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博士論文范例

作者：黃碩 初廣志 單位：中國傳媒大學廣告學院

研究緣起

任何學科發展到一定階段，都會積累數量龐雜的學術成果。這些成果在研究主題、研究方法、研究結論等方面的價值都值得探究。為此，整理學術發展脈絡，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既有學術史方面的價值，又可以對當前的研究提供借鑒。走過三十年歷程的我國廣告學正處于這一階段。部分學者已經從新聞傳播類、廣告類期刊上的學術文章以及碩士論文入手，運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梳理了國內廣告學術研究的發展軌跡。歸納起來，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兩類：

（一）梳理廣告學術發展軌跡以定量研究手法進行歷時分析，描繪廣告學術研究文章在數量與分布、研究主題、論文著者、原載刊物及其他方面所體現出的特點，并對中國廣告學術研究發展的現狀和面臨的問題加以闡釋，揭示出我國廣告事業的階段性發展歷程。例如，何佳訊、王智穎分析了《中國廣告學研究20年主題分布與階段演進》[1]；姚曦、李名亮選取了1979-2002年《全國報刊索引》收錄的共計2375篇廣告學文獻，統計了廣告學論文的發表時間、著者、研究方法、研究取向、研究主題及刊載情況，對中國大陸廣告學論文研究現狀做了詳細的評析[2]；于靜對廣告學期刊論文的數量及主題分布、著者及機構、期刊類別及核心期刊進行了定量分析[3]；鄭歡在分類界定的基礎上，分析了中國廣告三大學術期刊在2008年所發表的學術研究文章的研究方法[4]。

（二）對廣告學術研究的反思和規范李彪通過對1995-2007年我國四種主要新聞傳播學術期刊的考察，發現大量的文章采用定性研究方法為主，尤其是思辨論證法，而定量方法很少運用[5]；丁俊杰等對1979-2008年我國五種主要新聞傳播學術期刊的梳理，指出廣告學術論文研究方法簡單陳舊、論證深度不強、缺乏實質性理論突破等問題[6]；楊柳基于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新聞與傳播》的統計和分析，認為我國廣告業存在“重術輕學”、研究領域不平衡、廣告專業學術期刊缺失等問題[7]。此外，彭子玄基于對1998到2006年九年間美國《廣告雜志》雜志的內容分析，從研究主題的變化預測了西方廣告理論研究的發展[8]；鄭歡等基于傳播類博士論文選題的實證研究，對傳播學“5W”領域的研究進行了評述[9]。可是，目前關于廣告學博士論文的研究仍是空白。在正常的學術環境下，博士論文的研究主題、方法和結論應代表本學科發展的前沿和最高水平。

研究思路

本研究試圖以歷年的廣告學博士論文為對象，從研究主題分布、研究方法的科學性、參考文獻的專業性、學科之間的交融性等方面進行分析。本文所提到的廣告學博士論文，包括研究者所能搜集到的不同學科以廣告為研究對象的論文。

一、古代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

（一）先唐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

先唐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主要有《莊子》、《楚辭》、《史記》和陶淵明等的接受研究。楊柳《漢晉文學中的〈莊子〉接受》（巴蜀書社2007年版）從莊子生命意識、理想人生境界和言說方式三個方面來探討漢晉文學對莊子的接受，著者認為《莊子》強烈的生命精神及由此生發的詩性精神是漢晉士人和文學對其進行選擇接受的一個主要興奮點。白憲娟《明代〈莊子〉接受研究》（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從文學、注本和理性闡釋三個方面來探討明代《莊子》接受的縱向走向?！冻o》的接受研究雖然還沒有專著出版，但也有不少論述文章。如劉夢初《論賈誼對屈原精神的接受》（2004）、孟修祥《論初唐四杰對楚辭的接受與變異》（2002）、《論李商隱對楚辭的接受》（2002）、《試論劉禹錫接受屈騷的契機與必然》（2004）、姚圣良《初唐革新派詩人對〈楚辭〉的接受》（2005）、蔣方《唐代屈騷接受史簡論》（2005）、張宗?！墩摾钯R對〈楚辭〉的接受》（2008）、葉志衡《宋人對屈原的接受》（2007），等等。這些文章主要是探討唐人對屈原《楚辭》的接受情況。

陳瑩《唐前〈史記〉接受史論》（陜西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和俞樟華、虞黎明、應朝華《唐宋史記接受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分別對唐前、唐代和宋代的《史記》接受情況進行了個案研究。李劍鋒《元前陶淵明接受史》（齊魯書社2002年版）把元代以前的陶淵明接受分為三個時期，即奠基期（東晉南北朝）、發展期（隋唐五代）和高潮期（兩宋），并且力求從共時形態和歷時形態兩個層面上來進行陶淵明接受史的探討。劉中文《唐代陶淵明接受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按照唐詩的發展線索，全面而有重點地描述了唐人對陶淵明思想與藝術接受的歷史特點，闡述了陶詩與唐詩之間復雜的、深層的關系。田晉芳《中外現代陶淵明接受之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則探討了現代的陶淵明接受情況，包括中國和外國的接受，視角較獨特。此外，唐會霞《漢樂府接受史論（漢代—隋代）》（陜西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羅春蘭《鮑照詩接受史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王芳《清前謝靈運詩歌接受史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分別對漢樂府、鮑照詩歌、謝靈運詩歌的接受情況進行了研究。

（二）唐五代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

唐代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主要有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李商隱、元稹、白居易、姚合、賈島等人的詩歌接受研究。臺灣楊文雄《李白詩歌接受史》（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0年版）是第一部古代文學接受個案研究的著作，對李白詩歌接受進行史的梳理和分析。后來，王紅霞《宋代李白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則對宋代李白的接受作了較為具體詳細的論述，按宋初、北宋中后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等四個階段加以探討。臺灣蔡振念《杜詩唐宋接受史》（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年版）對杜詩的唐宋接受進行了史的梳理和分析。黃桂鳳《唐代杜詩接受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則專注于唐代杜詩的接受研究，把唐代杜詩接受分為盛唐、中唐、晚唐五代三個時期。杜曉勤《開天詩人對杜詩接受問題考論》（1991）、《論中唐詩人對杜詩的接受問題》（1995）等論文則專門論述了中唐詩人對杜詩的接受。谷曙光《韓愈詩歌宋元接受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一書通過大量的文獻梳理系統地探討了韓愈詩歌在宋元的接受情況，認為“以文為詩”是韓詩與宋、元詩人在藝術上息息相通的中心線索。

查金萍《宋代韓愈文學接受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則從韓愈的儒學思想、文學思想、詩歌與散文四個方面全面論述了宋人對韓愈的接受情況，指出宋代對韓愈文學的接受是在北宋時期，到南宋則漸趨衰弱。劉磊《韓孟詩派傳播接受史研究》（武漢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對韓愈、孟郊等人的詩歌傳播接受情況進行了探討。楊再喜《唐宋柳宗元文學接受史》（蘇州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探討了唐宋時期柳宗元的接受情況，特別是宋代的接受研究尤為詳細，先是總論，后是分古文和詩歌兩方面來論述。劉學鍇《李商隱詩歌接受史》（安徽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一書分為“歷代接受概況”、“闡釋史”、“影響史”三個部分來探討李商隱詩歌的接受史，重點是“歷代接受概況”，以大量的文獻梳理排比了一千多年來的接受歷程。米彥青《清代李商隱詩歌接受史稿》（中華書局2007年版）認為李商隱詩歌在理學盛行的宋、元、明三代并沒有被廣泛地接受，清代才是李商隱詩歌接受的重要時期。全書從虞山派、婁東詩派、黃任和康雍詩壇、黃仲則及乾嘉詩壇、桐城派及曾氏家族、吳下西昆派、樊增祥、易順鼎、清代女詩人等地域文學、家族文學和女性文學幾方面來探討清代對李商隱詩歌的接受。

提要:管理類博士研究生培養模式不同，造成其培養質量也存在較大差異。為提升管理類博士研究生培養質量，針對目前培養模式的不足，本文提出構建“放管服導”四位一體+“兩平臺”的管理類博士研究生培養模式，該培養模式的應用有利于提高管理類博士研究生的學術、科研以及實踐能力與水平。

關鍵詞:“雙一流”；管理類博士；培養模式

一、引言

在“雙一流”建設背景下，各個學校學科建設平臺改善了，學科之間的競爭更加激烈了，學科發展的要求更高了。管理學科相比其他理工醫等學科，其學科建設與發展基礎相對較弱。管理類博士研究生作為每個管理學術、科研重要力量之一，其培養質量會影響管理學科的發展。通過改進管理類博士研究生的培養模式，提高其業務素質及研究水平、提升其培養質量及實踐能力，為促進管理學科建設與發展做出其應有貢獻。

二、國內外博士研究生培養模式研究現狀

（一）國內研究現狀。國內學者從博士研究生培養模式的定義、現狀以及發展趨勢等方面進行了相關研究。于若凡、郭建斌分別對中國博士研究生的培養模式、國外不同國家博士研究生的培養模式、國外不同國家的博士研究生培養模式的比較和中國與外國的博士研究生培養模式的比較等主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展望博士研究生培養模式在中國的研究。劉勁松、徐明生研究貫通式培養模式是博士研究生培養模式的重要組成部分，適宜于對知識學習及科學研究有很強連續性要求及成果產出需要較長知識積累周期的基礎學科、實踐性強的醫學和藝術學科、實驗周期長的農學、生命學、工學等學科博士研究生培養。常淑貞研究了當前我國博士生培養模式的現狀，探討了制約博士生培養模式創新的因素，提出了改進博士生教育培養模式的策略。賈曉紅、劉向鋒、王人成以美國佐治亞理工學院機械工程專業博士生教育為背景，對博士生的培養目標與方式、培養內容與基本要求、博士生資格考試與開題、科研工作與論文答辯等諸多培養環節的分析和研究，為提高我國博士生教育質量提出了建議：應取消對學習年限的規定或延長學習年限；建立博士生和導師之間的雙向選擇與淘汰機制等。包水梅研究認為，我國博士生教育亟待轉向內涵式發展，培養創新人才，借鑒“美國模式”改革我國博士生培養模式。魏玉梅、劉先春研究了人文社科類博士研究的培養具有自身的規律性與特殊性，主要表現在培養目標、培養過程、培養評價等三個方面。借鑒英國一流大學文科博士生培養的成功經驗，比如學術自由理念下的探究性學習方式、跨學科的培養制度、注重科研與學術訓練的課程設計、博士研究生培養的淘汰率、多元化的導師制度等對我國文科博士生的培養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譚金祥、石遠、任國勝通過對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科學博士研究生與中國高校科學博士研究生的培養模式進行對比，分析中法博士研究生入學條件、獎學金制度、理論課程學習、課題開題、匯報、答辯及畢業的差異，為我國研究生教育改革提供借鑒。

（二）國外研究現狀。英國博士的培養模式為復合型博士培養模式。法國博士生的培養模式為：招生“零考試”，申請人須過“三道關”、“兩段式”過程培養，以“研究”突出培養、指定負責導師，采用導師小組聯合指導、重視博士論文撰寫的指導，嚴把“出口關”。日本的博士培養模式適合企業對高層次人才以及個人成長的需要，博士生培養機構不斷做出改善，呈現出培養目標體系化、培養過程針對性強、教育機構及其職能多樣化、保障體制健全等特點。德國博士生的培養模式主要有傳統的“師徒制”和小規模的“研究生院”，其中尤以前者為主，而這種缺乏系統管理、散兵游勇式的培養模式已不能完全適應目前科學發展的需要。德國的兩種博士生培養模式，認為“師徒制”模式重視博士生盡早融入導師的教席工作，旨在為未來的教學與研究工作積累經驗，而“結構化”模式為博士生設立了跨學科、跨機構和跨國界的研究平臺，目的是增進師生交流，提高博士生培養質量，培養博士生畢業后應對更廣闊就業市場需求的綜合技能，傳統“師徒制”模式和“結構化”模式相互補充，構成德國多元的博士生培養模式。澳大利亞的博士生培養模式經歷了學術主導的“課程學習+學位論文”模式、職業導向的“P/W/U三維協作”模式以及職業性與研究性并重的“以學生為中心的實踐導向”模式，共三代各具特色的發展階段。瑞典的博士生培養模式，認為從入學到最后博士論文撰寫、評審階段，導師介入的力度大，學生自由發揮的空間大，首先導師負責嚴格控制入學生源質量，中期對學生指導力度大，對博士論文質量嚴格把關，導師的直接指導在學生的科研成果中占重要比重；學生在學習和科研階段的科研和創新能力培養擁有很好的學術氛圍和條件保障，并具有較多合作和交流機會；博士論文的撰寫形式靈活，但評審嚴格，對答辯組織高度重視，這種培養模式對于提高學生的創新能力和綜合素質有著很大的作用。國內外研究現狀表明，大多數研究集中在理工科醫學博士研究生培養模式研究，較少涉及管理類博士研究培養的研究。

作者：李亞敏 陳俊國 單位：第三軍醫大學

一、國外研究生教育的學制

(一)6年一貫制的德式學制。其招生對象為高中畢業或專業學校的畢業生,學制6年,實現以大學為基礎,學科為中心,理論教學、實驗室訓練和臨床實踐的漸進式教學模式。學生通過國家考試和論文答辯,授予醫學博士學位。大多數歐洲國家實行這一學制[1],如芬蘭、荷蘭、葡萄牙、西班牙等。

(二)6年一貫制的俄式學制。其招生對象為高中畢業生,前3年為醫學前期教育,后3年進行專業教育,畢業授醫學博士學位。獨聯體國家如亞美尼亞、哈薩克斯婦、烏克蘭等實行這種學制[1-2]。

(三)4+4年制的美式學制。其招生對象為具有學士學位的文理科大學本科畢業生,前4年為醫學前期教育,后4年為醫學院教育,實行集中指導下的核心課程為主干的自由選課制度。學生完成課程,修完規定學分,通過論文答辯,授醫學博士學位。美國、加拿大、韓國和菲律賓等國實行這一學制[1-2]。

(四)5+3年制的英式學制。其招生對象為高中畢業生,前4年為理論教育,最后1年為臨床實習,畢業授醫學學士學位,英聯邦國家實行這一學制,如英國、新加坡、斯里蘭卡、巴基斯坦等。獲得學士學位以后經過考試和推薦就讀醫學碩士學位,時間是1-3年。在實行多學制的世界各國中,學制為6年制的國家或地區最多,為90個國家,占56.6%;居于第二位的是7年制,為53個國家,占33.3%;排在第三位的是8年制,為15個國家,各占9.4%;排在最后的是9年制,為1個國家,占0.7%。

二、國外研究生教育的模式[2](附表)

在胡庚申教授的帶動下，國內的翻譯研究者不自2001年胡庚申教授在第三屆亞洲翻譯家論壇上首次提出翻譯適應選擇論至2011年11月11～13日第二屆國際生態翻譯學研討會在上海海事大學召開，生態翻譯學經歷了十年大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正如其領軍人物胡庚申教授所說，“生態翻譯學起初基本上是‘個人行為’，多年來的困難、困惑、挑戰太多;……但從現在起，生態翻譯學研究已經成了‘群體行為’，或者說是‘組織行為’了”［1］。目前，生態翻譯學已引起了國際翻譯界的關注和興趣。本文擬簡述生態翻譯學的十年發展歷程及其研究現狀，在此基礎上對生態翻譯學的未來展望一二。   一、生態翻譯學十年發展回顧   生態翻譯學起步于2001年。胡庚申教授受了達爾文進化論的啟發，將其中的“自然選擇”即“適應/選擇”學說引入翻譯學研究，最早提出了翻譯適應選擇論［2］。在此基礎上，胡教授十年磨一劍，建構并發展了從生態學視角對翻譯進行綜觀整合性研究的生態翻譯學，擴大了翻譯研究的視野。胡教授曾撰文說:“在全球性生態思潮的影響之下，由于中國古代生態智慧的啟發、相關領域學科發展的激勵以及譯學界生態取向翻譯研究的促進，再加上現有譯學理論研究的局限與缺失所產生需要，生態翻譯學便應運而生”［3］64。   2004年，胡教授的專著《翻譯適應選擇論》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在這部生態翻譯學的奠基之作中，胡教授闡釋了該理論體系的哲學理據(即達爾文“適應/選擇”學說的基本原理和思想)，從“適應”與“選擇”的視角對翻譯的本質、原則、過程、方法和譯評標準等作出了新的描述與解釋，并以其在兩岸三地部分高校的實證調查對該理論體系的有效性作出了一定程度的檢驗和證實。胡教授將“譯者為中心”作為該理論體系的核心翻譯觀，從譯者的角度出發，將翻譯定義為“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將“多維度適應”與“適應性選擇”作為翻譯的原則，提出并例證了“三維”轉換的翻譯方法。胡教授認為，評價翻譯主要看譯品的“整合適應選擇度”。理論上講，“最佳的翻譯就是‘整合適應選擇度’最高的翻譯”［2］144。而評價和測定“整合適應選擇度”有三個參考指標:即多維轉換程度(尤其是“三維”轉換程度)、讀者反饋和譯者素質。   之后的幾年中，胡教授仍孜孜于生態翻譯學的進一步發展，每年都有生態翻譯學方面的學術文章發表在國內外重要期刊上。2008年，其研究課題“生態翻譯學:譯學的生態視角研究”獲得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立項資助;2009年，《上海翻譯》開辟“生態翻譯學研究專欄”，胡教授在該刊第二期撰文，將翻譯的定義擴展為“翻譯是以譯者為主導、以文本為依托、以跨文化信息轉換為宗旨的譯者適應與譯者選擇行為”［4］6;2010年4月，“國際生態翻譯學研究會”在中國澳門成立，創辦了會刊《生態翻譯學學刊》，并于11月9日～10日在澳門理工學院召開首屆國際生態翻譯學研討會。來自世界各地的56位專家學者參加了這次研討會，并對這次大會的召開、對生態翻譯學的創立和發展、對國際生態學研究會的成立給予了高度評價。國際生態翻譯學研究會顧問、《視角:翻譯學研究》(Perspectives:StudiesinTranslatology)雜志原主編、丹麥哥本哈根大學教授凱伊•道勒拉普(CayDollerup)指出，生態翻譯學是成長于歐洲語境之外的第一個真正具有“原創”意義的翻譯理論［5］34。2011年11月11～13日第二屆國際生態翻譯學研討會在中國上海召開，以“生態翻譯學十年:回眸與展望”為主題。來自世界各地的60位專家學者參加了這次大會。由此可見，肇始于中國、由中國翻譯界學者首倡的生態翻譯學已引起了國外譯界越來越多的關注和興趣，正在向著更大的范圍拓展。   在胡庚申教授的帶動下，國內的翻譯研究者不斷加入到生態翻譯學的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行列中，以生態翻譯學歸類和直接以生態翻譯學命名的各項研究逐年增加。“近年來已有逾百篇有關生態翻譯學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的文章在海內外發表，全國也有60余所高校師生(碩士/博士)運用生態翻譯學的基礎理論作為整體的理論框架完成學位論文和發表研究論文”［6］5。筆者在CNKI上鍵入檢索詞“生態翻譯學”，從2001年至2011年11月25日的全部期刊論文(包括優秀碩博)中，按題名方式檢索到50篇題名含有“生態翻譯學”的文章，其中碩士論文3篇，博士論文0篇，有關召開首屆、第二屆國際生態翻譯學研討會的通知5篇;除5篇通知外的45篇論文中，理論研究型論文13篇，約占總論文的29%;應用研究型論文32篇，約占總論文的71%。筆者又在CNKI上鍵入檢索詞“適應選擇論”，從2001年至2011年11月25日的全部期刊論文(包括優秀碩博)中，按題名方式檢索到59篇題名含有“適應選擇論”的文章(與前述50篇題名含有“生態翻譯學”的文章無一重復)，其中碩士論文14篇，博士論文0篇，有關《翻譯適應選擇論》一書的書評4篇;除書評外的其余55篇論文中，理論研究型論文7篇，約占總論文的13%;應用研究型論文48篇，約占總論文的87%。筆者在CNKI上鍵入檢索詞“適應選擇”，從2001年至2011年11月25日的全部期刊論文(包括優秀碩博)中，按題名方式檢索到196篇題名含有“適應選擇”的文章，其中部分文章與生態翻譯學或翻譯適應選擇論無關;有2篇博士論文，一篇與生態翻譯學無關，另一篇題名為“譯者的適應與選擇:外宣翻譯過程研究”，是國內首篇運用翻譯適應選擇論完成的博士論文。   二、生態翻譯學研究現狀分析   筆者利用google引擎“學術搜索”“生態翻譯”，用時0．09秒找到27，200條相關結果。但用google引擎“學術搜索”“eco-translation”，用時0．05秒只找到26條相關結果(2011/11/28)。這說明雖然生態翻譯學已引起國際譯界的關注和興趣，但在國際上仍未產生較大影響。上述檢索結果和筆者在CNKI上的檢索結果也說明，目前生態翻譯學在國內已產生較大影響，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及翻譯研究者開始從事生態翻譯學研究。從筆者在CNKI上的檢索結果來看，在檢索到的100篇學術論文中，目前大多數有關生態翻譯學的研究都是應用研究型的，占80%;少數是理論研究型的，占20%。在胡庚申教授集中闡述的九個生態翻譯學研究焦點與理論視角中［6］5－9，這些論文較多選取適應/選擇、“三維”轉換、譯者中心、譯有所為等理論視角以及生態范式、生態翻譯環境等命題，較少關注生態理性、關聯序鏈、“事后追懲”等理論視角，這方面的理論應用研究還有較大的發展空間。#p#分頁標題#e#   胡教授在首屆國際生態翻譯學研討會上指出，生態翻譯學至多是普通翻譯學下屬的一個分支，而且尚未被完全接受和認可［1］。筆者在google和CNKI上的檢索結果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生態翻譯學要在國內外譯界牢牢地確立自身學科地位并獲得長足發展，還有待更多生態翻譯學人在理論、應用研究方面，尤其是生態翻譯學理論研究方面耕耘不綴。正如王寧教授所言，“生態翻譯學還任重道遠，它距離一個成熟的翻譯學子學科還有著相當漫長的路要走。在這方面，美國生態批評發展的成功經驗足資參考借鑒”［7］。   三、生態翻譯學未來   令人欣喜的是，就在筆者撰寫本文時，讀到了思創•哈格斯的《生態翻譯學R＆D報告:十年研究十大進展》一文。該文提到生態翻譯學的下一步發展計劃，如他們“將于近年內出版《生態翻譯學導論》、《生態翻譯學:理論應用與評析》、《生態翻譯學:理念大“觀”園》、《生態翻譯學學派透視》、《生態翻譯學:下一個轉向》等專題著作。……將繼續建立和健全國際生態翻譯學研究會的工作機制，利用好‘國際生態翻譯學’網站，召開好序列性的國際生態翻譯學研討會，并努力辦好《生態翻譯學學刊》(中英文版)。……十年之內，我們將通過多種方式集中培養多名生態翻譯學博士和博士后研究員，從而使‘生態翻譯學學派’在國際翻譯學界享有一席之地”［8］。這是一個宏偉藍圖，也只有如此，中國的生態翻譯學才能實現“先國內、后國際”的發展戰略，才能通過生態翻譯學者的學術活動“旅行”到世界各地。中國的生態翻譯學者才能像美國生態批評家在中國和印度找到知音一樣，在國際譯界覓得知音。斷加入到生態翻譯學的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行列中，以生態翻譯學歸類和直接

2019年春節，一個被萬千學子所敬仰的北京大學聘用的博士后因不知道“知網是什么”，引發了一件學術圈大案。本來是一件學術丑聞，但因主人公翟天臨是電視公眾人物而升級為全社會轟動的新聞熱點。一時間，把北京大學和北京電影學院兩所高校也推上了風口浪尖。此外，網友們憑借著網絡時代的“人肉搜索”技術手段，把翟天臨的同學和老師也翻了個底朝天，弄得人人自危。事發后，我們可以看到，不論是行政部門教育部，還是主流媒體《人民日報》都對這個事件給予了高度關注。事情的最后處理結果是，翟天臨自動放棄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博士后機會，并且在坐實學術不端的情況下被北京電影學院撤銷博士學位，而他的導師也被一并取消博士生研究生導師資格。“翟天臨無心一語，卻打開了一扇暗啞老舊的門扉——歷史常常在這種貌似無意義的小事件或小人物身上爆發。”[1]從整件事情的過程來看，正是知網撕開了這個口子。知網何以有如此大的能量？一個明星學術不端何以造成如此巨大的社會影響力？筆者試著以分析知網與學者、學位授予單位及學術期刊的關系來揭開這些謎底。

一、知網與學者

在這個事件發生之前，翟天臨一直以學霸身份混跡于娛樂圈。醉心于名利場的他本希望憑借著自己或明或暗的關系在學術圈再撈一把，卻沒想到摔了一個重重的跟頭。也只有這個事件發生之后，人們才知道在娛樂圈眾多的明星里，擁有博士學位的人寥寥無幾。究其原因，北京電影學院退休教授、第四代導演謝飛一語道破天機。2019年2月15日，也就是事件發生后的第六天，謝飛教授在《成都商報》上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其中提到“像我們電影學院以培養史論研究的‘電影學系’可以設立博生研究生教學，其它以專業知識技能培訓的編、導、演、攝、錄、美、制、動畫等專業是不適合的，也沒必要開展這樣的純理論研究型的博士研究生教學！”[2]言外之意便是研究型博士學位課程對藝術創作專業的實踐幫助并不是很大。因此，也可以說這個博士學位對翟天臨演藝成績的取得并沒有起到決定性的作用。但由學術圈而來的“學術不端”這項罪名對于他這個社會公眾人物來說卻是致命的，他的一句“知網是什么東西”幾乎把他之前所有的成績都付之一炬，有人把它總結為“辯證法的吊詭在此顯出真面目”[3]。知網是什么東西？知網是由清華大學、清華同方于1999年6月發起的一項以實現全社會知識資源傳播共享與增值利用為目標的信息化建設項目。經歷了這么多年的與期刊界、出版界及各內容提供商的合作，其早已發展成為集期刊、博士論文、碩士論文、會議論文、報紙、工具書、年鑒、專利、標準、國學、海外文獻資源為一體的、具有國際領先水平的網絡出版平臺。因此，對于任何從事學術研究工作的人來說，知網是一個必經之地，也是一個重要的戰場。翟天臨作為一個正兒八經的擁有博士學位的學者，卻對現在連本科畢業生都知道的知網一無所知，實在是不應該，但更不應該的是他在知網上為數不多的文章還涉嫌嚴重抄襲。事發后，新京報記者對翟天臨的文章進行了檢索，發現只有兩篇文章，一篇報紙和一篇期刊論文。其中，《談電視劇<白鹿原>中“白孝文”的表演創作》這篇期刊論文在經知網學術不端行為檢測系統檢測后顯示，有1處疑似剽竊他人觀點，7處疑似剽竊他人文字表述。在這篇只有2851字的文章里，去除本人文獻文字復制比結果為39.4%，也就是說有1646字的內容與他人發表內容一樣。[4]事實上，在2017年劉進擔任導演的電視劇《白鹿原》中，白孝文的出演者正是翟天臨。無論如何，《白鹿原》劇本他是看過的，甚至是熟讀過的。尤其是關系到白孝文的片段，他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可以說，沒有多少作者能有他這份經歷。他只要能把自己在演藝過程中體會到的真情實感稍微動點腦筋加以分析綜合，都是第一手資料，都是具有學術價值和實用價值的經驗之談。但恰恰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他的論文卻漏洞百出，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更諷刺的是翟天臨事件發生的時間正好是2019年春節期間，這個“假”博士在2019年春晚上剛剛扮演了一個打假警察。假如沒有知網，我們還真不一定能發現翟天臨原來是一個水貨博士。因為人們是先發現他“竟然不知道知網是何物”這個漏洞，才來檢索他的文章。不是先檢索他的文章有問題，才來質問他的學歷。但有了知網，一切就變得清清楚楚。包括你的論文有多少字？有多少屬于你自己的觀點？有多少涉嫌抄襲？抄了誰的？都能在第一時間反映出來。數據是冷漠無情的，但數據也是最不會撒謊的。目前，翟天臨的博士學位被北京電影學院撤銷，至于我們還能不能在知網上看到他的博士學位論文，現在已經不重要了。翟天臨從神壇跌入谷底，可能今生再無緣知網，因為本質上他并不是一位學者。由此，我們不得不感謝有了知網這個平臺，給了學術一個重要的監督渠道，也讓每個從事學術的人對學術產生敬畏之心。知網是一個容器，是一個晾曬平臺。對于學者而言，無論是學術大腕，還是學術小卒，無論是政商名流，還是寒門學子，在這里都一視同仁。

二、知網與學位授予單位

翟天臨之前之所以敢于在各個公共場合炫耀自己的高學歷，主要在于他的這個學歷不是空穴來風，他是堂堂正正被北京電影學院授予學位的博士生。只是他的一句“知網是什么東西”暴露了他的學位名不符實。因為在北京電影學院博士學位申請條件里有明確規定“凡我校錄取的博士生，在校期間個人獨立或與指導教師聯合(本人擔任第一或第二作者)在國內外公開出版的學術期刊上正式公開發表與本學科相關的至少2篇學術論文，其中應至少有1篇在中文核心期刊發表”。[5]而這個翟天臨不僅未滿足正常畢業條件，其中一篇文章還涉嫌抄襲。這次東窗事發，很多人把它歸咎于翟天臨自身的“作”，結果是搬塊石頭砸了自己的腳。還有人說，翟天臨不僅害了自己，還害了一群人。事實上，筆者要說的是恰恰也是這一群人害了一個年輕人。不難發現，事件發生之后，輿論重心在翟天臨身上短暫停留之后，便直逼北京大學和北京電影學院兩所學位授予單位而去。因為翟天臨是完完整整地走完了博士培養程序的，他拿到的學位證書是真的，包括他在微博上曬的北京大學博士后錄取通知書也是真的。假如沒有這次偶然事件，誰也不敢貿然質疑他的學霸身份。因此問題就來了，翟天臨明明不夠條件，他是怎樣拿到學位證書的？責任顯然在于學位授予單位。由此，“翟天臨學術不端事件”已經不再是一件簡單的個人誠信事件，而是一件重大輿論危機，并且事關國家教育部門形象。所以，教育部才在第一時間回應此事：“調查不光是涉及到本人是否涉嫌學術不端，也涉及到工作的其他各個環節有沒有問題。”[6]而在事后的調查結果里面，兩所學校分別承認了自己在培養和招生環節存在失誤，特別是其導師硬是被取消了博士研究生導師資格。另外，在謝飛教授的那篇《大學藝術創作專業需要開設理論研究型的博士學位教學嗎？》評論中，他還呼吁大家停止網絡暴力，“對犯過錯誤、有污點的人，特別是年輕人千萬不要一棍子打死”。[7]這篇文章雖有護校護生之嫌，卻是一篇極具理性的反思性文章。民眾可以原諒翟天臨的虛榮心，但卻不能對學位授予單位的糊涂賬置若罔聞。翟天臨事件是一次信任危機，不僅牽扯學者個人誠信的失德，也涉及到部分高校在招生錄取培養過程中的管理失范，同時還關乎到整個社會的誠信體系建設。正如一位記者所言翟天臨“學術不端不是小事一樁，更不是娛樂事件，它不僅關乎道德誠信，更關乎教育公平，其背后的問題遠不是一個藝人的‘人設崩塌’可以涵蓋。”[8]這不是一個低級錯誤，因為這件事情本身很難讓大家相信之前就沒有其他“翟天臨”。翟天臨一個人事小，但是一群“翟天臨們”活活地占用了那么多本來就很少的博士學位指標卻是大事。而且對于這部分人來說，博士學位只是拿來給自己貼金的一個裝飾品，對于他們的實質性事業甚至沒有多大用。而他們卻讓大一批靠自己努力并把改變命運寄托于此的寒門學子望塵莫及，這種赤裸裸的差距才是最可惡的。翟天臨這種騙子固然可恨，后面為其大開綠燈的人才更可恨。但可恨歸可恨，至少在事情責任尚不明朗的情況下，民眾不能把私憤發泄到某一個人頭上。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人對北京電影學院院長追著不放，甚至可以說是變相的人身攻擊。當人們喪失理智地去參與到這樣一場“泄憤”狂歡，追逐網絡暴力帶來的刺激時，同樣是一種病態。在這個既真實又虛幻的網絡世界中，誰也不敢保證，誰一定不會成為下一個受害者。為了最大限度地平息輿論，化解民憤，當然也是為了遏制這種現象再發生。教育部辦公廳在2月底連續了兩個公文，《教育部辦公廳關于進一步規范和加強研究生培養管理的通知》（教研廳〔2019〕1號）和《教育部辦公廳關于進一步規范和加強研究生考試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學廳〔2019〕2號）。一個是規范和加強研究生培養管理，一個是規范和加強研究生考試招生工作，不能說這兩份文件完全是因為翟天臨事件，但也不能說毫無關聯。尤其是教研廳〔2019〕1號文件，實實在在給廣大學位授予單位敲了一個警鐘。其中提到“狠抓學位論文和學位授予管理”、“強化學位論文抽檢結果使用”和“加大評估和問題單位懲戒力度”，可謂在廣大學位授予單位頭上懸了一把利劍。另外，在今年的兩會期間，“加強科研倫理和學風建設，懲戒學術不端，力戒浮躁之風”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中。所有這些政府行為，讓我們又一次看到了希望，夯實了信心。上文提出，假如沒有知網，我們很難發現翟天臨是個水貨博士，相應地我們也很難去質疑一些高校在招生錄取過程中存在不規范行為。假如沒有知網，這種檢查只能靠各高校內查，或者互查。而有了知網，各種暗箱操作便成為了一個隨時都可能會爆炸的定時炸彈。因此，看起來知網和學位授予單位沒有多大關系，甚至八竿子打不著。但是，既然是學位授予單位，學生必須在學習過程中滿足一定的學術成績才能拿到學位證。而知網就是學術成績的容納器，因此就把知網和學位授予單位聯系了起來。教研廳〔2019〕1號文件提出“探索建立學術論文、學位論文館際和校際學術共享公開制度，以公開促進學術透明，主動接受社會監督。”其實知網在這個方面已經做了很多，起碼翟天臨事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也只有對學位授予單位施以高壓，才能有效地遏制學者學術不端?，F在越來越多的高校都把公開發表一定數量的學術論文作為碩士和博士畢業的硬性條件，而且也有越來越多的高校把碩博士論文上傳知網。因此，知網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監督窗口，實際上也把那個定時炸彈的“按鈕”放在了人人皆可觸碰的地方，成為預防學術不端的一個重要機制。

三、知網與學術期刊

從科研倫理角度而言，是保證文章原創性的前提，是為了預防學術不端。就像人們制定法律宣傳法律，不是為了懲治犯罪，而是為了預防犯罪。但假如沒有知網，沒有大數據時代的學術不端文獻檢測系統，我們還真的缺乏一個約束科研倫理的他律性工具，而只能依靠學者的自律和微不足道的檢舉。但有了知網等這類網絡出版平臺，文章重復率便一清二楚。但有了這個利器，用和不用，怎么用？便又成為了一個問題。這就牽扯到誰來把這個關？學位論文當然是靠學位授予單位，而期刊雜志的把關者顯然是期刊社，而與學者打交道時間最長的也正是期刊社?；氐降蕴炫R《談電視劇中“白孝文”的表演創作》這篇文章，既然有這么高的重復率，甚至還涉嫌嚴重抄襲，為何還是能夠發表？在學術活動中，我們痛恨學術腐敗，痛恨像《求索》等一些學術期刊在一些膽大妄為的主編手中成了牟利的工具。但還有一種學術縱容同樣值得警醒，一些期刊不求上進，但求有稿就發，甚至文章重復率門檻也形同虛設。盡管我們認為學術期刊有著劃分檔次的必要性，但是并不意味著非核心期刊要在這一關失守。一篇文章，只有在保證原創性的基礎上才能談學術貢獻，因此文章，應該是任何期刊在接到作者稿件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恰恰在這第一件事上，學術期刊再次對翟天臨放了水。事實上到最后，果然這件事害了他。上文提出，假如沒有知網，我們很難發現翟天臨是個水貨博士。更難發現由于一些學校在招生培養過程中的不規范，還可能存在很多“翟天臨們”。但是一個更為殘酷的現實是，即使有知網，我們也并非一定能揪出問題。盡管現在越來越多的學校把碩博士論文上傳知網，但范圍并非覆蓋所有學校，并且學校上傳的時間進度也沒有期限要求。如果這次不是翟天臨自己犯下“不知知網是什么東西”這么低級的錯誤，指望我們去追查他的材料，或者指望通過輿論去迫使相關學校自我調查，可能結果又是另外一番結局。盡管他不知道“知網是何物”，怪就怪在他在知網上竟然還有一篇文章，也難怪有人質疑這篇涉嫌嚴重抄襲的文章到底是不是他本人所寫。僅僅是這篇文章又進一步暴露出他的學術不端，只能說他運氣壞到了極點。另外，如果沒有人去把這篇論文拿去再，又有誰會發現這篇經期刊正式發表并且上傳知網的文章還有著這么高的重復率。就像剛剛上文所講，事發后，我們把矛頭直指翟天臨，卻忽略了學校。事實上，學術期刊也有責任。如果當時這個期刊以重復率過高打回讓其修改或者干脆拒絕發表，或許不會對今天的結局有什么改變，但至少翟天臨少了一個污點，期刊的名聲也能得以保留。翟天臨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當前的學術環境不容樂觀，但在這個事件的處理過程中，板子顯然不能只打在作者身上，后面的期刊社同樣難辭其咎。期刊社把關不嚴，罪魁禍首是背后學術體制對期刊社機構地監管不力。而知網給了學術圈一個重要的監督力量，在共享所有人的學術成果的過程中也賦予了所有人知情權和監督權，同時也把期刊囊括了進來。至此，知網織了一個巨大的網，它完美地把學者、學位授予單位和學術期刊網在了一起。

【摘要】

鋼琴的教學過程中，積極的品質有助于學生更好地主動接受知識，有助于提高演奏能力。學生接受知識的能力越強，對鋼琴理解的就越深，演奏效果越好。本文針對培養學生的積極品質做了分析探討，有助于提高學生的鋼琴成績以及演奏效果。

【關鍵詞】

鋼琴教學；培養；積極品質

鋼琴在現代生活中，已經是人們課余生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那么如何能演奏出美妙的樂曲成為鋼琴演奏者最關注的問題。每位鋼琴學習者，現在或是將來都是一位鋼琴演奏者，演奏者的能力的大小，是能否演奏出好的樂曲的至關重要的因素，而演奏者的品質又是能力大小的決定因素。“教育要從娃娃抓起”。因此，如何培養演奏者的積極品質，成為了新一代鋼琴教學中極為重要的環節。

一、積極品質概述

品質，主要指人的行為和作風所顯示的思想、品性、認識等實質。我們把積極的、正面情緒的稱為積極品質；把消極的、負面情緒的稱為消極品質。例如，與外傾性相關的積極品質是:合群、開朗、充滿活力的;消極品質是:羞怯、被動、不合群的。1999年，Hillson和Made首次提出積極品質的概念，后來seligman在其著作中分別使用了“positivepersonaltrait”“Positivequality”和“Positivecharacter”。積極的品質倡導研究人們正面的、積極的事物，使研究者從多方面探討能促進個體能產生積極狀態的各種因素。積極品質由主觀幸福感、樂觀、快樂和自決等構成，美德和力量是個體積極品質的核心，具有緩沖器的作用，能成為戰勝困難的有力武器。積極品質體系包括6大維度，并在以高校學生為被試的本土化研究中聚合為6大維度15因素：知識和智慧維度（創造力、求知力、思維與洞察力）情感敢維度（真誠、執著）、人際維度（愛、友善）、公民素質維度（領導力、合作力）、節制維度（寬容、謙虛、持重）、超越維度（心靈觸動、幽默風趣、信念與希望）。在教學過程中，針對積極品質的特性，對學生進行培養，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得知祝克懿的《語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已由河南大學出版社作為“文藝風云書系”叢書中的一種出版,頗為高興。這不僅因為作者的這部由“話題敏感”而已“擱置”多年的書稿終于能夠問世了,而更為重要的是由此讓人感受到了一種令人欣慰的氣息,這就是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因其艱巨性和復雜性,是個坐冷板凳的研究項目”的“文學”[1]也已開始被放在了一個其應有的位置上而能被學界所審視和重視。作為曾經的導師,對該書稿的內容和其整個撰著過程中作者的種種艱辛我是清楚的,因而似乎也確有些話可說。   《語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是作者在其博士論文的基礎上經修改增訂而成的。書稿的實際寫成是在2001年的年初,我雖不敢斷言這是我國“文學”語言研究的第一部專著,但至少是這類研究中最早的專著之一;而在“文學”語言和文學的交叉結合研究上則是一部開先河之作。“文學”是一種產生于“”的特定政治、文化背景之上的文學藝術樣式,“”“樣板戲”是“文學”的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因著種種特殊的原因,它在“文學”中又具有了一種特殊的地位,因此對“樣板戲”的研究在“文學”研究中也就有了特殊的意義。從文學史的角度看,“文學”作為文學發展的一段特殊歷史,在整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中實際上起著上勾下連的作用,現當代文學研究要有一個完整的面貌,“文學”的研究就是必不可少的。但實際上由于種種原因,如政治上的“忌避”,當事者的阻力,年輕人的隔閡和冷漠,自“”結束至20世紀90年代末,還是少人問津,以致在90年代末才有文學批評家發出了“‘’時期的文學研究幾乎還可以說是沒有展開”的感嘆,并對“這種狀況已引起文學界的深深憂慮”[1]。對“文學”的研究實際上是在之后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當不少學者深感其重要性而在90年代末發出了研究“文學”的呼吁,希望能以辯證唯物主義的態度對待“文學”,給“文學”以科學的評價成了不少學者的共識之后才開始起步的。本書的作者是90年代末的語言學博士生,正是出于對“文學”研究上“斷層”現象的擔憂,同時又深感“”“樣板戲”在語言上有著種種值得研究的獨特性,從而選擇了將“文學”中的“樣板戲”的語言風格問題作為博士論文的研究課題。這一研究雖說僅僅是對“”“樣板戲”的并且只是從語言風格所進行的研究,但倘把其放在“文學”研究剛起步,在總體上還十分薄弱的整個大背景上來看,那么應該說是具有前沿性、開拓性的。實際上這類研究由于其艱巨性和復雜性,在當時做出這樣的選擇,不僅需要做好甘愿“坐冷板凳”的精神準備,而且確實也還是需要有一定的勇氣的,因為就作者而言,實際上還面臨著一個博士論文能否通過評審和答辯的現實問題。當然,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在現在這早已不成什么問題,而作者也以其勇于探索,敢于創新的精神和認真、踏實、嚴謹的作風而完成了這一課題?，F在書稿能正式面世,能為“文學”的進一步深入研究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我想在為之高興的同時,還應該大力倡導這種在科學研究上勇于探索和不畏艱險的精神。   至于《語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一書的本身,也是有著不少值得肯定的做法和明顯的特點的。   第一,以唯物辯證法為指導,從語言形式切入,以語言事實為依據來研究“”“樣板戲”,從而對之做出了客觀、科學的評價,這是本書的獨到之處,也是其主要的學術價值之所在。自20世紀90年代末“文學”的研究引起了學界的重視并開始起步,這種研究實際上是在不同角度不同層面上進行的。本書作者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選擇了以語言運用,主要是以語言風格特點的描寫為主線對“”“樣板戲”進行研究這一課題的。采取的是“從語言事實出發,讓語言材料自身體現出來的結論說話”的態度。應該說這樣的角度和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對正確地得出結論,對科學地評價“樣板戲”是頗為有利的。事實上從整部書稿來看,作者確是較好地貫徹了這一想法,其審視的目光一直是集中于語言形式特別是語言風格的本身,對其成敗得失做出實事求是的分析、評判。而這種分析、評判又決非是簡單化地對“樣板戲”語言一概加以肯定或否定,而是區別不同情況進行分別論析。如,其中既有從“話語的審美價值”的角度出發對“樣板戲”話語的肯定,也有對“負載政治理念”的話語的分析、批判和否定;既有對“樣板戲”話語“雄渾豪邁”、“壯麗肅穆”、“繁富豐厚”、“奇崛獨特”風格的肯定,同時又有對“豪放壯美有余,而柔婉優美不足”以及表現為對傳統戲曲話語“偏離”的種種“僵化雷同的模式話語”的深刻批評。這類對“樣板戲”話語的褒和貶、成和敗的評論、剖析可謂是貫穿于論著的全部。尤為難能可貴的是這種分析、評判和所下的結論,確實都是建立在充實的語言材料之上,做到了“讓語言材料自身體現出來的規律來說話”,務求言之有據。可以說,從整體上看,《語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對“”“樣板戲”語言形式特別是整體語言風格特點的描寫、解釋和評價是準確、科學的,而透過語言問題所涉及的對“樣板戲”的評論也是辯證和實事求是的。   第二,通過對“樣板戲”話語的多角度的剖析,還了“樣板戲”的歷史真實面貌?！墩Z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對“”“樣板戲”所進行的研究是一種多側面、多角度的研究,并且這種研究是在歷史唯物主義的指導下,注意將研究對象和思考的立場置于特定的時代背景和相關的歷史、文化條件中來進行的。論著通過考察歷史上后起的某些戲劇樣式對之前戲劇的傳承或取代的史實從而為“樣板戲”以現代戲面目的出現提供了理據性的解釋;對“樣板戲”話語賴以生成的特定話語環境的深入探析更是對“樣板戲”形成的社會、思想基礎做了深刻的揭示;而對作為戲劇樣式有機組成的曲牌體和板腔體結構體式的探討則是種鋪墊,目的是為了證明“樣板戲”在結構體式上的繼承和創新。如果說上述的這些探討論述還只是語言風格研究的外圍準備的話,那么,對“樣板戲”的語言運用及其風格特點的不同角度的全方位的描寫、論析則是“樣板戲”語言研究的正體部分,而這一部分的研究也同樣是多角度、多側面的:其中有對“樣板戲”話語運用的總體原則的揭示,這就是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形式完全服從于內容的需要。又有對“樣板戲”各種表現風格的描寫和評論:其中既對“樣板戲”的“雄渾豪放”、“壯麗肅穆”、“繁富豐厚”的話語風格做了描寫和肯定,同時又對其中過度強化鏗鏘有力、雄渾豪放風格而違背和破壞了音律的和諧美的弊病提出了批評。既對“樣板戲”在詞語選擇、辭式運用上的某些創新之處予以好評,同時又對由于思想和語境的制約而造成的用詞、擇句、辭式上的缺少創新提出了批評。論著還在對“樣板戲”話語“偏離”正常人性的情感缺陷的話語討論的基礎上分離出了其中的一種負載“政治理念的話語”,并對其實質和危害進行了系統而深入的分析,這種區分和批評是敏銳富有新意而深刻的?！墩Z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一書正是通過上述各種不同角度、不同側面的論析,使“樣板戲”以其真實的歷史面貌顯現在我們的面前。而書中有關“”“‘樣板戲’是打上時代烙印,負載了政治理念的現代戲,但也是具有革命理想主義、英雄主義精神和一定審美品質的現代戲”的結論也因此而顯得立論有據,十分可信。#p#分頁標題#e#   第三,對“”“樣板戲”的基本語言風格特征做了準確、細致的描寫,從而填補了該領域研究上的空白。在《語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之前,在我國語言風格研究的歷史上,“”“樣板戲”語言風格的研究還是一個空白。本書作者在對全部“”“樣板戲”所做的窮盡性統計和分析、綜合的基礎上,建立起了一個有關“樣板戲”話語語言風格的研究系統。在這個話語語言風格研究系統中,既包含有“樣板戲”話語的各類表現風格,也有“樣板戲”所體現的話語的特定的時代風格;既有對表現在“樣板戲”話語中的不同語體的交叉滲透的語體風格現象的關注,又有對因政論語體過度滲透所造成的不良語言風格問題的剖析;既有對“樣板戲”的整體風格的宏觀研究,也有對風格構成要素運用上成敗好壞論析的微觀研討;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論著在描寫揭示“樣板戲”的整個話語風格體系的同時,還對之做了深入的解釋,從而使得對“”“樣板戲”話語的風格體系的把握,是一種建立在認知基礎上的深刻的把握。由于對“樣板戲”話語語言風格的研究實際上是一種跨越語言和文學的交叉性研究,因此這一研究在實際上不僅填補了“樣板戲”話語言風格研究的空白,同時也成了“樣板戲”乃至“文學”文學語言研究的先聲。   除上所說而外,值得注意的是,“樣板戲”話語的語言風格的研究和《語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的出版,還有著其他一些意義。   首先,這一研究不僅為“”“樣板戲”的,同時進一步也為整個“文學”的研究,提供了便利和幫助。雖然《語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僅是從語言運用和所具的風格特點切入對“”“樣板戲”進行了研究,但正如辯證唯物主義所告訴我們的那樣:“任何事物都是內容和形式辯證的統一。沒有無形式的內容,也沒有無內容的形式。內容決定形式,形式依賴于內容,并隨著內容的發展而改變。但形式又反作用于內容,影響內容。”[2](P232)實際上“樣板戲”的語言表現形式的形成離不開其所表現的思想內容,而“樣板戲”所表現的思想內容又必須通過其語言形式才能體現出來,正由于內容形式上的這種辯證關系,使得對“樣板戲”的語言形式的研究除了本身所具的意義之外,又可延伸開去,為更加全面、辯證地看待“樣板戲”并最終對整個“文學”的研究提供了一種可靠的語言運用的亦即是物質性的依據,有助于對其做出科學的評價。   其次,為語言學和文學的交叉研究進行了探索,提供了有益的經驗。   由于《語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從事的研究是一種探索性的研究,并且這一研究在整體上看,其難度是較大的,就以“樣板戲”話語研究來說,不僅必須有著深厚的語言學的基礎和積累,同時又必須具有除語言學知識之外的對作為戲曲樣式結構體式的其他各種構成要素的理解和把握。正因為如此,所以本書也和大多數探索性研究成果一樣,個別章節還有進一步充實、完善的余地。   體現著探索精神的論著終于面世了,這固然值得高興,但對一個探索者來說,這應該又是新的探索和更為切實地努力并取得更大成果的出發點,這是我所希望于作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