柱式、檐口、基座、門窗、扶手、平臺、臺階、雕刻等均由傳教士親自設計并監督工匠施工，這一建筑群與中國傳統園林建筑相反，體現出軸線控制的特點和均齊對稱的特征。由于明清兩代皇帝以上邦天朝大國自居，對傳教士從事西方建筑文化傳播和實踐活動既適度支持又嚴格限制，所以，西方建筑文化在這一歷史時段內并未對中國傳統建筑產生太大影響，僅僅停留在局部領域和表象層面，在當時國人眼中，西方建筑與利馬竇跨洋越海帶來的自鳴鐘毫無二致，被納入“奇技淫巧”的范疇，只能作為欣賞和把玩的對象而已，這也表明在近代以前的中西建筑文化交流過程中，國人秉持高高在上的俯視態度，而西方人則處于被動拘謹的尷尬處境。
二、近代以后中西建筑文化深度融合
從總體發展趨勢來看，建筑文化和其它文化形態一樣，其演進的基本軌跡是從相對獨立的民族文化經過與別樣建筑文化的交流交匯而逐步走向世界建筑文化。在傳統社會中，受思想觀念閉隘、生產力水平低下、交通工具單一、觀察世界的視角視野狹仄等因素的羈絆和束縛，建筑文化在更大范圍內交流融匯幾乎不可能，各國家建筑文化一般是相對獨立地存在和發展。資本主義的現代化的社會大生產與范圍不斷拓寬的全球性交往和交換市場的確立，開辟了各個國家建筑文化相互交流交匯的嶄新時代。這種建筑文化的交流交匯有時是借助和平和平等的方式進行的，有時則是通過野蠻的武力征服和強硬的殖民統治來實現的，近代中國和西方建筑文化的融合走的無疑是后一條道路。19世紀20年代以前的中國，建筑文化仍沿襲舊時規范，西方建筑在彼時的中國僅為新異之物，中國傳統建筑體系尚未從根本受到侵襲和損害。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以后，伴隨西方列強對中國土地的分割和占領，包括西方建筑文化在內的西方文化通過各種渠道和途徑傳入中國，西方建筑文化大舉進入且安營扎寨逐步改變了鴉片戰爭前中國傳統建筑文化獨撐天下的局面，中國傳統建筑文化的“合和之美”“中庸之美”遭遇西方建筑審美觀念的有力挑戰和巨大沖擊。在這種歷史條件下，為了滿足經濟社會深刻變革對建筑領域的新要求以及順應西方近代工業文明快速發展的新形勢，中國傳統建筑文化與西方建筑文化在設計理念、建筑材料和施工技術等方面進行接軌和融合就成為一種歷史必然。
與中國傳統建筑文化求穩不同，西方傳統建筑文化是在求變中演進的，無論建筑式樣、建筑結構、建筑材料、建筑手法都在不斷地調整著變換著更新著。從2500多年前古希臘雅典衛城上建構起的第一批神廟開始，期間經歷了古羅馬、拜占庭、中世紀、文藝復興、巴洛克等發展階段，西方建筑“修正古代的規則，并且創造新的規則”，呈現出以人性化神本化為旨歸的多種形態。西方這種體現宗教神靈精神和“出世”思想的建筑文化對中國建筑的浸潤、滲透和交融，極大地改變了中國傳統建筑的風貌，使中國近現代建筑向中體西用、西體中用的繁復圖景靠攏和轉換。如前所述，最早出現在中國土地上的西方建筑是傳教士建造的教堂。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在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中宗教占據至高無上的位置，天主或基督是絕大多數西方人的宗教信仰，傳播天主教或基督教是傳教士義不容辭的職責，而傳經布道的場所就是神圣肅穆的教堂，所以，教堂在西方人心目中應該是最好的建筑。早在明末清初之時，由西方傳教會出資在北京建造了天主教堂，清朝順治、康熙時期對建造教堂比較寬容，雍正皇帝君臨天下后立即頒布“教禁令”，已經建造完畢的教堂被關閉停用，后來個別教堂被官府和民間棄絕和焚毀。鴉片戰爭結束后，攝于英、法、德等國的威逼和脅迫，滿清政府不得不對雍正頒發的“教禁令”予以廢除，京內外被關停廢棄的教堂重新發還教會，以此為發軔和肇端，各種各式的西方教堂開始在中國各地不斷涌現，僅1843年一年英國人就在廣州建造了6座教堂［4］。由于這些教堂絕大部分為西方教會組織或神職人員出資修建，因此，近現代中國的天主教堂幾乎全部以西方建筑式樣為主，而最為流行的當屬哥特式風格。神學美學認為，哥特式教堂是上帝的居所，將人在俗世間對上帝的尊奉和向往，變成基督對人顯示其存在的特定場域。特別是直刺云天的塔尖把內蘊豐贍外觀壯美的教堂嵌入天地之間，猶如自然界一片幽謐的森林，為篤誠虔敬的心靈埋下信仰的種子。在中國較早出現的且非常有代表性的哥特式教堂，當屬1910年由英國建筑師W．M．Dowdall設計、法國上海建筑公司建造的上海徐家匯天主教教堂;而于此前的1888年建成的北京西什庫教堂，雖然建筑材料全部取自中國本土且施工工匠也均為中國人，但教堂建筑風格依然是哥特式，只是該教堂的規模不如徐家匯天主教教堂宏大精巧。當然并非所有在中國建造的教堂都是哥特式的，例如始建于1907年3月的哈爾濱索菲亞教堂，是如今中國保存最完好的拜占庭式建筑，也是遠東地區最大的東正教堂。
如果說教堂建筑彰顯的是純粹西方建筑文化，那么星羅棋布于中國各地的其他方面的西方建筑則包蘊或多或少的中國建筑文化元素，不僅富有一定的實用功能，而且呈示著中西合璧的意蘊。換言之，盡管教堂在中國出現得較早而且數量較多，但其畢竟只是扮演著心靈寓所和精神港灣的虛妄角色，對中國饞涎欲滴的西方列強們絕不甘于在用船堅利炮打開大門的古老東方國度里建造若干謀虛逐妄的教堂，他們的真正目的是竊取這塊土地上的資源和財富，充填殖民者無比貪婪的胃口，因而這一時期比教堂規模更大、比教堂數量更多的西方建筑是與興辦實業搭界的商業建筑和行政建筑。例如，建于1917年的上海浦東陸家嘴路的陳桂春商行是一個綜合中西建筑文化優長的復合性折中式建筑，該商行是一座四進三院的宅邸，院內空間格局呈方塊型，軸線對稱明朗，四周房屋疏密有致，外相屬于典型的中國式院落。但正房兩端的開間采用西式風格，如天花板、地板、衛生間、百葉門都吸納了西方裝飾手法，兩側廂房鑲嵌的是中式格子窗，而居中一間空廊的兩根木柱采用柯林斯柱頭加以裝飾，與中式格子窗相映成趣，達到中西建筑藝術水乳交融的奇妙效果。再比如，始建于1906年位于哈爾濱中央大街上的馬迭爾賓館，建筑的立面處理完全采用西方建筑手法，通過對門窗、陽臺、女兒墻和室內穹頂的設計裝飾體現出“新藝術”風格。而對陽臺和女兒墻的設計則運用中國傳統建筑模式，特別是女兒墻以磚砌體為主，以柔軟、靈動的曲線勾勒出極具氣勢與動感的造型，整個建筑仿佛具有鮮活的不竭的生命力。行政建筑在我國歷史悠久、積脈深厚，歷朝歷代不同級別的行政官員都有自己的辦公用房———衙府官邸。這些衙府官邸的建筑布局都是模式化的平房院落式，屬于典型的中國傳統建筑。鴉片戰爭已降，西方建筑多層式樣的引進使中國一些城市開始發展多層樓房院落式的行政建筑，并以此為基礎，設計建造將西方建筑特色與中國傳統建筑風格相結合的行政建筑。例如，在清末民初的北京，美國人CharlesDavisJameson設計建造了外務部迎賓館，該賓館大門建筑采用西式拱形風格，但大門外兩側擺放了兩個碩大石獅，兩旁毗連的也是中式琉璃瓦紅墻，整個建筑儼然是一座西方式的中國衙門。
如果對建筑最初功能進行追本溯源，不難發現無論是中國建筑還是西方建筑都是供人類居住的場所，是人們遮風擋雨、休憩飲食的場地。中國進入近現代后，社會生活結構和人們生存方式發生很多變化，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西方現代建筑與中國傳統民居交匯后衍生出新的住宅，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城市居民的居住空間結構，這方面以清朝咸豐年間我國近代城市建筑發展中出現的里弄式民宅為顯著標志。里弄式民宅盡管在國內很多城市都有其蹤影，但最集中的城市當屬上海。上海里弄式民宅建筑誕生于19世紀初，其最初形態就是模仿西方聯排式住宅的木板房屋，隨著時間的不斷推移和居民對安全需求的日趨強烈，容易失火的木板房屋被磚木立帖結構的石庫門民宅所取代。這種里弄式民宅屬于單體建筑，其平面結構雖然繼承了中國北方的三合院、四合院特點，并兼具中國江南傳統民居的優長，但在整體布局上仍然借鑒西方聯排式建筑式樣，所以，從外貌特征對其審視應是西洋建筑，從綜合效能對其衡量應是中西聯袂建筑;到了十九世紀中葉，這種石庫門住宅在上海又出現新的升級版，即建筑材料由磚木混合改為單純的石磚，同時在建筑體外立面上增添了陽臺，安全系數和整體功能均得以提升。但里弄內部仍保持歐洲聯排式條狀住宅格調，門面裝飾也賦予更濃郁的西洋化風格;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這種石庫門住宅再次演變出新式里弄住宅，西方現代建筑形式被放大，建筑的安全性和舒適性被置于次要位置，謀求商業利益成為里弄建筑的第一要義。這一時期的里弄民宅為今天人們所熟知的就是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現上海興業路76號石庫門。
三、進入現代后中國對西方建筑文化主動吸納
從文化學的視野來打量，西方建筑文化植根于古希臘理性主義和希伯來精神，理性和上帝是西方人的兩大精神支柱，其中理性主義文化精神尤為重要，它不僅哺育了燦爛的古希臘古羅馬文明，也支撐著整個西方現代文明。作為西方現代文明的主導型文化精神之一的技術理性主義，直接導源于希臘的古典理性主義，是傳統理性主義同文藝復興的人本主義精神及現代科學技術的結合體，它不僅直接構成西方建筑文化的內在機理，而且成為西方建筑藝術被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主動吸納的文化誘因［5］。如果說鴉片戰爭結束后的幾十年里，西方建筑文化在中國落地生根是列強欺凌、殖民統治的結果，那么辛亥革命特別是“”以后中國政治經濟開始步入現代史軌道，基于對西方現代文明的渴求和時展的需要，中國對西方建筑文化的借鑒采納開始持積極主動的姿態，于是乎20世紀20年代之后西方建筑活動在中國沿海和內地迅速鋪展開來，僅僅十幾年時間內眾多不同流派、不同風格、不同功能、不同類型的西方建筑在中國被建造出來，其中包括一些以人本主義精神和現代科學技術為內核的現代建筑，以此為轉折點，中西建筑文化開始了實質性的融合，中國傳統建筑體系發生根本性變化。表現在硬件方面，新型建筑材料———鋼材、水泥和鋼筋混凝土等純金屬材質被大量進口并廣泛應用于建筑領域，先進的技術和手段的運用使中國近代建筑開始向現代建筑轉軌變形;表現在軟件方面，中國建筑工匠們“師夷長技”，自覺學習掌握西方建筑的理念、手法和技巧，主動接受相關專業訓練，提高建造西式建筑的本領。在軟硬件雙重作用下，現代西方建筑由近代的嶄露頭角演化為現代的大放異彩，具體表現就是在大城市中磚木結構的中國傳統建筑日漸讓位于鋼筋混凝土的西式建筑，不斷增高的高樓大廈逐步取代平房化的院落空間，快捷舒適的室內設施逐漸淘汰機械手動的設備。例如，1932年由中國商人顧聯承建造的上海的百樂門舞廳和1928年由中國商人高永清與美國人亞伯特•華納建造的大光明電影院，不僅采用當時最新型的現代建筑材料，而且體內裝修及設施也全部使用西方先進的模式與技術，二者代表了當時中國現代建筑的新潮。文化的發展不能用邏輯來判斷和推測，有時要被政治事件和社會動蕩所打斷和阻隔。就在西方現代建筑思潮開始全面影響中國建筑領域時，中國社會進入了為期八年的抗戰戰爭和為期三年的解放戰爭，西方現代建筑在中國的發展舉步維艱甚至扭曲畸變。
1937年“九•一八”事變后，東北三省很快便淪落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在這塊日頑鐵蹄踐踏蹂躪的土地上，經日本扶植的偽滿洲國進行了有限度的建設，尤其是在作為偽滿“新京”的長春，由日本建筑師設計的偽皇宮和偽滿“國務院”，將西方古典建筑符號，東洋帝冠式屋頂和中國古代牌坊等因素進行雜糅組合，建成不中不洋、不倫不類的殖民建筑，是中國被屈辱遭奴役的歷史見證。在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時期，由于戰爭初期敵強我弱，中國政治中心和軍事、經濟、文化力量被迫向西南撤退和轉移，導致川、滇、黔等西南各省特別是作為陪都的重慶人口數量激增，人口的增加必然引發對居所的需求，產生大規模的建筑活動在所難免。但受經濟拮據、資金緊張、臨時避難、躲避空襲等主客觀因素影響，在重慶、貴陽、桂林、成都和昆明等城市建設的辦公建筑和民居建筑大都結構單調、材質單一、風格雷同、設施簡陋，除了極少數為西方現代建筑，絕大多數又回歸中國傳統建筑，中西建筑文化融合之路陷入困境。解放戰爭期間，國共兩黨動員轄區所有資源和力量用于保障戰事，建筑發展幾乎停滯不前，甚至很多優秀的古建筑和現代建筑毀于炮火，中國近現代中西建筑文化融合如同“過山車”一樣，在坎坷曲折的路途中踟躕而行。
簡要回顧和概括總結近現代中國傳統建筑文化與西方建筑文化的交融歷程和整合成效，對于處于全球化時代的我們具有很大啟發:無論中國傳統建筑文化對于文化消費時代具有多大價值，那都將是我們在未來的文化消費時代中才去思考的問題，而在當下推進城鎮化的進程中，我們切不可過分看重中國傳統建筑文化對建構城鎮化的意義，而應當更多地看到二者之間還存在著很大的拒斥力。換言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更緊迫地要求我們不能再用固執的道德尺度和濃重的歷史情結，企圖超越歷史階段地揚棄城鎮化的一切弊端而沉浸于對其成果的享受中。在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席天卷地的當今時代，我們應該以包容的胸襟、開闊的視野和豁達的心態對待和接納包括西方建筑文化在內的一切先進文化，正確處理好中西方建筑文化的關系，既要弘揚中國傳統建筑文化的優秀質素，又要摒棄西方建筑文化中的不良因子，最大限度地將二者統一于推進城鎮化的實踐中。
作者：徐群英 單位：浙江育英職業技術學院 藝術設計與人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