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論文范例

本文作者：史習斌 單位：湛江師范學院人文學院

近些年來，關于“同人”的話題在文學研究領域越來越受到關注，研究者或是對同人團體的媒介活動、人事變化、思想軌跡等做單一考察，或是對單個的同人刊物做全面研究。事實上，要想從同人的角度深入討論這些問題，需要對同人的所指做出清晰厘定，對同人團體和同人刊物的同人因素進行準確分析，對與同人相關的媒介活動尤其是寫作活動進行系統而獨立的梳理。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弄清同人的存在和寫作方式所具有的文學和文化意義，才能避免用大而不當的同人概念籠統地涵蓋包含著諸多非同人要素的團體和刊物。為此，筆者擬將同人寫作作為與個體創作和集體寫作并列的一種寫作方式單獨提出，以現代中國文學（文化）史上重要的同人群體新月派的寫作實踐為例，論述同人寫作的內涵特點、典型方式和意義及影響，以期凸顯這一獨特寫作方式的橫向狀貌和群體性價值。

同人與同人寫作

20世紀以來，隨著政治控制的逐步削弱、文化規訓的不斷失效、西學價值觀念的沖擊、科舉制度的終結、大學教育的啟蒙和留學運動的發展，傳統讀書人逐漸向現代知識分子轉變，其在行為方式、精神氣質、信仰與價值追求等方面都產生了新變。不僅“個體”的自由獨立與“人”的現代性格得以彰顯，而且作為個體集合的“群”的現代聚合形式也得到較大發展。同人群體便是這種聚合形式的典型代表。正是在同人聚合成為一種新的合群形式，同人刊物成為同人群體訴求表達的載體與平臺這一背景下，才出現了同人寫作這一特殊的寫作現象和方式。那么，究竟何謂同人寫作？總的來說，同人寫作是同人之間就某一觀念、議題或認同的目標進行各自表達，借助同人刊物集中發表的一種非集體的群體聚合的寫作方式。同人講究的是“志同道合”，同人間自發或自然粘合在一起，不具有社團組織章程嚴格的事先約定性。同人們以言論、文化來影響社會，以文學來建設文化，他們通過聚餐、沙龍和同人書信等形式來聯系感情、討論問題，通過創辦非官方的同人刊物開拓媒介陣地，通過寫作活動進行文學理論提倡、創作實踐嘗試和觀點的發言發聲，從而實現同人的社會參與、專業責任和自我價值。

首先，同人寫作是介于個人創作與集體寫作之間的一種合作寫作的方式。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集體寫作是伴隨著革命文學的興起從蘇聯引進的一種寫作方法和文學生產方式，經過抗戰救亡的特殊需要和解放區的規范、培養逐漸形成模式，在新政權建立之后的“十七年”文學和“”文學書寫中達到頂峰。集體寫作的發展與成熟自有其獨特的功效，但對個人創作的獨立與創造造成沖擊和掩蓋的負面影響是顯而易見的。而同人寫作不同于集體寫作：它沒有集體寫作那么統一的創作主旨，不是集體署名，也不是各人寫作然后集體統稿修改，相反，參與寫作的個體同人自身有較強的獨立性，體現出接近于個人創作的個體特殊性；集體寫作將意識形態性尤其是政治意識形態放在首位，強調集體寫、寫集體，注重表達集體意識、集體精神與集體形象，同人寫作則是五四啟蒙精神的延續和深化，在文學上多為對文學革命的反思與重建；集體寫作看重群眾基礎和大眾化效果，同人寫作是知識分子的精英化書寫和文學實驗。同人寫作也不同于完全獨立的個人創作：個人創作是完全獨立和自由的，個體風格明顯，而同人寫作勢必會受到同人共同思想、約定的寫作主旨甚至同人刊物等媒介因素的制約和影響，因而在具有一定獨立性的同時，總體上表現出較強的群體特征和同人色彩。其次，同人寫作是同人們為同人刊物進行的有明確目的和清晰目標的寫作。同人寫作以同人刊物為中心，同人刊物是其表達平臺，一旦這個平臺失去了，同人寫作也就失去了聚集能量的磁石。同人寫作是伴隨著同人期刊的興起而逐漸形成的，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彰顯個人主義的五四文化精神與之相適應的個人創作方式不再一潮涌動，朝著集體寫作方向發展的革命文學轉向與左翼文學思潮尚未固化，客觀上為同人期刊的繁榮和同人寫作的勃興提供了機會。

同人刊物由同人合伙創辦和經營，編者群和作者群高度一體化，變為“用稿封閉，較少采用外稿，稿件多為同人撰寫，而且沒有稿酬”，編輯也多是義務勞動。嚴格地界定，“‘五四’運動以后，所有的新文化陣營中刊物，差不多都是同人雜志”1的說法可能略顯寬泛，但其數量也不少，從《新青年》（3至6卷）到《新潮》《創造》《語絲》《新月》等，同人刊物一度呈現繁榮之勢，同人寫作也成為一種顯在的文本生產方式。直到40年代，仍有《希望》等將自身“不合時宜”地定位為同人刊物。新中國成立之后，同人刊物的創辦增加了更多的政治和政策風險，同人寫作也隨著同人刊物的日益衰落逐漸淡出了歷史舞臺。再次，同人寫作以同人之間共同的“志”與“道”的存在為基礎，以同人群體的存在為前提。一旦這種共同的精神基礎和組織前提發生了變化，同人寫作也就不復存在了。例如，新月同人的骨干成員聚合的主體價值觀念是以個體本位為主的自由主義思想，這一群體的幾個關鍵人物中，徐志摩是一個“不可教訓的個人主義者”2，胡適曾不止一次地說，“獅子老虎永遠是獨來獨往的，只有狐貍和狗才成群結隊”3，梁實秋也曾明確表示，“《新月》一批人都是堅強的個人主義者，誰也不愿追隨在別人之后”4。他們都是極具個性而又關注公共利益的人文知識分子。以新格律詩創作為主的文學寫作者和以爭自由、爭法治、講人權為主的政論文寫作者，是新月同人中的兩個次同人群體。從《詩鐫》《劇刊》到《新月》月刊在2卷2期對編輯者做出調整5，新月同人寫作基本以文學為主；從梁實秋執掌《新月》開始“談政治”，胡適引領“人權大戰”，新月同人寫作轉向政論文為主；《新月》后期顯示出對文學的回歸，1931年創辦的《詩刊》則是新月同人中的文學寫作者在《新月》之外回歸文學的努力。

“熱衷文學”與“轉向政論”的不同側重是這兩個次同人群體的分歧，各自的妥協和總體的認同則是同人群體尚能存在的底線。直到《新月》終刊，同人解散，同人寫作也隨之停歇。因而可以說，同人寫作是一種在同人精神與價值的感召和堅守之下從事的階段性的寫作活動，具有歷史性。最后，同人寫作是一種超越文學的文化寫作，或者叫做大文學寫作。無疑，文學寫作是同人寫作的重要內容和核心領域，但不能完全涵蓋同人寫作。因為文學的非功利審美特點和對人產生影響的長期性，使得同人文學寫作有時并不能滿足同人們表達觀點、改良思想文化的直接性和迫切性需求。在新青年同人的文學革命中，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劉半農四大“臺柱”都不是作家，他們寫作的成品不是審美的文學作品（當然不排除其文章的文學性成就），而是表達思想見解、用語言文學的變革來改良社會和啟蒙大眾的文章。新月派同人的政論文章，涉及政治、法律、人權、教育、財政等內容，雖然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使用的卻不是純粹文學創作的形式，體現的也是同人寫作的文化性特點。所以，對于同人寫作而言，文化寫作的光華很多時候會蓋過文學寫作。#p#分頁標題#e#

【摘要】我國高校建設近年來步伐明顯加快，規模不斷擴大，財務預算資金投入逐漸增多，高校內部審計作為一項綜合性監督管理工作對高校大規模經營活動及財務收支的作用日趨明顯。在高校審計部門中，審計廉政文化建設是當前迫切需要研究的課題，本文從高校審計廉政文化的內涵出發，提出審計廉政文化建設的思路與要求，并對當前遇到的問題提出針對性建議。

【關鍵詞】高校內部審計;審計廉政;文化建設;瓶頸;建議

高校審計工作涉及高校的內部控制、預算情況以及財務管理等方面，對高校的健康發展及運營有關鍵性影響。高校審計一般是通過對高校內部財政收支、經濟活動、內部控制、風險管理進行獨立、客觀的監督、評價和建議，從而推進高校合理經營、促進黨風廉政建設的一項重要性工作。審計工作可以促進高校完善管理控制、防范系統風險，在我國高校綜合改革不斷深入的過程中，已成為高校治理的重要一環。隨著高校審計重要性的日益增加，其自身也面臨著廉政風險，盡管高校內部審計機構和審計人員是高校風險防范、價值增值的監督者，但其自身廉政風險也是客觀存在的。廉政風險是廉政問題、攫取私利等行為發生的源頭，表現在高校審計人員崗位職責、審計制度機制、人員道德思想等多個維度。例如，高校審計人員擅自隱瞞審計中發現的重要線索；或者利用審計職權中掌握的重要信息謀取私利；私自收受學校建設中施工單位或供貨商的財物；以及受人情因素影響，降低審計評價的客觀性等，這些廉政風險是客觀存在的，需高度重視。因此需正視、防范高校審計廉政風險，開展高校審計廉政文化建設，使審計工作應有的監督效能得以發揮和提升。

一、高校審計廉政文化建設的內涵及作用

高校審計廉政文化主要指審計部門及工作人員在履行審計職能過程中應遵守的道德理念、價值觀念和行為規范，以廉政為核心，以文化為外在表現形式的綜合教育工作，塑造審計人員科學的發展觀、世界觀和價值觀，屬于審計執法的基本環節。高校審計廉政文化建設能客觀反映高校審計部門及審計人員廉潔從審思想，將廉政思想融入到高校審計人員思想中，形成廉潔從審的文化氛圍，使高校審計工作體現出制度化、常態化、大眾化和規范化的特點。其內涵有三個方面：一是精神方面，指建設高校審計廉政人員的廉潔認知，思想覺悟，文化修養，價值觀念等；二是制度方面，指建設相關規章制度，培養行為習慣，促進廉潔從審；三是物質方面，指建設高校審計廉政文化教育基地，開展主題活動，進行文化宣傳等?？偟膩碚f，高校審計廉政文化具有其獨有的特征，包括六個方面。一是其目標的根本性，它是高校審計部門及審計人員群體中產生的一種廉政文化，與其他高校部門之間具有不可替代性。二是其思想的先進性，審計廉政文化建設對審計人員的精神境界有著巨大的提升作用，促進審計人員世界觀和價值觀的升華，引導高校審計部門和審計人員法治、科學地開展審計監督公眾。三是道德的崇高性，其目標是提升審計人員的職業道德素質，讓審計人員在工作中嚴守防線，提出修正意見，廉潔從審。四是時代背景的鮮明性，廉政文化是社會文化程度的重要尺度，反映出時展的主要防線，具有鮮明的時代性，是新時期黨風廉政建設在審計工作中的重要表現，體現出優秀審計文化與時代潮流的結合。五是導向的正確性，高校審計廉政文化不僅通過規章制度來規范審計人員的行為，更重要的是通過道德規范來約束、引導審計人員自覺遵守審計規范，是一種正確的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導向。六是影響的廣泛性，高校審計廉政文化建設通過審計部門及審計人員的以身作則，影響整個高校廉政文化氛圍，通過廉潔的審計工作，疏導高校各項經濟、財務工作的有效開展，在高校內具有廣泛影響。高校審計廉政文化是社會廉政文化的具體形式之一，有利于促進高校審計廉潔工作開展，為高校內審工作提供穩固的思想保證和精神支柱，是推進高校黨風廉政建設的重要保障。審計廉政文化在高校的大力推行，能增強審計人員對審計工作與廉政文化的認知度，包括審計工作結合廉政工作應采取的手段和對審計目標的要求，廉政文化指導審計工作開展，使得審計人員在認知、期望和信念等層面擁有一致的價值觀，規范審計行為，凝聚審計人員一體化，實現一致的審計目標，能高效調整審計人員的思想行動，站在較高層次解析審計工作，組織形成具有信賴感、安全感和充滿歸宿感的團體，引導健康向上的審計精神境界。高校審計廉政文化是高校審計工作和廉政工作的結合產物，在實際工作中體現在審計人員的職業能力、道德、修養和職業精神等方面。

二、高校審計廉政文化建設的思路及要求

（一）高校審計廉政文化建設的思路

作者：蔡繼明 王成偉 單位：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一、引言:分析“政治經濟學”概念演變的必要性

“政治經濟學”(PoliticalEconomy)大概是經濟學家使用最為頻繁、但內涵指向卻差異最大的經濟學概念，不僅不同時代的經濟學家對其理解不同，即使同一時代的不同經濟學家，對其理解也不盡相同。亞當•斯密認為政治經濟學是關于如何管理國家資源以便創造財富的科學;馬克思則認為政治經濟學是有關特定生產方式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研究;馬歇爾認為應以“經濟學”取代“政治經濟學”;薩繆爾森則認為“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無異。而隨著近年來“新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興起，關于“什么是政治經濟學”的問題，更引起學者們的普遍關注，如關于政治經濟學和新政治經濟學概念界定及研究趨勢的分析，一直是國內外理論界討論的熱門話題，其中國內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方福前(1999)[1]、楊龍(2000)[2]、陳振明、黃新華(2004)[3]、賈根良(2004)[4]、馬春文(2005)[5]、汪丁丁(2004，2005)[6][7]，等等。馬克•布勞格(Blaug)一直強調，經濟思想史研究最為關注的，并非某些經濟學家的特定理論，而在于經濟學理論研究的歷史性突破，即經濟思想的成長[8]，或按照熊彼特所強調的，是對經濟分析史的考察。“所謂經濟分析史，是指人類為了認識經濟現象在心智方面的努力的歷史;換句話說，也就是經濟思想中帶有分析性或科學性這個方面的歷史。”[9]15如果用哲學語言來表述，經濟分析史可以看作是經濟科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發展的歷史。馬春文認為:“解釋政治經濟學，就要作一部政治經濟學史。”[5]57他強調，對任何學科中的重要名詞解釋，要有思想史的研究思路。亦如徐復觀所說:“思想史的研究，也可以說是有關的重要抽象名詞的研究。……在方法上，很小心地導入了‘發展’的觀點，從動進的方面去探索此類抽象名詞內涵在歷史中演變之跡;及在演變中的相關條件;由此而給予了‘史’的明確意義。”[10]1，在“新政治經濟學”已成為今日國際學術研究熱點、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漸趨成熟、論文和專著大批發表的有利條件下，我們可以借助徐復觀所強調的“發展”觀點，從動態角度來探索“政治經濟學”這一重要抽象概念在經濟思想史上的演進過程，并藉此為“新政治經濟學”的當代研究提供更為嚴謹的分析視域。

二、早期學者對政治經濟學概念的理解

在早期學者的著作中，經濟學是從屬于政治學的，各種萌芽的經濟思想都只能在政治學著作中才能找到。這種一切社會科學統歸于政治學的做法，正是世界各國早期學術研究的共性之一。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寫道:“出于男性和女性、主人和奴隸這兩種關系，首先產生的是家庭。赫西奧德(公元前八世紀希臘詩人)說得很對，他說，先營家室，以安其妻;爰畜牡牛，以曳其犁。”[11]5家庭管理，這就是經濟學的最初含義。從詞根上來看，“經濟”(econom)一詞來自于希臘語，它是由兩個詞組成的復合詞，其中，“eco”的意思是“家務”，“nom”的意思是“規則”、“法則”。在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中，經濟學代表著“家庭管理的藝術”(theartofhouseholdmanagement)。[12]13男人管理女人、主人管理奴隸的治家之道，同君主管理臣民、政府管理城邦的治國之道是相通的。故此，國家管理，就成為經濟學的題中應有之意。亞里士多德寫道:“家庭是出于自然的一種結合，用以滿足人們的日常需要，……當若干家庭聯合起來，其目的不止于滿足日常需要時，這就出現了村落。……當若干村莊結合起來成為社團時，其規模已經大到足以完全或相近于完全自給自足，于是產生了城市國家，這只是出于生活上的需要，至于所以能持續存在，則是出于享受美好生活的愿望。……這就很明顯，城市國家是自然的產物，而人類則天生是政治動物。”[11]5－6在亞里士多德看來，所謂政治，就是集體之事、國家之事，而個人是非常自覺地參與到集體之事、國家之事中去的;家政管理是與國家管理相統一的，個體經濟自然就是國家經濟的一部分。此時，政治學與經濟學天然統一，個體研究與群體研究天然統一。

三、古典時代的政治經濟學概念

“政治經濟學”(politicaleconomy)這一術語最初出現于17世紀初期的法國，1611年，L．deMay-erne－Turquet在一本論政府的著作中首先使用了“政治經濟學”。[12]13這一術語是針對亞里士多德的“經濟學”概念而提出的，更確切地說，是對亞里士多德的城邦經濟學、國家經濟學概念的引申和強調。在法語中，“政治的”含有宏觀的、宏大的含義，此時的“政治經濟學對于國家等于家庭經濟學對于家庭。”[13]1又如麥克庫洛赫的解釋，“經濟(Economy)一詞是從希臘字(家或家庭)和(規律)兩字演變而來的，意思就是家庭的管理。因此可以說政治經濟學之于國家，正如家政學之于一個家庭。”[14]3由此可知，古典經濟學家使用“政治經濟學”一詞，主要是為了強調其所分析的是與國家管理相關的經濟問題。翻閱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著作，類似的說法俯拾皆是，可以說這是一個基本的“共識”。在古典經濟學時代，經濟學幾乎專指與國家資源相聯系的財富的生產和分配的學問，或者說是研究國民財富的學問。在古典經濟學時代，經濟學還未從政治學、倫理學和歷史學中分離出來，在古典經濟學家的觀念中，政治經濟學并非是從政治的角度去理解經濟學，更不是政治問題的經濟分析，他們所強調的是宏觀的、整體的經濟問題研究，這既是經濟的、也是政治的。如同巴里•克拉克所說:“政治經濟學是原初的社會科學。亞當•斯密、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卡爾•馬克思等人均是以廣闊的視野研究社會體系。直到19世紀下半葉，政治經濟學才開始裂變為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社會史、社會心理學以及社會哲學等學科。”[15]1在斯密時代的政治經濟學，實際上尚未形成自己獨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因此還在大量借鑒其他學科、尤其是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也正是在此意義上，早期經濟學家只能在道德哲學、歷史學、倫理學的課程體系里謀求教職并講授經濟學。正是基于多學科雜糅的研究方法，古典政治經濟學始終將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融于一體，既表現出嚴謹的科學求真態度，同時又抱有強烈的社會變革理想，馬克思的《資本論》，可以看作是古典時期實證研究與規范研究相統一的典范之作。馬克思把自己的政治經濟學著作《資本論》的研究對象界定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旨在揭示一個特定的社會經濟形態即資本主義的產生、發展和變化(滅亡)的規律。馬克思有關商品、價值、貨幣、勞動力商品、資本、剩余價值、利潤、生產價格、地租、利息等范疇的分析和演變，無疑是采用了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矛盾分析、中介分析以及一般特殊個別分析等實證分析方法;而有關資本主義發展趨勢以及對未來社會的預想，則明顯帶有規范分析的色彩。正如馬克思的一句名言所說:“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解釋世界主要靠實證分析，而要改造世界，就必須做規范分析。也正如已故著名政治經濟學家周守正教授所說:馬克思的《資本論》既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三個組成部分的統一，又是認識論、邏輯學和辯證法的統一。[16]研究對象為國家和社會的整體性經濟問題(財富的增長與分配)、研究領域體現多學科交叉與融合、研究方法以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相統一，以上三點，共同構成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范式與理論特色。#p#分頁標題#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