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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法學研究的研究，不能局限于純粹的主題話語，還需要延展至相關領域，從而有助于研究的深人，并充分體現研究價值。法學教育與法學研究在根本目的上的一致性，決定了二者之間有著相輔相成的密切關系。 首先，法學研究類型與法學教育類型之間存在一定的對應性。 法律作為調整社會關系的規范，法治作為社會有序運行的機制，決定了以法律和法治為研究對象的法學是一門實踐性極強的學科，決定了法學研究的根本目的是服務于法律和法治實踐。由此引出兩種法學研究類型:其一，直接服務于法律和法治實踐的法學研究類型，即實務研究。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用法學理論指導法律的制定和法治系統的形成;二是用法學理論指導法律的實施和法治狀態的推進。其二，間接服務于法律和法治實踐的法學研究類型，即原理研究。這是指法學理論本身的建構，是要揭示法律和法治的建立及運行的根據和規律。兩種類型的關系好比“砍柴”與“磨刀”，缺一不可。 需要指出，法律實務工作者從事法律實務本身就屬于實務研究。因為法律實務既是客觀外在的工作流程，也是主觀內在的研究過程。換言之，法律實務乃客觀外顯的“實務工作”與主觀內存的“實務研究”相結合的過程。所謂研究，不過就是運用理論去發現、分析、演繹、歸納和回答問題的思維活動。其中的問題是原理，就是原理研究;其中的問題是實務，就是實務研究。法律實務工作者運用法學理論解決實務問題的思維活動，當然就是法律實務研究。法律實務事關重大且專業性極強，實務者必須有嚴格的科學精神，不能盲目和隨意，這就需要以法學理論為指導對實務問題開展細致的科學研究。法律實務有著比其他實際工作更為突出的研究特質。對此，換個角度更加清楚:法學理論工作者對法律實務進行探討，與法律實務工作者對自己從事的法律實務進行探討，其主觀過程和規律沒有什么不同，承認前者是法學研究便不能否認后者。不能認為法學研究只是理論工作者的事情，而實務工作者不需要研究，因為完全不需探討的法律實務很少。 再看法學教育的類型。法學教育的任務是培養法科人才，其目的與法學研究一致，即通過培養專門人才來服務于法律和法治的實踐。既然“砍柴”和“磨刀”都為法律和法治的實踐所必須，法科人才的培養就要圍繞兩個方面展開:著力培養專門的實務人才和理論人才，由此形成兩種法學教育類型。實務型人才培養著眼于實務工作崗位，主要是律師、法官、檢察官、警察等司法和執法崗位(我國“大法學”概念包括公安學科，但中外對警務執法人員的培養都是法學院之外的另一個系統)。理論型人才培養著眼于理論工作崗位，主要是法學教師和研究員等教研崗位。 然而，要把法科學生分別培養成兩種類型的崗位人才，必須清楚:究竟要著重培養學生的何種素質和能力?兩種教育類型對此有何種定位?這個法學教育基本問題的答案便是法學研究。一方面，要從事法學理論研究工作的學生，必須在系統的法科學習中獲取法學理論研究能力。另一方面，法律實務工作崗位固有的研究性要求實務人才具備實務研究能力，培養實務人才的法學教育類型要讓學生具備這種研究能力。法科學生獲取兩種研究能力的共同前提是掌握理論知識，包括法學理論和相關理論知識，這是法科人才必備的基本素養。從法學教育的過程和結果來看，兩種法學研究涉及三種主體:法學理論工作者，法律實務工作者，在校法科學生。其中，在校法科學生與法學理論工作者中的法學教師反映法學教育的過程;法律實務工作者與包括法學教師在內的法學理論工作者體現法學教育的結果。幾種主體都可對法學原理和法律實務展開研究，但是，畢竟法學教育類型與法學研究類型之間具有一定的對應性，即法律實務人才主要進行法律實務研究，法學教育重在培養此類法科學生的實務研究能力;法學原理的研究任務主要由法學理論人才承擔，法學教育重在培養此類學生的理論研究能力。任何主體都應首先具備與崗位湘適應的研究能力。當然，區分培養類型不意味著兩種人才只能有單一的研究能力。兩種培養類型都要讓培養對象掌握法學原理和相關理論，教學中都要聯系法律實務中的現實問題，教學內容本身就有重合和交叉。不同法學教育類型只是在法學研究的取向上有所側重。 其次，法學研究類型是構筑法學教育體系的基本坐標。 法學教育的核心任務是培養有研究能力的法科專業人才。法學研究的兩種類型自然成為各國構筑法學教育體系的基本坐標。外國法學教育大致有兩種模式:歐洲模式與美國模式。兩種模式各有不同，卻都以兩種法學研究為內在依據。 第一，從兩種研究能力出發，對法科學生分類培養。各國法學教育品種的設置體現實務研究與原理研究的橫向區分。歐洲模式中的法學本科與美國模式中的J.D.學位，都屬實務教育品種，前者旨在一體化地培養法官、檢察官、律師，其培養過程兼顧幾種法律實務角色的理論素養和研究能力，后者直接培養律師，法官和檢察官則從優秀律師中選任，其學校培養環節集中在律師的理論素養和研究能力。兩種模式中的法學博士都屬理論品種，著力培養法學理論方面的研究能力;法學碩士主要作為外國學生攻讀法學博士的跳板。不同法學教育類型培養不同研究能力，相應的學歷學位類型只作為相應崗位的資格。例如，美國的法學博士(5.J.D.)和法學碩士(LLM，)學位通常不能作為參加律師考試的資格，此類學生就不能進人法律實務崗位。 第二，從兩種研究能力出發，設定不同的培養層次。各國法學教育都在學歷學位的層次上體現實務研究與原理研究的縱向區分。各國法學教育設置了本科、碩士、博士等不同層次，但不同法科人才培養品種所需要的學歷學位層次不同。各國法學教育的實務人才培養類型都以第一法學學歷學位(所謂第一法學學歷學位，是指未來要從事法律實務工作或者法學理論工作的人員第一次接受的系統的法學專業高等教育)為必要和充足。歐洲一般是4年本科，美國則是本科后的3年J.D.教育。所謂“必要”，是指沒有接受過本國第一法學學歷學位教育的人員，就沒有從事該國法律實務的文憑資格。從事法律實務，必須科班出身。所謂“充足”，是指完成本國第一法學學歷學位教育的人員，就有了從事該國法律實務的文憑資格。然而，各國法學理論人才培養類型需要多層次法學教育。事實上，法學碩士和法學博士等高學歷學位人員都聚集在法學理論工作崗位上。#p#分頁標題#e# 第三，從兩種研究能力出發，合理安排培養內容。各國法學教育都以傳授法學理論和訓練法學研究能力為主干。盡管法科學生由于自身知識和能力的構成特點，難免存在兩個部分之外的學習需要，但其需要的各種學習項目或者由選修課解決，或者各自安排。即便是與學生就業有關的共性項目，如果喧賓奪主，也不能納人教學體系。例如，各國司法考試或律師考試是法科學生進人實務崗位的前提，但歐美的法學教育都不以考試為主線或參照，更不安排考試培訓。其考試與培養內在一致，都著眼于實務研究能力，課堂學習優秀者更容易通過考試。這種一致性促進了法科學生認真掌握法學理論和積極訓練研究能力，從而保證了教學計劃和質量。 歐美法學教育歷史悠久、發展穩定、成效顯著，與其說是教育模式的成功，不如說是遵循規律的結果，其培養模式可供借鑒，其科學精神更值得學習。 最后，法學研究類型為法學教育調整提供指引。 我國法學教育恢復初期只有本科，面對法律實務人才和法學理論人才的雙重短缺，法學本科將兩種人才培養一肩挑起。法學碩士的設立是我國法學教育類型區分的標志。解決法科人才奇缺的當務之急是培養能夠培養人才的師資。以法學二級學科為專業的法學碩士建立伊始，自然成為培養各門法學課程教師的理論人才品種。此后出現的法學博士是該品種的延續。法學本科逐漸轉向培養實務人才。此種格局基本符合兩種法學研究的規律，與歐洲模式接近。接下來十幾年，法學碩士和博士與理論人才需要相適應，穩定保持有限規模，但伴隨我國社會日益升溫的文憑熱，催生了提高法律實務人才學歷學位層次的需要。為解決這種矛盾，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借鑒美國模式，招收非法學背景的法律碩士，從而在研究生層次把實務人才與理論人才的培養區別開來。但是，法學本科與法律碩士均作為實務品種，雙軌之間的關系并未厘清。本世紀初，法學師資經多年積累，需求數量減弱，門檻則向博士提升，又遇法學碩士急劇擴招，能當教師的法學碩士越來越少，其多數要從事實務。這對培養實務人才的法學本科和法律碩士形成擠壓，也使得不同崗位去向的研究生被理論色彩的培養一鍋煮。近年，各高校招聘法學教師非博士不取，而博士的擴招又使越來越多的法學博士也要走實務之路，法學碩士則在事實上完全變為繼法學本科和法律碩士之后的第三個實務人才品種。然而，就法學碩士的培養來看，盡管各培養單位向實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但在課程體系、授課內容、論文要求等基本方面，仍未突破理論人才類型的總體框架。令人不解的是，教育主管部門此時反而強化法學碩士的理論型色彩，將其歸為“學術型”品種，與“應用型”的法律碩士相對，使兩個品種的關系變得十分糾結。應當看到，我國法學教育成績巨大，功不可沒，但當前發展進人瓶頸，結構不順，規模失控，盲目攀比，質量堪憂，就業困難等，都是不爭的事實。 我國法學教育呈現亂局的主要原因是沒有充分認識到兩種類型的法學研究能力在法科人才培養中的中心地位。第一，忽視兩種研究能力與人才培養需要的對應性，導致未能科學設計法科教育品種。品種繁多，關系不明。第二，忽視兩種研究能力對于人才培養的必要性和充足性，導致一方面未將科班培養作為上崗的硬性條件，另一方面層次累贅，本科足以從事實務，卻還要培養研究生，碩士能勝任實務，卻還要博士，4年或3年能完成的實務人才法學教育，偏偏要用7至10年。第三，忽視兩種研究能力所代表的人才素質內容，導致一方面未能真正形成分類培養，另一方面不把研究能力及其理論素養作為實務人才培養的重心，往往忙于給學生灌輸工作流程、操作技能、司考方法、實務經驗甚至“潛規則”，從而遮蔽了法科專業大學教育的深邃靈魂。 針對缺失，我國法學教育巫需科學定位和調整。第一，以兩種法學研究能力為基準，明確我國法學教育的品種和層次?？捎兴姆N方案:(1)保留法學本科作為實務型品種，法學碩士和博士作為理論型品種;取消法律碩士。(2)保留非法學背景的法律碩士作為實務型品種，法學碩士和博士作為理論型品種;取消法學背景的法律碩士和法學本科。(3)在理清關系的前提下保留法學本科與非法學背景的法律碩士兩個實務型品種，設置不同培養機制;保留法學碩士和博士作為理論型品種;取消法學背景的法律碩士。(4)保留法學本科與法律碩士作為實務型品種，由不同培養單位自行選擇其中之一;保留法學碩士和博士作為理論型品種;取消法學背景的法律碩士。第二，以兩種法學研究能力為根據，設置我國法學教育的內容和環節。兩種研究能力決定了兩種教育類型在課程設置、教學方法、論文選題、考核答辯、實習內容等培養方面都要有明顯區別。例如，實務型學生的畢業論文不應從原理開題，不要求理論創新和發表文章，而理論型學生必須進行系統的原理研究，必須推陳出新，力求發表學術成果，要做教師還應到課堂實習。兩種類型的人才培養都需要高度重視理論，讓校園回歸理論氛圍。此外，需要不同研究能力的人才的數量關系是實務遠遠多于理論，招生時應保持恰當比例，相應調配教學資源。第三，以兩種法學研究能力為門檻，明確兩種崗位人才的準人資格。未受過實務型法學教育的法學博士不能進人實務崗位。沒有理論型法學教育經歷者一般不能進人理論崗位。第四，以兩種研究能力為標準，建立法學教師的考評指標。法學教師是理論工作者，應當具備人才培養所需要的兩種研究能力。法學教師應當是接受過實務類型第一法學學歷學位教育和進行過理論型法學深造并將兩個方面交相融會的法學研究通才。應對兩種研究能力突出的教師給予更高的評價和待遇。此外，還應具備法學教育研究的能力。
