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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紀70年代，由于數字技術的出現，從而導致產業之間有所交叉，引發學術界對產業融合問題的研究。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服務經濟這種社會經濟形態促進了產業融合的發展。本文從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的內涵及分類、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融合發展研究以及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融合發展政策體系研究三個方面，系統的梳理了國內外的研究成果，并對現有研究成果進行評述，從融合機理和政策體系雙視角，探索性的提出未來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融合發展的研究方向。
關鍵詞：先進制造業；現代服務業；文獻綜述
0引言
隨著網絡技術與計算技術的不斷發展，為產業之間的融合發展提供了基礎；通過產業的融合發展，可以促進新技術、新產品、新市場、新結構及新興產業的發展（周振華，2003）。隨著全球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使以“智能、數字、信息”為代表的新興產業快速發展，“工業經濟”逐漸轉向“服務經濟”。當一個經濟體發展到以服務業為主時，則產業升級動力的絕大部分來自于服務業與其它產業的融合（鄧麗姝，2013）。傳統產業與戰略性新興產業之間的產業融合，是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發展的必然選擇（陸立軍、于斌斌，2012）。而現代服務業是創新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知識傳播的重要載體（RonnieJ－Figueiredo，2017）。根據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的內涵及其發展特點，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的融合發展是未來產業發展的必然趨勢（周曄，2010）。
1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的內涵及分類
“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是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在服務經濟這種新的社會經濟形態下產生的新概念，國內外學術界對“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的內涵界定尚無統一標準。美國政府在1992年提出，先進制造業就是擁有先進制造技術的行業。之后，瑞士將知識密集型制造業定義為先進制造業（《未來的瑞士制造業》報告）。國外學者認為，先進制造業主要是使用先進制造技術、新興技術手段的產業（HassanBarauSinghry（2016）、Jin（2017）、DimitrisMourtzis（2018））。國內學者認為，先進制造業是使用先進制造技術作為主要技術手段進行生產的制造業（趙玉林、汪美辰，2016）。國內學者對先進制造業的分類，雖然分類結果稍微有些差異，但均將計算機、電子設備制造業、儀器儀表、通用設備制造業、專用設備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納入先進制造業（商黎（2014）、李金華（2017））。對于現代服務業，國外學者通常稱之為“先進服務業”“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等，首次稱之為先進服務業，是在《美國的知識生產與分配》中提到（Machlup，1962）。國內學者對現代服務業行業細分進行了研究，雖然分類結果稍微有些差異，但均將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信息傳輸、技術服務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科學研究等納入現代服務業（洪國彬、游小玲（2017）、梁興輝、蔡沛豐、袁裴培（2018）等學者）。
2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融合發展研究
Vandermerwe（1988）對制造服務化的概念、演進階段、動力機制等進行系統研究，研究結果指出生產性服務業和制造業的邊界變得越來越模糊。張曉鶯（2011）分析了江蘇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的融合發展現狀，指出了制約江蘇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融合發展的因素。劉佳、代明、易順（2014）探討了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融合的生成邏輯，定性的分析了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融合實現機理及路徑選擇，但缺乏數學模型的支撐。胡晶（2015）提出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協同創新的互動融合模式，現代服務業側重組織創新，先進制造業側重技術創新。羅青蘭（2016）基于投入產出表的分析，對廣東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互動融合關系進行了研究，指出制約廣東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互動關系的主要因素是生產要素供給不足、產業層次低。周景麗（2017）分析了山東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融合的動因，提出了基于專業化分工的服務業外包機制、制造業價值鏈的分化重組、信息技術的交互創新三個方面。常騫、季華成（2018）以江蘇省泰興市為例，對推進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融合發展的路徑進行研究，提出先進制造業與現代生產性服務業“雙輪”驅動、融合發展的路徑。費麗明（2019）闡述了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深度融合的難點在于互融共進。張志超（2019）提出以創新驅動為動力，以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為重點推動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深度融合。劉立燕、宋捷羽（2020）基于武漢上市公司視角，從實證的角度分析了武漢先進制造業服務化程度、現代服務業制造化程度，指出武漢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深度融合的制約因素，并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建議。
3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融合發展政策體系研究
提出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稅收政策都能夠促進經濟的發展，尤其是促進高科技企業及高新技術企業發展（Jones，1994）。并且，政府補貼對高新技術產業的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政府通過長期的資金支持，可強烈的刺激企業的技術研發與創新（Ca－pron，1997）。國內學者從市場環境政策、監管政策、財稅政策以及創新政策四個方面，分析了產業融合發展的制約因素以及政策不足之處，提出構建推進產業融合發展的政策體系，具體要強化市場機制，改革財稅體制、完善創新政策支持體系（楊帥，2016）。我國先進制造業的發展，需要引進先進技術、培育優秀的科技人才，加大科技研發投入、提高企業生產效率（李金華，2017）。促進先進制造業發展的重要因素，是完善的政策制度體系、高端的生產要素配置以及優質的產品制造（林蒼松、張向前，2018）。綦良群（2018）對裝備制造業、生產性服務業、政府多主體進行博弈分析，明確裝備制造業進行服務業化、生產性服務業參與服務化、政府實施促進服務化為博弈演化的唯一演化策略。王佳元（2019）定性地闡述了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深度融合存在財稅、用地供給、融資等政策差異和顯性隱性市場壁壘、數據信息壟斷、行業標準及規范建設相對滯后、對新模式多頭管理與監管真空并存以及統計評價體系有待完善等制度障礙。費麗明（2019）從產業經濟的發展角度，闡述了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深度融合是產業發展的必然規律，其深度融合的難點在于互融共進。
4國內外研究評述及未來的研究方向
從已有的研究文獻看，國內外學者已有的研究成果為分析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融合發展問題提供了豐富的借鑒資料，但仍有一部分空白，存在值得商榷之處。就概念界定和行業劃分來看，“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是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在服務經濟這種新的社會經濟形態下產生的新概念，國內外學者對其內涵的認定及行業劃分目前沒統一的標準，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從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方面看，國外學者主要以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為研究對象，對制造服務化的演進階段、動力機制以及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互動機理、互動關系及互動融合發展模式、互動融合的動因及影響因素等方面進行研究。而國內學者以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為研究對象對兩產業融合發展問題進行研究時，多數基于區域角度，存在區域因素的影響，且高質量研究成果較少。在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方面，國內學者主要從單一視角定性分析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的融合發展問題，尚無文獻定量研究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的深度融合的機理、影響融合發展的因素，也無文獻從融合機理和政策體系雙視角，對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的深度融合問題進行研究探討，這是未來探索研究的方向。
作者:趙迎紅 單位:沈陽師范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