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學歷論文范例

1差異化科研管理模式的構建思想

完善的科研管理模式主要分為科研工作的組織培訓和科研獎勵兩部分內容，表面上兩者是相互獨立的，實際上卻是有機的一體，前者是醫護人員獲得物質或精神獎勵的基本條件，后者為醫護人員從事科研工作提供了動力。由于醫療機構的工作強度大等原因，醫院往往忽視了科研工作的組織培訓，使醫院各個科室普遍缺乏良好的科研氛圍，不利于醫護人員科研能力的提高。在科研獎勵方面，一般醫院尤其是大型醫院雖已制訂了較為系統的科研獎勵方法，如工作人員的論文若被SCI、EI、核心期刊等收錄，分別給予不等的經濟獎勵等，但其中的致命缺陷為科研獎勵是一個統一的標準，如以發表SCI收錄的論文為例，少數博士學歷或主任醫師職稱的高級人才，經過努力可能會成功發表，但對于更多的醫護人員來說，這幾乎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對更多的人來說形同虛設，顯然醫院的科研獎勵工作并沒有起到激勵的作用。差異化科研管理模式首先將科研工作的組織培訓作為主要內容之一，對醫院科研管理工作加以完善。并根據醫護人員的能力，在科研工作組織培訓和科研獎勵兩方面均采取差異化的管理方法，從而有效地解決了醫院原科研管理模式存在的問題。

2差異化科研管理模式的構建過程

2.1醫護人員的分級分組

2.1.1醫護人員分級

醫護人員的職稱和學歷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其科研能力，因此醫院可根據醫院人才隊伍的建設情況，確定選用哪一種方式來分級。如某醫院處于高速發展期，近年來聘請了大量的醫護人才，在這種情況下，可按學歷進行分級，即分為博士、碩士、學士和學士以下4個級別；若醫院處于穩定期，則可通過職稱進行分級，即分為高級、中級、初級3個級別。以此作為科研工作組織培訓和科研獎勵的基礎。

2.1.2醫護人員的分組

本文作者：鄧志英 李阿利 單位：湖南農業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湖南農業大學研究生處

農業推廣碩士專業學位教育的主要目標就是為了培養能夠適應農村、了解農民的高層次應用型人才。由于我國農業推廣碩士培養起步較晚，培養模式大多沿用農學碩士的方式，實踐證明這種培養模式不適應專業學位教育的發展需求，農業推廣碩士專業學位必須從注重學術研究教育過渡到專業學位教育，必須建立一支足夠數量和適應專業學位教育發展的師資隊伍。如何根據農業推廣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的特點，建設一支高水平的應用型、技能型、創新型的師資隊伍是農業推廣碩士培養質量的一大重要問題。

1調查對象與研究方法

筆者2009年11月至12月對湖南農業大學及中南林業科技大學在讀農業推廣碩士研究生發放《農業推廣碩士專業學位教育師資隊伍建設研究》問卷483份，回收有效問卷309份，回收率為64％。調查對象包括2005到2008級的各級在讀農業推廣碩士研究生，涉及農業推廣碩士的所有領域。通過文獻檢索所收集到的資料，結合問卷調查的結果，進行綜合整理分析對農業推廣碩士專業學位教育師資隊伍現狀進行分析。

2調查內容與結果分析

2．1農業推廣碩士專業學位教育師資隊伍結構趨于合理，但校外導師高學歷高職稱比例偏低

農業推廣碩士校內導師數據是抽取作物、園藝、植物保護、漁業、農業機械化、農業信息化、農業資源利用等幾個領域作為樣本得出來的結果，表明農業推廣碩士專業學位校內導師中高學歷的比例較高，其中博士學位的78人，占教師總數的53．4％；具有碩士學位的有29人，占教師總數的19．8％；具有學士學位的有39人，占教師總數的26．7％?？偟膩碇v碩士以上學位的占到73．2％；正高職稱的人數明顯高于副教授占到總數的77．4％，副高占22．6％；師資隊伍的主體在41～50歲年齡段，占到52．6％，但是30～40歲之間的比例比51歲以上的小，分別為10．3％、33．5％。這說明校內導師大多是高學歷、高職稱的中青年專家，指導力量相對較強。校外導師的數據是收集2002年度至2009年校外導師數的總和，其中高學歷的比例偏低，博士、碩士的比例僅到13．1％、26．8％，即碩士以上學歷的比例為39．9％，比校內導師碩士以上學歷73．2％要低很多，其本科及以下的比例較大，占到60％；正高職稱的僅占到35．8％，比校內導師77．4％低了42個百分點，副高職稱所占比例明顯較高，比校內導師22．6％的比例高出40個百分點，占到64．1％；年齡結構上40～50歲的中年骨干占到57．1％，50歲以上的占到30．5％，40歲以下的僅占12．4％?？梢?，校外導師碩士以上學歷以及正高職稱的比例不大，這說明在選聘校外導師時，對理論研究和學術方面的要求沒有校內導師那么高，但對實踐經驗的要求應該要更加嚴格。農業推廣碩士任課教師中具有博士學歷的占了52．8％，碩士學歷占到26．9％，即碩士以上學歷的占到79．7％；正高職稱的比例為60．1％，副高職稱占到32．6％；年齡結構也較為合理，大多是中年骨干40～50歲之間，占到53．9％，而且50歲以上的比例較小，僅占到17．6％，20～40歲之間的青年教師占到27％。這說明農業推廣碩士專業學位的任課教師高學歷、高職稱的比例較大，有較高的科研究水平。年齡結構中中年比例最大，而且青年教師比例比老齡比例要大，其整體結構是符合教育事業的發展要求。

2019年春節，一個被萬千學子所敬仰的北京大學聘用的博士后因不知道“知網是什么”，引發了一件學術圈大案。本來是一件學術丑聞，但因主人公翟天臨是電視公眾人物而升級為全社會轟動的新聞熱點。一時間，把北京大學和北京電影學院兩所高校也推上了風口浪尖。此外，網友們憑借著網絡時代的“人肉搜索”技術手段，把翟天臨的同學和老師也翻了個底朝天，弄得人人自危。事發后，我們可以看到，不論是行政部門教育部，還是主流媒體《人民日報》都對這個事件給予了高度關注。事情的最后處理結果是，翟天臨自動放棄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博士后機會，并且在坐實學術不端的情況下被北京電影學院撤銷博士學位，而他的導師也被一并取消博士生研究生導師資格。“翟天臨無心一語，卻打開了一扇暗啞老舊的門扉——歷史常常在這種貌似無意義的小事件或小人物身上爆發。”[1]從整件事情的過程來看，正是知網撕開了這個口子。知網何以有如此大的能量？一個明星學術不端何以造成如此巨大的社會影響力？筆者試著以分析知網與學者、學位授予單位及學術期刊的關系來揭開這些謎底。

一、知網與學者

在這個事件發生之前，翟天臨一直以學霸身份混跡于娛樂圈。醉心于名利場的他本希望憑借著自己或明或暗的關系在學術圈再撈一把，卻沒想到摔了一個重重的跟頭。也只有這個事件發生之后，人們才知道在娛樂圈眾多的明星里，擁有博士學位的人寥寥無幾。究其原因，北京電影學院退休教授、第四代導演謝飛一語道破天機。2019年2月15日，也就是事件發生后的第六天，謝飛教授在《成都商報》上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其中提到“像我們電影學院以培養史論研究的‘電影學系’可以設立博生研究生教學，其它以專業知識技能培訓的編、導、演、攝、錄、美、制、動畫等專業是不適合的，也沒必要開展這樣的純理論研究型的博士研究生教學！”[2]言外之意便是研究型博士學位課程對藝術創作專業的實踐幫助并不是很大。因此，也可以說這個博士學位對翟天臨演藝成績的取得并沒有起到決定性的作用。但由學術圈而來的“學術不端”這項罪名對于他這個社會公眾人物來說卻是致命的，他的一句“知網是什么東西”幾乎把他之前所有的成績都付之一炬，有人把它總結為“辯證法的吊詭在此顯出真面目”[3]。知網是什么東西？知網是由清華大學、清華同方于1999年6月發起的一項以實現全社會知識資源傳播共享與增值利用為目標的信息化建設項目。經歷了這么多年的與期刊界、出版界及各內容提供商的合作，其早已發展成為集期刊、博士論文、碩士論文、會議論文、報紙、工具書、年鑒、專利、標準、國學、海外文獻資源為一體的、具有國際領先水平的網絡出版平臺。因此，對于任何從事學術研究工作的人來說，知網是一個必經之地，也是一個重要的戰場。翟天臨作為一個正兒八經的擁有博士學位的學者，卻對現在連本科畢業生都知道的知網一無所知，實在是不應該，但更不應該的是他在知網上為數不多的文章還涉嫌嚴重抄襲。事發后，新京報記者對翟天臨的文章進行了檢索，發現只有兩篇文章，一篇報紙和一篇期刊論文。其中，《談電視劇<白鹿原>中“白孝文”的表演創作》這篇期刊論文在經知網學術不端行為檢測系統檢測后顯示，有1處疑似剽竊他人觀點，7處疑似剽竊他人文字表述。在這篇只有2851字的文章里，去除本人文獻文字復制比結果為39.4%，也就是說有1646字的內容與他人發表內容一樣。[4]事實上，在2017年劉進擔任導演的電視劇《白鹿原》中，白孝文的出演者正是翟天臨。無論如何，《白鹿原》劇本他是看過的，甚至是熟讀過的。尤其是關系到白孝文的片段，他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梢哉f，沒有多少作者能有他這份經歷。他只要能把自己在演藝過程中體會到的真情實感稍微動點腦筋加以分析綜合，都是第一手資料，都是具有學術價值和實用價值的經驗之談。但恰恰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他的論文卻漏洞百出，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更諷刺的是翟天臨事件發生的時間正好是2019年春節期間，這個“假”博士在2019年春晚上剛剛扮演了一個打假警察。假如沒有知網，我們還真不一定能發現翟天臨原來是一個水貨博士。因為人們是先發現他“竟然不知道知網是何物”這個漏洞，才來檢索他的文章。不是先檢索他的文章有問題，才來質問他的學歷。但有了知網，一切就變得清清楚楚。包括你的論文有多少字？有多少屬于你自己的觀點？有多少涉嫌抄襲？抄了誰的？都能在第一時間反映出來。數據是冷漠無情的，但數據也是最不會撒謊的。目前，翟天臨的博士學位被北京電影學院撤銷，至于我們還能不能在知網上看到他的博士學位論文，現在已經不重要了。翟天臨從神壇跌入谷底，可能今生再無緣知網，因為本質上他并不是一位學者。由此，我們不得不感謝有了知網這個平臺，給了學術一個重要的監督渠道，也讓每個從事學術的人對學術產生敬畏之心。知網是一個容器，是一個晾曬平臺。對于學者而言，無論是學術大腕，還是學術小卒，無論是政商名流，還是寒門學子，在這里都一視同仁。

二、知網與學位授予單位

翟天臨之前之所以敢于在各個公共場合炫耀自己的高學歷，主要在于他的這個學歷不是空穴來風，他是堂堂正正被北京電影學院授予學位的博士生。只是他的一句“知網是什么東西”暴露了他的學位名不符實。因為在北京電影學院博士學位申請條件里有明確規定“凡我校錄取的博士生，在校期間個人獨立或與指導教師聯合(本人擔任第一或第二作者)在國內外公開出版的學術期刊上正式公開發表與本學科相關的至少2篇學術論文，其中應至少有1篇在中文核心期刊發表”。[5]而這個翟天臨不僅未滿足正常畢業條件，其中一篇文章還涉嫌抄襲。這次東窗事發，很多人把它歸咎于翟天臨自身的“作”，結果是搬塊石頭砸了自己的腳。還有人說，翟天臨不僅害了自己，還害了一群人。事實上，筆者要說的是恰恰也是這一群人害了一個年輕人。不難發現，事件發生之后，輿論重心在翟天臨身上短暫停留之后，便直逼北京大學和北京電影學院兩所學位授予單位而去。因為翟天臨是完完整整地走完了博士培養程序的，他拿到的學位證書是真的，包括他在微博上曬的北京大學博士后錄取通知書也是真的。假如沒有這次偶然事件，誰也不敢貿然質疑他的學霸身份。因此問題就來了，翟天臨明明不夠條件，他是怎樣拿到學位證書的？責任顯然在于學位授予單位。由此，“翟天臨學術不端事件”已經不再是一件簡單的個人誠信事件，而是一件重大輿論危機，并且事關國家教育部門形象。所以，教育部才在第一時間回應此事：“調查不光是涉及到本人是否涉嫌學術不端，也涉及到工作的其他各個環節有沒有問題。”[6]而在事后的調查結果里面，兩所學校分別承認了自己在培養和招生環節存在失誤，特別是其導師硬是被取消了博士研究生導師資格。另外，在謝飛教授的那篇《大學藝術創作專業需要開設理論研究型的博士學位教學嗎？》評論中，他還呼吁大家停止網絡暴力，“對犯過錯誤、有污點的人，特別是年輕人千萬不要一棍子打死”。[7]這篇文章雖有護校護生之嫌，卻是一篇極具理性的反思性文章。民眾可以原諒翟天臨的虛榮心，但卻不能對學位授予單位的糊涂賬置若罔聞。翟天臨事件是一次信任危機，不僅牽扯學者個人誠信的失德，也涉及到部分高校在招生錄取培養過程中的管理失范，同時還關乎到整個社會的誠信體系建設。正如一位記者所言翟天臨“學術不端不是小事一樁，更不是娛樂事件，它不僅關乎道德誠信，更關乎教育公平，其背后的問題遠不是一個藝人的‘人設崩塌’可以涵蓋。”[8]這不是一個低級錯誤，因為這件事情本身很難讓大家相信之前就沒有其他“翟天臨”。翟天臨一個人事小，但是一群“翟天臨們”活活地占用了那么多本來就很少的博士學位指標卻是大事。而且對于這部分人來說，博士學位只是拿來給自己貼金的一個裝飾品，對于他們的實質性事業甚至沒有多大用。而他們卻讓大一批靠自己努力并把改變命運寄托于此的寒門學子望塵莫及，這種赤裸裸的差距才是最可惡的。翟天臨這種騙子固然可恨，后面為其大開綠燈的人才更可恨。但可恨歸可恨，至少在事情責任尚不明朗的情況下，民眾不能把私憤發泄到某一個人頭上。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人對北京電影學院院長追著不放，甚至可以說是變相的人身攻擊。當人們喪失理智地去參與到這樣一場“泄憤”狂歡，追逐網絡暴力帶來的刺激時，同樣是一種病態。在這個既真實又虛幻的網絡世界中，誰也不敢保證，誰一定不會成為下一個受害者。為了最大限度地平息輿論，化解民憤，當然也是為了遏制這種現象再發生。教育部辦公廳在2月底連續了兩個公文，《教育部辦公廳關于進一步規范和加強研究生培養管理的通知》（教研廳〔2019〕1號）和《教育部辦公廳關于進一步規范和加強研究生考試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學廳〔2019〕2號）。一個是規范和加強研究生培養管理，一個是規范和加強研究生考試招生工作，不能說這兩份文件完全是因為翟天臨事件，但也不能說毫無關聯。尤其是教研廳〔2019〕1號文件，實實在在給廣大學位授予單位敲了一個警鐘。其中提到“狠抓學位論文和學位授予管理”、“強化學位論文抽檢結果使用”和“加大評估和問題單位懲戒力度”，可謂在廣大學位授予單位頭上懸了一把利劍。另外，在今年的兩會期間，“加強科研倫理和學風建設，懲戒學術不端，力戒浮躁之風”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中。所有這些政府行為，讓我們又一次看到了希望，夯實了信心。上文提出，假如沒有知網，我們很難發現翟天臨是個水貨博士，相應地我們也很難去質疑一些高校在招生錄取過程中存在不規范行為。假如沒有知網，這種檢查只能靠各高校內查，或者互查。而有了知網，各種暗箱操作便成為了一個隨時都可能會爆炸的定時炸彈。因此，看起來知網和學位授予單位沒有多大關系，甚至八竿子打不著。但是，既然是學位授予單位，學生必須在學習過程中滿足一定的學術成績才能拿到學位證。而知網就是學術成績的容納器，因此就把知網和學位授予單位聯系了起來。教研廳〔2019〕1號文件提出“探索建立學術論文、學位論文館際和校際學術共享公開制度，以公開促進學術透明，主動接受社會監督。”其實知網在這個方面已經做了很多，起碼翟天臨事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也只有對學位授予單位施以高壓，才能有效地遏制學者學術不端?，F在越來越多的高校都把公開發表一定數量的學術論文作為碩士和博士畢業的硬性條件，而且也有越來越多的高校把碩博士論文上傳知網。因此，知網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監督窗口，實際上也把那個定時炸彈的“按鈕”放在了人人皆可觸碰的地方，成為預防學術不端的一個重要機制。

三、知網與學術期刊

從科研倫理角度而言，是保證文章原創性的前提，是為了預防學術不端。就像人們制定法律宣傳法律，不是為了懲治犯罪，而是為了預防犯罪。但假如沒有知網，沒有大數據時代的學術不端文獻檢測系統，我們還真的缺乏一個約束科研倫理的他律性工具，而只能依靠學者的自律和微不足道的檢舉。但有了知網等這類網絡出版平臺，文章重復率便一清二楚。但有了這個利器，用和不用，怎么用？便又成為了一個問題。這就牽扯到誰來把這個關？學位論文當然是靠學位授予單位，而期刊雜志的把關者顯然是期刊社，而與學者打交道時間最長的也正是期刊社?；氐降蕴炫R《談電視劇中“白孝文”的表演創作》這篇文章，既然有這么高的重復率，甚至還涉嫌嚴重抄襲，為何還是能夠發表？在學術活動中，我們痛恨學術腐敗，痛恨像《求索》等一些學術期刊在一些膽大妄為的主編手中成了牟利的工具。但還有一種學術縱容同樣值得警醒，一些期刊不求上進，但求有稿就發，甚至文章重復率門檻也形同虛設。盡管我們認為學術期刊有著劃分檔次的必要性，但是并不意味著非核心期刊要在這一關失守。一篇文章，只有在保證原創性的基礎上才能談學術貢獻，因此文章，應該是任何期刊在接到作者稿件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恰恰在這第一件事上，學術期刊再次對翟天臨放了水。事實上到最后，果然這件事害了他。上文提出，假如沒有知網，我們很難發現翟天臨是個水貨博士。更難發現由于一些學校在招生培養過程中的不規范，還可能存在很多“翟天臨們”。但是一個更為殘酷的現實是，即使有知網，我們也并非一定能揪出問題。盡管現在越來越多的學校把碩博士論文上傳知網，但范圍并非覆蓋所有學校，并且學校上傳的時間進度也沒有期限要求。如果這次不是翟天臨自己犯下“不知知網是什么東西”這么低級的錯誤，指望我們去追查他的材料，或者指望通過輿論去迫使相關學校自我調查，可能結果又是另外一番結局。盡管他不知道“知網是何物”，怪就怪在他在知網上竟然還有一篇文章，也難怪有人質疑這篇涉嫌嚴重抄襲的文章到底是不是他本人所寫。僅僅是這篇文章又進一步暴露出他的學術不端，只能說他運氣壞到了極點。另外，如果沒有人去把這篇論文拿去再，又有誰會發現這篇經期刊正式發表并且上傳知網的文章還有著這么高的重復率。就像剛剛上文所講，事發后，我們把矛頭直指翟天臨，卻忽略了學校。事實上，學術期刊也有責任。如果當時這個期刊以重復率過高打回讓其修改或者干脆拒絕發表，或許不會對今天的結局有什么改變，但至少翟天臨少了一個污點，期刊的名聲也能得以保留。翟天臨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當前的學術環境不容樂觀，但在這個事件的處理過程中，板子顯然不能只打在作者身上，后面的期刊社同樣難辭其咎。期刊社把關不嚴，罪魁禍首是背后學術體制對期刊社機構地監管不力。而知網給了學術圈一個重要的監督力量，在共享所有人的學術成果的過程中也賦予了所有人知情權和監督權，同時也把期刊囊括了進來。至此，知網織了一個巨大的網，它完美地把學者、學位授予單位和學術期刊網在了一起。

對法學研究的研究，不能局限于純粹的主題話語，還需要延展至相關領域，從而有助于研究的深人，并充分體現研究價值。法學教育與法學研究在根本目的上的一致性，決定了二者之間有著相輔相成的密切關系。   首先，法學研究類型與法學教育類型之間存在一定的對應性。   法律作為調整社會關系的規范，法治作為社會有序運行的機制，決定了以法律和法治為研究對象的法學是一門實踐性極強的學科，決定了法學研究的根本目的是服務于法律和法治實踐。由此引出兩種法學研究類型:其一，直接服務于法律和法治實踐的法學研究類型，即實務研究。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用法學理論指導法律的制定和法治系統的形成;二是用法學理論指導法律的實施和法治狀態的推進。其二，間接服務于法律和法治實踐的法學研究類型，即原理研究。這是指法學理論本身的建構，是要揭示法律和法治的建立及運行的根據和規律。兩種類型的關系好比“砍柴”與“磨刀”，缺一不可。   需要指出，法律實務工作者從事法律實務本身就屬于實務研究。因為法律實務既是客觀外在的工作流程，也是主觀內在的研究過程。換言之，法律實務乃客觀外顯的“實務工作”與主觀內存的“實務研究”相結合的過程。所謂研究，不過就是運用理論去發現、分析、演繹、歸納和回答問題的思維活動。其中的問題是原理，就是原理研究;其中的問題是實務，就是實務研究。法律實務工作者運用法學理論解決實務問題的思維活動，當然就是法律實務研究。法律實務事關重大且專業性極強，實務者必須有嚴格的科學精神，不能盲目和隨意，這就需要以法學理論為指導對實務問題開展細致的科學研究。法律實務有著比其他實際工作更為突出的研究特質。對此，換個角度更加清楚:法學理論工作者對法律實務進行探討，與法律實務工作者對自己從事的法律實務進行探討，其主觀過程和規律沒有什么不同，承認前者是法學研究便不能否認后者。不能認為法學研究只是理論工作者的事情，而實務工作者不需要研究，因為完全不需探討的法律實務很少。   再看法學教育的類型。法學教育的任務是培養法科人才，其目的與法學研究一致，即通過培養專門人才來服務于法律和法治的實踐。既然“砍柴”和“磨刀”都為法律和法治的實踐所必須，法科人才的培養就要圍繞兩個方面展開:著力培養專門的實務人才和理論人才，由此形成兩種法學教育類型。實務型人才培養著眼于實務工作崗位，主要是律師、法官、檢察官、警察等司法和執法崗位(我國“大法學”概念包括公安學科，但中外對警務執法人員的培養都是法學院之外的另一個系統)。理論型人才培養著眼于理論工作崗位，主要是法學教師和研究員等教研崗位。   然而，要把法科學生分別培養成兩種類型的崗位人才，必須清楚:究竟要著重培養學生的何種素質和能力?兩種教育類型對此有何種定位?這個法學教育基本問題的答案便是法學研究。一方面，要從事法學理論研究工作的學生，必須在系統的法科學習中獲取法學理論研究能力。另一方面，法律實務工作崗位固有的研究性要求實務人才具備實務研究能力，培養實務人才的法學教育類型要讓學生具備這種研究能力。法科學生獲取兩種研究能力的共同前提是掌握理論知識，包括法學理論和相關理論知識，這是法科人才必備的基本素養。從法學教育的過程和結果來看，兩種法學研究涉及三種主體:法學理論工作者，法律實務工作者，在校法科學生。其中，在校法科學生與法學理論工作者中的法學教師反映法學教育的過程;法律實務工作者與包括法學教師在內的法學理論工作者體現法學教育的結果。幾種主體都可對法學原理和法律實務展開研究，但是，畢竟法學教育類型與法學研究類型之間具有一定的對應性，即法律實務人才主要進行法律實務研究，法學教育重在培養此類法科學生的實務研究能力;法學原理的研究任務主要由法學理論人才承擔，法學教育重在培養此類學生的理論研究能力。任何主體都應首先具備與崗位湘適應的研究能力。當然，區分培養類型不意味著兩種人才只能有單一的研究能力。兩種培養類型都要讓培養對象掌握法學原理和相關理論，教學中都要聯系法律實務中的現實問題，教學內容本身就有重合和交叉。不同法學教育類型只是在法學研究的取向上有所側重。   其次，法學研究類型是構筑法學教育體系的基本坐標。   法學教育的核心任務是培養有研究能力的法科專業人才。法學研究的兩種類型自然成為各國構筑法學教育體系的基本坐標。外國法學教育大致有兩種模式:歐洲模式與美國模式。兩種模式各有不同，卻都以兩種法學研究為內在依據。   第一，從兩種研究能力出發，對法科學生分類培養。各國法學教育品種的設置體現實務研究與原理研究的橫向區分。歐洲模式中的法學本科與美國模式中的J.D.學位，都屬實務教育品種，前者旨在一體化地培養法官、檢察官、律師，其培養過程兼顧幾種法律實務角色的理論素養和研究能力，后者直接培養律師，法官和檢察官則從優秀律師中選任，其學校培養環節集中在律師的理論素養和研究能力。兩種模式中的法學博士都屬理論品種，著力培養法學理論方面的研究能力;法學碩士主要作為外國學生攻讀法學博士的跳板。不同法學教育類型培養不同研究能力，相應的學歷學位類型只作為相應崗位的資格。例如，美國的法學博士(5.J.D.)和法學碩士(LLM，)學位通常不能作為參加律師考試的資格，此類學生就不能進人法律實務崗位。   第二，從兩種研究能力出發，設定不同的培養層次。各國法學教育都在學歷學位的層次上體現實務研究與原理研究的縱向區分。各國法學教育設置了本科、碩士、博士等不同層次，但不同法科人才培養品種所需要的學歷學位層次不同。各國法學教育的實務人才培養類型都以第一法學學歷學位(所謂第一法學學歷學位，是指未來要從事法律實務工作或者法學理論工作的人員第一次接受的系統的法學專業高等教育)為必要和充足。歐洲一般是4年本科，美國則是本科后的3年J.D.教育。所謂“必要”，是指沒有接受過本國第一法學學歷學位教育的人員，就沒有從事該國法律實務的文憑資格。從事法律實務，必須科班出身。所謂“充足”，是指完成本國第一法學學歷學位教育的人員，就有了從事該國法律實務的文憑資格。然而，各國法學理論人才培養類型需要多層次法學教育。事實上，法學碩士和法學博士等高學歷學位人員都聚集在法學理論工作崗位上。#p#分頁標題#e#   第三，從兩種研究能力出發，合理安排培養內容。各國法學教育都以傳授法學理論和訓練法學研究能力為主干。盡管法科學生由于自身知識和能力的構成特點，難免存在兩個部分之外的學習需要，但其需要的各種學習項目或者由選修課解決，或者各自安排。即便是與學生就業有關的共性項目，如果喧賓奪主，也不能納人教學體系。例如，各國司法考試或律師考試是法科學生進人實務崗位的前提，但歐美的法學教育都不以考試為主線或參照，更不安排考試培訓。其考試與培養內在一致，都著眼于實務研究能力，課堂學習優秀者更容易通過考試。這種一致性促進了法科學生認真掌握法學理論和積極訓練研究能力，從而保證了教學計劃和質量。   歐美法學教育歷史悠久、發展穩定、成效顯著，與其說是教育模式的成功，不如說是遵循規律的結果，其培養模式可供借鑒，其科學精神更值得學習。   最后，法學研究類型為法學教育調整提供指引。   我國法學教育恢復初期只有本科，面對法律實務人才和法學理論人才的雙重短缺，法學本科將兩種人才培養一肩挑起。法學碩士的設立是我國法學教育類型區分的標志。解決法科人才奇缺的當務之急是培養能夠培養人才的師資。以法學二級學科為專業的法學碩士建立伊始，自然成為培養各門法學課程教師的理論人才品種。此后出現的法學博士是該品種的延續。法學本科逐漸轉向培養實務人才。此種格局基本符合兩種法學研究的規律，與歐洲模式接近。接下來十幾年，法學碩士和博士與理論人才需要相適應，穩定保持有限規模，但伴隨我國社會日益升溫的文憑熱，催生了提高法律實務人才學歷學位層次的需要。為解決這種矛盾，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借鑒美國模式，招收非法學背景的法律碩士，從而在研究生層次把實務人才與理論人才的培養區別開來。但是，法學本科與法律碩士均作為實務品種，雙軌之間的關系并未厘清。本世紀初，法學師資經多年積累，需求數量減弱，門檻則向博士提升，又遇法學碩士急劇擴招，能當教師的法學碩士越來越少，其多數要從事實務。這對培養實務人才的法學本科和法律碩士形成擠壓，也使得不同崗位去向的研究生被理論色彩的培養一鍋煮。近年，各高校招聘法學教師非博士不取，而博士的擴招又使越來越多的法學博士也要走實務之路，法學碩士則在事實上完全變為繼法學本科和法律碩士之后的第三個實務人才品種。然而，就法學碩士的培養來看，盡管各培養單位向實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但在課程體系、授課內容、論文要求等基本方面，仍未突破理論人才類型的總體框架。令人不解的是，教育主管部門此時反而強化法學碩士的理論型色彩，將其歸為“學術型”品種，與“應用型”的法律碩士相對，使兩個品種的關系變得十分糾結。應當看到，我國法學教育成績巨大，功不可沒，但當前發展進人瓶頸，結構不順，規模失控，盲目攀比，質量堪憂，就業困難等，都是不爭的事實。   我國法學教育呈現亂局的主要原因是沒有充分認識到兩種類型的法學研究能力在法科人才培養中的中心地位。第一，忽視兩種研究能力與人才培養需要的對應性，導致未能科學設計法科教育品種。品種繁多，關系不明。第二，忽視兩種研究能力對于人才培養的必要性和充足性，導致一方面未將科班培養作為上崗的硬性條件，另一方面層次累贅，本科足以從事實務，卻還要培養研究生，碩士能勝任實務，卻還要博士，4年或3年能完成的實務人才法學教育，偏偏要用7至10年。第三，忽視兩種研究能力所代表的人才素質內容，導致一方面未能真正形成分類培養，另一方面不把研究能力及其理論素養作為實務人才培養的重心，往往忙于給學生灌輸工作流程、操作技能、司考方法、實務經驗甚至“潛規則”，從而遮蔽了法科專業大學教育的深邃靈魂。   針對缺失，我國法學教育巫需科學定位和調整。第一，以兩種法學研究能力為基準，明確我國法學教育的品種和層次?？捎兴姆N方案:(1)保留法學本科作為實務型品種，法學碩士和博士作為理論型品種;取消法律碩士。(2)保留非法學背景的法律碩士作為實務型品種，法學碩士和博士作為理論型品種;取消法學背景的法律碩士和法學本科。(3)在理清關系的前提下保留法學本科與非法學背景的法律碩士兩個實務型品種，設置不同培養機制;保留法學碩士和博士作為理論型品種;取消法學背景的法律碩士。(4)保留法學本科與法律碩士作為實務型品種，由不同培養單位自行選擇其中之一;保留法學碩士和博士作為理論型品種;取消法學背景的法律碩士。第二，以兩種法學研究能力為根據，設置我國法學教育的內容和環節。兩種研究能力決定了兩種教育類型在課程設置、教學方法、論文選題、考核答辯、實習內容等培養方面都要有明顯區別。例如，實務型學生的畢業論文不應從原理開題，不要求理論創新和發表文章，而理論型學生必須進行系統的原理研究，必須推陳出新，力求發表學術成果，要做教師還應到課堂實習。兩種類型的人才培養都需要高度重視理論，讓校園回歸理論氛圍。此外，需要不同研究能力的人才的數量關系是實務遠遠多于理論，招生時應保持恰當比例，相應調配教學資源。第三，以兩種法學研究能力為門檻，明確兩種崗位人才的準人資格。未受過實務型法學教育的法學博士不能進人實務崗位。沒有理論型法學教育經歷者一般不能進人理論崗位。第四，以兩種研究能力為標準，建立法學教師的考評指標。法學教師是理論工作者，應當具備人才培養所需要的兩種研究能力。法學教師應當是接受過實務類型第一法學學歷學位教育和進行過理論型法學深造并將兩個方面交相融會的法學研究通才。應對兩種研究能力突出的教師給予更高的評價和待遇。此外，還應具備法學教育研究的能力。

作者：易映 單位：北京海淀區婦幼保健院人事科

衛生專業技術職務是醫療衛生人才專業技術能力、科研業績和臨床醫療水平的標志，也是評價、激勵醫療技術人員成才的重要手段之一。衛生技術職務評聘標準對廣大醫務工作者工作價值觀和專業技術能力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導向作用，能增強專業技術人員的責任感，激勵專業技術人員的進取精神，對醫院發現人才、促進人才成長、穩定人才隊伍、提高醫院綜合競爭力和促進衛生事業的發展，具有很大的推動作用。為認真有序開展專業技術職稱評聘工作，我院根據專業技術職稱評審標準，結合工作實際，在總結多年經驗的基礎上制訂出了晉升專業職稱資格量化考核表并實踐運行三年?，F就我院量化評分模式在專業技術職稱評審工作中的運用、機制現狀及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探討。

一、量化考核指標體系的建立

隨著近年來醫院各項業務突飛猛進的發展，加大了對博士、碩士高學歷專業技術人員的引進，加之鼓勵在職學歷教育，醫院專業技術人員的學歷層次有了較大的提高。學歷的提高使職稱晉升年限縮短，從而使符合聘任條件的人員增多與指標空額的矛盾逐年遞增。晉升職稱能否做到客觀公正，除直接關系到應聘人員工資福利等切身利益，還影響到廣大專業技術人員的積極性、創造性及醫院正常的醫療秩序和人際關系。2007年在院領導的指導下，本著積極穩妥的原則，對我院職稱評審工作進行了改革。針對醫院現行的專業技術職務聘任中存在的問題，通過整理現有聘任資料，借鑒其它醫院實例，選取符合北京市職改文件規定的任職條件的評價指標，與業務主管部門討論制定量化評價指標，并提交院高評委會上進行討論，篩選出有效、可行指標，并計算出每項指標的加權總分值，確定指標權重。經過深入細致的調查，充分醞釀，反復測算，幾經修改，建立了一套以職業道德、科研教學、臨床技能等為主要內容的量化評分體系，經過3年的運行，取得了較為滿意的效果。

二、量化考核指標具體內容及評分細則

1.基本情況10分。第一，學歷計分。博士后出站人員4分，博士研究生畢業3.5分，取得博士學位證書的3分，碩士畢業研究生2.5分，取得碩士學位證書2分，本科1.5分，大普及?？?分，中專0.5分。第二，工作年限計分。從事本專業工作年限20年（4），每年0.2分，最高4分。第三，專業技術職務年限計分。聘任現專業技術職務年限10年（2），每年0.2分，最高2分。2.論文水平5分。任現職期間，編寫著作及（最高5分）；SCI發表5分；在中華期刊發表1篇論文為1.5分；在核心期間發表1篇論文為1分；著作主編為1分；省市期刊0.5分（論文指第一作者，不含綜述、個案、摘要）。3.本專業工作經歷5分。任現職期間平均每年參加臨床工作50周5分。每周0.1分，最高5分。（平均每年不少于35周）。4.本專業工作業績60分。本專業的重要診斷技術及業績水平：⑴申報的專業屬醫院重點發展學科，能全面掌握本專業技能，能獨立診治本專業的疑難病例及獨立開展相關業務，在專業學科內具有一定的影響力，55-60分；⑵能較全面地掌握本專業，能獨立完成本專業的疑難病例，在科內擔任業務指導工作，45-54分；⑶業務水平較好，能在上級指導下完成專業的疑難病例，35-44分；⑷業務水平一般，能在上級指導及協助下完成本專業的疑難病例，25-34分。5.教育7分。承擔下級醫師、進修醫師的帶教指導工作1分。每年為進修醫師講授專題課三次以上3分、3次2分、1-2次1分。取得規定的繼續教育學分，3分。6.承擔科研項目或科研成果8分。國家級項目負責人8分，第一主要成員7分，第二主要成員5分，第三主要成員4分；國家級項目主要合作單位第一成員7分，第二成員4分，第三成員3分；市級項目負責人6分，第一主要成員4分，第二主要成員3分，第三成員2分；市級項目主要合作單位第一成員5分，第二成員4分；區級項目負責人4分，第一主要成員3分，第二主要成員1分；院級項目負責人3分，第一主要成員2分。(注：如期間項目負責人更換，負責人及成員得分減半)；省部級一等獎8分，二等6分，三等獎4分；市區級一等獎7分，二等5分，三等3分；院級一等獎5分，二等3分，三等2分；第一完成人以外完成者分數=分值-排名+1。7.考核2分。以任現職以來的年度工作考核為準，年度考核合格計1分，每一年度考核優秀加0.2分，但總計不超過2分。8.醫德醫風3分?，F職期間無糾紛、投訴、差錯3分，發生一起扣1分（經主管部門核實備案確為責任人）。

三、考核指標體系的運用

一、遠程教育質量的內涵

（一）服務論

它深受英國開放大學西沃特等人思想的影響，在我國也頗有市場。有的學者把遠程教育的“服務”和“質量”合而稱之“服務質量”，指服務滿足用戶明確或隱含需要的能力的特性之和。有學者認為遠程教育要“踐行服務的理念，以教學質量為支撐，以服務質量求發展”。它們充分體現了教育服務即質量的思想，都把學生作為服務對象和評價服務質量的主體。筆者認為這僅僅是一個方面，還應把遠程教育服務社會作為重要理論加以研究，遺憾的是這方面的研究十分匱乏。隨著技術的發展，這種服務被修改為“教育云服務”。

（二）立法論

要想保證遠程教育的質量必須給予它們充分的法理地位，通過遠程教育立法提高其社會地位。佘質斌從法學的視角認為應當頒布《網絡教育法》，內容包括“學歷教育、學習形式、專業設置、學歷教育招生計劃、學歷教育學生入學資格、教師教學資格、高等學歷教育畢業生畢業資格及學位授予、學歷教育課程考試、網絡教育學校年報年檢和評估制度、受教育者權利的保護、法律責任等。”他的主導思想是防止教育資源被無償占有，保護遠程教育辦學主體的合法權益。防止劣幣驅逐良幣，確保遠程教育的聲譽。

（三）系統論

要提高遠程教育質量，不能從某個環節入手，應當從整體上著眼，做到各個教學環節協調發展。有學者認為：“我們應從系統觀的角度建立質量保障的體系架構，著眼于遠程教育實施過程中的整體機制，綜合考慮教育目標符合于實際的情況。”實際上他強調宏觀政策調控對遠程教育質量的影響。質量保障體系需要包含相互關聯的諸多要素。早在1997年英國的丹尼爾就提出評價遠程教育質量的四個標準，即建校歷史、排斥性入學、人際交流、教育資源。丁興富又結合中國遠程教育實際詳細地闡述了這四個方面。教育質量保障不能單純強調一個方面而不顧其他。

一、地方理工院校中文專業的生存處境

從學校類型與定位來看，這種偏重也有合理性。依據主干學科和強勢學科的不同，大學一般可以分為綜合性大學、理工大學、人文大學和其他四種類型。作為地方理工院校，為集中資源發展特色優勢學科適當減少對其他專業與學科的投入是必然也屬必要。我國高校中，學校的名稱明確體現了產業服務對象，體現了專業、學科設置的側重與偏向，如石油大學、科技大學、林業大學、農業大學、城市學院等。但是，大學的專業與學科建設如果形不成體系，就不可能健康發展。學科的特點、功能、發展規律雖各不相同，但無論是人文社會學科、自然學科，還是工程技術學科，都應該注重基礎學科、應用學科和技術學科的協調發展。當然，講平衡不是講可憐。“中文專業要想在地方理工院校的發展建設中分得一杯羹，最主要還是依靠自身專業與學科建設的水平與實力。”

二、地方理工院校中文專業學科建設存在的問題

具體到地方理工院校中文專業的學科建設，存在的問題不少，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學科建設起點低。

地方理工院校多是改革開放之后設立，開辦之初多是?？圃盒?，在2000年左右合作辦學高潮時期才逐漸合并轉型為本科院校。由于學校定位偏于為地方經濟發展服務，人文學科建設比較滯后。從學科建設層次來看，我國組織的幾次國家重點學科的評選如一級學科國家重點學科、二級學科國家重點學科基本與地方理工院校無緣，尤其是中文專業，如二級學科國家重點學科的漢語言文字學集中在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安徽大學、華中師范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集中在北京大學、四川大學，中國古代文學集中在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集中在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從學歷授予來看，絕大多數地方理工院校的中文專業還不具備碩士學位授予權，更不要說博士學位授予點。從學科體系來看，地方理工院校的中文專業往往都是邊緣學科，而像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的中國語言文學往往都是主體學科、主干學科。以北京大學為例，北京大學現有21個人文社會科學院系、7個人文社會科學國家一級重點學科、6個國家二級重點學科、13個教育部國家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260余個各類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機構。相比之下，地方理工院校的中文專業學科建設起步晚、底子薄，任重道遠。

第二，缺乏明確的研究方向。

一、嚴入口，暢出口

高校教師職業的特殊性決定了其招聘引進的嚴格性。“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規定，高等學校實行教師資格制度，換句話說，符合教師資格是從業的法定條件。教師資格認定包括政治思想、學歷和能力等方面，即遵守憲法和法律，具有良好的思想品質，具備研究生或者大學本科畢業學歷，有相應的教育教學能力；不具備研究生或者大學本科畢業學歷的公民，學有所長，通過國家教師資格考試。分析高校教師招聘引進的條件可以看出，學歷條件是剛性條件，沒有研究生學歷或者大學本科畢業學歷是難以進入高校擔任專任教師的。在現實實施中，條件往往更高。大多數普通本科院校，往往要求應聘者具有研究生學歷和獲得博士學位，個別學?；驅I還要求應聘者取得的研究生學歷和博士學位來自名校名師。國內一流大學對應聘者篩選時，更傾向于有海外求學、講學或工作的經歷。然而，這種過分注重學歷、學位的傾向，使本來全面的，要求政治思想堅定、品德高尚、注重能力的綜合標準變成單一的學歷學位標準。因此，高校引進和招聘人才和名師，應當全面考察其是否遵紀守法，政治立場是否堅定，思想品質是否高尚，治學是否嚴謹，是否具備敬業精神，是否熱愛學生，個人生活作風是否良好等等，對違法亂紀者、道德品質惡劣者、學術造假者、生活作風糜爛者一票否決。近年來，在高校及學術界影響最大的是學術造假，學術造假的事件不斷曝光：浙大“賀海波論文造假事件”；云南中醫學院院長李慶生被指論文抄襲；上海大學博導陳湛勻論文抄襲事件；遼寧大學副校長陸杰榮抄襲事件；東北財經大學“史上最牛碩士論文抄襲事件”；華中師大胡春林碩士論文“更牛”抄襲事件（僅致謝不一樣）；汪暉《反抗絕望》事件等等。上述事件中，有的雖然是學生所為，但也反映出為師者治學不嚴。在這種師德師風堪憂的特殊背景下，提高認識，達成共識，在起點上奠定良好的師德師風基礎是十分重要的。在這些學術造假事件的背后，反映出高校教師入口不嚴和管理混亂的諸多問題?！度嫣岣吒叩冉逃|量的若干意見》（高教三十條）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要加強師德師風建設，將師德表現作為教師績效考核、聘用和獎懲的首要內容，實行師德一票否決制。對學術不端行為者，一經查實，一律予以解聘，依法撤銷教師資格。高校是產生思想和生產知識的神圣殿堂，學術不端行為極大地傷害了兢兢業業、默默耕耘者的感情，惡化了不良學術風氣，打擊了創造創新者的積極性。教師的學術不端行為也毒害了部分學生，他們拋棄學業的嚴謹，懼怕科研的艱辛，選擇探索的抄襲捷徑。網絡世界的出現為學術品質惡劣者、成果抄襲者提供了客觀上的便利，此風不剎，本科生、研究生的學歷、學位含金量大大縮水，導致科研能力不足，服務企業、黨政部門以及社會的水平下降。

二、績效考核公平公正，激勵保障有力

在高校，科研和教學的關系十分復雜。從應然關系來說，科研促進教學，教學帶動科研。但在實然狀態下，教師的精力是十分有限的，學校的教師資源也是有限的。教師的科研任務和壓力太重，必然影響到教學精力的投入，進而影響到教學質量的提高；教師的教學任務過于繁重，其科研精力投入必然減少，直接影響到科研的產出、科研的質量。在高校職位聘任、職稱晉升、績效考核、待遇兌現過程中，科研的分量極大，有的學校甚至實行科研數量、級別一票否決制，任務繁重的教師只有三種選擇：一，放棄職稱晉升，聽憑科研處罰；二，身體透支，在教學和科研兩條戰線同時作戰，以犧牲個人生命健康為代價；三，投機取巧，導致學術腐敗和學術不端?；谝陨戏治?，高校在職位設定、工作量底線、量化考核以及待遇兌現過程中，應當并重看待科研和教學任務的完成。在人力資源開發深層研究中，價值觀、敬業態度、自我評價、社會責任等軟能力所起的作用更加持久和重要，是人力資源考量的優先因素，因而，在教師績效考核中，應重點分析教師的敬業態度、奉獻精神和責任意識等。毋庸置疑，今天的教師待遇總體是不錯的，在各種職業評價中，仍然是許多優秀人才向往和滿意的好職業。但受到市場經濟競爭環境的影響，優秀人力資源在選擇就業單位和進行服務時，總是充分考慮住房條件、工資待遇、科研平臺、管理水平和領導者素養等綜合因素，因而，想盡一切辦法改善教師待遇，包括學術休假、出國深造、學術交流、困難幫助等，既是調動教師積極性的有效舉措，也是吸引廣大教師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教學科研上，防止精力外投，無暇科研，弄虛作假，敷衍教學，冷淡學生的積極對策。

三、人性化培訓與開發，合理進行崗位流動

在現代人力資源開發理念中，為積極適應市場經濟競爭環境、創新環境、復雜環境以及多變環境，倡導人人培訓，人人開發，終身開發，因而，堅持培訓開發面前人人平等十分重要。培訓與開發是能力發展的基礎，是教師完成任務的前提，不能有的教師經常培訓深造、訪學交流，有的教師則無機會，甚至職業生涯期被完全剝奪了發展的權利。這種權利被剝奪，意味著教師能力不能有效發展，意味著競爭劣勢，意味著教師間的不平等和尖銳矛盾。需要決定培訓，需要決定開發。平等是一種美德，是人的尊嚴的象征。公平公正是人性的本質，也是人性的需要。剝奪人的權利，中止人的發展機會，是造成教師教書育人動力不足的重要因素。同時，要重能力，輕學歷，學歷和學位都應當體現在能力上。“確立‘能力本位’的人力資源開發，其目的就在于摒棄和轉變傳統人力資源培養、考評、使用和開發中倚重權力、關系、金錢等外在身份要素，阻滯人的能力拓展和發揮，把人力資源考評、使用和開發的重點轉移到以能力為核心，充分挖掘人的潛能和實現人的價值。”在強化人性化培訓開發的同時，還要進行崗位合理流動。人的能力總是變化的、發展的，崗位也是變化的、發展的，因而，在高校內部，特別是相近、相同專業間進行崗位合理流動，能夠最大限度發揮有限人力資源，特別是優秀人才的作用，避免人才的浪費，有序轉崗的制度設計可以使不同能力的教師找準自己的位置，降低壓力，避免職業倦怠，化解矛盾，增強凝聚力。

四、優化生成環境，形成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